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期间发表了针对股市发展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指出：
证券、股市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邓小平这一精辟深刻的谈话和“不争论”的观点，成为股票市场诞生初期的思想理论基础。
此时的媒体还为邓小平此行发表了《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专题报道，伴随着这股春风，内地股市也步入积极发展的轨道。
由于整个1991年都是“老八股”在唱独角戏，且有价无市，于是就有了市场扩容。
1991年底，在上海江湾体育场发行兴业房产股票，现场秩序混乱还差点闹出人命，于是市场管理层就想出先发股票认购证、再凭认购证摇号认购新股。
1992年，新股认购证采用一次购买，全年使用的发行办法，每张30元，规定如不中签不予退款，认购款将捐赠给上海市社会福利机构。
媒体一再强调新股发行将使供求紧张状况得到改善，购买了股票认购证并不一定能中签，即使中了签，也不一定能获利。这样的规定和宣传，大大降低了当时人们的购买欲望，致使新中国首次发行新股认购证还得依靠银行推销，结果反而提高了认购中签率，因而致使股票认购证黑市价格暴涨。
1992年，在上海市的公交车上等公共场所，市民议论最多的，就是股票认购证的话题。
据后来有心人士的统计计算：1992年只要花3000元购入100份认股证，再花几万元作为认购股票款，滚动操作最终就可赚得50万元左右。
50万元在1992年绝对不是小数目了，更何况当时还有些上海人买了200份、300份甚至更多，1992年的股票认购证造就了上海股市的第一代大户，此时在上海市民中流行着“嫁人就要嫁股民”的说法。
陈军由于先前大部分资金已购入申华电工，同时又要考虑一旦中签后还得需要现金去申购，所以1992年他只投入600元购买了20张新股认购证。
1992年2月，延中实业和大飞乐首先不再受1%涨跌幅限制，完全放开股价。
4月，上交所调整限价政策，全部取消上市股票千分之三流量控制。
5月5日，所有股票都实行5%涨跌幅限制，股价已放开的除外。
5月21日开始，所有股票都取消了涨跌幅限制并实行T+0交易。交易规则的频繁变动，最终使上交所股票从过去的困境中走了出来，从此上海股市告别了有行无市的状况。
随着股价完全放开及其随之而来的股价暴涨，委托业务量大增，此时上海股市已经由1991年的“买入难”变成了“卖出难”，持股者眼巴巴看着豫园商场、申华电工两股最高价分别涨至1万元，却由于委托跑道太拥挤而无法抛出兑现。
为解决中小股民卖出难这一难题，6月份，上海各家证券营业部在上海市文化广场，专门设立了供中小股民委托卖出的所谓股市“大集市”。
1992年6月18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在这天原万国证券南京营业部开业了。从此陈军不用再去上海委托买卖股票了。
巧合的是，大概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在南京也无法收听到中波790千赫上海经济广播电台每晚18时播报的沪市收盘行情了。
尽管此时万国证券规定开户起点资金必须达到5万元以上，但仍然吸引不少市民筹集资金前来开户入市，他们正是南京市的首批开户入市股民。
此时，在万国证券上海黄浦营业部门前，是上海市著名的露天股市沙龙。伴随着南京首家证券营业部的开业，地处闹市区的中山东路200号门前，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南京唯一的露天股市沙龙，每逢收市后或双休日，这里总是非常热闹，当时全市股民购买证券类报刊杂志，也是必来此地的。
陈军于7月7日在该营业部以530元抛出了已经持有9个多月的另外120股申华电工。至此，他1991年在申华电工上投入的1.1万元，经过参与公司配股后再抛售，已经变成近10万元，收益率达800%，这个收益率已经远远超过同期市价曾涨至1万元/股时的豫园商场的涨幅。
此时，他在申华电工上取得的成功，再加上年初用闲钱购买了认股证，使得他1991年的入市资金，到了1992年南京首家证券营业部开业之时，实际上已翻了10多倍。他也因此成为当年南京市首批开户股民眼中羡慕的对象。
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生震惊中外的股市“8.10事件”。受此事件影响，沪市综合指数从8月7日的1000多点暴跌至当年11月中下旬的400点以下。短短3个多月时间，上海股指下跌幅度竟超过60%！
这轮快速暴跌行情，无论是对于1992年刚入市的新股民，还是对于1991年，甚至更早入市的老股民，都是一次沉重打击。
据报道，此时在上海就有部分股民去市政府请愿，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开办的股市，不应该让股民遭受如此大面积的亏损。这在后来看来似乎有点好笑，然而此时还是股市发展初期，况且所有股市参与者又都是第一次遭受如此大暴跌的打击。
