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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与司马共天下之谜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和惠帝、怀帝同一辈份,十五岁世袭琅邪王。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起兵讨伐河间王和张方,命琅邪王司马睿留守下邳,这是琅邪王司马睿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司马睿本与东海王的参军王导关系密切,这时急需得力帮手,便向东海王要人,让王导担任主管军事的司马。王导字茂弘,琅邪临沂人。临沂王氏是著名的士族大姓,东晋南朝所谓的“王谢门第”,就以王导为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南迁各士族的代表人物。他和琅邪王司马睿同龄,这年虽只三十岁,然而早就满腹经纶,是个见识宏远的政治家。

怀帝永嘉元年(307),即八王之乱结束后的第一年,东海王越执掌政权,他派宗室诸王出镇襄阳、长安、邺几个北方重镇,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去镇守江南的建业。

这年九月,琅邪王司马睿到达建业,王导跟着同来。这是后来晋朝在江南立足,保存半壁江山的起点。江东是孙吴的故土,强宗大族的势力根深蒂固,江南的吴郡顾氏、义兴周氏、山阴贺氏等势力都很强大,原广陵相陈敏就是被这些大族共同推翻的。司马睿到建业时,不过在陈敏覆灭之后半年的光景,他要立定脚跟,不取得江东大族的支持是不行的。于是他以王导为谋主,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务都向王导征询意见。

司马睿资历不深,江东世族、名士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看不起他,已经上任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有名望的世族主动到府里来参见。王导对此非常忧虑,为此设计了一个戏剧化的场面。他让琅邪王司马睿坐着八人抬的大轿出行,参观秋季在水边求福去灾、祛除不祥的“禊祭”,他和他的时任扬州刺史的堂兄王敦以及北方一些名士骑马簇拥,在轿后随从,队伍整齐气派,以炫耀司马睿的尊显威严。这一着果然有点效果,名士纪瞻、顾荣等见后大为惊异,赶忙跑出来在路边拜谒。但是要争取这些人,单靠威风是不行的,必须使他们心悦诚服。琅邪王司马睿一看时机很好,遂派王导亲自去顾荣、贺循两家江南最大的世族府第,请他们出来做官,两人应命而至。于是在他们的带动下,江东人士纷纷出仕,逐渐拥护琅邪王司马睿了。司马睿终于取得了江南世族的合作。

琅邪王司马睿任用顾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一切军国大事,都向他咨询;用贺循为吴国内史,纪瞻、周圮等江东名流也都委以重任。

王导劝琅邪王重要事情要同江东士族商议,为他不断出谋划策。琅邪王如有过失,王导能及时谏阻。琅邪王初到建业时,常因酒醉误事,王导提出后,他就接受改正。王导治国,以清静为原则,劝琅邪王减少耗费,收到了安定邦国的效果,他们的君臣关系越来越好。琅邪王曾对他说:“卿是我的萧何。”王导却答道:“大王要建立不世的功勋,一统天下,需要管仲、乐毅那样的人才,区区国臣(司马睿是琅邪王,所以王导是诸侯国的臣子)怎能比拟前人!”他并不居功,屡劝琅邪王广择贤能,显示出一个胸怀宽阔的政治家的气度。

当时渡江南下的人士,每到空闲的日子,常常互相邀约到江边的新亭饮酒聚会。有一次饮酒宴会之后,众人思念故土,相对流泪。王导不哭,他正色道:“我辈应当共同努力为国效劳,克复神州,何至于像楚囚一般,相向哭泣呢。”楚囚原指春秋时被俘到晋国的楚人钟仪,后来用以指处境窘迫的人。王导认为在国事艰难的时候,重要的是振奋精神,在战略上蔑视困难,去打开局面。如果只是相对哭泣,一筹莫展,在意志上自己先击垮自己,怎么能战胜困难呢!众人听后,都揩干眼泪,向他谢过。

愍帝在长安即位后,因其名司马业,建业这个地名因避讳从此改为建康。愍帝曾命琅邪王睿大举北伐,琅邪王不曾应命,只因祖逖的要求,让他独自率领部曲渡江北上。单看这件事情,似乎琅邪王睿和王导都不想“克复神州”。然而他们当时的处境实在困难,大举北伐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南方来说,一是力量单薄,二是内部矛盾重重。王导努力争取南方士族的合作,但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真正合作。特别是过江的北方人增多后,不可能不引起一部分南方人的疑虑,在愍帝建兴元年(313),还曾发生了周圮等一些江南氏族起兵乱政的事件。但事后,晋政府对周氏一族并不追究,后来还让周勰做临淮太守。司马氏和中原大族要做到同江东大族合作,实在不容易啊!处境如此,他们只能集中精力来稳定东南地区。

对琅邪王司马睿来说,至少在东晋草创时期,只能以王导为主要依靠对象。西晋亡后的次年(317)三月,琅邪王在建康即位称晋王,改元称建武元年,史称东晋。建武二年三月,愍帝遇害的消息传到建康,晋王才改称皇帝,他就是晋元帝。

大兴元年(318),司马睿即皇帝之位时,竟然要拉着王导到御座上同坐,共同接受百官的朝拜,王导当然不肯,坚决推辞。对元帝而言,这其实也是故作姿态,然而他非依靠王导不可,王氏兄弟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却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楚。

晋元帝依靠王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王导的堂兄王敦是个实力派。王敦字处仲,曾被东海王越任命为扬州刺史。元帝到江南后,扬州刺史刘陶死了,元帝就命王敦担任这个职务。他和王导,一个为地方实力派,一个执掌朝政,元帝仗着他们,才巩固了统治,在东晋王朝中,司马氏有其位,而王氏家族有其权,王家与司马家几乎达到“平起平坐”的地步,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这非常如实地反映了东晋初年的政治状况。

元帝在建康立定脚跟已经很不容易,要把号令发到扬州以外的地方并使之生效,自然更加困难。永嘉五年(311),江州刺史华轶就以没有看到来自洛阳的诏书为理由,不服从琅邪王的命令,闹到不得不用武力解决的地步,而扬州刺史王敦做了讨伐华轶的主将。他攻杀华轶,又督率陶侃、周访等平定杜,稳定了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都稳定了,琅邪王睿管辖的地区就大体上与孙吴的疆域相同。元帝即位,加封王敦为江州牧。大兴元年(318),任命他为荆州牧,因王敦不肯接受,改为荆州刺史。从此他坐镇荆州,掌握长江上游地区的军政大权,“共天下”的局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每个君王来说,他所追求的就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统治效果,要的是无限至上的独裁权力,这种与大臣平起平坐的局面实在是一种实力不济的无奈,只要有机会,或者说政权如果得以稳固,那么东晋皇帝首先要做的就是除去这个内心隐疾。晋元帝统治一旦稳固,遂对王导逐渐产生了猜忌的心理,对王敦更是疑虑重重,想的就是早日结束这种痛苦的共享。随着王敦成为跋扈的大军阀,起兵作乱,最后病死,王导虽然仍位居高职,但实际权力就转到了与其共同执政的中书令庾亮手中。

历来史家往往从王导不曾恢复中原、不能阻止王敦叛乱等问题着眼,贬低王导的功绩,他们都没有抓住王导的主要贡献,而陈寅恪先生则另有评说,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说:“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

同时我们评价“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还要看到,东晋立国实质上是两汉魏晋以来的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东晋和继续它的宋、齐、梁、陈四代,共计二百六十二年,尽管这五个朝代都是局处江东,然而中原人士都视之为文化正统所在。两个半世纪以后,中原的元气恢复了,民族融合了,于是南北一统,又揭开中华文明史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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