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万世师表
孔子的生平和教育活动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他的祖先也是宋国的贵族，他是宋公孙嘉的后代，公孙嘉字孔父，我国古人有以祖先的“字”为姓的，孔丘就是按这种方式姓孔的。公孙嘉在宋国贵族内部的倾轧中被杀，其子逃亡到鲁国，传了五代，即到孔丘。
孔丘的父亲孔纥，字叔梁，是鲁国的下级武官，以力士闻名。传说孔纥有9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还是残疾人，走路一瘸一拐的，孔纥很不满意，于是他就和新娶的妻子一起到曲阜东南的尼丘山求天神另赐一子。后来果然生了儿子，孔纥以为这是在尼丘山上求来的，就取名为丘。“仲”字是排行，表示“第二”。“夫子”是老师的意思。因为孔丘开创私学，并著书立说，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陂尊为儒家的始祖。所以后人敬称他为“孔夫子”。“圣”是聪明智慧的意思，孔丘弟子3000，贤人70，声誉甚高，古代公认他是有学问的聪明人，是“圣人”。西汉武帝之后，认为儒家思想对统治者有利，从此孔丘受到尊崇。他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地位，相当于苏格拉底在古希腊教育史上的地位。
孔丘3岁时，其父孔纥就去世了，他连父亲的葬地都不知道，从此家境更加衰落，不得不做些杂活，一则赡养他的寡母，二则自己生活，所以他自称“吾少也贱”。长大之后，他当上了管仓库的“委吏”和管牛羊的“乘田”。据说他当委吏时，账目弄得很清楚；当乘田时孔子像，牛羊养得很壮，表现出他是有做实际工作的才能的。
大约在30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讲学。起初只收二三名学生，人虽少，却是件新鲜事。颜路、曾点、子路、冉有、子贡等就是他最早的学生。他平时讲学是在曲阜城北的学舍里，出外游历时，学生们也跟着一道，在社会上渐渐有了名声，向他请教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后来他在鲁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鲁国贵族孟僖子临死前还特地嘱咐他的儿子跟孔丘学习。
孔子在50岁时，当上了鲁国的“中都宰”，即“中都”的地方长官。不久又升为“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但鲁国的政局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他只作了3个月的“司寇”，便被迫离开了鲁国，奔走于宋、卫、陈、齐等国，度过了14年的流亡生涯。他的政治主张不为各国执政者所采纳。凄凄惶惶，找不到一个容身之处，在陈、蔡国流亡时，竟弄到绝粮的地步。但他仍不辞劳苦，坚持讲学，在危难之中仍与弟子“习礼大树下”，“讲诵弦歌不衰”。
孔子重返鲁国，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从此他专力从事讲学和整理古代文献，这样度过了他的晚年。他死时，鲁哀公致悼词：“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鲁哀公说：“我感到多么孤独；今后我向谁请教啊！”孔子的学生们在孔子墓旁搭起了草房，守丧3年，分别时都痛哭难舍。子贡不忍心离开，又独自住了3年。子贡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登也”，意思是说，他老人家的不可以赶得上，犹如青天的不可以用阶梯爬上去。表达了学生们对孔子无限的怀念和敬仰。子贡等早期学生，曾跟随着他奔走四方，为救世而斗争。晚期学生如子游、子夏、子张、曾参、颜渊等，接受孔子讲学带徒的衣钵，为传播古代文化，也作了一定的贡献。
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是聚徒讲学，从事著作。“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上说的一句话。意思是说，孔子一生大概教育了3000弟子，其中高材生有72人。孔子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和发展，是和他的功绩分不开的。他在文化教育上的贡献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整理和保存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二是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
《论语》20篇，492章，11705个字。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少数学生的言语行事。它是语录体散文，语言简练、活泼生动、具体形象、用意深远。有不少语句富含哲理，而又言简意赅，耐人寻味，接近口语，明白易懂，已成为中国人民的格言和成语。它可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化教育著作来读。要想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论语》是首先应该读的书。
首创私学，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
