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名人家教
太任
西方学者于19世纪中后期提出优生学理论，而我国则从西汉时期便逐步形成了“外象内感”说，并出现了不少论及胎教的著作，诸如《列女传》、《劝学》、《胎教》等等。从这些书中，人们可以得知：第一位实行胎教者，竟是殷商后期的太任夫人。
太任，在《封神演义》中又被称之为太姜。她是商朝后期周国国王季历之后、周朝开国帝王周文王姬昌之母。
据史载，太任生性仁慈厚爱，举止稳重，极有远见。她怀孕后，决定将自己的孩子培育成积德行善、知书明理、出类拔萃的人。为此，她经常请人给她讲先贤教子的故事，并逐渐认识到：人有先天和后天之分坐胎至落地之前为先天，出生之后为后天。虽然教子的关键在于后天施教，但先天教育也十分重要。母亲的言谈举止、品质德操，乃至饮食起居、情绪变化，对胎儿的发育成长都有很大的影响，此即“母慈胎儿善，母康胎儿健”。
鉴此，太任自我要求更严。不但进一步亲近睦邻，多行善事，而且在个人生活上也更为端庄。她脚不偏立，身不斜坐，睡不侧卧，甚至连吃饭时也是坐不正不吃，切不正不食，有怪异味不餐。此外，她还经常请一些德高望重的人为她讲些人道真理、仁爱慈惠的故事也请乐师为她演奏一些悦耳动听的曲子之类。
有时候，太任还到依山傍水、视野开阔的清静之所去休养，尽力做到“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吐傲言”。在那风景秀丽的地方呼吸着新鲜空气，品味着鸟语花香，与腹中胎儿共享人生的幸福和快乐。
姬昌出生后，果然与众不同。不但长得结实硬朗，而且显得聪慧异常，气宇不凡。满心欢喜的太任又遵照“教子当在幼”、“养正当于蒙”的原则，在无微不至地关怀中又采取了一系列幼儿教育措施，教他对人慈善为本，处世宽大为怀，以及多方面的知识和技巧。而姬昌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不但刻苦好学，而且很快便养成了尊老爱幼、礼贤下士和爱民如子的美德。
后来，姬昌果然成了一位名扬天下的文武全才，还创作了流传至今的“文王八卦”。自他的父王季历死后，他即位作了国王，即周文王。由于文王德冠四海，所以各类人才都纷纷前来投靠他。他因才施任，用而不疑，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使自己的国家日趋强盛。这时，正值纣王宠妲己、乱朝纲的疯狂时期。文王见怨声载道、民生涂炭，决定兴兵反商，为民除害。但左右权衡，总觉得还缺少一位更杰出的人物辅佐他。突然，他获悉渭水石番溪有位名叫姜尚字子牙的隐士非同一般，便曲身求贤，请他出山，并拜他为相，让他总管全国的政治和军事。
姜子牙确有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匡时之略。在他忠心耿耿地辅佐下，周文王对内发展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对外征服各部族，大大开拓了疆土。据说，他当时已控制了天下的2/3，为灭商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非常遗憾的是，周文王尚未来得及实现其灭商愿望就死了。他的儿子姬发继承了王位，即周武王。武王继承文王遗志，尊称姜子牙为“师尚父”。在师尚父全力帮助下，终于灭掉了殷商而建立了周朝。
文武二王创建的大周江山，一直持续了800多年！
司马谈
司马谈是西汉历史学家，长期担任太史令（专管修史书的官职）。他很希望儿子司马迁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将来也耕耘史海，并有所建树。
司马迁
当时，史学领域除孔子在400多年前作的《春秋》之外，几乎是一片空白。因为，战国时期，齐、楚、赵、魏、燕等国虽有各自的历史记录，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将这些国的书籍差不多全都烧光了而秦国自己的书，又被项羽攻下咸阳时几乎一火烧尽。因此，历史上留下来的，除个别名著外，大都是断简零篇，而且对一些事件的记载，也多有矛盾，真假难辨，所以，迫切需要重新编写出一部史书来。
编写史书，首先需要查阅史料。而汉朝之前的文字和汉朝时行的文字差异极大，即使收集到一些资料也很难看懂。为此，司马谈对司马迁从小就进行十分严格的培养。在司马迁10岁那年，便让他学古文，诵读《左传》、《国语》、《尚书》等古代流传下来的历史书接着，又让他拜师孔安国、董仲舒等著名学者，使他在历史和文学方面具备了雄厚的功底。
司马谈认为：撰写史书必须内容丰富、翔实、准确，因而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于是，在司马迁清版《史记》书影20岁时，又鼓励他到社会上去走一走，亲眼看看各地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观瞻名胜古迹，搜集书本上没有记载的遗闻轶事。同时，还提醒他沿途应注意的问题，并教给他搜集资料的途径和方法等等。
司马迁谨遵父训，从长安起程，出武关，过南阳，到江陵，然后渡江南下，一直到达汨罗江边，凭吊了爱国诗人屈原葬身之处接着南上九嶷山，眺望三湘的秀丽景色，瞻仰了舜帝的葬地继而东到庐山，考察了大禹治水的遗迹，并到会稽访禹穴，同时了解越王勾践当初卧薪尝胆的故事还到姑苏拜访伍子胥的神祠等等。之后，过长江，到淮阴，收集韩信的故事到沛县和大泽乡，听取刘邦和陈胜、吴广的传说又过汶水、泗水，去春秋战国时齐、鲁首都，核准孔子生平，参观孔、孟当年给学生讲学练武的遗址。此后，又翻山越岭到四川，爬上岷山眺望，到都江堰的离堆上去踏勘。当他听说秦始皇灭亡魏国时曾引黄河之水去淹魏国首都大梁城，还特地跑到大梁，观察了城墙上被水淹过的痕迹，向老人们询问了水淹大梁的惨状。他每到一地，凡是古代历史记载或传说中有名的地方，都要亲临现场，访问当地老年人，并详细地记录下所见、所闻、所感。
司马迁东西南北一大圈，历时近3年。从此，大大开扩了眼界，拓宽了思路，增长了实际知识，锻炼了观察事物的能力，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后来创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时为太史公的司马谈因病重未能随行。临终前，他老泪纵横地拉着儿子的手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做修史之事的。而今武帝登山封禅，我身为太史令本应亲临现场，却未能同行，这样的盛典不参加怎能修史呢？”又说，“汉朝兴起之后，海内又统一了。上面有贤明的君主，下面有众多的忠臣义士。他们的事迹都丰富感人。做为太史令，如果不能将他们的业绩记载下来，就是失职。多年来，我也搜集了一些资料，想写一部史书，但始终没有写成，这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事！我死了之后，如果你能再当太史令，可千万不要忘记我想写的史书啊！”司马迁立即跪拜在父亲的病榻前，泣不成声地说：“儿虽不聪明，但一定遵照您的教诲将史书写出来！”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果然担任了太史令。他牢记先父遗言，立即开始编写他父亲想写而未写的历史书，并将该书命名为《史记》。
在司马迁48岁那年，突然祸从天降。原来，匈奴再次犯境，武帝派李陵率兵御敌。由于李陵孤军深入，粮尽援绝，终于兵败被俘。当时有人传说：李陵投降了匈奴。汉武帝闻之大怒，下旨杀了李陵全家。司马迁同李陵相好多年，便在武帝面前为李陵辩解了几句，因此触犯了汉武帝，受到了腐刑（割下生殖器）。司马迁受此奇耻大辱，心如刀绞，几次打算解带自缢，均因想起父亲的临终教诲，想到史书尚未写成，才忍辱活了下来。
司马迁出狱后，杜周等奸党又想方设法羞辱他。他每次出入宫门，都受到宦官、粉黛的耻笑和嘲讽。杜周还指使爪牙，放火烧毁了他的住宅。他的挚友任安忍无可忍，决定杀死杜周而为他报仇。他怕因小失大，影响了《史记》的继续写作，便竭力劝阻。可惜任安并不理解，还以为他没有男儿血性，一气之下同他断席绝交。他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曾准备拔剑自刎，也是他父亲的遗教拯救了他。他经过痛苦的反复思忖，最终决定顽强地活下去，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不惜任何代价地去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和先父的遗愿！
