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观察真实存在的非结构性沟通，会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计划。例如，我时常会结结巴巴、犹豫不决地表述，根本不知道要用什么字眼，然后又推翻先前的话，重新再来一次；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希望能提出最清楚的论述，但是之后又会说：“很抱歉，这并不是我要说的，让我再来一次。”
我会建议团体中的学员进行这项研究，因为我怀疑自己还会有多少时间和机会。我会把非结构性沟通纳入学习团体的目标清单中。正式一点地说，学习团体的目标之一是接受较不具结构性的沟通或是非结构性的沟通，尊重它、珍视它，并教导人们使用它，这是学习团体的目标之一。
事实上，学习团体的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让人学习面对心灵的现实。长久以来，我们的文化一直否定、压抑或抑制这样的行为。在那种文化里，我们强调具体的事物，重视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我们只认同由人们的手指和双手实验所得的知识和科学的人，我们完全放弃内心生活的微妙之处。我现在所要探讨的正是关于心灵方面的知识。我们本着用实用主义的原则去观察和对待现实世界，我们单纯地强调压抑和压迫，这使得人们压抑和完全控制自己的心灵生活在严格的范围内。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许多个人或团体治疗的过程中，常常引发情绪力量和学习效果以及不可思议的结果。从部分角度来讲，我们仿佛被人领入完全不熟悉的领域，我们仿佛在学习一门新的科学知识，看到全新的事实和自然界的另一面。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冲突、原始历程、形而上学的思考、行为的自发性，并觉察到梦、幻想与希望的运作逻辑以及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事物。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情形，是因为学习团体中的学员大部分是最没有心灵生活的人，如工程师、经理人、生意人、总裁等，他们自认为很坚强、理性、务实和实际，对心灵现实完全无知。他们都是一些“事物人”，所以会发生让人难以预料的事情，这就好比一个滴酒不沾的人，第一次闻到酒精就醉倒了。事实上，作为老板、裁判或是负责人事雇佣的人，不应该与他所要执行或监测的人太过亲近或友善。如果惩罚是重要的、必要的而且是经常性的，那么彼此间的友谊会使惩罚的工作很难执行，不管是裁判的一方，还是接受处罚的一方，均会感到难过。
含纳并构建基本性格态度
弗格森主张的概念化，是学习团体的另一个目标。对大部分学员而言，都是经历了一次全新概念化的过程。第一点就是关于人类生活的事实——例如重新认知个人的差异，也就是说人是不同的。但更重要的是，许多概念借由瓦解而再建的过程之后，不仅含纳了真实世界的事物，还包括心灵世界的感性、恐惧、希望和期望。因此，全新的理论与态度都可以形成。
我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每个人对自我、重要的他人、社会群集、自然及物质现实，以及对某些人而言属超自然的力量等所表现出的态度的改变，也就是我所谓的“基本性格态度”，这反映了个人内部的性格结构。任何一种态度的转变，代表性格的转变，也就是员工内心最深处的改变。我认为，某些学员的某些基本性格态度在以一种极为激进的方式改变，当然这种改变相当重要，因此我认为将它纳入训练者的意识目标比较恰当。
说到这里我又回想起某些事。在这些团体中有很多无法估价的东西。他们认识到感觉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接受这些感情并把它们放进无意识层面去，并在不做任何价值判断的前提下，勇敢地用口头的方式表述出来。事实上，这是一件好事。举个例子来说一下，有一个人谈到自己反犹太主义的感觉，当然他很诚实地表露自己的内心感觉，也希望大家能帮助他。他的团体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非常成熟，他们不去争论对与错，而是接受这项事实，完全没有任何的道德与价值批判。如果他们以道德的观点来处理，彼此就会陷入攻击与防卫的对立关系，而这位学员的反犹太主义的态度将会更加严重。
在同样的团体里，当领导者要求员工说出更多关于员工偏见的例证时，而且是不带任何赞同或判断的前提下，某个人可能说出某种心态确实存在，而且他对此感到羞耻，然后他们围成一圈，有一部分人可能犹豫不决、吞吞吐吐，这是他们第一次表达员工对女性、黑人、犹太人、宗教人士或非宗教人士的偏见，而每个员工也都以一种无关紧要的态度接受事实，就好比心理分析师会接受治疗者一样，了解他所说的事确实存在。
我想起一位教授，他是我一个心理分析师朋友的病人。长久以来，他一直苦苦压抑对女童性侵犯的冲动，虽然他从未真正行动过，而他以后也不会，他正逐渐克服这种冲动，但是这股冲动确实存在，就像其他令人不悦的事物——蚊子和癌症。如果我们认为癌症是邪恶的，因而将它拒之门外，与它们划清界线，对癌症就会真的束手无策。一个好的态度，或是每个人对于任何正在改变心灵现实的人应有的态度，不论喜欢与否、赞同与否，即使这件事是不好的，你都必须正视这些事物，接受它存在的事实。
现在我有必要说明一点，以扩大我对爱的定义。在此之前，我已说明爱是无法估价的。爱与正义、判断、评价、报酬、惩罚不同，而团体中的学员会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到，不对任何事采取价值判断，事实上这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学员透过这样的训练，学习去爱，去感受爱。当然，在我的治疗经验中，我也发现，当我越了解一个人，他对我讲述故事的态度就越谦卑，我反而会更喜欢他。
