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商周射礼到春秋投壶
投壶也叫“射壶”，是古代士大夫在宴饮时所做的一种投掷游戏，是一种从容安详、讲究礼节的活动，在战国时相当流行。投壶是用手将箭投进酒壶，用以代替古代的射箭礼仪。
投壶是我国古代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既可以登大雅之堂，又能在平常人家玩的传统游戏。投壶游戏由商周时期的礼射演化而成，它有很严格的礼法限制，还需要有基本的一些器具，如壶、矢、酒、音乐等。投壶游戏作为一种正规的比赛，具有一定的过程与规则。
那是在春秋末期，也就是公元前531年，当时的晋国国君晋平公去世了，他的儿子晋昭公即位。按照战国时的旧制，新的国君登基，那些诸侯是要前去祝贺的。当时的齐景公、卫灵公、郑简公3位国君就一齐来到了晋国。当时晋昭公就设宴招待远来的诸侯们，那时酒席宴上常规的礼节是不能少的，所以诸侯们就举行投壶游戏进行娱乐。当时是晋昭公先投，齐景公再投。晋国大臣荀吴起来致辞说：“有酒如淮水滔滔，有肉如水中小岛。我们国君若一箭投中，就要做各国国君的盟主。”
他说完以后，晋昭公进行投射，一下子就投中了。
同样身为一等大国国君的齐景公听了这个祝词，他心里很不高兴，执箭自己致辞说：“有酒如渑水流长，有肉堆成山冈。我若一箭投中，我齐国就要替代贵国的昌盛。”
说完了这些话，齐景公也是一下子就投中了。
在春秋时期，人们的交谈都是通过委婉的话语表达出来的，他们通常采用《诗经》中的话。
后来，宴席结束以后，参加宴会的晋国大臣伯瑕埋怨荀吴说：“晋国本来就是霸主，何必要以投壶中矢来证明呢？现在，齐国的君王在酒席上当面挫弱我们的君王，看来他们以后不会再来朝会了。”
荀吴立即反驳说：“我国的军队非常厉害，将帅都非常英勇，士卒们努力勤勉。现在不还是和过去一样吗？他齐国哪有胆子违敢背盟啊？”
齐景公的祝词一方面是祝贺晋昭公国家兴旺，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对晋昭公盟主地位的不服。
由此可见，当时的投壶虽然有“揖让”这些礼节进行遮掩，可是骨子里却是在较劲。
这是春秋时期，著名文学家左丘明在《左传·昭公十二年》的一段投壶游戏记载。
虽然是诸侯们在投壶喝酒，两位国君却都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和称霸天下的雄心。同时也说明，春秋时期的投壶之戏，不是光投壶即可，还要有一定的仪式。而每投必中，表明了他们在玩投壶游戏的时候已经熟练自如了。
投壶在春秋很是盛行。由于投壶活动是一种分输赢、决胜负的比赛，所以在春秋时，这项活动往往会染上一些政治斗争的色彩。
投壶起源于商周两代的射礼，也正是因为投壶游戏是从射礼中演变而来，所以早期的投壶依然带有炫耀武力的色彩。
后来汉代著名文学家郑玄在他所著的《礼记·投壶》中这样说：“投壶是从商周时期射礼演化而来的。”
春秋时期的射礼其实就是宴会上射箭的礼节，它源于我国传统六艺之一的射艺，而射礼也属于射艺的一种。
射礼也叫“礼射”，它很强调礼仪的重要性，是一种带有较强的礼仪文化性质的射箭活动。礼射之礼也就是射的礼仪。顾名思义，射礼是一种以射箭为重点的礼仪，它融合了比赛、礼乐和宴饮等内容，专门用于选拔、竞技、宴宾和致礼等场合。
射礼在传统五礼中属于军礼的范畴，不过在周代叫作“嘉礼”。对于周代人们来说，刀兵之事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所以商周及春秋时期的人们都希望通过射箭来表示礼仪。《礼记·射义》中也说：
通过射礼，可以看一个人的德行。射箭中的，是因为人志洁行廉，守持中正，谦而不踞。在射礼中内外兼修，是符合儒家思想的。
在上古时候，射箭其实是用来征服野兽、抵御外敌的。
春秋时期人们擅长弓矢技艺，射术所占的分量自不用说了。那时候，射术成为选士的基本标准之一，而且古人重礼，因而也就创制了射礼。
商代社会是非常重视射礼的，当上层官员和卿大夫们生了个男孩子时，他们就要在门上挂上一张弓，并且用6支箭向天地四方各射出一支，表示这个男孩子长大后，要使用弓箭去征服四方。
商代的射礼一般分为多个系列，并且它们适用的场合与意义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投壶究竟是从哪一种射礼演化而来的呢？
商代射礼包括大射、宾射、宴射和乡射4种，这也是华夏射礼的起源。大射是天子、诸侯、卿和士大夫祭祖和祭神前所设的活动，周代的人们以射术选择参加祭礼的贡士。
宾射是天子因诸侯来朝而举行的射礼，宴射是天子与群臣宴饮休闲娱乐之射，而乡射又叫飨射，是民间举行乡饮酒礼时所行的射礼。
这4种射礼仪节有别，它们所用弓、箭、箭靶和乐舞等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就用于礼乐成为国家礼仪性的活动。
如果遇到了打仗，那它们就可以用于战争。无论从那一个方面讲，它们都含有明确的军事政治目的。
对于投壶是从哪一种射礼演变而来这个问题，人们的分歧和理解都不一样。
一种说法认为，春秋时期的投壶是从商代的大射和乡射演化而来。而大射、乡射这两项礼仪，是商代奴隶制国家自上而下的军事训练制度。
大射、乡射这样的活动，都要搭弓射箭，它们可以在室内、堂上和庭院里进行，不过，射箭需要一个较大的场地，需要较多的器具，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射箭显得不是很方便，于是有人就采用了以手投箭入壶，用壶代替箭靶的游戏方式。就这样，投壶游戏就这样产生了。
汉代著名文学家郑玄曾经说过：“投壶就是在习武中进行娱乐的活动。”这正好可以印证投壶的来源。还有人认为，投壶并非用箭射靶，而是以箭投壶，而投壶相应的手势动作都与射箭毫无关系，所以他们说，投壶不应该是从射礼中来。
从投壶的有关规则上看，它其实是一种近距离的投掷游戏，最远的距离不超过3米，近的只有1.6米或者2.3米，根本起不到投掷武器，如标枪、匕首、戟那样的效果。从这点来看，投壶与校场上真枪实箭的习武是毫无关系的。所以，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投壶是从宴射演化而来的一种礼仪活动。
据《周礼·春官·乐师》记载：“宴射就是参与者在宴席上进行射箭的一种礼仪活动。”其实，宴射是诸侯招待国宾时，他们一起在宴会场所举行射箭比赛，并借此机会观察双方对军事训练是否重视的一个活动。
由于宴射活动耀武扬威的色彩过于明显，与宾主宴会的氛围不太协调，所以就改为了投壶。
投壶这样一种快乐的活动，再配上文质彬彬的礼节和柔美的音乐，就可以达到让客人高兴的目的，还能够让客人多喝上几杯。同时，也能够向客人展示自己的实力。
春秋时期，在各种大的宴会上都要进行射礼，主人请客人射箭是诸侯宴请宾客时的最重要礼仪之一。自天子、诸侯及至大夫，他们各有都有不同的射礼仪式。第一，不能参加的人必须说明缺席的原因；第二，成年男子不会射箭被视为耻辱，当主人请客人射箭时，客人是不能推辞的。
除了以上两种说法之外，还有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也同意投壶是宴射礼的演变，但是关于演变的原因，却持有另外一种想法。
这种观点则认为，不是为了取悦宾客才把宴射变成投壶的，而是由于奴隶主阶级渐趋腐化，许多人根本就不懂射艺，甚至他们根本就拉不开弓，上不了马了。
再加上射礼对场地有特殊的要求，因此，射箭渐渐不能满足娱乐的需要了，于是有人就想出了用箭投酒壶的方式来作为代替。就这样，射礼成为了投壶礼，投壶礼也就产生了。
投壶既可以娱乐，又代表礼仪，而且对环境要求相对简单，因此投壶礼一出现，它就大受欢迎。久而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成为宴饮时的一种游戏。各国诸侯都非常喜欢这种新型的投壶礼。
此外，还有的论者认为投壶本与射礼一样，是古代圣人创制的一种既可用于人们，也可以用到国家的全民性活动，它的目的在于让人们得到心灵的中正平和。后人就专门对投壶礼对人心理的作用进行了描述。
北宋时期大儒司马光在《投壶新格·序》中，阐释了投壶要领与治心修身的关系。他这样说：
投壶活动，不能超过，也不能达不到，所以符合中庸的思想。还不能射偏，这又符合儒家“正”的思想。在进行投壶活动的时候，人们平心静气，非常谨慎小心，又合乎礼仪，保持一种中正的姿态。练习投壶，难道说不符合治心之道吗？
比较前几种说法见解，最后这种观点的影响更大。投壶在战国时得到相当发展，当时的文人倾向于内心修养，投壶这种从容安详、讲究礼节的活动，正适合他们的需要。
商周的射礼演变成了春秋时期的投壶游戏，投壶开始在春秋时期出现了。
春秋时期的投壶游戏是春秋时期诸侯和士大夫们在宴饮间的一种娱乐活动。它需要有基本的一些器具，如壶、矢、酒、音乐等。
投壶游戏作为一种正规的比赛，具有一定的过程和规则。
