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唐朝建立后，尊崇老子为“圣祖”，遮掩唐宗室原为北魏拓跋氏之后的事实，力图抬高唐王朝的社会地位，有目的地利用老子编造政治神话。武德初年，唐高祖称老君显灵下降羊角山，诏令于其地建立太上老君庙，举行盛大的崇祀活动；同时，因楼观道士佐唐有功，赐赏丰厚，并对道教采取了一系列扶植、推崇的政策。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道教在全国各地也迅速地发展起来。
唐朝初期崇奉道教的另一个政治原因是利用道教来抑制佛教的发展。南北朝以来，魏武帝崇道排佛、梁武帝崇道尊佛、周武帝抑道毁佛，都成为社会政治中的大事件，都是政权斗争的产物。唐高祖和唐太宗虽然尊崇道教，但并不迷信道教，只是巧妙地利用道教为其政治统治服务。《旧唐书·太宗纪》曰：“南朝梁氏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子之教，致使国破家亡，足为鉴戒。”武德八年（625）唐高祖提出以中华本土之道教为先，儒教居中，佛教为末的三教序位，认为：道教能经邦致理，返朴还淳；教主老子，是唐宗室的先祖，李氏王朝的建立，实赖老君的功德。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祭祀老子，下诏重申：“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穷其宗也，弘益之风齐致。然则大道之行，肇于邃古，原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理，返朴还淳。”同时，朝廷还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下命朝内百官研习《老子》五千文，科举策试增加《老子》条目，设立宗正寺，掌管道士佛徒。由于政策的优惠，出家为道的人数激增，道馆林立，道教在全国很快地发展起来。
然而，佛教徒们也不甘示弱，围绕着道、佛二教教义优劣之争，华夷先后之争，老子西去化胡之辩的佛道争论由此展开。僧法琳等作《辩正论》驳斥道教，道士李仲卿作《十异九迷论》、刘进喜作《显正论》等反驳佛教。由于唐王室的支持，道教在辩论中取得了胜利。
盛唐时期的唐玄宗，在他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自始至终地崇奉道教。随着道派的涌现，经典的编纂，宫观的兴建，仪轨的修订，道教逐渐成为国教，走向了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玄宗在武则天、韦后专政下度过青少年时代，对两后利用佛教和僧人称帝专权深恶痛绝。即位后，一改中宗、睿宗旧制，推行崇道抑佛政策。他在天宝改元诏书中声称：“朕粤自君临，载弘道教，崇清静之化，畅玄元之风，庶乎泽及苍生。”设置老子在佛儒之首，称为“万教之祖”，确定了道教的领导地位。
唐玄宗在治国经略上，主张“发挥道教，弘长儒风”，即以道家思想为精神主导，以崇奉道教淳德天下，以儒家纲伦整治社会。
唐玄宗一再强调以道治天下，认为：“人君以道德清静为教”，“以无为不言为教”，又言：“无为则清静，故人白化，无为则不扰，故人自富。好静则得其性，故人自正，无欲则全和，故人自朴。此无事取天下矣。”“侯王若能守道无为，则万物白化。”所以，唐玄宗认为帝王好清静之化，施无为之治，“同归清静，共守玄默”，那么，为臣者可以保身，兼济于人，百姓自然返朴归真，安分守己，乐于家业，知善而不犯刑。上下合道，天下同心，社会昌盛。这就是唐玄宗以清静无为之道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
唐天始天尊造像在学术思想领域中，唐玄宗竭力推崇《老子》，尊封为《道德真经》，视为李氏王朝的“家书”，诏谕天下“士庶家藏一本，劝令习读，使知指要”，希望“同心同德，化流四裔。……家藏《道德经》，冀德立而风靡，道存而日用，则朕之陈祖业，尚家书，出门同人，无愧于天下矣。”玄宗还亲手注释《道德真经》，颁于全国，命令设立崇玄馆，招收生徒，研习《老子》以及《庄子》《文子》《列子》，命贡举加试诸策，以明经例保举后，可获得崇玄博士称号。
天宝二年（743），唐玄宗加封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八年又封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年又进封为“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在全国范围内增建老子庙，两京改称太清官、太微宫，亳州老子庙亦称太清官，天下诸州的改称紫极宫。诸宫皆拟宫阙之制，祭献太清官的礼仪与祭献太庙同。玄宗又命名地铸老子像，或绘祀老子像。老子不仅是唐王朝的“圣祖”，而且也成了护国、护教神。
盛唐时期，涌现了许多道派，有正一派、高玄派、升玄派、金明派、三皇派、灵宝派、上清派等。各派间俱有严格的经戒、法篆传授次序，有不同的斋醮仪式。出现了众多有名望、有道术的道士，如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杜光庭、张万福、史崇玄、叶藏质等。
司马承祯（647~735），字子微，法号道隐，又自号白云子、天台白云子、中岩道士、赤城居士。河内温人。出家于嵩山。得潘师正亲口传授《金根上经》、三洞秘篆，以及符、箓、辟谷、导引、服饵等道术。研习道教经典，成为陶弘景正一法统的三传弟子。
