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意义
人类生活于“意义”的领域之中。我们所经验到的，并不是单纯的环境，而是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性。即使是对环境中最单纯的事物，人类的经验也是以人类的目的来加以衡量的。假使有哪一个人想脱离意义的范畴而使自己生活于单纯的环境之中，那么他一定非常不幸：他将自绝于他人，他的举动对他自己或别人都毫不起作用，总之，它们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一直是以我们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它，我们所感受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它们经过解释后之物。因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说：这些意义多多少少总是不完全的，它们甚至是不完全正确的。意义的领域即是充满了错误的领域。
假如我们问一个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他很可能回答不出来。通常，人们若不愿用这个问题来使自己困扰，就是用老生常谈式的回答来搪塞它。然而，自有人类历史起，这个问题便已经存在了。人们常会爆出这样的呼号：“我们是为什么而活？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不过，我们可以断言：他们只有在遭受到失败的时候，才会发出这种疑问，假使每件事情都平淡无波，在他们面前也没有困难的阻碍，那么这个问题便不会被诉之于言词。每个人都只把这个问题和对它的答案表现于自己的行为之中。如果我们对一个人的话语充耳不闻，而只观察他的行为，我们将会发现：他有个人的“生活意义”，他的姿势、态度、动作、表情、礼貌、野心、习惯、特征等等，都遵循此一意义而行。他的作风表现出：他好象对某种生活的解释深信不疑，他的一举一动都蕴含有他对这个世界和他自己的看法，他似乎断言：“我就是这个样子，而宇宙就是那种型态。”这便是他赋予自己的意义以及他赋予生命的意义。
随人而异的生命意义是多得不可胜数的。而且，我们说过，每一种意义可能多少都含有错误的成分在里头。没有人拥有绝对正确的生命意义，而我们也可以说：只要是被人们应用的生命意义，也不会是绝对错误的。所有的意义都在这两极端变化。然而，在这些变化里，我们却可以将各种回答分出高下：它们有些很美妙，有些很糟糕，有些错得多，有些错得少。我们还能发现：较好的意义具有那些共同特质，而较差的意义又都缺少那些东西。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种科学的“生命意义”，它是真正意义的共同尺度，也是能使我们应付与人类有关的现实“意义”的。在此，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真实”指的是对人类的真实，对人类目标和计划的真实。除此之外，别无真理。如果还有其他真理存在，它和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无法知道它。它也必然是没有意义的。
每个人都有三条重要的联系，这些联系是他必须随时耿耿于怀的。它们构成了他的现实，他们面临的问题都是这些联系所造成的。由于这些问题总是不停地缠绕着他，他也必须不断地回答这些问题，他的回答即能表现出他对生命意义的个人概念。这些联系之一是：我们居住于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上，而无处可逃。我们必须在这个限制之下，借我们居住之处供给我们的资源而成长。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以保证人类的未来得以延续。这是个向每个人索取答案的问题，没有人逃脱得了它的挑战。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的行为都是我们对人类生活情境的解答：它们显现出我们心目中认为那些事情是必要的，合适的，可能的，有价值的。这些解答又都被“我们属于人类”以及“人类居住于此一地球之上”等事实所限制。
当我们虑及人类肉体的脆弱性以及我们所居住环境的不安全性时，我们可以看出：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为了全体人类的幸福，我们必须拿出毅力来确定我们的答案，以使它们眼光远大而前后一致。这就像我们面对一个数学问题一样，我们必须努力追求解答。我们不能单凭猜测，也不能希图侥幸，我们必须用尽我们能力所及的各种方法，坚定地从事此事。我们虽然不能发现绝对完美的永恒答案，然而，我们却必须用我们的所有才能，来找出近似的答案。我们必须不停地奋斗，以找寻更为完美的解答，这个解答必须针对“我们被束缚于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上”这件事实，以及我们居住的环境所带给我们的种种利益和灾害。
我们并不是人类种族的唯一成员。我们四周还有其他人，我们活着，必然要和他们发生关联。个人的脆弱性和种种限制，使得他无法单独地达到自己的目标。假使只有他孤零零地活着，并且想只凭自己的力量来应付自己的问题，他必然会灭亡掉。他无法保持自己的生命，人类的生命也无法延续下去。他必须和他人发生联系，此种联系是因为他的脆弱、无能和限制所造成的、个人为自己的幸福，为人类的福利，所采取的最重要步骤就是和别人发生关联。因此，对生活问题的每一种答案都必须把这种联系考虑在内：他们必须顾虑到“我们生活于和他人的联系之中，假使我们变得孤独，我们必将灭亡”这件事实。我们最大的问题和目标就是：在我们居住的星球上，和我们的同类合作，以延续我们的生命和人类的命脉。我们要生存下去，我们的情绪就必须和这个问题与目标互相协调。
人类有两种性别，个人和团体共同生命的保存都必须顾及这件事实。爱情和婚姻即属于这种联系。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不能对这问题避而不答。人类面对这问题时的所作所为，就是他的答案。人们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此一问题，他们的举动即表现出：他们认为可以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这三种联系构成了三种问题：如何谋求一种职业，以使我们在地球的天然限制之下得以生存；如何在我们的同类之中获取地位，以使我们能互助合作并分享合作的利益；如何调整我们自身，以适应“人类存在两种性别”和“人类的延续和扩展，有赖于我们的爱情生活”等事实。
