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表现礼玉文化的夏代玉器
玉文化在夏商周三代进入了“礼”的最高境界，表现出了礼制化的风格，玉器与政治、宗教、道德、文化融为一体，体现了血缘制度。
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
此时期创作风格和艺术手法突出神韵，富有流畅婉转的韵律美。夏玉尚忠，商玉尚质，周玉尚文。
我国古史传说中最著名的一篇便是大禹治水。治水是为了平定水患，让人民休养生息，使社会获得发展。这件事本身并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但在古史传说中它也上升为神话，说大禹获得了先祖神伏羲之助，得授玉简，并嘱咐大禹：
“此玉简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用此玉简可以度量天地、定水土、开山门、疏导河流。”
大禹得到玉简，削平了龙门山并凿开宽有80步的龙门水道，这才获得了治水成功。这便是通过神话的形式使一件纯粹属于一般性的行为跟玉文化硬联系在一起了，其实这也是玉崇拜心理的一种反映。
公元前2070年，大禹的儿子启开创了子承父位的世袭王朝制度，开始了“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的转变，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王都河南偃师，标志着中华大地上的远古人类开始跨进文明的门槛，古老的部落被国家所替代。
许多文献中的资料表明，夏代是一个崇尚玉的朝代。夏文化的文明区域以河南西部为中心，辐射河南、山西、湖北、河北、山东等地。
重要的遗址有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陕县七里铀，山西夏县等地。
夏朝的奴隶制国家形态中，开始出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玉器不能像在原始社会那样在社会生活的诸方面继续统治人民的思想。
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玉器形制庄重、风格独特、超凡脱俗，证实是夏代玉器的典型代表。玉器种类有玉圭、玉璋、玉琮、柄形饰等，为王室专用，烘托出贵族气氛。
二里头文化发现的玉器品种有钺、戚、牙璋、刀、戈、矛、圭、柄形器、珠、管、坠等。其用途或作佩饰，或作仪仗。其中仪仗器是继新石器时期已有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在造型上并无多大的变化，只是器形较宽，有的还饰有纹图，侧边有若干个齿状脊牙，玉钺刃边作多角等，而与此前玉器略有差别。
装饰品类玉器有玉珠、玉镯、玉管、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兵仗类有玉戈、玉钺、玉刀、玉戚；生产工具类有玉铲、玉斧、玉镞。
夏代玉器造型主要为几何形器物，以直方形为主，如玉圭、玉刀、玉斧，大多数光素，无纹饰。柄形饰为创新玉器，造型为商、周同类玉器开了先规，是夏王朝的重要发明。
夏代玉器造型分为二式：一式为长方棒形，光素；二式玉柄，可分上、中、下3组兽形纹，装饰两组浅浮雕似花瓣纹，兽面用双阴线与浅浮雕相结合的技法精心雕成，线条自然流畅，典型庄重，工艺极为精美。经鉴定，夏代的玉柄其作用类似于权杖，是夏王朝最高权力的象征。
镶嵌玉器的典型代表为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以青铜饰牌为衬底，其上用数百块各种形状的绿松石薄片镶嵌而成饕餮纹图案，饕餮双目正圆，鼻与身脊相通，两角长而上延，卷曲似尾，所嵌各形绿松石相互接合，工艺精巧，制作精细，美学内涵丰富，是夏朝典型的铜镶玉工艺，开青铜器上镶嵌绿松石工艺之先河。
玉戈造型规范，分为二式：一式为尖锋，双刃，援与内相连处有叙线纹，无中脊，内有一孔，保持龙山文化玉戈的造型特色，是龙山文化玉戈的延续；二式为尖锋，锋前端略起一段中脊，内部窄短，穿一孔。二里头文化发现的玉戈最长可达43厘米，器形之大，应该是典型的兵杖玉器。
玉钺造型分为二式：一式为长方形，两侧边缘出脊齿，刃略作弧形，是龙山文化玉钺的延续；二式为创新型，整体近圆形，顶端较圆，两侧直，有数个脊齿，弧刃分成四连刃，从力学原理分析，短形四连刃的砍杀力会相对增强，每段为双面直刃，中间有一孔，重要的价值在于为商周同类器形开了先河。
玉刀造型为长条梯形，分为三式：一式为长条梯形；二式两侧出脊齿；三式两端均刻以交叉的直线阴纹组成的细网络纹，平行于刃部的长直线纹，刃宽最长可达65.2厘米，是新石器时期生产工具石刃的延续。如著名的七孔大玉刀。
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夏代玉器中，兵杖类玉器占了较为重要的地位，突出地反映了“以玉为兵”的历史事实和“轩辕之时，神农氏势衰，诸侯相侵伐”的炎黄之战、黄帝蚩尤之战、共工颛顼之战的氏族社会末期社会战乱的实景。战争的结果是强大部落兼并弱小部落，社会开始向部落融合统一，即国家形成迈进。