景云二年（711），司马承祯奉旨人宫，睿宗问其阴阳数术和修身治国的大事，司马承祯以老庄哲学、道教思想的“顺物自然”“淡漠无为”为宗旨，向睿宗说教，深受睿宗的赞许。
玄宗时，司马承祯被多次召见，并向皇帝亲授法篆和上清经法。司马承祯认为五岳山川祭祀的神祠，都是山林之神，上书请别立斋祠，玄宗听从其言，令在五岳名山重建真君祠，祠内诸神唐睿宗、玄宗赐司马承祯书并禁山敕碑形像、冠冕、章服、佐从神仙、殿宇设计，以及祠内的各项制度，皆由司马承祯按道教经典推意创造。由皇帝亲自许令道士在五岳重镇按道教传统建立斋祠，主持祭典，这在道教发展史上是少有的，这不只是由于唐玄宗本人信奉道教的缘故，而应该看到这是唐朝统治者借此笼络道徒，麻痹人民，利用神权为王权服务的需要。从道教方面来看，创立道教斋祠，主管五岳祭祀，是由司马承祯首开先例，从此，道教得以参加国家重要祭典活动，并与儒教祭祀山川的礼式抗衡，扩大了社会影响力。随着道教宫观的建立和发展，道教科范仪式的完善，道教更加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
司马承祯宗教理论思想主述于老庄哲学，兼受儒教的影响。同时，在唐初佛教流行的情况下，也兼受佛教哲学的理论影响。在多重影响下，司马承祯宣扬清静无为、主静去欲、修心得道的道教修炼思想方法，秉承道家哲学的宗旨，提出“坐忘”的论点。坐谓本心不起，本心不被外念惹动。内不接物，外不逐物，摄澄一切烦恼、物欲，忘乎一切内外事物，达到这样极其虚静的程度，便能合“道”大通，在道教修炼上，则谓之“得道”了。
大唐贞一先生庙碣宋叶梦得《玉涧杂书》曰：“道释二氏，本相矛盾。子微之学，乃全本于释氏。大抵以戒、定、慧为宗。”张右史曰：“是道也，智者得之为止观，司马子微得之而为坐忘，皆一道也。”这样一种摒弃一切感觉和思维活动，强抑制性的自我反省、自我控制的主观惟心主义的修炼过程，乃是由“渐悟”以至“顿悟”的修炼。这种方法宗源于道家哲学思想，同时又兼取佛教宗旨，与佛教的止观、禅定方法相类似。
司马承祯“收心”“坐忘”的修炼思想，对后世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宋代理学家程颢所宣传的“定性”，即使人保持心理状态的平静，既不是全不应物，也不是应物而不返；周敦颐《太极图说》中“无欲故静”的去欲主静说等，与唐代道家、道教哲学思想均有师承关系。
唐帝国在宣宗大中（847~859）年间曾一度“中兴”，之后，国势便江河日下。唐武宗、唐僖宗好长生术，耽溺于金丹方术之中，迷信神鬼，崇道灭佛。黄巢起义后，帝室避难人蜀，仍重开道场，扶持道教，造成前后蜀的信道风气。道教在四川的复兴，直接影响了江西、南唐地区的道教活动，促使了北宋真宗、徽宗的崇道。
宋代道教
宋代是道教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如果说北宋的道教基本上沿袭了隋唐以来的旧传统，那末，南宋以来，以道法为主体的旧道教日趋衰落，而以炼养、内丹为主的新道派相继产生，对金元明以后的道教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由于五代时期社会战乱，一些不愿仕宦的儒生和失意的官僚们往往以黄老思想作为安身立命的思想精神支柱，因而北宋初年，黄老道家思想在社会上的传播还相当广泛，不仅出现了苏澄隐、陈抟、魏野、柴通玄、种放、贺兰栖真等一批著名的隐士和道士，而且宋太宗及其宰臣吕端、吕蒙正、李琪、李防等也是黄老道家思想的信奉者。为了安定社会，巩固政权，皇室在社会上极力推崇黄老之道，把黄老思想既作为政治思想，又作为宗教思想。
宋真宗朝大力推崇道教是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开始。此时北边辽兵压境，真宗在主战派寇准等人的坚持下，统兵于澶州，被辽兵围困，订立城下之盟。从此，主和派导引朝纲，真宗也转而希求神灵保护王室，编造《大中祥符》三篇“天书”、降临人间，尊黄帝为赵氏始祖，封老子为“混元上德皇帝”，尊玉皇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帝”大肆祭祀，封禅泰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少见的崇道活动。
宋徽宗尊崇道教始于政和年间。首先，大肆宣扬天神下八仙之一何仙姑画像降，授以符书，亲作《元真降临示见记》颁示全国。其次，崇尚道士刘混康、林灵素、张虚白、王文卿、王老志。册封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使宋徽宗成为人君国主、天界尊神、教团教主三位一体的皇帝，同时加封山神、龙神、城隍、岳渎等民间祭祀之神，并在全国各地增建、扩建道教宫观。
赵宋王朝还设置道官、道职，建立道阶品位，整肃道教纲纪。政和四年（1114），徽宗下诏“诸路监司，每路通选宫观道士十人，遣发上京，赴左右街道录院讲习科道声赞规仪，候习熟遣还本处。”又下令各地州县，仿照儒学的形式，设立道学。重和元年（1118），徽宗下诏“自今学道之士，许人州县学教养，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外，兼通儒书，俾合为一道。大经《周易》、小经《孟子》。”初入道者称道徒，每年进行考试，根据成绩，分别授以元士、高士、大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老士等名号。（这些名称相当于宫品的五品到九品）又依儒学的贡土法，学道之士亦可通过考试为贡士，到京师人辟雍或太学学习，并可每三年参加大比，殿试合格者则称为高级道士，授以道官道职。据《宋史·徽宗纪》载：“重和元年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道宫中最高的称“金门羽客”，可以佩带金牌，出入宫禁。