陈军此时在《南京日报》上曾见到如下一则报道：
本地一所名牌大学的某教授，为适应许多企业改制的需要开设股份制培训班，学员看在教授是证券方面的专家份上，筹集了百万资金委托该教授炒股，结果在这轮暴跌行情中教授亏损过半，教授自觉很没面子最终关闭了该培训班。
这轮突如其来的大暴跌，也使陈军遭受重创，由于急于想挽回在股市暴跌初期的操作损失，结果最终使他亏损面不断加大，他自从1991年初入市以来的赢利因此被抹去一半多，幸好后来他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当年年底的那轮牛市行情中又挽回了所有损失。
1991年，蒋益群在从事呢绒服装生产销售。服装行业不景气，他就开始寻找更赚钱的路子。
此时，他家订了一份《经济生活报》，看到报上登着兰溪凤凰股票涨价的消息，觉得很奇怪：
股票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赚钱？
因为经常去无锡采购原料，1991年，他趁着到上海转车的间隙，找到了设在外滩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此时交易所里挤满了人，他费了好大劲才挤进去，发现里面有个大屏幕，上头的数字红红绿绿的不断变动。买卖的人不能直接操作，必须由那些穿着红马甲的人代劳。
蒋益群看了半天没看懂。之后他又去了几次，发现股价基本上天天在涨。
他和邻居黄惠民说了这番见闻，两人一合计，就从南马坐车到兰溪化工厂一探究竟。
那时，他天真地以为：“股票就是与供销社的股金证一样，一年可以分几盒火柴。”
到了兰溪化工厂，他们被迎头泼了冷水。
厂门口贴着布告，大意是本厂职工从周一到周五一律不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否则厂里不开介绍信，也不准过户。
两人悻悻地回到家，想要接触股票的欲望反而更强烈了。
后来，他们看到报纸上说上海要发行“兴业房产”股票，他们就想去买原始股。
半个多月后，他们又从报纸上看到“兴业房产”股票发行成功的消息，由于买的人太多，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场所的铁拉门都拉不上，只能动用警力维持秩序。股票如此受追捧，这更坚定了蒋益群涉股的信心。
这年年底，蒋益群等来了发行新股的消息，不过这时购买股票要凭认购证了。
他和黄惠民赶紧赶到上海，找到工商银行设在上海外滩的总部，以每本30元的价格买了80本认购证，其中自己50本、黄惠民30本。
回来后想想太少，1992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五，两人又跑到上海各买了20本。
“这种认购证上海只发行了两次，许多上海人不敢买。”
蒋益群说，“谁也没想到后来它会身价百倍。”
春节过后，证券公司开始摇号抽签，认购证一下子涨到每本1000元。
排队买股票时，一个上海人想以8万元的价格让蒋益群把认购证转让给他，蒋益群不同意。
这一次，他买了许多原始股，其中一张认购证通过摇号，抽到了上海“众城实业”的原始股50股，发行价每股一元，一上市其“资产”就成了500元，并陡升到1万多元。他认购的股票当年6月卖出后就赚了几十万元，轰动了泉府村。
见到股票如此赚钱，村民们也纷纷跑到上海二级市场买二手股票，全然不顾股市的风险。
蒋益群后来回忆说：
其实那时股票买卖相当困难，得跑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排队买委托交易书，每份委托书价格为两元，一天只卖200张。因此每个交易日都是天不亮就去排队，填好内容交进去，再在外面电话连线让“红马甲”代为交易。
此时买股票的人太多了，交易所前人山人海，上海工人文化宫成了临时的证券交易营业部，一张桌子一部电话机就可以操作。场外的股民像看戏一样盯着里面，有的甚至用上了望远镜。
一个村民买了个对讲机，里外联系，那架势把上海人都看呆了！
之后，蒋益群就彻底进入了股市。
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后，上证指数从200点起步，4月达到400点以上，5月上旬冲破500点，几乎所有股票涨幅都超过了200%。虽然有时也会有涨跌，但由于轻易不“割肉”，加上大盘的持续上扬，蒋益群的资金迅速积累。
但渐渐地，股票“只要买到就能赚钱”的神话破灭了，蒋益群对中国股市不成熟的体会增多：
股市就像潮水，风险很大，越贪越赚不到钱。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参观上海证券交易所、1992年深圳股市“8·10”事件、“东方明珠”股票上市……这些中国证券市场早期很著名的事件，蒋益群都经历到了。这位64岁的老人，后来回首18年的炒股路，他不胜感慨地说：
在中国股市，我喝到了第一桶水，挖到了第一桶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