玉戈、玉钺、玉刀是作为兵器形成出现的三大类型“礼权玉器”。这些器物证实，夏王朝是经过长期战争，才得以建国执政的，象征的是夏朝君王的军权和战争的胜利与凯旋。玉器所反映的是战争与征服和礼从的特殊文化形态。
夏代玉器的加工工艺有了很大进步，除了继承新石器时期的石质工具之外，开始使用金属工具。在玉料的切割、钻孔、镂空、纹饰、边饰等工艺上有自己的特色。
如二里头文化发现的玉琮、玉箍，孔洞制造得非常工整，在片状器、筒状器上开始出现镂空玉器。边饰在夏代玉器中，表现为对玉器边缘进行加工，形成复杂的凹凸形状。纹饰主要有直线纹、云雷纹、兽面纹、斜格纹。云雷纹主要见于玉圭；兽面纹，橄榄形眼眶是新石器时期长江流域石家河文化虎形玉环的延续，宽鼻阔口形态是龙山文化玉器兽面纹的蓝本。重要价值是为商周玉器青铜器兽面纹打开了良好的基础。
夏代玉器工艺规整，表面光滑，在阴线纹的刻法上，根据线纹形式的不同需要，在玉器表现刻画出条条细阴线，称为“勾”法。
在阴线沟槽的一个立面，用砣轮向外拓展，形成较宽的斜坡面，称为“彻”法，即“勾彻法”。它使两条平行阴线产生差异，具有层次感与活跃感，是勾彻法的工艺特色。
与新石器时期玉器的阴线纹比较，夏代玉器形式美上有了较大进步，并为后世数千年玉器阴线纹工艺技法奠定了基础。
玉器说明，随着夏王朝作为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出现，不仅玉器有许多创新，而且为显示至高无上的权威，不惜工本以当时最名贵的玉料制作仪仗器。
当时的玉器，集其前代和周边地区同时期各文化玉器之精华于一身，并从以周边地区为主体的玉器制作和使用，向夏王朝腹心地带转移，显示夏王朝强大的地位和实力。
从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玉器来看，夏代玉器明显受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影响，在造型、纹饰和制作工艺上又与商代玉器有着直接的渊源。
夏代玉器的风格是红山、良渚、龙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夏代治玉工具以青铜砣机，玉器体薄饰细阴线几何纹。
二里头文化玉器的饰纹，亦有新的发现，一件柄形器上的花瓣纹、人面纹、双钩饰纹和人面纹上的“臣”字形目等最引人注意。它不仅为此期的创始，而且对其后玉器的饰纹有着重大的影响。
第二节 展现灿烂景象的商代玉器
商代是我国第一个有书写文字的奴隶制国家，中原玉器在继承辽河及长江流域新石器时期琢玉技艺的基础上，汲取了以夏代二里头玉器为代表的精华。
可以说，殷商的制玉业对于我国古代造型艺术的发展，尤其是对后世的雕刻艺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青铜制作工具在琢玉领域的不断运用和完善，使方兴未艾的青铜制造业和传统的制玉业得到了互补，达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为玉器业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并逐渐走向成熟，达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带来了文明社会玉器业的第一次发展高峰，从而开创了我国玉文化的一代新风，呈现出一派灿烂的景象。
商代的玉器制作并没有因青铜器的崛起而失色，相反，青铜治玉工具的出现促进了玉器制作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增加了玉器的品种与表现形式，加上统治者对玉器的重视，使商代玉器制作的规模和工艺水平更加精细，更富于人性化。
商代早期玉器在研磨、切削、勾线、浮雕、钻孔和抛光，以及玉料的运用和创作造型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到了商代晚期，玉器的图案设计、雕琢工艺、抛光技术等，与早期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如一件商代前期大玉戈，玉质仪仗器，长94厘米、宽14厘米、厚仅1厘米，堪称“玉戈之王”。
从装饰题材看，可以分为动物、人物、神话形象，以及戈、璜、琮、环及铲等。
工匠们受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事物的启发，采用薄片雕剪影的视觉效果，或圆雕的写实手法，用线面结合的方式，加之“臣”字目、变形云纹、鳞纹、龙纹、凤纹、连珠纹、神人兽面纹、兽面饕餮纹、双钩线纹等的流行，生动地刻画出作品的表情和神态，赋予美石本身更多的艺术韵味。
同时，以朴实自然的审美观念，将玉石沉稳柔和的色调同优美流畅的线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传神的艺术效果，成为奴隶主贵族和上层社会人们喜爱和追逐的对象。
