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始人尉文渊直言，自己最初关于股票知识的启蒙来自于禹国刚写的书。
禹国刚1968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在军工厂工作。
1981年的春天，不安于黄土高坡命运的他，拿着变卖家产所得的600元钱，带着老婆孩子闯深圳。在深圳的爱华电子公司工作。
两年后，天上掉下个馅饼，正好砸到禹国刚的头上。禹国刚和另一位叫蔡靖华的小伙子就被选中去日本学习证券。选人到日本学习证券这件事，是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老先生向廖承志副委员长提出的。
冈崎嘉平太1979年开始提出，1979年、1980年、1981年连着提出了三年。廖承志副委员长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会用股票这些资本主义工具，这事以后再说吧。
到了1982年的时候，冈崎嘉平太老先生还是矢志不渝，他又一次向廖承志提出派员的要求。
冈崎嘉平太说：“你这个人真是的，我说过我出钱，你选人，至于学了以后用与不用，大权在你手里，你干嘛每次都婉言谢绝？”
这个话说得很软，实际上表达的意志是很中肯的，就是希望一定要派人。
廖承志心想也是，用不用以后再说，派两个人学了总不会有什么不好，学了证券用不着，只当是出去学日语了。
那会儿中国还没有股票，日本人觉得这是新鲜事，于是《朝日新闻》上就把两位在东京学习证券的小伙子的照片登了出来，照片的背景是东京证券交易所。
后来禹国刚回忆说：
那个记者问我，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不用股票这个东西，派你们两个来干什么？这个问题很尖锐。所以我回答他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语叫“学了不会是白学的，”他后面没有往下再问了。他如果再穷追猛打，我真不好说。那时候国家根本没把这个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日本只学了一年，禹国刚就回到了深圳。
国内没有证券这一行业，学了等于白学。他只好重新回到爱华公司，继续干他的老本行。
1989年底，深圳市要筹建证券交易所，副市长张鸿义才忽然想起有这么一个专业青年，于是禹国刚就从爱华被挖出来，跟王健做搭档。
王健原来是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一名副科级干部。
1986，年深圳开全国先例，公开招聘12名副局级干部。时年36岁的王健前去应聘，结果金榜题名，1987年3月当了新组建的深圳发展银行的副行长。
深圳发展银行的迅猛发展，与王健两年半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恰在此时，1989年12月28日，深圳市政府一纸公文，让王健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了任命，出任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
当时的股市还处于起步阶段，各项法规没有健全，机构操纵股价的行为时有发生，对于这个新工作，王健非常排斥。
上任之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片空白。政府没有给予任何实在的支持，没人没钱也没有办公地点，更没有任何国内外交易所的资料及法律法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为了赌口气，也为了实现自身价值，王健上任以后，先办了4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人；第二件事是找钱；第三件事是找地方；第四件事就是组织人设计交易所的法律法规。
说是筹建深交所，可一没钱，二没地方。王健像密探似地四处筹钱，终于有一天探得消息，证券市场专家小组有一笔20万的经费存在银行里。
王健骑着自行车去向投资管理公司的总经理董国良借这笔钱。
没想遇上个豪爽人，董国良一口就答应了。
接着王健就开始找地方，找来找去，找到了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后代叶华明。叶华明是深圳市科委的领导，看到王健搞交易所如此艰难，叶华明深受感动。
“这样吧，”他对王健说道，“你们搬到科委大楼免费办公，以后交易所就设在科委大楼一楼的大堂。”
后来副市长张鸿义不满意。他说：“设在科委自然安静，但是其影响程度就不如国贸大厦。深圳要走向世界，从长远看，设在国贸大厦影响会更大些。”
国贸大厦总经理马成礼赶紧把三楼的仓库腾了出来。三天后，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的牌子就挂在了国贸大厦的仓库门口。
此时，王健他们又参考了港台证券交易所的法律法规和章程，同时也借鉴了其他国家比较适合深圳实际的一些法律法规，把它结合起来的，形成了一套法律法规草案，他们称它为《蓝皮书》。
他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在半年内就完成了管理模式、管理法规、交易程序、作业流程以及市场规划等方面的工作。
在《蓝皮书》里，他们就草拟了40多个法律法规。我们参照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以及美英的交易法规，在他们的基础上提炼、整理。当然，这也要与中国的国情相联系。最后，他们写成了3本书。
虽然由于他们编撰的时间比较仓促，同时也因为参考的书目也比较多，使得编写出来的文字真有点南腔北调的味道，有港味的，有台味的，还有国外的，显得有点凌乱。
但不管怎么说，它们奠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最初的、必要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基础。
此时股市的管理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从1990年《蓝皮书》编成，到1991年7月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家体改委、国有资产管理总局联合批文的下达，经历了一年半的时光。
筹备工作真是一步一座山，处处有劫难。
然而，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硬是在要什么没什么的环境里，在短短几个月内，于1990年5月份将深圳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准备完毕，只待上级一声令下，交易所便可进入正常运作。
一听说办“股票交易所”，有人立即描绘了一幅幅自杀跳楼的可怕场面，资本主义赌博、大鱼吃小鱼之类的恶言恶语不绝于耳。
深圳人民银行提出叫“交易中心”的代名词，理由是因为怕“交易所”3个字不好批。
但是市委书记的李灏并没有含糊其词。
1989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还是批准了筹备组送交的报告，并明示叫“深圳证券交易所”。
这一点足见市领导的决心：
按国际规则打球。
有了市政府的指示，筹备组加快了脚步积极准备。到1990年5月，交易所的店堂装修一新，人员培训按部就班，进展顺利，并在指定时间里完成了培训，应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恰逢此时，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司长前来深圳视察。在参观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他说“可以先转起来，先在我那儿备一下案。但你们必须要改个名，叫‘深圳证券交易市场’比较好。”
为了能够顺利地早日开业，交易所筹备组只得考虑更名再报！交易所筹备组以往起草的文件又都统统改名曰“深圳证券交易中心”。
1990年，上海把浦东开发的一揽子计划提交中央，其中把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列了进去。冷不防在这些计划中加进个交易所，北京当时没在意。
上海一看没驳回，就加足马力赶紧干。1990年1月，贺镐声到北京参加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会议，会议期间，他跑到“联办”去游说，希望“联办”为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助一臂之力。
5月，上海与北京的“联办”合办了一个发展证券市场的国际研讨会。
10月中旬，举办了一个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发展上海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
这次会议遍邀了全球证券界的各路英雄。
在会上，朱镕基把18张真空电子股票赠送给这些国际证券界的英雄们。
1990年春，朱镕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宣布：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朱镕基把这话放在香港说，明摆着要说给隔岸的深圳听，就是想让深圳人着急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