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纳于，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主要问题之下。每个人对这三个问题作反应时，都明白地表现出他对生活意义的最深层的感受。举个例子说吧，假如有一个人，他的爱情生活很不完美，他对职业也不尽心致力，他的朋友很少，他又发现：和他的同伴接触是件痛苦的事。那么，由他生活中的这些拘束和限制，我们可以断言，他一定会感到：“活下去”是件艰苦而危险的事，它有着太少的机会与太多的挫折。他活动范围的狭窄，可以用他的判断来加以了解：“生活的意义是——保护我自己以免受到伤害、把自己圈围起来，避免别人接触。”反过来说，假使有一个人，他爱情生活的各方面都非常甜密而融洽，他的工作导致了可观的成就，他朋友很多，他交游广阔而成果丰硕。我们能断言，这样的人必然会感受：生活是件富于创造性的历程，它提供了许多机会，却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他应付生活中各种问题的勇气，可以用下面的断语来加以了解：“生活的意义是——对同伴发生兴趣，作为团体的一分子，并对人类幸福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各种错误“生活意义”的共同尺度，和各种正确“生活意义”的共同尺度。所有失败者——神经病者、精神病者、罪犯、酗酒者、问题少年、自杀者、堕落者、娼妓——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从属感和社会问题可以用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一种属于个人的意义：他们认为，没有哪个人能从完成其目标中获得利益，他们的兴趣也只停留于自己身上。他们争取的目标是一种虚假的个人优越感，他们的成功也只有对他们自身才有意义。谋杀者在手中握有一瓶毒药时，可能会体会到一种权力之感；但是，很明显地，他只能使自己相信自己的重要性，对别人而言，拥有一瓶毒药并不能抬高他的身价。事实上，属于私人的意义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意义只有在和他人交往时，才有存在的可能。只对某个人意味某些事情的一个字，实在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的目标和动作也是一样，它们的唯一意义，就是它们对别人的意义。每个人都努力地想使自己变得重要，但是如果他不能体认：人类的重要性是依他们对别人生活所作的贡献而定的，那么他必定会踏上错误之途。
所有真正“生活意义”的标志是：它们都是共同的意义——它们是别人能够分享的意义，也是能被别人认定为有效的意义。能够解决生活问题的优良方法，必然也能为别人解决类似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出如何用成功的方式来应付共同的问题。即是无才，也只能用甚至高无上效用来定义，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被别人认定为对他们很重要时，他们才会称他为天才。表现于这种生活中的意义必然为：“生活意指——对团体贡献力量”。在这里，我们谈的不是职业动机。我们不管职业，而只注意成就。能够成功地应付人类生活中问题的人，他行为的方式显得好像已经认清：生活的意义在于对别人发生兴趣以及互助合作。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似乎都被其同类的喜好所指引，当他遭遇困难时，他会用不和别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方法来加以克服。
对许多人而言，这很可能是一种新的观点，他们也许会怀疑，我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否真的应该是：奉献，对别人发生兴趣和互助合作。他们或许会问：“对于自己，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要是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老是为别人的利益而奉献自己，他岂不是要感到痛苦？如果一个人想要适当地发展自己，至少他也应该为自己设想一下吧？我们之中难道没有人应该学习怎样保护我们自身的利益，或加强我们本身的人格么？”这种观点，是大谬不然的，它提出的问题只是虚假的问题而已。假若一个人在他赋予生活的意义里，希望对别人有所贡献，而且他的情绪也都指向了这个目标，他自然会把自己塑造成最有贡献的理想型态。他会为他的目标而调整自己，他会以他的社会感觉来训练自己，他也会从练习中获得种种技巧。认清目标后，学习即会随之而行。慢慢地，他会开始充实自己以解决这三种生活问题，并扩展自己的能力。且让我们以爱情与婚姻为例。如果我们深爱着我们的伴侣，如果我们致力于充实我们爱侣的生活，我们自然会竭尽所能地表现出自己的才华。假使我们没有奉献的目标，而只想凭空发展人格，那只是装腔作势，徒然使自己更不愉快而已。
奉献乃是生活的真正意义。假使我们在今日检视我们从祖先手里接下来的遗物，我们将会看到什么？他们留下的东西，都是他们对人类生活的贡献。我们看到开发过的土地。我们看到公路和建筑物。在传统中，在哲学里，在科学和艺术上，以及在处理人类问题的技术方面，我们还看到了他们生活经验互相交流的成果。这些成果都是对人类幸福有所贡献的人们留下来的。其他的人们又怎么样呢？那些不合作分子用那些赋予生活另一种意义的人，那些人只会问：“我该怎样逃避生活”的人，都怎么样了？他们身后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他们不仅已经死亡，他们的整个生命也是贫瘠不堪的。我们的地球似乎曾对他们说过：“我们不需要你，你根本不配活下去。你的目标，你的奋斗，你所保持的价值观念都没有未来可言。滚开吧！一无可取的人！快点死亡，快点消逝掉吧！”对于不是以合作作为生活意义的人，我们所下的最后断语是：“你是没有用的。没有人需要你，走开！”当然，在我们现代的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完美之处，当我们发现了弊病，我们就该改变它，不过这种改变仍然必须为人类谋取更多福利为前提。
了解这种事实的人是到处都有的。他们知道：生活的意义是对人类全体发生兴趣，他们也努力地培养爱情和社会兴趣。在备种宗教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救世济人的心怀。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们想要增加社会利益的结果，宗教即是朝此方向努力的最大力量之一。然而，宗教的本旨却经常被曲解；除非它们更直接地致力于此工作，在它们现在已有的表现外，我们便很难再看出它们能够做更多的事。个体心理学以科学方法，采用了科学技术，也获致同样的结论。由于科学使人类对其同类的兴趣大为增加，所以它或许比政治或宗教等其他运动更能接近此目标。我们从各种不同角度探此问题，但目标却始终如一——增加对别人的兴趣。
因为这种赋予生活的意义，其性质有如吾人事业的守护神或随身恶魔，所以我们对这些意义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彼此之间有哪些不同，如果它们犯了重大的错误，又应如何纠正等事情的了解，乃是非常重要之事。这是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心理学有别于生理学或生物学，就是它能利用对“意义”以及它们对人类行为及人类未来之影响等事情的了解，来增进人类的幸福。