经过多年的忍气吞声、呕心沥血，司马迁终于在他53岁那年写成了不朽的历史巨著《史记》。
《史记》共130篇，有52万多字。其中，包括本纪12篇，记载帝王的事迹表10篇，记载大事和重要人物，以补充本纪书8篇，记载重要的典章制度、天文现象、政治和经济活动世家30篇，记载诸侯和孔子、陈胜等特殊人物的事迹列传70篇，记载历史上显赫人物及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从《史记》中可以看出：司马迁爱憎分明，对明君、贤臣、义士和农民起义领袖们，都是大力褒扬歌颂而对昏君、奸臣，则给予无情的讽刺和鞭挞。司马迁实事求是，对好事不夸大，对坏事不隐瞒，即使对当时的皇帝，也是恰如其分地进行叙述。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此后，历代的史书，大都模仿它的体裁。《史记》也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著作，不但文字生动优美，所描写的人物也栩栩如生。由于《史记》内容翔实可靠，所写人物生动形象，所以，许多章节都成了后来小说、戏剧的题材而且艺术手法也成为许多文学家揣摩效法的榜样。因此，两千多年来，它不但广为流传，还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还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诸葛亮
诸葛亮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之一。他在教育孩子方面，也有许多独到之处。
诸葛亮早年无子，其兄长诸葛瑾将次子诸葛乔过继给了他。他对诸葛乔十分喜爱，视同亲生。当时，他虽然集国事、军务于一身，常常日理万机，但总是一有空便带乔儿一起玩，以便了解他的健康、学业和品德，有的放矢地对他进行教育。
有一次，诸葛亮从乔儿的言谈中发现他有些好高骛远，又性情急躁，便耐心地指出这种毛病的表现及其危害性，要求他脚踏实地，注意修养，凡事从一点一滴做起，以便将来更好地报效国家。诸葛亮不久，诸葛亮率军出征。在遥远的前方，他仍惦念着乔儿健康成长的事。于是，在百忙中又特地为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意思是：君子的所作所为，以宁静来修身养性以勤俭来培养品德。不把名利看得很淡就不能明确志向不甘寂寞就不能达到远大的目标。学习必须心静才能学到本事只有消除急躁，才能陶冶性情。信中所说的“淡泊明志”和“宁静致远”，至今仍充满哲理。
当诸葛乔长到一定年龄，诸葛亮又将他带到军中，让他在战火中经受锻炼。有一次，前方粮草出现了严重亏空。诸葛亮便命他率领一支人马，往来于川陕间的高山深谷中押运粮草还嘱咐他千万要和一般将士一样，在艰苦的环境中严以律己，绝不能搞一丝一毫特殊化。
诸葛亮晚年时得次子诸葛瞻和三子诸葛怀。他们都自幼聪颖过人。尤其是诸葛瞻，七八岁时便能用书信同父亲进行思想上的沟通了。对此，诸葛亮自然十分欣喜。但是，高兴之余，又表现得忧心忡忡。他在给兄长诸葛瑾的书信中说：“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他所担心的是：瞻儿聪明过早外露，容易自满自足，反而会成不了气候。为利于他随时自警自励，又特地为他起字四川武侯祠为“思远”。
诸葛瞻稍大一些后，基于父兄常在边关，免不了代他们参加一些礼仪活动。诸葛亮为此而嘱咐他：要“礼终则退”，不要迷恋宴乐。后来，当听到瞻儿年龄不大而酒量不小时，又专此给他写信说：适当的饮酒欢乐，既能增强朋友间的感情和友谊，又可起到调节性情的作用，而且少量饮酒还对身心健康有好处，但一定要注意节制，不要贪杯。还说：“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意思是说：“如果主人的酒兴未尽，客人们也还没有疲倦，可以再喝一点，略带点醉意，但千万不要喝到神志不清的地步。”
诸葛亮深知“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为给孩子们树立好榜样，自己不但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且在生活上十分节俭。他在给后主刘禅的一封奏书中，曾谈到自己对家庭经济方面的安排。他说：“臣……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产，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在诸葛亮多方教导下，他的三个儿子都成了令人敬服的人物：诸葛乔南征北战，25岁以身殉职诸葛瞻37岁时严拒魏国的诱降，偕子诸葛尚英勇战死在疆场。公元269年三国归晋，司马王朝为收买人心，下令访汉朝名臣之后，并赐其爵禄。当封赏诸葛怀时，他推辞道：“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衣食自有余饶……请得归老牖下，实隆赐也！”
鉴于诸葛亮治国治家的功绩，后人写了不少称颂他的诗。其中，杜甫在其《蜀相》一诗中写道：
三顾频频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常使英雄泪满襟。
还有人写道：
不是忠臣独少谋，
苍天有意绝炎刘。
当年诸葛留嘉胤，
节义真堪继武侯。
冼夫人
1400多年前，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当时，群龙无首，诸侯称霸，在中华大地出现了不少小国，民族间的矛盾也一度相当复杂。但是，岭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却一直以大局为重。究其原因，与冼夫人以身作则并严以治家大有干系。
冼夫人出生于南越少数民族首领世家，拥有部众数十万人。由于她聪明贤慧，筹谋多端，更擅骑射，被誉为“女中豪杰”，深受当地居民的敬仰和拥戴。时任罗州刺史的冯融十分赏识她，经多方努力，使自己的儿子、高凉太守冯宝娶她为妻。之后，她生子冯仆等人。
冼夫人很重视对子女们的家庭教育。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不但请人教他们读书，还亲自教他们武艺，并向他们灌输忠君爱国和民族团结方面的思想。
梁朝时，高州刺史李迁仕趁侯景之乱，拥兵自立，派人联络冯宝，企图联合行动。冼夫人得知后非常气愤，极力劝诫丈夫制止这种分裂行为。李迁仕恼羞成怒，遂挥师攻打他们。她随即统兵抗击，将敌军打得大败而逃。其间，为使孩子多受教育，她曾让人保护冯仆站在一座小山头上，让他亲眼观看自己是如何冲锋陷阵的。
陈朝时，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妄图引诱冯仆与他共同作乱。此时冯宝已死，冯仆便与母亲商议。冼夫人义正辞严地表示：“我们家忠于朝廷已历两个朝代。有负于国家的事，决不能干！”随后，她又亲率子女和百越酋长领兵抗乱，击溃了叛军，使岭南人免于战火之灾，从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时至隋朝，冼夫人已白发苍苍，皱纹满面。这时，又发生了番禺王仲宣起兵造反。叛军围困了广州，情势万分紧急。
冼夫人获悉后，立即派孙子冯暄率师去解广州之围。但是，冯暄同叛军的重要首领陈佛智一向私交甚厚，碍于个人感情而下不了手，所以迟迟不肯发兵。冼夫人得知内情，气愤填膺，当即将冯暄关进了大牢。接着，她召开“家庭会议”，严厉地批判了冯暄的错误和罪行，向子孙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令他们继承和发扬前辈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随后，又派另一位孙子冯盎统兵讨贼。结果，冯盎以高昂的斗志身先士卒，很快便将王仲宣击败。
事后，隋文帝曾派重臣裴矩去岭南巡抚各州。但是，有些州府并不欢迎他，甚至还对朝廷怀有二心。冼夫人看到这种情况，又不顾年迈体衰，再一次披坚甲、骑介马，领兵护卫裴矩奔赴各地。其子孙见此，无不深受感动，并竞相随她而去。而岭南各州闻听她的到来，也纷纷归服，从此再也不敢存有异志。
