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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曲舞生辉

第一节 秦代《巴渝舞》与《长袖舞》

秦汉时期,人们不断创造出新的歌舞形式,并废弃了周人制订的礼乐,他们把周代雅乐舞教育机构推翻而建立了“乐府”,这个机构专门搜集民间乐舞,对后来的古代乐舞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相和大曲》是另一种歌舞并重、内容丰富的表演形式,它是汉代大型歌舞曲。宴饮自娱之舞,在汉代社交生活呈现出活跃态势,上至宫廷里皇室贵戚,下至一般官吏甚至普通大户人家,都有在宴饮中礼节性互相邀舞的习俗。

在汉代,人们热爱舞蹈,并有歌舞自娱的习俗,是当时人们淳朴品性的具体表现。

那是在秦始皇战胜六国,统一天下之后,他下令丞相李斯要整顿关中地区的民兵,规定了一个月后要进行阅军大典,期间重点检阅民兵的训练成果。

李斯接到命令后非常为难,因为秦始皇当时已经收缴了各国民间的武器,只有秦始皇的正规军队才有正式的武器,而关中地区的民兵也是没有武器可供训练的。

李斯非常着急,他冥思苦想却一筹莫展。后来,李斯在首都咸阳城的街上看到两个大汉正在摔跤,他灵机一动,这才想到用摔跤的方式去训练民兵,然后用摔跤舞的形式通过秦始皇的检阅。

于是,李斯马上下令民兵们日夜苦练摔跤技巧,并且将当时流传很广的《巴渝舞》加以改编,将摔跤这一体育方式融入了《巴渝舞》中,逐渐演绎成一种摔跤舞蹈,他为这种舞蹈取名为《角抵舞》。

一个月后,秦始皇进行阅军大典,他看到民兵们互相摔跤搏斗,并跳着一种非常特别的摔跤《巴渝舞》,广场中所有民兵动作一致,人们姿势非常整齐,很是威武雄壮。

秦始皇非常高兴,他重赏了李斯,并且宣布这种《巴渝舞》成为以后的军队大典中重点礼仪。

其实,在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后,虽然秦代的历史非常短暂,但秦始皇却做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如确立了国家版图,逐步消除了周代分封制度下诸侯贵族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天壤差距,还建立了“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体系,形成了大一统的意识和传统。

秦始皇摒弃了周王朝的乐舞传统,他用非常严厉的手段,废弃了周人制订的礼乐舞蹈,并且把周代的雅乐舞教育机构推翻而建立了“乐府”,专门搜集民间乐舞以自娱。

后来在秦始皇陵墓出土了一件错金的银钮钟,上面刻有“乐府”两字,就是秦代乐舞自有其创建的最好证明。这一切,都对后来古代乐舞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巴渝舞》,是西南少数民族的一种舞蹈。因为他们居住在四川周边的巴渝地区,所以这种舞蹈被命名为《巴渝舞》。

在四川古城阆中,这里曾经是先秦巴国的别都,在这里形成一种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成为阆中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渝舞》是古巴人在同猛兽、部族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种集体武舞。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就是由巴人组成的“龙贲”军,他们执着梃杖,前歌后舞,“凌殷人倒戈”,从而取得胜利。根据后来东晋著名学者常璩在他的《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

阆中有渝水,民多居水左右,天生劲勇,数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便进入了皇室宫廷。

因此,《巴渝舞》是从西南地区人那里传来的舞蹈。汉高祖刘邦在平定三秦时,招募了一批人作前锋,人勇猛善战,其风俗又善舞,刘邦便命乐工学习和改编了他们的舞蹈,因为人生活于巴郡渝水一带,所以就称此种舞蹈为《巴渝舞》。后来,《巴渝舞》传入宫廷之后,成为宫廷舞蹈,用来在宫廷宴会上表演军旅战斗的场面,歌颂帝王功德,是当时著名舞蹈。《巴渝舞》在表演时,舞者们自披盔甲,手持矛、弩箭,口中唱着人古老的战歌,乐舞交作,边歌边舞,舞者有36人,这是一种群舞。由于这种舞蹈是武乐舞蹈,据说后来汉代汉哀帝罢乐府后,他对巴渝舞员36人仍很是留恋,他认为不可罢掉《巴渝舞》,而是将《巴渝舞》交由大乐领属,将它列入雅乐舞蹈的系统。

《巴渝舞》伴奏乐器以铜鼓为主,配合击磬、摇鼗、抚琴,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4篇。