孔子说：“有教无类”。所谓“类”，即指按社会政治地位划分的贵贱、庶鄙等种类。在孔子以前，夏、商、西周的学校教育为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所垄断，不仅奴隶主贵族与平民、奴隶之间有严掐的阶级界限，就是奴隶主贵族的内部也等级森严，有贵贱尊卑之分。孔子说“有教无类”，意思是说：任何人我都可以给他以教育，不分贵贱、庶鄙等界限，使教育普及于平民，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孔子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脩”是干肉，又叫脯。每条脯叫一脩，10脩为一束。“束脩”即10条干肉，用来作初次拜见的礼物。但这一礼物是菲薄的。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分地位高下、报酬厚薄，只要主动拿10条干肉的见面薄礼，对这样的人我是从没有不教诲的。
孔子以前的教育是有“类”的，教育大权把持在少数贵族手里，那时叫“学在官府”。到孔子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谓“失官”，指的是西周宫廷官府失守学术，以孔子像致使其不能世代相传。所谓“四夷”，指的是文化学术下移，流散于四面八方。这时政治中心逐渐由周天子转向势力较强的诸侯国，政治中心的转移导致文化教育中心的转移，西周的典籍文物、礼器乐器也就随之扩散到四面八方。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即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适应了“士”阶层的兴起及文化学术下移和历史潮流，反映了新兴的“士”阶层的要求。“有教无类”的实质，是要求将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广大平民，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的来源，把学校教育由“宫廷”“官府”移到“民间”，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孔子的学生成分是复杂的。只有少数是贵族子弟，如南宫敬叔、司马牛、孟懿子等。少数是商人子弟，如子贡等，大都出身贫贱，如颜渊居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清贫生活；曾参耘瓜，其母织布；闵子骞穿着芦衣为父推车；仲弓父是“贱人”；子路食藜藿，负米养亲；子张是鲁之“鄙人”；子夏衣若悬鹑；公冶长坐守大牢；颜涿聚作过“大盗”。这说明孔子的学生实际上是由平民组成的。他的学生来自鲁、齐、卫、晋、宋、陈、蔡、秦、楚等国。学生也不受年龄的限制，最大的学生，如秦商，只比孔子小4岁，最小的学生，如公孙龙，“少孔子53岁”。这些都说明孔子说的“有教无类”，并不是一句空话，他的私学，的确不分氏族，不受等级、地区、年龄的限制。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小事，反映了春秋末期时代的特点，也反映了孔子办私学的指导思想：扩大受教育者的范围，促进文化学术下移和教育的普及。
主张培养“君子”，提出“学而优则仕”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士”，而“士”的标准就是“君子”或“君子儒”。
“君子”原是奴隶主贵族统治名的专称，即奴隶主贵族老爷的意思。孔子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道德标准的精神贵族的理想人格，孔子把“君子”当作理想的培养目标。
孔子以前西周时代学校教育目的，主要是为西周社会培养官吏和军事骨干，要求其培养对象具有忠君与勇敢的品质，也要求具有“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的知识和技能。这种要求与孔子对“君子”的要求相比，那就简单多了。
孔子要求的“君子”是什么样的人物呢？据《论语·宪问》载：子路曾问孔子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子路问：“像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一般人民安乐。”子路又问：“像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老百姓都得到安乐，尧舜大概也还难以做到哩！”
可见孔子要求的“君子”有两个条件：第一，“君子”要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即修养自己。第二，“君子”要使老百姓都得到安乐，即具有治国安民之本领。第一讲的是“德”；第二讲的是“才”。孔子要求的“君子”是德才兼备，而以德为主。
在“德”的方面，孔子尤注意把握别贵贱之礼、泛爱众之仁和推己及人的恕道。泛爱众之仁，必须立足于别贵贱之礼的基础之上；同样，别贵贱之礼，也不能无视泛爱众之仁德，仁爱要落实在礼制上，礼制要贯彻仁爱的精神；在仁爱与礼制互为表里、各有功用的关系中，正是推己及人的恕道，充当了中介的角色。孔子认为，“君子”只有把握了这三点，才能忠于自己崇高的理想，这理想即是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内以圣人的道德标准为体，外以王者的仁政之术为用，体用兼备，各尽其极致。孔子说：“君子学以致其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即是说君子应该有坚定的信仰和好学的精神，应该用生命去追求真理、实现理想、捍卫正义。
在“才”的方面，孔子强调君子应有治国安民之术，具有一定的才智和从政的能力，能治“千乘之国”，能长“千室之邑”，能“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据《论语·雍也》载，有人曾问孔子：“子路这个人可以叫他治理政事么？”孔子道：“子路果敢决断，对于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别人又问：“子贡可以叫他治理政事么？”孔子道：“子贡通达人情事理，对于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别人还问“冉有可以叫他治理政事么？”孔子道：“冉有多才多艺，对于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