这些学习团体的情形也是一样。他们无意间将自己的恶行全盘托出，却让我更加喜欢他们。因为这个团体没有任何价值批判和惩罚，至少只有接受没有拒绝。喜欢吹毛求疵、有强烈道德主义、不认同他人、希望改变对方、重新塑造对方，这都不是爱的表现，这也是造成婚姻不幸和离婚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只有两人互相接受对方真实的自己并因此感到快乐，不会觉得受到干扰或激怒，也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对真正相爱的情侣。
实际上，上面所表述的与我接下来要讨论的特定学员有关，这群人包括老板与领导人。在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职能角色：一种是判断、惩罚、训练、担任纠察员或稽核员的角色；另一种是治疗、协助和关爱的角色。我不止一次地强调，我们校园中的治疗师最好不要兼任老师的角色，因为后者必须通过给分表示认可或不认可。例如，在芝加哥大学，评分的工作是由主考官委员会主持的。如此一来，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会更为亲密，老师只是单纯地担任支持者的角色，不必同时兼任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角色。所以同样的道理，学习团体的训练员也只是单纯地担任支持者的角色。他们不给予成绩、奖赏或惩罚，他们完全不作任何的价值判断。
同样的情形，在印第安黑脚族人身上也发生了。如果小孩或晚辈犯错的话，通常是由部落里的长者担任惩罚的审判官，而不是自己家里的父母。当负责惩罚的人出现时，父母亲就变成了小孩的维护者，他们站在小孩这一旁，他们是小孩的拥护者和最要好的朋友，而不是要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刽子手或惩罚者。因此，黑脚族家庭父母亲与小孩之间的关系，往往比一般的美国家庭亲密许多。一般美国家庭的父亲，通常既扮演爱的给予者又扮演惩罚者。我想这点可以加入治疗团体的目标清单中。
我想起一件事，当初天尼堡拜访非线性系统企业时，我也曾经和他讨论过这个议题，我们都同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论点。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个观念运用到企业老板的身上。他们有权力雇请员工或解雇员工，给予员工升职或加薪等。我想强调的是，担任裁判者和死刑执行者角色的人，一个人处在这样的位置时，不可能对于非裁判者或是没有支配权力的人能给予同等的关爱与信任。
针对这一点，我想再做进一步的说明，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也是评判现代管理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准。对于那种过于乐观的倾向，我表示深深的忧虑。许多学者认为，好的管理政策和参与式管理可以使老板与员工结合成为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或是成为称兄道弟的好朋友。我怀疑这是否有实现的可能。可以肯定地说，在这种环境下友谊与信任必须有一定的限度。
事实上，作为老板、裁判或是负责人事雇佣的人，不应该与他所要执行或监测的人太过亲近或友善。如果惩罚是重要的、必要的而且是经常性的，那么彼此间的友谊会使惩罚的工作很难执行。不管是裁判的一方，还是接受处罚的一方，均会感到难过。受到处罚的人如果被他认为是朋友的人降级，就觉得自己受到欺骗。同样的，如果裁判者与某个受惩罚者的感情很好，在进行判断时，难免不会有偏护的行为发生。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老板必须开除他的朋友，这对他来说也不是很好过。事情会变得非常复杂，心理的罪恶感不断加深，这也是造成胃溃疡性格的主要因素。我觉得，执法者最好保持超然立场，与被执法者维持某种程度疏运。就好比军队里的长官和士兵不能建立太亲密的关系一样。据我所知，世界上有太多人努力促使军队走向民主化，不过却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总是有人指定某一个士兵牺牲生命，这完全不可能以民主方式来决定，因为没有人想死。指挥官必须不带个人感情选择必须牺牲生命的人。因此，作为一个将军最好保持孤立以及超然的立场，不要和部属太亲近，不要和任何一个士兵成为朋友，因为你可能随时要他们去送死或是接受处罚。
在医生的身上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特别是外科医生。他们常会拒绝替自己的朋友进行手术，心理医生也会拒绝诊治自己的朋友或亲戚。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实，人们不可能同时爱一个人又能公正无私地审判他。对同一人拥有爱与正义是很困难的，但却是存在我们周围一项无法避免的事实。我们总是很难以超然的立场，同时处理对同一个人的爱以及惩罚。这种观点与传统的管理政策完全相反。权力就是权力，它可以支配我的生死，对于一个操控我生死大权的人，我无法像对待一个与我没有权力关系的人采取同等的态度。
在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安德鲁·凯依（非线性系统企业总裁）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他认为开放的概念其实被混淆了，他认为开放心胸有两种意义。我认真地思考之后，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认为那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区别。以老板和参与式管理的角度而言，开放心胸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建议、事实、反应或资讯，不论令人愉快与否。不可否认的，在此方面他必须开放心胸，他必须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