而我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礼记》中就详细地记载了古时的投壶活动。《礼记》记载，投壶是一种古代礼仪，是春秋时期主人待宾娱宾的一种方式，一般是主人捧着一束箭，恭候在一旁，然后请宾客依次持箭投壶。
春秋时期的投壶口广腹大、颈细长。在壶中装满小豆，这可以使投入的箭杆不会跃出。箭矢的长度以扶为单位，一扶约相当于4寸。箭矢分5扶、7扶和9扶。一般投壶时，环境光线越暗距离越远，那么所用箭矢也就越长。
春秋时期的投壶游戏的要求很多，首先，它要求参加投壶的宾主，包括侍从都要受到礼法的约束。他们不能懈怠、不可傲慢、不准谈论其他事，否则，就要受到惩罚。
这种对投壶恭敬谨慎的态度，正是我国春秋时期圣人孔子所倡导的恭近于礼的思想。
其次，投壶游戏的礼节也很繁琐。在投壶之前，主客之间要请让3次才能进行。开始投壶时，主人恭词相请，一般都会说家中备有“枉矢哨壶”，要用来娱乐贵宾。
“枉矢哨壶”当然是一种谦称了，其主要是指粗鄙简陋的壶和箭。而事实上，主人备办的壶和箭都是至精至美的。
客人在投壶时，专门有管计数算筹的人面东而立。如果主人投中一次，计数的人就从装着记数竹签的器皿里抽出一支丢在南面。而如果客人投中一次，计数的人就把竹签丢在北面。
最后由记数的人根据双方在南、北地面上得竹签的多少来计算胜负。两签叫一纯，一签叫一奇。如果主人投中10支，报数时称为“五纯”。如果客人共中9支签，报数时称为“九奇”。
结果，常常是主人胜客人一筹。如果双方得签数相等，叫作“均”，报数时称为“左右均”。这也正符合孔子对礼节形式的重视。
据说在春秋时，子贡对每年表面形式化的祭祀很是不满，他认为那是在浪费食物，而孔子对他说：“你认为羊重要，我认为礼才重要。”由此可见，孔子强调了礼仪形式的重要性。
实实上，投壶游戏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竞技运动，而是兼有儒家修德养性的要求，这才是符合我国古代实际的投壶游戏。
春秋时期，投壶正式形成之后，人们又开始说“雅歌投壶”这个词，可见春秋时期，人们在玩投壶游戏时，一定是要伴奏的。
《礼记》中记载，当时伴奏的是《狸首》，这只是一种音乐节奏，不含歌词。不过这种音乐已经失传了，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是作为一种娱乐，不可能是仅有这样一首音乐来伴奏的。只要能够仔细地分析当时的环境，应该就能大致分析出投壶时的音乐种类。
因此，在这么一项讲究礼仪与秩序的竞赛活动中，所演奏的音乐应当既典雅又不失活泼，因为在宴席上投壶也只是作为娱乐形式存在的。在考据古人投壶时所用的音乐时，必须要考量春秋时期的主要音乐，再从中找出适合当时投壶活动的音乐。
春秋时期的官方音乐，其范围大致出不了《诗经》，因此只在《诗经》中进行分析就行。《诗经·小雅》中的《鹿鸣》、《白驹》分别为君主宴请臣子和主人挽留宾客的歌乐，表现了当时宴会上和睦融洽的气氛。这两个乐曲雅致轻快，如果用在投壶游戏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诗经·国风》的《采蘩》是描写有关祭祀的事宜的乐曲，这种音乐也应显得比较典雅、端正。因此在正式的宴会场所，也是适合投壶游戏的。
《诗经·召南·鹊巢》描述了古代贵族女子出嫁时盛大而喜庆的场景，节奏应该是欢快、热闹的，这首乐曲可以用来助兴。《诗经·驺虞》热情洋溢地称赞了猎人的射击本领和高超技艺，这用于投壶礼也是十分合适的。
至于《诗经·伐檀》，诗中多反问句，充满质问的口吻，强烈地表达了当时劳动人民对统治者不劳而食的愤慨与怨怒。如果按其内容意义用在投壶游戏上，显然就很不合适了。
所以在投壶礼上不能演奏《诗经·伐檀》，其原因主要是在于它的音乐旋律和歌词节奏并不适合投壶。《礼记·投壶》说道：
投壶的时候，主人命令乐师弹奏《狸首》来进行伴奏。
因此，投壶礼仪是对伴奏音乐有严格要求的。而在《伐檀》全诗3章，采用回环复沓、反复咏叹的节奏，诗中句式长短错落有致，每个小节的4字句、5字句等遥相对应，十分整齐，舒卷自如，极富感染力，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创作者内心的不平与愤慨。这样的节奏，显然并不适合投壶时的伴奏。
第二节 战国盛行的投壶礼法
传说在仙界的大荒山中，有一座巨大的石室。这个石室中，住着一位神仙名叫东王公。他的身形像人，但他的脸像鸟，屁股上又长着一根老虎尾巴。他经常骑着一只黑熊在大荒山中奔驰，十分威风。而在神仙之中，玉帝是主宰一切的，而东王公也接受玉帝的分派，他主管人间万物的生长。当东王公心情好的时候，天下便风调雨顺，世间的万物都茁壮成长，五谷丰登，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但若是东王公发起怒来，人世间不是连年干旱，便是洪水泛滥，到处灾祸不断，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东王公除了定期到天宫去朝拜玉帝以外，平日都在大荒山的石室中修炼。他十分寂寞，好在他有一个名叫玉女的侍妾，玉女长得十分漂亮，东王公也很喜欢她。为了消遣，他经常同玉女一起玩一个叫投壶的游戏。
这种投壶的游戏，在战国时期的人间也十分流行。一般贵族在酒宴上请宾客玩的一种游戏，他们通常都会设一把特别的壶，主人和客人轮流拿着箭投向壶中，看谁投中的箭多，谁就是胜利者，而谁投中的箭少，他就要被罚酒认输了。
但是，东王公的投壶游戏，要比人间这种壮丽得多。
他在石室中安放着一把巨大的酒壶，他和玉女手中各拿着1200支箭，每掷一次箭，1200支箭同时向壶口飞去。如果这些箭全部投中，上天就保持沉默，如果有一支箭没有投中酒壶，天就会发出嗤笑，这时，人们在下界看到的便是电闪雷鸣。
这是古代战国时期的一个传说，这传说中的投壶是我国战国时期盛行的礼仪游戏。也叫作“射壶”，投壶是我国古代酒宴中经常使用的娱乐器具，是古代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既可以登大雅之堂，又能在平常人家玩的传统游戏。
投壶游戏是战国时期宴会上的一种助酒兴的娱乐活动，也是战国时期的重要礼乐活动，是从上至天子下至士大夫在宴饮中常用以娱乐宾客的活动。
在投壶游戏开始之前，人们要首先指定一个司射，也就是裁判。然后，由主人向客人提出邀请，而参加游戏的客人，他们每人手中都拿着4支用树枝做成的箭杆。之后，这些客人站在规定的距离之外，他们依次向壶内投掷。
有时主人为了增加难度，他常在壶内装上了又小又滑的豆子，如果用力过猛，即使客人将箭投入了壶内，也会被反弹出来。4支箭全部投完为一局，每次比赛进行3局，以投中多者为胜，败者则要被罚喝酒。
战国时期的投壶活动富于情趣，又讲究极多。宾客按照顺序持箭投壶，他们决出胜负后，负者便责无旁贷地按规定饮酒，而且不能耍赖。
在饮酒时，一旁助阵的乐工还要兴致高昂地齐奏古乐《狸首》，那场景极为热烈。饮酒的人要恭恭敬敬，他们跪着端起酒杯，然后一饮而尽，称为“赐灌”。
投壶赢的人也要郑重其事地跪在一边，称为“敬养”。当然，这些都是战国时投壶的规定。而投壶进入普通百姓家成为他们平时的游戏后，礼的作用便削弱了，仅仅是出于娱乐助兴，也就没有了这样的繁文缛节了。
最后，主人要为宾客演奏乐曲。在儒家那里，礼和乐总是合在一起说的，事不成，那么礼乐不兴，礼乐不兴，那么刑罚也就不能推行，只有做完了这一切后，整个投壶过程才算完成。
接着可以进行下一轮了，投壶一次接一次地进行，即便嗜酒如命的酒徒也挡不住一次次的罚饮，最后便会烂醉如泥。当然，任何有身份的人都不愿在这样的场合出乖露丑，所以他们都想在投壶中争胜，因此平时古人就对投壶活动进行训练。
其实，投壶是为了追求人与人的相互礼让与虔敬，提倡以君子之风相处相争，同时起到愉悦身心、丰富礼宴娱乐的作用。
据人们推测，战国时期的投壶游戏可以简单的分为3种，标准型、简易型和表演型。三者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
标准型投壶，以《礼记》等礼仪经典的记载为依据，结合现实条件，适当调整，使其成为日常可习可行的民族礼仪与娱乐活动。
简易型投壶，要求尽量简化，使投壶简便易行，相应地使用一些代用品为投壶工具。简易型投壶主要是一种宴饮娱乐活动。
表演型投壶活动，它忠实地复原了经典礼仪和典籍中的记载，对礼器使用、礼仪程序都是非常严谨和规范的。
当古人进行投壶活动时，他们首先得有一定的依据，不能随意。这种游戏在古代有固定的规则，所以可以根据这些规则，进行适当的调整。
首先是要进行事前的准备工作。投壶是在宴饮时进行的礼仪，行礼者都应该穿汉服礼服，这是基本的规定。参加的人员主要有主人、宾客、司射和乐工等。
主人也就是投壶礼的主持者，宾客便是投壶礼的参与者，司射是投壶礼时具体的指挥者，乐工便是在一旁演奏音乐的人。
除了这4种人员，还有有进行投壶游戏的器具，也就是礼器的准备。首先，主人要准备投壶数尊，金属制、陶瓷制的投壶等都可以。