《太上老君常清静经》石刻由于宋徽宗的崇道，道士获得殊荣，逐渐干预朝政，利用皇权，打击佛教、巫教、明教等民间其他教派，引起其他教徒的不满。由信奉明教的方腊率领的民众起义，就是历史的印证。
因循保守、苟且偷安的政治路线与尊儒学、崇道教的思想路线，导致宋朝的政治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危机。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压榨，激起了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极大地震撼了宋王朝。虽然，自真宗统治以来，有识之士屡屡上书，改革朝政，如王禹僻建言“五事”，宋祁主张免除“三冗三费”，范仲淹建策“新政”，王安石实施“变法”等，但这些都未能挽救宋王朝的衰落。宋徽宗一生信奉道教，直到作了金人阶下囚时，犹穿紫色道袍，头戴逍遥巾。这样的下场，也是对道教的最大讽刺，最好的鞭斥。
道教内丹派与道学
隋、唐以来，道士煅炼金石物质，服食丸丹，借以成就金刚不朽之躯的金丹道风靡于世，帝王、官僚、富贵阶级争相倡导。然而在众多的服食者面前，其弊病也逐渐败露。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记载有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服丹药中毒致死。五代蜀何光远《鉴诫录》谓梁太祖服方山道士庞九经所进金丹，眉发立坠，痈疽发背而亡；南唐《钓矶立谈》记载有南唐烈祖服金石药，患痈致死的史实。此外，道士烧炼黄白之术，实际都是炼药金银，以混淆真金银，谋利钱财，在社会流行，便成一害。因此，外丹术逐渐被世人视为欺人之术而遭到鄙弃。
道教历来认为宇宙是大天地，人体是与自然相应的小天地。天地自然的形象、变化与人体生理机制的形态、性情的变化是相似、相应、相通的。当模拟自然的外丹金石术在实践中失败后，道士们则从道教故有的胎息、服气、存想等内炼法转变而为模拟自然的内丹道。
隋文帝开皇（581~600）年间，罗浮山道士青霞子苏元朗托言学道茅山，得大茅君秘旨，著《旨道篇》，创“内丹”之说。唐刘知古撰《日月玄枢论》，以内丹思想解释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五代彭晓撰《还丹内象金钥匙》，阐发内丹思想，内丹学说开始兴盛。其后著名者是钟离权、吕洞宾，后代奉为内丹始祖。
长安年间钟吕像钟离权，又称汉钟离，传说为仙人。唐末吕洞宾游华山，遇钟离权，受“大道天遁剑法，龙虎金丹秘文”，传授金丹大药之道（见宋吴曾收石刻《吕洞宾自传》）。吕洞宾，唐代山西礼部尚书吕渭之孙（见《岳阳风土记》），咸通初年举进士不第，后避兵乱，携家隐居终南山，学老子之法（见《雅言系述·吕洞宾传》）。吕洞宾用易学象数理论参以《灵宝毕法》来研究炼养之道，提倡身体、精神同时修炼（即性命双修）的内丹术。两宋以来，道教内丹派便以钟、吕一系为主流。
南宋李简易《玉溪子丹经指要》卷首载《混元仙派图》，列出钟吕一系传承谱有八十余人，其中第四代传人是两宋内丹道最重要人物张伯端、陈抟。
张伯端（987~1082）原名用成，字平叔，号紫阳。天台人。宗承钟吕派内丹说，主张一己清修。以魏伯阳参合《周易》、《老子》著《参同契》，慧忠禅师序老庄之言为例，提倡“教虽分三，道乃归一”的观点，著《悟真篇》、《金丹四百字》、《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等。宗承传统内丹学，以《道德经》、《阴符经》为依据，把内炼成仙的原理建筑于人身一小天地，阴阳合和与道大同；返根复命，与世长存的天人合一论和归根返本论之上。其学术思想，始则以儒人道，倡以道教内丹为中心的三教归一论，继而又出道人禅，以禅宗性学为宗旨；最终形成了道禅融合、先命后性，以求得无生空寂、神通妙用境界为归宿的独具特色的内丹南宗派。
陈抟（871~989）字图南，自号扶摇子，赐号希夷先生。亳州真源人。少年时，喜欢研读《易》经，精通诗、书、方药、数术诸学。在仕途受挫后，开始访道求仙。曾跟从邛州天师观高道何昌一学“锁鼻息飞精”方法（即蛰龙纳气法），后隐居华山，专炼内丹术（见《宋史·陈抟传》《宋史·朱震传》《宋史·李之才传》等）。
太极图陈抟作为宋初道教炼养士，将《易》《道德经》《庄子》《参同契》等道家、道教学说与道教炼养术结合，借易理、道家思想以建立其模拟自然的修炼理论；并绘制成图，开创图学，以阐述道教修炼术。正如明末清初黄宗炎《太极图辨》所说：“图学从来，出于图南，则道家者流，杂以大易，遂使天下靡然称为易老……”。
明黄宗炎《太极图辨》中记述了陈抟《无极图》的模式，以图解的方式把内丹修炼的过程分为得窍、炼己、和合、得药、脱胎五个阶段。在阐述性命双修法中，又分为守玄牝、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五气朝元、取坎填离、炼神还虚等若干步骤。