早在冼夫人大败李迁仕之后，梁朝皇帝就十分感慨，并特地嘉奖了她。当她击垮欧阳纥叛军后，当时的陈国皇帝也盛赞她的义勇和功绩，并专门派员前去犒劳她，恩赐她许多丝帛和器皿。待她命冯盎击败王仲宣以及她护卫裴矩巡抚归来后，隋文帝也十分感动。他认为：冼夫人不论政局如何变幻，战火如何频繁，而她维护大局之心却始终如一，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解除广州之围，更显得她大义凛然，无私无畏，而且功勋卓著在护卫隋使视察时，又老当益壮，气盖群雄。为此，他特地下诏追封冯宝为广州总督、谯国公册封冼夫人为谯国夫人。还令各边关广泛宣扬谯国夫人的感人事迹。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也赏赐了谯国夫人大量首饰和宴服之类。
冼夫人接到这些赠物后，连同梁、陈两朝皇帝多次赏赐她的各种物品，分门别类，仔细陈列在一个宽敞明亮的大房间里，形同我们今天所说的“传统教育展览馆”。她定期组织子孙和族人参观，并亲自给大家讲解。待参观结束，她又让大家坐在一起畅谈感想，并结合当时时局发表意见。最后，她总意味深长地对他们说：“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俱存，愿汝皆思念之。”
冼夫人临终之前，仍再三嘱咐子孙和族人说：“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在场者无不点头称是，并在其后的岁月中，严格照此遗嘱规范自己的言行。
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598年生于武功的一座李氏“别馆”之中。他自幼聪明敏捷，胆识过人。作为世代显赫的将门之后，他从小就受到家庭尚武习俗的影响，熟读《孙子兵法》，练习骑射征战，表现出了非常的才能。
李世民18岁随父反隋起兵征战，27岁发动“玄武门之变”，登基做了皇帝。在位23年，李世民合潮流，顺民心，求稳定，图发展，赢得了贞观年间的一派繁荣昌盛，被中国各族人民誉为“天可汗”。他总结自己一生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人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为确保大唐江山永固，他在广揽人才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太子和诸王子的教育。
李世民共有14个儿子。其中，长子承乾、四子泰、九子治为皇后长孙氏所生，其余均出于后宫妃嫔。根据嫡长子继承制，李世民在登基的当年便将8岁的承乾立为了太子。
据史料，承乾儿时非常调皮，常常带人偷老百姓的牛马，杀死后大家煮着吃。年龄稍大，又爱上声色。当时，皇宫戏班中有个10多岁的男孩，长得非常漂亮，深受承乾喜欢，赐号“称心”，两人日夜厮混。李世民得知后十分恼火，令人杀了“称心”，并罢免了一批教育太子失职的大臣。
贞观7年（633年），李世民对辅佐太子的左庶子于志宁、杜正伦说：“你们辅佐太子，应该经常给他讲百姓们的困苦。我18岁时还在民间，百姓们的艰辛，没有不熟悉的。到了登基坐殿，处理政事有时出现疏忽过失，得到群臣规劝，才有所觉悟。如若没有忠心规谏的人劝说，哪能办好事呢？况且，太子生在深宫，长在深宫，百姓们的艰辛困苦，都是难以听到的。”还特别强调说：“国君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人，不能仗势妄为，骄奢放纵……要克制自己私欲，励精图治，善于采纳直言规劝！”又一再重申：“你们要经常用这些道理和太子谈话。当见到太子有不对之处，应极力劝说，使他得到补益！”
于志宁、杜正伦谨遵圣旨，从此更加尽心尽力。然而，承乾还是不争气。他又发明了新的娱乐方式，与七叔汉王李元昌在宫中各领一队人马，手持兵器，身披铠甲，双方布阵交战，致使不少人员伤亡。
李世民闻讯大怒，当即处罚了李元昌，痛斥承乾，并让名相魏征做太子的老师，专心教育他。
也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魏征使出了浑身解数，“朽木不可雕也”的承乾仍无明显转变。李世民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遂生废太子之心。太子察觉后，为保护自己的地位而屡施奸计，却又一一被李世民识破。他见大势已去，便暗中召募刺客死士，密谋发动武装政变，杀人皇宫，夺取皇位。结果阴谋流产，承乾被废为庶人。
承乾被废后，由于李泰急不可待地争夺太子之位而大耍手腕，结果被李世民囚禁起来。性情温和的李治，遂被册立为太子。
为将李治培养成可靠的接班人，李世民简直做到了“遇物则诲”。
在处理政务时，李世民几乎都让李治陪同，以便他进一步熟悉君臣礼仪和办案技巧，多方面了解国家大事和群臣情况。每上朝议事，又都让李治一旁观摩，有时还询问他对某些问题的见解。如意见正确，就予以勉励若意见不对，就耐心开导。他还亲自为李治写了《帝范》18篇，作为他将来即位的行为准则。并推心置腹地对他说：“我即位以来，做了不少错事。面前不绝锦绣珠宝，却屡次兴造宫室台榭，寻求犬马鹰隼不论远近，到处巡游，致使百姓供应颇劳。你要明白：取法于上，只能达到中等取法中等，就难免得其下。你要向古代的哲王看齐。我，不是你效法的榜样！”
在日常生活中，李世民也随时随地对他进行教导。有一次，李世民带他坐船游玩，问他：“你知道乘船的道理吗？”李治表示不知道。李世民就给他耐心讲解，并告诉他：“船就像皇帝，水好比百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将来做了皇帝，要关心百姓疾苦，取得百姓拥戴，千千万万不要逼迫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起来造反，祖上江山就会丧你之手！”李世民在让李治陪餐时，又对他说：“你应该知道种庄稼的艰辛吧！懂得粮食来之不易，才能保证你碗中有丰盛的饭菜。你一定要勤俭节约，要重视发展生产。”有一天，李世民见李治在一棵大柳树下乘凉，就走过去问他：“你知道如何利用这棵树吗？”李治摇了摇头。李世民便指着那棵树说：“你莫看它长得弯弯曲曲，样子难看，但经木工用墨线一划，即能将它加工成笔直的。作为皇帝，即使本身不太聪明，但只要听从贤臣规劝，也能成为圣明的君主。”后来，李世民偕李治去郊外骑马，又相机对他说：“你应当明白，马也需要劳逸结合。只有不过度使它疲劳，它才能长期供你乘坐。你做皇帝后，务必珍惜民力，不要无休止地征用徭役，而应当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时间。否则，你的统治难以长久。”
鉴于李治懦弱的性格，李世民还从人事安排上对他关心和教导。不但清洗了李承乾和李泰的同党，妥善地安置了其他皇子，还忍痛令武则天入庵为尼，从而消除了可能对李治地位造成的威胁。尤其是在他临终之前，还特意将功勋卓著的开国重臣李贬到外地为官，且深沉地嘱咐李治：“李才智有余，恐怕你不能制服他，所以我把他贬降远方。他如果听命，我死后你就任命他为执政大臣如果他徘徊迟疑，你就杀掉他！”后来，李毫未迟疑地离京赴任，李治在他行至中途召回、重用了他。他果然感激李治，并忠心耿耿地辅佐他。
李世民对其他王子的教育，也一向抓得很紧。不但为他们配备了较为理想的老师，还不断检查他们的学业和处世为人，并给予谆谆教导。
有一次，李世民对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魏王李泰等人说：“自汉代以来，皇帝的弟弟和儿子受封裂土为王，身居荣华富贵的不少，但只有东平王（刘苍）和河间王（刘德）的名望最高，能够保持他们的禄位。像西晋时期的楚王司马玮这号人，封国而败亡的何止一例！这都是他们由于出身富贵，又沉迷于声色犬马所造成的。你们要引以为戒，经常考虑这些后果。”还教诲他们：“要选择有德才的人，做为你们的师友，乐于接受他们的规劝，绝不能专横跋扈！”
还有一次，李世民向诸王子列举了虞舜、颜回和夏桀、殷纣等人的为人，反复强调了修身养性的重要。之后，又接着说：“由此可见，人最可贵的是要有高尚的品德……你们的爵位是藩王，家有封赐的食邑再能够克己修身，注意培养德行，岂不是更完美吗？”还警告他们：“君子和小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做好事就成为君子，干坏事就沦为小人！因此，你们应当自克自励，持续不断地去做好事，切莫放纵自己，追逐声色，以至于身受刑罚，自找苦吃！”
即便如此，李世民仍不放心。一天，他又专门将魏征找来，对他说：“自古以来，王侯能够善始善终、保全自己的很少。这都是由于他们生长在富贵之家，嗜好淫逸骄奢，不懂得亲近贤人君子、疏远小人佞悻的原因。我想使自己的子弟们都了解古代圣人们的言行，期望他们能以古人的成败作为规范。”于是，魏征奉旨编撰了一本《自古诸侯善恶录》。李世民审阅后连声道好，当即命人将这本书分赐给他的所有子弟，并对他们说：“这本书应当放在你们座位的右边，时加诵读，以为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
