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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穷则思变闯天下

第一节 生于贫苦之家

先天环境的好坏,不足喜也不足悲,成功的关键完全在于自己的努力。——王永庆

一代巨富王永庆是著名的企业家,他的资产超过数亿元,可是谁又能想象得到,他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其实他也是从贫苦之家走出来的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清道光年间,王永庆的先祖从福建泉州府安溪县金田乡移居台湾。父亲在台湾主要以种茶和卖茶为生,家境还算过得去,但不料中年时大病一场,竟然耗尽了所有家产,所以家境从此陷入困境。自此,家庭里外的粗工细活也就全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

清道光年间,王永庆的老曾祖母许雪娘因是寡妇,在家乡无法谋生,便带着儿子王天来和儿媳林谨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寻找生路。

在此之前,安溪已经有不少同乡来到了台湾。许雪娘一家落户在台北县新店镇直潭孔子岭上,当地人把这里称作“情人谷”。

“情人谷”名字虽然浪漫,但是人们的生活却并不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这里山多平地少,物产匮乏,并不是一个适宜安居乐业的好地方。

在福建省安溪,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种茶人。于是,许雪娘和儿子、儿媳三人“重操旧业”,在直潭开荒种茶,定居下来。

王永庆的祖母苏好,是一个乐天知命、心地善良的女人。那时候,一些愚昧而贫苦的农民认为养女儿没用,女儿出生后多数被直接掐死。

苏好出生时也差点儿遭此厄运。她曾对王永庆说:“我出生的时候,我母亲要掐死我,我父亲说先找个算命的看看再说。还好,算命先生说我将来的命运很好,所以才活了下来。”

乡亲们都羡慕苏好嫁给了王添泉,说她找了个知书达理的好丈夫。苏好自己也暗暗庆幸自己的“命好”。

可是真正嫁进了王家门,却发现现实与自己想象的并不一样。王添泉虽然满腹经纶,但是却穷得家徒四壁,嫁过来享福是不可能的事。好在苏好是个知足常乐的女人,对如此贫困的家,也不十分失望。

当时百姓普遍贫穷,特别是在乡下,能解决温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有几个人会把孩子送去念书呢?私塾里的学生寥寥无几,王添泉的收入非常有限。

王添泉在村里私塾做教师,而他除了教书,什么农活都不会干,随着子女一个个降临人间,家里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

望着因操劳过度而未老先衰的妻子,以及因营养不良而身材瘦小的儿女,王添泉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中。他觉得自己很没用,没有办法给妻子和孩子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王添泉觉得教书这行当难以养家糊口,经常抱怨说,早知孔老夫子的学问这么不值钱,还不如当初跟父兄学种茶呢!痛心疾首之余,他决心不让儿女读书。所以,王永庆的父亲和叔伯们大都是些“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睁眼瞎”。

如果说王添泉此举也算是一种“穷则思变”的话,只能算是一次失败的改变,他的儿子们并没有因为不读书而变得富裕起来,反而变得越来越穷。因为贫穷的根源并不在读书识字上,根源在于他们的思想的“宿命论”。

1917年1月18日,那年是农历的龙年,一个新生命降生于台北县新店镇直潭里的一户茶农家庭。祖父王添泉为这个孩子取名叫“王永庆”,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取得值得庆贺的成就。

王永庆小时候家里很贫困,几乎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吃到一点儿荤腥。小小年纪的王永庆便跟着母亲到住家附近一条双轨的台车道旁,看到运送木材或煤块的台车经过,捡拾从车上掉下来的煤块、木材,从其中挑好的拿去卖钱,维持家用,质量差的带回家当燃料烧火做饭。

王永庆7岁那年,父母送他到新店国小读书。王永庆每天早上天刚亮就要起来,先到附近的水井提10多桶水,先把家中的大水缸灌满,然后再步行20千米到学校上课。

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对小孩子的一种“虐待”,但是,这样的磨砺对王永庆来说,却实在有很大的好处。

