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注意“薪资层次”以及薪资的种类问题。最重要的是，除了金钱的支付外，还有其他的薪资支付方式。事实上，随着生活的富裕以及个性的日趋成熟，金钱的重要性已逐渐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更高层次的薪资支付。另外，金钱的支付似乎仍有一定的重要性，于具体的数目，而是在于它是员工地位、成功、自尊的象征，这些都是赢得他人喜爱、赞美与尊敬的重要因素。
在人类动机方面，有许多有效的数据、企业方面的经验以及临床心理学资料，证明采用Y理论的管理是可行的。但我们必须在头脑里刻下痕迹：这将是一项由点及面的实验，验证实验的数据并非最终确定的数据，也并非全然可信。理由很简单，这里还有很多令人怀疑的地方。
事实上，还有很多学术界的专家以及企业经理人质疑这项理论的可行性，他们的质疑不无道理。的确有许多证据、实验以及数据反驳这项新理论。我们必须承认，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空间，整个理论仍处于实验阶段，我们必须搜集更多的数据和答案，解决即将碰到的疑问。
例如，理想管理的全部哲学相信人性本善、值得信任、喜好知识与渴求受到尊敬。不过，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并没有确切的量化资料证明，究竟有多少人对工作怀抱热情、努力追求事实与真象、讲求效率。当然，我们必须肯定有些人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也多多少少知道这种需求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
不过，我们并没有针对多数人口进行普查，因此，没有量化的数据可以告诉我们，有多少人喜欢执行这些想法。我们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在全人类中到底有多少人是不可改变的独裁者？
这些都是建立人本管理制度所需的关键性信息，只有知道这些信息，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管理策略。我们不清楚有多少员工真正想要参与企业的管理决策，有多少人不愿有任何的参与，有多少人将工作视为谋生的手段，与兴趣无关。
例如，有的妇女出外工作，只是为了养育小孩。其实，她喜欢的工作是轻松而又愉悦型的，而不是令人厌恶的工作。问题的关键是，对她来说，什么是令人厌恶的工作？如果她不用养育小孩，她全心投入工作的意愿会有多高？有多少人喜欢独裁式管理的老板？有多少人宁愿被告知怎么做，而不想自己动脑筋去思考？有多少人只看到具体的事物，对于未来的计划感到不可理解和索然无味？有多少人喜欢诚实？有多少人打心底就喜欢不诚实？人们在心里不想当工作小偷的倾向到底有多大程度？我们对人的惰性知道得不够多，也不是很清楚。人到底有多少懒惰？什么样的情况下能使他们不懒惰？对于类似的问题，我们几乎毫无所知。
我自己手中掌握的资讯还不够充足，因此，这些都只是实验而已，就像民主政治也是一项实验，这也是一项基于未被证实的科学假设：人们喜欢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要有足够的信息，人们就能为自己的生活做出明智的抉择，喜欢自由，不愿被指使，对于影响他们未来的任何事，他们都希望有发言权。所有这些假设都没有经过精确的证实，所以我们称它为科学事实，就像我们把生物学上的事实视为科学事实一样。基于此点，我们有必要知道更多的心理因素。我们必须明白，这些都只是信心条款，而非最后的真理；换个方式来说，这些都是有某些根据的信心条款，但仍不足以说服那些性格上反对这些条款的人。
完全可以想象，这项科学事实的最后测试结果：原本不赞同的人最终不得不接受事实。当所有独裁者看到关于独裁者的研究资料，并因此意识到自己的独裁人格是非必要的、病态的或反常的，他最终也会改变这类性格。如果真的如上所说，那么关于独裁人格的研究知识就可成为最后的定论。如果独裁者对于所有证据仍置之不理，除了说明我们所搜集的事实仍不够充分、仍无法形成真理之外，其他什么也说明不了。
在我仔细研究罗格利克的理论——采取与X理论完全相反的人性主张——之后，发现我的许多关于动机、自我实现的研究资料与他的理论不谋而合。但所有人都必须知道，若把这项理论视为最后的定论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我在动机方面的研究基础主要是来自于临床经验，是针对神经质病人的治疗而来。已有某些企业把这项研究搬到管理上，并证明此项理论也适用于企业，但我仍须进行更多的研究，才能说服自己，这项针对神经质患者所做的研究转移到工厂员工身上同样也是有效的。
自我实现的研究情形也是一样的，在所有研究中，只有这项研究有效。许多取样发生错误，依正统科学而言，这项实验是很差劲的，我愿意承认这一点。事实上，我也急于承认这项研究仍在实验阶段。我担心某些狂热分子会全盘接收，他们应该像我一样，对一切事实有所怀疑。这项实验必须不断地重复和检查，必须通过其他社会的试验。这项理论的事实根据——当然已经有许多事实根据——大部分来自于心理治疗师，如罗嘉斯和弗洛姆。
当然，如果想要证明将心理治疗的情境运用到企业界是有效的，仍需要更多的测试。至于我对知识需求、好奇心的研究也是一，尽管我相信自己的结论，但我仍愿意像充满好奇心的科学家一样，承认这方面的研究必须经过他人的验证后才能成为最终结论。我们必须小心资讯是否存在谬论，因此更多的研究是绝对必要的。自满与自信只会阻碍研究。