不过，若是让法官、警察、老板、船长和将军也坦诚以对，毫无顾忌地表露自己的想法，就完全没有必要。在特殊情况下，这样的领导者有责任隐藏自己内心的恐惧。如果我正坐在一艘正在汪洋中航行的船只，船长不断地公开说出他的恐惧、焦虑和不确定因素。可以肯定的是，我下次再也不会搭这艘船。每个人都希望船长能承担所有的责任，相信他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我不愿接受他是一位容易犯错、看错指南针的船长，这会让我感到惶惶不安。对于医生来说，也是一样，我不希望他在为我做健康检查时，大声说出他的想法，当他在检查我是否患有结核病、癌症或心脏病时，我宁愿他将自己的怀疑藏在心中。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军队里的指挥官或是家里的父母亲身上。作为一个父亲及丈夫，如果他总是告诉他的太太和小孩自己的害怕、怀疑、不安和缺点，就失去稳定全家的功能。其实，丈夫或父亲的另一项角色功能就是自信来源者，他是家中的主心骨，必须勇敢承担一切责任。对于那些认为必须对妻子、小孩和朋友坦诚的人，我的建议是他必须承担全部的责任，不要说出自己的困扰，他必须有足够的承受力自行承担一切。
企业界也有同样的情形。作为一家企业的老板或管理者一定也会遇到一些紧急状况，可是，他应该对未来抱有极强的信心，应该尽量在员工面前保持镇定，自行承受所有的恐惧、怀疑或沮丧。在企业里面，在全体员工的面前，避免情感失控。
在我早期的教学生涯中，我非常喜爱我的学生，和他们非常亲近，也希望成为他们真正的朋友。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只有在不牵涉成绩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对我永远保持微笑与友谊。我完全有理由爱一位心理学成绩不佳的学生，但是他们不了解这一点，也无法接受。当我与学生成了好朋友，如果我给的成绩不好，他们就认为我背叛了他们，认为我是个伪君子。当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认为，心理较健康的人就不会如此想。逐渐地，我放弃了这样的做法，特别是面对学生数目众多的大班级，我都会保持某种程度的距离，与学生维持一种英国式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推心置腹。只有当我特地为某些学生准备资料，向他们解说，并事先警告他们会有不及格的危险时，这是唯一亲近的时候。所有的资料都表明，老板和领导者必须有开放的态度，但此处的开放是指让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准备接受信息。
关于团体治疗与个别治疗之间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原因之一，两者的目的不同，治疗的对象也不同。因此重点在于，我们必须先弄清什么样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目标，再决定要采取团体治疗还是个别治疗，或是二者兼用。
一种比较大众性的结论就是，这些学习团体可以促进成长，促进人格健康发展，这是一种心理内化的过程（心理治疗是让有心理疾病的人变得正常，心理内化是让正常人变得更好）。这和耕田的道理没什么两样，一个好的农夫把种子播下去，创设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然后就放任这些种子自由成长，只有在它们真正需要帮忙的时候才提供协助。他不会常常拔出刚刚发芽的种子，检视它是否正常成长，也不会去扭转它原来的形状，不去推挤它或拔出来后再把它放回土壤里面。他只是把这些种子留在土壤里任其自由成长，只提供最少的帮助，甚至可以说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出手帮助。
毋庸置疑，爱罗湖的团体具备良好的成长环境，他们拥有好的训练员、好的领导者，不会强行训练、塑造学员，只是单纯地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给他们一些成长的有机土壤或激发原来潜藏在内心的“种子”，任其自由地成长，而不给予太多的干扰。事实上，人类生活中也有许多存在性冲突，许多问题无法获得解决，许多时候为了达成某个目标，必须放弃其他事物，这就是冲突所在。当我们朝向某一目标前进时，往往必须放弃某件事物，甚至对此感到哀伤，但必须努力抑制自己的情绪。
正确对待自我实现者的隐私
我差一点忘记另一个问题，恰好现在又浮现在我脑海里，这是个非常私人的问题。这是从我阅读的书籍以及从爱罗湖的训练团体得到的启示，而且至少产生了半打以上的疑问。我发觉这个领域的工作者忽视了隐私的需求。当然，这些训练团体的目的就是要学员守住隐私。他们采取的自发式训练，就是教导学员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我隐瞒或自我揭露。他们所谓的隐私只是一种恐惧、强制、无能和限制等等。
实际上，在针对自我实现的人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当人的心理愈健康，就愈需要非强制性的隐私，他们比较没有神经质的隐私问题，也不会保有不必要的秘密，更不会刻意隐瞒自己的创伤，戴着一副面具生活。
我的这些想法是受到我太太贝塔的刺激，她是一个特别注重隐私的人。如果在20个人的团体面前要她说出自己的隐私，她会感到不寒而栗。这并非是神经质的隐私，她只对自己的知心好友说出心中的想法。许多人需要正常的隐私，他们会自我选择倾吐的对象，因此像爱罗湖的团体就不适合他们，好像对他们而言非常不自然，就算强迫他们参加，也不会有多大用处。在这种集体公开表白的过程中，这些人仍是保持防卫的心态。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区分健康的、有必要的隐私和神经质的、强制的、不可控制的隐私，我们必须努力解除神经质隐私——这些都是无用的顾忌，相当愚蠢、非理性、没必要而且不切实际。健康隐私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我们也很容易忘了个人之间的差异。依据我个人的经验，可以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从易于自我揭露到需要健康隐私。
