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23日，下午16时15分。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看了一下手表，离国债期货交易专场收市还剩15分钟。
刚刚陪证监会期货部的两位客人谈完正事，便邀请他们来到了交易大厅，参观当时备受关注的国债期货交易。
交易员们正专注地盯着盘面，一手接着报单电话，一手拨动着键盘。代号为“327”的国债期货价格正有节奏地跳着。
该品种所对应的现货券代号为“923”，由财政部于1992年发行，总量240亿元，1995年6月30日到期交割。
忽然间，尉文渊觉得今天交易大厅的气氛有点不对。凭着敏锐的市场嗅觉，尉文渊觉察到市场出现了异动。此时，离国债期货交易收盘不到10分钟。
除了正常交易时间，上证所还开设了国债期货交易专场，时间为每个交易日的15：30分至16：30分，也就是在股票交易结束后才进行的。
专场交易的好处在于既不影响股票交易，也容易活跃国债期货。
16时22分13秒，尉文渊看到“327”成交价为151.30元。刹那间，大量抛盘连续涌出，50万口！交易员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一笔大单已经砸出。
场内电话声此起彼伏，又一阵狂轰滥炸，730万口！
一张超级大单，将“327”的价格强行压至147.40元收盘。
这一单，扫倒了万国证券，抹杀了中国国债期货市场，也打掉了尉文渊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金融创新成就。
更没想到的是，他最终会以这种方式离开了一手创办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尉文渊隔着参观台放眼望去，虽然因近视眼没能看清数字，但“327”后面跟着的一串长长数字，引起了尉文渊的高度警觉。
而场内交易员可以清晰地看到，卖盘价值约合人民币2000多亿元，这是一个交易屏幕险些容纳不下的天文数字。
“有问题了！”尉文渊的脑海里跳出一丝不祥之感。
果然，很快交易部告诉他，“327”大幅跳水，成交量异常放大。
“交易一定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规则是不允许这么做的。”尉文渊想。
按照规定，几家一级交易商包括万国证券、“中经开”等会员的持仓量不能超过40万手。
正常情况下，国债期货的波动率很小，风险较容易控制，这也是当时推出国债期货而非股指期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期货上市后，中国的国债现货市场才算真正纳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此后，国债发行难的局面得以彻底改变。
正因其魅力所在，当时还有另外17家交易所都纷纷效仿。
“立即查！”
“3个席位出现了异常。”
“谁的？”
“都是万国的！”
“没搞错吧？”
尉文渊大吃一惊。要说是别人他还相信，万国证券怎么可能？
自尉文渊1989年11月正式调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以来，就和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有了不解之缘。
1991年底，两人还结伴访问韩国，那时候，中韩尚未建交。在当时国内众多证券公司中，万国证券因年轻、富有朝气和创新精神而独树一帜，尉文渊内心对其还是有所偏爱的。
20世纪80年代，管金生这个名字响遍大江南北。他被称为证券界“教父”。
在缔造自己金融王国的过程中，管金生创造了中国证券业改革开放历史中的一页。在中国早期股市，管金生名声之大无出其右。
作为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的老总，管金生曾应美国CNN邀请，作为中国金融界第一人，在该公司直播中心用英语向全球介绍上海证券市场。
在其他证券公司尚未弄清国内市场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管金生已打出“万国证券，证券王国”的旗号，声言要令万国成为中国的野村、美林。
