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代帝王对田猎的偏爱
田猎作为中华民族原始的活动之一，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文化底蕴深厚。古代田猎不仅是一项具有军事意义的生产活动，同时也是具有祭祀性质的活动。
田猎的作用广泛：一是为田地除害，保护农作物不受禽兽糟蹋；二是供给宗庙祭祀；三是皇帝为了驱驰车马，进行军事训练。最后，田猎所获野味都用于宴飨宾客。
田猎有一定礼规，不按礼法狩猎是触犯礼法的。礼法规定，田猎不捕幼兽，不采鸟卵，不杀有孕之兽，不伤未长成的小兽，不破坏鸟巢等。这些礼法对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是有积极意义的。
相传唐太宗李世民自小酷好田猎，甚至他登基称帝后对田猎仍然是兴趣不减。他每隔几天，便兴师动众，率领数万将士一起出城围猎。
不少大臣婉言相劝，唐太宗却认为田猎是在练习骑射和检验军队，对国家有利，因此不听劝谏。
有一天，太宗又准备去打猎，正要上马时，猛然间，他的主簿孙伏伽跑了过来，他一把抓住太宗的马缰，强行制止唐太宗李世民出城。
孙伏伽异常严肃地说：“天子居住的地方戒备森严，出行的时候仪卫扈从很多，这些并不是为了讲排场，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朝廷的尊严。”
“而走马射猎、放鹰驱犬，那是年少纨绔子弟取乐的事。陛下以前做秦王时，偶尔打打猎，也无关大局。但如今您贵为天子，怎么能时常劳师动众出去打猎呢？‘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陛下不要忘记老子这一警言。殿下太热衷于打猎，既不利于国家，又不是值得后世效法的好榜样，臣以为陛下不当如此！”
但是，唐太宗并不听孙伏伽的劝阻，他一边迫不及待地翻身上马，一边向孙伏伽解释说：“如今天下虽然太平，但也不能放松武备。朕外出围猎，练武强身，又有什么不好呢？而且朕从不惊扰百姓，又有哪点不恰当呢？你还是不要再多说话！”
可是，孙伏伽却抓住马缰不放，还厉声说道：“今日陛下不听微臣劝阻，定要出宫，就让马从我身上踏过去就行了。我纵然被踏死，也不会放掉缰绳，否则，陛下休想出宫！”
唐太宗一再命孙伏伽松手，左右侍从也来劝孙伏伽，孙伏伽一概不理，死死抓住马缰不放，还对唐太宗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愿看到陛下做天子不应当做的事情。”
唐太宗见孙伏伽这样固执，他怒火中烧，大声喝道：“朕贵为天子，万乘之主，难道连这点自由还没有了吗？怎么还须看你的脸色行事！”于是，立即命武士将孙伏伽推出午门斩首示众。
几个武士应声而至，他们抓着孙伏伽的衣领就往外拖。孙伏伽面临杀身之祸仍然毫无惧色，他大声说道：“我宁肯直言进谏而死，与被夏桀杀害的关龙逄同游地下，也胜过苟活，看陛下犯过不改。”
唐太宗见孙伏伽如此倔强，也被他大无畏的精神和一片忠心所感动。他便从马上下来，笑着对孙伏伽说：“朕不过试一试你的胆量罢了，你能冒死直谏，我还能去打猎吗？”
唐太宗马上命令武士放开孙伏伽，并解散围猎大军。同时为了表彰孙伏伽，提拔他为五品谏议大夫。后来，唐太宗约束了自己经常大规模田猎的行为，在孙伏伽、魏征等忠臣的帮助下，开始专心治理国家，开创了伟大的“贞观之治”。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至唐代，狩猎逐渐地具有了娱乐、军事、体育的多重性质，也成为习武练兵、强身健体、振奋精神、谋取收获的一项集体性的综合运动。《周礼》中记载的君王四季田猎礼仪，也被唐王朝沿袭了下来。
