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的体魄是成功的保障
从始至终，人本主义者总是企图建立一个自然主义的、心理的价值体系，试图从人的本性中派生出价值体系，而不必求助于人自身之外的权威。在历史上有过许多这样的理论家，然而从实际效果的普遍性来看，他们统统失败了。
这些不适合作为理论的大多数理论，依据的全都是某一些或另一些心理学假设。事实上，所有这些理论，实际上都能被证明是虚伪的、不适当的，是不完全的或者说是缺少某个方面。
但是，心理学在科学和技术上的某种发展，使我们有可能第一次觉得有了信心，只要我们充分艰苦地工作，建立从人的本性中派生出的价值体系是可以实现的。
尽管有些问题还不是很完善，但我们了解怎样批判那些旧的理论，我们知道准备建立的理论的形态；而且多半我们也知道，为了填补知识上的缺陷，应该走向何方以及干些什么事情。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回答这些古老的问题：“什么是有道德的生活？有道德的人是什么样的？怎样才能把人教育成期望和喜欢过道德的生活的人？怎样才能把儿童培养成道德高尚的成人？等等。”
也可以这么说，我们认为科学的伦理是能够建立的，而且我们知道如何着手建立它。
大量的研究实验表明，如果呈现给动物可供自由选择的对象足够多，那就可以看出，各种动物普遍具备选择有益食物的天生能力。研究证明，在不正常的条件下，躯体的这种智慧一般也能保留下来。
例如，切除了肾上腺的动物，能够通过重新调整它们自我选择的食物，来保持它们自己的活力；怀崽的母兽为了适应胎儿成长的需要，会很好地调整它们的食物。
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胃口决不是完善的智慧，而且仅凭这些胃口是不能胜任的。例如，想一想机体对维生素的需要就能说明这一点。在碰上毒物时，低等动物比高等动物和人能更有效地保护它们自己。
以前形成的选择习惯，完全可以给当前新陈代谢的需要投上阴影。而且，在大多数人身上，特别是在神经病患者身上，各种各样的力量都能毒害这种躯体的智慧，尽管这种智慧永远不会完全丧失。
这个一般的原理与著名的体内平衡实验完全吻合，它不仅对于食物的选择是对的，而且对于各种其他身体需要来说也是对的。
这一点看来己相当明显，一切有机体，是更加能够自我管理的、更加能够自我调节的和更加自动的。有机体应当受到巨大的信赖，而且我们也正在学会坚定地信赖婴幼儿的内部智慧。例如关于选择食物、断奶的时间、睡眠的总量、训练控制便溺的时间、活动的需要以及其他的事情上，都更加信赖婴幼儿自己。
可是，我们也了解到，特别是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有病的人那里发现，选择者有好坏之分。我们已经认识到，尤其是从心理分析学者那里认识到这种行为的许多隐蔽的原因，而且这些原因己受到应有的尊重。
在这方面我们具有令人吃惊的实验，而且这个实验充满了价值论的意义。小鸡在自由选择食物的时候，它们选择对自身有益食物的能力是完全有差异的。好的选择者变得更加强壮、更高大、更占优势了，这也意味着它们得到了最好的东西。如果迫使差的选择者吃好的选择者选择的食物，那么就会发现，差的选择者变得比过去强壮、高大、健康、有优势了，不过它们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好的选择者的水平。
如果类似的实验在人身上也能做出，那么，我们大量重建各种理论就很有必要了。就人的价值理论来说，径直地依据统计，描述没经过挑选的人的选择，这不会是适当的。把好的选择者和坏的选择者的选择，把健康人的和病态人的选择，进行平均计算也是无益的。
从长远角度考虑，只有健康人的选择、感受和判断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从长远来说对人类是好的。神经病患者的选择，最多能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对于保持神经病的稳定是好的。脑损伤者的选择，也只能对于防止灾难性崩溃起作用，而切除肾上腺动物的选择虽然可以使自身免于一死，但这种选择对于一只健康的动物却有致命的危险。
这是使大多数享乐主义者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沉没的暗礁。由病理激发的愉快同由健康激发的愉快是不能平均的。
此外，任何伦理的准则都必须考虑体质差异的事实，无论是小鸡和白鼠，还是人类，道理都一样。正如谢尔登和莫里斯已经证实的那样，一些价值对所有健康的人都是共同的；而另一些价值对所有人则不是共同的，而只是对某些类型的人或特殊的个体才有用。
不过，特异的需要则产生特异的价值。基本需要的东西，可能对于所有人都是共同的，因而是人类共同具有的价值。
个体的本质差异产生价值观，也就是说，个体本质的差异导致有关自我文化和世界各方面的偏爱。这些研究支持了诊疗家在个体差异上的普遍经验，同时也得到了这种经验的支持。这也是人种学资料的实际情况。这些资料说明，由于剥削、压制、赞同或非难等等因素的存在，每一种文化都只选择了人类体质潜能系列的很小一部分，从而弄清了文化差异的意义。这同生物学的资料和理论以及同自我实现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它们证实，器官系统坚持表现自身。简而言之，坚持活动、肌肉发达的人喜欢运用他们的肌肉。
的确，为了自我实现必须使用它们，这样才能达到主观感觉上和谐的、没有压抑的和满意的活动。这是心理健康者非常重要的方面。有智力的人必须运用他们的智力，有眼睛的人必须运用他们的眼睛，有爱的能力的人应当有爱的冲动和要求，这样才能感到是健康的。智能吵吵嚷嚷地要求使用它们，只有当它们被充分利用了的时候，它们的吵嚷才会停止。概括来说，智能就是需要，因而也是固有的价值，而且两者的关系已密切到这种程度，假如智能相异，价值也会因而有所不同。
不可忽视的心理健康
让人不解的是，心理治疗分析一直不被实验心理学的人们所重视。作为成功的心理治疗的结果，人们的理解不同了，思维不同了，学习不同了。他们的情感和动机都发生了变化。
心理治疗是我们揭示出与人的表层人格强烈对比的最深刻本质的依据和最佳技巧。他们的人际关系及其对待社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的性格（或人格）无论在表面或是深层都有所改观，甚至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外貌变了，身体素质增强了等等；（有时）在某些病例中甚至连智商也上升了。
然而，就是在有关学习、感知、思维、动机社会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五花八门的这类著作中，心理治疗法这一术语也没有被收到索引中去。
只举一个例子，学习理论毫无疑问至少可以说能从对于婚姻、友谊、自由交往、耐力分析、职业的成功、治疗力量、学习效果的研究中获得裨益，这还不提悲剧、创伤、冲突和痛苦。