但是，这并不能代表殷商玉雕艺术的最高境界，殷商是一个崇信鬼神的朝代，许多玉器中都蕴涵着浓重的神鬼观念和宗教意识。
为了更好地表现玉石的美感，商代玉工们在承袭夏代镶嵌工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在戈、矛、剑等青铜兵器上镶嵌玉石，装饰着饕餮纹、夔龙纹、云雷纹等，并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如新郑望京楼新村乡和妇好墓的铜内玉援戈，以及安阳市黑河路出土的铜骹玉矛，虽然都为铜内玉援戈，但前者的内部装饰着变形夔纹，而后者的内部除装饰饕餮纹外，还镶满绿松石，给人以华丽的美感。铜骹上镶嵌的绿松石大多已经脱落，但其精湛的制作工艺，仍让人产生很多美好的遐思。
商代玉器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奇葩，安阳殷墟商王武丁的夫人妇好墓发现的700多件玉器可见一斑。
商代妇好墓的玉器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艺术品以及杂品等7类，反映出当时玉器的用途甚广、地位至尊的历史面貌，其中生肖玉器占很大分量。
妇好墓玉器装饰图案发明了双勾线雕法，即双线并列的阴刻线条间又呈现出一条阳线，图案画面由阴线构成，使画面变得更加生动，凡此都表现为商代玉器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
妇好墓出土玉器的原料，大部分是新疆玉，只有3件嘴形器质地近似岫岩玉，1件玉戈有人认为是独山玉，另有少数硅质板岩和大理岩。
这说明商王室用玉以新疆和田玉为主体，有别于近畿其他贵族和各方国首领所用的玉器，从而结束了我国古代长达两三千年用彩石玉器的阶段。
妇好墓玉器的新器型有簋盘纺轮、梳、耳勺、虎、象、鹦鹉、鸽、燕雏、鸬鹚、鹅、鸭、螳螂、龙凤双体、凤、怪鸟、怪兽以及各式人物形象等，其中有些器型尚属罕见。
妇好墓玉器的艺术特点不仅继承了原始社会的艺术传统，而且依据现实生活又有所创新，如玉龙继承了红山文化的玉龙，仍属蛇身龙系统而又有变化，头更大，角、目、口、齿更突出，身施菱形鳞纹，昂首张口，身躯卷曲，似欲腾空，形体趋于完善。
玉凤是新创形式，高冠勾喙，短翅长尾，飘逸洒脱，与玉龙形成对照。玉龙、玉凤和龙凤相叠等玉雕的产生可能与巫术有关。
玉象、玉虎等动物玉雕来自生活，用夸张概括的象征性手法准确地体现了动物的个性，如象的温顺，虎的凶猛等。
尤其是妇好墓还发现了红山文化的玉钩形器及石家河文化的玉凤，这说明收藏古玉已经是古人的一种文化生活。妇好是个爱玉的人，在她的墓中有500多件佩玉。
妇好墓中最重要的一件玉器，就是一个跪坐的玉人，是一个圆雕的玉件。所谓圆雕，就是立体雕，其前后、左右、上下，转着圈儿都能看。
《周礼·考工记》里有记载，说王室设玉作来管理玉人。所谓玉作，就是王室设办了玉的作坊，专门管理制造玉的奴隶，这些奴隶当时也被称为“玉人”。
奴隶社会到了商代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分工，就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因为有了这个分工，才有了这些专业作坊的出现，才有了以做工为生的人。他们以做工为生，不以种地为生，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妇好墓的这个玉人，有个不解的谜团。一个不明物体从玉人的左侧插入后背，从侧面看得很清楚，猜测有两个可能：
第一，这个玉人就是妇好的形象，身后的柄型器是一个礼仪用具，可能是她出席重要场合，配合礼仪形象带的东西。
第二，这个玉人不是妇好，而是一个巫师的形象，那么柄形器就变成了一个法器。
跪形玉人头戴圆箍形，前连接一筒饰，身穿交领长袍，下缘至足踝，双手抚膝跪坐，腰系宽带，腹前悬长条“蔽”，两肩饰臣字目的动物纹，右腿饰S形蛇纹，面庞狭长，宽鼻小口，表情肃穆。
从商代玉人身上，可以看出人类对自身的关注。在玉的童年时期，人类对其他现象关注，比如对动物、对神等；到了商代玉人出现，表明人类对自身的关注，使艺术上升了一个高度。由于人类对自身的这种关注，使商代玉变成了身份的象征，这一点尤为重要。
妇好墓玉器的大量发现，说明玉器在商代贵族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也是“玉不离身”的最早例证。
商代仿青铜彝器和俏色雕玉器的出现，开创了玉文化的滥觞，它们均出自安阳殷墟。碧玉簋是妇好的陪葬器物，玉色柔和，造型端庄，雕琢规矩的口沿，简洁之中透出非凡的技艺。微鼓的外腹部装饰着4条对称的扉棱，其间布满云雷纹，显得华丽而富贵。圈足上装饰的凹弦纹，与器身浑然一体。
安阳小屯发现的俏色玉鳖，更让人拍案叫绝。作品灵活生动，色彩丰富，开创了俏色玉雕的先河。聪慧的玉工利用玉料本身固有的天然颜色，巧妙地表现出鳖的肤色和器官。
