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1年11月起，许多股民开始对股票“认购证”魂牵梦绕，至于极少数因“认购证”而摆脱工薪阶层的股民，对1991年更是念念不忘。
1992年的上海业已开放，和20世纪80年代相比，老百姓的银行存款大幅度增长。截至1991年底，上海股票总面额为2.76亿，可流通的个人股面值为7569万元。
据1992年初上海复旦大学金融系对上海个人投资者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表明，上海有79.35%的人说自己想买股票而买不到，83.62%持有股票者想要追加股票投资。
虽然在1991年10月28日，上海实施了个人股票收入调节税，即按股息、红利超过一年存款利息部分交纳2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但这一措施并没有遏止人们对股票欲望的升温。
问卷调查明确地告诉股市的管理层，上海人对股票的热情已达到了沸点。
如果新股发行，数十万人涌上街头的场面不可避免，对于社会治安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1992年1月13日，上海管理层推出了新股发行办法，1992年股票发行实行认购证摇号中签购股，认购证每份收费30元，有效期为一年，单位和个人均可按规定时间到银行办证。
在这个发行办法中，有两点是极为明智的：
第一是没有像深圳那样仅在两天里发售，而是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各大银行网点随时可以购买“1992年上海股票认购证”；
第二是无限量发售，有多少需求就供给多少，认购证本身没有股票的供求失衡性质。
这两点避免了万人上街争购的局面，也就避免了治安上的隐患。
事实证明这一方法是安全有效的。认购证印制精美，封面烫金，封底上印有“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的字样，每份内设可复写的四联，要求购买者填上自己的姓名与身份证号码。认购证出售所得资金全部捐献给上海福利会。
原本准备了100万张认购证，以为足够供应，没想到一抢而空，管理层只好马上加印。
据认购证财务代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统计，截至1992年2月1日，上海各发行点共售出“1992年上海股票认购证”207.6万份，共计收入6232.95万元，除去工本费、广告费等支出，尚余5620万元，全部捐赠上海福利会。
2月2日发售工作圆满结束，各发行点停止对外供应。
207万份比管理层预计多出了一倍，可对于热情高涨的市民来说，这个数字太渺小了，因为他们是拿“无限量”来相比的。而且并不限于上海人可以购买，只要是中国公民都可购买，在许多人眼里发行结果会出现非常庞大的数字，所以大多数股民根本不看好“认购证”。
正因为大家不看好，致使有一些人“歪打正着”地发了财。
时任申华公司董事长的瞿建国，当时正为公司上市的事到证券公司接洽业务，证券公司的人说：“你是公司老总，帮我们完成点指标，买些股票认购证吧。”
不容分说，便填表给了瞿建国1000张认购证。瞿建国心想，自己公司有那么多人，1000张总能推销出去的，再说为了公司上市，证券公司的人是不能得罪的。所以他拿了这1000张认购证，到自己公司动员手下人买，但动员来动员去，员工们出于给领导面子，大都认购一两张意思意思。一圈下来300张都没卖掉，瞿建国只好拿着700多张认购证去证券公司退。
“你拿都拿回去了，怎么好退？不好退的。就算给上海的福利事业做点贡献吧。”证券公司的办事员对他说。
碍于面子的申华董事长只得吃不了兜着走，四处借钱把一堆“包袱”背回了家。就这样，瞿建国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发了500多万元的财。