另外，一系列同等重要有待解决的问题随着探究仅仅作为社会关系或人际关系的一个准例，即作为社会心理学分支的心理治疗关系，也被人们发现了。
我们可以描述出患者与治疗者至少有三种方式彼此联系在一起，即独断的、平等的和放任的。而且，每种方式在不同的时候有着各种特殊的适用性。不过，准确地说，在儿童俱乐部的社会氛围中，在催眠的方式中，在政治理论的型态中，在母子关系中以及在类人猿的种种社会组织中，这三种类型的关系均有所发现。
人格理论发展的不充分性，肯定会随着对于治疗目的与目标的任何彻底研究而暴露出来，对科学中不重视价值这一基本的科学正统信条产生疑问，揭示出有关健康、疾病、治疗和治愈诸医学观念的局限性、清晰地展示出我们的文化依然缺少一个适用的价值体系，难怪人们一直对此避而不谈。还有另外许多示例可被用以证明心理治疗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门类。
我们可以说心理治疗的进行有七种主要方式：（1）通过表露（行动、释放、宣泄），如列维释放疗法所示；（2）通过基本需要的满足（给予支持、担保、保护、爱恋、尊重）；（3）通过威胁的转移（保护，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4）通过洞察力、知识和理解的改善；（5）通过建议或权威；（6）直接攻其病症，像在不同的治疗中那样；（7）通过肯定的自我实现、个性化或成长。
为了人格理论较一般的意图起见，它还设立了一系列方式，按照这些方式，人格沿着文化上与精神病学上所认可的方向变化。
其中我们对追踪治疗素材与动机理论之间存在的若干内在联系最感兴趣。需要的满足是通向全部治疗的最终明确目标，即自我实现之中的重要一步（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治疗肯定需要一定的人际基础，因为只有通过他人，这些需要才有可能得到满足。一系列基本需要（其满足物构成了基本治疗药物，如安全、归属关系、爱和尊重等）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
只得承认仅仅在较简单的治疗方面我才有足够的经验。那些主要在精神分析（较为深奥）疗法方面有经验的人很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重要的药物是顿悟而不是需要满足。
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重病患者在他们放弃了对于自我及他人的幼稚可笑的解释，变得能够按照实际状况来理解和接受个人的与人际的现实性之前，他们绝没有可能接受或吸收基本需要的满足。
我们如果能对这一问题展开辩论，就不难发现，顿悟疗法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需要满足。我们知道只有当这些变化付诸实现之时，顿悟才是富有成效的。
大致区分一下简单的、短期的需要满足治疗与深奥的、长期的难度更大的顿悟治疗之后，会认识到这一区分具有可观的启迪价值。在诸如婚姻、友谊、协作、教育这些众多的非技术性情境之中需要满足是可能的，这就为治疗技能极大的拓展给非职业人员（非职业疗法）开辟了一条理论通路。
顿悟疗法显然可以当成一个技术性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训练才能掌握它。对于非职业疗法与技术性疗法之间二分法的理论重要性的不懈追寻将显示其多种多样的有用性。
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观点：虽然顿悟疗法既深奥而且还含有若干的附加原则，但如果我们能从研究选择抑制或满足人的需要的后果出发的话，它们都能够被人透彻理解。这和从一种或另一种精神分析（或其他顿悟疗法）的研究中推导出对于短期治疗的解释这一实际情况直接对立。
后一种方法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在心理学理论中把心理治疗法及人种成长的研究封闭起来，使其或多或少自给自足，为特定的或原来的只适用于这一领域的法则，这种情况不仅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多数职业治疗家所接受的是医学训练而不是心理学训练，还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实验心理学家们对于影响其描述人的本质这一心理治疗现象的东西出乎意料地漠视。
简言之，我们不仅可以主张心理治疗法最终必须坚实地立足于健全的普通心理学理论之上，而且还可以主张心理学理论必须拓展自身以适应这一任务。因此，我们必须从较简单的治疗现象入手，然后再过渡到讨论顿悟的问题。
我们将许多事实集合起来并不可能造成一种纯粹认知的心理治疗理论或一种纯粹的非人格心理治疗理论，但是它们却与需要满足理论，与治疗和成长的人际方法相处融洽。
心理治疗存在于社会的任何形式之下。巫师、术士、巫婆、村落的年老女巫、僧侣、宗教师以及出现于西方文明中的医生，他们有时总是能够完成我们所谓的心理治疗的。的确，通过完整戏剧性的心理病理的治愈，通过更为微妙的性格及价值紊乱的治愈，伟大的宗教领袖们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人为这些成就提供了各种类型的解释，毋庸认真考虑。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尽管这些奇迹能够被付诸实践，但是实践却并不知道他们完成它们的原因与方式。
始终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不同的心理疗法派别各执己见，有时颇为激烈。然而，在足够长的一段时期以后，临床的心理学家偶然碰到这样一些病人，他们接受过每一个思想流派的继承治疗从而痊愈。这样这些病人就将成为理论的感激涕零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每一思想流派失败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使这一问题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有些病人，是由医生甚至是精神病学者治愈的，而这些医生从未受到过可以确切称之为心理疗法方面的任何方式的任何训练（这还不算学校教师、牧师、护士、牙医、社会工作者等）。
我们显然可以对这些不同的理论流派进行经验的与科学的诘难，并且依据其有效性的大致等级排列它们。而且我们能够收集到合适的统计资料以表明，一种理论训练比起另一种来所产生的治愈或成长的百分比更高。虽然没有一种理论训练会完全失败或全部成功。
我们要认识到这一事实，治疗结果的出现与理论之间并无绝对的关系。