一般准备的投壶都在壶中盛以小豆，这样使箭矢投入后不至于弹出来。投壶的标准尺寸是壶颈长0.2米，口径8.3厘米，壶高0.4米，容量5升，壶腹直径16.6厘米。尺寸都是周代规定的，后来战国的投壶直接沿袭了周代的规格。其次，主人还需要准备若干支箭，至少要有8支以上。
古礼上要求必须是以柘木制的箭，但古人可以不必拘泥这些，他们用竹、木等都可以，将竹、木削成箭矢的形状。箭矢长0.2米，首端锐，尾端钝。
壶与矢是投壶最重要的礼器，它们的制作应该尽量精美。另外还要有若干个“算”。“算”就是进行计数用的工具，一般用竹木的小片就行。
当然，投壶一定要准备美酒和酒杯，以供宾主在投壶游戏中饮酒时用的。等一切器具都准备就绪后，投壶游戏才正式开始。首先是宾主就位，宾主来到各自席位上，标志着投壶活动的开始。在开始游戏前，主人和宾客要进行三请三让。一般是这样的，主人捧着箭来到宾客面前为了体现古韵，主客问答都需要用古语对答。主人先说：“某有枉矢哨壶，请乐宾。”宾客回答说：“子有旨酒佳肴，又重以乐，敢辞。”主人又说：“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以请。”宾客说：“某赐旨酒佳肴，又重以乐，敢固辞。”主人说：“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以请。”宾客说：“某固辞不得命，敢不敬从？”等三请三让之后，宾客向主人行拜礼，他们接受主人奉上的4支矢，然后主人答拜，宾主相互行揖礼。当这样礼仪性的活动进行完毕之后，主客回到宾主席上正坐，他面对投壶所在的方位，做好投壶的准备。
这时候，司射把两尊壶放到宾主席对面的席子上，投壶距离主宾席位的距离为两尺左右，分别正对着宾客与主人。然后主人返回自己的席位。
接下来司射向主人和宾客宣布比赛规则，一般规则如下：投壶之礼，需要将箭矢的前端投掷入壶内才算投中，人们要依次投矢，抢先连投者即便投入也不予计分，投中获胜者有权利处罚不胜者饮酒。
当规则宣布完毕后，司射开始命令乐工演奏《狸首》，他宣布比赛正式开始。《狸首》是《诗经》名篇，不过后来已经失传了，所以可以用琴曲《鹿鸣》来替代，投壶的动作要与音乐节奏要相和。
宾主依次投壶，他们将所有的箭矢投完，也就是一局，然后开始计算成绩。
司射在宾主投壶过程中同时计算成绩，当有投入的人，司射就将一枚算筹放到一侧的地上。宾客投中就放在右边，主人投中则放在左边。
当宾主投完后，司射说：“左右都已投完，下面开始宣布成绩。”这时司射才开始宣布，比如哪个人比另一个人多几纯或者几奇，平局就说结局为均。当司射宣布完比赛结果，就该到饮酒的环节了。这时司射说：“请胜者为不胜者酌酒。”此时，胜者开始罚败者饮酒。胜者为败者在酒爵中斟满好酒，然后他们双手奉上，败者接过后必须说：“赐灌。”胜者也要回答：“敬养。”这时，败者才将罚酒饮下。当主人和宾客喝完酒后，第二轮投壶才开始，方法同上，直至宾主尽欢为止。由于标准型投壶相对还是很复杂的，需要相应的器具，所以还有一种简易型投壶方案，便于随时操作。
投壶起源于儒家射礼，因为射礼不易操作，而且诸侯射艺通常不精，于是就采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代替。因为如果按照《礼记》的规定进行投壶，这显然是特别繁琐的。
作为一种日常宴饮的娱乐活动，投壶简便易行就可以了，仍然不失为一种高雅的宴饮娱乐。其实，即便在投壶比较盛行的战国时期，人们真正按照《礼记》上的规定，进行投壶的次数也为数不多。
而简易型投壶是在标准型投壶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很多古法必需的器具都可以使用一些代用品。首先，投壶可以换做瓷瓶或者水瓶来代替，而有两支箭矢轮流使用就行了。
箭也可以用竹子制成，长度在0.2米左右，头端裹上棉布以提高命中率。其中最简单的办法则是用筷子做箭矢，毕竟筷子每家每户都有的。
“算”可以用竹签代替，还可以用石子或其他器物代替，甚至演奏乐曲的环节可以省去。只需要开始时主人和宾客相揖后就位，投壶时客人于席上依次投壶，然后用竹签计算成绩，等罚酒时胜者再向败者罚酒，这样过程就简便多了。
其实，这个投壶游戏的简化过程方案，基本上也与古法中大致相似，这种简单的投壶游戏对于我国投壶文化的继承是非常有意义的。
投壶之礼这种古代礼乐文化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了一种演变和延续。投壶这种礼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礼的成分逐渐减少，游戏娱乐的成分逐渐增加。从有关的文献和出土的实物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投壶游戏的不断变化。
而历史上的文人骚客也有记载投壶游戏的文章。如《礼记》中的《投壶》篇、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投壶仪节》等。
特别是三国时期一个叫邯郸淳的人写的《投壶赋》，他将投壶者们身手不凡的投技和妙趣横生的场景描写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
战国时代投壶之风盛行，战国时著名思想家淳于髡说：“在男女杂坐、六博投壶之时，人们可以饮下八斗之酒却只有两分醉意。”可见投壶之戏，竟然可以为古人助酒兴。
其实，他说此话的目的是向齐威王褒扬自己的能力。当时，齐国遭到楚国的攻击，淳于髡临危受命，他被派遣去赵国请来了10万救兵，楚军知道后，连夜引兵回去了。
淳于髡回国后，齐威公为他庆功。在宴会之上，齐威公问淳于髡喝多少能醉时，淳于髡就说了此话。
这些说法虽然都说得头头是道，其实都没有能够脱离注经释义的范围，这大概由于投壶已经载入经典，所以大家只能认定它是“礼”的一种。
投壶本来是产自民间的一种游艺或竞技活动，然后才被纳入礼的范围并加以规范。
后来的晚清学者章太炎在他所著的《经学略说》中说：“汉代《礼记》中有投壶的记载，《礼记》的作者西汉戴德和戴圣两个人都是从西汉经学家后苍那里得到的真传。他们知道17篇是不够的，所以他们都在自己的书里加入《投壶》、《奔丧》两篇文章。”
大戴戴德有84篇，小戴戴圣有49篇。戴德、戴圣所传同门，为什么《礼记》的篇目会不一样呢？对此，人们的看法不一。
因此有人怀疑，《礼记》是后人伪作的。《伪书通考》、《古今伪书考补正》中都有《礼记》是伪书的记载，只不过断言它们是伪作的理由并不充分。
而大、小戴的《礼记》中有关于投壶的记载，文字基本相同。最大的差异是小戴的《礼记》中有鼓谱，而大戴的《礼在战国时期，古文献中还对投壶的时间和地点有明确要求，说投壶要随着光线的明暗有所不同的。在后来清代张沐所编写的《礼记疏略》中有这样的记载：
投壶有三处，在正午时分要在室内投壶，傍晚时就要在大堂内投壶，天黑的时候就必须在庭院内投壶。
而这段文献中还规定，用作投壶的箭，因在所处的场所不同，规格也不一样。文中说：
筹，室中五抉，堂上七抉，庭中九抉。
其中的筹就是指箭，一抉就是指四指那么长。投壶的壶离投箭的席约7尺。做箭的材料也极为考究，一般箭要用柘木、棘木制成。除此以外，史书中还详细地记述了投壶的术语和规则。
战国时期魏国文学家邯郸淳在他所著的《艺经》中说：“投壶以12筹为限，象征一年中的12个月。在投壶娱乐中还要讲究声势，投壶以击鼓为节。”
在关于战国时期投壶的专业考古中，也有很多已经出土的投壶器具值得参考和借鉴。后来，在河北平山三汲乡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墓中，又出土发现了一件我国最早的铜投壶。这件投壶是造型别致的三犀足筒形器，它的底部基座是3只雄姿威猛的矮足独角犀，壶的形状呈圆筒形，两侧附有一幅首衔环。这件投壶遍体饰有生动流畅的细线变形山字花纹，平口深腹。
此壶高0.59米，口径0.20米，筒形腹上有“左使车工本”5个字的铭文。在这件器物刚刚出土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功用，后来经过专家学者们的考证，他们断定这件三犀足筒形器铜器，应该就是古代的投壶。
而《礼记》中所记载的关于青铜投壶的外形，与这件出土的铜器刚好完全吻合。
另外，在三国时期魏国文学家邯郸淳的《投壶赋》中也有“厥高二尺”的记载，记载中的高度和这个铜投壶是一样的，也佐证了这件铜壶就是战国时期的投壶。
而且同在中山王墓中，还出土了一件较小的铜筒形器，高约0.4米，口径约0.1米，器物上下各有一道斜格云纹，两侧也各有一铺道衔环，半口深腹，中空，这与三犀足铜投壶形制相同，只是没有三犀足。
人们认为，这也是一件小型的铜投壶，这两件器物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实在战国时期，投壶所用的壶跟酒壶是通用的，一般多是铜质或陶质的。