《无极图》的核心内容是阐述性命双修的体验过程。“性”，指心性、精神，修性即修心，即思想精神的煅炼，“命”指具有生命的活力，是人体的元精、元神、元气。修命即固精养气，“存精、养神、炼气，此乃三德之神。”《无极图》丹法不作符篆、鬼神之谈，只讲培养三宝（精、气、神）以精为生命基础，以意念专注克制身心引导真气运行，强调精、气、神合凝的变化作用。陈抟曰：“道化少，少化老，老化病，病化死，死化神。神化万物，气化生灵，精化成形。精、气、神三化，炼成真仙。”炼气化神的“化”，与炼神还虚的“还”，突出地表现了陈抟内丹思想中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以及物质由量变达到质变的自然观。
自东汉以来，魏伯阳《参同契》仅限于道教内部秘密传授，后蜀彭晓分章详解《参同契》后，才得以在社会上公开流传。《参同契》曰：“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廓，运毂正轴。”依此，彭晓注解中绘制了《水火匡廓图》的右半为坎水；左半为离火，这正是《无极图》中的“取坎填离”。
《参同契》曰：“三五与一，天地至精。”依此，彭晓绘制了《三五至精图》，这又被吸收过来，成了《无极图》中的“五气朝元”。
朱熹说：“《先天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是也。”可知陈抟《无极图》模式及内丹理论与魏伯阳《参同契》、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有相承渊源。
《无极图》丹法思想与理论基础渊源于道家哲学与老庄思想。“无极”是道家所主张的宇宙本原，《老子·知其雄》章：“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庄子·在宥》篇：“人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列子·汤问》篇：“物之终始，初无极已。”又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无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是以知其无极无尽也，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无极”在道家、老庄思想中主要用来表示道的无形无体、无穷无尽的特点，而在《无极图》中被用来表示世界最终本原，内丹修炼的超脱境界，成为陈抟思想体系的最高哲学范畴。
水火匡廓图《老子·道生一》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致虚极》章：“夫物芸芸，各归其根。”提出了宇宙中万物生成论。陈抟《无极图》中炼精化气，即把人身精、气、神三宝合三为二；炼气化神，即合二而一；炼神还虚，一归于无；返归自然宇宙，构成了两宋内丹逆炼返本，归根复命的哲学基础。
《老子·致虚极》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又曰：“归根曰静，静曰命。”认为静是动的主宰，是命的根源，不欲以静，清静无为是道家、道教的真髓。陈抟丹法中也强调无欲主静的观念。《玉诠》引陈抟说：“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生阴之静，非真静也，是动中舒缓处耳，亦动也。是以生生不息，变化万殊。万殊既成，吉凶出焉。圣人作《易》，所以指吉凶，推变化。要之必以守贞为主。故《易》者，戒动之书也。”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无增无损，修心养性，成为陈抟内丹修炼的核心。
陈抟说：“修玄无别法，只须冥心太元，体认生身受命之处，而培养之，扶植之，保护之而已，故曰归根，曰复命，要不出冥心凝神四字。”“冥心凝神”内观诸己，正与唐代道士司马承祯“坐忘”思想相一致，均渊源于庄子哲学思想。《庄子·人间世》：“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能做到心斋坐忘，冥心凝神，就可以忘乎一切，入于不死永生的境界，与道合一，与天地万物一体，复归于本原。这正是道家哲学、道教思想、陈抟内丹道所共同追求的境界。
在陈抟《无极图》的基础上，周敦颐创制了《太极图》。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博学力行，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宋史·周敦颐传》）周敦颐《太极图》以及《太极图说》是吸收道教理论从改造陈抟《无极图》而来。黄宗炎《图学辨惑》曰：“此图原名《无极图》，乃方士修炼之术……周子得此图，而颠倒其序，更易其名，附以大易，以为儒者之秘传。”《图说》中采纳了道家和道教思想中的“无极”概念和“无欲故静”的命题来修订和丰富了原有思想体系中的宇宙论和伦理学。
三五至精图《图说》一文二百余字，其中三次谈到“无极”：一是“无极而太极”；一是“太极本无极”；一是“无极之真”，认为“太极”来自“无极”，“太极”属于“有”，“无极”才是“无”，是宇宙的本原。这样周敦颐在吸收道教“无极”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宇宙起源说的新范畴，成为他所开创的道学宇宙生成论。