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与商代玉器有关的记载不胜枚举。如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玉边璋”，遍体满饰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祭祀场面。
图案上下两幅对称布局，内容相同，最上一幅平行站立3人，头戴平顶冠，戴铃形耳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脚穿翘头靴，两脚外撇站成一字形。
第二幅是两座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在圆的两侧分别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在山形图案的底部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一只大手，仿佛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
第三幅是两组“S”形勾连的云雷纹。云雷纹下的一幅也是3个人，穿着和手势与第一幅相同，所不同的是这3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脚呈跪拜的姿势。
这些图案反映出古蜀人在祭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和大山，而且天神已有反应，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这是要赐福于下界的表示。
第三节 赋予君子德行的西周玉器
西周玉器与商代玉器一脉相承，但是数量较商代有明显减少，而其礼器也趋于小型化，偏重玩赏。所以雕琢上采用片状平面体为主，浮雕及阴刻相结合，圆雕和镂雕为辅。纹饰雕刻，由单阴刻线向双钩阴线发展，晚期双钩阴线委婉流畅，图案繁缛。
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精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纹饰环曲、华丽，布局严谨，风格独特。
西周时期，玉文化沿着殷商的轨迹发展，在佩饰上出现了新变化。如：串饰形式多样，长度加大，贵族玉佩多以璜为主件，杂以珠管，也有以多种形式的玉片配以管珠制成。
西周玉器中玉璜甚多，说明西周时期盛行玉佩。这是因为在西周“君子比德于玉”。《诗经》云：“言念君子，温如其玉。”
此时玉文化的沉淀已大大超过玉的自然属性，使玉成为君子的化身，人们赋予玉以德行化、人格化的内涵，将其从神权、玉权的控制下解脱出来。
周王朝统治者吸取了殷商灭亡的教训，重新制定了一套礼仪，这就是《周礼》的出现。古人认为玉有祥瑞辟邪之用，于是在《周礼》中规定了不同的玉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使玉器成为等级的标志，赋予它强烈的政治色彩。
对于祭祀，礼仪用玉也作了规定，《周礼·春官·大宗伯》：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恒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由于古人发现玉的颜色有所不同，就有意识地利用这些颜色。用4种不同颜色的玉器祭祀四方，对后世一直产生影响。
比如四方神：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南方朱雀，红色，与赤璋相对；北方玄武，黑色，与玄璜相对；东方青龙，青色，与青圭相对；西方白虎，白色，与白琥相对。《礼记》记载：“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
西周专门制作并供王室贵族享用的玉器，已进入自殷商起的第二个高峰的后期，并取得了新的成就，制作出一大批精美佳作。
重要的玉器发现地有陕西省宝鸡市的强国墓地，浚县辛村墓地，平顶山应县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山西省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北京市房山黄土坡燕国墓地等。
从传世玉器情况看，西周玉器有如下一些基本情况：所用的玉料较前期略讲究质地美，所见大多用新疆产昆仑系玉，少量用辽宁产岫玉。
西周玉器的制作，除大量用最坚硬的昆仑山玉料所表现、所用工具较前期先进和琢玉技艺大大提高外，在其他方面则与殷商时期的用料及表现技法基本相似。
西周玉器的最大变化，是表现在玉器品种上。新石器时期至商代盛行的实用或不实用的玉制工具，至此时已逐渐消失；仿实战武器而做的玉制仪仗器中，玉刀、玉戚等至少在中原地区已不能见到。
玉戈、玉戚已步入衰亡期的具体表现是不仅数量不多，且器形也向小型化发展，大多从以往数十厘米长减缩至10厘米长左右，其用途也变为象征性的，主要作珍宝和财产品收藏。