从呱呱堕地之日起，我们即在摸索着追寻此种“生活的意义”。即使是婴孩，也会要设法估计一下自己的力量，和此种力量在环绕着他的整个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在生命开始第五年未了之际，儿童已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这就是他对付问题和工作的样式。此时，他已经奠下“对这世界和对自己应该期待些什么”的最深层和最持久的概念。以后，他即经由固定的模式来观察世界：经验在被接受之前，即已被预为解释，而此种解释又是依照最先赋予生活的意义而行的。即使这种意义错得一塌糊涂，即使这种处理问题和事物的方式会不断带来不幸和痛苦，它们也不会轻易地被放弃。
只有重新检讨造成此种错误解释的情境，认出谬误之所在，并修正固有模式，这种生活意义中的错误才能被矫正过来。在少数情况下，个人也许会被错误作风的结果逼迫，而修正他所赋予生活的意义、并凭自己的力量成功地完成此种改变，然而，如果没有社会的压力，如果他不发现：假使他再我行我素，则他必然会陷入绝境，那么他必然不会这样做。而且，这种作风的修正，大部分要借助于某些受过训练而了解这些意义的专家，他们能参予帮助发现最初的错误，并从旁建议一种较为合适的意义。
让我们举个例子说明：童年时的情境可以用许多不同方式来解释。童年时期的不愉快经验是可能被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的。不顾不愉快经验的人，他的经验除了能告诉他作某些防范未然之事外，便不会影响他们。他觉得：“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不良环境，以保证我们的孩子能被安置得更好。”另一种人会觉得：“生活是不公平的。别人总是占尽了便宜。既然世界这样对待我，我为什么要善待世界？”有些父母就这样告诉他们的孩子：“我小时候也遭受过许多苦难，我都熬下去了。为什么他们就不该吃些苦头？”第三种人则可能觉得：“由于我不幸的童年，我做的每件事都是情有可原的。”这三种人的解释都会表现在他们的行为里。除非他们改变他们的解释，否则，他们的行为便不会有所改变。在此，个体心理学扬弃了决定论。经验并不是成功或失败之因。我们不会被经验过的打击所困扰，我们只是从其中取得决定吾人目标之物。我们被我们赋予经验的意义决定了自己以某种特殊经验，作为自己未来生活的基础时，很可能就犯了某种错误而不是被环境所决定的，我们以我们赋予环境的意义决定了我们自己。
然而，在儿童时期，有某些情况却很容易孕育出严重的错误意义。大部分的众所周知者都来自这种情境下成长的儿童。首先，我们要考虑曾经因为在婴儿时期患病或先天因素，而导致身体器官缺陷的儿童。这种儿童心灵的负担很重，他们很难体会到：生活的意义在于奉献。除非有和他们很亲近的人能把他们的注意力由他们自身引到别人身上，他们大都会只关心自己的感觉。以后，他们还可能因为拿自己和周围的人比较，而感到气馁。在我们现代文化中，他们甚至还会因为同伴的怜悯、椰榆或逃避，而加深其自卑感。这些环境都可能使他们转向自己、丧失在社会中扮演有用角色的希望，并认为自己被这个世界所侮辱。
研究器官有缺陷或内分泌异常儿童所面临的困扰的，马斯洛是第一个人。这门科学虽然已经相当进步，可是它发展的方向却非如他想像的那样，他一直想找出可以克服此种困难的方法，而不是想找寻能够把失败的责任归之于遗传或身体环境的证据。器官的缺陷并不能强迫人们采用错误的生活模式。我们无法找出内分泌腺对他们有同样效果的两个儿童。我们经常看到克服此种困难的儿童，他们在克服这些困难时，还发展出非常有用的才能。在这方面，个体心理学并不鼓吹优生学的选择。有许多对我们文化有重大贡献的杰出人材都有器官上的缺陷，他们的健康状况经常很差，偶尔他们还会早夭。然而，这些奋力克服身体或外在环境困难的人，却造成了许多新的贡献和进步。奋斗使他们坚强，也使他们奋勇向前。光看肉体，我们无法判断心灵的发展将会变好或变坏。可是，器官或内分泌腺有缺陷的儿童，绝大多数都未被导向正途，他们的困难也未曾被了解，结果他们大多变得只对自己有兴趣。因此，我们在早年生活曾因器官缺陷而感受到压力的儿童之中，便发现了许许多多的失败者。
第二种经常在赋予生活的意义中造成错误的情境，是把儿童娇纵坏的情境。被娇宠的儿童多会期待别人把他的愿望当法律看待，他不必努力便成为天之骄子，通常他还会认为：与众不同是他的天赋权利。结果，当他进入一个不是以他为众人注意中心的情境，而别人也不以体贴其感觉为主要目的时，他即会若有所失而觉得世界亏待了他。他一直被训练为只取不予，而从未学会用别的方式来对付其问题。别人老是服侍着他，使得他丧失了独立性，也不知道他能为自己做些事情。当他面临困难时，他只有一种应付的方法——乞求别人的帮助。他似乎以为：假使他能再获得突出的地位，假使他能强迫别人承认他是特殊人物，那么他的情况就能大为增进了。
被宠坏的孩子长大之后，很可能成为我们社会中最危险的一群。他们有些人会严重地破坏善良意志：他们会装出“媚世”的容貌，以博取擅权的机会，可是却暗中打击平常人在日常事务上所表现的合作精神。还有些人会作出更公开的反叛：当他们不再看到他们所习惯的馅媚和顺从时，他们即会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他们认为社会对他们充满敌意，而想要对他们所有同类施以报复。假使社会真的将他们的生活方式表示敌意“这种事经常发生”，他们会拿出这种敌意作为他们被亏待的新证据。这就是惩罚为什么总是不生效果的道理：它们除了加强“别人都反对我”的信念外，就一无所用了。被宠坏的孩子无论是暗中破坏或是公开反叛，无论是以柔术驾驭别人或是以暴力施行报复，他们在本质上都犯着同样的错误。事实上，我们发现：有许多人他们先后使用着这两种不同的方法，而其目标却始终未变。他们觉得：“生活的意义是——独占鳌头，被认为是最重要人物，并获取心中想要的每件东西。”只要他们继续将这种意义赋予生活，他们所采取的每种方法都是错误的。
第三种是很容易造成错误的情境，是被忽视的儿童所处的情境。这样的儿童从不知爱与合作为何物：他们建构了一种没有把这些友善力量考虑在内的生活解释。我们不难了解：当他面临生活问题时，他总会高估其中的困难，而低估自己应付问题的能力和旁人的帮助及善意。他曾经发现社会对他很冷漠，从此他即错以为它永远是冷漠的。他更不知道他能用对别人有利的行为来赢取感情和尊敬，因此，他不但怀疑别人，也不能信任自己。事实上，感情的地位是任何经验都无法取代的，母亲的每一件工作，就是让她的孩子感受到她是位值得信赖的人物，然后她必须把这种信任之感扩大，直至它涵盖儿童环境中全部之物为止。如果她的第一个工作——即获得儿童的感情、兴趣和合作——失败了，那么这个儿童便不容易发展出社会兴趣，也很难对其同伴有友好之感。每个人都有对别人发生兴趣的能力，但是此种能力必须被启发、被磨练，否则其发展即会受到挫折。
假使有个完全被忽视、被憎恨或被排斥的儿童，我们很可能发现：他很孤单，不能和别人交往，无视于合作的存在，也全然不顾能帮助他和别人共同生活的任何事物。然而，我们说过，在这种环境下的个体必然会死亡。儿童只要度过了婴儿期，便可以证明：他已经受到了某些照顾和关怀。因此，我们不讨论完全被忽视的儿童，我们只管那些受到的照顾较平常为少者，或只在某方面受到忽视，其他方面却一如常人者。总之，我们说：被忽视的儿童必然未曾发现值得他十分信赖的人。我们的文明有种悲哀的讽刺，就是：有许多生活中的失败者，其出身都是孤儿或私生子。通常，我们都把这种儿童归纳于被忽视的儿童之中。
