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渤（773~831），字溶之，唐代学者。白鹿洞书院的著名奠基者。他为人资性颖锐，且不求仕进，刻志于学。唐德宗贞元年间，与仲兄李涉皆隐于庐山，读书、交游于五老峰一带。李渤在其居处曾畜养白鹿一头，相当驯顺，行常自随，并能听从驱使，入市沽酒，传递信件。所以，这头白鹿就被当地山村居民奉为神鹿，并将李渤称之为白鹿先生，将他居住的山谷称之为白鹿洞。
李渤隐居白鹿洞时的作为，在《新唐书·李渤传》中略有记述。传云：“渤与仲兄李涉皆隐庐山。尝以列御寇拒粟，其妻怒，是无妇也；乐羊子舍金，妻让子，是无夫也。乃摭古联德高蹈者，以楚接舆、老莱子、黔娄先生、於陵子、王儒仲、梁鸿六人图像赞行。”力求仿行之，表现了当时的风节。
朱熹在讲到李渤隐居白鹿洞时说：“当时学者多从之游，遂立黉舍。”由此看来，李渤当时在白鹿洞似乎已经建立一所有相当水平的类似书院那样的学校，但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
李渤隐居庐山时曾在栖贤寺留下遗迹。栖贤寺在五老峰东南，白鹿洞前贯道水，经回流而汇入栖贤寺前溪中，经“三峡”，穿栖贤桥而出。相传李渤隐居时曾与寺僧交友，并在此读书。所以，后人将栖贤寺古迹称为李渤读书处。
李渤隐居时亦曾优游于山石林泉之中，访寺庙，游古迹，考察过历史名物。到过湖口石钟山，考察过石钟山名之由来，引起了历时千年的争议。李渤曾“跻崖”“穿洞”，迹“徇诸水滨”，对石钟山得名的来源作了一番研究。写了《石钟山记》，虽因苏轼《石钟山记》声名特盛而使后人往往将李渤之说视作“反面教材”，其实应该说李渤在“幽栖时”，对石钟山的考察至少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李渤隐居庐山时，曾留下了题为《游西林寺》的诗篇：
“卜地初心在此山，水能生月即离尘；如今再结林中杜，可羡当年会里人。”
由此诗看，李渤在山中交友颇广，仿前人结社故事，与其他隐居者尚有结社活动。
《新唐书·李渤传》记载：李渤兄弟隐居庐山“久之，更徙少室”。元和初，因户部侍郎李巽和谏议大夫韦况荐，唐宪宗诏以右拾遗。初，渤上书辞。其时洛阳令韩愈作《遗李渤书》劝其出山。书曰：“有诏河南敦喻拾遗公，朝廷士引颈东望，若景星、风鸟始见，争先睹之为快。方今天子仁圣，小大之事皆出宰相，乐善言如不得闻，自即大位，凡所出而施者无不得宜。勤俭之声，宽大之政，幽闺妇女，草野小子饱闻而厌道之。愈不通于古，请问先生，兹非太平世欤？……若此时也，拾遗公不疾起与天下士乐而享之，斯无时矣。”“想拾遣公冠带就车，惠然肯来，舒所蓄积，以补缀盛德之阙，利加于对，名垂将来……”渤心善其言，出山，家居东都洛阳。元和九年（814）“以著作郎召，渤遂起”，至长安。岁余迁右补阙，以直“忤旨”，左迁。元和十三年（818）上书主张博引海内名儒，大开学馆，擢库部员外郎，不久，触权臣言，谢病归。
元和十五年（820）穆宗李恒即位，召拜李渤为考功员外郎。据《旧唐书·李渤传》载：“十一月，定京官考”，李渤“不避权幸，皆行升黜”。奏上未有音讯，“出为虔州刺史”。李渤在虔州（今赣州）为百姓做了几件好事，奏还信州所移税钱二百万，免赋米二万石，废冗役一千六百人。
未满岁，再迁江州刺史，时在长庆元年（821）。不过对于这个时间，历来却有分歧。陈舜俞《庐山记》称：李渤于“宝历中，尝为江州刺史”。在星子县、南康府的志书中，在有关庐山、白鹿洞书院的史籍中，除了李梦阳的《白鹿洞书院志》外，都是这么说的。然而根据《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以及九江府、德化县的志书记载，均可断定应在长庆间。而宝历元年（826）则又因忤权贵而“出为桂林刺史”了。有一个很好的证明材料。《旧唐书·白居易传》和《白香山年谱》均称：长庆二年，白居易除杭州刺史。《年谱》说得更详细些。白“取襄阳路赴任，途经江州，重临草堂，有诗八首”。这八首诗中就有《赠江州李十使君员外十四韵》《题别遗受草堂兼呈李十使君》。江州李十使君或李十员外就是江州刺史李渤。《题别》诗原文如下：
曾住炉峰下，书堂对药台。
斩薪萝径合，依旧竹窗开。
砌水亲开决，池荷手自栽。
五年方踅至，一宿又须回。
纵未长归得，犹胜不到来。
君家白鹿洞，闻道亦生苔。
诗题下尚有“李亦庐山人，常住白鹿洞”的小注。“五年方踅至”恰好是元和十三年（818）即白居易离江州司马贬所，至长庆二年（822），前后五个年头。
李渤任江州刺史时又曾对白鹿洞旧居加以修缮，植木、引流、创建台榭，使之成为一处名胜之地。这在白鹿洞书院史上是重要的一页。