贞观23年，李世民病逝，李治即位。他严格按照乃父遗训，重用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李等人。他虽然不太精明，但经过乃父多年的苦心培养，毕竟掌握了一些治国安邦的本领。加上长孙无忌等文武百官的竭诚辅佐，诸王子鼎力相助，国威不减当年，并一度被誉为“贞观遗风”。即使后来武则天参政，李治又体弱多病，还贪于声色，但他对政事的处理仍遵循着乃父的遗训。
柳王比
柳王比是晚唐时期的著名人物。其祖父是大书法家柳公权的哥哥柳公绰，曾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父亲名叫柳仲郢，曾任京畿铸钱使、东川节度使、刑部尚书和兵部尚书胞兄柳璧，是当时颇有名望的谏议大夫而他本人，自参加明经举考试后，也由秘书正字之职逐步升任右补阙、泽潞节度副使、殿中侍御史、刑部员外郎、广州节度副使，之后又升为给事中、御史大夫。唐昭宗晔还差点儿任命他为丞相。
柳王比生于世代高官之家，亲眼看当时众多权贵子弟大都热衷于赛马斗鸡、花天酒地，甚至仗势欺人、横行无忌。惟恐自家子弟也沾染这一恶习，于是，抓紧了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
除严于律己、以身示范和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之外，柳王比还认真总结了祖传家法，并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专门写了一篇告诫子弟们的文章。令子弟们认真阅读，以规范自己的言行。
为引起子弟们高度的警觉和重视柳王比开宗明义，在该文中首先写道“夫门第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坠先训，则罪大于他人。虽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见祖先于地下？不可恃者，门高则自骄，族盛则人之所嫉。实艺懿行，人未必信，纤瑕微累，十手争指矣。所以承世胄者，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译成现代文，大意是：门第高，不但不可依仗，反而值得害怕。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出身高门的人一旦犯罪，往往罪名大、影响大、损失也就大。之所以不可依仗，是因为出身高门容易滋长骄淫之心，还往往遭人嫉妒。干好事，别人“未必信”而出点小毛病，则会受到很多人的指责。因此，继承祖先高门的人，不能不在德才两方面分外严格要求自己。
接着，柳王比回忆并总结了自己幼年来所听到的“先训”和“家法”，并将它们归纳为六条：一是“以孝悌为基”二是“以恭默为本”三是“以畏怯为务”四是“以勤俭为法”五是“以交结为末事”六是“以气义为凶人”。意思是：“讲孝悌是基础，”可以消除“代沟”，增强家人内部间的团结“恭默”是交友之道，待人应当彬彬有礼，不要随意议论别人“畏怯”是指办事态度，要谨慎，要时时想到不留心便会出错“勤险”，即勤劳俭朴“交结”即社交活动，他反对大搞“关系学”，绝不能靠拉拉扯扯来谋求升官发财而“气义”一条则为“防祸之道”，是要求子弟们防止性情偏狭、器量窄小，不要为琐细小事而和别人争高低。
随后，柳王比基于“前贤炯戒，”方册具存和“近代覆车，闻见相接”，也就是从书本上的论述和生活中的实例，总结出高官子弟最容易犯的五大错误：一是“自求安逸，靡甘淡泊，苟利于己，不恤人言”二是“不知儒术，不悦古道”三是“胜己者厌之，佞己者悦之”四是“崇好漫游，嗜曲蘖，以衔杯为高致，以勤事为俗流”五是“急于名宦，日若近权要”。大意是：自己追求安逸，不甘心过清贫淡泊的生活妄自尊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和建议不读书，不求上进，却喜欢评论时事，不瞧不起有学问的人讨厌超过自己的人，喜欢巴结自己的人爱游乐，好贪杯，怠惰成习，看不起扎扎实实干事的人急于向上爬，为升官而讨好有权有势的人。
柳王比还强调指出：“兹五不是，甚于痤疽”，“痤疽则砭石可瘳”，而“五失则巫医莫及”。意思是说：这五个易犯的过失，比毒疮还厉害。对毒疮，可以治好而这五大过失，则是不可救药的。
据资料，由于柳王比的这篇文章警世醒人，文采丰奕，时人皆诵唱，并称之为“柳氏云”。不但其家人以此为鉴，克己遵守，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转抄，用以教育自己的子子孙孙。
鉴于柳氏祖孙数代都恪守家法，为官清廉，《旧唐书》的作者还特地在该书中写有这么一句话：“言家法者，世称柳氏。”
陈省华
在北宋景年间，满朝文武乃至皇亲国戚无不对陈家父子刮目相看：这不但因为陈尧佐是当朝宰相，其父陈省华官拜左谏议大夫、其兄陈尧叟担任右仆射、其弟陈尧咨身为武信侯节度使，而且举家和睦，亲密无间。尤其是富贵至极，却一直是对内保持着克勤克俭的家风，对外同情并帮助贫苦之人，因此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许。作为“老爷子”的陈省华，也因“教子有方”而多次受到皇帝的赏赐。
陈省华曾任后蜀皇帝孟昶的西水尉。大宋灭蜀后，归顺了宋朝，并担任陇城主簿。他为官刚正，颇有政绩，职位也随之迅速升迁。
尽管陈省华公务繁忙，但他从无放松过对子女们的教育。在陈尧叟三兄弟很小的时候，他就为他们请来了最好的家庭教师，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他自己也常常亲自教他们读书、诵诗、练字，给他们讲为人处世的道理，勉励他们刻苦学习，奋发向上，长大后做忠君爱民的清官。三个儿子谨遵父训，竞相进取，结果都进士及第，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时，陈省华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陈省华鉴于自己年迈体弱，力不从心，经再三辞呈，终于获得了皇上的恩准，退休回家了。
但是，他实际上退而未休，而改为对身居高位的儿子们的监督和酌情“再教育”。他认为：忠君爱民、秉公执法和勤政廉政，是每一个做臣子的天职敬老爱幼、淳朴善良和勤劳节俭，则是每个人都应当具备的良好品德。他还认为，每个人无论官职大小、地位高低、学识深浅，都受家庭的影响。从家庭生活琐事中，也能反映他的为人处世。自己和夫人好不容易育子成才，当务之急是确保他们克己奉公，绝不能萌生贪图享乐和以权谋私的邪念。基于此，他开始全力关注儿子们在家中的言谈举止，按现代人的说法，是留心他们“八小时之外”的表现，并严格规范他们的各种行为。
有一次，陈省华正在自家院内散步，忽然发现马厩中少了那匹异常暴躁的青鬃烈马。一问伺马的仆人，才知道是身为翰林学士的三子陈尧咨日前卖给了一位生意人。陈省华一听，非常生气，说了声“岂有此理”，便急步找来了陈尧咨，怒斥道：“尔为何将烈马卖掉？”没等尧咨回答，又说：“我府中人多，又有驯马能手，尚制服不了这匹烈马，一般生意人岂能驾驭了它！尔将马卖人，岂不是移祸于人！为人，首先宜心正心不正，何以为人！”他越说越有气，最后严厉地命令他：“速去将马追回！”
陈尧咨卖掉烈马后，正感到如释重负，现经父亲一阵训斥，方知道自己原来做了件错事。他悔恨不迭，连连认错，并表示：马上遵命去办，而且一定办好。接着，他找来了经办卖马的仆人，派他速去追寻那位生意人，讲明情况，退掉马钱，取回烈马。而那位生意人自从买了那匹马，由于不能驾驭，竟成了一大心病。正左右为难，忽然见卖主赶来退款，自有说不出的高兴。此后，他多次向人谈及这件事，并一再表示：真是遇到了好人！不然，将为此赔光本钱回不了家。
由于次子尧佐的夫人是当朝马尚书的千金，虽然聪明伶俐，又能诗善词，但生活上却自幼一直由奴婢侍奉，从未亲自做过任何一顿饭。嫁到陈府后，见婆婆每带着她和嫂子、弟媳一起在厨房忙乎，实在感到受不了，但又不便对婆婆明言，只好向丈夫倾吐怨气：“你而今当了宰相，我便是宰相夫人。自古以来，哪有宰相夫人还要天天下厨房的道理？”随后，便让丈夫向婆婆求情，免去她下厨房的差使。陈尧佐虽然在朝廷素有“敢谏”的名声，在家中却没有敢求的勇气。他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对夫人说：“我父母历来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不敢！”
马氏见丈夫无可奈何，便回娘家哭诉起来。马尚书心疼宝贝女儿，答应找亲家父母去求情。