这三种情境——器官缺陷，被娇纵，被忽视——最容易使人将错误的意义赋予生活。从这些情境中出来的儿童几乎都需要帮助以修正他们对待问题的方法。他们必须被帮助以朝向较好的意义。假使我们关心过这些事情——这就是说，假如我们对他们有真正的兴趣，而也会在这方面下过功夫——我们将能在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中，看出他们的意义。梦和联想已被证实为很有用处：做梦时和清醒时的人格都是相同的，但是在梦中社会要求的压力较轻，人格能不经过防卫和隐瞒而表现出来。不过，要了解个人赋予自己和生活的意义，最大的帮助是来自其记忆。每种记忆都代表了某些值得他们回忆之事，不管他能想起的，是多么少的一点点。当他作回忆时，它之能够被想起，即是因为它在他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它告诉他：“这是你应该期待之物”或“这是你应该躲避之物”，或“这就是生活！”我们必须再强调：经验本身并不如留于记忆中而被凝结成生活意义的经验来得重要。每件记忆都是值得纪念之物。
对于表明个人对待生活的特殊方式已存在有多久，以及在指出最先构成其生活态度的环境等方面，儿童早期的回忆是特别有用的。最早的记忆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人对自身和环境的基本估计均含于其中，它是个人将他的外貌、他对自己最初的整个概念，以及别人对他的要求等等，第一次综合起来的结果。其次，它是个人主观的起点，也是他为自己所作记录的开始。因此，在其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他觉得自己所处的脆弱和不安全的地位，以及被他当作理想的强壮和安全的目标，二者之间的对比。至于被个人当作最早记忆的，是否确实为他所能记起的第一件事，或是否对其真实事情的回忆，对心理学的目的而言，则是无关紧要的。记忆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被“当作”何物、对它们的解释，以及它们对现在及未来生活的影响。
一旦我们发现并了解生活的意义，我们即已握有了解开整个人格之钥。曾经有人说：人类的特征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上，只有对那些未曾把握住解开此种困境之钥的人，这种说法才为正确。然而，我们说过：假使无法找出最初的错误，那么讨论或治疗也都没有效果，而改进的唯一方法，在于训练他们更合作及更有勇气地面对生活。合作也是我们拥有的防止神经病倾向发展的唯一保障。因此，儿童应该被鼓励及被训练以合作之道；在日常工作及平常游戏中，他们也应该被允许在同龄儿童之间，找出自己的行为方式。对合作的任何妨碍都会导致最严重的后果。例如，只学会对自己有兴趣的被宠坏的孩子，很可能把对别人缺乏兴趣的态度带到学校。他对功课有兴趣，只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能换来老师的恩宠；他也只愿意听取他觉得对自己有利的事物。当他接近成年时，缺乏社会感觉对他的不利会变得愈来愈明显。在他的毛病开始发生时，他已经不再为责任感和独立性而训练自己，而他本身的特质也已经不足以应付任何生活的考验了。
我们不能因为他的短处而责备他。当他开始尝到苦果时，我们只能帮助他设法加以补救。我们不能期待一个没有上过地理课的孩子，在这门课的考卷上会答出好成绩；我们也不能期待一个未被训练以合之道的孩子，在面临一个需要合作训练的工作之前，会有良好的表现。但是每种生活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合作的能力，而每种工作也都必须在人类社会的架构下，以能够增进人类福利的方式来予以执行，只有了解生活的意义在于奉献的人，才能够以勇气及较大的成功机会来应付其困难。
如果老师们、父母们及心理学家们都能了解：赋予生活以某种意义时可能犯的错误，而如果他们自己也没有犯同样错误，我们就能相信：缺乏社会兴趣的儿童对他们自己的能力，对生活的机会，就会有较乐观的看法。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他们就不会停止努力、找寻捷径、设法逃离、把肩上重担推给别人口出怨言以博取关怀或同情，或觉得非常丢脸而自暴自弃，或问：“生活有什么用处？它使我得到什么东西？”他们将会说：“我们必须开拓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能够对付它。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宰。除旧布新的工作，舍我其谁！”假使每个独立自主的人，都能以这种合作的方式来应付其生活，那么我们将可看出：人类社会的进步必然是无止境的。
敏感的金钱话题
在所有具体的问题中，没有一个问题比金钱和金钱所代表的财产问题更迫切地需要我们去解决。一个人在世界上生活一天，他就要同金钱打一天的交道。而一个人与金钱发生的关系，包括他如何赚钱、如何存钱和如何花钱，或许是检测他的才智高低的最好的方法。
虽然金钱决不能作为一个人生活的主要目的，不是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东西，但是，它也决不是无关痛痒的东西，我们决不能从观念上加以蔑视。亨利·詹姆士曾经说过：“人不能光靠感情生活，人还得靠钱生活。”有钱的父亲比不富裕的父亲重要些，而且有钱的家庭也要比不富裕的家庭稳固些。概言之，金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所以，通过诚实劳动使自己变得富有，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自古以来，对金钱赞美者有之，诅咒者有之。实际上，正如拉罗什福科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根据我们对待财富的恶劣方式来谴责财富，看我们在获得财富和使用财富上有无罪恶；他们认为财富并不像木柴延续火焰一样养育和增加罪恶，而是能够被我们用来奉献给所有德性，甚至使他们更令人愉悦和光辉灿烂。”
在实际生活中，在很大程度上，金钱是一个人获得幸福、快乐和社会地位的手段。金钱的多少，虽然不能作为衡量一个人价值大小的标准，但是，一个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甚至需要靠别人的施舍才能维持生活的人，是很难为别人、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的。正如培根爵士所说：“财富之于德能正如辎重之于军队。辎重是必不可少的，也决不能抛之脑后。但是，它阻碍行军；并且，有时候因为顾忌辎重而失却或扰乱胜利。巨大的财富并没有什么真实的用途，它只有一种用处，就是施众，其余的全不过是幻想而已。”
一方面，金钱就是力量。金钱，代表着房屋、家具、衣服、食物和其他丰富多彩的生活用品。一个人有钱的时候能够比他没有钱的时候多做许多好事；正当地使用金钱，金钱就是美德之源。人性中的一些最优秀的品质，是与正确使用金钱密切相关的。例如，慷慨大方、诚实正直、公平公正和自我牺牲精神，都与金钱的使用有关，更不用说经济、节俭的美德了。在善良、高尚人的手中，金钱能够成为也确实成为了美德。
