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19日和20日，中英代表在北京举行第五轮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中方代表提出，撒切尔夫人的信确实表明英方作出重要让步，即同意以中方构想为谈判基础，但是并没有取消英国关于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的要求。
柯利达急忙解释说，英国只是把自己视为香港的“照管人”。
撒切尔夫人在其他一些内阁成员和柯利达等人的说服下，终于开始考虑改变态度。
在这次会谈中，柯利达讲到，如果香港问题解决了以后，英国不谋求在香港的管治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只谋求与香港保持某种密切联系”。
中方代表问他“某种密切联系”是什么意思，一定要他讲清楚。
英国虽然不再提“以主权换治权”的要求，但又通过提交工作文件的方式，提出许多企图在香港最大限度地保留英国影响和使香港脱离中央政府领导、甚至使之成为某种独立政治实体的建议。
在会谈中，英方代表提出，香港特区要享有“最大程度的自治”，反对直辖于中央政府，他们要求中方承诺不在香港驻军。
英方还要求在香港派驻性质不同于其他国家总领事的“英国专员”代表机构；持有香港身份证的海外官员可以担任“公务员系统中直至最高层官员”；要求中方承诺在1997年后原封不动地继承香港政府结构等。
从第五轮会谈开始，英方陆续将上述要求提到谈判桌上。
10月30日，香港电视台记者问撒切尔夫人，1997年后英国是否仍希望参与香港管理？
撒切尔夫人回答说：
这些正是谈判中在讨论的问题，显然，我们认为英国保持与香港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英式管治体制是香港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香港成功乃华人之勤奋、企业化与创造性，加上英式管治体制的结果。如果现在的生活方式不能保持，则会面临灾难。因此，中英谈判即是解决港、英如何保持联系以继续繁荣。
撒切尔夫人企图利用中国政府关于1997年后香港制度等不变的政策，达到她促进香港享有“最大程度的自治”，保持港、英特殊联系的目标。
为此，撒切尔夫人授意港英政府准备大量关于香港法律制度、金融制度和对外经济关系等工作文件，提交第六轮和第七轮谈判桌上。
针对英国方面的一系列不负责言论，中国从侧面给予了回击。
9月23日，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强调指出：
中国内地大力支援是香港繁荣的重要因素。
当时，英国官方和报纸大造舆论，集中宣传这样一种论调：要维持香港繁荣，离不开英国的管治。
9月14日，英国保守党外交委员会秘书莫伊尼汉对香港《虎报》记者发表谈话宣称：“英国在香港所起的作用是（这里）经济稳定的关键”，为了“保持香港的经济稳定”，英国“不能放弃对香港的管理权”。
英国《金融时报》8月16日的文章说：
确保香港继续繁荣和稳定的最好办法，是继续实行有英国参加的管理体制。
港英律政司祁理士发表文章，鼓吹英国在香港的政制是“维系信心的基石”，“促进繁荣的先决条件”。
新华社发表的文章说：
这种所谓维持香港繁荣非英莫属的论调，是英国目前反对中国收回香港主权、企图继续维持其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的一个主要借口。
然而，这种借口缺少事实根据，是难以成立的。近三十多年来香港的繁荣，主要是香港500多万居民（98%以上是中国同胞）的勤劳智慧和努力经营的结果，中国内地长期以来对香港各方面的大力支援，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文章还用大量的事例，反驳了英方的谬论：
中国政府一直很重视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例如，1973年，全世界发生能源危机，香港的传统石油供应量减少了10%，当时香港人心惶惶，港英当局派人“十万火急”地向中国内地要求供应燃油。内地在当年11月20日就派专船送去了5000吨轻柴油，12月底又送去同样数量的轻柴油。1974年，内地供应香港各类石油达30万吨。当时的香港副布政司祁廉桐说：“鉴于中东方面所供应的石油预期将会减少10%，故而中国石油输港，无疑将极受欢迎。”
又如，香港的淡水供应一直很困难，1961年正是中国内地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时，深圳为香港动工兴建第一期供水工程……使香港每日3.5亿英加仑的需水量，每年能保持供应10个月，香港的淡水再也不紧张了。
文章最后说：
当然，英国的某些政策措施和某些行政管理办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不是主要和关键的，更不是唯一的。把香港的繁荣完全归功于英国的管治，并以此做为反对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借口，是违背历史和现实的事实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
英国谋求1997年后参与管理香港和让其享有最大程度自治的主张，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抵制，迫使撒切尔夫人不得不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