每天艰苦的劳动培养了王永庆勤劳刻苦、坚忍不拔的个性,也使他充分认识到人在困难面前所拥有的潜力。这样的磨炼让他日后无论遇到怎么样的挑战都能从容应对,丝毫没有胆怯过。

由于家境贫寒,王永庆没有书包,所有的书本只能用一条粗布巾包起来。因为没有鞋子,他每天只能光着脚走路,雨天就只能以一顶竹叶做的斗笠当雨伞。

每天放学回家,王永庆也不轻松,因为家里养了猪,需要饲料。

他常常要扛25千克左右的饲料徒步回来。

一个小孩子,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又要努力干活,自然没有什么心思专心求学了,因此王永庆的学习成绩一直徘徊在班里的倒数第十名的位置。

一个人小时候往往不懂得那么多道理,在周围大人们“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之下,王永庆也没有对读书产生过兴趣,直至他后来创业的时候才明白知识的重要性,可惜他那时已经错过了求学的最好时光。

王永庆读到小学三年级时,全家陷入了最艰难的境地。因为那时候,他多了一个嗷嗷待哺的妹妹,而且他的父亲卧病在床,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完全落在了瘦弱的母亲身上。

母亲不仅要侍奉年迈的公婆,要供养子女吃穿用度,还要照顾被病魔缠身的丈夫。她倍感生活的压力,但是她却充满乐观精神,从不叫苦叫累。

母亲的吃苦耐劳和乐观精神成为王永庆的榜样。看到家里的这一切,王永庆很是心疼母亲,再也没有心思整天上学读书了,他开始一边读书一边做工。

母亲给王永庆找到了一份放牛的活,每月可以给家里挣5角钱,尽管这钱少得可怜,却是他自己挣来的。他一直希望能早点多赚钱贴补家用,好让父母不再受苦。

一天,他放完牛回家,一进门就看见母亲神色慌张,一家人急得团团转,原来父亲王长庚不见了。

一家人赶忙四处寻找。王永庆绕着村子找了一圈,没有发现父亲的踪影。此时天色已近傍晚时分,他环视四周,周围都是一些散落的低矮民房,不远处是村里的晒茶场,旁边有棵大榕树,枝繁叶茂,非常显眼。

一种不祥的预感向他袭来。他急忙叫母亲过来,两人一起向晒茶场跑去。

夕阳中,有一个人正在往榕树枝上拴绳子,然后把头伸进绳套里。那人正是王长庚。母子俩吓坏了,他们大声制止着王长庚的自杀行为,赶忙把他救了下来。经过母子百般劝慰,王长庚才终于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那天晚上,王永庆睡不着了,他眼前总是浮现出父亲那张痛苦的脸和母亲因操劳过度而微驼的背。他心中暗自思量:父亲为何要走绝路?是没有钱治病,还是为生活压力不堪重负?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通过个人奋斗,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很多人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或自甘贫穷,或消极厌世;有些人则在逆境中看到希望。王永庆正是在逆境中看到希望,并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人。

第二节 改变命运的尝试

王永庆学历不高,但他能吃苦,不依靠别人,这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好不容易小学毕业,家中再也供不起他继续读书了,他只好告别了校园,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种茶农民生活。

但这不是王永庆的理想。他记得祖父的嘱咐,种茶树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茶树最后会破坏山体的水土,导致水土流失。所以他决定要外出闯荡,到外面的世界做工赚钱,养家糊口,发展事业。

王永庆将自己外出打工的想法如实地告诉了父母。年迈的父母虽有点放心不下,还是答应了儿子唯一的要求。他们不求儿子能出人头地,他们只是希望儿子平平安安的就好。

1931年,就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的那年,15岁的王永庆离开家乡,辞别父母,踏上了去嘉义的路,开始了他人生的重要历程。母亲含泪送儿子离去,望着那单薄瘦小的身影消失在遥远的山路上,内心有说不出的伤痛。

嘉义距离王永庆的家乡几百千米,他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原本他想投靠做大米生意的叔叔王水源,但又想起临别时母亲“临苦不惧,临难不缩”的教诲,他还是下定决心自己去找工作。