另一方面，金钱又是万恶之源。一位作家曾经指出：“金钱真正是人间一切下流行为的渊轰。有了钱，那些最黑暗的勾当的沉渣往往会在生活的表面泛起，并支配整个国家的命运。”人性中最为恶劣的品质，也是与金钱的使用密切有关的。这些美德的对立面，如贪婪、欺诈、不公平和自私，都会在一个爱财如命的人身上表现出来。一部分人丧失了正确运用金钱的智慧和道德，滥用或误用了金钱这种手段，产生了浪费、铺张、挥霍、奢侈等罪恶。亨利·泰勒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写成了《生活备忘录》一书，他指出：“在赚钱、储蓄、花销、送礼、收礼、借进、借出和遗赠等金钱的使用方面，正确的行为原则和做法，为一个人的完美无缺做出了最有力的论证。”
人生活在世界上，舒适快乐，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努力追求的一种状况。金钱，使人的肉体需要和精神需要得到满足，而这种需要对于人性中更完美的方面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金钱，也使每个人能为自己的家人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如果没有这些物质条件，那么，就正如《圣经》中的使徒所讲的，这个人会“比一个不信教的人更坏，更可恶”。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种义务和职责是义不容辞的，是不可漠不关心的。
有些基督徒认为，只有极度贫困、生活捉襟见肘的人才能信仰虔诚。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耶稣也并不是一个苦行主义者，基督并不是不鼓励人们发家致富。他知道要使人们生活幸福，就不能缺衣少食。一定的财富对个人的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圣经》上说：“嗜好金钱是万恶的渊蔽”，意思只不过是说人们不能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不能把金钱当作偶像来崇拜，不要为了金钱而陷入无休止的争斗。否则，就掉进了罪恶的深渊。福音书的原则是不但自己生存而且也帮助别人生存。如果你在生活上还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资本去帮助别人呢？
人们对我们的尊敬完全取决于我们抓住机遇取得辉煌成就，从而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到正确的使用金钱，就必须受到良好的教育。教育会激起一个人的自尊感，会使他产生精明能干的品质，并且培养出耐心。坚韧和诸如此类的美德。这个精明能干、小心谨慎的人，还必须是个办事考虑周全的人，他不仅仅要考虑当下的生活，而且要有先见之明地为将来做出安排。同时，他还必须是个有节制的人，培养自己自我克制的美德，而不应该丝毫不考虑个人品格的力量。
约翰·斯特林指出：“懂得自我克制的教师的最坏的教育，也强于那些自以为是而不知节制的教师的最好的教育。”罗马人恰好也用了同一个词“美德”来命名勇气。勇气存在于一个人的肉体感官之中，而美德存在于一个人的精神灵魂之中。最崇高的美德就在于自我克制。
因此，自我克制一课——即为了将来的利益暂时牺牲当下的享乐——是最后要学习的一课。这些最难上的课程自然是期望人们发挥他们所赚的钱的最大的价值。然而，很多人习惯于他们所赚的钱用于眼前的吃喝，直至挥霍殆尽。其结果是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陷入被动，只有靠节俭度日。在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平日里任性恣意，挥霍尤度，贪图享乐，可是一旦时势艰难，他们却发现自己囊中所剩无几，生活难以为继。这也是出现社会上一些人无依无靠、穷困潦倒和生活悲惨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向人们公开怎样赚钱这一伟大秘密，许多流行书刊已经出版发行。但是，赚钱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的，每一个民族大量的谚语都证实了这一点。如，“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勤奋乃好运之母”，“没有耕种，没有收获”，“没有汗水就没有‘结晶’”，“天道酬勤”，“世界是属于那些勤劳和坚韧的人”，“贪吃贪睡必然债台高筑”。
这些饱含哲理的谚语，是代代相传的知识宝库，揭示了发财致富的最好方法。而且，和其他一些广为流传的谚语一样，它们是最早的道德准则。它们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并且，人们的日常经验还在证实它们的正确、力量和真理性。
关于意志的力量和对金钱的妙用与滥用，所罗门的格言充满了睿智：“工作中偷懒的人和生活中铺张浪费的人是孪生兄弟。”世间的贫困要么是因懒惰而起，要么是因铺张浪费而生。而且，懒惰与铺张浪费往往是结伴而行，懒惰的人必然浪费，浪费的人一定懒惰。
“去看蚂蚁的人，是懒汉；思考蚂蚁工作精神的人，是智者。”这位讲道者说，懒惰的人必然贫困，而且是“像云游者那样贫困，像武士那样赤手空拳”。而勤劳和正直的人用“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酗酒者往往食不果腹，瞌睡虫难免衣不蔽体”。“谁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谁就富甲天下”。但是，最重要的是“智慧比黄金更可贵，智慧比珠宝更无价，它的价值无可比拟”。
勤奋和节俭可使一个智力一般的人凭借自己的收入，而获得相当的独立性。即使是工薪阶层的人，只要他对自己的收入合理使用，精打细算，不做无意义的花销，他也能做到这一点。一分钱虽然微不足道，然而，无数家庭的幸福正是建立在对每一分钱的合理使用和节省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一个人不珍惜这每一分钱而让他的辛勤劳动所得随意从指缝里流走——一些送给了啤酒屋，一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花费掉了，那么，他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与一般动物并没有多大区别。相反地，如果他不随便乱花一分钱——部分钱用于社会福利事业或投资保险基金，部分钱存入银行，其余的全交给妻子去统筹安排，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支和家庭成员的教育费用，那么，不久他就会发现这种对每一分钱的注重会给予他丰厚的回报，个人收入在不断增加，家庭生活越来越红火，对将来心里也没有什么担忧。
如果一个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志向远大，并且拥有超乎常人的精神财富，那么，他不仅自己会从中得益，其他人也会在他的生活道路中受益匪浅。
在赚钱过程中，最需要的东西是人的精力，积累财富则是最高的独立目标。一个人如果全身心地追求这一目的，鲜有不成功的。但是，量入为出，点滴积累，零攒细聚，使得金钱数量日益增加，却极少有人能做到。
使期望接近现实
另一类事实和价值的整合来自我们称之为接受的态度。在这里，与其说融合来自现实的改善、是的改善，不如说来自应该按比例的下降，来自对期望的重新确定，使期望更接近现实，因而更有可能达到。