孔子认为“德”与“才”两方面都需要学习，学习是做官从政的准备，是做官从政的必要条件。要做官必须经过学习。有一次子路要派子羔到费地去当县长，孔子不同意，认为子羔年轻还没有学什么，让他去做官等于害了他。子路反驳说：那里有老百姓，有土地神和五谷神，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叫做学问呢？孔子听了很生气，斥责子路进行狡辩。
那么是否凡是学习的人都能当官呢？也不是。孔子认为只有那些学习优秀、品德才能兼备的贤才才能当官。做官之后仍要坚持学习。有一次，孔子想让漆雕开去做官，漆雕开回答说：“我对出去做官这件事还没有信心”，表示自己学习得还不好，不够优异，对做官信心不足，孔子听了十分高兴，觉得漆雕开对学习十分重视。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句话虽出于孔子的学生子贡之口，但确实代表了孔子的思想。“优”是有余力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所谓“有余力”，即有时间、从容不迫地去学习，引申意为学得比较宽些、深些、好些、优秀一些。
孔子谆谆告诫弟子：“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意思是说，不愁没有职位，就愁没有能够自立的道德品质与才能本领。这说明孔子办教育，就是要培养从政的人才；弟子们跟他学习，就是要取得做官的资格。
所以我们说：“学而优则仕”，可以说是孔子的教育目的，或是孔子的办学思想。它对于世袭世禄制度来说，是一个大批判、大进步。因为在西周时代，做官的资格是由世袭法来保证的。当时在选用人才方面大量存在着“不学而仕”“仕而不学”或“学而不优”的现象。贵族子弟在进学校之前，已经是当然的候补官吏了。当时不存在“学而优则仕”的要求，他们进学校学习不过是学一点与自己的贵族身份相称的知识而已。“不学而仕”是世袭制的固有特征，也是贵族政治必然趋于腐朽的一个重要根源。“学而优则仕”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不学习或虽学习而不优秀，就没有资格做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时代意义和进步作用。它作为与世袭制相对立的原则被继承下来，对以后两千多年的学校教育和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制度曾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学而优则仕”也产生过副作用，那就是求学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做官，把求学作为夺取高官厚禄的敲门砖，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就是其流毒。
整理典籍，编选“六经”，进行教材整编
孔子继承了西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的传统，他教育学生广泛地学习“六艺”的知识技能。由于孔子的培养目标是“君子”，对“君子”在德才两方面的要求都比较严格，所以在教育内容方面比西周时代的“六艺”较为广泛而深刻。
《论语·述而》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说孔子用4种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社会生活的实践、对待别人的忠心、与人交际的信实。《论语·学而》说，孔子教导弟子在家要孝顺父母，出外要敬爱兄长，不多说话，说则诚实可信，博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有余力，再去学习文献。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教育学生，把做人摆在第一位，把求知识摆在第二位。
孔子的教育内容包括政治道德教育与文化知识教育两个方面，而以政治道德教育为重点。“行、忠、信”部属于政治道德教育范围，而“文”有一部分属于政治道德教育，一部分则属于文化知识教育范围。尽管孔子主观上认为政治道德教育是重点，但他对文化知识教育也不忽视。在他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把所收集到的历史文化资料，精心加以整理，编著成教学用书，被后世奉为儒家经典。历代相传的“六经”，基本上是经过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不断整理、补充而流传下来的。“六经”中保存了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宝贵的文献资料。
《诗经》西周以来的诗歌。传说古诗抄本有3000多篇，孔子对此做过搜集、整理、校勘工作，存留305篇。作品大概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分为三类：一为“风”（即民歌）；二为“雅”（即宫廷之乐）；三为“颂”（即宗庙之乐）。孔子说：“诗”有300首，用一句话来概括，是“思无邪”，即其思想内容都合于“周礼”的准则。孔子很重视《诗经》的教育作用，他说：“不学诗，无以言”，意思是说，不学诗便不会说话。通过学《诗经》掌握语言，培养语感。诗具有形象思维的特点，孔子已注意到这个特点，他说：《诗》“可以兴”，即诗有比喻联想、托物寄兴的特点，容易培养青少年的联想力，以激发他们的道德情感。《诗》“可以观”，也就是说通过学诗，可以观察到社会习俗的盛衰，以培养青少年的观察力。《诗》“可以群”，是说通过学诗，来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以培养青少年的合群性，增进其相互情谊。《诗》“可以怨”，是说通过学诗，运用讽刺形式，批评政治得失，以培养青少年学习讽刺的方法。归纳起来，学习诗经，可以教育青少年懂得“事父、事君”的伦常道德，培养忠君孝父的道德情操。此外，学《诗》还可以学一点自然常识，诸如“鸟兽草木之名。”