唐代的皇帝，个个武艺高强，英勇善战，他们喜爱狩猎，擅长骑射，甚至还把狩猎放在与国家祭祀同等重要的地位。
据史书《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代帝王的田猎活动气势庞大，从事先准备到具体实施过程，从获取的猎物到结束后的分配、赏赐等，都有一套复杂的礼仪，宛若一场谋划周密的重大军事战役。
唐代田猎不仅注重个人的身体素质、武艺技能，还特别讲究集体的配合、整体水平的发挥。而田猎的地点，一般都选择比较空旷、地势比较复杂的长安附近。
但是，有的时候也选择在较远的其他地区，如咸阳的周氏陂、泾阳的华池、同州的沙苑、岐州的凤泉汤等，都是唐代狩猎的主要地方。田猎时间短的有一天的，长则5天以上。
比之大型田猎，唐代帝王平时的小型狩猎规模就比较小了，一般仅有大臣从驾、武士护卫等，人员比较精干，时间地点上灵活随意，而狩猎更注重的是皇帝个人的体能、胆略、骑射技能和心理素质。
唐代田猎地点一般在长安城周围的昆明池、咸宜宫、骊山、上宜川、高陵、渭川等。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观猎》一诗，描写的就是在渭川狩猎的场景，诗写道：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其实，唐代狩猎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火攻、围猎、网捕、索套、骑马箭射等，有时是几种方法同时使用的，一般用火攻法时，先纵火焚烧草木，使野兽难以逃脱，最后再捕获这些野兽。唐代女子也乐于在射箭场习射竞技，她们也经常伴随帝王出游田猎。宫中女子流行射鸭比赛，而随同皇帝和杨贵妃出游时的女官们，她们都配弓带箭，而且射术非凡，抬手举弓，便可以射中天上的飞鸟，而且经常是一箭双雕的。
唐代的开国皇帝是通过武力夺取天下的，他们在各种斗争的磨砺中，使朝廷的核心人物个个武艺高强，英勇善战，他们都喜爱狩猎。
唐代巢王李元吉更是痴迷田猎，他曾经说：“我宁可三日不食，也不可一日不猎。”
在陕西发掘出的唐代章怀太子李贤的墓中，人们发现墓道壁画中有一幅《狩猎出行图》，整个画面有四五十名骑手，旗帜招展，骏马奔腾，显示了唐代贵族狩猎场面的热烈壮观。
田猎的猎手们奔驰在山林之间，挥舞着刀剑驱驰呐喊，此时，连最凶猛的禽兽见了也会狼狈逃窜。猎手们猎获的猎物把车辆装得满满的，然后在野外举行盛大的庆宴，篝火烧烤的野味浓香四溢，美酒斟满了夜光杯，田猎的乐趣使猎手们流连忘返。
我国明代文学家马中锡在其《中山狼传》中非常细腻地描写了春秋时期晋国大将赵简子田猎的壮观场面，以及赵简子踌躇满志的人物形象：“赵简子大猎于中山，虞人道前，鹰犬罗后。捷禽鸷兽，应弦而倒者不可胜数。有狼当道，人立而啼。简子垂手登车，援鸟号之弓，挟肃慎之矢，一发饮羽，狼失声而逋……足音鸣雷，十步之外，不辨人马。”
第二节 元代田猎时训练军队
相传在元代蒙古最强盛时期，每逢大汗成吉思汗要进行大猎时，他就传下诏旨，命令驻扎在他大本营附近的军队做好行猎准备。按照指令从每10人中选派几个骑兵，提前把武器及其他适用于田猎的器用分发下去。
田猎军队的右翼、左翼和中路必须按照固定排好队形，由千夫长、万夫长们率领。
后勤部队携带后妃、嫔妾，以及粮食、饮料等，陪同军队一起出发。