这时我们对于自己过于完美的要求，我们对于自己的理想形象在顿悟中破裂。当我们容许自己也有某些怯懦、妒忌、敌意或自私的观念时，那完美勇士、完美母亲或完美逻辑家和理智者的自我意象就会崩塌。
这通常是一种令人沮丧甚至绝望的真切认识。我们会感到有罪、堕落、毫无价值。我们的是“距离我们的应该”极端遥远。
但是，我们在成功的治疗中经历接受的过程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从憎恶自己向顺从的态度转移，但从顺从中我们有时又进而会想：“那终究不是一件坏事。那的确完全合乎人性，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亲爱的妈妈有时会恨她的宝宝？”甚至有时我们还会看到自己走得更远，达到一种对人性充满爱的接受，并且由于对失败的充分理解，最终会认为人性是合意的、美丽的，是一种光荣。
例如，一位妇女起初对男子气满怀恐惧和憎恨，但最终会喜欢它，甚至会因它而生成宗教的敬畏感，直到狂喜的地步。起初被认为是一种恶的东西，最终能变为一种光荣。这位妇女重新确定她对男性的看法，她的丈夫能在她眼前变成他应该成为的样子。
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苛责，放弃我们关于孩子应该如何的规定，放弃我们对孩子的要求，我们完全可以从孩子那里体验到这一点。我们能偶尔在怎样的程度上这样做，我们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把他们瞬时视为完美的，那一瞬间确实能给人以极敏锐地感受为美丽的、非凡的、十分可爱的。我们关于意愿和希望的主观体验，也就是不满足的体验，于是，它能同满足、同意以及同应该出现时我们所感受的定局的主观体验相整合。
正如阿兰·瓦茨所说：“……在死亡来临时，许多人都有一种奇异的感受，不仅觉得能接受一生中已经发生的每一件事，而且觉得那也是他们所愿望的。这不是在迫切需要意义上的愿望，它是对不可避免和愿望两者同一的意外发现。”
说到这里，我们又想到罗杰斯的各种小组实验，它们都证明，在成功的治疗过程中，自我理想和实际自我逐渐接近整合。用霍尼的话说：“真实的自我和理想化的形象缓缓地被改变并移向整合，逐渐变成同一的东西而不是完全相反的东西。”
更正统的、弗洛伊德的关于粗暴的和进行惩罚的超我的概念也与此类似，超我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能按比例降下来，变得更和善、更认可、更亲爱、更自我赞同。
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明，就是个人对个人自我的理想和个人对个人自我的实际觉知逐渐靠拢，能容纳自尊并因而也能容纳自爱了。
在这里最典型的例子是分裂人格类型和多重人格。在这样的病例中，表现出来的人格总是过于因循的、谨小慎微的、假正经的，拒绝潜在的冲动以致完全压抑这些冲动，弄得他只能从自己的心理病理的、儿童般的、冲动的、寻求快感的、无控制的方面的全面突破得到满足。二歧化会使两种“人格”都受到歪曲，整合将引起两种“人格”中的真实改变。从专断的“应该”中解脱出来才有可能拥抱并享受现在的“是”。
有几位罕见的心理医师，利用揭露的手段作为对患者的一种贬抑术。他们撕掉患者的假面具，使其露出最初的真实面目。这是一种控制战略，一种胜人一筹的本事。它变成一种社交攀比的形式，一种使自己感到有力量、强大、占优势、高超、甚至飘然欲仙的方法。对于某些自视不高的人，这是一种使他们能够变得敢于与人亲近的办法。
从某种程度来讲，这意味着被揭露的东西（畏惧、焦虑、冲突是低级的、不好的、罪恶的）。例如，弗洛伊德甚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都不曾真正喜爱过无意识而仍然大都把它说成是危险的、罪恶的，必须受到控制。
多数医师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同的。一般说，他们关于人的深层内涵知道得越多，他们也越喜爱它们，尊重它们。他们喜爱人性，不会依据某一先已存在的定义或柏拉图的本质作为衡量标准，不会因为人性达不到某一境界便谴责它。他们发现设想人是英勇的、纯洁的、聪明的、有才华的、或杰出的是有可能的，甚至当这些人是患者，暴露了自己，暴露了他们的“弱点”和“罪恶”时也一样。
用另一种方式说，假如一个人更深入地观察人性而感到以前的幻想破灭，那就等于说一个人曾有过一些幻想或期望那些不能实现的或见不得阳光的东西，也就是说，那是虚假的和不真实的。例如在我们的一项性研究中有这样一位被试者，她丧失了对宗教的信仰，因为她根本无法尊敬这样的上帝——她竟会发明一种淫猥的、肮脏的和令人作呕的制造婴儿的方式。这使人想起中世纪不同僧侣的记述，他们深为自己的动物本性（例如，排粪）和他们宗教追求的不相容所苦。我们的专业经验使我们能对这种不必要的、自己制造的愚蠢置之一笑。
概括来说，肮脏的、罪恶的或野蛮的己被看成是基本的人性，因为它的某些特征已被先验地确定为如此。假如你把排尿或月经定为肮脏的，这也就意味着人体也是肮脏的。有一个人，他每次与妻子性交之后都被内疚和羞耻的痛苦所折磨。他是“语义上的”邪恶，专断定义的邪恶。因此，以一种更接受现实的方式重新定义是一种缩小是和应该之间距离的方法。
最佳条件下的事实即价值。应该成为的已经实现。前面曾经提到过，这一整合能沿着两个方向之一发生，一是改善实际状况使它更接近思想；另一是让理想按比例下降，让理想能更接近实际存在的事物。
我们现在在附加另外一个途径——统一的意识，这是一种能在事实中同时发现它的特殊性和它的普遍性；既可把它视为此时此刻，同时又把它视为永恒的。或者可以这样说，是能在特殊中并通过特殊看到普遍，能在暂时和瞬时并通过瞬时看到永恒。
这是存在领域和缺失领域的一种整合——当沉浸在缺失领域中时意识到存在领域，或当沉浸在存在领域中时意识到缺失领域。
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禅宗道家或神秘文献的任何读者都能理解我所谈论的问题。每一位神秘论者都曾力图描绘具体物的这种生动性和特殊性，同时又描绘它的永恒、神圣、象征的性质（类似一种柏拉图式的本质）。而现在，除此以外，我们又有了许多实验家（例如，赫胥黎）的这一类描绘，描绘用幻觉药剂进行实验的效果。
这种认识的普通一例就是我们对儿童的认识。在原理上，任何儿童都可能变成任何东西。他有巨大的潜能，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他是任何东西。假如我们有任何敏感性，我们观察他们时如果能意识到这些潜能并肃然起敬，这一特殊的婴儿可能被认为有可能是未来的总统、未来的天才、未来的科学家或英雄。实际上，他此刻确实在现实的意义上也具有这些潜能。他的事实性的一部分正是他体现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可能性。对于任意一个婴儿来说，任何丰富而又充分的观察都能看到这些潜能和这些可能性。
同样地，对任何女人或男人任何充分的认识都包括他们的神秘性、牧师的可能性，在真实而有限的人类个体中熠熠闪耀出来的神秘物展现在你的眼前：他们维护什么，他们能成为什么，他们使我们想到什么，我们能从他们那得到什么诗情画意。例如，一个敏感的人看到一位妇女喂宝宝吃奶或烘烤面包，或看到一位男子汉保护他的家庭免遭危难时，怎么可能总是无动于衷？