在河北燕下都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个硬陶壶，它属于仿青铜器式样，它的足部有一约0.02米高的足圈，总高0.31米，这便是一个战国时期陶瓷的投壶。
而在诸城臧家庄战国古墓中出土的一件青铜投壶，被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通过这个已经出土的投壶，可以得知，古代投壶的外形如同日常生活的酒壶和水壶，它口阔，肚大，脖子细长。而诸城出土的这件投壶无论造型设计，还是铸造工艺，都别具一格。
该壶高0.35米，口径0.34米，它采用了直筒式的外形，口、颈、腹连为一体，这打破了壶的传统形式，给人以面目一新、超凡脱俗的感觉。
这件投壶的壶身奇特，花纹装饰都采用镂孔透雕、平面底纹、素面宽带3种方式相间组成。它的瓶身层次分明，繁而不乱。它的腹壁外侧装着两个对称的铺首衔环，底部采用二层台式的高圈足，犹如给壶装上了一个稳定的底座。
这件投壶圈足采用镂孔透雕装饰，与壶身上的纹饰上下呼应，相得益彰。这件投壶在制模铸造时使用了先进的内外合范工艺，一次浇铸成功，壶壁厚薄均匀，造型规整，纹饰清晰，自然流畅，是古代青铜器中难得的精品，充分表现出了工匠们高超的铸铜技艺。
第三节 汉代投壶的改进与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也就是前142年的一个冬天，江陵有个名叫申屠的书生，他虽然才19岁，但很有才华。没多久，申屠的才学被朝廷认可，朝廷派他去北方当个县尉，他便独身从江陵北上了。申屠赶了两天路，第三天黄昏时分，他行到一个山林处，突然遇到了大风雪。这里距离前面一个驿站路途还很遥远。狂风暴雪里，申屠澄赶路赶得筋疲力尽，他身下的驿马也驻蹄哀鸣，不敢再往前走了。申屠四处望了望，他忽然发现前面白雪压盖的树林里有一间茅屋，茅屋上的烟囱里还不断吐出烟气。
申屠喜出望外，他牵着马去叩打那茅屋的木门。一个老人打开了门，茅屋内窄小紧隘，堂屋中央生着火盆，火盆中木炭红亮如铜，火盆旁边，还坐着一个50来岁的妇人与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
老人殷勤好客，他一脸红光热情地招待申屠。那老妇人去内屋里取来腊鸡腊肉之类，她在火盆上架起吊锅，与少女一起做晚饭招待申屠。申屠与老人饮酒谈笑，很是融洽。
因为那老人一家都住在山林之内，并没什么见识，他们听申屠讲外面的事情很是高兴。
外面虽然是冰天雪地，但申屠坐到沸腾的火锅旁边，与老人一家谈天说地时，他总是偷眼去看那个坐在炉边的少女。申屠只觉得她肌肤如雪，脸如芙蓉，虽然那少女穿着一身粗布衣裳，但无论容貌还是气质都显得端庄秀美，卓然出尘。申屠一时无法管住自己的眼睛，总是去看那个少女，讲话也变得吃力起来。那老人一边饮酒，一边笑吟吟地盯着这个雪地里闯来的客人，他很喜欢这个有才华的小伙子，决定要他做自己的女婿。于是老人便对少女说：“闺女啊，你来陪客人喝两杯吧！”那少女羞涩地举起酒杯，很快几杯酒下去，她的香腮上便飞起了两片嫣红。
老人决定成全他们，他便佯作醉酒，将酒杯扔到地上。他垂下头伏在几案上，装出打鼾的声音。老婆子扶着老头子转到内室睡下，他们将申屠和少女丢在火盆旁边。
申屠呆呆地望着少女，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少女因为矜持，也没有说话，气氛显得很是尴尬。
申屠四下一看，他见少女家中柜子上有个水瓶，窄口宽腹，很是精致。申屠灵机一动，他举起筷子对那少女说：“不如我们来比赛，我们用筷子去投那柜上的水瓶，每人投10次，谁若是输了，便要唱一首歌。你觉得怎么样呢？”
少女玩性心强，她含笑点了点头。两人便站起来，他们举着筷子隔出7尺左右，开始往水瓶中投掷筷子。
因为申屠学过射箭，投筷子这点小事自然难不住他，很快他就10投10中了。申屠的本事深得少女的喜欢。只不过少女就不行了，她投10次才投中两次，气得嘟起嘴，怨那瓶子口太小了。
申屠笑呵呵地教少女怎样去投，他将投壶的姿势和手法都教给少女。果然少女学了之后，10次能投进六七次呢！
少女很喜欢这个游戏，她也崇拜申屠的学识渊博和精通射术，对申屠已经动了芳心。她又通过投壶这个游戏，跟申屠的关系更加亲近了些，于是她也敢与申屠谈天说地，言语中充满了爱慕之情。
申屠用投壶吸引了少女的兴趣，还得知了少女的心意，他很是高兴。第二天清早，申屠向少女的父母求婚，果然喜结了良缘，成就了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话。
这是我国汉代的一个小故事，说明了在两汉时期，人们通过投壶活动来联络感情，亲密关系，也说明了投壶游戏在汉代的普及。
至汉代，关于投壶的记载就多了起来。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的《淮南子》里也提到了高壶的游戏。西汉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也专门记载了投壶的盛况，在《史记·滑稽列传》里，还专门讲了一段投壶的故事。
这些记载说明，当时不仅在宫廷之中有这种投壶游戏，就是在民间投壶也有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且当时在民间传播的投壶游戏，也完全成了一种娱乐活动，再没有了什么礼仪的性质。
民间投壶虽然成了纯属娱乐的游戏，但在士大夫阶级，投壶游戏却变得更加高雅了。汉代投壶逐渐从宴饮礼仪变为上流社会的高雅竞技，投壶所用的壶也逐渐跟酒壶分离了出来，而且式样也明显增多了。汉代的投壶游戏的玩法和形制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都有了不少的改进。第一是汉代人们制作了专门用于投壶游戏的壶，而不再简单地用酒壶代替了。
后来长安出土的西汉时期水波纹原始瓷投壶，高0.26米，腹径0.17米。投壶圆口，颈部极高，呈管状，肩部下斜有青釉，也有垂釉现象。它高圈足，颈部与肩部都有弦纹和水波纹装饰。该投壶历经2000多年还保存得如此完整，实属罕见。
第二是用于投射的箭不再只是箭杆，而是改用一种特制的竹箭。在这种改进的基础上，投壶游戏的投法也创新了，汉代人们发明了一种名为“骁”的玩法。其实，也就是利用反弹力的投法。
因为原来在投壶时，人们为了防止投入的箭因弹力掉到壶外，他们专门在壶内装上小豆。而用“骁”法进行投壶时，则不仅不需要在壶内装小豆，而且故意让壶的内壁把箭反射回来，这样用一支箭就可以反复投壶了。
后来南阳沙岗店出土的东汉画像《投壶图》，就生动地刻画出了当时的投壶情景。这时所用的投壶，已接近后来贯耳瓶本体的形状了。
东汉古籍中在写汉代投壶形制时这样说：
厥高二尺，盘腹修颈，饰以金银，文以雕镂。
由此可见，此时投壶的壶是专门为投壶游戏精心制作的。这种壶高0.6米左右，这已经比先秦时高了近0.2米。还有，陕西出土的汉代褐釉浮雕狩猎纹陶壶，高0.42米，口径0.16米，从它的形状上来看，其实看起来更像是投壶。
因为古籍中记载，东汉末期，还出现了高0.36米，口外径0.11米，内径约0.09米的投壶瓶，它跟东汉时期画像石《投壶图》上所刻画的汉代投壶非常相近。这种投壶瓶的出现，也为以后贯耳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汉代，投壶成了社会上层不可缺少的活动，汉代《古歌》写道：
主人前进酒，弹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
汉代人们将投壶和雅歌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了投壶已经成为王公贵族和宦官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当然，投壶游戏作为汉代礼仪的一种，它完全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投壶本来是一种非常严肃的事情，但由于它出现的场合一般都是在酒宴上，所以也逐渐增添了其他的文化因素。
特别是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由纷争逐渐走向融合，这也给投壶这种游戏活动增加了很多道家的东西。
随着道家的宗教化，投壶游戏也逐渐出现了宗教化倾向。投壶游戏的宗教化倾向，是与我国礼乐文化的逐渐衰落有关的。后来，随着周王朝及其礼乐制度的逐渐衰落，汉代的投壶活动逐渐在民间普及，出现游戏娱乐化倾向。
不仅民间，而且皇帝和官员们也常常参加投壶游戏，这让投壶活动的传播更为广泛了。
汉代著名文学家刘歆在他所著的《西京杂记》中记载了汉武帝非常喜欢投壶游戏的事，当时的郭舍人就是因为投壶技艺高超而非常得宠。
《东观汉记》里还记载了投壶游戏在军队里流行的情况。当时很多将军们进行宴饮，一定会进行雅歌投壶。《后汉书·祭遵传》也有类似的记载。
当时，贵为将军的祭遵，在选拔人才时把投壶当作其中的一项测试内容，在投壶时还一定要奏雅歌。