不几天，马尚书偕夫人来陈府拜访，陈省华夫妇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当他们谈及“小女自幼没下过厨房，不会做饭”时，陈省华夫人马上接过了话茬：“我可以教她！”还说：“我决不让她一个人做全家人的饭。目前，也只是让她为我打打下手。”陈省华也随即笑着插了话：“如果连下手也不打，那只有她婆婆和她俩个妯娌一起做饭了！”马尚书夫妇听罢无言以对，彼此互相望了望，也只好表示：“小女自幼娇生惯养，看来，还确需你们二老多多教导才是！”
从此，马氏在婆母的带领下，天天围上围裙和妯娌们一起下厨房。久而久之，不但养成了习惯，学得了手艺，还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作风，并从中悟出了许多道理。甚至她还常常奉劝丈夫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给百官树立好的榜样，并援引公爹常说的那句话：“官职越高越要严以律己，才能取信于民！”
陈府的家风不胫而走，在京师几乎无人不晓陈府美名。皇帝闻知，龙颜大悦，不但进一步明白了陈省华当初力辞官职的良苦用心，而且深为他的教子事迹而感动。为此，又多次召见他，并予以重奖。
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陕西）涑水乡人。在他出生的时候，因为父亲司马池正任光州光县（今河南光山）县令，所以为他以生地取名为光。
司马光20岁进士及第，之后从政50多年，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曾官至宰相。他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著述宏丰，而融修史、取鉴、资治三者为一体的《资治通鉴》，则为代表作。
司马光砸缸
据史载，司马光为官正直，严以律己，作风纯朴节俭，在家庭教育方面也颇有建树。
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自幼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成长，20多岁起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和侍讲。其官爵虽不算高，却忠君爱民，礼贤下士，而且学识渊博。由于司马光一向提倡节俭，对儿子的为人、为政、为学又基本满意，便将其教育重点放在了节俭方面。
为此，司马光曾特意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先以现身说法，谈了自己的经历和观点。
他说：“我们家本来就是清寒的，清白的家风代代相传。至于我本人，从来不喜欢豪华奢侈。小司马光时候，大人给一件华美的服装，就不愿意穿考中进士后，别人戴花，自己也不愿意戴只是出于对皇上的尊崇，才不得不勉强插戴一支。我认为，平时穿的能够御寒、吃的能够饱腹也就行了。但是，许多人却嘲笑我寒酸。对此，我从未后悔过。古代的人都把俭约视为美德，现在的人竟看俭约为羞耻，真是咄咄怪事！”
为了使儿子充分认识奢侈所带来的祸害，司马光对古往今来因奢侈而导致的严重后果进行了总结。他说贪得无厌的人，当了官必然收受贿赂，贪赃枉法不做官，在乡里也会偷盗行窃，作奸犯科。
接着，司马光又讲了几位以俭朴著称的人物的事，并重点介绍了宋仁宗时期的宰相张知白。
他说：张知白拜相后，生活仍保持过去在地方做小官时的水平。有人不理解，问他，他叹道：“我今天的收入，全家人锦衣玉食足够。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今天的收入，不可能永久保持。一旦收入不如今天了，家人久过奢侈的生活又习惯了，一下子改不过来，就可能出事。倒不如无论我在职不在职，生前或死后，总这么一个标准！”
在信中，司马光还举了七件“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例子，并希望司马康不但自己记住这些事例和道理，还要身体力行，并向子孙后代进行同样的教育。
后来，由于司马光密切关注儿子在俭约方面的表现，终于发现了新问题：司马康读书时，习惯用指甲抓书页。于是，狠狠地训了他一通，并强调指出：“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随后，又耐心地教他如何爱惜书。他说：读书前，要先把书桌擦得干干净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大拇指的侧面将书页的边缘托起，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新的一页等等。
司马光担任宰相时，惟恐在老家的侄子们仗势作恶，又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其中，要求他们安分守己，谦恭退让，奉公守法，绝不许依仗他的权势而干扰官府，欺压百姓，使乡人讨厌。谁若打着他的旗号招摇撞骗、为非作歹，他将命地方官依法严处！
为避免家人或其他亲友“拉关系”、“走后门”，司马光还在自己的客厅内贴了一张告示。其中写道：凡来者若发现我本人有什么过失，想给予批评和规劝，请用信件交给我的书僮转我，我一定仔细阅读，认真反思，坚决改正若为了升官、谋肥缺，或打算减轻罪名、处罚，请一律将状子交到衙门，我可以和朝廷及中书省众官公议后告知若属一般来访，则请在晤谈中休提这些。
司马光的家人看到这份告示后，无不默记在心。他们主动配合，在相府杜绝了不正之风，为司马光减少了许多麻烦同时，又不断地照此而自警、自查、自省，从而确保了“清白的家风代代相传”。
为利于子孙后代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司马光还凭其远见卓识，精心论述了父母之爱和娶媳嫁女。
在谈到父爱时，他说：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这是为父者企盼子女的至真至诚之情。但教育子女应以思勤督训为先，使其知过能改，奋发有为单凭骂骂咧咧，棍棒交加，那只是下策。因为它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最终将无济于事。
在谈到母爱时，他提出了“慈母败子”说。他认为：爱不等于教。过分的宠爱、溺爱，小则使子女只知道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从而养成寄生虫式的人物大则使子女任性孤行，无法无天。以至于做出不忠不孝、伤天害理之事，结果将沦为社会渣滓和罪人。
至于婚嫁，司马光认为，千万不可慕富贵。并深刻揭示道：选婿如贤，即使现在贫贱，说不定今后会富贵若是不肖，即使现在富贵，哪能断定今后不贫贱。选媳妇也应慎重：若图她的娘家一时之富而娶之，图富的目的也许达到了，但随之而来的是许多新问题：富家女往往会轻视她的丈夫，瞧不起公婆，养成骄横的性格，最终会搞得一家子不得安宁。鉴上，司马光提倡：选人要以德才为标准，反对要彩礼、要嫁妆之类。司马光崇尚节俭并以身作则，曾为当时朝野上下所共仰他在客厅贴告示的做法，也曾为后人广为仿效而父母之爱和选婿择媳说，直到如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姚氏
岳飞（1103~1142），字鹏举，河南汤阴人。父亲名叫岳和，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母亲姚氏，素以深明大义和善良贤惠而闻名乡里。
姚氏早在岳飞出生前，已生了四个男孩，可惜都先后夭折。待生岳飞时，已经三十六七岁了。临近绝育之年又得子，自然欢喜异常但她并不娇生惯养，而决定对他“鞠育训导”，使他成为对国家和人民大有用途的人。为表达他的殷切期望，特为儿子起名为“飞”，字“鹏举”，渴望他长大后能“展翅高飞，鹏程万里”。
岳母刺字
岳飞出生不久，岳和病逝。从此，姚氏一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待岳飞五六岁时，村里利用秋后农闲之机，请穷书生开办了一所“冬学”。姚氏便以自己给人家做针线活挣来的一点钱，为儿子买了课本和笔、墨之类，送他入岳飞冬学读书。由于他天资聪颖，又有母亲督促辅导，很快便“识字粗堪供赋役，不须辛苦慕公卿”了。此后，岳飞白日下田劳动，晚上在家刻苦攻读。他尤其喜爱《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从中学会了用兵之道。还爱好赋诗、填词，并练就了一手好书法。