为了确立此观点，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达到健康隐私的前提是瓦解神经质隐私，当然还要能够享受隐私，而且保持自己的独立（一些神经质的人，甚至大部分的平凡人就办不到这一点）。神经质隐私的瓦解是迈向健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这里所谓的健康包括对隐私的需求、享受隐私以及保有隐私的能力。
这种情形也诠释了前面所讲的议题，企业领导者在员工面前不暴露自己的一切想法是很必要的。在某些情况下，他最好保有隐私。当将军决定要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时，最好不要到处宣扬心中的不确定和怀疑，更不要不停地扭动手指显示他的恐惧，因为这样的行为会瓦解全队的士气。所谓的健康隐私也包括这样的情形，当客观环境需要时就必须保有某些隐私。
这与另一个问题有关系，我曾在某个团体讨论的课程中谈到神经质防卫与健康防卫的必要性。我们必须紧紧记住一点，神经质防卫是不健康的，因为它是不可控制的、强迫性的、非理性的、愚蠢的、不被接受的。我们有许多控制冲动的力量，其中之一就是防卫，当然，我们现在已意识到，在现今的文化中许多的失序状况是由于缺乏控制所致，但是弗洛伊德当年却未曾意识到这一点。
常常有人开玩笑说某人必须克制，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玩笑话，而是很有道理的。我认为人们不可以、不应该、也不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表达心中的冲动，我们必须有所节制，不仅是现实环境需要，也是个人发展和价值的需要。
事实上，人类生活中也有许多存在性冲突。许多问题无法获得解决，许多时候为了达成某个目标，必须放弃其他事物，这就是冲突所在。当我们朝向某一目标前进时，往往必须放弃某件事物，甚至对此感到哀伤，但必须努力抑制自己的情绪。
通常一个决定就意味着对一件事物的执着喜爱而对另一件事物的排斥，我们不可能在两件事物间来回做选择。比如说，一夫一妻制就意味着最后的决定以及永远的承诺，因此它就必然涉及必要的、健康的和可欲求的防卫。“防卫”一词已被人们过度滥用。在这里“防卫”一词用“因应机制”又名因应行为，指人在追求目标时，能面对环境限制所表现出的积极性适应行为，因应机制的目的在于减低焦虑、解决困难，而非逃避现实代替。
社会哲学家一再地强调，弗洛伊德所处的1910年与我们非常不同。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承受过多的压抑。部分是因为弗洛伊德使得这些不必要的压抑遭到瓦解。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控制冲动，甚至控制某些可欲求的压抑。
我想到了一个例子：曾有一位妇女，当她想到什么时，也不管别人还在说话，就开始说了起来，因此遭受团体学员的猛烈攻击：“请自我控制一下，闭上你的嘴，我们也要发表自己的看法；当没有人说话的时候再说，别打断他人的话。”这就是必要防卫或因应机制的例证。
以前我常常在想，所谓的学习团体或是其他感受训练、人际关系、领导团体等，都只是假借团体治疗的名义。但现在我改变了看法，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有其他的原因。首先，不管怎么说，治疗一词已经有点不适用，它代表人在心理上有疾病。但就我研究表明，大部分学员就心理治疗的层面而言不算是病，只是就正常的情况而言有些许的偏差，但他们都是普通而正常的公民。因此他们需要的并非是员工式心理治疗，而是个人发展、自我实现的训练。
此外，我也逐渐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如果你使用心理治疗这个字眼，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厌恶，即使他们确实需要接受心理治疗。例如，这些假名与同义词对于那些执迷型、倔强型、事物思考型的人以及不信任心理学的人来说，比较容易接受。虽然我认为有比“训练”更适合的名词，但是我还是保留一些名词（不意味着能够治疗疾病）。
“训练员”这名词也有一点屈就的意味，好像我是一位健康完美的神明，降尊纡贵地帮助你这位不健康、不幸的可怜鬼，类似这样的说法都应该避免。如果我们强调存在型心理治疗师可能会好一点，他们与学员有着同胞之情，身处于同一条船上，相互帮忙，就像哥哥帮助弟弟，一切都源自于爱。所有的团体都应该放弃过时的医疗行为模式——以一种权威的心态，健康的人治疗不健康的人。
“学习信任”是治疗团体的另一个目标，去除一切的防护和防卫心态，特别是反向攻击和反向敌意，更要放弃以自己为目标的偏执狂心态。这与学习表达和自发是不同的，这也是关于现实主义和客观性的训练，因为它是根植于当今现实，而非儿童时期的现实。对现今而言，儿童现实已经不切实际而且是错误的。这与弗洛伊德强调脱离过去的意义是相同的，因此更好的说法是“学习信任”——当此信任符合现实情况时；或是“学习不信任”——当此信任不符合现实情况时。
另外一个实用的目标是学习隐忍感情。团体的领导者（我拒绝称他作训练员，因为那听起来好像是在训练熊、狗等动物一样的刺耳）必须保持镇定，他必须忍受他人的敌意，即使是碰到深沉的感情，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都必须无动于衷。学习团体的学员了解到，其他人并非如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容易受到伤害。许多学习团体的报告表明，如果一个人受到客观地批评或是有人在哭，又或是有人激怒了别人，就会有另一个人出来解救他。但是就长期而言，大家必须藉由简单的经验，知道人不会因为受到批评而崩溃，他们所能承受的压力极限要比普通人高出很多，不过，这些批评必须是真的、友善的。
也许另一个目标就是学习辩护个人客观而友善的批评与攻击之间的差异。我在少数的团体训练中，也看到过这样的差别。
我们也应该学习容忍缺乏组织、模棱两可、无计划、没有未来的情况，这些都是重要的心理建设和发展过程，而且非常有成效。对于个人发展而言是必要的，这也是培养创造力的前提条件。