就算在一个思想流派的领域之内，比如说古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众所周知，分析家们普遍承认他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这不仅表现在通常所界定的能力方面，还表现在单纯的治疗效果上。有些天才的分析家在教学与著述方面贡献卓著，对于他们渊博的学识有口皆碑；作为教师，他们深受人们的欢迎，被人视为训练有素的分析家，可他们就是常常无法治愈他们的病人。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从不撰写什么东西，即便有所发现却也少得可怜，可他们几乎总是能治愈他们的病人。当然，十分清楚的是，在成为天才与治愈病人的这些能力之中存在着基本程度的确定的相互联系。
历史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思想流派大师虽然自己是最称职的治疗家，但他在传授给学生们这种能力时却是难上加难，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成功。如果这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一个内容问题，一个知识问题，如果治疗家的人种毫无差别，那么，如果学生与老师同样聪明、同样勤奋的话，最终学生们就会干得和老师一样出色，而且极可能超过他们的老师。
有一种普遍的经验适合于任何类型的治疗家。第一次见到病人，同他谈论一些表面的细节，如步骤、治疗时间等等，第二次接触的时候叫他汇报或说明一下进展情况。从公开的言行这一角度看，这一结果绝对很难想象。
有的治疗结果无需治疗家开口便会出现。在一个例子中，一位女大学生希望得到有关个人问题的忠告。一小时之后她心满意足地决定了这个问题，然后离去了。
对于年轻患者或是并不太严重的病例中，日常生活的主要经验就会起治疗作用，这是就治疗作用这一术语的全部含义而言的。良好的婚姻，工作愉快成功，发展良好的友谊，有了孩子，面对紧急情况，克服困难——我们发现所有这一切在没有治疗家帮助的情况下竟产生了深刻的性格变化，根除了病症等等。事实上，有理由这样认为：基本的治疗力量中包括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且职业心理治疗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使个体能够利用它们。
好多精神分析家看到治疗的效果进展是在他人分析的间歇以及分析完成之后。
治疗家还注意到，在接受治疗者的妻子中，有丈夫相伴随的进展中将会很快发现成功疗法的迹象。
现实中的一些特殊情形深具讽刺意味，那些从未受过专业的治疗训练或未熟练的人却亲自应付或至少是控制着绝大多数的病例。而在心理学领域以及其他领域里有此体会的一定大有人在。
有些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学生所受训练极其有限，甚至到了贫乏的程度。这些学生完全是由于热爱人类，希望理解并帮助人类才步入心理学，他们发现自己被带进了一个特定的近乎迷狂的氛围之中，在这种氛围里，他们的大量时间都花在感官现象上，条件反射的细节上，无谓的音节上，白鼠走迷宫的游戏上，不过一种比较有用但从哲学角度讲依然有限的朴素的实验方法与统计（学）方法的训练相伴而生。
心理学家是外行人眼中的心理学家，是生活的指路灯，他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离婚，为什么会滋生仇恨，为什么有人会变成神经病，他需要经常集中精力去应付这类问题。这一点对于那些从未见到过精神病学者并且从未听到过精神分析法的小城镇说来尤为真实。唯一可以取代一位心理学家的是一个受人敬仰的姑妈、家庭医生或牧师。这样也就有可能安抚一下未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不安的良心，他也就能够静下心来投入必要的训练了。
令年轻的心理学家们惊讶的是，这些探索性努力竟然可以奏效。他对失败早已作了足够充分的准备，失败自然常常难免，但是对于那些他未抱希望的成功做何解释呢？
非专业人员比职业治疗者这类现象更为常见。实际上，应该认识到有些精神学者只不过不情愿相信关于这类事情的报道罢了。然而这很容易核对，很容易证实，因为在心理学家中，在社会工作者中，这类经验十分普遍，这还不算牧师、教师与医生。
只有依靠动机的、人际的理论，我们才能理解这些现象。显然有必要注意无意识的行为与无意识的领悟，而不是强调有意识的言行。列举的所有病例中，治疗者的兴趣集中于患者，他关心他，试图帮助他，由此他向患者证明至少他在一个人的心目中是有价值的。由于在所有病例中，治疗者都被理解成这样一个人：更聪明、更年长、更强壮或者更健康，病人也就能够感到更加安全，感到有所依托，从而就变得不那么脆弱、不那么焦虑了。乐于倾听，减少（免于）训斥，鼓励坦率，甚至在罪恶披露后接受与认可，温柔慈祥，使病人感觉到有坚强的后盾可依，所有这些再加上上面列举的因素有助于在患者内心产生一种被人所爱、被人保护、被人尊重的无意识认识。所有这些都是基本需要的满足。
比起单单借助于己知过程的解释来看，如果我们能予以基本需求满足以更大的意义，从而对人所熟知的治疗的决定因素有所补充的话，则这种解释要广泛得多。有些治疗现象是与这些满足同时出现的，这也许是较轻的病例。另一些较重的病例仅仅通过更为复杂的治疗技术就可得到充分的解释，如果再加上顺理成章地出自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需求满足这一决定因素，那么它也就会得到更加充分的理解了。
影响健康成长的因素
我们通过基本需要理论的概述，有必要对本能理论进行重新审议，这不仅要求区分更基本和不太基本、更健康和不太健康、更自然和不太自然的需要，而且，还因为我们不应无限期地推迟对某些有关问题的重新考察，这样那样的一些基本需要的理论问题已经无法再回避下去了。例如，隐含的对文化相对论的排除的问题，隐含的关于体质给定价值的问题，以及条件反射作用范围的必然缩小等等问题。
总之，有相当数量的其他理论的、临床的和实验的研究，它们都一致指出，本能理论需要重新审议，或者以某种形式恢复它。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当前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于人的可塑性、灵活性、适应性以及他们学习能力的过分强调。人似乎有远比现代心理学所估计的更强的自主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例如，坎农的体内平衡概念，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理论；爱好，或自由选择，或自助餐厅的实验；利维的本能满足实验，以及他评论母亲过份溺爱孩子的著作。
各种心理分析研究发现，对孩子大小便训练的过分要求和急于给孩子断奶，对孩子的健康发展有负面影响。