《图说》中强调“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并自注“无欲故静”，把“主静”和“无欲”作为立人道之极。周敦颐认为人秉天地之灵气而生，人性是阴阳五行妙合而成。人在社会伦理中的道德——中、正、仁、义，也是天地五行之性在社会伦理方面的自然体现。人遵循这些社会道德，便能去欲安静，无妄无事，成为圣人君子。而道教认为“道”是阴阳五行的至精凝聚体，人所具有的道性，亦是阴阳五行的至精。天人一体，效法自然，以己身为一小天地，遵循阴阳五行生克的规律，即可得道，归真返朴，成为真人。因此，“天人一体”，“道法自然”是道学、道家、道教都承认而且奉为思想圭旨的哲学思想。
道家道教主张“守静去欲”，追求成“真”，成“仙”；道学儒家主张“无欲故静”，求成“圣人”。《太极图》阐述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以及社会伦理道德同自然的关系，因此，“无欲故静”这个命题，本是道家和道教的内容，周敦颐是第一个把它们吸收过来，纳入《太极图说》中，作为两宋道学的思想内容。
北宋初年，陈抟《无极图》问世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后传至周敦颐，又被改造成为宋明道学（理学）的奠基——《太极图》，为道学的形成和发展建立了一个比较合理而相当完备的宇宙起源说。邵雍继承陈抟《先天图》，并推演弘大“心法”，创立了一套完整的象数体系，概括宇宙间的一切命题。直至南宋，朱熹集周、程、邵氏之学为一体，成为两宋道学集大成者。
总而论之，宋代道学与道教在宇宙论、自然论、伦理观以及“天人一体”“道法自然”等哲学思想上基本是一致的。因此，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吸取、相互融合的关系。儒家、道家、道教交融既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促成的潮流，也是在基本哲学思想方面相通、相同，交流发展的结果。
新道教
北宋消亡、南宋偏安政权建立后，黄河流域的大片国土沦于金人之手。金政府为了统治北方民众，先立宋太宰张邦昌为楚帝，不久被篡。又立刘豫为齐帝，建都大名府。刘豫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耻厚颜地以“子皇帝”的身份处处取悦金朝统治者，因此遭到北方遗民的唾骂。在这国亡家破，民族受辱，社会动荡，民风混乱的华北大地，士大夫不过“苟全性命于乱世”，老百姓也只求“一日三餐有谷粮”。遥对孱弱的南宋政权，北方遗民深感政治前途黯淡，信仰危机日益加深。这一非常时期，正是宗教产生的机缘。因此，在这片沦亡的土地上，先后创立起具有新的宗教哲学思想的道教教派——太一教、大道教和全真教。
太一教
太一教创立于金熙宗天眷（1138~1140）年间。始祖萧抱珍，以“元气浑论，太极剖判，至理统一”的道家哲学、易学思想为教旨，概称其教为“太一教”。据史料稽查，可以确定太一教在近200年中的七代传承教谱。而在这七代教主中，教绩显著者有始祖萧抱珍、二祖萧道熙、四祖萧辅道和五祖萧居寿。
始祖萧抱珍（1106~1166），卫州人。自称得仙人所赐秘篆，擅长祈祷诃禁法术，在乡间郡里常以符篆、符水为百姓治病，用祈祷咒语驱除蝗灾。他利用这些济世利民的手段，赢得了河北地区民众的尊崇。他以传授“太一三元法箓”为名，在河南汲县建立了第一个庵堂，信奉者日众，正式传扩太一教。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被召至京，为皇室治病，受到礼遇，赐改庵堂为“太一万寿观”。太一之名，由此显赫。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诏准人粟购买度牒，因此，萧抱珍又建立太清、迎祥两观，广招徒众。在皇家的支持下，太一教得到迅速的发展。萧抱珍卒于大定六年，赐号”太一一悟传教真人”。
四祖萧辅道（？~1252），字公弼，号东瀛子。忽必烈为太子时，曾与萧辅道来往密切。萧辅道凭借与元帝室的特殊关系，广交上层官僚、士大夫及文人雅士，教派力量渗透于各阶层。由于萧辅道的努力，太一教在元朝初期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和发展。萧辅道卒于元宪宗二年（1252），世祖即位后，赐号“中和仁靖真人”。
太一教以“元气浑论，太极剖判，至理统一”为教门宗旨，以“笃人伦，翊世教”为教门法规，以老子“弱者道之用”为处世原则，是儒教、道家思想的结合体。信奉者需正式出家，遵守教门戒律，崇尚符箓，居住宫观，接受法嗣者必须先受秘箓法物，改姓始祖“萧”姓，这是所有道派中仅有的一宗。
太一教与当时兴盛起来的真大道教、全真教一样是以拯救民众和社会为目标的重视实践性的三教合一的道派，但不注重本宗教理论的研究与经典的编纂，虽然曾遍及山东、陕西乃至整个江北地区，到元成宗时代，却渐失皇宠。尽管五祖萧居寿（1220~1280）创制太一广福万寿宫，继承太保刘秉忠祐祀太一六丁神，增加太一教新教法；七祖萧天祐被赐号太一崇玄体素演道真人，也无法挽救太一教衰落的趋势。因此，在统治王朝的变革中，终因一主之好而兴，又以一主之恶而亡。
大道教