而礼器中的玉琮，在西周王室所在地有大批发现，玉璧多已趋向小型化，玉璜、玉琥突然增多，玉圭首次在玉器群体中出现，玉璋则仍未见实物。
此时玉制人神器，除少量的整形直立式写实人器外，尚见众多形作蹲地式，通体有若干龙或作某部器官或作佩饰穿戴，呈侧身侧视或个别呈正视状的人龙复合形器。其制奇特，极富时代感。
玉制写实性动物形器，虽数量极可观，但品种较殷商时期为少，即由殷商期的数十种减至十余种，常见有牛、羊、猪、兔、鸟、虎、鹿、龟、蝉、蚕、鱼、螳螂等。
非写实性的神鸟神兽，新石器时期开始出现的凤，经夏商一度中断后，复又出现，且突然多起来。此期的凤形作头顶有棒槌式高冠呈直立或向前倾弯，鹰钩嘴，圆目，尾从背侧上翘至头顶。
龙的形态也有很大的变化，除一部分保留殷商间瓶形角和双足龙外，还新出现了两龙或多条龙相互交接盘结式和口吐长舌的无足龙。
这些神鸟神兽的突然增多和更加变态神秘，说明当时的人们从早期崇奉自然和写实动物为主转向崇奉神灵为主。
山西省曲沃县的西周著名的晋侯墓一共有19座，都是历代晋侯及夫人的墓，其中发现有大量华丽精美的玉器、青铜礼器等随葬品。
随葬的玉器种类繁多，装饰华美，是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玉器。其中发现玉器最多的一个墓，有800件，最有特色的是一匹圆雕的玉马，立体的，呈静态。
西周时期除保留众多的传统玉器品类外，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玉器品种，主要的就是成组佩玉器和专供死者埋葬用的玉面罩。如晋侯墓的玉器中最能体现西周用玉敛藏厚葬制度的是玉面罩。
玉面罩是由近似人面部五官形式的若干件玉器按人体面部大小形态缝缀在布料上，形式各不相同，有的是专门而作，有的是用其他玉器改作或合并而成，每套中的各件数量不等，各呈扁平形，边角有穿孔供缝缀用，使用时凡有饰纹部分皆朝向死者面部。
而此期的玉佩，一个重大的变化是突破以往多为单个为佩的习惯，而向成组并有一定规格及组佩方向发展。其形式多由若干件玉璜和甚多不同质色的管珠等成组串缀而成，佩挂在胸前至腿足，给人一种光彩夺目和富丽堂皇的新鲜感。
成组佩玉，因能发出美的玉声和控制人按一定规律移动的步伐，故又名叮当、节步和步摇，已发现10余套件，所有者皆王侯贵族。用途含义，除上述作节步外，尚有表示等级高上、崇德，示“君子”有“光明正大”的人品及美化服饰行装用等。
西周时亦发现一些以往不多见的玉器，常见的有玉兽面、玉圭、玉束帛形器等。其中玉圭的新出现尤引人注意，形作扁平尖首无刃状，与文献记述中的圭形之说相合。
“太保玉戈”是西周最著名的有铭玉器，戈长67.4厘米，最宽10厘米，表面光润，呈灰白色，布有黑色斑点。直援，上刃作弧形，锋尖偏下，下刃平直，有一处小小的缺损。援本刻有交叉的细线纹，援中起脊，且做出上下刃援。
尤其是刻于援本一面的27字铭文，使得这件戈的身价倍增。铭文字很小，如粟米一般，作两行：
六月丙寅，王才（在）丰，令（命）太保眚（省）南或（国），帅汉，（出）寝（殷）南，令（命）（濮）侯辟，用髦，走百人。
根据玉戈的纹饰风格及铸造技术，这应当是周初的作品，铭文中的太保应当是召公无疑。在文献记载中，召公与南国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件器物应当是江汉开发的明证。
我国的读书士人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召公是西周时的重臣之一，也作邵公，名奭，是文王的儿子。西周时“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就是说召公是当时的“太保”。而西周时期的“太保”也只有召公一人。楚文化的勃兴，与江汉地区的开发密不可分。《诗经》“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说明武丁时期中原势力已深入江汉。《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时“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等以及鬻熊事文王、熊绎封楚蛮等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商周王朝时期中原的统治势力已延伸到江汉地区。但也有人认为，商周王朝未必能够南及江汉地区，至于熊绎封楚，更是后人伪托。
但是，太保玉戈的发现却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观点。尤其是上述铭文的记载，明确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形。“命太保省南国”很明显说的是命召公视察周朝的南土。
至于“南土”，《左传·昭公九年》中也有记载：“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范围包括江汉地区。召公与“南国”有着密切的关系。