大量的观察资料使主张循序渐进的教育家、幼儿园工作人员以及应用儿童心理学家，在接触儿童过程中倾向于实行一种更宽容的制度。
由动力论者、突生进化论者、现代实验胚胎学者以及像哥尔德斯坦这样的整体论者，提供的大量神经病学和生物学的资料，涉及到机体在遭受损坏后自发的再调整。
所有己有的和正在进行的探讨，都极力坚持我们的机体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自我指导和自我控制能力，从而也比一般认可的更值得信赖。
此外，我们还可补充一点，各种正在的发展已表明，有必要从理论上假定机体内有某种积极生成或自我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不同于机体内自我保存、自我平衡或体内平衡等，也不同于适应外界刺激的倾向。这种生长或自我实现的倾向，曾经由亚里士多德、伯格森和其他许多哲学家以多种模糊形式所假定过。在精神病学家、心理分析家以及心理学家中，哥尔德斯坦、兰克、荣格、霍尼、弗洛姆、梅、罗杰斯也都感到有必要提出这种假设。
但是，心理治疗家的经验，特别是心理分析也许是对主张重新考察本能理论最重要的影响。在这一领域，尽管看起来各种事实有些模糊不清，但事实的必然联系是准确无误的。治疗者不得不把更基本的愿望同不太基本的愿望（或需要，或冲动）区别开来。原因很简单：某些需要遭受挫折会产生病态，而另一些却不会。某些需要的满足会产生健康，另一些却不会。这些更为基本的需要出乎意料地“顽固”，难以对付，它们反对所有的奉承、取代、贿赂和削弱，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它们只要求适当的内部满足，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寻求满足这种需要。这些需要表现出恰如顽固的、不可削弱的、不能再分析的终极的事实，只能作为既定的事实或不容辩驳的基点。几乎精神病学、心理分析、临床心理学、社会工作或儿童治疗等各个学派，无论它们相互间有怎样的分歧，都假定了某种有关本能或似本能需要的学说，这一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这是种族的特性、素质、遗传，而不是肤浅的易于控制的习惯，这些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考虑。如果必须在这两难抉择中作出任何一种选择，治疗者总是宁肯选择本能来作为基石，而不是选择条件反射或习惯。这当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将看到，有另外一些更恰当的可供选择的对象，从中我们可以作出更令人满意的选择。这就是说并非二者必居其一。
根据一般的动力论要求来看，本能理论，特别是麦克杜格尔和弗洛伊德提出的本能理论，具有某些当时并未被充分理解的优点。它们未被充分理解，这大概也是由于它们的明显有很多错误。
本能论承认以下事实：人是自我促动的，人自己的本性和他所处的环境都有助于决定他的行为；人自己的本性给他提供先决的目的、目标或价值体系；在良好的条件下，为了避免疾病，他所意欲的常常就是他所需要的（对他是有益的东西）；全人类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生物族类；除非一个人理解其行为的动机和目标，否则行为就是盲目的；总的来说，机体依赖自身的资源，它经常显现出一种生物性的功能或智能，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我们的看法是：本能理论家的许多错误，虽然是顽固的，需要反驳的，但绝不是本质的或必然的；而且，不少错误连本能论者的批评者也同时具有。
语义上和逻辑上的错误最为明显。由于本能论者特意创造一些本能去解释他们不能理解或不能确定其本源的行为，他们的确做得很不恰当。不过我们自然加强警惕，也无须认为这些本能都是务实的，不必将名称与事实相混淆，也不必进行无效的三段推论，而且，我们对语义学已有极多的了解了。
粗陋的种族中心论、阶级中心论及庸俗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曾导致早期本能论者的失败。但我们现在显然能够避免这些，因为我们己有更多的人种学、社会学和遗传学的知识。
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本能论者当时从种族学的天真的行为中转得过于极端，过于彻底，以致这一行动本身造成了一个错误，即文化相对论。这一学说在过去很多年中曾有很大影响，并且得到广泛的认可，但现在却受到广泛的批评。的确，像本能论者以前做过的那样，寻求跨文化的种族的特性，值得重新予以重视的。于是，我们必须既避免种族中心主义，又避免极端的文化相对论。例如，工具性行为（手段）与地方文化决定因素的关系比基本需要（目的）更密切，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的大多数反本能论者，例如伯纳德、华生等，批评本能论的根据是，本能不能根据特定的刺激反应概念来描述。简而言之，就是指责本能不符合简单的行为主义理论。这是真的，本能的确如此。然而，动力心理学家现在并不着重去指责这些。他们一致认为，仅仅用刺激反应概念是不能解释任何重要的人类完整品质或完整活动的。
这样一种企图只能引起混淆。把反射与标准的低等动物本能混淆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前者是纯粹运动神经的动作；后者除此以外还有更多的特点，例如，先天性的冲动，表达性行为，应对性行为，对目的物的追求，以及情感色彩。
甚至仅仅从逻辑上来看，我们也没有理由一定得在完全的本能（各部分都充分发展的本能）与非本能之间进行取舍。为什么不能有残存的本能，不能有似本能的某种尚属行为的东西，不能有程度的不同，不能有不完全的本能呢？
有不少不负责任的作者不加区别地使用本能这个词代表需要、目的、能力、行为、知觉、表现、价值以及感情的伴随物，有时取其中单独一项的含意，有时代表几项的结合，其结果就形成了不精确用法的大杂烩，正如马莫尔和伯纳德指出的那样，几乎每一种已知的人类反应，都被某个作者描述为本能。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人的欲望或基本需要是先天给定的，至少在某种可以察觉的程度上是这样。那些与此有关的行为或能力、认识或感情则不一定是先天的，而可能是（按我们的观点）经过学习或引导而获得的，或者是表现性的。当然，人的许多能力或智能完全为遗传所决定或由遗传提供可能，例如，色觉，发音能力等等，但它们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这就是说，基本需要的遗传成分可以看成是简单的意动性缺乏，与任何固有的达到目的的行为无关，就像弗洛伊德的本我冲动的盲目、无定向的需求一样。我们将在下面看到，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因素，似乎也可以由某种方式确定为内在固有的。追求目的的行为（竞争行为）是必须依靠学习才能达到的。