当初并不看好认购证的人，当看到售出207万张的结果公布后，马上意识到中签率会很高，因为207万与他们预计的数字相差太远了，尤其当时认为全年最多摇10只股票，没想到最后居然参加摇号的多达30多只股票。
买的人后悔没多买，没有买的人更是懊悔不已！
于是发售一结束，认购证就被黑市狂炒起来。
30元一张的认购证炒到了600至1000元，万国黄浦营业部门前成为黑市认购证集散地，每天聚集着众多的“黄牛”。
1992年3月2日，“1992年上海股票认购证”首次摇号仪式在上海联谊大厦举行。
众诚、异钢、浦东强生、嘉丰、轻机、联合、二纺机7家股份公司向社会发行面值共7052万元股票，中签率为10.3%。
这个中签率无疑给认购证黑市注入了一针兴奋剂。30元一张的认购证一年将摇号4次，按这个中签率推算，全年的中签率将近50%。
如此一算，不免后悔之情扶摇直上，黑市认购证的价格为之狂飙，一张中签认购证价格突破了3000元，是成本价的100倍。
万国黄浦边上的皇宫海鲜酒楼当时成了炒认购证大户的据点。一张张饭桌被大户们包租下来，各张饭桌也有“专业”之分，有专炒单张的，有专门买卖连号的，还有专门经营整本，即连号的100张的。皇宫海鲜酒楼的生意为此也火爆异常，最后100张连号的认购证竟炒到了将近20万。
在第二次摇号的前夜，据说有些大户上演了一出“生死赌”，即把所有认购证根据尾数的单双分开，然后彼此交换，大户们手上要么全是单号的，要么全是双号的，这意味着要么全部中签，要么全部不中。
1992年5月25日，参加“1992年上海股票认购证”第二次摇号的企业开始发布招股说明书。
6月5日，“1992年上海股票认购证”第二次摇号举行，这次共向社会个人发行面值3.1亿元股票，中签率高达50%。
7月25日，“1992年上海股票认购证”第三次摇号举行，共向社会个人发行股票723.03万股，中签率为11.6%。
8月10日，“1992年上海股票认购证‘第四次摇号’，共7家公司向社会个人发行9200万元面值股票，中签又达到百分之十几。”
至此，当“1992年上海股票认购证”完成其历史使命时，中签率差不多达到了百分之百，完全高出人们的想象能力，即使“心轻万事如鸿毛”的人，也不能不为之怦然心动。
最后有人统计，买一张30元的认购证，如果中签的股票属中流，认购成本大约2000元左右，上市后抛出，利润却在5万元上下。
即使那些在黑市以最高价买入的认购证，因为都能中签，在1992年上海股市的火爆行情中，购入的股票大都也能带来利润。
上海的高先生知道股票是因为1992年发认购证，他不看好认购证，认为“无限量”发行将会产生一个庞大的数字，所以一张都没买。
可面对停板制度保护下天天涨停的股票，他是眼红的，尤其看了报刊上那些报道“杨百万”的股市经历，就更加按捺不住。他没跟老婆商量就辞掉了公职，并把家里两万元存款拿出来，准备当职业炒手。对于这种“疯狂”的行为，老婆跟他大吵了一场。
要成为股民首先得有股票，高先生天天起早去证券公司等编号，但他每天的委托石沉大海，没有成交过一笔。
1992年的2月18日是他事业的真正开端，因为那天上海证交所决定取消延中和飞乐股份的涨跌幅限制。这一天他起得特别早，第一个挤到证券公司的柜台前等待开盘。
“市价买入延中，市价买入。”高先生递上委托单，根本不看电视上出来的开盘价。
延中前一天收盘价为98.90元，开盘价是148.80元，他在153元满仓买进。当日延中收在168.40元，涨幅高达70.27%；而飞乐股份也有46.56%的涨幅。
“什么‘狼’呀？分明是被羊吃的狼肉嘛。”收盘后股民们笑逐颜开地嘲笑报刊上把风险视为“狼来了”的评论。
高先生与股民一样开怀地笑，他给老婆打电话：“今天我踩到高跷啦，当天盈利。”老婆反对丈夫辞职炒股，可对盈利还是高兴的。
随后，延中和大飞乐像两匹野马，一前一后地狂奔。面对“盖子”掀掉后的狂涨，手持其他股票的股民不再愿意抛出，使得其余7只股票基本没有成交。
