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股市第一代大户是一个善于自我调节的人群组合，他们都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催生的。
作为当代上海最早的一批确立自我经济意识的人群，靠着这种调节力量，一次次地赢得机遇，又一次次地面临危机，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最终没能走出失败的阴影。大户室，只能是他们的一个人生驿站。
在普陀区有一个被人称为“舰队司令”的蔡先生，他在上海股市大户中是一位有“千万吨位”实力的股民。
另外，还有一些股市风云人物杨百万、王君、余健强等人。
在上海股市第一代大户中，1992年，王君曾经以“500点满仓、1400点全部出空”的一次成功操作而誉满大户室。到1992年4月，这位30岁刚出头的大户已经有500万元身价了。
从来没有上过一天班的王君，似乎有一种天生的金融素质。在步入大户前，他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是6年的外汇黑市交易。
1995年6月28日，在他被逐出大户室两年后，记者见到他时，他又重操旧业，在一家饭店里喝午茶，正与人谈着一笔不小的外汇炒卖。
嘿！历史老人真会开玩笑。
“在被消灭的股市大户中，我是个特例。因为我并不像他们是因为巨额透支打穿被消灭的。从这一点说，我并不能算是被股市消灭的。”
“其实，早在炒‘老八股’的时代。看着天天赚大钱，我心里就在想，世上没有这么好的事，我得见好就收，实行战略转移。”
“1992年夏天，那个该死的‘美国土地证’在上海抛售了。那时，我只记牢一句话：什么事情都得赶头班车。于是，在缺少思考的情况下，我在南京西路上海杂技场门口以一万元高价定购了近200张‘美国土地证’。总以为可以翻几只‘跟头’，岂知，几天以后，价格竟掉了一个零。这一次，损失够惨重的。”
“真是祸不单行。1993年，外汇期货热在上海兴起，我想做外汇，我很有经验，于是。就把全部资金投入到香港在上海开的‘伟宏公司’，在那里做了一段日子外汇期货。差不多把钱输完了时我才发现。这是一家未经上海政府许可的地下期货公司。这时，香港老板又卷着我们的血汗钱逃走了。为此，我还曾经特地去香港讨债。但是，至今不见一个子儿归还。当然，话说回来。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当时一直在大户室，到今天也一样被‘消灭’了。”
“唉！‘大户室’就是‘忠义堂’。如今，这‘忠义堂’里还有几个人？最近，我就在算，1992年我们这帮子申银大户，出国的出国，经商的经商，消灭的消灭，真正留在股市的恐怕就是‘山东’一个人了。”
“山东”是上海股市第一代大户中那个以“炒花生”起家的李先生。
1990年，上海股市还在进行“静悄悄的革命”的那阵子，得地利之便，家住西康路申银公司对面的“山东”受股市的启蒙，推倒了“山东花生摊”而投身于股市。
到1992年，他已成了上海股市名声不小的大户。在一个记者的采访本上，有如下一段关于他的文字：
1991年华东水灾那阵子，电视台举办《情系华东，血浓于水》赈灾义演，“山东”闯入直播现场，拿出5000元，希望能上荧屏亮个相，给当年弃他而去的初恋情人和棒打鸳鸯的老人看看，俺“山东”不赖。很可惜，因为募捐的人太多，“山东”终于没能如愿。
第二天早晨，“山东”雇人买了一束进口郁金香送到那个姑娘家。
今天，“山东”几乎成了申银大户室第一代股民中唯一还在大户室留有席位的股民。
不过，严格地说，他已经不是当年名片上所印的“上海平民证券职业投资者”了。
因为，他同时还在集贸市场设有一只专批“生猛海鲜”的摊位。到底炒股是第二职业，还是“炒海鲜”是第二职业？
对此，“山东”的回答是：这要看股市行情，股市有“蓬头”时，当然以大户室为主。不过，如今“蓬头”越来越少，时间越来越短，获利越来越难。平时，还是以经营海鲜为主，民以食为天嘛！这么多饭店家家都要海鲜，这市场能放弃吗？
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这个宽松的时代再也不苛求每个人固定在一个岗位上，而允许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上海股市的第一代大户在极短的时间里从“无产阶级队伍”出发，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大户室这个人生驿站，抓住了机遇。
但是，在从这个驿站向下一个驿站进发的征途上，大多数第一代大户又迷失了。