考虑问题时仅用非此即彼的二歧法而不是按程度的差距是本能论者和他们的反对派的严重失误。一整套复杂的反应，怎么能够说要么完全是由遗传决定的，要么完全不是由遗传决定的呢？任何一个结构，无论怎样简单，不可能是只具有基因的决定因素，更不用说任何完整的反应了。即使是孟德尔的甜豌豆也需要空气、水以及养料。谈到这一点，可以说基因本身也需要一个环境，即邻近的基因。
在另一极端，同样明显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完全脱离遗传的影响，因为人也是一个生物族类。这一由遗传决定的事实，是任何人行为、能力、认识等等的前提，也正因为他是人类的一员，他才能做人类所能做的各种事情。而这一人类成员的身份是一个基因问题。
在这一拙劣的两分法造成的混乱后果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只要有任何学习的迹象显露时，就断言这是非本能的，或者相反，假如有了点遗传影响的证据，就判定这是本能的。既然对于大多数甚至全部冲动、能力或情感来说，证实这两种看法都是容易的，这样的争论必然永远存在下去。
本能论者和反本能论者都是极端主义者。当然，我们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
动物的本能是本能论者常用的范例，各种错误也是因此而产生的。例如，不去寻找人类独有的本能。然而，从低等动物研究中得出的最有害的经验酿成了这样一个原理：本能是强大的、牢固的，是不可更改、不可控制、不可压抑的。但是，这对鲑、蛙、北极的旅鼠来说，也许是真实的，对人类却并不适用。
我们在凭观察寻找本能时，可以看出基本需要中的遗传基础，不过当它明显真正地独立于环境并强过全部的环境力量时，才认为它是本能，那么，我们就很可能犯大错误。为什么就不会有虽然似本能但仍然较容易受压抑或控制的需要呢？为什么就不会有容易为习惯、暗示、文化压力、内疚等等掩饰、更改、甚至抑制的需要呢？换句话说，为什么就不会有弱本能呢？
把本能等同于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误解也许是推动文化论者攻击本能论的主要力量来源。任何一个人种学家的经验都同这种看法相抵触，所以攻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我们对文化和生物两种因素都有恰当的尊重，并且，假如我们进一步考虑文化是比似本能的需要更强的力量，那么，下述的主张就不是谬论而是顺理成章的了：如果我们要使柔弱、微薄的似本能的需要不被更强、更有力的文化所吞没的话，就应该保护它们。而不是相反，它们很可能被吞没，尽管这些似本能的需要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是强大的，亦即它们顽强地坚持要求获得满足，一旦受挫，就会产生严重的病态后果。
对这一论点很有帮助的是一个与一般见解对立的反论。我认为，揭露、顿悟和深度治疗——这种治疗实际上包括除催眠治疗和行为治疗之外的所有治疗——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要揭露、恢复和加强我们那些被削弱了的和失去了的似本能倾向和本能残余、我们那些动物性的自身、我们的主观生物学。这一终极目的在所谓的个人成长实习班里表露得最明显。所有这些——治疗和实习班——都需要人们付出积极的、痛苦的、长时间的努力，这种努力需要人一生的斗争、耐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即使这样，最终还有可能遭到失败。但是，到底有多少只猫、狗或鸟需要帮助才能知道怎样去做一只猫、一条狗或一只鸟呢？它们由于冲动而发出的声音十分响亮、清晰和明确，而我们的声音却是微弱的、混淆不清和容易被忽略的，因此我们需要帮助才能听到那些声音。
所以，在自我实现者身上可清楚看到动物的自然性。而在神经病人或“一般病人”那里则表现得非常模糊。我甚至可以说，疾病经常意味着一个人的动物本性的丧失。这样，就出现了下面这一似乎矛盾的情况：在那些精神层次最高的、最有智慧的圣人身上，在那些最有理性的人身上，我们可以见到最明显的自然性或动物性。
另一个更严重的错误也是由注意动物的本能而引起的。某些令人费解的原因也许只有清醒的历史学家才能够解释，不过，西方文明普遍认为，我们身上的动物性是一种恶的动物性，我们大多数的原始冲动是邪恶的、贪婪的、自私的、敌意的。神学家把它叫做原罪或魔鬼；弗洛伊德主义者把它叫做本我；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教育家，也用各式各样的名称来称呼它。达尔文由于偏爱这种观点，以致他只看到了动物界的竞争，完全忽视了同样普遍存在的协作，没有注意到克鲁泡特金曾轻而易举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有时也可以这样表达这种世界观，把我们的动物性看成与狼、老虎、猪、秃鹫或蛇的本性一样，而不是用稍好些或至少温顺些的动物，如鹿、象、狗或猩猩来比较。这种表达方式是将我们的内在本性解释为恶的动物性，但应指出，如果必须从动物类推到人的话，我们最好选择那些与我们最接近的动物，例如类人猿。总的说来，既然这些动物是令人愉快的、可爱的，同我们分享许多善良的特性，那么比较心理学也不会支持恶动物性这种说法。
当论及遗传特性不会变化、不可更改的假论时，我们还要注意另一种可能：纵然一种特性最初就被基因遗传所决定，但它仍然可能改变。如果我们在发现过程中运气不错，这种特性也许很容易改变和控制。如果我们假定癌有一个稳定的遗传基因，也没有必要阻止任何人寻求一种方法来控制它。假如仅根据演绎的理由，我们也得承认有可能证实智商既具有显著的遗传因素，同时又可以由教育或心理治疗加以改进。
我们与本能者的区别是，我们相信本能有更大的变异性。认识和理解的需要似乎只对聪明的个体而言才有明显的力量。对于低能者来说，它们似乎并不存在，至少发展不完全。利维已经证明，母性冲动在妇女中的差异是极大的，以致从某些妇女那里很难看到这种冲动。音乐、数学、艺术等方面的特殊天才，很可能具有基因的决定因素，而大多数人却没有这种基因的决定因素。
动物的本能永远存在，而动物本能的冲动则会永久性丧失。比方说，在变态人格身上，爱和被爱的需要已经丧失了，而且如我们目前所知，这是一种永久性的丧失，也就是说，这种变态人格是已知的任何精神治疗术医治不好的。我们还有更早的关于奥地利村庄失业（以及苏格兰失业研究）的例子，这些例子表明，长久的失业会严重地损伤心理，以致摧残一些需要。对有些人来讲，这些需要甚至在环境已经变好时仍不能恢复。从纳粹集中营里也获得了类似的材料。或许巴特森和米德关于巴厘人的观察是最具说服力的。成年的巴厘人不是我们西方意义上那种喜爱的人，他们也不必如此。在巴厘岛拍摄的电影表明，婴儿和儿童有对缺乏爱的抱怨和不满，我们由此只能推断出：这种爱的冲动的丧失是一种后天的丧失。
