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一天，在从北戴河回北京的路上，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和田纪云乘坐胡耀邦的专列。胡耀邦让他们到他房间去。
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应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机械、轻工、电子等加工工业，市场调节几乎占了主导地位。
计划管理部门既不管原料供给，也不管产品销售，企业按合同生产，在市场上采购原料，在市场上销售产品。
但是，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方面，理论却落后于实践。理论的进展为什么会遇到困难呢？因为马列主义的传统理论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样，马列主义的教科书和改革的现实就发生了冲突。如果放弃教科书的观点就会有政治风险；而如果坚持教科书的观点，改革就不能前进。
所以，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只能一步一步地试探，只有确信没有“地雷”才敢前进。
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是向马列主义教科书的挑战，改革每前进一步意味着马列主义教科书的退让。改革的动作过激，超越了当时能够容忍的政治限度，就会被坚持教科书的人们抓住把柄，改革就得被迫后退。
中国在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探索的趋向是逐步加大市场调节的份量，减少计划调节的份量。在计划调节中，又逐步加大指导性计划的比重，减少指令性计划的比重。既然同意搞商品经济，这样的趋势是必然的逻辑。
看到市场化进展加快，陈云深表忧虑。1988年，他针对中央搞市场化提出了8点意见。
陈云一开头就说：
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
在1992年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这一基本原则是一直没有被触动的，只允许在这个大前提下探索计划如何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理论探讨中，有时向计划倾斜，有时则向市场倾斜。
当时有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是主辅论。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里先强调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框架内，辅以市场调节手段。
这种被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采纳的模式，在党的“十四大”以前，占主要地位。因为这个提法符合“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这个传统理论。
二是板块论。持这种看法的人把产品分成几块，分别由计划和市场来调节。
例如，北方13所高校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指出：“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必须实行计划调节，就是说，由国家统一计划生产，统一规定价格，统一进行产品的分配。”“对于其他产品，则可实行市场调节的方式。”
三是渗透论。这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性和市场性是互相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按比例发展的两种形式，它们之间本来是紧密结合，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它们截然分开以致对立起来是不妥当的”
四是层次论。一种主张是，在宏观层次上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在微观层次上，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另一种主张是，在制度层次上要强调计划经济是特征，在运行层次上把两者看作是配置资源的手段。
五是时空论。主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根据实际情况，计划和市场各有侧重。
例如，在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主要采用市场调节；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加强计划管理。
还有其他一些看法。
在这种种看法中，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强调计划的作用，一种是强调市场的作用。
这两种不同的侧重中，一般是由于看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而形成的。但也有相互指责、上纲上线的。强调计划的人指责强调市场的人是搞资本主义；强调市场的人指责强调计划的人阻挠改革。
在这期间，有一些经济学家大胆地抛开“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传统看法，倡导市场经济。
广东老经济学家卓炯在学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时说：
理论上要彻底一些，其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可以叫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老经济学家杨坚白也说：
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同义语。
经济学家于光远也认为：
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个范畴之间没有区别。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站出来重申马列主义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在北京举行。
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出席大会开幕式的共1953人，代表着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党外副主席、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96人列席了大会，并有中外记者400多名采访了大会，其中包括1名台湾记者。
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这次大会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并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了一个新的解释：
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
党的“十三大”在这个解释中提到“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这就否定了主辅论、板块论、层次论等各种不重视市场调节的观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把市场调节的作用提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高度。
但是，仍然有人批评市场取向的改革，并说“所谓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
1990年7月5日，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高层会议上，出现了激烈的交锋。这次会议是由江泽民总书记主持的。座谈会一开始，就在改革应当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主张“计划取向”的人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作用，不能喧宾夺主。
主张“市场取向”的人据理力争，强调必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并且指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从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方针后退。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会上发言很激动，他不停地咳嗽，会后还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批驳了坚持“计划取向”的言论。
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这一看法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是常识，在实际工作中更是没有区别。但这层窗户纸谁也不能捅破。捅破这层纸的，就只有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