王永庆一个人走在街头上,可怜兮兮地挨门挨户地询问:“要不要小工?要不要找人帮忙干活?”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工作,在一家米店做小工,专为客户送米。

王永庆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白花花的大米,那种兴奋的感觉就像久旱的庄稼遇到了甘霖,淘金者发现了金矿一样,激动得难以言表。这是他过去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每天做梦都想吃饱饭的他第一次可以和大米这样“亲近”。

一年后,王永庆积攒了一些钱,便自行创业,在嘉义开了一家很小的米店。由于人生地不熟,再加上白手起家,生意上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王永庆身兼老板和伙计,米店刚开业,他的米卖不出去。于是,他只好挨家挨户上门去拜访推销,才好不容易争取到有几家客户愿意试用。

米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为了留住这些来之不易的客户,米店就得有一些比其他同行都强的优点。

在当时,大部分米商的大米中免不了混有沙石和米糠,时间长了,商客双方也就习惯了,见怪不怪了。但王永庆却细心筛选,把米糠吹掉,把沙石一粒一粒挑拣干净,力求在大米的品质上做到比别人好。

另外,为了扩大销路,王永庆便与兄弟们一起将客户家中的人数和需求数量一一记下来,预计大米快吃完的时间一到,便主动与客户联络并且送米上门。

王永庆送米上门不仅仅是把米送到客户的家门口,他还要把客户家的陈米从米缸中倒出来,先把新米倒进米缸,然后再把陈米放在上面。

这样,陈米不会因为被新米压在米缸底下而放坏变质。这些小细节令客户很感动,他们口碑相传,为王永庆赢得了更多的客户资源。

凭着父母遗传的坚强毅力,加上灵活的头脑以及两位弟弟的帮助,王永庆的米店生意硬是逐步打开了局面。

在日本控制台湾的时代,一般台湾民众的生活相当拮据,因此免不了在买米时欠款赊账。为了及时回收米款,同时也避免给客户造成不便,防止给自己的生意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王永庆总是先打听好客户领薪的日子,然后再到发放薪水的第二天,登门回收欠款。

如此一来,王永庆的米既卖得快又口碑好,生意自然蒸蒸日上。更重要的是,所谓“质优价廉”和“顾客导向”的经营策略也就由此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尤其是建立“顾客档案”的做法对台塑后来的“表单化”经营管理方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当时,零售大米的业务利润微薄,送一斗米只赚一分钱,发展空间相当有限。

记得有一次在深夜2点,外面又下着雨,一家小客栈的厨师跑到米店敲门,要求立刻送一斗米过去。王永庆闻声立刻从被窝里爬起来,随便往身上披了个粗麻袋片就跑出去送米,回来后全身已经被淋湿了,冻得瑟瑟发抖。

这次经历使王永庆意识到,虽然自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固定客户,但若要想多赚钱,那么就要向上游发展,要搞粮食批发业务,也就是由自己来碾米,然后再自己卖或者批发给别人。

因为他发现,沿着这条线越往上走,厂商就越少,竞争压力也就越小,并且行业的利润却高出许多。于是在第二年,他向父亲借来200元钱,先买了一部分设备,然后再开设了自己的碾米厂。

巧合的是,这一套做法也和他后来在台湾的石化工业中,从二次加工做起,先伸向三次加工,然后再放弃下游,只专注中游,最后又向上游发展的历程,有同样的发展历程。

从卖米到碾米,就像是从产业下游到中游一样,尽管米业的产业链很短而且所需投入不大,但与经营石化企业的道理却大同小异。

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第一代创业者也都如此,不仅需要极高的悟性,另外也还要比同龄人更加勤奋好学。两者集于一身的王永庆,自然奠定了经营未来事业所需要的两样最基本的商业素质。王永庆的经营才能由此开始逐渐展现。

碾米厂开在一个临街的铺面,因为人手不够,王永庆还在附近的渔村雇佣了一批壮劳力来搬运大米。碾米厂的工作很辛苦,每天身上都是一层灰,另外,王永庆的碾米厂边上又有一家日本人开的碾米厂,这个强劲的竞争对手让王永庆不敢掉以轻心。