1994年，他更提出万国证券“要在2000年进入世界十大券商”的口号！
管金生就是这样这个时代思想超前的人。管金生于1947年5月19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83年，精通法语的管金生偶然地担任了在上海召开的中美国际投资研讨会秘书长。
会后，他受欧盟邀请，由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委派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习管理和法学，获商业管理和法学两个硕士学位。
毕业归国后，他在很长时间里无所事事，后被派到上海党校的一个“振兴上海研究班”里去“深造”。
20世纪80年代后期，邓小平来到上海视察，广泛征求上海各界有识之士，对振兴上海的真知灼见，并对将上海外滩尽快建成“东方华尔街”这一构思表示出极大兴趣。
管金生奋笔疾书，陈述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之重要，并请愿做证券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建议被接纳，并被批准试点。
1988年，上海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万国证券公司开张。
公司由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10家股东筹资，拥有3500万元股本金。意气风发的管金生出任这家证券公司总经理，那年他41岁。
万国成立不到两个月，就作为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在国际证券界亮相。
1992年底，万国在香港与李嘉诚合作，一举收购香港上市公司香港大众，完成了大陆证券公司首次收购境外企业并成为控股人。
在管金生掌印期间，万国证券一级市场承销业务占全国总份额的60%，二级市场经纪业务占到全国总份额的40%。
美国、英国的权威机构评定万国证券为中国第一大证券公司。
有人评价，管金生是国内第一个对证券有真正认识的金融家，他的很多思想可以说是超越当时的时代。在万国发展的初期，管金生四处演讲，走遍全国各地，把银行，政府各个部门都拉出来，进行免费的培训，做了大量市场培育工作。
他认为要想与国际大券商并肩，必须更多地雇用那些聪明、能够将市场视为一门严谨的科学的交易员。为此，他在大学里面进行大量的演讲，邀请美林、高盛等国际投行人士给他们讲课。
当时，其他证券公司雇佣员工大多为中专毕业生。而在万国的中层以上团队中，来自复旦、上海交大等的大学生占到90%以上。
这些人通晓财经知识，并有一定的英文水平，能够很好地学习国际投资理念。
据管金生身边的人后来回忆：
管金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是一个老师，把国外的理念、战略、文化带到中国来。他的卓越就在于不断地冲击旧的体制。
在上交所的建设中，其交易规则、设备、交易员的培训，几乎都是万国一手操办；深沪两市的异地交易首先由万国开通；它最早开始在国内推动和实施无纸化交易；而B股是怎么推出来的？都是在房子里想出来的。
对于这么一个人，尉文渊当然很有好感，而且，他中午的时候刚刚和管金生谈完话。
5月23日中午12时多，“老管”来找“小尉”，提出了3个“帮忙”的请求。“老管”和“小尉”是管金生和尉文渊之间的相互称呼。
“你能帮我忙吗？”管金生问。
“什么事儿你说吧”
“能不能给我增加点持仓量？”
“40万口是统一规则，要我单独给你增加，这不行！”
“你怎么了？”尉文渊进一步追问。
“我可能超出了一些仓位。”
“那就赶紧平仓！你怎么超仓的？”
“你别问了，我是向其他证券公司借了一些仓位。”
“赶紧平仓！这个别跟我商量。”
管金生的第一个要求被尉文渊拒绝了。实际上，当时万国的持仓已远远超过40万口的规定。
“第二个事情你能不能帮我忙？”
“你说吧。”
“交易所能不能发个通知？”
“什么通知？”