3月12日，延中实业突破380元后，开始第一次回落。高先生与许多散户一样，没看到过回落的走势，认为是电脑出了故障，他挤到柜台边去问接单员。“电脑怎么会坏？看不懂呀？”
“股价下跌啦！”接单员的回答给了他当头一棒。
那时的股民还不懂得什么技术指标，甚至连牛市、熊市都没听说过。他们只有一个观念：买股票发财。
高先生手持延中，只会做一件事，盼着明天上涨。每天晚上从计算账面盈利转变成计算“损失”，这种转变使老婆失去了计算的兴趣。
随后的一个月，虽然天天下跌，但延中依然站在300元之上，高先生还保持着账面上100%的盈利。
5月份，延中破200元，他慌了神，准备抛出。5月21日上海证交所全面放开所有上市15种股票的股价，取消涨跌停板制度。
这一天对于上海的意义，有如2月28日对于深圳。这意味着政府对股票价格不再横加干预，听由股民哄抬或者打压。
消息提前16个小时传出，好像一阵风吹过这座城市，把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沉闷气息吹散了。
市民亢奋起来，从每一个角落涌出，汇聚到证券公司。股市已经收盘，但这依然不能阻止人群膨胀。毫无疑问，明天是个好日子，无论天气还是人气，都是如此。
午夜时分，人群没有散去的征兆，只等着太阳升起的时候股票大涨。
一个记者到处跑了一圈，回来趴在灯下，挥笔写一句：“上海有几万人正在街头熬过长夜。”
四川中路的海通证券公司门口，一个花甲老人向人群发表演说：“这回该狠狠搏一记了。小阿弟们，机会错过不会再来了！我年轻的时候白相股票，常常是3日两头不吃饭的。”
全城30家证券交易点门口，这时候都已人山人海，有人干脆扛来躺椅，发表演讲的，朗读报纸的，扎堆儿交流经验教训的，一片沸腾。
一位老者牵着3岁女童路过这里，自语道：“真像‘文化大革命’。”女童仰望爷爷，好奇地问：“什么叫‘文化大革命’？”
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心中只有一个“与人奋斗”的念头，此时则充满了发财的欲望。
有人连夜驱车跑到杭州，把这180公里沪杭公路弄得通宵车水马龙。这时只有杭州能“异地委托买卖”上海股票。上海这些人深夜赶路，显然不是为了去看西子湖畔的桃红柳绿，而是为了追赶次日第一时间股票交易。
到达杭州的时候已是黎明，朦胧晓色中，却见浙江省证券公司门前早有一条由人组成的长龙。这座秀丽恬静的城市现在也和上海一样，躁动地等待着这个朝霞满天的早晨。
开盘后的气氛果然不同凡响。
摆脱了控制的股票价格，就像摆脱了约束的人心世情，扶摇直上。新股老股携手并进，两天涨了134%。到这个星期五收市的时候，上海股市出现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奇观：面值100元的“豫园股票”以一万元收盘。
西方世界有个股市奇迹，说的是微软公司股票从这时起，10年涨了33倍。可这“奇迹”哪里比得上当日小小“豫园”——5天涨了100倍！
面对这么好的形势，高先生立即打消了抛出念头。
5月21日当天，高先生望着开盘后新老各股如野马狂奔，上证指数从20日的616点直飙升至1265点收盘，狂涨105%。涨幅最大的为轻工机械，从36元跳至195元开盘，以205.50元收盘，涨幅高达470.83%，当日所有放开股价的股票平均涨幅高达298%。他乐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这天延中又飙升至250元附近，高先生的脸上洋溢起“疯牛”的狂喜。
从“盖子”掀掉的那天起，上海股市真正演绎起上蹿下跳的“猴市”。
5月26日上证指数继续飙升，创出历史新高1420.79点。风险之“狼”似乎如临狂“牛”大军，惧而微之，难觅踪影。高先生更是捂紧股票，不肯抛出。
送走春天，迎来夏天。上海股民的大家庭里每天增加一万人，有30万人了，大家全都像过年一样快乐。