为了能够在竞争中获得胜利,王永庆的碾米厂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22点,比日本人的碾米厂整整多干4个多小时的活。

日本人下班后可以洗热水澡,而王永庆则只能在屋外的水龙头旁冲冲冷水澡而已,即使冬天也不例外。这样王永庆每天就可以省下3分钱,这就意味着竞争对手需要比他多卖3斗米才行。

在这样点滴积累的过程中,王永庆的碾米厂逐渐排在了隔壁日本人的前面。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他能取得如此业绩,说明他付出的努力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第三节 米店倒闭开砖厂

米店风生水起地开了将近10年,可是到了1941年,也就是王永庆28岁时,生意面临着一场大变革。

台湾的水稻因为肥料缺乏而产量大幅减少,并且因为日本供应侵华战争需要的关系,导致粮油等物资极度匮乏,日本统治者鼓励台湾人民吃一些番薯、草根之类的东西代替粮食。

并且,日本人开始在台湾实施物资配给制度,其中一项便是对大米采取“共精共贩”的方式供应。也就是说,对稻米的碾、售实施严格的配给供应制度。当时的嘉义市大约有12家规模大小不一的碾米厂,在实施了新制度后仅剩余两家,其余的则一律关门。

至于稻米的销售,则按过去营业额的高低进行分配,王永庆的碾米厂在当地排名第三,也属于被迫关门之列。

1942年,王永庆将手中的资产在家乡附近的新店广兴买了21亩的山林地,这是不少的地产,他还在云林大埤和嘉义大溪两地共买了5亩水田。这对年仅28岁的年轻人来说,算得上是个成功的大手笔的投资。

总的说来,王永庆16岁开始当家做主,自己身兼老板与伙计,只要是生意上的事,他都可以说了算。他在生意上还有两个弟弟帮忙出力,无形中培养出王永庆卓越的领导才能。

在经营米店时,他建立了几项基本经营理念,除了继续发扬幼年时的勤劳和节俭外,又加入了消费者导向的因素,促使消费者满意。他提高产品的品质,以薄利多销的方式打开业务,并了解客户的困难,配合客户付费方便,种种经营理念,都显示出他做生意不但精明,而且肯为客户设想,这是一种与消费者共存共荣的王者风范。

王永庆结束米店后,将资金投入囤积土地,也非常具有投资眼光,因为中国有一句老话说:“有土斯有财!”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穷人如果赚了钱,就吃吃喝喝,那么财富终有耗尽的一天;如果将钱做适当的投资,既可将财富保值,又可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可在日后事业发展壮大时,作为信用的保证。在通过银行融资时,有土地担保,自然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

王永庆时刻都在寻找可行的商机。在米行关闭的第二年,他便收购了嘉义一家经营不善的砖瓦厂自行经营。这是一项新的从未进行过的事业,王永庆的生意再一次回到了起点,他必须从头做起。

经营砖厂,需有大量煤炭资源。嘉南平原是台湾粮仓,很少有煤矿资源,因此王永庆不得不从台北、桃园等北部地区运来大量的煤用来烧砖。

王永庆经过一番周折,在台北买到100吨煤计划运往嘉义。但台湾正处于战时,加上交通不发达,运输起来相当困难,一切运输均以战争需要为先。不过王永庆通过在商场结交的朋友,送礼拉关系,费了很大的力气,煤炭才运到了嘉义。

王永庆以为这下企业有救了,可以大赚一笔,他心中充满喜悦。可没有想到的晴天霹雳突然降临,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砖厂却要被勒令停工。

原来,砖厂用煤炭烧窑的时候,会冒出浓浓黑烟,不但污染环境,据说也会影响附近稻米的生长。

王永庆把100多吨煤炭运回嘉义的时候,正赶上稻子开花时期,为了防止浓烟造成稻子减产,当地警察就立即强迫砖厂停工。王永庆出面去多方交涉,都没有结果。

砖厂的员工都是附近渔村的渔民,一旦砖厂停工,便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在王永庆多次努力都无功而返之后,员工们集体讨论出一个迫不得已的办法。