姚氏不但关心儿子学文，还要求儿子习武。当时，同村有位名叫周侗的人，武艺高强，尤其善射。她便让儿子拜周侗为师，跟他学习耍刀弄剑、骑马射箭。从此，每天天不亮，岳飞就起床到树林里去锻炼。据说，他生来膂力过人，能拉得开吃力300斤的劲弓，能够引发吃力1000斤的腰弩。由于他学得专心，练得刻苦，不久便掌握了老师的全套技艺，不但能左右开弓，还能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周侗十分高兴，遂将自己心爱的两张弓全都送给了他。
姚氏早就听说娘家村上有位名叫陈广的人善用长枪，“技击”罕见。于是，又请老父姚大翁出面，让儿子拜陈广为师，学习用枪“技击”。岳飞经过数年努力，结果也如愿以偿，成了“技击”高手，并成为“一县无敌”的人。
岳飞20岁时，正值中国北方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南侵，宋朝皇帝仓惶出逃，扰得百姓苦不堪言。姚氏见山河破碎、民生涂炭，心中悲愤难忍。为了保家卫国，她又积极勉励儿子“从戎杀敌”，“勿以老母为念”，将他送上了战场。
岳王庙内岳飞像
三年后，岳飞回家探母。老人家顾不得享受母子久别重逢的天伦之乐，便急着向他详细询问前线的有关情况。当她得知大片国土又相继沦陷时，心如刀绞，竟催促儿子尽快地重返疆场。这时，姚氏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但她为了激励和鞭策儿子英勇杀敌，常立新功，又将岳飞带到祖庙前，让他叩拜了列祖列宗，然后对他说：“儿呀，我生下你刚满月时家乡闹洪水，我们母子靠一口大缸死里逃生。之后，我含辛茹苦，将你养大，你也学文习武，练就了一点本事。你如今奔赴沙场，希望你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但前途难测，宦海多变，可千万不能做辱身败名之事。我现在当着祖宗之面，要在你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字。”岳飞明白母亲用心，随即跪倒在地，脱去上衣，求母快刺。岳母便在他背上写下了“精忠报国”四个正楷大字，接着又用绣花针仔细扎刺。刺在儿身上，痛在母亲心上。她悄声问儿子：“痛吗？”岳飞咬着牙说：“痛点没关系，这样才能铭记母亲教诲！”岳母含着眼泪点了点头。待字刺好，又涂上了永不褪色的醋墨。从此，“精忠报国”不仅永远留在岳飞身上，而且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中。
据《宋史》卷三百八十《何铸传》，后来秦桧陷害岳飞时，御史中丞何铸曾负责初审此案。当他看到岳飞“背有旧涅‘精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不由得为之一震，并对秦桧强加给他的“谋反”之罪产生了怀疑。另据《宋岳鄂王年谱》，“精忠报国杭州西湖边上的岳坟”四字乃为靖康初岳母姚氏所刺。可见，“岳母刺字”一事早已列入史册，成了千古佳话。
岳飞再次离家之后，时时处处铭记着慈训，将“精忠报国”作为自己的志向、抱负和誓言，也作为整个“岳家军”的奋斗目标和口号。他率兵南征北战，东进西伐，“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深受百姓的欢迎和拥戴。各地抗金义兵纷纷起来，要同岳家军会师，到处都打起“岳”字大旗。而金兵在连连惨败之后，几乎是谈“岳”色变，闻风丧胆，甚至表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连金军统帅金兀术也长叹道：“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
鉴于岳飞的赫赫战功，宋高宗曾要为他建府第。他谢辞说：“敌未灭何以家为？”有人问他：“何时方太平？”他答道：“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为早日赢得天下太平，岳飞高呼着“还我河山”，一次次冲锋陷阵，“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其赤胆忠心和英勇事迹，一直流传了800多年，并将永远传颂下去！
计氏
张浚（1097~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他曾于1135年和1163年两次担任南宋宰相，深受时人赞许，甚至连孝宗皇帝赵也对他“称公而不称名”。他那健康长寿的老母亲，也由此更为人们所敬仰。
张浚的父亲名叫张咸，进士及第，曾在华州（今陕西华县）为官。可惜英年早逝，那时张浚还不满四岁。从此，张浚全靠母亲计氏抚养成人。
计氏出身于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自幼知书达理，勤俭正直。丈夫去世时，她才25岁。娘家父母可怜她年青守寡，曾多次劝她改嫁。但她誓死不应，而将全部的心血倾注于对儿子的教育上。
据资料，计氏治家有道，教子有方。她凭着一双勤劳而又灵巧的手，基本上保证了母子二人粮缺而不饥、衣破而整洁。在儿子很小时，她便教他识字，之后又及时将他送到一家私塾去读书。每当孩子放学回来，便辅导他背书、练字。孩子略大些，又为他诵读丈夫生前所写的文章，讲述丈夫为官刚正的事迹等等。
有一次，张浚放学后被几位小朋友拉去玩耍，没能按时回家复习功课。计氏很不高兴，当即将他找来，予以严厉批评，并向他讲述孟母断织的故事，警告他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绝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从小立下大志向，养成好习惯。
由于计氏多年的精心栽培，“无顷刻失教”，所以张浚不但学习成绩出类拔萃，道德品质受人赞扬，还自幼“行直视端”、“无诳言”。按现在的话说，当是“坐有坐像，站有站像，礼仪周到，落落大方”。因此，被乡亲们公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20岁的张浚以其品学兼优被选入国子学。在他远离家乡时，计氏含着眼泪对他说：“咱孤儿寡母，门户寒微，你能有今日，实在不易！为母盼你不负父望，早日成才，忠君爱民，以报效国家！”随后，她将事先写好的几十条诫语送给儿子，并一再叮嘱他反复阅览，牢记心中。
张浚谨遵母训，从此更加用功。第二年，考中了进士，并于靖康元年担任了太常簿。
靖康二年三月，金灭北宋，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作为金的傀儡政权。这时，不少有气节的北宋官员，或自杀，或反抗。张浚却从其母亲所赠诫语中受到启发，利用职务之便而机警地逃入太学，既避免了失节从敌，又保全了性命。随后，他听说宋高宗赵构在商丘即位后又迁往扬州，也设法逃离汴京而追随到扬州，忠心耿耿地效忠于南宋朝廷。
建炎三年（1129），南宋朝廷发生了苗傅、刘正彦废黜高宗的叛乱。张浚以礼部侍郎、御营使司参赞军事的身份，组织和领导了大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人的平叛斗争，恢复了高宗皇位，安定了南宋朝廷。宋高宗十分赏识他，想拜他为相，他却以年轻后进为由，辞而未当，而主动要求去川陕筹备防务，并在那儿做出了突出贡献。
绍兴四年（1134），张浚改任知枢密院事，重用韩世忠、岳飞等抗金英雄。不久，他到长江巡视抗金的宋军。当时，金兀术拥兵10万于扬州，准备渡江作战。张浚又坐阵镇江督战，使金兵大败而逃。鉴此，宋高宗更加赏识他，于次年任他为相，并都督各路兵马，执掌了南宋军政大权。据史载，他每次奏对，“必言仇耻之大，反复再三”。致使宋高宗听后，常常感动得流下眼泪。
张浚为相时，大卖国贼秦桧已从敌营混入南宋政权达5年之久。其间，“天资狡险”的他凭其两面派的手法欺世盗名，骗取了张浚、赵鼎乃至宋高宗的信任，一步步登上了宰相的宝座。
但为时不久，秦桧便原形毕露：对内结党营私，独断专行，不择手段地打击异己对外奴颜媚骨，屈膝投降，致使金兵得寸进尺。张浚见此，忍无可忍，一心想除去这一权奸。但每当他见到白发苍苍的老母，又不禁心有余悸：万一横遭不测，岂不连累母亲！为此，他坐立不宁，寝食不安，面容也明显憔悴下来。
一日，计氏在儿子给他请安时，看出了他满腹心事。经询问，方知其中原委。她略加思忖，虽未直接表态，却一再重复起亡夫生前回答朝廷策问的那句话：“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能忍不言以负陛下！”张浚明白了慈母用心，也便下决心恪尽职守，于次日即上书抨击秦桧。结果，遭到了秦桧奸党的陷害，将他谪贬江州，后又再贬于永州。
