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后，在台湾经济界引起很大反响。“经建会”曾“召开多次会议进行检讨”，一些经济专家也先后发表谈话或文章，认为中共这次经济体制改革“无疑地是一次破天荒的大变革”，不仅对整个大陆经济“将有决定性的关系”，而且将会对台湾经济“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1984年10月24日，“经济部长”徐立德，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答询时指出，中共“近来采取开放经济政策，有许多新的构想与改变”，“经济部十分重视”，已决定“将以加速产业结构的改变，在经济科技发展上谋求突破”，使台湾“工业达更高境界，以扩大与中共间的经济差距以为因应”。
10月29日，“经建会”召开“咨询委员会议”，针对中共经济体制改革对台湾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研讨”。与会者认为，中共经济体制改革，“在短期内”对台湾的影响“不会显著”，“长期而言则有不利之影响，值得注意”。而“长期影响”含有“直接与间接两方面意义”。就直接而言，“传统性工业产品出口”，对台湾“竞争压力很大”，尤其是台湾“工业升级缓慢之际”；间接方面，对台湾“不利”的是：“中共经济体制的改革，将引起西方兴趣，并赢得好感，可能对中共会给予更多的帮助”。
“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凯，10月29日在《自立晚报》发表文章说，中共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概略的视为中共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在精神上”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延续与扩大”。
美国印地安那博尔大学经济系教授郑竹园，11月3日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中共城市经济改革的构想及阻力》的文章说：“这次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城市经济改革方案，是1978年进行农村包产到户后最重要的措施。其影响不限于2亿城市人口。对整个大陆经济，将有决定性关系”。
“从理论层次看，这些改革，都企图吸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点”，“来矫正计划经济的弊端”。文章说，中共这次改革也“将面临一连串的棘手问题”，“如今要运用优胜败劣的市场抉择，来决定工资与就业”，必然要遇到一些困难。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后，台湾主要报纸普遍对大陆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报道，有的转自外电，有的发表了自己的消息、社论。这些文章毁誉俱有，但都承认大陆农村改革的成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改革将解放经济活力。
《台湾新生报》以《中共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题发表社论说，“近来，中共当局认清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不能只依靠体力劳动者、落后的小生产方式和低水平的经营管理，而更要依靠精密的管理技术和脑力劳动者。由此可见，中共之‘城市经济改革’旨在使其经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而在不违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力求增加生产”。
《中国时报》的社论说，“这次城市经济改革并无新奇之处，只是继续过去的路线予以扩大和加强，但扩大和加强的程度相当之大”，“证明中共过去的改革有相当的效果，值得继续与强化”。
《中国时报》的社论还说，“在非农业部门，或城市部门，或工商业部门进行改革”，情形比农村“复杂得多”，“中共了解这一点，其进行的改革极为谨慎，可说步步为营”。
《中国时报》认为，大陆的城市改革中，“价格体系”和“计划体系”的改革是关键的两步棋，“可以预见，计划体制改革，将会推动各个经济领域的改革”。该报还认为，中共经济改革“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正的方面会进一步解放其经济活力，促成较为快速的进步，对其现代化有重大帮助；反的方面如果处理不善，会造成混乱”。
《中国时报》另一篇社论说，“自1979年起，中共即将经济改革或经济现代化列为首要的工作”，“首先在农村展开所谓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经营多元化等等改革”，”此一改革收效很大，农民所得及生活立获改善，这几乎为所有注意中共经济的中外人士所一致同意”。
这篇社论还说，“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农村路线后，农村实施责任承包制，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亦获得了初步的改善，农民的生活是较以往，也较工人、知识阶层的生活有较多的改善”。“这是中共给大陆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中央日报》刊登“中央社”的消息说，“中共不放弃‘四个坚持’，任何经济改革措施都是充满矛盾的，不可能达成具体效果”，该报还转载了两条合众国际社发自北京的消息，说“中共改革经济体制，势将导致通货膨胀”，“引起政治危机”。
虽然台湾媒介有些夸大其词，但大陆在经济改革的同时确实遇到不少困难。在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大家齐心协力，一一攻克了这些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