大道教创始于金初。始祖刘德仁（1121~1180），沧州乐陵人，号无忧子。靖康乱起，徙居盐山，颇尝战乱流离之苦，因而产生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思想。同时，又受到儒家、佛教的影响，把挣脱苦海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信仰上。于是，他自称遇一白发老翁（指老子）授以《道德经要言》，阐述救世大道，对己修身，对人化度，在河北一带民众中广为宣传，创立了大道教。
刘德仁创教后，即立定教规9条：①视物犹己，勿萌戕害凶嗔之心；②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③除邪淫，守清静；④远势力，安贱贫，力耕而食，量人为用；⑤毋事博弈，毋习盗窃；⑥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骄盈；⑦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⑧毋恃强梁，谦尊而光；⑨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由上可以看出，大道教是以老子思想中的“清静无为”、“少思寡欲”“和光同尘”、知足长乐慈俭不争为教义；以禁世欲、禁杀生、禁饮酒、止邪念为戒律；以朔望礼拜、祈祷治病、召神劾鬼、自力耕作、苦节危行为教义；以不求他人施舍，不崇尚符篆，不涉金丹为教行。这正说明，大道教在创教初期系统地吸收了儒、墨、道家的仁、义、忠、孝、勤、俭、无为、寡欲的思想以及佛教的五戒十善的戒律，是儒、道、佛诸家思想的产物，是战乱时期北方民众及士大夫为求生存而提出的适应社会生活准则的宗教，是当时民众精神依托的对象。
大道教五祖郦希诚（1181~1259）号太玄真人，妫川水峪人。继承法位后，出整颓纲，使教风重振。因颇得元宪宗的支持，特改名为“真大道教”，以区别以前的大道教，郦希诚以房山为传教基地，建立隆阳宫，广收教徒。从此，真大道教在河北、燕京一带兴盛起来。
真大道教的特点，是以清修寡欲、谦卑自守、力作而食为教旨；以无为保正性命、以无相驱役鬼神为教行。信教者仍须正式出家，遵守教戒。真大道教流行于河北、燕京地区。所建宫观甚多，有大都天宝宫、玉虚宫，平谷迎祥宫，房山隆阳宫，缑山先天观，许州天宝宫，辉州颐真宫等。
全真教
全真教创立于金初，因始祖王哲自题所居庵为“全真堂”而得名。
全真教始祖王哲（1112~1170），原名中孚，字允卿。后改名世雄，字威德。人道后改名哲，字知明。因仰慕陶渊明的高风亮节，取道号重阳子。王哲早年举儒生业，兼习射骑。相传金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曾遇甘河仙人密授口诀，饮噀神水，从此就断绝俗念，悟道出家。在终南山脚下，建筑墓穴，取名活死人墓。开始穴居修道的生活。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云游至山东宁海，遇马钰（道号丹阳）、孙不二，收为徒弟，从此在山东宣扬全真之道。不久，又有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等来从师，王哲授以全真道法，并在文登、莱州、登州等地建立三教七宝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金莲会、三教平等会。大定九年与弟子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西归陕西祖籍，病死于道中，葬于终南山刘蒋村。从此，全真道尊刘蒋村为祖庭。金章宗赐庵名灵虚观，元太宗加封为重阳万寿宫。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封王重阳为全真开化真君；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为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
全真教虽由王重阳创立，而真正发扬光大其教者，实属丘处机。丘处机（1147~1227）字通密，号长春，山东栖霞人。19岁出家人道，20岁拜王重阳为师。金大定十四年穴居陕西蹯溪六载，又至龙门山潜心修炼，开创全真龙门派。金章宗于明昌元年（1190）下诏禁罢全真等教，丘处机回归栖霞。泰和八年（1208）金章宗赐所居观名太虚观。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丘处机以宣扬“不杀不争”“正心纯一”招安山东起义军杨安儿，深受朝廷嘉奖，名噪一时，信道者日众。元太祖十四年（1219），遣使臣刘仲禄召请丘处机西上。丘处机深识政局变化趋势，带领弟子十八人从莱州出发，行程万余里，到达西域大雪山，拜见成吉思汗，以“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劝告成吉思汗少杀生灵。并以道家传统思想“清心寡欲为要”、“敬天爱民为本”晓喻元太祖，深得太祖器重，尊为“神仙”。回到燕京后，居白云观，建立“平等”“长春”“灵宝”等八会，开创传戒制度，公开设坛说律戒。元统治者赐以虎符、玺书，命掌管天下道教，免除道院和道士的一切赋税差役。因此，全真教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得以大力发展。