那时候的大米是实行配给制的,显得非常珍贵,员工们却主动将配给的米交给警察机关,请警察机关停止配给他们应得的米粮,以赔偿稻谷因浓烟造成的损失。

不知是因为那些大米配额有利可图,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砖厂终于可以再次开工了。

在日本的统治下,王永庆不断遭遇与竞争对手不公平的待遇。在距离王永庆所经营的砖瓦厂不远的斗南地区,有一个日本人经营的砖厂,名叫台湾炼瓦株式会社。

日本人的砖厂被通称为八卦窑,其规模非常大,产量也相当高。斗南这家砖厂的前身本是由台湾人经营的一个小规模目仔窑,但台湾炼瓦株式会社为了控制市场份额,把这样小规模的砖厂逐一收购,并改建为一座八卦窑。

除斗南外,台湾炼瓦株式会社在台湾其他各地还拥有数十座八卦窑,几乎完全垄断了台湾的砖瓦市场。

红砖的原料是泥土,所需设备和生产技术要求也比较简单,主要的问题在于取土搬运都要耗用大量人工,并且对煤炭的需求量也比较大。日本人经营的优势和特色是八卦窑的投资大、产量多,而且用煤较省,因此成本较低。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台湾的公共设施建设虽然需要大量的红砖,但绝大部分业务几乎都被台湾炼瓦株式会社独家垄断,而像王永庆收购的小规模目仔窑也只能是勉强度日罢了。

王永庆的砖厂就是在这种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惨淡经营的。由于烧窑用的煤炭在当地不易取得,于是他只好把砖厂搬到板桥。但是后来,板桥的砖厂也在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因故关门了。

虽然兴办砖厂的历史不长,但其间所获取的经验对于王永庆经营理念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永庆认为,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普通人根本无法找到一项适合自己且能通过劳动获取财富的事业。这也就是他后来之所以花费几乎大半生的时间来抨击垄断势力的主要原因。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战争以日本、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国家的战败而告终。日本结束了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台湾人民同大陆人民一样欢欣鼓舞,全台湾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王永庆像其他老百姓一样对未来充满希望。作为一个企业家,王永庆想,日本人既然走了,台湾人民从殖民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现在应该是轮到自己当家做主的时候了,自己可以在事业上大显身手了。

他心中暗喜,在日本人留下的各项事业中,自己应该可以找到能够有所发展的项目。但似乎一切都不过是梦,一切都事与愿违,国民党接管台湾之后,从日本人那里接收的事业统统转变为公营,已经没有任何剩余的事业可以留给老百姓去做。

王永庆对国民党也彻底失望了。

但未来的路还要继续,生活还要向前发展。他决定还是从他的老本行继续谋求发展。

1946年年初,王永庆在嘉义车站附近的公卖局制酒厂对面,投资兴建了当时台湾规模最大的碾米厂,10月5日正式开业。这时距离1941年碾米厂关闭刚好整整5年。

1946年10月5日下午,晴空万里,米界的同行、地方士绅、当局官员纷纷前来祝贺王氏碾米厂隆重的开业典礼,典礼盛况空前。一位友人向王永庆赠一匾额,题为“宏图大展”,这几个字正中王永庆下怀,说出了他心中的理想与追求,他感到特别高兴,准备大干一番事业。

然而,企业开工刚10个月的时候,一场风暴将王永庆的创业梦击得粉碎。

1947年3月11日,王永庆请人从嘉义中埔乡运来整整一卡车稻谷。车刚到碾米厂,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冒出了两名警察要求王永庆到警局接受讯问。

到警局之后,那两名警察不容分说,就立刻以“越区运粮”违反《粮食管理条例》的罪名将他拘禁了29天。

后来经过检察官的侦查,证明王永庆所买的稻谷确实是从同一粮区运来的,总算无罪释放。但问题是他却被无缘无故地关了29天。那时候也没有“国家赔偿制度”,对于错误的被逮捕入狱,只好是自认倒霉。