这一切都表明，投壶游戏在汉代非常流行，普及性也更强了。西汉时期，投壶活动开始融入丧葬文化里，成为宗教信仰仪式里一种对吉祥隐喻的表达。
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在墓葬内具有宗教信仰与神圣仪式的功能，汉画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应是道教在萌芽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对世俗丧葬观念发生影响的结果。所以，《投壶》图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更具有宗教仪式意味。
在河南省南阳出土一个汉代投壶画像砖，画面的正中立着一个壶，参与投壶的人有宾主各一人，他们都是一手抱着一捆箭，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箭，做出一个准备投壶的姿势。
这时的投壶之中已投入两支箭，壶的左边还放着一个三足酒樽，里面放着一把勺子，参加投壶游戏者跪坐在壶的两侧，两人之后还分别坐着几个观看的人。
至汉代投壶作为一种游戏更为广泛，礼的成分逐渐减少了，玩乐的成分增多了。在南阳画像的投壶画面中，投壶者和观众可以随意而坐，有走动的人，也有笑的人。
投壶游戏随着时代的推移，其中掺杂的古代礼乐制度逐渐衰落，但投壶游戏中的礼乐文化却没有消亡。商周的礼乐制度通过汉代投壶游戏的改进和发展，被汉代时期人们完整地继承下来了。
第四节 魏晋时期投壶道教化过程
在西晋永熙年间，皇都洛阳宫廷中很流行投壶游戏。当时有一个投壶高手名叫冯佯，他在当时无与匹敌，全国上下都没有人能在投壶游戏中胜过他。所以晋惠帝司马衷对他非常宠幸，将他留在宫廷中做官，作为自己的门客，每日只是让他陪自己玩投壶游戏。
冯佯比所有的投壶者都要厉害，他技高一筹，甚至可以百投百返，竟然没有一次落空。
晋惠帝对冯佯的这种儒雅和技艺极为赞赏。每次宫廷宴会，晋惠帝便命冯佯代替他投壶。而冯佯果然不负圣望，他每次都会胜利，晋惠帝便厚赐他金帛。
据说冯佯从小就特别喜欢投壶，因为晋代以前的投壶需要射进去，并不要求箭矢返回来，所以人们在壶中装了很多小豆，用这个办法使箭矢不会跃出。
然而，冯佯却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他把原来的木矢改为了竹矢，而且他还倒掉了壶内的小豆，这样就可以在投壶的时候，让矢重新回到自己手中。也就是说，利用箭矢的反射能力，让箭矢投中壶之后，再借力反弹回来。
冯佯利用这种技巧，他可以用一支箭矢投很多次，甚至可以达到上百次之多。
晋惠帝最喜欢看他投壶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冯佯每次为晋惠帝投壶，总能让晋惠帝开心。因此，他也总能得到晋惠帝赏赐给他的金帛。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废除了射礼，从而投壶也就变成了一种宴宾的娱乐。晋惠帝最喜欢投壶，由此也爱屋及乌，所以他同样也喜欢善投壶之人。
在魏晋时期，人们投壶技艺明显都提高了，投壶的技法和花样不断翻新。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对投壶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们对投壶游戏已经有了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南北朝齐梁时期是一个娱乐大行其道的时期，由于社会上层的身体力行和乐此不疲，投壶风气一时大为盛行。
六朝时代，以前的投壶游戏活动被发扬光大，花样不断翻新，创意和水平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也使得社会的休闲生活空前丰富多样，色彩斑斓。
齐梁时期的投壶活动，由于前代的积累和传承，已经非常丰富了。齐梁的投壶游戏十分普及，还出现了许多新的技法。
很多投壶高手都能一箭连投40余次，甚至有人还能在壶外设置障碍，隔障投壶，据说从来就没有失过手，可见他们的手段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南北朝时期的大才子柳恽，他的投壶技艺也非常高超。柳恽曾经一箭连投不绝，在当时被称为“神投”。而其他的投壶高手，还有东晋的名士王胡之，他投壶的时候，熟练到根本不用睁眼，可以闭眼投壶。
这些高手的出现，说明了当时投壶的多种技法，真是花样翻新，出神入化。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投壶不仅儒雅，还很有技巧，因而极有趣味性。那时的人们广泛开展投壶活动，也使投壶器物和规则有了很大的发展。晋代的投壶在东汉壶型的两尺高度的基础上，也进行了改进。
晋代投壶为了增加花样，还在壶口两旁增添了两耳，耳口比瓶口略小，于是投壶就有了“依耳”、“贯耳”、“倒耳”、“连中”、“全壶”等技法。
在这一时期，宫廷和民间的投壶高手辈出，晋代著名文学家孙盛在他所著的《晋阳秋》中说，晋代的投壶高手技术非常好，他们甚至闭着眼也能进行投壶。
这时的投壶用的壶才是贯耳瓶。贯耳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晋代的投壶技法，晋代以前根本没有“贯耳”的投壶技法，所以之前用来投的壶也不能称之为“贯耳瓶”，充其量只能称之为“管耳瓶”，这两种耳的作用却是完全不同的。
在三国时代的魏国，投壶活动继续向前发展。至晋代，投壶活动更为流行，而且成为清谈玄学士人必会、贵族争相推崇的活动。由于投壶活动经常举行，以至于擅长投壶的高手越来越多了。
在晋代，有的人竟然可以隔着屏风投壶。史籍《晋书》中说，石崇有个歌妓非常善长投壶，她可以隔着屏风就能投壶，甚至闭着眼睛也能将箭矢投入壶中。
在其他古籍中，也有关于投壶的记载。特别是史书《南史》中的记载，当时齐竟陵王因为投壶，甚至连上朝都迟到了。上朝迟到在封建社会可是了不得的大事。齐武帝当时非常生气，可是他听说竟陵王是因为玩投壶游戏而来晚的时候。齐武帝不但没怪罪，反而赐给他20匹绢。可见在南北朝，投壶之风是多么的盛行。
在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颜之推写了一本《颜氏家训》，它是以修身齐家而闻名的著作，但是在其中也有关于投壶的详细记载，还对投壶新的发展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众多史籍表明，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宴饮成风，这一社会风气在投壶活动的发展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成为继两汉后投壶的又一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投壶成为普世追求、民众热慕的活动，这也为投壶融入道家文化奠定了群众基础。
然而，投壶活动在从两汉到魏晋发展的最大转变是，投壶受到了道教影响，并在晋末基本完成道教化，从此，投壶成为我国道教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实在之前的东汉晚期，随着道教的萌芽、产生和发展，投壶活动已经进入道教文化的视野。
当然，投壶在诗文歌赋中也有不少体现。三国时期，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璨就在他所著的《棋赋》中，提到了投壶游戏。晋代文学家李尤也有《壶筹铭》，其中也详细写到了投壶游戏。这些文学作品都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求道、崇尚自然的玄学思潮对投壶的影响。
这也标志着投壶活动广泛进入玄学名流的视界，从此，投壶就带有谈玄、学道乃至求仙的思想倾向。这正是道家思想深刻影响投壶的结果，也是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空前发展的显著例证，说明了投壶具有强大的包容力。
还有，在确切的史料中表明，在此时投壶活动的确已经成为学道求仙的一项重要途径和内容。
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理论家葛洪在《神仙传》还说：“玉女投壶，天为之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玉女在玩投壶的时候非常高兴，她一投进，连上天也禁不住开心地笑了。
在这些文献中，投壶不再仅是普通百姓的游乐活动，也成为仙人经常进行的活动，成为仙界生活状态的一种象征。这恰好勾勒出了投壶活动进入仙界视野，以及投壶者身份仙化的程度，同时，这个过程也越来越清晰了。