《巴渝舞》发展到魏晋时期,已经完全变成庙堂祭祀性质的舞蹈。因此,《巴渝舞》在古代舞蹈艺术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后来的《八仙鼓舞》,其实就是《巴渝舞》历经演变的一种表现形式。“八仙鼓”是长柄双面的兽皮鼓,鼓面绘有八仙或图腾图案,直径略窄,鼓柄较宽。

《八仙鼓舞》多为10人以上的群舞,它适宜在广场中表演。人们在表演八仙鼓时,通常沙锣手先走,然后鼓手随后,人们一面击鼓,一面呐喊,不断变换队形,浩浩荡荡,威武雄壮。

秦代的《巴渝舞》在民间也被称为《渝儿舞》,这名字在后来唐代唐太宗大历年间仍然广为流传。后来唐代诗人韩翃在千山口所写《送巴州杨使君》诗中就留下了《巴渝舞》的踪影,诗道:

万里歌钟相庆时,巴童声节渝儿舞。

其中,诗里面的“万里歌钟”就是指辽阔的巴州,那里的百姓唱歌击锣鼓。这首诗的大意是为杨使君到巴州整饬防务取得成绩后,巴州人民定会载歌载舞为其庆贺,这说明了秦代《巴渝舞》在后来唐代时仍然在巴州广为流传。

秦代的《巴渝舞》后来还逐渐演变成一种新兴的舞蹈,名为《薅草锣鼓舞》,这也是流传于大巴山南麓巴中米仓山区的一种舞蹈,多是当地人们在薅包谷草时演唱的大型连套体山歌,所用锣鼓伴奏源于《巴渝舞》的伴奏乐器锣和鼓。

根据地方志《巴州志·风俗篇》中记载:

春田插秧,选歌郎二人击鼓鸣钲于陇上,曼声而歌,更唱迭合,丽丽可听,使耕者忘其疲,以齐功力。

根据这段记载,《薅草锣鼓舞》确实是秦代巴渝地区人们集体劳作时的歌舞,它的目的与古战舞《巴渝舞》其实是一致的。

除了《巴渝舞》之外,秦代还有另外一种舞蹈非常盛行,这种名叫《长袖舞》,是当时人们非常喜爱的一种舞蹈。古人常说的“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其实就是源自秦代时的这一舞蹈。

《长袖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是一个丝绸大国,也证明以长袖为特征的舞蹈早就流传于华夏大地。秦代的《长袖舞》有多方面佐证。如河南南阳石桥镇画像石上有一个舞人施展长袖,翩翩起舞的图像。

这个舞人扬起一手在上,拖曳一手在下,然后一只腿抬起,似乎在做着侧向的跳跃动作,她的舞姿非常的洒脱,也很豪放。

类似形象在后来汉代的画像中具有一定典型意义。当然,长袖之舞是由于服装特点而发展出来的乐舞,而秦代服饰中的女性裙装下摆宽大而长,有时反而更要通过手袖的动作加强舞蹈的动势。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动人的演出,有时是在相当开阔的地带,有时是在室内,有精美的帷幕作为装饰。更加重要的是,秦代《长袖舞》表演其实是带乐队的。

秦代《长袖舞》乐手们数量有多有少,甚至有时只有一个人,而当时《长袖舞》伴奏的乐器有箫、鼓、鼗、笙、埙、铙等,在很多情形下,还有歌者为《长袖舞》舞蹈家们伴唱。

秦代女子《长袖舞》有时还以双人对舞的形式出现,如江苏栖山的画像石中,就可以见到两个女子舞者甩袖而对舞的生动情况。她们身体倾斜,两袖对称,腰肢柔曼,袖长及地而挥舞不乱。在她们的周围,仍旧有乐手伴奏,旁边还有两人似乎在拍手歌唱。

“对舞”的形式说明了《长袖舞》经常是作为小型节目演出的,由于个体表演,所以这种《长袖舞》的水平自然应该是高于集体舞蹈的,这样才能被欣赏者所注意。

第二节 汉代《巾舞》及各种变体

《巾舞》是起源于汉代的一种民间舞蹈,后来在四川羊子山出土的乐舞画像砖问世后,人们对这种乐舞的传播和影响有了深刻认识。

这个画像砖的右下角有一个女性舞者,她手持长巾,飞跑似的要离席而去,旁边一个胖胖的男性舞者呈现出恋恋不舍的样子,表情非常的生动。

汉代的《巾舞》是当时著名杂舞之一,这些《巾舞》的舞者手中持巾而舞。《巾舞》表演者多为女性,她们所持的“巾”,有长短之分,多用绸条制成。

人们在跳《巾舞》的时候,表演者在“巾”下面裹一个小木棍,然后带动绸条挥舞。后来在山东出土的一方画像石上,就有《巾舞》的典型形象。

在画像石中,一个高髻细腰的女子,下身穿着分成四片的舞裙,裙子长得拖在地上,看不见双足。裙衩开得极高,从腰部就开始分片。

《巾舞》的舞人手舞双巾,双巾在身体两旁转环飞舞,舞人上身略向后仰,头稍偏于一侧,双手抱在胸前,似是做曲线退步的绕巾动作,身段优美,姿态生动,表现出了舞蹈的韵律感。