“就说到现在为止上海证券交易所没有接到财政部贴息的通知。”
听到这一句，尉文渊蒙了。
1994年，国内通货膨胀形势严峻。为了抑制高通胀，鼓励老百姓买国债，国家对银行存款和国债实行保值贴补，即在既定利率的基础上，对居民存款或国债收益进行补偿。而贴息是在保值贴补之外的利息补偿。比如，当时“327”现券年利率为9.5%，1995年7月份保值贴补率是13.01%。根据当天晚上财政部出台的贴息方案，“327”的现券利率由9.50%的利率提高到12.24%，贴息和保值贴补采用分段计算。这意味着，如果此消息兑现，“327”的到期价格将会提高，对空头来说大大不利。
实行保值贴补后，“固定利率”变成了“浮动利率”，未来价格的“不确定性”使得国债期货的投机性陡然增强。在这个背景下，国债期货价格一改过去较为平稳的局面，大大刺激了交投的活跃。
1994年10月首次实行保值贴补后，国债期货“314”品种曾经因此而发生过剧烈波动。
而这一次，伴随着传言，在“贴息”与“不贴息”之间产生了两大派系。
市场上，以财政部所属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为首的看涨派和上海券商巨头万国证券、辽宁国发有限公司为首的看跌派形成的两大阵容。
1992年中国经济重新发动后，其势凶猛，炒股票、炒债券、炒黄金、炒美元、炒房地产、炒开发区，最有名的是沈太福的长城公司非法集资案，是北海的烂尾楼。1993年年中，中国高层下狠招进行宏观调控，整治银行乱拆借，下军令状要把通货膨胀拉下来。
管金生认为，在这个时候，财政部不会再从国库里往外掏出16亿元来补贴327国债，因为到1995年初，通货膨胀已开始回落。
于是，管金生决定率领万国证券对327国债看跌。
看涨派获得的消息是贴息会成为现实；看跌派获得的消息是不会贴息，不仅如此，保值贴补率还可能下调。用尉文渊的话来说：“两者的消息渠道可能不一样，但双方都很自信。”因此，双方早已剑拔弩张。
这一点，春节前后“327”的持仓变化和辽宁国发在2月23日上午的动作就已显露无遗。
2月7日，也就是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尉文渊又一次出访美国和澳大利亚，按照邀请方的安排，他将于2月28日飞回上海。
工作的责任心让身在国外的他深感不安。最终，他临时决定改签机票提前回国。
21号到墨尔本机场临时换机票，由香港中转换成当天19时30分的东方航空飞上海的飞机。由于航班延误，等飞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时，已经是22日凌晨了。
急着往回赶的尉文渊，全然没有想到，他这样披星戴月赶回来的结果，是遇到了一场改变他人生命运的金融风暴。
22日下午去交易所上班，海通证券总经理汤仁荣跑了过来。“小尉，现在他们两派打得很厉害，弄不好要出事。”汤仁荣向尉文渊提供信息，看涨派与看跌派对峙的焦点集中在“327”上。这引起了他的警觉。
尉文渊一查，春节前后“327”持仓相差两倍，节前只有近50万口，节后达到150万口，这说明两派确实打得很激烈。
在尉文渊看来，150万口的持仓已经很高了。他果断决定：第二天上午10时30分开会讨论交易所关于国债期货交易风险控制的新制度。
23日上午，还没等到开会，辽宁国发出手了。
“尉总，场内出现异常情况，有个席位抛出了200万口！”23日上午开会前夕，尉文渊忽然接到了交易部的电话。
“赶紧查！”交易部告诉他，一家叫“无锡国泰”的期货公司席位违规抛出了200万口大单。
无锡国泰期货何许人也？在尉文渊看来，无锡国泰不是什么大公司，甚至没有听说过。再仔细一查，原来是高岭他们干的！高岭和高原兄弟俩是辽宁国发的幕后老板，“327”东窗事发后，兄弟俩从此销声匿迹了。
所以，当听到管金生的第二个要求时，尉文渊愣住了。
“没有接到文件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交易所没有权利发出这种模棱两可的通知，由此趟入多空争执的浑水。”尉文渊想，如果此通知一出，作为“三公”原则的铁定遵守者的交易所因此会被推上很尴尬的位置，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这一要求再次被拒绝了。