我认为有必要强调学习团体的选择性，特别是在位于山顶的爱罗湖或是其他孤立的文化领域。在这样的团体里面，没有真正的恶意，没有真正的毒蛇猛兽，没有真正恶名昭彰的坏人。换句话来说，他们都是高尚的人，或是至少他们都努力成为高尚的人。这是一样的吗？当然，有人会因为这些特定团体的成效，以为在所有的情况下均能实行。其实不然，比较好的说法是，这些位于山顶的学习团体之所以有成效，是因为环境条件的允许。如果现在面对的是独裁性格的人、偏执狂或是不成熟的人，学习团体的成效就会令人质疑，这是很实际的情况，因为这些训练员或领导者都是经过特别筛选的。
我感触颇深的是，团体里的每个人都是高尚的，当然这里的人平均水平也比一般大众要高。这又牵涉到挑选的问题，因为世上没有足够优秀的人，组成上百个或上千个学习团体。这些团队是成长在良好的环境条件下，只能进行有限的实验，因此，它必须小心教条、虔诚和形式等。
当我在山顶上问过一部分学员某些问题时，这种情形显得更加的真实。我问他：“魔鬼在哪里？精神病理学在哪里？现实证明存在的弗洛伊德式消极和悲观在哪里？”我感觉他们太倾向于罗嘉斯式的乐观主义，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所有人都是好的，所有好的治疗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但实际情况却有所不同。在良好的环境下，大部分人都能自我成长，但不是全部。我对于领导者也有同样的质疑。就长期而言，我们不能自我选择领导者或治疗师，但是在许多著作中却没提到针对潜在领导者所设计的个人治疗。
我认为接受敏感度训练的人，应该以更开放的态度讨论心中的敌意——必须更明确、更仔细。例如，在我与他们共处的短短几天里，看到他们不断地练习公开表达自己的敌意。这是我们社会的最大问题，相较于弗洛伊德时代对性欲的压抑，目前心理分析师面对的是对敌意和进取的压抑，压抑的程度不下于当年的性欲压抑。社会越来越害怕冲突、不同意、敌意、反抗和排斥的发生。我们不断强调要与他人和平共处，即使你很不喜欢这个人，也必须这样。
在这些学习团体中，他们不但学习接受他人的敌意，而且还接受成为他人攻击目标的培训，培训人们成为靶子后该如何处理，才会不因此而倒下。我看到某些美国人超越一般礼教的束缚，愿意接受好友负面而善意的批评，也不觉得自己遭受攻击，反而将对方的行为视为情感的表达、协助的意愿。当今社会上大部分人做不到这一点，认为批评是对人的全盘攻击。但是在爱罗湖团体里，他们努力教导学员分辨何者是出于关爱、友谊和助人的冲动而提出的批评，何者是出于敌意或攻击的批评。
经过学习、训练后，团队中的学员变得更为坚强，更有适应力，更能承受更多的痛苦。毫无疑问的，这些人比较有勇气向别人说不，敢于批评别人，否定别人的意见，而且会因此产生一种抗拒大变故的能力。
对男人而言，现在所有的这些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假如男子气概是我们社会的焦点议题；如果男人不够强硬、不够积极、不够果断的话，那么这些团体的训练对建立男子气概亦有所帮助。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许多男人喜欢安抚、讨好别人，极力避免任何的冲突、反抗，试着平息争端、手腕灵活、不断妥协、不制造争端、不捣乱，当大多数人反对时就轻易地举手投降，绝不坚持自己的意见。这种性格的男性被弗洛伊德称为太监——遭阉割的男人，他们像一只宠物狗，努力地摇尾乞怜，讨好主人，在最糟糕的时候也不会做出反击。
为了能对这个问题有更清楚的理解，应该仔细研究弗洛伊德关于攻击、毁灭和死之愿望的论述。我并不是说要完全接受弗洛伊德的主张，而是藉此对人的心灵有更深入地体验。
还有另外一个观点也和此点有关，也是我常常想到的，那就是支配—从属关系。我曾经在猴子和猩猩的身上观察到依据支配层级所制定的觅食次序。但是整体动力学研究者对这方面所知不多。我建议他们参考猴子的行为模式。我认为他们都过于强调民主教条，以为人人生来就平等，对实质占有优势的人，天生的领导者，具有支配力的人，特别聪明或特别果断的人，他们觉得很难接受，因为这违反民主原则；事实上，这并不相互排斥。在我读过的著作里，并没有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参考资料，而在整个弗洛伊德心理学说里也找不到任何的参考资料。而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接下来的挑战并不是思考如何激励员工，而是应该创造一个环境，让员工愿意并主动发挥内心的最高潜能和动力，对公司做出最大的贡献。或许首先应该做的是，分析组织的政策和作业程序。
激发员工潜能的智慧资源
世上有两种人：“外缘旁观者”和“参与者”。外缘旁观者这个名词是由美国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的西吉教授所创造出来的。在他的《艺术和民主》书中，外缘旁观者就是非参与者，他认为他们没有真正地在生活——他们对内心的想法没有任何热情或奉献。他们付钱听音乐，用钱购买艺术，玩弄人们的创作与想法，不过这些都只是表面的。虽然外表上他们参与了这些活动，不过心里并没有真正的投入，充其量只是一个站在外面的围观者而已。参与者凭着自身的价值与信仰，探索未知的世界，度过美好的时光，也遇到过不如意的事情，曾经受欢迎过，也曾经被批评过，经历过繁荣富强的时期，也经历过不确定的动荡年代，不论是在艺术或民主政治方面，参与者都在积极地成长。
那些担任“参与者”角色的领导人不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信仰者，而是因为这是未来的潮流，是一件大事，他们并非真正的了解其中的含意和知识。当我们听到企业主管反复提到“人力资本”、“智慧资源管理”、“激发员工潜能”和其他相关的概念时，我们可以确定企业的人性面将是未来重要的管理议题。我们拭目以待有多少人会是这项潮流的“外缘旁观者”或是“参与者”。
事实上，要成为“参与者”有许多典范可以追寻，班尼斯、杜拉克、罗格利克，史坎隆、阿吉瑞斯都是良好的楷模，不论好的年代还是坏的时代，他们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断地追求真理，不理会旁人的嘲弄，也不管别人说他们天真不实际。这些人可以说是历史的英雄，他们总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并且真正地参与完成心中的目标。
