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如此众多的人向小小的深圳涌来，一场治安危机就在眼前了。
不知道为什么，深圳的管理层对1991年发行认购申请表造成的治安压力没有引起丝毫警觉，而且对1992年4月1日发生的一场事件也同样视而无睹。
那天下午14时，深圳招商银行证券营业厅，不足百平米的空间挤满了股民，一位中年妇女被挤倒，脚跟离地身子倾斜，大呼救命。值班保安挤不进去，无奈之中，警察放了一颗催泪弹，在硝烟中救出那位被挤得奄奄一息的妇女。
同年8月初，刚刚毕业的张涛忽然接到一个国信证券的一个电话。电话里说，“你赶快来上班吧！人手不够了！”
此时深圳一共有300多家证券商、银行可以卖认购证。张涛去报到的国信证券是当时深圳最大的一个证券商。
张涛第二天便去了国信证券红岭中路营业部上班，在交割柜台做营业员。很快，她便见到了历史性的一幕：
8月7日那天早上，天有点闷热。张涛去上班，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离单位大楼还有100米左右，她就看到有队伍的长龙从她们楼里排出来。信托大厦前面的空地、绿化带、楼梯间、洗手间，凡是可以站人的地方全被股民给占了。他们排得前胸贴后背，学生、农民、打工仔、知识分子，男女老少，什么样的人都有。
张涛后来在维持秩序的警察的开道下，费了吃奶的力气才从那些挤得热气腾腾的人们中间穿过。经过的时候，她看到那些股民沿着营业部门口大厅的短短10多阶的台阶，一层接一层地往上垒，叠罗汉式地叠了六层。
没有人知道他们怎么上去的，总之一个人头压着一个人头，每个人的脸上都流着汗。
8月7日和8日，那些人整整排了两天两夜。此时营业部门对外营业时间是下午14时到16时，正常的交割、下单业务几乎全停了。因为排队的人把那些来办业务的人全挡在外边了。而在长长的队伍外边还聚集了一批小贩，卖饼、卖水、卖凉茶、卖豆浆、卖卫生纸，鸡蛋被炒到两块钱一个。
黄海雁也在排队大军中苦熬了一个晚上的，据她后来说：“人民北路的工商银行门口全是板凳，旁边的绿化带里全是垃圾还有粪便，味道很难闻。”
黄海雁是8日下午去排的，板凳的长龙已经绕过几个弯了。队伍里有很多学生，唱戏的、唱歌的、打牌的，干什么的都有。
到了傍晚的时候，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黄海雁就立即撤退了，但她走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淋在雨里，不肯挪地方。
在新股发售的当天，钱一麻袋一麻袋地扔进柜台纸头会滴水，钱也在滴水，都是汗。
据当年采访过这个情形的《深圳特区报》记者金涌回忆：
当时深圳的常住人口60万，发新股时却涌进了100多万人。全国各地的人都在这几天涌进深圳，北京人、上海人、哈尔滨人、广州人……他们直接就在发售点前把行李一放便开始排队。
许多人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有当地农民自告奋勇带路钻铁丝网，收费每人40元，等等。
光有身份证还不行，还得有排队的人，因为每个人最多只能凭10张身份证去申购。
于是所有的闲杂人员、民工、无正当职业者都得到了一份排队的临时工作！
然而，深圳的人力资源毕竟是有限的，要价也水涨船高，头脑精明的便到外地去请。还有人回他的老家雇几卡车的农民、民工，昼夜直驶深圳。
据说，当时有一对姓唐的，以50元一天劳务费的代价，从乌鲁木齐一次性雇请1500名民工排队领取认购证。最后，他们的认购证很快被换成大量原始股，曾经轰动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