“那能不能把交易停下来？”管金生第三次发难。
“老管，我有什么理由把交易停下来？再拿什么理由恢复交易？什么时候恢复交易？你告诉我这个事情怎么做？”
此时的尉文渊心里明白，交易所没有任何理由对市场传闻做任何动作，也没有任何理由停止下午的国债期货交易。即便是“327”事件当晚，财政部国债司还打电话过来，要求保证第二天正常交易。
就这样，管金生离开了。
交易结束了，结算要开始了，怎么办？
根据规则，国债期货收市后开始清算，交易所根据浮动盈亏计算会员的保证金损失，不足部分需要追缴。此时，工作人员在焦急地等待尉文渊的决定。
“不能动，今天的交易结果先不要发出去。”尉文渊告诉工作人员。
思考了一会儿，尉文渊从桌子上的打印机里随手抽出一张打印纸，是一张少了半边的残缺的打印纸。写下这样一行字：
“经初步调查，发现327国债期货出现严重蓄意违规迹象，交易所正在作进一步调查了解，请各会员单位等待通知。”
写好后，他告诉工作人员立即将此通知发出去。而“严重蓄意违规”，成为后来调查组对327国债事件的性质认定。
尉文渊心里明白，这事是万国证券存心搞的。
通知发出去了，他立即拿起电话，拨通了管金生的电话。
“管总不在。”管金生的秘书回答。
“叫管总马上给我电话。”尉文渊一听秘书的回答立刻火冒三丈。
电话通了。
“你在哪儿？”
“在外面。”
“今天场内发生的事你知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这么大的事情你不知道？”
在尉文渊的一再追问下，管金生无法再兜圈子了。
“公司几个年轻人，很义愤，说多方利用内幕消息……”管金生在电话那头说。
“你马上过来！”
为何取消交易结果？
此时的尉文渊面临一大难题：如何处理这笔交易？
“电脑成交了，怎么办？我当初脑子里出现一个概念：这个交易不能算！”尉文渊的第一反应是想到了取消最后7分47秒的交易。
有人算过一笔账，按照16时22分13秒的交易价格151.30元到期交割，万国证券赔60亿元；如果按147.40元的收盘价算，万国赚42亿元。
当晚，管金生和尉文渊就“算”与“不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尉文渊认为，违规交易的结果是有问题的，而管金生坚持要算这笔交易。“这个交易一算，一方面是利益格局会发生变化，关键是鼓励了违规，我不能鼓励违规。”尉文渊这样想。
根据统计，2月23日收市后，“327”的持仓总量高达1400万口，若单边计算，约合人民币2800亿元，是“327”相应的现货债券的12倍。熟悉期货交易的人都知道“钱永远比货多”的道理。即如果算上最后8分钟交易，市场的波及面将非常大，而后者正是尉文渊所顾虑的。
“第一，市场波及面会大好多。一大批机构都会垮，甚至银行也会受到影响。”尉文渊说，“第二，违规交易造成的利益格局改变是不能认可的，否则变成了鼓励违规；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要造成社会影响，出现类似‘8·10风波’的事件，影响金融改革的进程。”
1992年8月10日，百万人南下深圳抢购股票认购证，不到半天的时间，抽签表全部售完，人们难以置信。人群就在质疑中开始发生混乱，并导致最后的冲突。这天傍晚，数千名没有买到抽签表的群众在深南中路游行，打出“反腐败”和“要求公正”等字样的标语，并形成对深圳市政府和人民银行围攻的局面，酿成“8·10风波”。
因此，从“维稳”的宏观角度出发，尉文渊绝对不能让类似于“8·10风波”在国债期货上发生。事实证明，这种处理方式是正确的。
就这样，“取消最后7分47秒的交易”决定下来了。
通知已经写好了，尉文渊要求暂时别发。
2月23日晚上22时，交易所最后做出作废交易的决定。
尉文渊一个人在大厅里坐了一个小时，要自己稳定下来，明白了不这样不行，必须得这样干。夜里23时，他正式下令，将这个决定经卫星传向全国。
这一天，尉文渊一分钟也没有休息。
2月24日，财政部贴息公告见报。上证所“327”国债期货价格开盘涨5.4元，达152.8元；而其他市场上“327”的价格在154元以上。
2月27日和28日，上交所开设“327”国债期货协议平仓专场，暂停自由竞价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