《书经》孔子将春秋以前历代官方的政治历史文献汇编成书，称之为《尚书》。《尚书》保存了夏商以来特别是西周初年重要的历史资料，编《尚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保存并向青少年传授奴隶制国家的统治经验。
《礼经》即周礼，包括西周以前的宗法等级世袭制度、道德规范和相应的仪节。孔子是重视礼的，他说：“为国以礼”，“不学礼，无以立”。他认为立国要以礼制为核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他强调“礼”必须以“仁”的思想情感为基础。离开了“仁”，“礼”就没有意义了，因此要求达到“礼”和“仁”的统一。所谓“仁”，是孔子提出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精神，“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对统治阶级内部要讲忠、信、恭、敬，对劳动人民要讲宽、惠。这样便于调节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孔子还提出了一个正名思想，其实质在于呼吁社会权威。可以推想，当时正值春秋末期，社会动荡不安，多种秩序并存，人心浮动，谁都不怕谁，谁说了也不算，没有权威性。所以孔子就大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在君的位置，像君的样子；臣要在臣的位置，像臣的样子；父要在父的位置，像父的样子；子要在子的位置，像子的样子。其目的在于要维护必要的权威意识，这个思想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当时社会正处于新旧权威相互转化时期，要注意防止权威领域出现空白，否则社会失控是难以避免的。
《乐经》“乐”即音乐。“乐”与“诗”相连，分别来说，“乐”谓乐曲，“诗”谓歌词，合而言之，“乐”也包涵“诗”。“乐”与“礼”相配合，进行政治道德教育，其作用在于陶冶情操。孔子说一个人的修养应该从学“诗”开始，以激发情感和意志；进而学“礼”，以约束其言行；再学“乐”，以形成其性格。这就是他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不仅是音乐爱好者，很可能十分内行，据说他曾学鼓琴于师襄，问乐于苌弘，他会好些乐器，如琴、瑟、磬等。他喜欢唱歌，他与别人一起唱歌，如别人唱得好听，他一定要求别人再唱一遍，然后跟着别人再唱一遍。孔了在齐国听到舜时的“韶”乐，使得他“三月不知肉味”，说明他整个身心长期地沉醉在“韶”乐之中。他评价“韶”说：“尽美矣，又尽善矣”，评价周武王时的“武”乐说：“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他提出了文学艺术的两条标准：一是政治道德标准，称之为“善”；一是艺术标准，称之为“美”。在这两条标准中，“善”是首要的，“美”是其次的。他主张“尽美尽善”，即政治道德标准与艺术标准完美的和谐与统一。这对形成中国古代的艺术传统和美育传统有重大影响。中国古代的艺术和美育传统注意朴素、淡雅、天真、含蓄、讲分寸，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喜而不露，怒而不纵，含而不贫，勇而不莽，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中国古代的文艺和美育传统，就像中华民族的性格一样：既热烈又恬静，既深刻又朴素，既温柔又高雅，既微妙又直率，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对中国人民的教育和感染力是十分深厚的。
《易经》也叫《周易》，大概形成于殷周之际，包括64卦及其卦辞、爻辞，另还附有卦图、太极图、河图、洛书等图式。它本是一部推究阴阳变化预卜吉凶祸福的占卦书，但书中吸收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如古天文学、古气象学、古代数学的成就，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复杂现象，并且对这些现象又力图作种种解释和说明，因此，它不仅是一部宗教迷信书，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孔子很重视《易经》，他读《易》不厌反复，曾把串联《易》竹简的皮绳磨断过3次。晚年他说过：“让我多活几年吧，到50岁时去学习《易经》，便可以没有大过错了！”他不仅自己喜读《易经》，而且还作为经典传授给他的学生。
《春秋经》《春秋》本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因为它是按年来编写的，所以就取一年四季中的春秋两字来命名，曰《春秋》。孔子对这部书是加过工的，作过一次修订，并用它来做历史教材。这部史书虽有明确的年月记载，但文字过简，记载的史实仅是一个大纲或提要，事情的原委记载很不详细。于是后来就有人给它将史实补充叙述和进行评论。这些叙述和评论就叫“传”。给《春秋经》作过“传”的共有三家：战国时齐国人公羊高作的叫《春秋公羊传》，春秋末鲁国人左丘明作的叫《春秋左氏传》，还有一位鲁国人谷梁赤作的叫《春秋榖梁传》。
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代表了春秋时期以前的文化知识的一切领域，作为历史材料，是有价值的。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就是从史料价值上肯定了孔子传授六经的历史作用。
六经是孔子私学的主要课程，有人说，《诗》相当于文学课，《书》相当于政治课，《礼》相当于道德伦理课，《乐》相当于音乐艺术美育课，《易》相当于哲理课，《春秋》相当于历史课，这种说法虽不尽贴切，但也不无道理。
六经对于中国古代影响是深刻的。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是喜欢遵守社会公德的，守规矩，讲礼节，这是受《礼》的影响；中国人是乐观主义、浪漫主义的，琴棋书画，吹拉弹唱，这是受《诗》《乐》的影响；中国人性格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关心政治，酷爱历史，追求哲理，这是受《书》《春秋》《易》的影响。