李渤在江州曾有新作为。一件是奏免江州贞元二年（786）逃户旧欠。事情的原委是度支使要向江州追征三十六年前逃户积欠钱四千四百一十贯。李渤上疏说：“度支所收贞元二年流户赋钱四百四十万。臣州治田二千顷，今旱死者千九百顷。若徇度支所敛，臣惧天下谓陛下当大旱责民三十年逋赋。臣刺史，上不能奉诏，下不忍民穷，无所逃死。请放归田舍。”穆宗只得下诏蠲免。另一件是治南湖即甘棠湖水，筑长堤，以利防洪灌溉养殖与行旅交通。据《同治九江府志》载：“甘棠湖，在府治南，一名景星湖，唐刺史李渤堤湖西。”“后人怀其德，因名其湖曰甘棠。”又载：李渤“筑南湖堤，立斗门，泄水势以利民，号为甘棠湖。”当时的舒州刺史李翱曾作《江州南湖堤铭》颂扬这件事。今天九江市区南面的甘棠湖、南湖水域是在李渤筑堤之后打下的基础。可是长期以来却被讹传为三国吴都督周瑜操练水军之处，湖边北宋周敦颐父子所筑烟水亭也被误认为周瑜点将台，让人颇觉啼笑皆非。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李渤在江州的重要作为是创建了景星书院和李渤书堂。这两所书院现在用的名称很可能都是后人所取的，而最早用的是什么名称，是否可能有另外的名称，这都不得而知了。据《同治九江府志》记载，“景星书院在郡治东，唐李渤，元和初以右拾遗召不拜。韩愈遗之书有‘朝廷士类引领东望若景星凤凰始见，争先睹之为快’之语。长庆中渤刺江州，建书院。人故名之曰：‘景星’。李渤又在郡治浔阳县（辖今九江市区、郊区及星子，九江，德安三县）西南使君山之坞建书堂（其原址今属德安县）。”据《同治德安县志》记载：“李渤书堂，在敷阳上乡使君山之坞，去县西四十里，唐李渤长庆间为九江刺史，见其山水之秀，遂筑堂以为书院。”这两所书院的建设规模，教学活动特点已不得而知。只是志载元代黄泽（字楚望，先内江人，寓居江州）于大德中由江西行省授景星书院山长。元江州路总管王彦弼尝诣景星书院：“勉励士学，咨询民瘼。”景星书院一说毁于元末，一说毁于明末。而李渤书堂（书院）亦称少室书院，至清代尚为士人时常凭吊的古迹。
顺治间知县马士宏《题李渤书堂诗》：
江州刺史有书堂，迤幽群峰绕夕阳。
蝌蚪水田池漠漠，云烟鸟迹晚苍苍。
当时白鹿高贤去，无恙青山古道长。
父老何人知旧迹，担囊又问使君乡。
雍正间人罗秉圭《李渤书院恋怀》：
古院萧条鸟雀啾，名贤韵远址仍留。
风生几落谈经尘，雨化曾沾听石头。
既有鸿文通黼座，宁无褒诏下荒邱。
欣途圣主崇儒口，遗文应同鹿洞求。
长庆二年（822）年底，李渤奉召入朝为职方郎中。长庆三年（823），进为谏议大夫，多有建言。擢给事中。宝历元年（825）以忤宦官出为桂州刺史，兼桂管观察使。在桂，浚古水渠，兴水利，便交通。逾年以病归。太和五年（851）召为太子宾客，卒。对于李渤为人，当时人和后人有诗颂扬他。
如王仲舒《寄李十员外》：
百丈悬泉旧卧龙，欲将肝胆佐时雍。
惟愁又入烟霞去，知在庐峰第几重。
如杨嗣复《题李处士山居》：
卧龙决起为时君，寂寞匡庐惟白云。
今日仲容修故业，草堂焉敢更移文。
又如许彬《题李宾客庐山草堂》：
难穷林下趣，坐使致君恩。
术业行当代，封章动谏垣。
已明邪佞迹，几雪薜萝冤。
报主深如此，忧民讵可论。
名山将共古，迹与道俱存。
为谢重来者，何人更及门。
历代后人在凭吊白鹿洞古迹时往往要提到他。
如朱熹刚到白鹿洞时就在诗中写道：
清冷寒涧水，窈窕青山阿。
昔人有幽尚，眷言此婆娑。
事往今几时，高贤绝来过。
学馆余废址，鸣琴息遗歌。
……
在他著名的《白鹿洞赋》中也写道：
昔山人之隐处，至今永久而流芳。……
在他另一首诗中也说：
诛茆结屋想前贤，千载遗迹尚宛然。
故作轩亭揖苍翠，将要歌诵签潺湲。
应该说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兴复就包含着对李渤的纪念，在他的诗《白鹿洞书院同尤延之提举杂咏》中是这样写的：
昔人读书地，町疃白鹿场。
世道有升降，兹焉更表章。
矧今中兴年，治具一以张。
弦歌独不嗣，山水无辉光。
荒榛适剪除，圣谟已汪洋。
朱熹还准备在白鹿洞书院立祠祀李渤，只因礼圣殿尚未建成而暂缓，此事由后人完成了。
朱熹以后，在白鹿洞书院，人们纪念昔贤时往往把李渤与朱熹联系起来。如元人黄异《游白鹿洞》诗就是这样说的：
少室趋朝鬓朱斑，独留祠屋碧云间。
紫阳学接千年统，白鹿名高万仞山。
又如明代胡俨《慕白鹿寄余侍讲》全诗如下：
幽栖此地忆前贤，白鹿神游不记年。
独有紫阳遗迹在，石田芝草长苔烟。
李渤是封建社会的学者，又是高级官员，他史称“清正”“梗直”“廉洁”，为巩固李唐的统治作出了贡献。然而作为历史人物确为江州、虔州、桂州等地百姓做过几件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好事。他特别重视文化教育业有所作为，在书院史、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应该给予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