相传，“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可见，《诗经》中的《召南》，就是召公取风于南的结果。《诗序》又有记载：“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充分说明了当时召公在南国一代有丰富的活动，从而也证明了当时中原王朝的势力延伸到了江汉地区。
在雕刻装饰图样的技法上，西周玉器除承袭商代的双线勾勒外，也有独到之处，就是独特的斜刀技法、鸟形玉刻刀、虎佩是其代表作，至于装饰图案由于设计较为工整，致使图案不如商代活泼而有拘束之感。
西周玉器饰纹颇具特色并与前后各期略有所别的，共有二式：一式纹饰相对简化，具体表现是在一件玉器上往往以数道阴线表示所需的主要纹图，有“画龙点睛”的特殊美感和效果，所谓简洁典雅者即指此；二式纹饰繁密布局式，其特点是凡要表现人物或像生时，其眉发、羽毛和足爪等，无不形象具体。
西周玉器上饰纹的另一特点，是表示上述简繁两式，粗略一看有如殷商期相似，既有单阴线，亦有双钩两种，但细加审视，其刻纹表现手法有些差别。
如单阴线，多用斜砣琢饰，线条两侧深浅不同且呈坡状，形同斜刀剖刻而成。若为双钩线，其双线粗细不等，细者如商代相似，似用直立刀刻成，两边无深浅之感，而粗者，形如上述单阴线表现法，亦用斜砣琢饰。
西周玉器上的人身或像生器的眼睛，形式与商代特别是殷商时相似，亦惯用“臣”字目，但此时的“臣”字目与目纹的两侧眼角，有一段延长线纹。
此外，西周玉器饰纹，多以龙纹、凤纹或人神纹为主，讲究纹饰的神秘威严，抽象变形和线条流畅等艺术效果。
第四节 精巧华丽的春秋战国玉器
东周又称为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制玉工具及磨制技术的改进，旋转的速度加快，并开始采用硬度更大的金刚砂粉。进步的工具和有效的磨砂，促进了制玉技术的突飞猛进。
春秋战国玉礼器相对减少，佩饰大量增加，出现了成套的剑饰、带钩、人身佩玉，专门的丧葬用玉也较多。
东周墓葬玉器不但数量大，工艺也十分精湛。东周玉器承袭殷商、西周的传统，制玉技术向精巧、华丽的新工艺方向发展。经历春秋时期的过渡，至战国初期，制玉技术有长足的进步。
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赋予玉的种种道德文化内涵，《礼记》借孔子之言，通过对玉自然属性的深入分析，择绎其外表和本质特征与儒家道德观紧密结合，总结出“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德，奠定了儒家用玉的理论基础，成为君子为人处世、洁身自爱的标准，标志着玉器人格化的确立。
战国时期，儒家用玉的理论被许多人接受，不仅王公贵族以佩玉为尚，而且出现了普及的倾向，上起王侯，下至庶民，无不以玉为贵，玉器被广泛运用于祭祀、装饰、丧葬等各个领域。
比如秦惠文王祷祠华山玉简，是秦惠文王因病祭祀华山祈福禳灾的策祝之辞，祭祀仪式分两个部分，前曰祷，后曰祠。玉简共两枚，上有内容相同的长篇铭文，是研究秦国思想、宗教、礼俗的资料。
战争的频繁、地域的分裂，并没有阻碍文化艺术的沟通和融合，在东起齐鲁、西至戎秦、南至荆楚、北到燕赵的辽阔区域内，各地绚烂多彩的玉器雕刻工艺竞相争艳，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战国玉文化。
战国玉器种类丰富多样，造型优美，纹饰绚丽繁缛，不仅镂雕及连锁技术精湛，而且制玉与金银细工结合，创造出许多精美绝伦的上乘佳作。
最著称于世的是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发现的精美玉器，数量多达300余件，主要有璧、决、环、璜、方镯、带钩、佩、挂饰、玉剑、双面人、管、韘、梳、刚卯、串珠、牛、羊、狗、鸡、鱼、口塞、玉片等佩饰及小件动物形饰物，制作精巧。
曾侯乙墓是曾国君主乙的墓葬，其年代当不晚于公元前473年，是战国早期墓葬，玉璧、玉带钩等玉器碾工精致，展现了战国时期玉雕发展的新面貌。
玉带钩最早见于良渚文化时期。曾侯乙墓玉带钩是战国时期出现的新形式，即长身弧肚，细颈钩头向上，肚下有纽，用于玉革带。
玉带钩中以右侧白玉龙首带钩最为优秀，腹部饰隐起双卷涡纹，而中间的青玉龙首带钩和左侧的青白玉兽首带钩之腹部均无纹饰。
镂空多节玉佩设计巧妙，工艺高超，风格统一，透雕、浮雕、线刻、活环等技术炉火纯青。
玉组佩始见于西周，到战国趋于全盛，成为极具特色的玉器品类。多节玉佩正是战国玉佩中环节最多，纹饰最繁的一件，代表了战国早期的典型风格。
据文献，玉佩的组合是有一定规矩的，一般是衡在最上，起提梁作用，上下穿孔，下系3条丝缕，两边系璜，中悬冲牙，还要杂以玛瑙、松石等制成小饰件，加以串联，形成组佩。
但从多节玉佩的组成来看，似乎没有依据什么严格程式，也与其他同期的组佩不同，这就为探讨战国的佩饰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参照。