孔子私学教学内容中宗教成分较少，他不愿谈论鬼神和死后的问题，显示了对于宗教的淡漠态度，这是一大特点；但孔子私学教育内容中涉及生产技艺和理论性的自然知识的研究和传授也较少，这又是一大特点。在孔子私学中，自然只是作为类比逻辑中的借喻物，没有成为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对象，这对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形成了轻自然、斥技术的传统，学校教育与科技相脱节，学校教育内容和考试内容都排斥科技知识，这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人性、人格与德治
孔子一生抱着培育人才和追求崇高道德理想的愿望，在私人自由讲学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道德教育经验，形成了一套道德教育思想体系和道德教育的原则方法。
孔子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是他的人性论与德治论。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们的性情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后天的环境与教育——习染不同，人们的道德品质便渐渐地相距很远了。既然道德品质是靠后天培养而成的，那么就应该注重学习道德规范与加强内心的道德修养。如果不进行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人们就不能真正形成好的品德，即使已经形成了仁、智、信、直、勇、刚等各种好的品德，如果不继续接受道德教育、坚持道德修养，这些好的品德也会分别地产生愚、荡、贼、绞、乱、狂等种种弊端，造成种种不道德的后果。
孔子主张的“德治”，就是用道德教育来治理国家，用他的话说：“为敢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说，用道德教育来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环绕着它，以此比喻施行德治的国君将受到人民拥戴。孔子还说，如果用行政命令来治理，用刑法来约束，老百姓只能是勉强克制自己而免于犯罪；如果用道德教育来治理，用礼节来约束，老百姓不仅知道廉耻，而且民心也归服。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只有民心归服，这个国家才能立得住。在孔子看来，道德教育的价值和作用是巨大的，只要抓紧道德教育工作，国家就能治理好，社会自然就会安定，否则，社会就要发生动乱。
孔子在教育中坚持先德育后智育、智育为德育服务基本原则。为了实现“德治”的政治目的，孔子认为最重要的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使人们形成完善高尚的人格，成为圣人君子。他把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当作圣人君子的首要条件。他说：“君子怀德”。君子所思所追求的就是道德，只要君子专心致力于此，仁道之德也就由此而产生。什么是仁道呢？那就是孝悌忠信，若有多余的精力，再去学习文化知识。孔子认为首先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孔子并不完全忽视文化知识对道德教育的影响，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有仁德的人安于仁，有知识的人利用仁，因为智者认识到道德对他长远而巨大的利益，他便实行仁德。孔子还说：“未知，焉得仁”？没有知识、文化，怎么能够算是仁呢？由此可见，孔子主张道德教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知识教育主要也是为道德教育服务，他是把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统一起来，作为同一过程和同一目的来对待的。
道德教育应和自身的道德修养相结合。孔子认为自觉地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即是守“礼”，在自我意识上积极修养以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就叫做“仁”。“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概念。因此，孔子在道德教育中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他的道德思想体系，是以“孝悌”为根本，以“礼”为规范，以“忠恕”为一贯，以“中庸”为准绳。道德修养则是个人终生不息的自觉的进取。他说：我15岁有志于学问；30岁懂得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了；40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了；50岁懂得天命；60岁一听别人的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到了70岁便随心所欲，任何念头都自然地不越出规矩。这一过程是指他个人从确定志向，经过继续不断的修养、学习，使他的思想行为和感情，达到高度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的过程，也表明了一个人道德修养的终身性、长期性和阶段性。
孔子还认为，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过程是知、情、意、行四者有机结合和不断深化的过程。
所谓“知”，即对道德的认识。孔子强调学生要“知德”“知仁”“知礼”“学道”“适道”，即对道德规范具有一定的认识，对社会行为的是非、善恶有分辨的能力。