成吉思汗的一次田猎，通常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去形成一个巨大的猎圈，他的军队缓慢地、逐步地驱赶着前面的野兽，小心翼翼，唯恐有一头野兽逃出圈子。
在这一两个月中，他们日夜驱赶着野兽，好像在赶一群羊一样。随后，田猎部队捎信儿给大汗，向成吉思汗报告猎物的情况，比如猎物多少，或者将猎物赶到了何处等。
最后，猎圈收缩到一定范围时，田猎军队就会把绳索连接起来，还在上面用毛毡覆盖住，军队围着圈子停了下来，肩并肩站立在那里。
当猎圈已经再收缩到野兽不能跑动的时候，成吉思汗便带领几骑首先驰入猎圈去打猎。
当他打猎累了后，他就在高地上下马，观看诸王同样进入猎圈打猎。等贵族们打猎完后，再按照顺序，最后进入的是那些将官和普通士兵。
就这样几天以后，除了几头伤残后游荡的野兽外，再没有别的猎物了。这时，几个老头和白髯翁卑恭地走近成吉思汗，为他的幸福祈祷，还替劫后余生的野兽们乞命，请求让它们到有水草的地方去。
这时，成吉思汗的田猎活动才堪堪完毕，他们把猎获物集中在一起，清点捕获的猛兽数量。
这便是田猎中的围猎，是我国蒙古族老少娴熟的一项活动。元代的蒙古大汗、王公贵族们都喜欢围猎，他们围猎时经常一齐出动，正是全民性的活动。
元代的围猎可分为虎围、狼围、鹿围和鸡兔围等，而实际上是一场蒙古马竞技表演和准军事的演习，凡参加围猎者均要骑一匹精良的蒙古马，骑兵很是威风，具有鲜明的蒙古民族特色。
其实，狩猎是蒙古民族一种古老的生产方式。蒙古族狩猎经济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漫长的原始社会。
在蒙古族的发祥地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山林地带，他们的祖先在密林中度过了漫长的狩猎生涯。
据史书《蒙古秘史》记载，在成吉思汗成长时期，他们全家人曾经迁往流经不尔罕山前的桑沽儿小河附近住下，而生活就是靠捕杀土其实，蒙古人狩猎的主要目的就是以狩猎所得来代替家畜的消耗。
此外，狩猎还有3个附属的功能：一是军事训练，增强武备；二是以所获的珍贵皮毛换取所需要的物资，改善生活；三是捕获那些害畜野兽，保护牧业生产。通过这种活动，培养人们的智慧和胆量，增强集体应变能力，调教坐骑和鹰犬。
元代狩猎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大规模的围猎；二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猎。前者是由大汗君长或部族长们领导执行的，后者是个人的行动。
大型围猎，动员数十人、上百人，甚至更多，有固定的日期和规程。一般来说，打什么围，就有什么章法。
大型围猎，须事先下达通知，通报包括地点、预定时间，各个责任地段等。要延请围猎高手。猎人们根据时间，准备干粮、马匹、猎犬以及箭壶、布鲁等器械。夏秋围猎之前须“吊马”；给猎犬佩戴用香牛皮或布帛做的红重项圈，观之威风凛凛。
根据狩猎对象划分，狩猎还可以分为虎猎、狐狸猎、黄羊猎、兔猎、野猪猎、狼猎等。
一般，元代的狩猎对象可分为两种，一是禽类；二是兽类。禽类是以鸟为对象的，它的娱乐成分较多，多半是用鹰来捉捕猎物。
大汉君长们所用的是非常敏捷的海东青，他们以弓箭射鸟，同时还要把鸟和箭的距离与速度计算恰当，才样才可能射中，不然他们弯弓射雕，又有什么奇特的呢？
当然，狩猎除了具有军事性的围猎以外，适用猎犬也是可汗们行猎的方式之一。