从汉代开始,这种《巾舞》就广为流传了,逐渐形成了《四舞》,也就是《拂舞》、《鼙舞》、《铎舞》和《巾舞》4种乐舞。后来史书《隋书·音乐志》中记载:

牛弘请存鞞、铎、巾、拂四舞,与新伎并陈。因称四舞。

《拂舞》是一种舞女手中拿着“拂子”而舞的舞蹈表演。

“拂子”又被叫做“拂尘”,“拂子”多用动物的尾毛捆扎在把柄上做成的。《拂舞》也是汉代末期江南流行的一种舞蹈,也有人称之为《白符舞》,或者《白凫鸠舞》。后来晋代有一首乐舞诗《白鸠篇》就写到了这种舞蹈,诗道:

翩翩白鸠,载飞载鸣。怀我君德,来集君庭。

到了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有一首《白鸠拂舞辞》的诗,专门写到了这种《拂舞》,诗道:

铿鸣钟,考朗鼓。歌白鸠,引拂舞。白鸠之白谁与邻,霜衣雪襟诚可珍。

从以上诗词描述中,可以得知《拂舞》用的是一种很清雅的舞蹈动作,而且舞中是配歌的,歌舞相伴,《拂舞》内容大都是歌颂当时有君德或高尚品质的人。

《鞞舞》也是当时一种名舞,“鞞”通“鼙”,因此也叫《鼙舞》,从“鼙”的字形上即可看出它与鼓的关系。其实至少在周代就已经有了鞞鼓的存在,古籍《礼记·月令》中曾经记载:“是月也,命乐师修鞀鞞鼓。”

可见,这种鼓是周代鼓师们用来祭祀鼓神,类似于后来的雷鼓。到了汉代,鞞鼓成为军中乐器。汉代蔡琰那首著名的《胡笳十八拍》中就有这样的句子,诗道:

鞞鼓喧兮,从夜远明。风浩浩兮,暗塞昏营。

所以汉代著名文学家许慎在他所著的《说文解字》中把“鞞”字解释为“骑鼓也”。这是说鞞舞已成为当时一种礼仪制度,因此《鞞舞》的起源应该在汉代时期。

还有,《铎舞》中的铎,其实早在周代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礼器了。古籍《周礼·地官·鼓人》中记载“以金铎通鼓”,也就是说“铎”可以和鼓相配合来完成礼乐的仪式。

汉代《铎舞》具体表演情形,已经很难去考证了,不过“铎”和“鞞”一样,在两汉时期都是军中的一种器物。后来晋代著名学者傅玄所作的《铎舞》歌词《云门篇》中,就形容了《铎舞》表演者的生动形态,原文是这样记载的:

身不虚动,手不徒举,应节合度,周其叙时。

因此,《铎舞》舞姿和舞态已经充分仪式化了。

第三节 汉代舞蹈名家与优美舞蹈

那是在西汉时期,长安宫廷里出了一个舞技绝伦的女子,她叫“赵飞燕”,原名宜主,是西汉汉成帝的皇后和汉哀帝时的皇太后。她因为容貌姣好,舞技出色,所以深受汉成帝刘骜的专宠,贵倾后宫。赵飞燕父亲赵曼是汉代宫府的家奴,日子过得穷困潦倒。赵飞燕生下来后,赵曼因为无力抚养,他便将赵飞燕送给别人家抚养。当天晚上,赵曼总是梦见婴儿在哭。赵曼不忍心,他又把赵飞燕抱回家中勉强养活。而赵飞燕因为家穷,很小去阳阿公主家做了一名歌舞伎。赵飞燕天资聪明过人,她练就迷人的歌喉和高超的舞技。

汉成帝刘骜喜欢游乐,他经常与富平侯张放出外游乐。有一次,汉成帝在阳阿公主家见到赵飞燕后,他大为欢喜,很快就召赵飞燕入宫,封为婕妤。

汉成帝极为宠爱赵飞燕,没多久就立赵飞燕为皇后,从此赵飞燕开始显赫一时了。

赵飞燕勾人魂魄的眼神、清丽动人的歌喉、婀娜曼妙的舞姿,一下子就倾倒了汉成帝。赵飞燕的秀丽姿容,轻盈身材和出众的舞技,使得她在后宫嫔妃中如鹤立鸡群。赵飞燕表演的一种舞步,手如拈花颤动,身形似风轻移,令汉成帝十分着迷。