不仅在中原地区投壶活动道教化普遍存在，远在西北地区的敦煌也有类似的记载。敦煌莫高窟出土文献的写本里就有投壶问道求仙的诗歌。
古代佚名所写的《涉道诗》中有一首诗叫《卫叔卿不宾汉武帝》。这首诗就是借仙家史迹把投壶作为题材，用来对汉武帝进行劝诫的诗歌。这首诗写道：
銮殿仙卿顿紫云，武皇非意欲相臣。
便回太华三峰路，不喜咸阳万乘春。
涉险漫劳中禁使，投壶多是上清代人。
犹教度世依方术，莫恋浮华误尔身。
由此可见，在晋代道教推崇的清谈理想中，投壶游戏乃是众神的游戏，它象征着飞升仙居的生活。所以在两汉魏晋时期，投壶游戏被融入丧葬习俗，也包含有死者弃世仙游，去品享投壶仙境的仙家旨趣。
前两句诗句里面提到了卫叔卿的典故，据说他是位仙人，在史书中有传可考。晋代文学家葛洪在《神仙传》中专门对他有过记述。
诗中还说到了上清代人，也是古代的仙人。其实，上清是天上的一个区域，八皇老君和九天之仙，他们都住在上清宫里，其中最有名的神仙是太上老君。
因此，这诗无论是语言方面的遣词造句，还是内容方面的主题素材，都是一篇质量很好的道教诗歌作品。由此可见，投壶活动在魏晋时期完全被纳入了道教视野，成为道教仙境的文化象征。
总之，投壶原本是一种风雅礼仪，它属于贵族阶层的高雅文化，但它真正广泛流播、普及到民间其实也是在魏晋时期。
但是投壶发展到顶峰阶段时，在思想层次上也发生了新的飞跃，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崇尚老庄和玄学大兴的魏晋时期，也不能不归功于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的强大包容力和持续创新性。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中，投壶游戏获得了一种新的宗教文化内涵。其实，投壶的社会风气在南朝和北朝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
据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杂艺》中记载，当时北朝的投壶也是花样繁复，单是当时投壶的名字，就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等众多别名。
只要看当时投壶的名字，就能知道当时投壶有多少创新发展，这已经与周代甚至秦汉时期的投壶大不一样了。当时的投壶游戏不仅是男人们宴席上的专利游戏，就连女人们也加入到了这项活动中来。
南朝梁代，有首乐府民歌《华山畿》，内容是这样的：
夜相思，投壶不停箭，忆欢作娇时。
民歌表现的是一位女子，她在回想与情郎的欢洽情景，久久不能入眠。于是她就在夜间投壶，用来排遣思念之情。可见在当时，投壶已经深入闺闱之中，而且日益大众化和娱乐化了。
后来洛阳出土的晋代画像砖《投壶图》中，清晰地描绘出当时的投壶情景。画像中部一个用来投矢的壶，一个酒樽，壶内有两支箭矢，酒樽内有一把勺。
在鼓乐声中，宾主两人正举矢投壶。投入壶中的人为胜利者，投不中的人是输家，胜利者要对输者要进行罚酒，由旁边的司射来进行裁判。
图中有个彪形大汉好像一直是输家，他饮酒有些过量，醉醺醺地瘫地坐着，面部表情非常难看，正被人搀扶离席。中间的两个人跪坐两旁，一手怀抱数支矢，一手执一支矢，他们以壶口为目标，全神贯注，正用箭矢在玩投壶。
所以，在晋代以投壶输赢来赌酒已经非常流行了，这时期的投壶已经真正成为没有礼节约束的“酒令”了。人们利用投壶游戏尽情地玩，尽情地喝酒。因此，晋代的酒席娱乐，一定是雅歌投壶，这是晋代人们饮酒时的习惯。雅歌与投壶合而为一，是当时一种高雅的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对投壶所迷恋，更加挖掘投壶消遣娱人的功能，这也是这一时期对投壶活动的重要贡献。
由于投壶盛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门的著述。先是三国时的邯郸淳，他写了篇《投壶赋》，后来晋人傅玄、李尤也写有《投壶赋序》、《壶筹铭》等，此外还有很多，只可惜后来都遗失了。
南朝时期以社会上层为倡导，在相对偏安的环境下，人们在闲暇中通过投壶游戏娱乐性情，他们追求投壶游戏的娱乐性，这也将投壶的娱乐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至南北朝时期，投壶游戏进一步得到普及与发展，开始由官府走向民间，甚至还包括了住在深宅大院的妇女。
迄今为止，还没有出土过有关晋代至南北朝时期的陶瓷贯耳瓶，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的瓷器生产技术还处于发展起步阶段，而那时投壶所用的贯耳瓶一般都是铜质的，瓷质的数量还非常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宫深深，寂寞浓浓，宫廷里里既有普通百姓享受不到的荣华富贵，也有其不堪承受的礼仪之重。在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下至宫女，上至嫔妃和皇帝都轻易不能离开皇宫半步。
在如此多的时间，都耗在一个皇宫之内，任谁也会厌倦。于是，宫廷游戏就成了他们闲暇之时不可或缺的内容。在我国古代的皇宫，最流行的游戏不下数十种，其中很重要的一种便是投壶。
由于投壶不需耗费太多的体能，因此受到了宫廷中高贵者的欢迎，所以在上层贵族间颇为流行。
我国的宫廷宴饮中也很盛行投壶，即便不是宴饮聚会，闲暇无事的宫女嫔妃们也会以投壶自娱，消磨光阴。宫中的壶和箭都很精美，制作工艺细致绝伦。
皇帝有时也会禁不住韶光美景的诱惑，也会在殿中、室外和厅堂玩投壶游戏。皇帝通过小试身手，以投壶游戏寻点开心。当然，更多的时候，至尊至贵的皇帝和皇后，他们是坐在龙凤宝椅上，一边品着美酒，一边欣赏着伶官、侍从和窈窕宫女们投壶的。
投壶在晋代时是一种儒雅的活动，通经博学的儒士们都很喜欢它。投壶随着在宫中盛行，渐渐也被达官显贵和儒雅博学的士大夫所接受，甚至于武臣宿将也迷上了投壶。
据说在三国时期，大王公袁绍经常和侍从投壶。甚至在打仗时，他依旧谈笑风生，继续与人进行投壶游戏。袁绍的这种临危不乱和处变不惊的大气，赢得了部下的崇敬。古籍中记载了晋代雅士的燕饮投壶，其中这样说：
即便是在外出征的将军，他也非常了解儒术，也一定会玩投壶游戏。将军们在喝酒娱乐的时候，一定要雅歌投壶。哪怕是在军队之中，在前线打仗，也不能忘记这样的活动，因为这表示了对王室的尊敬。
据后来唐代古籍《艺文类聚·巧艺部》中的记载，三国时著名文学家邯郸淳对投壶就极有研究，他写了一篇1000多字的《投壶赋》，还拿这篇赋上奏给魏文帝。魏文帝同样爱好文学也喜欢娱乐，他觉得《投壶赋》写得很有功力，就赏赐给邯郸淳1000匹布帛。
这也表明当时的国君对于投壶游戏的重视程度，但在这篇赋文里所记述的魏时的投壶风俗已经与《礼记》所载情况很不相同了。邯郸淳的《投壶赋》，现存的只有389个字，其中这样说：
敬不可久，礼成于饫。乃设大射，否则投壶。
赋中写名匠所铸的壶很华美，以金银作为装饰，壶高6尺，圆肚长颈。但是《礼记》中说是二矢半，东汉著名文学家郑玄在注释中说：“壶离座二矢半，就是间距7尺的意思”。这也说明了魏晋时期与先秦时期的投壶距离是一样的。
关于投壶时箭矢的数量，《投壶赋》中说：“矢惟二四”。也就是说箭矢有8支。后来清代文学家王文锦在《礼记译解》中解释说，“矢惟二四，即每人四矢”。数量也是一样的，因为有两人在投壶，最后还是8支箭矢。
至于箭矢的形状，在《投壶赋》里，箭矢是前粗后细的，也没有羽毛。《礼记》中并未直接明言，不过箭矢是用木头做的，不用去皮，也没有羽毛，和射箭时用的矢是不一样的。
邯郸淳的赋文所记投壶虽不如《礼记》那么具体，但过程大致是一样的。另外，邯郸淳在赋中还讲到了投壶的功用，说它既可以达到活跃气氛的目的，还能够起到宣传国家政治礼仪的目的。
第五节 唐宋后投壶的起起落落
715年，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称帝的第三年。有一天，鄂国公尉迟恭上早朝时竟然迟到了。尉迟恭，字敬德，是唐代的著名大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尉迟恭面如黑炭，年少时以打铁为业。隋朝末年，尉迟恭参了军，他以武勇著称于世，曾经做过将军。后来唐王李世民与尉迟恭对战时，曾经降服了尉迟恭。但李世民宅心仁厚，对尉迟恭说：“你如果愿意呢，就留下来帮我吧！如果不愿意，那我也可以给你一笔钱，让你离开。”尉迟恭那时候因为有老母在家，于是便请李世民放他回家。
李世民给了尉迟恭一笔钱，让他回家赡养老母。后来没过多久，李世民在战场上身陷重围，尉迟恭得知后快马加鞭前去解救，他冒死杀入重围，解救了李世民的性命。
李世民很是感动，非常器重尉迟恭，从此他便成为了李世民的左膀右臂。