元代蒙古人的打猎活动，大体上从秋末冬初开始一直坚持至第二年的初春。当然，其他季节也有打猎的活动，但毕竟不是最主要的。
在行猎季节内具体行围日期，以三、六、九或五、七日进行，间隔五六天举行一次。
之所以在秋末冬初开始打猎，是因为“九月狐狸十月狼”。在九、十这两个月间，猎取的猎物皮毛质量高，绒毛适当，毛皮成色好。特别是就狐狸来说尤其如此。
因为狐狸毛皮极为珍贵，错过了此期间猎取的狐狸皮就会成了老羊皮，也就不适于再做裘皮了，而那时候它的经济价值和实用价值也都不高了。所以即使在初春季节，元代蒙古人也不大愿意猎取狐狸。
元代的打猎除了射击之外，无论驯犬、调鹰，利用动物心理等，都需要人们有纯熟的技巧，这也是草原艺术之一。例如猎黄羊只能一头一头地去瞄准，否则便一无所获。
对于每一种猎法，都有特别的技巧。打中猎物不伤害猎物的皮毛，这才算是一个优良的射手。元代人们一般用弓矢长枪去狩猎，也有一个短而有力的铁锤是专为猎狐兔而准备的，此外，还有陷阱、夹套等，也都时常使用。
蒙古人在没有战争的时候，一般就要去田猎，从而达到训练军队的目的。
元代的田猎并不仅仅在于围猎本身，还在于训练战士们熟于射术和耐力。所以狩猎不仅是在获取猎物，在娱乐方面和军事训练方面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元代蒙古人有驱使猎狗捕猎的方式，因此，他们非常重视选留一只好的猎狗。
他们选留猎狗要注重好的品种，也就是从良种小狗崽中挑选腰身长，尾巴长而匀称的小狗，这些小狗听觉灵敏，视力敏锐，动作敏捷，跑起来也非常的快，只有这种小狗才有可能被作为猎狗。
蒙古人第一次出外调驯猎狗时，他们先往狗鼻子里灌注狐狸的热血，使猎狗与狐狸和狼成为冤家对头。
如果是专门猎取狐狸和狼的猎犬，那么就不能用它来猎取兔子，这是为了培养猎犬专一的精神，否则猎犬在追逐狐狸的过程中一旦遇到兔子，猎犬就会失去主要目标。
元代田猎方式，通常是成群结队的蒙古猎人围捕所猎取的各种野兽，这些野兽是蒙古人重要的肉食来源。而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雄才大略，便有一部分来自他的狩猎经验。
蒙古草原也栖息着多种鹿类，如瞪羚、赛加羚、麝香鹿等，此外，还有成群的剑羚和野驴，这些动物的肉都是可以吃的，但是，它们行动敏捷，生性警觉，是极难猎捕的。蒙古猎人如果单枪匹马，就只能放慢脚步，悄声跟进，或者是伏在灌木丛旁水池中，伺机而动。不过，最有效的狩猎方式是围猎。成吉思汗极其重视狩猎，他曾经说：
行猎是军队将领的正当职司，从中得到教益和训练是蒙古军团应尽的义务，他们应当学习猎人如何追赶猎物，如何猎取它，怎样摆开阵势，怎样视人数多寡进行围猎。
这不单是为猎取野兽，更主要的是使军队在围猎中熟悉弓马，磨炼吃苦耐劳的意志，学到战争技巧和艺术。
成吉思汗把这种围猎方式，扩大成缜密的军事训练，每个成年男子都必须纳入团队行动中，发挥他的功能。也难怪蒙古将领在战场上，除了勇气过人、坚忍顽强之外，行军布阵的本事更是不容小觑。
在集体围猎的过程中，那些千夫长、万夫长们可以体会出整合的精义，他们知道如何激发出将士的战斗力。所以，猎场与战场上的经验得到了相互的印证，也难怪他们用兵如此出神入化了。
第三节 清代海东青和木兰围场
据说在清代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在五台山上礼佛，当时他住在台麓寺的行宫里。黄昏时分康熙带着侍卫们在山下散步，突然一只斑斓猛虎从对面的山上一步一步走下来。