回家之后,王永庆内心对此次牢狱之灾感到愤愤不平。他很快查阅了国民党当局制定的《粮食管理条例》,发现国民党当局对粮食跨区运输的惩罚极其严酷,犯罪者大多被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王永庆觉得,现时的政治气候太过敏感,这对做稻米生意的人来说,这无异于守在一颗定时炸弹旁边。虽然这次幸免于难,但是将来未必能如此幸运。基于这样的考虑,王永庆决定放弃稻米生意。

第四节 开始转向木材生意

就在米店关门走投无路之际,王永庆认识了建南汽车货运公司的老板林先生。这位老先生也久闻王永庆大名,却没有机会相识,今日相见,两人一见如故。

当他得知王永庆正处困境时,便慷慨解囊,鼎力相助。王永庆在他的引领下开始了经营木材生意。

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王永庆从头开始做,也只能开展一些小买卖,因为他是经营木材的门外汉,导致经营不善,血本无归。王永庆不由得暗自伤神。幸好挚友林老先生再一次全力相助,王永庆才得以渡过难关。

王永庆在木材生意上站稳了脚跟后,逐渐扩大业务,从原来的木材小批发买卖逐渐发展为收购原木与委托加工等多种经营活动。

因为经营木材,王永庆的足迹踏遍了台湾的高山和南北林场,结识了木材界的“绿林好汉”,为王永庆在木材业的崛起与扩展新的领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直至几十年后,木材业仍是他的重要事业之一。

王永庆从事木材生意,同样把“顾客至上”作为其经营的第一要素。他讲信誉,也信任顾客。

王永庆对客户收账条件放得很宽,不要客户担保,却不曾因此有过呆账和债务上的纠纷。他与顾客建立了很好的供求关系,因此他的客源也源源不断地增加。

当时的华夏海湾塑胶公司董事长赵廷箴,那时候正从事营造生意,需要大量的木材作为原材料,他由于对王永庆提供的服务和帮助感到非常满意,所以成了王永庆的大客户。

当年赵廷箴要成立营造厂时,必须缴纳一笔数额不菲的保证金,当时他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投入到新厂建设中了,手中的资金不够缴纳保证金的。

于是他找到王永庆,希望他能提供资金支持,王永庆丝毫没有犹豫,当即借给赵廷箴10多根金条。等到赵廷箴的乐丰营造厂成立之后,为了报答王永庆,赵廷箴的工程上所需要的木材则完全由王永庆承包了。

后来,这家乐丰营造厂一位工作人员归还黄金时不慎中途遗失一根,王永庆知道后问清了缘由也没有追究这个工作人员。

王永庆和赵廷箴两个人的商场合作进一步加深了,两个人在事业上互相帮扶,最后被台湾商业界传为佳话。

台湾地处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环境湿润,森林茂密,木材蓄积量大,是中国的林业基地之一。

台湾光复后,台湾人进入重建家园的过渡时期,国民党大兴土木,进行恢复性的建设。国民党当局对木材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这是木材业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中国当时还处于内战时期,台湾作为国民党在大陆战场的重要物资基地,在这里木材跟粮食一样,也是受到严格管制的。

为此,国民党在台湾成立了台湾林产管理局,除本地居民留有寥寥无几的杂木、茶山之外,所有森林都划归林产管理局接管经营。

即使是市场上的木材交易,也只有持有林产管理局所开具的提货单才能进行。这一张提货单成为申请单位、商人与官员们非法牟利的法宝。王永庆对此却一窍不通。

当时,台湾全省上至军方,下至乡镇公所和各级学校,不论是否有建筑需要,都提出建筑计划,向林管局提出木材申请,然后全部申请交由木材商人包办。

商人为了通过这些申请单位取得木材营利,必须支付一笔数目不小的“好处费”给申请机关。然后,这些商人再与林产管理局主办单位进行交易,林管局根据商人给的“好处费”的多少来决定批拨木材的好坏。

这样官商勾结的结果是,申请机构、商人与官员都有利可图。大发横财,最后导致滥发提货单,并爆发了一系列政坛丑闻。

诸如:林产管理局局长洪维炎的木材卖空买空之类的案件层出不穷,震惊台湾社会。

更严重的是,在利益驱动之下,人人意图谋求。台湾当地的森林遭到乱砍滥伐的现象严重,甚至将千百年的宝贵桧木伐下用于铁道枕木,台湾的水土保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每遇天降大雨,就会山洪暴发,泥石流横行,林业主管部门已成为千古罪人。