在种系的阶梯上，我们已发现本能和对新事物灵活适应和认知适应的能力往往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对其中一个发现得越多，对另一个可能期待得就越少。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甚至是悲剧性的错误（考虑到历史后果）。这种错误把人类的本能性冲动与理解力截然分开。对于人类来说，本能性冲动和理解力可能都是似本能的；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结果或者隐含的目标可能是同一的、合作的，而不是排斥性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得到一个论点：认识或理解的冲动也许与归属感和友爱的需要一样，是意动的。
被错误认知的本能和理性在一般的本能理性两分法中是相互对抗的。如按照现代知识来正确地划分，它们就不会被看成是相互对立或对抗的。健康的理性与健康的似本能的冲动的重新定义，在健康人那里并不互相排斥，而是指向同一个方向；不过对不健康的人而言，它们可能是互相对立的。当前已获得的所有科学资料指出，保护、宽待、爱、尊重儿童，在精神病学上是合乎需要的。这也正是儿童（本能地）所希望的。
正是在这种非常明确的、在科学上可检验的意义上，我们认定似本能的需要和理性是合作的而非敌对的，它们表面的对抗只注意病人表面的印象。假如这一论点成立，我们因此就将解决一个古老的难题：本能与理性，应该认谁为主？其实这就像另一个问题一样陈腐：在一个良好的婚姻关系中，应该是丈夫为主人还是妻子为主人？
许多具有最保守、甚至反民主性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推论，都产生于本能理论得到理解的全盛时期。正如巴斯托尔在他对麦克杜格尔、桑戴克、荣格、弗洛伊德的分析中特别作出的总结性的推论那样。由于错误地将遗传与命运等同起来，把它们都看成是无情的、不可抗拒的、不可雕塑的，这就导致了这些推论的产生。
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个结论的错误之处。柔弱的似本能需要一个慈善的文化孕育它们，使它们出现，并得到表现和满足。它们很容易被恶劣的文化环境所摧残。比如在我们的社会，必须有相当大的改进，柔弱的遗传性需要才能指望得到满足。
巴斯托尔把遗传与命运等同起来的各种关系，不管怎么说都表明是不固定的。研究表明，我们有必要使用两个而不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来说明问题。甚至在科学的问题上，开放－保守连续统一体也已让位给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专制两个连续统一体。现在也许还有环境论－专制－社会主义，或者环境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环境论－民主－资本主义。
总之，认为本能和社会、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对抗，是一个危险的未经证明的论断基础。它的主要借口是，病态的社会和个人非常倾向于这些对抗。但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证明的那样，事情并非只能如此。在良好的社会中，至少在她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中，这不可能是真实的。健康社会状况下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合作的而不是对抗的。对于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错误看法以及不正确的研究方法来说，只有在恶的个人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它们才会存在。
本能理论的缺陷还在于，它忽略了冲动是在一个强度大小不同的层级序列里，而且能动地互相联系。如果孤立地对待每一个冲动，纷繁复杂的问题一定得不到解决，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就会产生。例如，动机生命在本质上的一元性或整体性被抹煞，形成了罗列动机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此外，价值或者选择原则也被忽略了，而它们恰是使我们决定一个需要比另一个需要更高级、更重要或者更基本的重要尺度。（与整体化相对的）动机生命元素化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给本能敞开了通向涅般木、死亡、静寂、体内平衡、自满、稳定的大门，原因在于，孤立地看待需要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迫切要求满足，这就是说，要求它自身的湮灭。
在这里，一个明显的事实几乎被忽视了：任何一个需要的满足，随着它的逐渐满足，其他曾被挤到一旁的较弱需要就占据了需要层次论的突出位置，极力争取各自的要求。需求永不停息，一个需要的满足将导致另一个需要的产生。
在将本能解释为恶的动物本能的同时，人们认为，在精神错乱者、神经病患者、罪犯、低能者或孤注一掷者身上，这些恶的动物本能会表现得更为强烈。这种情况很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学说：良心、理性以及道德观，不过是一种后天的面具，与被掩盖的内容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前者于后者，恰如手铐与罪犯。这个误解使文明及其所有机构，包括学校、教堂、法庭、立法机关等等都被说成是抑制恶的动物性的力量。
悲剧往往是由这个严重的错误酿成的。也许，从历史的重要性来看，可以将它与这样一些错误相比：崇信王权神圣，迷信某一宗教的唯一合法性，否认进化论，或者相信地球是平面的。任何一种使人们不信任自己和他人的想法，任何不现实地对人类各种可能性抱悲观态度的想法，都必须对每一场战争、每一次种族对抗、每一次宗教冲突负部分责任。
奇怪的是，本能论者以及反本能论者仍然坚持这种错误的人性论。那些希望人类有更光明的前景的乐观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神论者、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环境论者，大体上都带着畏惧反对本能理论，因为本能理论已被歪曲了，它似乎把人类宣判为非理性的，诅咒人类永远摆脱不了战争，摆脱不了充满分裂和对抗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本能论者在人性问题上也作出了类似错误的解释，而且拒绝与不可回避的命运抗争，他们大多是在无所谓中放弃乐观主义的。当然，有些人对抛弃乐观主义是非常渴望的。