关于此件玉组佩的佩带方式，还有一点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是身上的佩件，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冠上的坠饰。
镂空多节玉佩由5块玉料分别琢制而成，共26节，分为5组，由3个带金属销钉的镂空椭圆玉活环及一根玉销钉连缀，可拆可合。每组内各玉片之间则经以玉套环相连。
各部分均以镂空、浮雕及线刻手法，饰龙蛇、凤鸟纹，并以蚕纹、弦纹、云纹、绳纹等作为辅助纹饰。其繁复的纹饰，还带有明显的春秋时期玉器装饰的风格。
这件玉组佩玉质晶莹润泽，设计匠心独运，装饰玲珑剔透，隐隐流露出战国时代生机勃勃、浪漫自由的审美情趣，是一件在前代绝无仅有，在后世也不多见的稀世珍宝。此佩可根据需要拆成5件各成一器，折叠保存，甚为方便，也可再加长数节。这种将零件组成一器的做法似乎也始于此期，可称小玉大作。
曾侯乙墓中还有一件精美的龙凤纹玉饰，全器由5块玉料分雕成16节，再以3个椭圆形活环及1根玉销钉连接。每节均是透雕龙、凤或璧、环。
全器采用了透雕、浮雕、阴刻等技法雕成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并饰谷纹、云纹、斜线纹。这件玉饰置于墓主头部，可能为冠上的玉缨帽带。
其特色之表现主要有：第二节玉璧上的云纹，是采用压地手法，璧的四周攀附4龙，这种形制是到战国晚期才广为采用的；第十一节雕成3条蟠龙相连的玉佩状，龙身为“S”形，是春秋后期在中原开始流行的玉佩造型，16节玉饰却巧妙地把它们用在一条大龙身上；第十二、十三节的玉饰，分别由双首相向和双首相背的蟠龙构成，每条龙身上各刻有一条龙；第十五节玉饰的两端，分别刻有立凤和凤鸟衔蛇图案，这种图案是南方楚艺术品中常见的题材，在漆器等绘画品中屡有发现。
河南省洛阳汉魏古城东北角金村东周古墓主要年代为公元前404年至公元前267年，发现有玉器67件、嵌玉金铜带钩8件、嵌玻璃珠玉瑷背铜镜1件。
重要的有玉耳杯、玉桃式杯、金龙凤饰玉卮、双舞女玉佩、玉双龙璜、玉龙珩、玉琥、玉梳、玉双夔龙凤佩、玉夔龙佩、玉镂空龙虎饰卧蚕纹璧、玉卧蚕纹璧、玉带钩、玉鸟等。
其中一件玉鸟和一对玉夔龙佩，具有春秋玉器的风格，其余均属战国风格。
玉耳杯的形制琢工大同小异，双耳镂空，外壁琢阴线勾连云纹，隐起卧蚕纹，耳下饰兽面纹，椭圆圈足底施阴线变形双鸟纹，为名匠所制。玉桃形杯以桃尖做鋬，圆形台足，别致秀丽，与同墓群发现的银柄杯相似，全国其他地方未见与其重复者。
金龙凤饰玉卮，三蹄足，外壁琢阴线勾连云纹，隐起谷纹图案，一边有鋬，对面有活环，盖口镶金并突起三凤和隐起龙纹，顶安一素桥纽，其外环绕一圈阴线勾云纹，极为少见。
玉耳杯、玉桃形杯、金龙凤饰玉卮做工精湛，风格一致，似出一人之手。
两件玉琥也很别致，虎作低首张口状，背饰卧蚕纹，腹饰阴线云纹，二足长尾，背穿小圆孔，也是精工之作。
双舞女玉佩的两个舞女着长袍束腰，并肩起舞，双袖飘扬，舞姿婀娜，琢工亦精。镂空龙虎饰卧蚕纹璧，已断成两半，边有残缺，但其做工之精不亚于玉耳杯，还有几件玉龙佩，目瞪齿利，锐气逼人。
这些玉器代表了东周王室玉器的高度水平。
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发现了大量盟誓辞文玉石片，称为“侯马盟书”，又称“载书”，盟书笔锋清丽，为毛笔所写，多为朱书，少为墨书。其书法犀利简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韵律。
它见证了春秋末期晋国赵鞅参与晋国内部由六卿内争至四卿并立的一场政治斗争，正是这场斗争，拉开了作为标志战国时代开端的“三家分晋”这一重大事件的序幕。
我国古代有杀牲取血、血写誓词之说。侯马盟书文字却是用红色矿物质颜料写成的。这是血书盟辞习俗的延续与改进，既保持了盟书的内涵，又突出了北方文化的特色。
战国玉器已逐渐摆脱商用玉器的图案艺术风格，向写实方向发展。比如曲阜鲁故城发现的玉马，各部位刻画细微，形象生动逼真。
还有一件战国孤品，称为玉勾云纹灯，高12.8厘米，盘径10.2厘米，足径5.9厘米。灯白玉质，有赭色沁。灯盘中心凸雕一五瓣团花为灯芯座。盘外壁和灯柱上部饰勾云纹，内壁及灯柱下部饰勾连云纹，底座饰柿蒂纹。
玉勾云纹灯的座、柱、盘分别由3块玉雕成，嵌粘密实，纹饰精美，富有层次感，显示出精湛的雕刻技术。造型设计独具匠心，灯柱上部处理成三棱形，下部为圆柱形并收腰，于简单流畅的造型中又显露出丰富的变化。
战国玉镂雕龙形佩，发现于安徽长丰县杨公乡战国墓，长21.4厘米，宽10.9厘米，厚0.9厘米。玉料呈青色，有深浅不同的灰白和褐色沁斑。佩体片状，龙形，两面镂雕相同纹饰。龙张口回首，龙身满饰谷纹，尾上雕一大鸟，龙头内外侧及尾部又各凸雕一小鸟，于龙身中部有一圆形钻孔。
同此形制的玉佩，该墓共发现两件，分别置于人体盆骨的左右，显然是主人佩戴的成组玉佩。
另一件玉镂雕双龙首佩为成组玉佩中部的中心玉件，长13.5厘米，高7厘米，厚0.3厘米。佩青玉制，有色变沁斑，薄片状，整体呈“弓”字形。
佩以中线为对称轴，对接双龙，两端雕龙回首仰视，唇吻部位卷曲夸张。龙身短而宽，饰凸起的谷纹，谷纹以短阴线勾连。佩中部廓外上、下镂雕云纹，上部及两下角都有镂雕的孔洞，可穿绳。这类带有前肢的半身龙玉佩在战国玉佩中非常罕见。