在张浚离家时，计氏亲自为他送行，并鼓励他说：“你因为忠心报国而遭陷害，没有什么值得后悔的，即使粉身碎骨也值得！男儿四海为家，还愿你在他乡报国利民！”
此后，张浚牢记母亲教诲，在流放期间，又为国做出了新的贡献，深受时人赞扬。史书上就此描写道：“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武夫健将，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儿童妇女，亦知有张都督也。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大意是，天下的文人没有不仰慕他的，武士没有不敬服他的，连妇女儿童也都晓得他的大名。金国人都怕他，每到一个地方一定先打听他在哪儿，就怕他被重新得到重用。
1155年，秦桧指使人诬陷张浚谋反，准备将他处死。恰在这时，秦桧一命呜呼，张浚才死里逃生。其后，随着秦桧的罪迹一一败露，张浚的赤胆忠心更为世人所悉知。宋高宗遂又重用了他。
1163年，宋高宗逊位，宋孝宗登基，并委任张浚再次为相。第二年，张竣因病去世。临终前，他鉴于中原大地仍为金兵所侵占而十分不安，在遗言中还自责道：“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
朱松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母以子贵”的现象屡见不鲜，“父以子贵”的实例也为数不少。朱松，便是其中的一位。《诗集传》
朱松，字乔年，宋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进士及第，曾任校书郎、著书郎、司勋、吏部郎等职。他为官刚正，在金兵南侵之际属于“主战派”，坚决反对议和，并由此而得罪了奸相秦桧。后见秦桧的卖国丑剧愈演愈烈，遂辞官回家，专心致志地教育起自己的子女来。他的儿子朱熹，便是他精心培育出来的一位伟大人物。
据史载，朱熹刚会说话时，朱松便以手指手，告诉他：“这是天”。他马上追问：“天上面有什么？”朱松感到他非同寻常小儿，不久便开始为他启蒙，还送了他一本《孝经》，并在上面提字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五岁时，朱松又专门为他作了首《劝学》诗。诗中说：从今日起，你更应读书明理了。家中没有什么厚实的产业，只有几筐旧书，望你努力学习。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你要持之以恒，不断进取，争取成为一个大学问家。
朱熹生性颖悟，很快便将父亲的那诗背诵如流。从此，他多年如一日地早起晚睡，如饥似渴地学习和钻研。
朱熹
朱熹读书时，喜欢用红笔在一旁作记号待读第二遍时，又用黑笔在一旁作标记当读到第三遍时，若发现精彩处，则改用青笔划重点而读第四遍时，若发现闪光点，便用黄笔记下来。他认为：用不同的色笔图点可增进记忆、加深理解，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所以多年来一直使用着。
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朱熹通过读书，也不时地体会到其中的乐趣。有一次，他还作了首《观书有感》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经过数年的努力，朱熹对哲学、理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独到的见解，他总结自己的切身体会，将读书之法高度概括为六条：一、居敬持志，即专心致志二、循序渐进三、熟读精思四、虚心涵泳五、切己体察六、着紧用力。还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
朱熹18岁那年“贡于乡”，不久又中了进士，被任命为“主泉州同安簿”。
朱熹做官后，社交活动日益增多，朱松又开始了对他择友方面的教育。
朱松认为：一个人读罢书，有了妻室，建立了家庭，渐渐远离了父母的教诲。这时候，朋友的影响很重要。万一有行为不端的人插进来，很容易将他带坏。即使对值得结交的人，也应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决定取舍。
为此，朱松经常给儿子讲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勉侄善交友的故事。他说，东汉时京城有两位知名人物，一位叫龙伯高，一位叫杜季良。这两个人都值得交往，但性格各有千秋：龙伯高为人厚道，办事严谨，待人谦逊，廉洁公正而杜季良豪侠仗义，能同朋友共甘苦。所以，当杜季良的父亲去世时，有好几个州郡的客人不远千里来吊丧，一时传为美谈。马援根据侄儿们的特点，希望他们不要学杜季良而学龙伯高。因为学龙伯高，即使学不成，还可以成为谦虚谨慎者，好比“刻鹄不成尚类鹜”，而学杜季良，一旦学不成，便成了“画虎不成反类犬”。讲罢故事，朱松根据儿子的具体情况，要求他首先做到志趣高远，克己从善其次也要以龙伯高为楷模，而不应以杜季良为榜样。
朱熹认为父亲言之有理，从此十分注意对朋友的选择。所以，他交结的人，大都是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他从那些人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不久，他因政绩卓著而升任主簿、知州、提举浙东茶盐公事等职在学术上也渐露锋芒，成为时人密切关注的后起之秀。
随着朱熹声望日高，朱松又担心起他会不会骄傲自满的问题，并为此而经常训导他。
直至朱松临终之前，仍把儿子叫到病榻前说：“你的学问有所长进，这很好。但要知道，比起籍溪的胡原仲、白水的刘致中、屏山的刘彦冲，你还相差极远。这三位先生学识渊博，都是我一生中最钦佩的人。我死后，你要谦恭地拜他们为师！”朱熹听罢，连连点头。
此后，朱熹谨遵父训，广拜名师，遍交益友，终于成了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的著名学者。他著有《四书章句集注》、《伊洛渊源录》、《名臣言行录》、《资治通鉴纲目》、《楚辞集注》和《诗集传》等书后人又记录分类整理了《朱子语类》和《朱文公文集》。
鉴于朱熹一生勤奋、精谨，学识广博，著述宏丰，创见极多，中国现代大教育家蔡元培曾将他和孔子相提并论，说：“宋之有晦庵（朱熹号晦庵），犹周之有孔子”日本三浦藤作也高度评价他为：“极似欧洲近世代表的哲学者康德”。
李贞
在南京太平门外紫金山西麓，曾长期保存着明朝开国驸马李贞的坟墓。人们看到它，常常在称颂李贞开国之功的同时，对其教子有方大加赞赏。
李贞（1318~1379），原为山东目于眙镇一位普通农民，20岁时与旧邻朱家的小姐结了婚，并生了“保儿”。6年后，由于旱蝗迭至，颗粒无收，李贞为了养家糊口，专程去求助于迁往濠州（今安徽凤阳）的岳父一家。不料濠州天灾比王比眙还重，其岳父、岳母和三位妻兄均在荒年染病身亡，小弟弟朱元璋初为皇觉寺僧人收留，后来也离乡出走，一去杳然无音。朱氏闻讯痛哭，终因劳苦忧伤过度而去世。临终前，一再嘱托丈夫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小弟弟的下落。
此后，李贞携同14岁的儿子开始离乡背井去讨饭，并多方打听朱元璋的音讯。其间，尽管他和保儿曾多次饥饿难耐，而一旦讨得食物，还总是分给一些比他们更可怜的人。有时候他们路过农民的庄稼地，见稀稀拉拉的玉米杆上有些可吃的，也总是劝儿子再忍一下，而不做损害百姓的事。
两年后，他们经过千难万险找到了驻扎在濠州的一支义军。一问，方知朱元璋果然参加了郭子兴的队伍，并被郭委任为镇抚，正守卫滁州。李贞十分高兴，遂告辞而向滁州奔赶。临行前，那义军头领还送给他们一些散金碎银做盘缠。行至中途，他们又遇到了一些贫病交加、濒临死亡的人。李贞又多次解囊相助。
李贞的所作所为，都给保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使他渐渐养成了关心百姓、助人为乐的好品行。
不久，李贞父子找到了朱元璋。双方见面，悲喜交集，自有一番说不尽的话。从此，朱元璋将对亡姐的思念之情，全都倾注在小外甥身上，并为外甥取名“文忠”，决心把他培养成一位文武全才。
李文忠生性聪颖，加之勤学苦练，不出三年便长于写诗撰文，精于布阵斗兵，出落得一表人才。朱元璋十分喜欢他，经常在众人面前对他大加赞扬。而李贞却不时地将儿子叫到跟前，训导他如何为人处事，尤其是千万不要忘记贫贱之时。