比如我们以那些迷恋于酒精麻醉的人为例，他们或许是嗜酒如命，或许是被迫应酬，但最后会得到相同的后果。难怪人们发现在许多问题上弗洛伊德与希特勒有很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难怪一种恶的动物本能论能迫使像桑戴克和麦克杜格尔这样的非凡人物转向汉密尔顿主义和反民主的阵营。
认清人本能的需要并不是恶的，而是中性的，甚至是有益处的，许多含混模糊的问题即会因此而豁然开朗。
举例来说，对孩子的培养将会引发一场教育革命，在培养他们时甚至用不着说一句训斥的话。当我们意识到合理的动物需要时，会促使我们去满足这些需要，使我们更加宽容。
在传统的文化里，一个丧失了部分天真但尚未被彻底同化的儿童，即那些健康的动物性需要尚未被完全剥夺的儿童，总是以他自己创造的每一种方式不断地要求赞许，要求安全、自主、爱等等。复杂的成年人对此的一般反应是：“喔，他不过是在卖弄、炫耀。”或者说：“他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成年人就把孩子狠狠地批评一顿，也就是说，这种动物性需要通常被理解为一道禁令，不要满足孩子的追求，不要评论，不要赞许，不要喝彩。
然而，如果我们能慢慢地将这些对承诺、爱以及赞许的恳求视为合理的要求，就像孩子对待饥、渴、寒冷或疼痛的需要满足一样，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需要的满足者而不是需要的扼杀者。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孩子和父母都得到了美妙的乐趣，在一起时更愉快，因而也就必然增进相互的爱和理解。
这种文化类型可以理解为无限度的、毫无区别的宽容，即通过培养使孩子获得适应外界文化环境的能力和习惯外表，将是必要的。在基本需要获得满足的情况下，这种人为制造的收获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麻烦。另外，吸毒的需要，习惯的需要，熟悉的需要，或其他任何非似本能的需要，是不能包容放纵的。最后，我们再次绕过有关挫折、灾难、不幸等等有益的效果问题。
缓解忧虑的方法
如果我们的任务是获取关于人的知识，那么，传统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有哪些是适用的，哪些是不适用的？这些不适宜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有什么应该改善的？我们能提供什么值得考虑并能经受检验的反建议？一般科学能从人的科学中得到什么启发？
科学起源于认识和理解（或解释）的需要——认知需要。我曾列出各个方面的证据说明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些需要是类似本能的，因而能说明人性（不仅是人性）和种性特征。
在这里，我试图把出于焦虑的认知活动和那些没有畏惧或正在克服畏惧因而可以称为“健康的”认知活动区分开。换句话说，这些认知冲动似乎不是在畏惧条件下就是在勇气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但在不同条件下，这些冲动会有不同的特征。
当好奇、探索、运筹出于畏惧或焦虑的唆使时，主要目的可以看作是为了减轻焦虑。从行为上看，似乎是对研究对象或探索领域的性质有兴趣。事实上，很可能是生物机体试图使自己安静下来和降低紧张、警惕和恐惧的一种努力。
此时此刻，未知的对象首先是一种引起焦虑的东西，而审察和探索行为则主要是为了解除“毒素”——使对象成为不可怕的东西。有些生物机体，一旦恢复了信心，可能接着进入对于对象本身的审察活动，而且完全出于一种对外界独立存在的现实的好奇。另一些生物机体，在对象一旦解毒成为熟悉的东西而不再可怕时，当然也有可能完全丧失对它的兴趣。那就是说，熟悉能导致不再注意和厌倦。
从现象学角度来考虑，这两种好奇是彼此不同的。在临床上和人格学上它们也是不同的。最后，在行为上它们的表现也不同，在几种似人动物中以及人类中也是如此，如许多精巧的实验所证明的。
就人的情况而言，这些论据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出另一个高于纯好奇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曾谈论过许多不同的需要——理解需要，意义需要，价值需要，对哲学或理论的需要，或对某种宗教或宇宙学的需要，或对某种解释系统或法则系统的需要。这些向高级概念的初步的接近，一般涉及的是对秩序、结构、组织、抽象或简化杂乱事实的需要。
经过对照比较可知，“好奇”一词在多数场合可以解释为对单一事实、单一对象，或充其量也只是对有限的一组对象或情境或过程的集中注意，而不是对整个世界或它的巨大部分的注意。
这种理解需要，像它的先行的、强有力的认识需要一样，也可以看作是这种需要自身的释出和对行为的组织活动，目的在于减轻焦虑或满足认识现实的非焦虑兴趣。
在这两种情况下，临床的和人格学的经验都表明，焦虑和畏惧一般都比认识现实性质的非人格兴趣更强有力。在这样的场合，“勇气”既可以看作是畏惧的消失，也可以看作是克服畏惧的能力和虽有畏惧仍能积极活动的能力。
任何认知活动，不论是制度化，还是个人化，前者如科学工作和哲学探讨，后者如在心理治疗中对真知灼见的追求，二者都能对照这一背景得到较好的理解。
有多少焦虑和多少无焦虑的兴趣包含在认知活动中？鉴于多数人类活动都是两者的混合，我们必须问一下，焦虑与勇气的比率如何？行为（包括科学家的行为）在最简化的图式中可以看作是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的合成物，也就是作为焦虑缓解设计（防御的）和以问题为中心的设计（争胜的）的一种混合。
对这一基本的辩证法，我曾在不同场合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说明。这些说明对于不同的意图各有不同的作用。首先，我把我所谓的“争胜的机制”和弗洛伊德的“防御的机制”区分开。前者是指在没有焦虑或不顾焦虑的情况下，争取对生活问题的积极、勇敢和胜利的解决；后者是为了在继续寻求满足时减轻焦虑。
另一种有益的区分是在成长性动机和缺失性动机之间做出的。认知既可以更倾向前者也可以更倾向后者。在认知主要是由缺失激发时，它更倾向需要缓解、体内平衡和感受到的缺失的减轻。
当认知行为是由成长激发时，它不倾向需要缓解而更趋向自我实现、丰满人性、更趋向表现、更无我、更以真实为中心。这有点像是在说：“一旦我们个人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就能真正为世界而对世界感兴趣。”
成长被看作是一系列日复一日的无尽抉择，每次抉择不是退向安全便是趋向成长。在这过程中，必须一次一次地选择成长，必须一次一次地克服畏惧。
