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上海曾经是远东的金融中心。为了学习和了解什么是证券交易所，筹备组找来几位曾参与旧上海证券市场的老人座谈。
但由于在战乱中，中国的民族工业没有很好地发展，旧上海的证券市场也没有很好地运作，且这些老人只是一般的参与者或工作人员，虽然热情很高，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调研了一圈，尉文渊仍然一头雾水。他们最大的难题就是“不懂”，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尉文渊和筹备组的同事们可以说是“股盲”。他们唯一可以间接借鉴的办法就是出国考察，但此时要出国是很敏感的，所以几乎没有机会。于是，尉文渊就决定从最容易的选址开始。
先要找个交易场所。这是件很具体的事情，尉文渊一下子感觉到把事情做实了，不再那么茫无头绪了。
证券交易所的房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尉文渊在一本书的封面上看到过一张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照片，于是就一心想找这样一个大厅。
他每天坐着公交车到处找大厅的时候，心里仍然不清楚这个大厅该派什么用处，席位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他找过汉口路旧上海交易所的旧址，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的旧仓库，看了北京东路的火车站售票大厅和金陵东路的船票售票大厅，都失望而归。
绝望之中，有人说北外滩浦江饭店有个大厅。已经不抱希望的尉文渊冒着中午的太阳步行来到浦江饭店。
这个饭店是一幢已有150年历史的欧式建筑，以前叫礼查饭店，虽然已很破旧，但那气势还在。
尉文渊眼前一亮：就是这里了！
交易大厅的装修布置、交易规则的制定、会员和席位的明确、交易员的培训、交易清算的程序、上市公司的准备等，都在同步进行。
具体到交易大厅的色调、交易柜台的位置、显示屏的安装等，尉文渊都是事必躬亲，千头万绪，忙乱不堪。
12月3日，朱镕基来这里视察，交易大厅门外基建工地一片狼藉。下了车，朱镕基脸色铁青。当他走进布置就绪的大厅，脸色才舒缓下来，他看到大厅里已经布置就绪。
朱镕基问尉文渊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尉文渊说装饰包厢的圆拱形玻璃配不到。朱镕基立刻说：你找耀华皮尔金顿，就说是我朱镕基说的，叫他们马上定做。
朱镕基又问尉文渊：“你敢不敢大胆管理？”
尉文渊回答说：“敢！”
就这样，尉文渊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
有了场地，该怎么交易呢？
尉文渊从很少的一些资料中了解到，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交易所主要是口头竞价交易。中国人熟悉的《子夜》里描述的就是口头竞价，打手势配合高声喊价。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方式的选择，很多人包括一些领导都赞成口头竞价模式。因为当时就那么几只股票，交易会很冷清，口头竞价能够满足需要，还能造点气氛。但尉文渊听说像新加坡、台湾等新兴市场正在推行计算机交易。
而尉文渊觉得，现在高科技发展那么快，难道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新建的交易所，还要重复那种古老的方法吗？于是，他向领导提出，让我们试一试电子计算机交易。
尉文渊从向人民银行借的500万元筹备金中挤出100万，决定搞计算机交易系统。
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口头竞价交易方式的准备，还请在美国华尔街工作过的“海归”来帮助设计口头竞价的方式。搞了一段时间，比划来比划去，但是找不到感觉。
因此，尽管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则中规定的是口头竞价和计算机交易两种方式，其实“宝”全部押在电子交易上。
可以这么说，这是一种极其大胆的、跨越式的发展，因为他们连最简单、基础的交易方法都没有掌握，一下子就进入电子交易领域，谁也不敢保证此事能够成功。
但是，生性好强的尉文渊，不甘心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他一投身于这项全新事业，便在暗地里使上了劲儿：要办就办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证券交易所。
尉文渊邀请当时的上海财经大学的助教谢玮，在深圳黎明工业公司的支持与配合下开始了计算机交易系统的开发和建设。
其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直至开业前几天，整套电脑交易系统才刚刚安装就绪，以至连试运行的时间都没有了。
“谢玮这小子真行，‘吭哧吭哧’几个月，居然搞出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世界一流电脑系统！”尉文渊喜不自胜地说。
到11月份，交易所的筹备大体定型，尉文渊才终于有机会第一次到香港证券市场考察。
尉文渊出去的头两天，他对香港联交所的交易体系看不太懂，心想，糟了，自己搞的那套东西不太一样，心情有点慌张。
几天后，他突然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电脑交易的设想已经走在了香港联交所交易系统的前面！
上海证券交易所从开业第一笔交易开始就跨入了电子交易时代，这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没有电子交易技术基础，中国证券市场不可能以后具有非常快的速度扩张，也无法支持后来遍及全国城乡、数千万投资人参与、每天几千亿成交规模。
在电子交易的基础上，尉文渊也顺便解决了股票无纸化交易的问题。
在当时，这又是一项具有世界领先意义的创举，推动和支撑了此后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