过去并不遥远，仿佛就在昨天。对于已被称为“飞鸟投林”的上海股市第一代大户来说，瞬间的金色光环是永远难以抹去的。
1992年4月20日，他们中的9位在上海梅龙镇酒家一次“工作午餐”上聚会。
在“买到股票就等于赚到钞票”的这个年头，他们的“工作午餐”全是在南京路、淮海路上的大饭店用的。
中午时分，股市收盘了。
“舰队司令”蔡先生带着这批大户走进了饭店。他们的手中几乎都提着沉沉的包袋，随即倒出一捆捆50、100元票面的人民币和一叠叠1000元面值的定活两便存单。
那年头，证券公司的货币电子化还差得远，几乎每个交易日他们都要从证券公司提出赢利的钱。这天，餐桌上大约堆了20万元，他们很随便地你一捆我一捆地自我分配着。
后来有人说：“我真为你们的安全担心。拎看这么多钱不怕出事情吗？”
“白天在马路上走，一两条马路，有什么可怕？距离远一点，我们就坐出租车。晚上出门，只带上万把元开销钱，有什么可担心的？这就是自我保护意识吧！”说这番话的，是“舰队司令”蔡先生。
在这批第一代大户中，从“杨百万证券办公室”“辞职”的被称为杨百万大弟子的余健强最活跃了。
这时，口袋里塞满了一叠叠钞票的他开腔了：“说来也真稀奇，这年头。我在股市发了财，母亲的精神病痊愈了，长病假的妻子身体也好了，嘿！运气这东西真鬼！”
半年前，1991年10月，在股市从2000元起家成为几十万元的“准百万”后，他来到上海第九制药厂，向厂长黄仁忠呈上了一纸辞呈，辞职的理由是：
要投身于中国金融改革。做一颗证券股票事业的铺路石。
显然，这句话是从师傅杨百万那里批发来的。
在结束厂长与工人关系前，黄仁忠厂长和余健强曾有如下对话：
“你以后不会后悔吗？”
“后悔了也只得自己认了。”
“你母亲、爱人都同意吗？”
“家里没有一个人反对。”
“最后送你一句话：希望能像你父亲在世时在厂里留下好的印象一样，你在股市也要留下好的印象。”
当时，“铺路石”余健强的眼睛湿润了。
此刻，在饭桌上。感觉极其良好的余健强忙不迭地招呼大家多吃快吃。他说：“东方风来满眼看。好日子还在后面呢！大家的身子可要养得好一点。”
很是丰盛的宴席开始了，服务员小姐端上了一道又一道佳肴。此刻，那个个子矮小、被大户们称为王君的青年话语很少，时不时地捏着“大哥大”在拨号。
别看他才30岁出头，他可是改革开放的幸运儿。
他说：“从出娘胎我就没上过一天班，我每一次都搭上了‘改革号列车’的第一航班。搞个体，我是第一批；搞外汇买卖，我又赶了个早；这回搞股票，我的‘股龄’比杨百万还早！”
“人人都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偏相信‘来得巧不如来得早’。第一代个体户哪个不发财？搞股票也是这样，如今上海滩几百名大户。新面孔有几只？还不都是几年前在‘静安’、‘万国’门口‘打桩’的几只老面孔？”
他还自认为自己就属于金融意识较早觉醒的一批人。
“所以，我常对那些至今还在企业上班的朋友们说，股票已挨不上你们去赚钱了，还不如细心观察，搭上随时可能发车的‘改革号列车’第一航班，错过了太阳月亮没关系，太阳月亮天天还会升起来。”
当时，王君是这里的第二大户，第一当然是“舰队司令”蔡先生了。
在这些大户里，有一位带着北方汉子气质的李先生，他就是被大户们唤作“山东”的昨日的炒货个体户。
他十分幽默地对人说：“这年头，股价还真像吃了催肥剂，一天天涨起来，搞得我家里的‘老山东’每天开口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今天又赚了多少？前天，我告诉他赚了6500元，他还脸一沉。昨天，当他得知赚了1.1万元，这才乐了。我对他说，哪一天股票爆跌了怎么办？你知道俺老爸怎么回答？‘这社会主义的股票会跌吗？’……”
“工作午餐”进入了高潮。
宴席上觥筹交错。
上海股市第一代大户们高高地举起了酒杯。不知谁提议要为“上海股市万岁”干杯！一双双手组成一幅放射形的图案。
这是一双双曾经在车间、码头、军营、田野烙下厚茧的手，一双双在“无产阶级”队伍中走来的、曾经劳动着的手，一双双“哪怕睡在家里也能一天赚上成千上万元”先富起来的手。
1993年7月23日，星期五的傍晚，在一周股市交易结束时。9名股市大户来到了他们曾经长时间享用“工作午餐”的绿杨村酒家。
此刻，脸上失去了光泽的他们显得很沉重，因为谁都明白，对于这一伙亲密“股友”而言，今晚是几度春秋在同一条“股壕”并肩战斗的最后一次晚餐。
上证指数的急剧下降和一次次动真格的取缔透支、限时平仓，使他们一个个告别了金色的昨天。
“从中小股民那里抢到的，从政策缝隙中捡到的，从时间差中捞到的，今天，统统地还给了爱你恨你没商量的上海股市。”
从此以后，他们退出了大户室，大路朝天，各走各的路了。
“今朝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实行AA制聚餐。朋友们，分手前，我们每一个人各点一个菜吧！不过，千万不要点豆腐。我们不是吃豆腐羹饭。”