换句话说，科学家可以看作是相对防御的，由缺失性动机和安全需要激发的，主要是被焦虑推动的，以能减轻焦虑的方式行事。也可以说，科学家可以看作是已经制服了他的焦虑，能积极地对付问题，争取解决问题的胜利，是由成长激发趋向人格完成和丰满人性，因而是自由转为外向，趋向一种本质上吸引人的真实性，全身心地关注它，而不是关心它对个人感情困难的关系，即他可以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事实上，有许多方法对付这样的焦虑，其中有些是认知方面的。对这样的人，那些生疏的、模糊不清的、神秘的、隐匿的、意外的事物往往是有威胁的。有一种方法可以使这些事物变成熟悉的、可预见的、可以驾驭的、可以控制的，即不可怕的，无害的。也就是说，认识并理解这些事物。
因此，知识可能不仅有促进成长的作用，而且有减轻焦虑的功能，有保护、维持体内平衡的功能。
外在表现的行为可能是非常相似的，但动机可能极其不同。因而主体的后果也不同。一方面我们有慰藉的叹息，高度紧张的下降感，就像受惊扰的管家夜半持枪探查楼下神秘而可怕的响声那样。
这和一个青年学生第一次用显微镜观察一个细胞的精密结构，或忽然理解一首难解古诗或政治理论的韵律或意义时的启蒙、兴奋甚至狂喜完全不同。在后一类事例中，你会觉得自己变得更高大、更聪明、更强有力、更丰满、更胜任和更敏锐了。
这一动机的辩证法可以在最广大的人类画布上看到，在伟大的哲学中，在宗教结构中，在政治和法律系统中，在各种科学中，甚至在整个文化中也可以看到。极简略地说，这些画面都能同时以不同的比例代表理解需要和安全需要的结果。
安全需要有时能完全克服认知需要以达到焦虑缓解的目的。摆脱焦虑的人能更大胆、更勇敢，能为求知本身进行探索和推理。
我们当然有理由设想，后者更有可能接近真知，接近事物的真实性质。安全哲学或宗教或科学比成长哲学或宗教或科学更容易成为盲目的。
事实上，认知的病态这一动机在多数病态事例中的作用已毫无疑问地证明：寻求知识有助于焦虑缓解。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哥尔德斯坦从中取得那么多知识的脑伤士兵吧。他们在能力上的真正损伤和真正丧失，不仅使他们觉得自己缺少能力了，而且使外部世界看起来更不可抗拒了。在面对那些他们无法应付而只能期待失败的问题时，他们很多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保持自尊和避免焦虑的尝试。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首先尽力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以求回避他们无力处理的问题，并使自己仅仅处理他们有能力对付的问题。
在这样狭小的世界中，大胆的尝试缩减了，企望和目标变得“适度”了，这些脑伤士兵更能顺心如意了。然后，他们谨慎地安排和构筑这些狭小的世界；他们使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并各就其位；他们竭力使他们的狭小王国变得几何图形化，变得能够预测、控制和安全；最后，他们倾向于冻结它们，使它们成为静止的和不会改变的形式，并避免再变动和流动。就这样，他们使个人的世界变得更可预测、更可控制，并且不那么引起焦虑了。
对于那些能力有限而又不信赖自己的人，对于那些觉得外部世界远远超过自己能力而不能接受这种事态的人，这些行为是合理的、合乎逻辑的、可以理解的，它们是起作用的。依靠这些办法，这些士兵的焦虑和痛苦的确减轻了。对于偶而来参观的人，这些病人看起来与正常人毫无差别。
从实用的观点看，这些能给人以安全感的机理是健全的，而不是疯癫的、离奇的和神秘的。只要我们以新盲者作为切近的类比，这一点就能很容易地看清楚。这些盲者由于能力较前减少，也必然要把外部世界看得更危险、更不可抗拒，并立即精心构筑各种安全机制保护自己免受实际伤害。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会缩小自已的活动范围，甚至是闭门不出，除非他们能使外部世界“受到控制”。每一件家具都必须有固定的位置；每一件东西都必须保留在原来的地方；不能让任何无法预料或意外的事情发生，那是十分危险的。世界必须依然如故，变动意味着危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的路线必须默记无误，一切必要的东西都必须停留在原处。
在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身上也能见到类似的情形。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似乎是有一种对人自身内部的冲动和情绪的畏惧，也许这个说法太过于简单化。他有一种无意识的担忧，怕这些冲动和情绪会失去控制，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也许足以造成谋杀。
因此，他一方面严密控制自己，另一方面他又把这种内心的戏剧性情绪和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并力求控制它。他在自身内抵制的东西——情绪、冲动、自发性、表现性，他在外部也拒绝，尽管是以一种矛盾心情拒绝。因为他拒绝他的内在呼声和信号，从而丧失对他的自发的愿望和类似本能的冲动的信赖，所以他只好仰仗外部信号告诉他如何行动以及何时行动，如仰仗日历、钟表、日程表、时刻表、资格、几何图形化、定律以及各式各样的规则。由于他爱变化、流动和意外袭击而使他不能自动自发，因此，他必须摊开未来，计划未来，使未来严格就范，使未来变得可以预测。最终，他的行为也会逐渐“组织”到可重复的程式中。
在这里我们也认识到有同样的安全机制。强迫症患者缩小他的世界，回避令人不愉快的人、问题、冲动和情绪。换句话说，他的生活圈子很狭窄，会逐渐变成一个拘束的人。为了便于控制自己的世界，他压缩外部世界；为了避免他的畏惧，他安排、规范，甚至冻结他的世界，使它变得可以预测并因而可以控制。他倾向于“靠数字”生活，靠规范手册生活，依赖外部暗示而不是内部暗示生活，依赖逻辑和事实而不是冲动、直觉和情绪生活。例如，一位强迫症患者有一次曾问道，他如何才能证实自己是在恋爱。
极端的歇斯底里神经症患者，常常用来和强迫症进行对比。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他的大量压抑和否认都是回避令人痛苦的知识。很难想像这样的人能成为什么科学家，更不要说成为工程师或技术专家了。
在某些多疑的和妄想狂的人那里，我们还能了解到下面一些事实：这些人不由自主地需要知道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害怕不知情；他们必须了解闭锁的门的背后进行的一切；那边的奇怪声响必须得到解释；听不清的话语必须听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