在那场林业大战中,产生了许多发财的商人,也有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王永庆虽因此发了不少财,也曾一度茫然不知所措。

作为一个木材商人,据说他也加入了伐木盗林的行列。但他并不那么幸运。盗伐行为很快被人告发。台湾警方发出了通缉令要将他抓捕归案,王永庆迫不得已只好流亡去了日本。

王永庆大难不死。

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只好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台湾。要想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台湾站稳脚跟,唯有发展经济一个途径。这时正急需大量的民间企业家来办企业。

台湾当局力保王永庆回到台湾。王永庆因此免受牢狱之灾。

没过几年兴旺一时的木材行业又走向萧条,王永庆又面临新的选择。这成为他跨入塑胶业大门的契机。

第五节 “瘦鹅理论”的由来

王永庆在经营木材生意时还养了些鹅。这些鹅虽然不能为他带来巨额的财富,但是却对他的企业经营有所启迪。那就是著名的“瘦鹅理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台湾乡下的大多数人家都饲养鸡、鸭、鹅之类的家禽。一般情况下,乡下人除了给鸡、鸭、鹅喂粮食以外,还会把吃剩的食物给它们吃。

但是在战时的台湾,粮食严重缺乏,不要说养家禽,就连人都时常吃不饱肚子,剩饭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此各地农户都是采取散养的方式饲养家禽,放任它们自寻杂草、虫子之类的食物果腹。

这样的饲养方式,现在看来是很难得的纯天然绿色养殖方式,但在那个时候自然条件下放养的鸡、鸭、鹅都饿得骨瘦如柴,在野外养鹅,任其觅食,鹅长得慢,只有1000多克重,卖不上好价钱。

看到这种情况,王永庆想,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饲料,养鹅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他注意到,当时农民在收获高丽菜以后,一般都将菜根和粗叶丢在田地,任其自然腐烂。这样的做法很浪费,与其让这些粗叶、菜根烂掉,不如把这些东西好好加工一下喂鹅。这些人不吃的粗叶、菜根正是养鹅的很好的食粮。

于是王永庆开始雇工收购这些菜根和粗叶,一方面他又从一些碾米组织那里买来稻壳、碎米和陈米之类的廉价的东西,粉碎之后再混合起来作为养鹅的饲料;另一方面他又从各家农户收购未成年的瘦鹅来饲养。这些瘦鹅确实是饿极了,一看到食物就拼命吞食,直至喉咙都塞满了才肯停嘴。

几个小时以后,这些瘦鹅喉咙里的食物消失了,于是那些鹅又再大吃一顿,如此周而复始,从不间断。3个月之后,这些瘦鹅转眼间变成了一只只肥壮的大鹅,体重猛增了两三倍之多。

在正常情况下,鹅一般最多是养到五六千克,但在连人都难以吃饱的战争期间,王永庆的鹅却能够养到七八千克,他的经营思路和手法确实高人一等。

其实,瘦鹅具有很强韧的生命力,瘦鹅不但胃口奇佳,而且消化力极强,只要有足够的饲料,它就会马上肥大起来。

从养瘦鹅成功的事例,王永庆悟出两个道理:

一是人在失意时,千万不要萎靡不振而倒下去,要像瘦鹅一样,不断锻炼自己的持续的忍耐力,只要饿不死,一旦机会来到,就可以迅速强大肥壮起来。

二是瘦鹅之所以瘦,问题不在鹅,而在养鹅的人饲养方法不当所致。这跟创业经营之道也一样,企业经营管理不善,问题不在员工懈怠、偷懒,而在老板不善于经营,老板没有能力引导员工全力以赴进行工作。

王永庆是一个凡事用心钻研,一定要把问题的原因找出来并解决问题的人。他没有师长指导,遇到问题就只能自己摸索,锲而不舍地追求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的心智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成熟和稳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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