但是当初给股票价格摘“帽子”的那些官员现在胆怯了。他们在出奇制胜以后，不肯乘胜前进，反而忧心忡忡起来。
人们后来都说这些官员昏庸无能，其实这是过于苛求。让政府官员领导股票，本来就是勉为其难。
20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取缔股票市场的时候，他们中大多数不是没有出生，就是还在襁褓中。他们的股票知识，并不比茅盾《子夜》的读者更多。这时他们主要是被那“潘多拉盒子”里面跑出来的“疯狂”、“嫉妒”和“罪恶”吓坏了，正在想办法把它们塞回去。
5月底上证指数出现高台跳水，从1400点持续下跌，开始了暴涨后的第一次风险大释放。
在股票下跌之初，高先生依然抱着希望，当时的一些大户也不甘寂寞，猛攻盘子小的兴业、爱使、飞乐音响和申华，这4只股票被称为“四小龙”，看着飞乐音响从100元飙升至420元，当时面值为10元，高先生企盼着延中也能重现昔日的辉煌。但这种狂炒是强弩之末，最后的疯狂。
当股市下跌时，一些股民开始抛售，而“黄牛”炒编号和委托单的黑市死灰复燃，人们抛不出股票比买不到股票更着急。
为了解决散户“卖出难”问题，上海证交所采取了一项特殊措施。
6月1日，上海证交所率领20多家“会员”，浩浩荡荡开进“文化广场”。这广场其实是个大剧场，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没有座位，空空荡荡。政府叫股民们都到这里来，告诉他们，股民太多了，而股市委托代理点太少，实在挤不下，所以才在这里开辟新的交易柜台。
这想法不错，但是官员们却又自作聪明，要所有柜台只挂“委托卖出”的招牌。换句话说，这叫“只许卖不许买”。
一时间，上海西南隅的文化广场人山人海，每天前往抛股票的股民络绎不绝，场面蔚为壮观。高先生去了文化广场，在那里证券公司只接受卖出，不接受买入。“股票超市”里散户们争先恐后抛售股票的做空气氛令高先生恐慌，他不由自主地加入了做空行列，抛掉了延中。抛掉的价位正是买入价153元。
他的第一次炒股，不赢不亏，玩得就是心跳。
几个官员赶到当场，一看大势不好，赶快宣布暂停营业。
那时候政府就是这样来“领导”股市，也没有人说他们瞎指挥。什么“政策面”、“基本面”一类说法，也是几年后才由股评家的专业术语变作老百姓的口头禅。
“文化广场”这一暂停就是7天，等到再次开门的时候，至少有8个柜台可以“小额买入”了。
以后两个月，广场的委托柜台慢慢多起来。
到了这时，谁都看懂了，政府的办法虽然雷厉风行，其实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既不肯让股票暴涨也不肯让股票暴跌。
于是人心稍定，都说这广场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大集”，也不再争相抛售。
不过，最惊心动魄的“证券大集”已经南下，转移到深圳去了。
在福州，闽发证券公司在1992年下半年于报上登出通知，要求市民以信函方式申请办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登记，当天上午福州各邮局人潮汹涌，全市各主要街道的邮筒个个爆满。
在重庆，1992年发行了30万张股票认购证，每张5元，一张身份证限购5张，当即售卖一空，随即在人行道和公共场所，市民们公开进行认购证交易，一张中签认购证炒卖到1500元，未中签的也高达300元以上。
此外在成都的红庙子街，成立了四川省证券交易中心，1992年8月11日，发行了第一只可转换债券工益券，500元一张的债券，转手炒到了1000元。
于是，在这条街上形成了一个黑市，即红庙子市场。这个市场俨然成了一个股市的一级半市场，一些被传为可能上市的股票，在这个市场里疯狂地交易着。
1992年，中国“股份年”真正来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