康熙见了，问随身的侍卫：“老虎很凶猛，会不会伤人呢？”
侍卫们回答道：“当然会了，伤人是老虎的本性嘛，尤其是在饥饿的时候，它更会伤人。”
康熙听了，便从侍卫手中取过弓箭，一箭射死了那只老虎。
老虎死后，康熙后悔了，他立即责备随身的侍卫说：“你们遇事就是不动脑子，一般的老虎应该是从山上窜下来的，而这只老虎是一步一步从山上走下来的，很明显这只老虎是前来迎驾的，你们怎么说它是伤害人的呢？”
侍卫们都觉得有道理，为了向这只老虎表示歉意，康熙下令把死去的老虎抬进寺内庭院里，摆在一个特制的木架上供起来。他还下令在供桌上摆放堆积如山的供品，并每日与侍卫供拜它。
后来，康熙还将红崖村改为射虎川，当老虎肌肉腐烂后，人们用草木填进虎皮之中，用宝石镶嵌在虎眼里，还把它移到天王殿内供奉，这就是五台山“射虎川”的由来。
清代满族人有传统的狩猎习俗，他们的鹰猎是我国的文化遗产之一，具有非常丰富的历史与内涵。满族使用鹰猎狩猎的习俗历史悠久，之前唐代，满族所属的北方少数民族就开始向宫廷贡奉猎鹰了。而从金代至清代，皇帝、朝廷大员和贝勒们都爱把海冬青架在肩膀上，他们耀武扬威地出门，很是威风。
海东青是一种性情凶悍的猛禽，是禽中之王。海东青又有“海东青鹘”、“海青”、“海青少布”、“白鹰”、“玉雕”、“玉爪雕”、“白玉爪”、“青雕”等称谓。
“鹰达”制度也就是捕鹰人要捕鹰、驯鹰，然后上交皇贡，同时用鹰去捕猎天鹅、狐狸和大雁等珍禽走兽，同样为了上交皇贡。
清代的鹰猎八旗，他们要长途跋涉到远东库页岛去捕捉雏鹰。
鹰巢一般都建在峭壁之上，人们捕鹰很是危险，后来康熙帝不忍心让鹰猎八旗再遭苦难，于是下令裁撤了这项徭役，改为捕捉成年鹰了，至清代末期，捕鹰习俗逐渐消失，但猎人还是会为了狩猎而去捕鹰。
在清代的皇室宫廷里有这样一条规定，凡是流放到辽东边地的犯人，若能捕捉到一只海东青，就可以无罪释放。
可见当时的皇族重臣为得到海东青不惜重金，捕捉到海东青的犯人，除了可免除罪刑之外，要是有幸得到白玉爪献给皇帝，不仅死罪可免，而且还能一夜暴富。
在1657年，京师内务府在东北专门设立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辖区面积7000平方千米，这个机构是专门为皇帝贵族采捕朝廷贡品的，同时也设立了捕鹰丁，也就是专门负责捕捉贡鹰的机构。
清代也曾有这样的规定，据说白玉爪的鹰类只能由皇帝豢养把玩，就连皇亲贵族也绝对不许染指，从中可见清代人们对猎鹰的使用也是有阶级性的。康熙帝特别喜欢打猎，他尤其喜欢鹰，曾经赋诗赞美自己的爱鹰，诗写道：
羽虫三百有六十，神俊最属海东青。性秉金灵含火德，异材上映瑶光星。
这首诗表明了，康熙皇帝宣扬了武德，激励了军勇，更夸耀了海东青性情刚毅而激猛，说它的品质的优秀可与天上的星星遥相辉映，他的力量之大，如千钧击石，飞翔速度之快，如电闪雷鸣。由此可见海东青在清代帝王眼中的地位非比寻常。
而乾隆在他的所写的《海东青行》诗中也说：“鸷鸟种不一，海青称俊绝。”康熙、乾隆以及后几代皇帝，都有喜欢田猎并豢养把玩海东青的嗜好。
后来，清代贡鹰的习俗逐渐结束了，在民间捕鹰、驯鹰、放鹰的习俗也很少见了。
而有关清代御用猎鹰“海东青”的图片和绘画作品非常多，其中清代著名画家朱耷的《双鹰图》等作品最为著名。
清代人鹰猎的生活非常艰苦，首先是捕鹰和驯鹰。每到秋分前后，几场秋雨，东北天气渐渐寒凉起来。风吹落树上的叶子，吹薄了天上的云层，草开堂的时候就要到了。
草开堂是残酷的季节，往往一昼夜间，寒霜就使万物凋零，所以寒霜又叫“酷霜”、“毒霜”。霜落草死之后，动物们却到了捕食的黄金季节，这时候，猎鹰人也要去捕鹰了。