参与的行为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但这并不是一个盲目拥护的价值观，也不是一项使命宣言或是操控员工的企业符咒。参与的行为可以活化组织，重新组合组织DNA，激发人性的潜能。
罗格利克发表的X理论以及Y理论概念，是针对人类行为所做的一系列假设。实际上，X理论以及Y理论中有许多概念与我的需求层次理论相似，大部分人认为罗格利克的理论是在替我的理论建立起崇高的声誉。
研究显示，罗格利克理论中某些重要的概念，常常在翻译时有所遗漏。X理论和Y理论并非某种管理方式，只是一些关于人性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对管理方式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可以用罗格利克自己的话来诠释：“管理人员最重要的课题是：关于管理员工最有效的方法，你的假设为何（包括明文规定及墨守成规的）？管理阶层对于控制人力资源所抱持的假设，将决定企业的整体性格。”
因此我们有必要问一下，你是否相信：
一、对一般人而言，是不是都比较不喜欢工作？经理人以及组织必须时时刻刻控制、指引和确保员工有称职的表现？一般员工喜欢遵照指示做事，并且视安全的需求为第一要务？一般员工都没有成就大事业的野心或需求？
二、一般人都认为，工作与休息或玩乐一样地自然，而且必要。每个人学习自我控制，展现进取心，当他们全心达到目标时，会主动承担起所有责任。他们因为奖赏而愿意全心奉献，而非出于恐惧，特别是无形的奖赏，例如成就感和自我实现，大部分人都拥有许多未开发的创造力和创新力。
上文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X理论的主张，第二个问题则描述Y理论的主张。根据管理顾问吉米·柯林斯所说：“X理论仍是目前的主流。许多经理人及企业家仍持这样的观点，人不能百分之百地被信任，必须时刻受到监督，需要足够的动机，或是认为人们不愿努力工作。害怕、不信任、压迫以及威逼利诱的管理方式和独裁主义19世纪90年代相当盛行。不只是大型企业实行这种独裁式管理模式，连许多中小企业也都是遵循X理论管理员工。”
在企业中如何营运X理论？罗格利克自己就提出最好的案例。我节取了一段他在1954年的演讲内容：
“几个星期前，我与一家位于剑桥的小型企业的主管开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何想方设法让员工准时上班。小组的对话方式引起了我的兴趣。”有一个人建议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设立一个打卡钟。”也有的人说：“应该在每个部门最显著的地方，放一本签到簿，请每个员工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及抵达时间。”另外还有人提议说：“在办公室的入口设一个旋转门，八点半以后就在门上挂一个铃，迟到的员工经过时，铃就会响起，整个部门的同事都会听到，迟到的人就会觉得面上无光。”
以上这些非常严肃的提议，都是一些表现杰出的主管所提出来的。他们以为可以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们没有考虑到造成这些问题的背后原因以及态度。我冷眼旁观这些人的讨论，不发一言，最后产生这样的结论：“并非每个人都自愿准时上班。这些态度和信念都隐藏在内心深处，没有被拿出来公开讲座，而这正是经理人会提出以上建议的原因。”
而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接下来的挑战并不是思考如何惩罚员工，而是应该创造一个环境，让员工愿意并主动发挥内心的最高潜能和动力，对公司做出最大的贡献。或许首先应该做的是，分析组织的政策和作业程序。
经典剖析
乔治·马肯策划自我实现
美国加州曼罗公园沙山路三〇〇号，等于是权力、尊贵与商场艺术的代名词。这里是创投家的聚居地，他们通过筹资、合并和收购，创造了美国经济的荣景。他们不断地寻求下一个高利润的投资机会，沙山路已成为美国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传奇。乔治·马肯和他的合伙人大卫·里瓦就在这个金融圣地成立自己的事业，他们经营的是一家私人投资银行。
对大部分人来说，我们的产业还是个陌生的领域，有许多是私人募集的企业。事实上，要仔细定义这个行业的话，共有三或四大类。最大的部分是我们所谓的管理收购，我们从某些机构以及富有家庭募集了500亿美元的新资金。创投部分有100亿美元，收购的部分约有300亿美元。我和里瓦在创立这家企业以后，投资比率刚好相反，创投部分要高于收购部分。在我们成立之初，几乎没有人了解这一行业，但当初创办之时，我们的工作是建立优良而健全的企业。
我从事创投业以及我担任美国企业主管的经验中，得出“不适任企业主症候群”的想法。不称职的企业主和不称职的老板没什么区别，业主就像不适任的老板，对组织会有极大的影响。不论私人募集或公开上市的企业，都有“不适任企业主症候群”。
在我所从事的行业，最令我感兴趣的是“拯救这些企业”。不论企业是否正出售或转投资部分事业，我发现一旦把企业资产交到员工的手中，业绩竟然会奇迹般地好转起来，而且所有员工都觉得很快乐和兴奋。从这一点我体会到，一家企业之所以会遭到困难而且到了走投无路的穷途，那是因为过去的一些政策决定完全掌握在少数企业主手中，加上他们都专注在企业的财务利润方面，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管理模式，造成了企业走向衰败的命运。
我曾经是一个大型集团重要部门中的一分子，曾经有过为新想法辩护的亲身体验。帮企业找寻一位称职的企业主或是协助原企业主进行调整是我们的工作，通常我们会与管理人员共同合作。不论是既有的管理阶层或是我们另行寻求的管理人才，我们都希望提供一系列焦点集中、方向一致的目标，将每位员工组织起来，站在同一阵线上。
所以说，我们所做的就是让企业各个部门相互协助、业务集中，每位员工都能各尽其职。我们也希望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让每位员工都能达到自我实现与创造的目标。