后来李世民做了皇帝，史称“唐太宗”，他封尉迟恭做鄂国公，还封尉迟恭做大都督。但尉迟恭却依仗着自己曾经救过李世民，居功自傲，与大臣们关系很不好，所以也就不把早朝迟到当回事。
这样的事情谁都知道，早朝迟到在大唐王朝那根本就是欺君之罪，按律要处刑的。唐太宗李世民也非常的生气，群臣们也一个个气愤填膺，反观尉迟恭却毫不在意。
李世民生气归生气，他虽然很想处罚尉迟恭，但心中仍是放不下当年尉迟恭舍身杀入重围救了自己的事，他便想放过尉迟恭一马。但是群臣们异常气愤，他们纷纷要求严惩尉迟恭。
李世民不敢违背众人的意愿，却仍想就此放过尉迟恭。他在进退两难之际，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尉迟恭最喜欢玩投壶游戏了，也知道尉迟恭驰骋沙场多年，弓射娴熟，自然投壶的技巧也非常高超，百投百中也是平常之事。
于是，李世民便想用投壶当个幌子，一来给尉迟恭一个台阶；二来又可以使众人不再指责尉迟恭。
他想到这儿，便和声问尉迟恭道：“爱卿怎么上朝迟到了？你是不是最近又在练习投壶？”他一边说一边冲尉迟恭使眼色，好让尉迟恭顺着自己的意思往下说。
尉迟恭见群臣们众口一致要求严惩自己，他知道这次犯下大错了，又见太宗一边说投壶一边使眼色，他便跪地回答道：“微臣确实是今天早晨玩投壶时入了迷，竟忘记了时间，以至于误了早朝，犯下重罪。还请圣上恕罪。”
李世民说：“爱卿玩投壶不要紧，但误了早朝却是大错。不过朕也喜欢投壶这个游戏，可见爱卿与朕是同道中人，朕便给你个机会，检验一下爱卿投壶的技巧，看看爱卿到底是不是玩投壶玩得忘了时间！”
李世民唤侍卫取来投壶、算筹和箭矢，又让乐工在一旁准备奏乐。
李世民说：“朕这次给你个机会，让你在殿上展示你的投壶技巧。如果你投10次能全中，朕便相信你是玩投壶误了时间，若有一个不中，朕便不能饶你！”
尉迟恭起身接过箭矢，在乐工伴奏下，轻而易举便投中了10次。
李世民笑着说：“爱卿真是一手好技术啊！朕信守承诺，这次便饶你一次，以后可千万不要再误了早朝了！”
尉迟恭急忙点头应承，他发誓以后不会再因为玩投壶误了早朝。大臣们虽然还很生气，但毕竟太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等早朝过后，李世民将尉迟恭唤到后堂，让他陪自己玩投壶。
在玩投壶的时候，李世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爱卿啊！国家的大事都在赏赐和处罚里体现，有功要赏，但有错必须要罚。今天我念在当年你救过我一次的情分上，帮你挡了这顿处罚，但你以后绝不能再居功自傲，要善加修身养性，不然等到下一次再后悔可就晚了。”
尉迟恭很是感激，他维诺地答应了下来，从此以后再不敢居功自傲了。
投壶运动是唐宋时期那些士大夫爱玩的游戏，它是射礼的简化，不过还是有些复杂了。因此即便它要退出历史的舞台，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是无比浓厚的。
当然，投壶之壶有陶制、铜制、铁制和瓷制的。在考古实物资料中，明清时期的投壶较多，也有宋元时的投壶器物。
其实，投壶到了隋唐时期，就已经非常普及了，以至于投壶专用的贯耳瓶需求量大增。这一时期陶瓷技术发展很快，相继出现了像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鲁山窑花釉瓷、巩县窑白瓷与唐三彩、邛窑彩绘及单色釉瓷、长沙窑彩绘瓷等，这些陶瓷的新技术的产生都对投壶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陶瓷贯耳瓶作为投壶器具和精美的艺术品，在隋唐时期受到官府、豪门、士大夫阶层，以及社会玩家的青睐，这后来，在长安出土了一件唐代邛窑的写意牡丹纹大贯耳瓶，此瓶高度有0.44米，这跟汉代文学家邯郸淳所写的《投壶赋》中的“厥高二尺”基本一致。它周身绘着两幅无骨写意牡丹画，这也意味着唐代初创的写意花草画首次运用到投壶贯耳瓶中。
这个写意牡丹纹大贯耳瓶，是1000多年前的投壶用器。它为研究唐代投壶，提供了实物依据。
还有，后来在长安出土了一只唐三彩贯耳瓶、这个贯耳瓶的造型奇特，因为过低的双耳和外翻的瓶口，都使它不便于“贯耳”。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贯耳瓶可能只是用来观赏的艺术品，不太像投壶游戏中的实用器皿。
同在长安还出土了一只唐代灰青釉大贯耳瓶，此瓶高0.36米，口径0.097米，耳径0.058米，这显然是投壶游戏的实用器皿。所以，这肯定是唐代投壶用的瓷质贯耳瓶，可能实用的唐代投壶瓷器只有写意牡丹纹大贯耳瓶和灰青釉大贯耳瓶这两个了，因此它们显得特别珍贵。
晚唐至五代邛窑的绿釉贯耳瓶，高度已降为0.20米，它的两耳已无法“贯耳”了。所以说，至晚唐五代时期，至少是一部分瓷质贯耳瓶已经变为桌上的陈设器了，它们只供赏玩，再没有实用价值了。
不过，还有人还曾发掘出一件宋代广元窑黑釉贯耳瓶残件，它的出现，进一步说明投壶到了宋代，一部分瓷质贯耳瓶与投壶已经产生了分离，成了单纯的摆设物。
但是根据文献记载，宋代的投壶活动仍然没有停止，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陆游等仍留下了有关投壶的诗词，甚至比唐代的诗人留下的投壶诗词还要多。
在宋代，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士们从礼的立场出发，他们过于强调了投壶的治心、修身、为国和观人的作用，却抑制了投壶的平民化和竞技娱乐化趋势。
甚至他们在修订了宋代《投壶新格》中的一些规则，这使投壶活动又局限到上流社会中去了。
尽管如此，新的规则还是列出了“有初”、“连中”、“贯耳”、“散箭”、“骁箭”等技法，也记载了许多古代投壶资料。投壶直至明代据说还有140多种投法，至清代仍在宫中大为流行，只是到了晚清以后就渐渐没有了。
但不管这1000多年来，投壶是兴盛还是衰落，由投壶创生的贯耳瓶却一直受到皇族显贵们的珍爱，因为它比其他的瓷瓶具有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南宋时期，官窑、龙泉窑等都烧制过贯耳瓶，多为一二十厘米高。一些南宋时期较大的青釉贯耳瓶，一般高度都为0.31米左右，两瓶耳孔内径都不到0.02米，看来是无法用于投壶“贯耳”了。
然而，明清时期景德镇官窑烧制的贯耳瓶，就是纯粹的艺术品了。不过因为投壶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使这些纯粹的艺术品贯耳瓶仍然是后世的稀世之宝。
后来，清代文学家端方在他所著的《陶斋吉金录》中记载，有一个鹿形投壶，是一个似马形状又带双角的鹿。它背上负有一个圆筒形的投壶，有双贯耳，鞍的两旁有一个小圆筒。高二尺六寸三分，长一尺八寸，从形制和纹饰看，这应该是一件宋元时期器物。
而司马光的《投壶新格》中画的投壶也是双贯耳的。
后来，在北京中山公园，也就是社稷坛的东区，还有一座投壶亭，而且还保存了6只古代铜质投壶。这是一个十字形的敞亭，曾经进行过重建，这也是投壶文化的凝固和历史的见证。
除了在考古中发现的投壶实物外，还有一些唐宋时期的绘画，也表现了唐宋时期人们对投壶的喜爱。在考古发现或传世的古画中，经常可以看到有关投壶的作品，五代时期著名画家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就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投壶的历史面貌。
《重屏会棋图》是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矩所画。其绢本设色，上面画4个人对坐下棋投壶，4人身后所置的屏风上画有山水人物，并有一个小屏风位于大屏风的中间，因此称“重屏会棋图”。
据考证，这是一幅珍贵的历史人物肖像画，居中正面的人正是南唐中主李璟。这幅画形象地再现了我国古代投壶的礼俗。
明宣宗朱瞻基便是投壶的高手，由于他的技术超强，后来被一些较有名气的画家看中，在明画《明宣宗行乐图》中，便留下了朱瞻基投壶的情景。
而我国名著《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也擅长投壶，他经常和潘金莲一起玩这个游戏，据考证，西门庆这一文学形象，影射的人物便是明武宗朱厚照。
可见在明代，投壶不仅为那些在皇城宫廷里的宫女、嫔妃们带来了乐趣，后来这个游戏还被男人们引入闺阁，鼓励女子们玩耍，也为她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唐时的投壶更为兴旺，就连周边国家也受到了感染。史书《唐书》中记载说：“高丽人追慕大唐，他们也非常喜欢弈棋、投壶和蹴鞠。”
唐代大臣卢藏用博学通才，工于文章，同时他也是一位投壶的国手。他投壶的技术非常高超，能够从背后执矢投壶，就像“龙跃隼飞”一样，百发百中。