捕鹰是生离死别的岁月，清代人通常都要到遥远的库页岛悬崖上去捕鹰。他们要冒着寒冷，到山上去搭建窝棚。窝棚其实就是在山上挖的坑，上面盖着树枝，中间拉出两根绳子。
捕鹰人在10米开外的地方把网支起来，网下拴着鸽子或野鸡。如果老鹰盯住了鸽子，飞进了窝棚，那猎手就会“啪”地扣住了网，鹰就被捉住了。
因为隔得比较远，捕鹰人还要注意隐藏不被老鹰发现，所以捕鹰人其实是看不到鹰，他们只能听。所以无论怎样的酷寒，他们必须都要把耳朵露在外面，若是一位鹰把头的耳朵分辨不出老鹰的叫声是公是母，那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猎手。
在清代时东北地区，猎户驾鹰出猎一定要选在快到中午时分。一是为了缓解昨日驾鹰出猎的疲劳；二是为了躲避北方的冻雾。
冻雾是长白山松花江沿岸特有的一种冻气。这种雾是透明的，人肉眼看不见，但能明显感到它融汇在气流中，使空气变得湿冷无比。
冻雾往往是在后半夜才开始有的，如果人一早出门的话，就好似一下子掉进了冰洞里，他的头发和皮肤立刻被冻得邦邦硬，胡子眉毛也立马挂了浓霜，那时的寒气吸进肚里像一把尖刀扎进肠子一般。人们在冻雾侵袭下，时间长了，恐怕要不了多久就无法忍受了。所以清代人捕鹰都要尽量躲避冻雾。
清代人捕到了鹰，他们就要开始驯化这只老鹰，又叫“熬鹰”，这个过程也是相当繁琐和困难的，而猎鹰每日的伙食也相当的丰富，每只鹰一天都要吃8两牛肉。
在清代，捕鹰人虽然捕鹰却不杀鹰，因为他们一直谨遵祖先遗训，还有捕鹰人杀鹰也是触犯吏法的。
在每年春天，他们都要将鹰放飞，放飞鹰的时候，鹰和捕鹰人都会落泪，而鹰三四天都不离开捕鹰人的院子。在鹰的留恋里，有着人与动物的深刻情感。
田猎中除了特殊海东青文化之外，还有一些有名的围猎场所，其中最有名的是“木兰围场”，这个木兰自然不是花名，也与我国古代女将花木兰无关。
清代初期，木兰围场里有很多鹿，中秋节前后，猎人头戴鹿帽，吹起木制的笛哨，模仿鹿的声音去捕鹿，满语称之为“木兰”，其实就是“哨鹿”的意思。
清代人们在木兰“围场”狩猎时，猎人要潜伏在草丛中，戴上假鹿头，口中吹木制的长哨。他们吹出仿效雌鹿求偶时发出的呜呜声，或者他们用桦皮做的狍叫子，吹出小狍的“唧唧”音，引诱鹿狍以便捕捉。
“秋狝”一般是在每年的七八月间进行。古代指秋天打猎为狝，称春天打猎为搜，夏天打猎苗，冬天打猎为狩。“秋狝”也是清代皇帝打猎时的专用词，康熙曾写下“鹿鸣秋草盛，人喜菊花香”的诗句，用来赞誉木兰围场。
1677年秋天，康熙首次出巡塞北便看中了这块地方。1681年，康熙第二次来围场，他划定了塞北这些地方，总共14万多平方千米的围场，还划分了72个小围场，并且每年举行“木兰秋狝”，并制定成祖制，定为家法。
木兰围场在塞北坝上草原，那里山川陡缓交错、草原丰美广袤，自然风光在这里构成了一幅绮丽的画卷。
木兰围场的开辟大部分都是蒙古族的游牧地，后来蒙古族将这片土地献给清代，再加上西部原属清廷的领地，这才构成了阔达10000平方千米以上的北方“木兰”猎场。
1683年，康熙第三次北巡塞外时，他第一次远上围场巡猎。自从康熙开围至1820年的138年间，清代历任皇帝共举行了大型的“木兰秋狝”105次。
帝王秋狝也不是纯粹地为行猎而取乐，在我国经典《国语》中就有“秋狝治兵”的说法，所以木兰秋狝也称“木兰习武”，借以训练满族八旗将士，这也成为了清代的定制。