有一次，朱元璋的贤内助马秀英带着两个使女过府来为李贞父子添置衣物，发现李贞仍用着讨饭时的破被子，大为不解。李贞则十分动情地说：“这是亡妻临终前亲手拆洗过的被子。虽然破旧，但它伴随我度过了两年乞讨的日子。看见它，我就像看见妻子，就忘不掉以往！”马夫人十分感动，遂拿去亲自将被子拆洗干净，交给李贞。李贞再也舍不得盖它，竟将它放进箱子里珍藏起来。
李文忠19岁以后，在父亲和舅父的支持下开始带兵打仗。在一次援助大将常遇春攻占池州时，表现得十分出色，致使元朝的天完军仓惶出逃，青阳、石埭、太平、旌德等地全部落在了他的手里。为此，很多人都对他刮目相看，加上他是朱元璋的外甥，言过其实的奉承也愈来愈烈。涉世不深的李文忠面对如此场面，不禁飘飘然忘乎所以。
李贞得知后极为不安。但他没有当面训斥儿子，而是打开箱子，取出旧被，重新盖了起来。李文忠看到后心中一怔，随之理解了父亲的用意，主动向父亲承认了错误，并表示再也不敢忘本和自傲。李贞点点头，露出了笑容，遂语重心长地告诫他：“富贵而忘贫贱，君子不为也。”
李贞还经常教育儿子尊重儒士。李文忠言听计从，主动拜名士为师。他还基于读书人都有个字号的习惯，给自己起字为“思本”，意思是永不忘本。显然，这“思本”与“君子富贵不忘贫”是异曲同工。据说，朱元璋得知后喜不胜收，免不了对李贞父子又称赞一番。
朱元璋夺取应天（今南京）后，不久又攻占了严州（今浙江建德）。为巩固胜利成果和向浙东进军，他任命21岁的李文忠为左副都指挥使兼领元帅府事，守严州。同时，考虑到李贞一向谨慎持重，又令他去严州辅助儿子。
从此，李贞在严州帮助李文忠料理军政大事一连七年。其间，正如《明史》中所记载的那样：李文忠“屡以征伐事出，皆委贞权掌军务”。而李贞则深知严州乃北控杭州，南扼婺（今浙江金华市）、衢（今浙江衢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尽心尽力，分外小心，从未出现任何纰漏。还积极筹集粮草，打造兵器，运送军需，乃至收治伤员等等，从而保证了李文忠成功地攻取金华、诸暨、东阳、桐庐、新城、富阳、余杭诸城，并一举攻下了杭州城。
在李文忠每次出征之前，李贞无不一再告诫他要时刻关心百姓疾苦。因此，李文忠所辖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民众的欢迎。
1368年正月，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二月，册封李贞为驸马都尉。第一年，封李文忠为征虏大将军，统率已故的常遇春部。第三年，进李文忠为荣禄大夫，右柱国，同知军国事，食禄3000石，赐诰券，予世袭。而第八年，又令李文忠“折节延诸儒生，讲学经义，尤号有文采”。所以，明代大思想家李贽在评价李文忠时说：明初“勋臣而有文者，一人而已”。
李贞死于洪武十二年（1379）冬，享年61岁。朱元璋封其为陇西王，谥恭献。5年后，李文忠也由于连年征战而病亡。临终前，朱元璋曾亲自到他府上去看望，并对他“抚摩良久”，一直到他咽了气，才“挥涕而别”。
李文忠有三个儿子，即李景隆、李增枝和李芳英。他们及其子孙一直承袭李贞、李文忠余荫，其爵位直到明朝灭亡。
张皇后
明仁宗朱高炽的皇后张氏，是河南永城县人。她自幼聪颖贤慧，待人和蔼，举止端庄，并由此而被明成祖朱棣的皇后徐氏所看中。之后，被选入宫，先后成为朱棣长子朱高炽的燕王妃、太子妃和皇后。
张皇后曾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和正统六朝，在后位计达18年，除竭力辅佐丈夫外，还苦心教育和扶持了儿子、宣宗朱瞻基与孙子、英宗朱祁镇两个皇帝，为巩固大明江山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被时人誉为“女中尧舜”。
洪熙元年（1425）五月，在位仅仅10个月的仁宗皇帝朱高炽溘然离世。皇储朱瞻基嗣位，是为宣宗，尊母后张氏为皇太后。
张太后鉴于宣宗登基不久即发生了汉王朱高煦叛乱的严重现实，深为儿子担忧。但她深知：祖制家法最忌后妃干政。于是，仿效祖母马皇后参政而不乱政、有权而不弄权的作法，说服儿子重用德高望重、才博资深的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三杨”以及蹇义、夏原吉等忠臣良将，以“外兼台省，内参馆阁”，辅佐他继续沿用仁宗规划的昌平致盛措施，从而保证了天下太平。
张太后居安思危，经常教导宣宗勿忘祖宗创业之艰难，并要求他带头节俭。还说：“君王恭俭，则户口日繁，财赋充足。”宣宗谨记母训，并以此为准绳。据说，有一次工部尚书嫌宫中御用器物不足，拟派人到民间采办。宣宗得知后立即制止说：“当初，汉文帝的衣服、帷账没有文采而被传为美谈……朕也要以俭约为臣下做出表率。”接着，有一个和尚自称要修寺为他祝福长寿，也被他训斥道：“周文王治国为时最久，但那时尚未有僧道、神仙之说秦始皇、汉武帝求神拜仙，梁武帝、宋徽宗敬僧崇道，又有什么效验？”
宣宗在严以律己的同时，极力反对奢侈之风。他还责成吏部尚书蹇义裁撤内外冗官，责成户部尚书夏原吉严禁向百姓强征暴敛以供帝王享用的作法，还作了严禁官员扰害百姓的有关规定。张太后闻讯大喜，当即予以充分肯定。
张太后很希望宣宗能经常地下去体恤民情。为此，她在宣德三年（1429）率子孙们参拜成祖和仁宗的长、献二陵时，特地带他们到农家，召集老媪老叟，问寒问暖，并赏赐其银两。百姓们感恩不尽，遂献出最好的食品请他们品食。她边吃边赞叹：“这才是真正的农家风味！”又语重心长地对宣宗说：“做一位受百姓拥戴的仁君，首先要让他们安居乐业，望皇上以此为重念！”
那次下乡，给宣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此后，他经常深入民间。据史载，他在宣德五年（1430）三月拜谒皇陵回京时，见昌平东郊路旁有几个农民在耕地，便下马与农民交谈，亲问年景生活，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推了三下说：“朕只推三下已不胜劳累，更何况常年累月这样劳作了。人们常说劳苦者莫如农家，果然如此！”说罢，给每人赏钞60锭。回京后，又亲作一篇《耕夫记》，用以激励自己和大臣。宣德七年（1432），他再次下乡归来后，又写了一篇《织妇词》，命人画成图挂于宫中，以便大臣及众妃嫔不忘百姓的艰辛。
宣德十年（1435），宣宗因病而英年早逝。临终前遗诏：国家大事必须禀报张太后。张太后按照既定方针，扶太子朱祁镇登上了皇位，是为英宗自己遂为太皇太后。
张太皇太后基于英宗时年九岁，是明代第一位少年天子，决定使他自幼养成勤政的好习惯。为此，她首先请出祖训，让英宗每天五更时就披衣而起，由司礼监顶着祖训来宫门前跪诵，英宗在床上跪听。一直听诵完了，才离床梳洗，然后乘辇临朝。
第二年，张太皇太后又批准“三杨”上疏，为英宗正式开设“经筵”，让他于每月的初二、十二、二十二前往文华殿，听翰林讲官授课。此外，还为他开设了“日讲”。
为给英宗创造良好的氛围，张太皇太后还依照“治天下者，治家为先”的古训，将自己入宫以来所遵从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一系列告诫妇女的谕条，统统用以治理好皇家诸事上。同时，还下令撤去宫中所设置的各种玩物之类。
张太皇太后还常常当着英宗的面，感谢“三杨”等五人说：“卿等老臣，嗣君幼，感谢你们同心协力，共安社稷”。接着转过身来叮嘱英宗：“这五大臣都是先王重用裨辅后君之人，是历经几朝的重臣。希望皇帝以后所有政策法度都要同他们商议。”还强调说：“若非五人赞同，便不可实行！”
对蒙骗英宗的奸佞小人，张太皇太后从不留情。有一次，她便当着英宗和“三杨”等五大臣的面，怒斥阳奉阴违、结党营私的大太监王振，还命人以刀剑架在他的脖子上，差点儿要了他的命！
在教育小皇帝和后宫妃嫔的同时，张太皇太后还常常抽空教育自己的娘家人。
早在英宗即位之初，她就给她的胞兄彭城伯张泉和左都督张升写信说：“咱家出身寒微，蒙受国恩，方荣及祖宗。三位兄长虽无汗马之劳，也都得有官爵，满门富贵，与国家功臣无异。所有这些，全都是累朝圣上赐给的。”随后，她推心置腹地说：“我仁宗皇帝不幸早逝，长子宣宗皇帝继之又去世，而今长孙祁镇嗣位，保护和辅助的重担实乃落在我的肩上，望二位兄长能够体谅我的苦衷。恳请二兄恪守法度，恭行节俭，约束子孙，千万不要做那些违背法度的事。”在信的末尾，她还明确告诫二位兄长：“自即日起，你们每月朔、望两次上朝参拜，凡遇议论政事，不要干预！”
张家二兄弟见信后反复阅研，并将其精神及时传达族人。从此，全家人更加谨言慎行，尽力为张太皇太后分忧排难。
正统七年（1442），张太皇太后病故。在其遗诏中，还勉励诸大臣辅佐英宗皇帝要“忄享行仁政”，其语“甚淳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