“舰队司令”蔡先生风趣依旧。
“别鹤声声远，愁云处处同。”盛宴必散，苦酒难干。
在依依惜别的氛围中，一位大户调侃说：“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朋友们。咱们重上‘井冈山’！”
就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风卷残云似地消灭上海股市第一代大户后的1993年夏秋之交，一位证券公司大户室小姐以在描述一个“消灭”大户的场景时说到：
在一个被人们认为该“发”的18日，上海股市突然猛地下沉。
大户室里，31名大户痴痴地凝视着一片“红海洋”，有的嘴边淌出了口水。
下午14时刚过，证券公司经理把几个大户唤走了。
不祥之兆！大户们顿时有了反应：要限时平仓了！
顿时，“大哥大”、BP机、电脑忙作一团，透支越多的大户越忙，那紧张颓唐的神态就像一个旧政权官员到了面对兵临城下的境遇。
几分钟后，被唤去谈话的大户回来了，怏怏地说：“最后通牒，原地立正！收市前平仓。”
“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了。”一位大户瘫坐在沙发上喃喃自语。
离收盘还有一个小时，股价依然不见抬头，大户室里气氛凝重，大户们心如刀割。
收盘了，“大限”已到。
与此同时，大户室平仓结束。巨额亏损使其中14名大户帐面资金化为乌有。
临走时，重新成为“无产阶级”的大户们恋恋不舍地欣赏起这间颇像锦沧文华大酒店客房的大户室。
别了，这一切也许只能成为永远的梦想，“先富起来”只是在股市潇洒走一回的痛苦记忆。
蔡先生后来回忆说：
上海股市留给我的恐怕只有这套商品房了。那是我听老婆的话，在1992年财力最足的时候买下的，花了8万元。
如今，恐怕值30万了。现在想想真后悔，当初从资金卡中抽出几百万元并不是难事，如买上几十套这种房子，今后可真是一辈子不会穷了。人生没有后悔药可吃！
“现在，我很少出门，就在家里看看书，听听音乐。我的不少在工厂上班的同学都下岗了，我对他们开玩笑说：我是从股市下岗的。至于说哪一天再上岗，我心里也没底。老实说。并非没有条件再上岗，有许多朋友怂恿我再到大户室去，资金由朋友们凑。但是，今天的股市已经不是3年前的情况了，纵然你带5000万资金入市，在机构面前，你也不堪一击。不像那时候，有1000万资金在股市，你就可以呼风唤雨了。”
“我才45岁，总不见得就此一辈子在家，总想找点事情干干。干什么呢？我是上海第一代个体户，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拥有几十万元资金了。”
以后在股市，为点钞票手上还真点出过老茧。大进大出惯了，现在能干点什么呢？有人劝我去搞饭店，我这个人能开饭店吗？朋友这么多，他们来吃饭我不可能收钱。有人要我去搞公司，或者到市郊什么‘私营经济城’办一套营业执照，做做乱七八糟的生意，这些，我都不会做。要我低三下四去求人，我天生不会。好在现在我不愁钱，并不是我有钱，而是因为朋友多，过去我‘培育’出不少10万元户、100万元户，他们不会忘记我。
“看来，我这辈子只能在家里陪老婆了。”
这时，这位身材魁伟的汉子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安。
在过去的几年中，上海股市大户室里不知发生过多少类似的情景，所不同的仅仅是时间、空间和人物。
在上海股市第一代大户中，杨百万似乎是唯一能保持并发展“胜利成果”的人。
此时，他的名片已换成一种新版本。他在名片上自称：
上海平民股票证券职业投资者，沈阳财经学院教授杨百万。
杨怀定还定期到外地为股民讲课，当然，去得最多的是南京。南京证券公司给他的讲课费是每次3000元，约合每分钟30元，据说超过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收费标准。
在上海，他平时在岭南路新居中静养，读书悟史，太太小钱则时时陪着他。
大户室他很少去，兴趣来的时候，就去“拾”一点两至三元价位的“垃圾股”，回家静等，只要涨一至两角钱，他就抛了。因为一“拾”就是十几万几十万股，所以收益也很可观。
对此，杨百万解释说：“赚点开销钱。‘抬’‘垃圾股’风险极小，我要保存胜利成果，不能冒风险。我之所以没有被‘消灭’，就是从来不冒险透支。”
当然，杨百万还在考虑发展胜利成果。那些年，他几乎每年都要买一套房子。在老家闸北区，他已有了3套房子。
“我买的房子房价都是3年翻一番，手气不错吧！”杨百万很是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