所谓“情”，即道德感情。孔子说：只有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恨什么人。可见仁德包含“爱”和“恨”这两种情感。“仁者不忧”，这“不忧”就是一种情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说道德教育首先要激发人们的道德感情，从学“诗”开始，进而再学“礼”，以约束其言行；然后再学“乐”，以形成其性格。他还说“好德”与“忧道”是一种积极情感，“好色”与“忧贫”是一种消极情感，道德教育可以促进消极情感向积极情感方面转化。“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懂得它的人赶不上喜爱它的人，喜爱他的人又赶不上以它为乐的人。“知之”是低层次的情感，“乐之”是高层次的情感，道德教育可以促进低层次情感向高层次情感方面转化。
所谓“意”，即道德意志与道德信念。孔子说的“志于仁”“志于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都是强调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的，认为一国的军队，可以使它丧失主帅，而一个普通百姓，却不可能强迫他放弃志向。他说一个立志实行仁德的人，是不会去做坏事的。只要自己愿意实行仁德，仁德就可以达到，表现了实行仁德的信心和决心。他还说道德观念虽认识了，如不能守住与保持，即使认识了也会丧失。道德如果停留在认识上而不转化为信念，道德就失去规范行为的作用。道德规范必须由认识转化为道德信念，才能对道德行为发生指导和约束作用，这反映孔子已经意识到道德教育的这一普遍规律。
所谓“行”，即道德实践。孔子说：说得多，做得少，君子以为耻。他还重视“听其言而观其行”，对于别人，听到他的话，要考察他的行为。他认为知与行应是一致的，否则根本谈不上道德，言行不一是不道德的表现。他强调志士仁人必须随时随地“克己复礼”，视、听、言、行都要克制自己，符合道德规范。
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进行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使之最终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圣人”“君子”。在长期的道德教育实践和经验总结中，孔子创立了一套道德教育的原则方法，诸如德育要通过智育进行、学思行结合、立志与力行、自省与自克、改过与迁善、乐道与安仁等，这些原则方法最根本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进行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并通过主动长期不懈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最后达到完善自己的人格，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圣人”“君子”。道德观念的掌握和道德信念的建立，必须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孔子称得上是最早注意到按照这条规律进行道德教育的教育家。
为了培养学生自觉地追求道德信念，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孔子反复教育学生要立志，“忧道不忧贫”，要做“君子儒”，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以实现“仁”的理想为己任，并从中获取做人的乐趣。即既要完善自己的人格，同时又要造福于人民和国家；在实践这种道德理想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并体会到人的价值与人生乐趣。在教育活动中，他常常用这种人生哲学陶冶学生的情趣。有一天，他对学生颜渊、子路说：“你们何不谈谈各人的志向？”子路说：“我愿拿出车马、衣服、皮袍与朋友们共同使用，用坏了也不抱怨。”颜渊说：“我的志向是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说：“我们愿听听您老人家的志向。”孔子说：“我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即让老者安度晚年，朋友得到信任，年轻人受到关怀。孔子通过与学生无拘束的谈话，示意学生朝着“仁”道的方向去修养去提高，这是他指导学生立定志向的一种方式。
又有一天，孔子和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等学生坐在一起，听曾晳弹琴，师生们沉浸在音乐的旋律之中，这时候孔子说：“假如现在有人了解你们，想起用你们，那你们该如何办呢？”子路不假思索地说：“如果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内有饥荒，外有敌兵，内忧外患，让我去治理，只要有三年时间，我保证可以治理好，使人人有勇气，个个都懂大道理。”孔子听后微微一笑，似乎觉得子路说话不大谨慎，接着就问冉有：”你呢？”冉有说：“如果有一个小国，让我去治理，也只需用三年时间，我可以保证人人富足。至于说到修明礼乐，那还不行，只有等待贤人君子了。”孔子又对公西华说：“你怎么样？”公西华说：“不是说我已经很有本事了，只是说我愿意作祭祀与外交工作，我甘愿做一个小司仪者。”孔子最后问曾晳，曾晳弹琴正近尾声，铿的一声把琴放下，站了起来答道：“我的志向和他们三位所讲的不同。”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呢？正是要你们各人说出自己的志向啊！”曾皙便说：“暮春三月，我们身着春装偕五六位朋友与六七个小孩，在沂水旁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歌唱，一路漫步。”孔子听后深深地发出了感叹：“我赞成曾晳的志向！”曾晳表面上虽不是讲治国的大道理，实质上却是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描述了天下治平后的另一人生意趣。他们的崇高理想、政治抱负和人生意趣，以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有哲理，亦有诗情画意，言有尽而意无穷。由此可见，孔子进行理想道德教育是多么生动、多么富于艺术性！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孔子在教育上有许多贡献，其中关于启发式教学的思想与实践，至今对我们还有所借鉴。