一位医生若想成为一位优秀而合格的医师，只有对他的患者有统一的认识。他必须能给予患者“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把他看成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庄严的人，同时又意识到患者有缺欠的，他是不完善的，他需要接受改善的治疗。患者作为人类一员的这种尊严是需要注意的，无论患者所做出的事情多么可憎，我们都有必要尊重任何一位患者。这是废除死刑运动中所蕴含的那种哲学，包括禁止过度贬抑个人或禁止残酷的和异常的惩罚。
我们要想具有统一的认识，就必须既认识人的圣洁庄严的一面，又认识他的世俗亵渎的一面。看不到这些普遍的、永恒的、无限的、基本的象征的性质肯定是一种下降，降到具体的、物的水平，这因而是一种局部的盲目。
统一认知是一种同时看到“是”和“应该”的方法——既看到直接的、具体的真实性，又看到可能成为的、能够成为的东西，看到目标价值，它不仅可能实现而且现时就存在我们的眼前。这也是一种我曾能够教给某些人的方法。
因此，在原理上，它使我们看到，有意地、自愿地整合事实与价值的可能性就在我们面前。读荣格、埃利亚德、坎贝尔或赫胥黎的书，而又使我们的意识不受到恒久的影响、不使事实和价值靠拢在一起，这做起来非常困难。我们无须等待高峰体验带来整合！
自我世界的正常发展
在我们试图理解内部和外部、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时，自律和同律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我们会很容易地同意安贾尔的说法：在我们内部有两大意向或需要，一种趋向自私，一种趋向无私。从自律的自身看，它倾向于引导我们趋向自我满足，趋向和世界争胜的力量，出于它自身的法则愈益充分地发展我们自身内部独特的自我，亦即出于它自身内在的动力、心灵自生自长法则而非环境的法则。
这些心灵的法则和外部现实非心灵世界的法则是不同的，是分离的，甚至是对立的。这一对自身同一性的追求，或对自我（个体特征、自我实现）的探索，已经由于成长及自我实现心理学家的努力，对于我们肯定都很熟悉了，且不谈存在主义者和许多学派的神学家。
但我们似乎也意识到有一种与上述倾向矛盾的倾向，而且是一种强烈的倾向，要放弃自我，使我们自己淹没于非我中，放弃意愿、自由、自我满足、自我控制、自律。由于它的病态形式，导致了血统、乡土和本能浪漫主义，导致受虐狂，对人的轻视，不是寻求完全在人以外的价值，就是寻求人的最低动物本性以内的价值，两者都出于对人的轻视。
之所以在高自律和低自律之间进行区分，我们希望这样做能表明，这些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同型性，并由此为改善人格与世界之间的沟通打下一个理论的基础。
人身上发现的自律和力量，在感情上可行的人与感情不可行的人是截然不同的。非常宽泛但并非不太准确地说，是世界争胜的人格的增强，这种争胜是在一种非此即彼的二歧方式中进行的。在这种方式中两者不仅是完全分离的，而且是相互排斥的，好象彼此是仇敌，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自私的自律和力量。
在这个丛林式的世界中，这样的人是凶狠的狼。在最初用猿猴来研究“力量”的这些不同性质时，我们把这称为专制的或法西斯的统治。在以后对大学生的研究中，它被称为不可靠的高统治。
在可行的高统治世界里，人人都有对世界和他人的感情，有大哥哥般的责任感和对世界的信任感，和世界打成一片的情感，而不是敌对感和畏惧感。这些人物的优越力量是为了欢乐，为了爱，为了帮助他人而利用的。
依据种种理由，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这些不同是心理上健康和不健康的自律之间的不同，也是心理上健康和不健康的同律之间的不同。我们也发现，这一区分使我们意识到自律和同律是相互联系而不是彼此对立的；当人更健康、更真诚地成长时，高自律和高同律会在一起成长，一起出现，并最后趋向溶合，构成一个更高的把两者都包括在内的统一体。在这种条件下，自律和同律、自私和无私、自我和非我、纯粹心灵和外部现实等等的二歧化都会趋向消失，并能看作不成熟和不完善发展的副产品。
在自我实现的人中，这种二歧超越可作为一件普遍的事情随时观察到，但它在我们大多数人中，只有在我们自我内部和自我与世界之间最高整合的时刻才能看到。在男女之间或亲子之间最高的爱中，当人达到力量、自尊、个人特征的极点时，他也同时会和他人打成一片，失去自我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我和自私。在创造的时刻，在深刻的美感体验中，在顿悟体验中，在生孩子时，在跳舞时，在体育经验中，在其他我曾统称为高峰体验的时刻，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在所有这些高峰体验中，人根本不可能明确地区分自我和非我。也可以这样说，人整合起来了，他的世界也整合起来了；他感觉良好，他的世界也显得良好了；等等。
首先请注意，这是一个实证的论述而不是一个哲学的或神学的论述，任何一个人都能重复这些发现。我们可以确切无疑地断言，这是在谈论人的体验而不是超自然的体验。
其次请注意的是，这含有不同意各种神学陈述的意思。神学家认为，超越自我的界限意味着摒弃或否定或失去自我或个人特征。在普通人的高峰体验中以及自我实现的人们中，这些是越来越高的自律发展的终端产物，是达到自我同一的终极结局；它们是自我超越的结果而不是自我湮灭的结果。
最后请注意，它们是暂短的体验，不是恒久的体验。假如这是进入另一世界，也总有回归日常世界的时刻。
对于更整合的人格来说，我们开始能以一种科学的方式认识它了，因为它影响着信息的接收和发出。例如，罗杰斯和他的同事的许多研究表明，当患者在心理治疗中有好转时，他以不同的方式变得更整合了，更“对经验开放”或更有效地理解，并更充分地发挥作用，更忠实地表现。这是我们实验研究的主体，而且许多临床的和理论的作者，他们在每一点上都赞同并支持这些一般的结论。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自己的研究探索，但却获得同样的结论，这是一种对相对健康人格的直接探索。这些探索支持整合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方面的规定性；它们支持那个结论，认为健康人更自发，更善于表现，他们做出行为反应更容易、更全面、更忠实；它们支持另一结论，认为健康人能更好地理解（理解自己、他人、和现实的一切）。尽管如我曾指出的，这不是一种一律的优越性。有一个流行的故事，治疗师让精神病人说：“2+2=5。”而神经症患者说：“2+2=4，但我不能容忍它！”我们或许也能附加说，无价值的人——一种新的病态——说：“2+2=4，那又怎么样！”而更健康的人实际上会说：“2+2=4，多么有趣！”