全真教早期以个人隐居潜修为主，不尚符篆，不炼黄白外丹方术，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教宗，以性（精神）命（身体）双修为修道的根本。全真道教理认为：“人心常许依清静，便是修真捷径。”注意气功、内丹，认为：“道以无心为体，忘言为用；柔弱为本，清修为基。节欲食，绝思虑，静坐以调息，安寝以养气。心不驰则性定，形不劳则精全，神不扰则丹结。然后灭情于虚，守神于极，不出户庭，而妙道得矣。”全真教祖述道家学说、老庄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两宋以来内炼理论和方法，成为金元道教中重要派别，一直影响到明清及近代。
全真教在金元时期，比太一教、真大道教兴盛、流传长久，成为元以至明清时代道教中领教集团，其原因除了受到统治阶级青睐外，更主要的首先是教徒注重文化修养，恪守戒律，遵守道规。注重自我身心修养，得到民众的尊崇。道内法师注重教史修撰，立碑著记，影响深远。如真常真人李志常著《长春真人西游记》除记载丘处机西上会见成吉思汗的历程、对答、酬唱外，还详细地记录了沿途的地理、民俗、政治等，对研究当时蒙古社会有很重要的价值。
其次，全真子宋披云开凿石龙山道教石窟，重刊《金藏》于平阳郡；秦志安撰著《金莲正宗记》，前收钟离权、吕洞宾，后述七真传教，是一部早期全真教教史。其后，又把《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绛仙》《婺仙》等有关全真教史料，收集在所修撰的《道藏》一书中，保存了非常重要的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道谦，他历任重阳宫主事、京兆道门提点、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他以儒士入道，终身不曾废弃著述，除自著《筠溪集》外，还著有《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三卷、《七真年谱》一卷，《终南山记》三十卷、《甘水仙源录》六卷，使全真教教史大备，成为中国道教史上重要著作。
全真教由一个有民族意识的宗教而兴起，援入儒、佛，吸收二教思想，形成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三教合一的新道教派别。为了招纳三方面的群众，全真教把《道德清静经》《般若心经》《孝经》列为信徒必读经典，并教人“孝谨纯一”，“正心诚意”，“少思寡欲”，注重在下层民众中的传教活动。同时，广为结交中层士大夫阶级，谋求上层达官贵族、皇家宗室的支持。因此，教派基础深厚，思想意识渗透进各阶层中，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是太一教、大道教不可比拟的。
全真教后期受到官方的崇信，逐渐由一个“勤作俭食”“求返真朴”的民众教团，变成了出入公门，煊赫一时的官方宗教。这是道教从民间走向上层的转折点，其本身也就走向了背叛原教旨的反面。明太祖推翻元朝统治后，全真教受到了冷遇。其后，代之而起、统一诸路道教的便是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正一教派。
明代正一教
以光复唐、宋汉民族统治阶级政权为己任的明王朝，虽然没有像唐、宋诸帝那样，利用道教神化皇族统治，推崇道教为国教，但从其维护封建纲常、皇权利益的需要以及鬼神崇拜的信仰出发，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唐宋崇道的殊制，特别对道教正一派予以扶植。
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朱元璋敕命道士宋宗真等编纂《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一卷，并亲赐御书，制定统一的道教斋醮仪轨，简化道派传统的科仪。朱元璋在御制序文中论述道：“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明初以来，道教诸派逐渐会归于正一、全真两大派。洪武十五年设立道录司总管道教，所辖道士亦分全真、正一两等，于此两派中扬正一而抑全真的态度，鲜明灼然。朝廷贵戚建醮设斋，尚好扶乩降仙，对符篆道教的重视有过于金元时期。道士被授予真人、高仙的称号，封赐官位品爵，其中绝大多数也是正一道士。明王朝命正一天师掌管天下诸路道教，正一教的地位远较元代大为提高，并凌驾于全真派之上。
正一教被封为明王朝道教的首脑，永乐初，根据王朝清整道教的需要，第43代天师张宇初针对道教弊端，撰著《道门十规》一卷，列述道教源流、道门经篆、坐圜守静、斋法行持、道法传绪、住持领袖、云水参访、立观度人等十条，涉及教义、教制各方面的重要问题，是明代重要的道教文献。
张宇初在其道教思想中盛倡三教归一，以心性为三教共同之源，《度人经通义》曰：“元始道之元神也，宝珠即心也，儒曰：太极；释曰：圆觉；盖一理也。”其解释“太极”说：“太极者，道之全体也。浑然而无所偏倚，廓然无得形似也，其性命之本欤？性本于命，理具于性，心统之之谓道，道之体曰极。”（《岘泉集》卷一《太极释》）这种道教哲学思想是以太极统二气，二气生五行为用，表示出向宋元理学思想靠拢的倾向。这种心统性命而为一太极的哲学结构，主要是博采周、程、邵、朱、陆诸家之说而建立的。而张宇初的心目中，仍以道家思想、老庄哲学为道统源流。自唐王朝有意推尊老子为道教教祖以来，都视道教是先秦道家的流衍。值明王朝，仰视道家的威望，紧抱老子为祖宗牌位，无疑有利于道教的生存和发展。所以，《道门十规》曰：“道教虽有道、经、师三宝之分，而始自太上授道德五千言于关令尹……三代以前，则黄帝问道广成子，即太上也。及曰：生于殷末周初，在文王时为柱下史，迨武王时迁藏室史，其所著则道德上下经，其徒则有关、文、庄、列、亢、仓、柏矩之流。其言则修齐治平，富国强兵、经世出世之术互有见之矣。”正一天师以符篆、剑术为道教祈禳祓的主要手段。张天师所著《岘泉集》中有《玄问》《丹纂要序》等文，阐述了正一派内丹、剑法、符箓之道与道家学说的渊源关系。