在孔子之前，人们所掌握运用的教学方法，是强灌硬填的注入式，不管学生的情况如何，不择手段，甚至采取野蛮的体罚，强迫学生进行学习。从孔子起，这种情况才开始转变，这就是他所倡导的与注入式对立的启发式教学。
孔子在他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认识到，要使学生获得广大博深的学问和知识，就必须依靠学生好学、乐学，依靠学生自觉地思考。于是他提出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著名思想。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启发”一词即从此而来。“举一反三”的成语亦从此而来。所谓“愤”，“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即心里想通还未完全通的时候；所谓“悱”，“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即口里想说还未完全表达的时候。孔子的意思是说，当学生对某一问题积极地进行思考，心里想通但还没有完全想通的时候给予启发；当学生对某一问题思考已有所得，但还不十分明确，还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时候给予开导。比如一个四方的东西，已经对他讲了一个角，如果他不能据此推知其余三个角，那就不必再讲了，因此这说明：每个学生没有主动积极的思考，仅靠教师讲授是没有意义的。总起来说，就是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观察学生，调查研究，当学生欲知而不知，想说又说不出时，就是他们心理上产生了“愤”“悱”，这时他们的注意力是集中的，思维是敏锐的，想像是活跃的，教师略加启发诱导就可豁然开朗，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孔子启发式教学，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尊重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提高了教学效果，推动了教学工作的进步。这比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的“启发式谈话法”，不仅早了将近百年，就其内容说也要丰富得多。
孔子不仅描绘了启发式教学的基本内容和要求，而且还指出其中心问题是让学生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学习中要思考，思考不能脱离学习。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学习而不思考，就容易上当受骗；只思考而不学习，问题仍疑惑不解。这说明学习不能脱离思考，不思考就不能将学来的知识消化吸收，那样学了也无用处。如果只思考而不学习，会流于空想，那也是有害的，孔子把“学”与“思”提高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教学方式上，孔子改变了那种由教师一人唱独角戏，板着面孔说教的注入式教学，而广泛使用了启发式问答的方式。他不但经常向学生提出启发性问题，而且还鼓励学生提出问题问老师。据《论语》载，他的学生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达一百多处，如“问仁”“问礼”“问政”“问孝”“问知”“问士”“问友”“问耻”等等。对于学生中一些有见解的回答，他公开加以赞扬，如他对子夏就说过：“能够阐发我的意思的是子夏呀！现在我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他对子贡也说过：“子贡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一件，你能有所发挥，推知另一件了”。他对颜回能“闻一知十”，更加赞美，并公开承认自愧不如。他对学生中凡能提出具有深刻意义问题的，要给予“大哉问”“善哉问”的褒奖，鼓励学生深入思考，发现问题。他所不满意的是那些不动脑思考的学生。他说，对于一个遇事不问怎么办怎么办的学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认为整天吃饱了饭，不用一点心思，这种学生是很难有出息的！鼓励学生提问这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
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方法也是很巧妙的，他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他说，爱好学习，以学习为乐趣的学生，才能产生学习的“愤”“悱”之感，才能克服困难，乐此不疲。这已涉及到内在学习动机问题，他还善于运用榜样和比喻启发学生，如他曾高度称颂某些历史名人的善政懿德，甚至直接用文王、武王、周公、管仲、子产等人的言行作教材，他歌颂尧、舜、禹、汤节衣缩食，吃苦在前，与民同乐的德政，都是为了给学生树立榜样，启迪学生的志趣。他善用比喻启发学生，如他用流水的昼夜不息解释万物生生不息的原理；用苍天不语而行四时，说明以身作则、行无言之教的意义；用松柏比喻人的节操；用日蚀月蚀比喻人改过的重要性等等。他常教导学生应从近处着手，一步步去做，可以说这是实践仁道、追求学问的方法了。他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有时并不直接回答，而是从正反两方面提出补充问题反问学生，让学生竭力思考得出正确结论。他说，我有很多知识吗？不是啊！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但是我从他那一问题的正反两面去盘问之后，才认识到许多意思，然后尽量地告诉他，逐渐找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方法对于调动发问者的主观能动性，培养运用已有知识推求未知结论的能力是大有好处的。这与苏格拉底的启发式谈话法或称为“产婆术”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敏而好学，学而不厌