唐代文学家上官仪还写有《投壶经》，这卷书在唐代广为流行。《投壶经》确定了投壶的规则和格局。甚至《投壶经》一直盛行到了宋代，后来才逐渐遗失了。
在五代时期，前蜀王宫里住着许多美丽的女人，她们是皇帝的嫔妃。然而，后宫佳丽众多，能够被皇帝宠幸的嫔妃只是少数，多数女子虽然衣食无忧，但她们百无聊赖，宫中的光阴实在是难熬得很。
好在皇帝王衍喜欢游乐，他也喜欢跟大家一起游乐。
于是，嫔妃和宫女们便在宫苑内有了许多玩耍的游戏，而投壶游戏就是其中不可少的一种。
对此，就连皇太后花蕊夫人也对投壶饶有兴趣，她把这些后宫的投壶游戏写入了她的宫词之中，题名就是《投壶》，内容是这样的：
樗蒱冷淡学投壶，箭倚腰身约画图。尽对君王称妙手，一人来射一人输。分朋闲坐赌樱桃，收却投壶玉腕劳。各把沉香双陆子，局中斗累阿谁高。
这首宫词讲的就是宫中玩投壶的事儿，嫔妃们厌倦了樗蒱游戏，于是便改学投壶。虽然是她们刚刚学会，却也是箭袋系腰，英姿飒爽，像模像样。
她们在皇帝的面前个个自称高手，哪知动起真格来，却无一人能够获胜。有时，她们还要加上一点赌注，比如樱桃什么的，看谁的技艺高，运气好。
关于宫廷投壶游戏，还有许多诗歌中曾经提到过。唐代诗仙李白，就曾经写过描写宫女投壶的诗歌，诗中这样写道：
帝前投壶多玉女，三峙三笑开电光。
我国唐代还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投壶古歌，宫女们闲暇时会即兴吟唱，歌词是这样的：
上金殿，著玉尊，延贵客，入金门，入金门，上金堂，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竿，主人前进酒，琴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
宋代著名诗人钱惟演就有一首诗是描写闺中投壶之事的，诗写道：
香歇环沉无限猜，春阴浓淡画帘开。有时盘马看犹懒，尽日投壶笑未回。
与唐代喜欢马球、宋代崇尚蹴鞠相比，明代不少皇帝在体育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特长，总体来说很不明显，但玩投壶却是他们的一大喜好。
投壶几经演变，流传了2000多年，很多时期都极为兴盛，在士大夫和民间，到处玩投壶玩得热火朝天。
投壶虽然从最初的礼仪演变成娱乐游戏，但它始终伴随着一整套繁琐的礼节，没有完全割断同春秋礼仪的联系。这样，就使投壶的流传范围变得狭窄了，只限于士大夫阶层。
宋元时期，投壶仍在士大夫中盛行。投壶这样一种暗含政治礼仪的活动，竟然开始演化成了纯粹娱乐的百姓之戏，这使一些正宗儒士们大为不满。至北宋时期，司马光就站出来反对了。
宋代大儒司马光认为投壶有悖于古礼，太过于娱乐化了，他颇为不满。司马光便尝试从保守者的角度出发，他希望对旧礼重新恢复，显此还专门撰写了《投壶新格》。
他板起面孔，在著书时将投壶游戏中的许多游戏成分都删除掉了。他还说：
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何以言之？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波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底也。
宋神宗熙宁五年，司马光对投壶游戏进行更定后，写成了《投壶新格》。他还对投壶的名称和计分规则，以礼法的限制等，都做了修改。
在投壶方式上，司马光确定第一箭入壶者为“有初”；第二箭连中的叫“连中”；投入壶耳者叫“贯耳”；第一箭不入壶；第二箭起投入者叫“散箭”；箭箭都中者叫全壶；一箭也不中者叫“有终”；投入壶中之箭反弹出来，接着又投入中者叫“骁箭”等。
司马光极力想让投壶重新回到礼治的轨道上来，他要通过投壶来达到治心、修身、为国和观人的目的，这使投壶游戏又蒙上了意趣索然的礼教之气。
司马光的意见，使投壶染上了政治色彩。司马光的这种改造，让投壶游戏的娱乐功能大大降低，也影响了它的普及性。
投壶这项活动，隋唐开始向技艺多样化方面发展，娱乐性大大增强了。
《投壶新格》中反映了1072年以前投壶多样化的内容。但司马光更新定格，对投法加以限制，实际阻碍了这项活动向技艺多样化、复杂化发展，某种程度也影响了它的娱乐性。
这对于以娱乐为主的百姓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不过，有些人并不理会这些卫道士们的保守思想，仍然把投壶当成一种游戏来玩。
后来南宋时期文学家周密的《武林旧事·西湖游赏》中就这样记载：“人们在西湖边，玩泥丸、鼓板、投壶、花弹、蹴踘等各种游戏”。可见在南宋时期，人们对于投壶游戏的娱乐功能已经非常喜爱了。
投壶这个饮酒中的游戏，沿用2000余年仍然不衰，至明代还颇为兴盛，就连明神宗万历帝都倾心于此，他将这件金箭壶放置在他的贴身处，可见投壶的魅力非常巨大。
据说明代，有个名叫苏乐壶的人，因为投壶技术高超，被人称为“投壶一绝”。明代文学家沈榜在他所著的《宛署杂记》中，详细记录了苏乐投壶的绝技，称他不仅能背身投壶，还能用3支箭同时向3个壶投射，而且从来没有失手过，可见苏乐的神技有多厉害。
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也有大量有关于投壶游戏的记载，通过它们能够反映当时投壶游戏的情况，这些都表明了投壶游戏在当时的娱乐功能。
清代著名文学家李汝珍在他所著的《镜花缘》第七十四回中这样写道：
紫芝也随后跟来，走到桂花厅。只见林婉如、邹婉春、米兰芬、闵兰荪等8个人在那里投壶。林婉如道：“俺们才投几个式子，都觉费事，莫若还把前日在公主那边投的几个旧套子再投一回，岂不省事。”众人都道：“如此甚好，就从姐姐先起。”婉如道：“俺说个容易的，好活活准头，就是朝天一炷香罢。”
众人挨次投过，也有投上的，也有投不上的。
邹婉春道：“我是苏秦背剑。”
米兰芬道：“我是姜太公钓鱼。”
闵兰荪道：“我是张果老倒骑驴。”
吕瑞萁道：“我是乌龙摆尾。”
柳瑞春道：“我是鹞子翻身。”
魏紫樱道：“我是流星赶月。”
卞紫云道：“我是富贵不断头。”众人都照着式子投了。紫芝走来，两手撮了一捆箭，朝壶中一投道：“我是乱劈柴。”逗得众人好笑。
还有清代著名文学家曾朴的《孽海花》第二十回，这样写道：
成伯怡在云卧园大集诸名士，替李纯客做寿。李纯客与小燕等到了园中：说话未了，忽然微风中吹来一阵笑语声。一个说：“我投了个双骁，比你的贯耳高得多哩！”一个道：“让我再投个双贯耳你看。”小燕道：“咦，谁在那里投壶？”筱亭道：“除了剑云，谁高兴干那个！”扈桥就飞步抢上去道：“我倒没玩过这个，且去看来。”
纯客自给薆云一路谈心，也跟下亭子来。一下亭，只见一条曲折长廊，东西蜿蜒，一眼望不见底儿。廊底下，果然见姜剑云卷起双袖，叉着手半靠在栏杆上，看着一个十五六岁的活泼少年，手执一枝竹箭，离着个有耳的铜瓶五步地，直躬敛容地立着，正要投哩！
恰好扈桥喘吁吁地跑来喊道：“好呀，你们做这样雅戏，也不叫我玩玩！”说着，就在那少年手里夺了竹箭，顺手一掷，早抛出五六丈之外。
此时纯客及众人已进来，见了哄然大笑。纯客道：“蠢儿！这个把戏，哪里是粗心浮气弄得来的！”
通过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可以看出，当时玩投壶游戏的都是一些有闲阶级，而且一般都是女性玩耍的多，这已经显示出投壶游戏的衰败迹象。
其实，明代之后，投壶并未拘泥旧法，而是随着社会发展日益繁盛，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明代也有不少投壶著述。在明代，投壶运动在有闲阶级中仍是相当有市场，甚至还发展出了众多的花样。明代学问家谢肇制有文章记载说：“当时的投壶游戏的种类名称最多，有春睡、听琴、倒插、卷帘、雁衔、芦翻、蝴蝶等项，不下30余种。”
从这些花哨的名目中可以得知，当时投壶除了要求准以外，还很注重投时的姿势和箭矢入壶的形态，这无疑越来越有难度了，也更适合男女在家里玩了。
至清代，投壶日趋衰落。不过，清代末年宫中还在流行玩投壶。
明清两代，投壶在有闲阶级中仍很有市场，只是清代末期以后，开始走向衰落，最后逐渐消失了。
然而，投壶从春秋时代的射礼衍生而来，有着教化的作用。又因为投壶简化了射礼，大大降低了习射难度，还可以在宴饮时进行。
由于投壶在唐代盛行起来，参与者越来越多，所以它的娱乐性便凸现出来了。
投壶将“教”与“乐”融为一体，是对唐代“寓教于乐”教育思想的极好诠释。它成为儒士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人们竞相追逐的社会时尚。
投壶在其发展的2000多年的历史中，形成了完整的投壶礼，而投壶技艺也被纳入庙堂礼乐之中。它“寓教于乐”的特性使它绵延2000年之久，也正是由于它寓教于乐功能的丧失，使得它日渐衰落，最终才销声匿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