符、咒、箓
道教的符，不是道教特有的道术，早在西汉以前，就出现了符，以及符节、符信、竹使符、铜使符、虎符等。当时把这些符作为君臣之间、人与人之间表示征信的器物。
符由象征信物的作用衍变为具有预测事变的神秘色彩，是与两汉时期社会上天人感应说、谶纬学说的兴盛，以及《河图》《洛书》、星辰信仰的流行、影响分不开的。
早期道教中已把符文看作是上天下达的神明指令的手段，是天神给予的信行。法师们认为，“符者合也，信也。以我之神，合彼之神；以我之气，合彼之气；神气无形而形于符，此作而彼应，此感而彼灵。”灵气相通，就有灵验。传说正一派始祖张陵曾住阳平山，画符投水中，龙妖即逃，从此，正一派以符图驱邪伏魔越演越盛。
道教符图的用法有8种：①佩带法。正一天师将符纸折成八卦形，佩带在身上，或用红线扎紧，挂在脖子上。②贴法。可将符文张贴在家中门上、床头；柜壁、窗上。③吃法。法师把符文烧成灰、用清水冲，待澄淀后，用清水冲服。此法渊源于古代巫祝。④煮法。把符纸放在白水中煮沸，或加入中草药中煮沸，晾冷后服用。⑤化法。常用火焚化之。⑥洗擦法。将符灰溶在盆内，用水洗擦脸部及身体。⑦喷淋法。法师口含符灰水，手作各种指咒，用力喷淋祈求者，以达到驱除邪气的作用。⑧弹点法。用各种手势，沾符灰水，或点、或弹信徒面部，以示祝福、驱邪。
正一派道教的符作为一种画在纸上的象形会意的文字标志，是人与神、人与宗教世界主宰力量沟通的媒介；是宗教超灵感力的体现；是人类希求借助他力来战胜现实社会中邪恶、灾害的愿望的精神力量。总之，道教的符文是多种宗教意义的集合体。
咒，是正一派天师口中常念的三言、四言的短语群，常用咒语少则数字，多则数百字。念咒时，伴有各种手势、剑法、步法，法师们认为这样才能赋予符文灵验的力量。
道教的咒语来源于先秦时期巫觋的“咒禁法”。佛教传入后，亦多受佛徒香咒、赞偈的影响。南北朝后，咒语成了对神明赞颂、祈诉、传令的秘语或颂词了。唐一代，道教咒语中，多包括方言、外来语、民俗俚语。这些，对研究古代语言、语音、声韵学、社会民俗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箓，通常指记录有诸天官曹名属佐吏的法牒，牒中必有相关的符图咒语，又通称法箓。是道教扶正驱邪，治病救人、助国消灾的主要手段。
正一派的法箓创始于汉时的张陵，发展于北魏的寇谦之。唐朝之际，箓文就有120阶数百种文图，同时用来指道门中某些斋醮仪式，如：金箓斋、黄箓斋、玉箓斋等。两宋元明以来，由于箓图在一般法事中没有符、咒简单易行，掌握起来难度较大，在道教斋醮活动中越来越丧失了实际意义和使用价值，遂逐渐消亡了。
自明朝开国后，太祖朱元璋为完成其君主独尊的政治体制，对宗教采取了利用政策，不崇尚某一宗教，对教团严加检束，防止教团势力的发展，造成政治、经济上的损失。首先，不准正一天师品位超越帝王之上，洪武元年（1368），张正常天师人观，太祖曰：“天岂有师乎？”下令改授正一嗣教真人称谓，免去“天师”尊称。洪武三年，又令“寺观庵院，除殿宇梁栋门窗神座案棹许用红色外，其余僧道自居房舍，并不许起斗拱彩画梁栋及僭用红色什物床榻椅子”。其次，清整教团，去其奢侈，洪武五年诏令僧道斋醮，泛恣饮食，有司严治之。同时，御注《道德经》，颁天下，令道众研习。《大政记》记载：“洪武七年御注《道德经》成，上谓儒臣，举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与‘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之类曰：‘老子所语，岂徒托之空言，于养生治国之道，亦有助也。但诸家之注，各有异见，朕因注之，以发其义’。”另外，禁止40岁以下男子、50岁以下女子出家人道，规定每3年发一次度牒，府郡40人、州30人，县20人，尽量减少逃避徭役者。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四年“令清理释道二教，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居之，不许杂处于外，违者治以众罪。……命天下僧道，有创立阉堂寺观非旧额者悉毁之。”明太祖还设立道录司，掌管天下道士，在外府州县，则设立道纪司分管道士事。“内外道官，专一检束天下道士，违者从本司惩治，若犯与军民相干者，从有司惩治”，可见明王朝检束道士是严厉的。终明一世，均遵循太祖遗训，虽然出现过东派、西派的复兴，南方武当道的兴起，但道教的教团势力已如强弩之末，江河日下了。
道教传至大清帝国，清政府对其更加严峻、冷淡。由于新文化思想的兴起，西欧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基督教教会的侵入，争夺了大批的信徒，古老的宗教意识受到了冲击，道教终于呈现出不可挽回的衰落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