或者换一个方式进行解释。约瑟夫·鲍苏姆和马斯洛公布了一项实验报告，他们发现，看可靠的人照片上的面孔往往比不可靠的观察者所看到的要热情。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仁慈心的投射呢，还是天真的投射，或是更有效的感知和理解呢？结果如何，仍有待未来的研究。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实验，以便能使被观察的面孔具有已知的热情或冷静的水平。然后，我们可以问，那些观察到或归属为更多热情的观察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他们对热情面孔或冷静面孔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有误的？他们看到的是他们想要看到的吗？他们是在要求自己喜欢他们的所见吗？
最后说几句关于存在认知的话。这是一种对现实最纯的最有效的观察和理解，尽管这有待于实验的检验。它是对认识对象的更真确更可靠的认识，因为它最超然、最客观、最少受到观察者的愿望、畏惧和需要的污染。它是非干预的、没有要求的、最能接受的。在存在认知中，二歧倾向于溶合，分类倾向于消失，对象被看作是独一无二的。
这样的观察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最容易发现。但也曾在几乎所有的人中都得到这种观察和认知的报告，是在他们生活最高潮、最快乐、最完善的时刻做出的。仔细的研究表明，认识对象变得更个体化、更统一、更整合、更有趣、更丰富多采、更健康；而且它们是同时发生的，并能从任何一方开始。
也就是说，世界变得越完整，人也变得越完整。同样的，人变得越完整，世界也变得越完整。这是一种动力学相互关系，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一个信息的意义显然不只是依赖于它的内容，而且也依赖于人格能够对它做出反应的程度和范围。更“深的”含义只有更“深的”人才能理解。他的个子越高，他能看到的也越多。
正如爱默生所说：“我们是什么，我们也只能看到什么。”但现在我有必要再附加一句：“我们看到的什么又倾向于使我们相信它是什么和我们是什么。”个人和世界之间的沟通关系是一种相互形成和彼此升降的动力学关系，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可逆的同型”作用。高水平的人才能理解高水平的知识；高水平的环境也倾向于提高人的水平，正如低水平的环境倾向降低人的水平一样。二者之间会相互影响以便使彼此更相似。这些看法也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怎样相互帮助和彼此塑造。
自我实现的完美状态
从理论上看，自我实现被误解为静态的、不真实的、“完美的”状态，似乎在这种状态中，一切人的问题全都超越了，人们“永远快乐地生活”在宁静或狂喜的超人状态中。但从经验上看，情况并非如此，这也是我急于纠正的主要原因。
为了使实际情况更清楚些，我们可以把自我实现描述为这样的人格发展，这种人格发展使人摆脱了青年的缺失问题，也摆脱了人生的神经病态（幼稚的、幻想的、不必要的、“不真实的”）问题。因此，他能够对付、忍受和抓住人生的“真正”问题，因为人内在的和终极的问题，避免不了“存在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什么完善的答案。也就是说，这并不是问题不存在了，而是一个从过渡性问题或不真实的问题运动到真实的问题。为了使人惊醒，我们甚至可以把自我实现的人称之为自我认可和顿悟的神经症患者，因为这个概念能够解释“理解和承认人的固有状态”的同义语，也可以说，勇敢地面对和承认人性的“缺点”，甚至是对这些缺点“欣赏”并感到有趣，而不是力求否定它们。
正是这些真实的问题，甚至是（或者尤其是）最成熟的人都要碰到的问题，才是我们希望在将来讨论的。例如，真实的内疚，真实的悲痛，真实的孤独，健康的利己，英勇，责任心，对别人负责，等等。
随着普遍级人格的形成一起到来的，除了看到真理时的内在满足而不是欺骗自己之外，当然还有量上的（以及质上的）增进。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大多数人的内疚是神经病性质的，而不是真实的内疚。成了无神经病性质的内疚的人，确实意味着内疚的数量更少了，尽管真实的内疚可能继续存在。
不仅如此，高度发展的人同时也有更多的高峰体验，并且这些体验是更加深刻的（即使这一点可能不大符合“着迷的”或阿波罗型的自我实现的实情）。这就是说，虽然成了更完善的人仍然有问题和痛苦（尽管是“更高级的”类型），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些问题和痛苦在数量上是较少的，而愉快在数量上则是更多的，而且在质量上是更高的。总之，由于达到了个人发展的更高水平，所以个体在主观上更入佳境。
自我实现者比一般公众在特殊类型的认知，即我们称之为存在认知上是更有能力的。我们把这种认知描述为本质的、存在性的、内在结构和动力的、人和物或任何事物现存潜力等的认知。存在认知与缺失认知、或以人为中心的认知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形成鲜明的对照。正是因为自我实现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所以存在认知作为自我实现的一个方面，包含着一定的危险。
在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身上，存在性认知和缺失性认知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是怎样把沉思和活动联系起来的呢？
首先，这些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在存在认知、沉思和理解能力方面比一般的公众要大得多。这一点看来是个程度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似乎都有偶然的存在认知、纯粹沉思、高峰体验的能力。
第二，他们同样也有更多的有效活动和缺失性认知的能力。必须承认，这可能是在美国选择研究对象的副现象，甚至这也许是研究对象的选择者是美国人这个事实的副产品。总之，在我们研究过的自我实现的人中，还没有碰到像佛教僧侣那样的人。
第三，在大多数时刻，大多数完美人性的人都过着我们叫做日常生活的生活——购物，吃饭，成为有教养的人，去看牙科医生，考虑金钱，反复思考是选择黑色皮鞋还是棕色皮鞋，去看无聊的电影，阅读流行的文学作品等等。可以一般地预测，他们对惹人厌烦的事情是生气的，对罪行是震惊的，等等。尽管这些反应可能是不太强烈的，或具有同情色彩的。高峰体验、存在认知、纯粹沉思，无论自我实现的人看来是如何频繁，但是从绝对数量上看，即使是对他们来说，这些也是罕见的体验。这一点是实际情况，尽管还有另一种实际情况：即更成熟的人在一些别的方面会全部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更高水平上，例如，更清楚地区分手段和目的、深层和表面。一般的是更表现的、更自发的，同他们所爱的东西是深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等等。
因此，这里提出的问题更多的是终极问题而不是中间问题，是理论问题而不是实践问题。然而，与理论上努力说明人性的可能性和限度相比，这些二难推理问题是更重要的。因为它们是真实内疚、真实冲突的起因。它们是我们可以叫做“真实存在心理病理学”的起因。我们必须继续同这些二难推理问题做斗争，因为它们也是个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