此期间，歌德正在魏玛热衷于时事，哪来的闲情逸志呢？殊不知歌德从政以后逐渐感到，这个封建公国是绝不容许他进行真正的改革的。他实施的每项进步措施都遇到了重重阻力，这使他苦恼至极。因此，他决定到意大利去钻研古代艺术并进行科学研究，以摆脱眼前的困境。于是，1786年9月，他带着一张填着假名的护照独自逃到了这个以古代文化著称的国家。
到了意大利的歌德先后在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米兰等文化中心逗留过，甚至西西里、罗马都留有他的身影。南国的美丽风光使他陶醉，人民热情开朗的性格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开阔了他的心胸。相形之下，他愈感魏玛宫廷的枯燥无味和官场生活的单调迂腐。在近两年的南国生活中，他努力研究古代文艺典籍，临摹古代绘画的范本，进行自然科学考察，同时还从事文学创作，主要成果是剧本《哀格蒙特》、《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和《塔索》。其中《哀格蒙特》描写的是16世纪尼德兰伯爵哀格蒙特反抗西班牙的民族压迫，最后因斗志不坚而被敌人逮捕处死的故事。该剧于1774年就已动笔，因此从中尚可听到狂飙突进运动的余音。而后两个剧本则是严格按照古典戏剧的形式写成的。
这其中的原因何在？歌德曾对三一律深恶痛绝，何以现在作茧自缚，原来这是由他思想上的转变所致，歌德这块顽石，终抵不过封建浊流的冲击而变得光润起来。于是，随着《普罗米修斯》的反抗精神和《五月歌》里火热激情的消失，代之以《对月》中的自我解脱和《迷娘曲》中对世外桃源的憧憬。而到意大利后，他更倾心于宁静、和谐的古典艺术风格，沉醉于古典艺术那种“庄严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理想境界。因此，他在《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里就借用远古关于伊菲格尼的神话来宣扬理性的高贵和人文主义的力量。而《塔索》则通过文艺复兴时期宫廷诗人塔索和一位大臣的争执，表明了歌德自己不得不与现实妥协的苦闷。如此的艺术内容就必然要求严格的古典艺术形式。这样，歌德青年时代的狂飙突进精神经过十年的从政，终于在意大利过渡到以人性论为最高理想的古典主义。德国文学古典时期亦是从1786年歌德来到意大利时算起来的。
1788年6月，歌德从意大利回到魏玛。从此摆脱了繁重的政务活动而专门从事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又一位天真迷人的姑娘闯进了他的生活，她的名字叫克里斯蒂安·乌尔比斯，23岁，是制花工场的女工。她那天真烂漫的举止，活泼爽朗的性格及无可挑剔的自然之美与宫廷中那些矫揉造作的名媛贵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歌德不由得一见倾心，并不顾社会地位的悬殊和宫廷贵族的阻挠而和她结合了。1789年，乌尔比斯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奥古斯特。歌德十分珍惜和这位民间女子的感情。每当他去外地办事，都要求乌尔比斯天天给他写信，而且信件要编出号码，以备万一遗失时能立即发现和便于查找。
乌尔比斯亦十分敬重歌德。1860年10月14日，耶那战争波及魏玛，法军曾闯进歌德家。就在歌德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紧要关头，乌尔比斯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身躯掩护歌德。法军士兵被她的英勇所慑服，不得不停止行凶。歌德对她舍身相救十分感激，5天后与她正式举行婚礼。从此，乌尔比斯即以歌德夫人的身份亦随作家一起载入了文学史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春雷震撼了整个世界，曾一度使歌德十分振奋。但当革命发展到雅各宾派专政时期，他又由兴奋转为恐惧，并写了某些嘲讽革命群众的作品，暴露了歌德世界观中的弱点。
1794年，德国文学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即歌德与席勒开始了文学上的密切合作。这一年7月，耶那自然研究会开会，他二人都参加了。会议结束时，他们在出口处相遇，并开始了亲切的交谈，决定在文学上合作。从此，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影响、互相切磋，直到1805年席勒逝世时为止。这段历史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极重要的意义。50年代以前，德国文学长期模仿英、法，直至莱辛创始德国民族文学，并为它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石。接下来的任务是要在这块基石上建造起德国民族文学的宏伟殿堂，使德国文学跃入世界文学之林，而这一伟大的任务，就是由这两位文学巨匠在这10年合作中完成的。
这期间，他们共同研究文艺理论，总结艺术创作的规律，使德国古典文学达到了内容与形式、自由与法则、理性与感性的和谐与统一。歌德在《自然与艺术》一诗中这样写道：
谁要做出大事，必须聚精会神，
在限制中才显露出来能手，
只有法则能够给我们自由。
努力驾驭艺术规律，使这两位巨匠在10年间的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他们共同写警句，彼此鼓励写叙事谣曲，并各自完成许多巨著。歌德在这方面有长诗《列那狐》、《赫尔曼与窦绿苔》，而最重要的是长篇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这部小说通过对维廉、竖琴老人和迷娘等人不幸遭遇的描述，深刻地揭露了德国黑暗的现实，同时突出了劳动的意义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即把参加生产劳动作为人生的最后归宿，把个人为人类献身作为人生的最高品德。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向上精神和人文主义的理想，这是小说的积极意义。但小说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与少年维特要向贵族伸出刀剑的斗争精神相反，维廉把贵族当做榜样，并在贵族的庄园里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这反映出歌德对贵族的态度已由斗争转向妥协。他这时的政治理想是要在保持现存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贵族人性上的完善来改革现状，这当然是无法达到的，但从总体思想上说，作品还是趋于积极的，它作为德国文学古典时期的代表作，其地位仅逊色于《浮士德》，并有“德国第一部最杰出的教育小说”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