清代道光帝即位前，他曾经12次跟随皇帝进行木兰秋狝，可他即位之后却因晚清内忧外患，一次也没有到过围场。显然，100多年的“木兰秋狝”曾经对于清代朝廷的强兵固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衰败和封建王朝的衰败一样，是大势所趋的。
木兰围场，也就是坝上草原，它是花的世界，林的海洋，水的源头，云的故乡。森林草原美景，骑马狩猎让清代帝王们尽情领略纯自然的魅力。
夏天的木兰围场，茫茫草原，繁花似锦，徜徉其间，心旷神怡，不知有暑。9月的坝上，红叶满山，霜林叠翠，白桦幽幽。
而在冬季，林海雪原莽莽，万籁俱寂，春天的坝上，落陌荒凉开始孕育着生机更是一种悲壮的美。
其实，清代木兰围场的秋狝田猎活动，与元代蒙古族田猎颇有类似。首先，清代皇帝们先从御林军中挑选3000名优秀的弓箭手，并让他们按照一定的顺序和间距，列队绕着山峰向山峰两侧扩展，使他们围成一个直径3里的环形。
等所有的位置都固定了以后，让全体的弓箭手成一条线向前进。前面无论是谷涧，还是荆棘深丛，甚至是险陡的山崖，弓箭手们都要前行攀涉，不准他们左右窜动和离开队伍。
就这样，3000名弓箭手横越谷涧和山岭，他们把兽类围在这个环网中，再渐渐地围到一块没有树木的低地。然后，3000名弓箭手连同王侯百官，步比步，肩并肩地穷追那些从栖息地赶出来的野兽。那些野兽东窜西逃也找不到逃路，终于力竭就捕。
康熙曾经用这种办法，仅半日间就抓住了300多只牡鹿、狼和狐狸以及其他野兽。
很明显，康熙打猎，模仿了元代成吉思汗田猎的方法，只是田猎范围相比小了很多而已。
其实，清代王室源起于我国东北的长白山麓，他们世代以“狩猎”作为练武和谋生的手段。
后来，皇帝为了防止八旗军贪图安逸，荒废骑射，清代帝王便恢复了古代狩猎和阅军的制度，不过这时不是用的射驭，而是骑射。
特别是康熙、乾隆两朝，更是非常重视狩猎，他们每年都要进行一两次大的狩猎活动。康熙还把几次平定叛乱的功绩，都归功于围猎训练的缘故，这说明了他本人的确是从练武的角度出发进行田猎的。
木兰围场建立后，自康熙至嘉庆的历代皇帝，包括从未到过木兰围场的雍正帝都曾严令“民人不得滥入”、“禁樵牧”、“禁伐殖”，并派八旗兵严加看守。
围猎是有计划的，每次秋狝只择其中的十余围进行狩猎，其余众多围则是休养生息，令野生动植物得以繁衍恢复。
不过猎，不滥猎，在每次木兰秋狝时都严令随行军骑“遇母鹿幼兽一律放生”，设围时留有一缺口，令年轻力壮之兽得以逃生。每次围末，“执事为未获兽物请命，允其留生繁衍，收兵罢围”。
康熙帝选择木兰围场作为皇家猎苑，有其政治目的和战略意义。木兰围场北控蒙古，南拱京津，是历史上的战略要地。
清王朝自设立木兰围场之后，每年都要在这里以行围狩猎的方式演练军旅，同时推行“肄武绥藩”的国策，从而达到控制蒙古、震慑沙俄、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北部边防的目的。
这时的木兰围场实际上已成为清政府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场所，是北京—避暑山庄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690年，康熙在这里举行了著名的平定噶尔丹叛乱的乌兰布通战役。从1681年至1820年，康熙、乾隆、嘉庆先后来围场举行“木兰秋狝”105次之多。雍正在位13年，没有到过围场，但他遗嘱“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毋忘家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