在这里，我必须明确地说明一个问题，X管理理论的事实根据几乎接近于无，甚至比Y理论还要少得多。它是完全根据习惯和传统而归纳出来的管理模式。虽然它的支持者狡辩这是依据长期经验所得出的结果，但仍无法改变其证据薄弱的事实，那只是一种自我幻想性的预言罢了。在不科学的基础上，若以X理论所主张的模式对待员工，员工只会产生X理论所预测的行为，决不会产生别的哪一种行为。
我可以无所顾忌地下结论，Y理论的事实根据仍不完全，因此无法获得完全的信任，X理论更缺乏证明所有符合科学的事实根据，而且几乎所有适用于企业界的研究均支持Y理论，没有一项证据支持X理论，除非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独裁性的研究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所有的事实根据都支持民主性人格，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选择独裁性格的人是最佳的抉择。例如，在过渡时期，拥有独裁性格的教师比起民主而被动的Y型性格教师，更能管教独裁性学生。在更为复杂的企业管理中，同样的情形也普遍存在。我想到鲍伯·霍特的适应价值和妄想性格的证明；他证明此类性格的人比起正常人更适合当侦探，或至少和正常人担任侦探相比要优秀许多。
谈到这里，还有一点必须引起人们的注意。自从读了史卡顿所写、罗森·黑丽编辑的《企业实务的组织理论》一书之后，我有这样一种想法：一旦我们考虑企业的长期健康而非短期健康、民主社会的义务、组织对于员工与经理人高度发展的需求，那么对Y理论的需要将会更趋强烈。
在那本书里，史卡顿谈到他所任职的梅泰德企业，生产与行销是这家企业唯一的功能和目标，其余的事都被认为是次要或不重要的。这是一种极为孤立而压缩的观点。在他的眼里，企业与社区、环境与社会没有任何联系，甚至没有任何债务关系。至于民主社会的高等教育、尊重法律与财产等因素，他更未考虑进去。如果将其包括进去的话，那么企业或企业就必须对社会有所贡献，也会对社会有所需求。史卡顿所主张的企业模式只有在法西斯式经济体下才能实行，若在民主社会实行，则会完全失效。因为在民主社会里，企业与员工对社会有其相对应的义务和权利。
为了保持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我们必须对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地讨论。就长期发展而言，企业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会越来越趋于紧密；健全的组织需要稳定、受良好教育的员工，不能雇用违法的人、罪犯、玩世不恭的人、被纵容宠坏的人、愤世嫉俗的人、好战者、破坏者，不过，这些人都是非健全社会下的产物。
也可以这么说，不健全的社会无法成就健全的企业，期而言是如此。虽然在独裁社会或独裁企业里，在恐惧和饥饿状况下也能生产好的产品。若这些是真的，或许我应该去研究西班牙出口哪些物品，南非的黑人生活如何，他们能生产或制造什么产品？
事实证明，在混乱、战争、传染病盛行、罢工、充满暴力谋杀的环境下，即使健全的组织也不会发挥其好的功能。因此，文化本身必须是健康的，不能有贪污、政治贿赂、宗教腐败或宗教主控的情形发生。企业必须在不影响社会道德与健康的先决条件下才能自由地成长。此外也不能有任何形式的政治干预。
实际上，那些只注重利润、产品销售的企业，把自己限制在生产、销售的功能里，其他人的利益完全没有考虑。也就是说，只是企图从我以及其他纳税人身上占便宜。纳税人负担学校、警察局、消防局、卫生部门以及其他单位的费用，以及维持一个社会的健全营运的费用。社会为企业提供高度发展的员工及经理人，但是这些企业对社会的回报却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为了公平起见，我觉得他们应该对社会做出更多的回报塑造好市民。人们会因为良好的工作环境，而变得更仁慈、有爱心、更善良、处处为他人着想。
我认为，制定符合道德伦理的会计制度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建立一种道德的伦理的会计核计办法是我最大的兴趣。不过，这项工作有一定的困难度。在此制度下，对于协助改善社区、提升居民品质，创造民主性格员工以及增进民主发展的企业，应该给予税额减免的优惠政策。至于对民主政治、优良环境毫无贡献并使人们变得偏执、敌意、恶毒、更具破坏性的企业，则必须处以严厉惩罚。对整个社会的蓄意破坏。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否则，岂不是太不公平了。
此过程的其中一部分必须由会计来完成，会计人员必须努力将无形的员工价值纳入资产负债表的计算中，使他们更优秀、更合作、更不具破坏力。企业值得花钱雇用这样的员工；值得花钱训练、教导他们，将他们组织成为高度发展的团队成员；企业也必须尽力吸引高度发展的员工或工程师加入。这些金钱与努力的花费将转化为会计数字，企业为改善社会所做的贡献也将反映在损益表上。这些业绩优良的企业有较低的信用风险，是贷款银行乐于借贷的对象，更是投资人心目中良好的投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