当时,长安宫廷中有一湾清水,叫做“太液池”,中间有一个小岛,叫做“瀛洲”。汉成帝命人在上面筑起一个高约13米的台子。

有一次,赵飞燕身穿美丽透明的薄纱在瀛洲台子上跳舞,下面有乐队伴奏。汉成帝亲自指挥,看着高台上的赵飞燕飘飘欲仙的样子,汉成帝格外高兴。

赵飞燕玩得正在兴头上的时候,忽然一阵大风袭来,赵飞燕薄薄的衣袖也就随风飘舞起来了,好像她也要随风飘去一般。

汉成帝很是着急,他赶忙命人用力拉住赵飞燕的衣裙。自此以后,汉成帝怕大风把赵飞燕带走,他特意为赵飞燕建造了一个名为“七宝避风台”的住所。

还有,因为那一次意外,待到风停舞罢后,赵飞燕的裙子被人抓出了皱褶,从此以后,后宫中开始流行了一种有皱褶的舞裙,名为“留仙裙”。

甚至,汉成帝还为赵飞燕特制了一个水晶盘,他命令宫人托起盘子,让赵飞燕在盘子上起舞,这样倍增飘逸轻盈之美。赵飞燕还擅走一种特别的舞步,这种舞步叫做“踽步”,她走起来花枝颤然,姿势非常优美。

汉代宫廷舞女除了赵飞燕以外,还有一个舞技高超的女子李夫人。李夫人出身于世代从事音乐歌舞的乐人家庭,李延年是李夫人的哥哥。后来李延年因为擅长歌舞受到汉武帝喜爱。有一次,李延年在汉武帝酒宴前献歌道: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汉武帝听了后叹息说:“好歌!但是世上真的有这样的绝色佳人吗?”

李延年便将自己的妹妹李夫人引荐给汉武帝。于是汉武帝便召见李延年的妹妹,他发现李夫人果真妙丽善舞,舞技高超绝伦。汉武帝非常喜欢李夫人的歌舞,便立她为夫人了。

后来,汉武帝在宫中时时欣赏李夫人的高超舞技,他也越发喜欢这个绝代佳人了。

但是好景不长,几年后李夫人去世,汉武帝无比怀念李夫人的舞技,于是他命令画师将李夫人生前的形象画下来,然后将画像挂在甘泉宫,这样他就可以时时回忆起李夫人昔日美妙的歌舞表演了。

汉代还盛行一种《剑舞》。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中原大地纷争不断,因此习武之风盛行。那时由于金属冶炼的技术不断提高,“剑”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爱戴。

汉代人们大多佩剑,这也逐渐成为一代代文人武士的必备行头,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剑舞》流行于汉代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记载汉代《剑舞》表演情形的史籍中,最有名的当数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了,其中《项羽本纪》就讲述了“鸿门宴”的故事,原文是这样描写的:

范增数目项王,举佩玉块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

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

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王,庄不得击。

后来出土的画像石上也有关于此事具体刻画,在汉代,也许是剑器原本就充满了动作性,也许是汉代乐舞的表演者们对舞剑有特别的偏好,所以《剑舞》形象在出土的画像石上所见极多。

在河南出土的一块画像砖上,就有3人共同舞剑的生动景象。左侧一人坐胯虚步,右臂扬起,剑锋向下,似乎正在做出击准备。中间一人身形硕大,立掌待势。更加精彩的是画面右侧的舞剑者,手挥双剑,大弓步,与中间一人对峙,极富动感。

其他《剑舞》的形象,有横剑马步蹲裆者,也有平剑蓄势待发者,还有拔剑怒目而立者,这些形象各显神气,有的《剑舞》表演者手持一把剑,还有的表演者舞动双剑。

汉代的《干戚舞》,也被称为《盾牌舞》,这种流传于上古大神刑天的舞蹈在汉代也非常著名。后来山东微山出土的画像石上,就记录了这种盾牌之舞。

在画像右方有一对舞人左手执盾牌,右手执刀,做蹲裆步姿势,两人一攻一守,一进一退,正在对峙比武。两人的盾牌高近一米,宽约0.3米,为长方形。

右方舞人,头挽椎髻,精神抖擞,盾牌移在左侧,露出大半个身体,好像要进攻一样;而左方的舞人戴着面具,他拿着盾牌掩护,身体后躲,刀竖身后,明显他已经呈现败势了。

还有,汉代《建鼓舞》形象也非常多,除了《建鼓舞》之外,多数鼓舞都没有特定的名称,但是在后来出土画像中却极为常见。

《建鼓舞》,也称作《应鼓舞》,是汉代当权者召集号令以及开府问事时礼仪所用的鼓,这些鼓既代表着某种礼乐规格,又象征着使用者的权势地位。根据古籍《礼仪·大射》中记载:

建鼓在阼阶西。建鼓的形制一般是以两根立柱吊悬一面大鼓,立柱脚下有四足,如同卧狮之脚,立柱上方装饰着华盖,并有凤鸟的形象,很是好看。

《建鼓舞》舞者有的是在建鼓伴奏下起舞的,也有边击打建鼓边作舞姿的。

后来出土的画像砖石上与建鼓一起出现的舞者,大多数都是男性,这也许能够说明《建鼓舞》是一种很有阳刚之气的舞蹈表演吧!

《建鼓舞》的舞姿也是各种各样,有骑马蹲裆式,有大弓箭步的,有跨步跳击的,有击打之后向后折腰的。

第四节 汉代相和大曲与宫廷宴舞

汉代时期是生产力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特别是从汉武帝起,锐意革新,谋兴礼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且施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有力措施,很快使西汉走向强盛。

对于舞蹈发展来说,汉代财富积累也意味着汉代舞蹈环境的有利因素在增大。两汉时期,后宫女乐高度发达,有时多至数千人。

西汉时期虽然更多了平民意识,连原来只有诸侯才能担任的“相国”之职也可以由非贵族出身的人出任,但是诸侯豢养女乐风气却越来越强劲了,汉代女乐舞蹈由此而进入了表演水平大提高的时期。

汉代《相和大曲》则是另外一种歌舞并重、内容丰富的表演形式。它是汉代民间的大型歌舞曲。

史书《宋书·乐志》记载:

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

也就是说,《相和大曲》最初由一人唱,三人和,名为“但歌”的。原本无伴奏的“但歌”在加入了弦管伴奏之后,并有一人执“节”而击打节拍歌唱,所以名为“相和歌”,汉代人们配合着舞蹈动作,并在形式结构上形成特色。

《相和大曲》在表演结束之前那种千音错落、万器鸣奏的场面,形成了歌舞大曲表演的高潮。这种歌舞大曲的形式及其结构,对后世歌舞的发展起了重大影响。

在历史上汉武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其政绩早有定论。同时,他还是一位在促进乐舞发展方面有贡献的皇帝,角抵舞蹈的兴盛,与他的爱好有关。

根据《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着他在招待四夷宾客之时,常常举行盛大的演出:

作巴俞、都卢、海中、肠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

汉代乐舞,除去充满了戏剧性的角抵百戏之外,宫廷乐舞也有较大发展。其原因是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手工业、制铁业、纺织业等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安定的社会生活,自然促使审美和娱乐享受之风渐渐兴起。

宫廷里对于歌舞艺术的喜爱,对于民俗艺术的重视,也是舞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条件。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汉代乐舞发展形成强势之状态,成名的舞人增多,一些舞种开始了流传。

后来在河南荥阳出土的“彩绘陶仓乐舞图”,就十分生动地记载了汉代人们日常生活里的舞蹈情形。正面一幅有两层,下层有乐人演奏,而舞步正酣。该图侧面还有更加生动的两个舞姿,而且从画工所用浓烈的红色来看,舞蹈的情绪大概也相当的热烈。

汉代宴饮自娱的舞蹈很多,因为汉代人们的社交生活呈现出了活跃的态势,上至宫廷里的皇室贵戚,下至一般的官吏甚至普通大户人家,都有在宴饮中礼节性的互相邀舞的习俗。如《汉书》中记载:

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

还有《后汉书·蔡邕传》中记载有蔡邕参加五原太守王智为他饯行而举行的一次宴会,跳了这种“以舞相属”的舞蹈:

邕自徙及归,凡九月焉。将就还路,五原太守王智饯之。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贵骄,惭于宾客;诟邕曰:徒敢轻我!

邕拂衣而去。智衔之,密告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内宠恶之。邕虑卒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

这种互相邀属的舞蹈,究竟怎样跳法,已经无从考证了。或许它原本就没有一定之规,多少有即兴起舞的意思,并可以根据当时心情而定。

汉代自娱性舞蹈,并不一定是在宴饮时或在宴会以后进行的。但是,在宴饮时或在宴后起舞,却是最通常的习惯。在起舞之前,往往先开始歌唱,然后继之以舞,以歌和舞抒发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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