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全球，现在我们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所一致进行的工作，就是重新定义价值观，这个价值观能将我们在市场上所采取的行动与健全社会的核心价值相互结合。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目前已经有一少部分人开始尝试这项工作了。当你看过马斯洛的著作后就会发现，他也提到很多这方面的想法。他不愧是一位具有远见的先锋，不断思考新的概念，凭自己直觉大胆地假设，而后又回头测试心中的观点是否有可行价值。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远景，这是员工针对组织在最高度自我实现模式下可能的运作情形所描绘的心灵图像。为了让你更了解我的说法，我从你比较有兴趣的事物谈起。我的图像和你的会有所不同。这个图像触动了人类最高层、最善良的心灵，人类的灵感与抱负就存在于此。远景可以激励企业所有人共同朝同一崇高的目标迈进。我们每个人都与世上其他所有人、所有事物紧紧相连，这就是我们崇高的目标。
经过充分的分析讨论，我们为业绩优良的企业下了定义：这企业让我们引以为傲，当我们一想到它，就全身精力充沛，它在产业中表现得出类拔萃，它能吸引最好的人才，每个社区都希望能有这样优良的企业含纳并建构于其中，所有的厂商都争先恐后地与他们做生意，所有的顾客都乐于与他们往来，股东们也都很高兴投资这家企业。
我们最大的不同是将股东的想法考虑进去。我们希望建立的企业，能顾虑并平衡所有股东的权益。如今，我们真的做到了，也满足了所有股东的需求，更创造出超水准的财务表现。
但这些目标要如何实现呢？首先，我们会寻找正处于转型期的企业，而它所处的产业正在成长阶段而且是一家基础不错的企业，值得我们进入并买下，我们会提供必要的资源与策略，以及创造高效组织所需的思考模式。只有员工愿意达成自我实现，组织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而这是我们工作最有趣和特色的地方。最后的结果也让人惊喜不已，人们一早起来，就会迫不及待地去上班。
但是，在我们达成金字塔目标以后，发现还漏掉了一些东西。我们仍在“自我系统”里运作。自我系统有多样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在强调竞争的情况下，建立合作的工作团队变得更为困难，然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形，这也是为何多数工作团队运作不良的原因。员工彼此相互竞争，但我们却无法理解为何会这样，我们以为情况原本就该如此。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没有发掘人性的另一种可能。
我的几位工作伙伴，他们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团队，都拥有很优秀的学历背景，并且都有在大型上市企业工作的经验，而且所有的新进员工都来自各地首屈一指的学校。他们来这里工作，目的不只是从事金融交易，而是希望建立良好的工作团队。这是和其他企业从业人员的不同之处。
建立绩优企业的目标彻底地改变了我们企业。不可否认的，我们不能回头。我们现在所谈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最艰巨的工作，不过一旦你投入进去，就不能回头。在我们不断地讨论、改进那些阻止我们达成综效的策略以后，我们开始渐渐地转变。如果他们不和马肯和里瓦站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不能使所购入的企业跟着有所提升，如今我们变得非常有效率。
在这个金融社区里，将这些策略运用起来是很简单的。例如，上次募集的资金即将短缺，我们必须再次募集，这是常有的情况，就在这次募集资金时，我们必须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苦思如何对那些顽固的华尔街人士说明我们的理念。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追寻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心中也抱着崇高的目标，他们也很清楚，在差劲的组织与完善的组织中工作，有很大不同。因此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入手，直接说中他们的心中要害。结果呢？我们募集到的资金是当初预期的两倍，我们原本的目标是40亿美元。
马斯洛在他的笔记里提到，实行开明管理的组织能创造更健全的社会。事实上，我们希望创造自我实现的员工和高绩效的组织这一目标与马斯洛的观点完全一致。我完全同意这个论调。在全球经济正经历转型的时期，企业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也许比其他单一机构都显得重要，这是一个全新的角色。企业家的地位一直都很重要，但要创造一个健全的社会，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我们必须了解这个角色的意义，提升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必须确认，个人或全体是否愿意接受这份重大责任，共同努力塑造善良人类。这是我们留给后代子孙的礼物，这是个全新的企业概念。关键是，我们愿意接受吗？企业是人们花费大半时间工作的地方。我们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在建立健全社会方面，比起其他我所能想到的机构、承担的责任更为重要。
布莱恩·勒林谈企业员工价值实现
布来恩·勒林是乡村企业基金会的创办人，他将马斯洛理论引进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勒林和他太太琼恩共同创立乡村企业基金会。这个基金会透过区区的100美金以及全球各地的发起人，挽救了世界各地无数的受苦民众。因为它的帮助，全球好几个贫穷国家的人民，实现了他们成为企业家的梦想。