还有战国玉扭丝纹瑗，直径8.3厘米，厚0.3厘米。瑗呈内、外双重环状，环面饰扭丝状纹饰，两环相连之6处，其中3处饰横向的扭丝纹。两环间有细长的透孔相隔，共6处，其中3条透孔中部开圆形小孔，应为穿绳悬挂所备。
谷纹璧是战国时期常见的玉器。有一件玉镂雕螭龙合璧，直径11厘米，为新疆和田青白玉制，局部有色变，圆形，内、外边沿略平。璧两面皆饰凸起的谷纹，作交错的斜线排列，谷粒呈旋状。璧孔内镂雕一螭龙。
此件玉璧较一般的战国谷纹璧更为精致，谷粒圆旋高耸，其精致整齐超乎一般。所雕螭龙细颈粗身，肌肉微隆，挺胸似直立，尾自身后上冲贴于颈，形似猛兽，表现出蓄势待发之状。
商、周以来，对于凶猛动物的表现多集中于头部，而对体形的表现则有所不足。这件战国璧之螭龙身体态势的刻画极为生动，在造型艺术表现上是一重大进步。作品自中部对半剖开，成一对合璧，从剖口看，并非原设计，应是重大事件发生时临时所致。
战国玉镂雕双凤式璜，发现于安徽省长丰县柳公乡2号墓，长13.7厘米，高6.2厘米，厚0.3厘米。璜玉色暗青，表面有沁斑，并有较亮的玻璃光泽。器呈扇面形，较薄，边缘呈凹凸齿状。
该璜两面形式和雕纹相同，表面铺饰谷纹，谷粒呈菱面状，微凸起，谷纹间又有6处卷云纹，其形与凤尾相似。璜顶部镂雕一对相背的凤，细身长尾，尾端粗而回卷，与凤首相对，凤身局部有较多的镂孔，可穿绳系挂。
战国时期，璜是玉组佩的重要组件，用作佩玉的璜一般都制造精致，除表面花纹外，很多玉璜还特加装饰。这件玉璜表面的云纹及顶部的双凤饰纹在战国玉璜中是仅见的。
精巧的战国玉云纹剑首，外径5.3厘米，厚0.7厘米。玉质青白色，呈薄片状，中心有圆孔，一面花纹较复杂，环孔有一周6瓣柿蒂纹，其外又有两周阴线勾云纹。另一面以双阴线分为内外两区，内区素而无纹，有3个隧孔，外区饰“丁”形勾云纹。
玉剑首中以圆形剑首最为常见，但像这种两面饰花纹的作品并不多见。剑的配饰还有杨公乡战国墓的玉谷纹璏，关于古代玉剑饰的各部位名称，文献记述有所不同，反映出时代、地区间的称谓差别。
宋以来的古代图册中，多把此类饰于剑鞘侧面的玉件标注为“璏”。所见这类玉饰主要为长短两种，其花纹、形制多有变化。
这件谷纹璏长6.5厘米，宽2.3厘米，高1.4厘米。此璏由典型的青玉料制成，这种玉料在除璧以外的战国玉器中很少出现。
作品呈长方形，片状，两端向下卷，表面饰凸起的谷纹，每3个谷粒为一组，以阴线相连。
战国玉剑饰还有云纹珌，高6.3厘米，宽5.95厘米，厚2.25厘米。玉料为青白色，表面有较重的赭色斑，其色非玉料本身所带。器呈上宽下窄的梯形，两侧内凹，中部向两面凸起，表面饰阴线勾云纹，勾云纹中又有细阴线环形图及双短线。
剑珌是剑鞘底端的饰物，所处位置很低，不能再饰长穗，在它的底面有细阴线花纹，应是后人所刻，又有相通的双孔，穿有绳结、长穗，可能是后世作为人身挂件或器物挂坠使用。
剑饰中很重要的部分还有剑格，亦称护手，指剑身与剑柄之间作为护手的部分，在古代又称剑镗，如一件战国玉兽面纹剑格，高2.2厘米，宽5.5厘米，厚1.7厘米。为新疆和田玉质，青白色，截面为菱形，两端薄，中间厚，两面均饰兽面纹。
兽面为粗眉、凸眼，鼻以下不明显，兽面两侧饰勾云纹，中部有通孔，用以置剑柄。全器边棱锋利，光亮度强。
战国玉螭凤云纹璧，宽14.2厘米，璧径11.5厘米。此璧为新疆和田白玉制。璧两面各饰勾云纹6周，勾云略凸起，其上再刻阴线成形。璧孔内雕一螭龙，兽身，独角，身侧似有翼，尾长并饰绳纹。璧两侧各雕一凤，长身，头顶出长翎，身下长尾卷垂。
此玉璧不仅螭龙、凤鸟造型生动，璧表面的纹饰也不同于一般作品，没有采用常见的谷纹、蒲纹、乳丁纹，而是采用了勾云纹，使其与螭龙、凤鸟的搭配更为和谐，且加工精致。
杨公乡战国墓中另有一件玉兽面谷纹璧，璧径16.5厘米，孔径4.8厘米，厚0.3厘米。璧玉料呈绿色，因埋藏产生褐色沁。璧较大，略薄，两面饰纹相同。
璧外缘和近孔边缘以单阴线为界，中部以两周阴线隔为内、外两区。内区饰谷纹，谷纹微凸起，呈旋状，其上又加阴线旋纹。
外区一周饰3组双身兽面纹，兽面较宽，朝向内孔，兽面两侧有伸出的肢体，细而长，似蛇身，交叉盘绕，兽面及兽身的局部以粗而浅的阴线界出。
再如杨公乡的战国晚期玉龙首璜，长17.4厘米，高6厘米，厚0.3厘米。璜玉料暗青色，局部有因埋藏侵蚀而产生的色变，片状，弧形，约为三分之一圆周。
璜两端雕侧面的龙首图案，其形似兽，耳贴于颈部，上唇厚大，下唇尖细，嘴部镂空且刻有齿纹。璜身饰凸起的谷纹，谷粒间以细阴线勾连。璜的上部中间有一小孔，供穿绳系挂。
龙首玉璜在商代已出现，一般为单龙首，璜体似龙身。西周时期出现了双龙首璜，璜身多饰以弧线勾连而成的龙身。战国时期的龙形佩较多，其中一些制成了璜形。
这类龙首璜的璜身完全没有龙的含义，所表达的内容较龙形璜更为宽泛。此璜为战国时期龙首璜中较大的作品，两端的龙嘴可悬挂其他佩件，因而应是成组玉佩中位于上部的玉件。
从工艺上讲，同一件玉器普遍采用阴刻、浅浮雕、接榫等多种手法进行琢磨。那细润的质地、充满活力的线条，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