孔子一生中，求学从不满足，从不懈怠，他的一生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一生。在孔子看来，学好是教好的前提和基础，作为教师首先应毫不厌倦地去学习知识，研究学问，只有掌握了渊博的知识，才能为人师，才能教诲学生。孔子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实践，使他在教育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培养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成为后世之师表。
“敏而好学”，以学为乐，是孔子关于学习的基本态度，认为“好学”是一个人最优良的品质，他自认为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好学”。“子入太庙，每事问”，孔子到了周公庙，每件事情都发问。他求学于野，善于向各种人学习，他曾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问官于郯子，他“不耻下问”，虚心学习，抱着“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的态度向别人求教，即使自己有能力，有时却去向能力低的人请教，自己知识丰富，有时却去向知识缺少的人请教，有学问却像没有学问的人一样，满腹知识却像空无所有的人一样。他有句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是说，三个人一同走路，其中便一定有可以为我所学习的人：我选取那些优良部分而学习，看出那些不良方面而改正。他认为能使其择善者是其正面老师，能启发改过从善者就是反面教员，都可以称为“师”。这种虚心好学的态度，为他的学习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孔子在学生面前，从不以教师自居，能放下架子，虚心学习。在孔子看来，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青年学生是可敬畏的，怎能断定他们将来赶不上现在的成年人呢？这是包含有青年人超过老年人，学生超过老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发展观点。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孔子认为当一种正义事业需要人去承担时，青年一代要敢于勇往直前，责无旁贷，即使在老师面前也不必谦让。“当仁不让于师”。即面临着实行仁德的事情，可以不必对老师谦让，这里包含着在仁德和正义面前师生一律平等的思想及“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观点。
孔子的治学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值得我们学习，而孔子的治学方法，也很有价值，孔子认为治学既要“博学于文”，又要“多闻”“多见”。他认为从实际生活中学习，也是求知的一条重要途径和方法。在治学中坚持实事求是。在做学问上，如果文献不足，他就重新考察，从不胡编瞎造，反对道听途说。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强不知以为知，这样做才“是知也”。他反对那种不懂装懂的学习态度，对那种“本来没有，却装着有；本来空虚，却装着充实”的人，他是很反感的，认为这种人不仅永远不能由不知到知，而且也永远不能由知到智，是不明智的表现。在治学上，他杜绝了四种毛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他还主张学以致用，学行结合，认为学习探求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运用知识和修养正身。他说：熟读了《诗经》300篇，叫他去处理政务，却行不通；派他去出使外国，却不能独立应对；读得虽多，又有什么用处呢？不能将知识加以运用或不会运用，等于没学。孔子还提出了“学而时习之”的学习原则，他注重学习过程中复习和练习这一环节，认为既学又习，边学边习，才能搞好学习。他认为学习了，然后再经常温习、练习、实习，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技能，获得了成果，内心感到愉快与满足，不也令人喜悦么？他还说温习旧知识，并能从中获得新的体会，新的见解，这样的人就可以做老师了。他主张从旧的知识中得到启发，悟出新的道理来，这涉及到对新旧知识关系的看法，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与教学规律的。他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牢固地把握所学的知识，对所学的知识熟练了，融会贯通了，便可举一反三，告诸往而知来，由已知探求未知。
孔子关于治学的论述也是他教育思想中的精华之一，其反映出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今天仍可作为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