有一次，我们参加了多明尼加教堂之旅，激起了开发这个国家的兴趣。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们很想实现这个愿望，我把它看作是追求生命价值的一个环节。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对我说：“你不能从寻找快乐中发掘快乐，只有服务人群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我们的行动源自我们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成为我们工作的动机。首先，我们的任务是传递一项讯息：企业家精神和金钱资本可以帮助极度贫穷的人创业，体验长期工作所带来的尊严。就整个计划而言，我只是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标的工具之一，无论成功或失败，我们都不能以个人的角度来看待这种行为。
我想我们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以前就学到的，到现在对我都还有很深的影响。在每一位一起工作的伙伴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人性光辉的一面。在美国，我们总是觉得穷人或贫穷会使人丧失人性。但是，当你和世界上最贫穷的人面对面时就会发现，人性的光辉也在他们身上闪耀着。他们与我们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在马斯洛的日记里曾经不止一次提到印第安黑脚族的故事，他对黑脚族的第一印象是，觉得他们非常有人性，之后才会注意到他们是印第安人。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人性光辉。
我曾带一些赞助者到海地。在那里和几位接受我们协助创业的人见面。其中有一位妇女在解释到一半时，突然和在场宾客说抱歉，她要先离场去喂她的双胞胎。我的那位赞助者，是位很成功的美国商人，并购买了好几家大企业，他对我说：“如果他们有我一半的努力，我会很乐意为他们工作。”他的这种反应就是希望人们了解，我们不是要“拯救”穷人，而是借他们一双手，一个人。
在我看来，创投业分成两种。第一种就像诏纳德·川普《交易艺术》中的类型，即使是将一双袜子退回凯玛百货，他们也愿意做这笔交易。这类的创投者对于我们以少量资金协助他人创业的工作很有兴趣。一旦他们看到成果，就希望能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虽然他们无法从这些企业中获得任何的利润或拥有权，但他们喜欢参与创业的过程，帮助穷人发展自己的商业计划，了解企业的竞争优势。所以对他们而言，这就是交易的艺术，以及思考过程背后所隐藏的创新能力，当他们看到“人性化的结果”时都非常惊喜。
第二种创投业盛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都有着博爱的精神。他们非常愿意提供资金，因为赞助一些协助人创业的基金，对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们也了解拥有企业就代表拥有权力。这也就是他们宁愿与我们合作也不愿将钱捐给非营利机构的原因。
与那些营利企业家相比，我们的相同点是，使用相同的语言、相同的工具和技术。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协助贫穷而努力工作的人创业。这些人制定简单的商业计划，如果我们认为这份计划可行，就会提供资金协助他们执行计划。资金的提供有三个时机：计划获得同意后、企业开始营运后，以及达成特定目标后。
社会企业家因为知道最后的成效而感到快乐和成就感，并亲眼目睹区区100美金投资所发挥的影响力。这与从事营利事业所获得的成就感其实没什么不一样，只是最后所得到的成果和他们不一样：我们的所得是真实的所得。
我说我曾经以100美元创业，也许对很多美国人来讲，这确实难以置信。他们在高级餐厅吃晚餐的钱，是发展中国家工人一年的薪水。对落后国家海地、孟加拉、缅甸以及其他贫穷国家而言，这是一笔很大的资产。因此，我们能以100美元做出很多不一样的事。
虽然科技在全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在我们所接触过的国家，很多人一辈子都还没打过一次电话。电视对他们来说，只是外国人的洋玩意，我们帮助他们开创自己的事业，让他们有机会获得成功。例如，农耕、家具制作、杂货店经营、裁缝、修理脚踏车、做木工以及修理汽车等。将最好以及最新的生意构想告诉他们，使他们能成功地经营“低科技的事业”。
马斯洛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人们企图从工作中寻找生命的意义。我想自己目前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所谓有意义的工作的最佳典范，而且我的孩子们都为我现在所参与的工作感到自豪。不过他们毕竟还只是小孩，受这方面影响还不是很深。事实上，有时候小孩可能会认为他父母的工作无法创造更多的钱，他们无法拥有一间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拥有最新的网球鞋。不过，我只希望他们长大以后，能回头看看过去我们走过的路，就会看到他父母亲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工作价值。
至于人们企图从工作中寻求意义，因为经济因素，我又回到营利性的企业工作。于是我开始登广告征求能接替我工作的人，还记得当时的广告内容是：“低报酬高回馈？”这就是乡村企业基金的精神，那时我们总共收到了超过200名的应征信函？
我想这就是乡村信托企业的信念——寻找生活与工作的意义，希望我的小孩长大成人以后，会发现他们的父亲是其中的一位幸运儿——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