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与《论衡》
王充（约27~100），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是东汉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身寒微，先祖“以农桑为业”。“以贾贩为事”。他6岁开始认字读书，8岁进家乡书馆学习，勤奋好学，成绩优秀，有惊人的记忆力，被送去洛阳太学深造。因无钱购书，常在洛阳书店里读书，还求教于当时的名儒班彪，造就了牢固的学问根底。成年以后，曾做过一些小官，都是地位不高的从属职务，后与上司意见不合而辞职，“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以教书为生。他一生淡漠功名富贵，不肯向权贵折腰，甘守贫困，正气浩然，历史上一直传为美谈。
王充所处的时代，是汉朝实行“独尊儒术”文教政策达百年之后，儒家思想已逐渐偶像化，并建立了天人感应谶纬迷信的宗教神学体系的时代。由于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日益趋向尖锐，封建王朝进一步利用神学维持自己的统治，把董仲舒所创立的新儒家学说和一种叫做“谶纬”的封建迷信学说结合起来。所谓“谶”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由来已久。在秦朝一些儒生方士为了反对秦始皇就散布过种种谶语；到了汉代，为了把孔子打扮成一位大圣人、通天教主，也有人用谶语来附会儒家的经义，将孔子说成是一个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圣人。一些方士为了做官，大批挤进了儒家的行列。儒家方士化，方士儒家化，使汉儒的成分更为复杂。“纬”是用迷信观点来解释经书，因为经书文字不能随便改动，“纬”则假托天意，把经典神学化，故意不讲作者姓名，说成是神的启示，其实“纬”书是方士与巫师臆造的一种妖言怪说。
东汉时谶纬迷信得以更广泛地流行，汉章帝召集一批御用学者，把当时的谶纬迷信和封建伦理学说统一起来，纂成《白虎通义》一书，使封建伦理纲常进一步和宗教迷信合而为一。于是孔子的学说被越来越多的谶纬迷信所补充和曲解。经与纬的统一，孔子被赋予学者与教主的双重身份，成为禁锢士人头脑、麻痹广大人民的“神”。在这种统治思想腐蚀下的学校教育，充满了迷信、烦琐和教条主义，学术思想僵化，统治阶级极力提倡烦琐的经书注解，以浮词繁多算做学问，士人一生精力消耗于对一经章句的诵读记忆和背诵上，学校与实际完全脱节。
正当封建统治者大兴谶纬迷信的时候，作为一个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王充，高举“疾虚妄”的旗帜，用唯物主义观点，对谶纬迷信进行了批判与驳斥。
王充一生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用来著书立说和从事教育活动，他先后写了《讥俗节义》《政务》《养性》《论衡》四部书，现存的只有《论衡》一书，这部书耗尽了他的心血，凝结了他辛勤的理论工作的巨大成果。
王充说：“论衡者，论之平也。”“平”即衡，是秤、标准。“论之平”，即是说这本书是衡量当时许多言论是非真伪的标准。他认为当时社会上流行许多书“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虚假不实之言不废除，华而不实之文不被止息，华文泛滥，则实事求是的言论不被采纳。所以王充说，他写《论衡》是用以权衡言论的是非，确立、判断真伪的标准，不是随意玩弄笔墨、修辞文辞，装成奇伟的样子。《论衡》的宗旨是：“去伪存真”，“疾虚立实”。“疾”即批判，反对。“虚”即虚妄不实。“疾虚妄”即对虚假不实的言行展开批判和斗争。我们可以说《论衡》一书是一部处处闪烁着战斗唯物主义光芒的力作。
《论衡》内容丰富，是汉代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讲经学、哲学、科技、美学、逻辑学、教育学、文学、史学等等，都要讲到它。天文学家陈遵妫认为《论衡》是哲学和天文学相结合的著作，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第一章序言上说《论衡》是“非常重要的科学著作”，李约瑟还大量抄录、引用《论衡》原文。现代研究中国各门学科的发展史，一般都要提到《论衡》这部书。
“学之乃知，不问不识”
王充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不同，在于人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他把先秦时期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如荀子的“万物之中人为贵，贵其有知”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反对那种认为圣人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说法，认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事是古今所没有的。他说：“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意思是说，人的天才条件虽有高低不同的区别，但要知道事情和认识世界却是由于学习，只有学习了才能知道，不询问不能明白。
王充认为从愚夫到圣人，要知“天下之事，世间之物”，只有两条途径：一是“知物由学，学之乃知”，这是求知的方法，也是求知的起点。二是“待问乃解”，“不问不识”，这是求知的方法，也是求知的终点。由此可见，他已认识到知识学问是从学与问之中求得的，获得学问的过程，就是学与问的过程。王充不仅把掌握知识的起点、过程和终点都归结为学与问，而且还把“学之问之”概括为所有人的学习规律，这就否认了当时流行的“生而知之”的先验主义，确立了“学问乃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求知观。
王充重视知识的力量，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认识“知识就是力量”的人。他说：“人有知学，则有力矣”，“知为力”，“儒生以学问为力”。他认为知识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比体力更伟大，更尊荣。他举例说明萧何收集秦朝保存的文书资料，掌握了很多知识，然后“以知为力”协助刘邦打败了项羽。胜利后刘邦对有功之臣进行封赏，首先重赏萧何，其次才是攻城夺地的武将。他认为萧何像猎人而武将像猎犬，猎人的贡献比猎犬要大。所以他说萧何“以知为力”，功高于将军们的攻城野战。人学知识，就会有更大的力量，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他还列举了春秋战国时代知识分子能够富国强兵的生动事例来说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说孔门弟子“知能十倍”，就是接受孔子教育的结果，“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这就是说，孔门弟子比一般人的智慧才能高出10倍，这是孔子教育的功效和感染的力量啊！王充说，孔门弟子没有进入孔门的时候，像村里的一般人那样，都很平常，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其中最不行的要算子路，相传子路是没有常性的人，未到孔子门下时，戴着鸡冠帽儿，佩着猪尾巴，勇敢猛烈，不讲礼貌。听到念书的声音，他就摇动鸡冠，竖起猪尾巴，口里发出声音，在圣人的耳跟前吵闹，真是坏极了！孔子把他收下来加以教育，感染他，锻炼他，开导他，启发他，使他的猛气逐渐消沉，使他骄气压伏下去，到后来居然善于管理政事，序列在孔门“四科”之内，这就是孔子利用教育的力量使恶性变成善性的证明。王充能在培根之前1500年提出“知为力”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学习书本知识，王充提出了多问善问、学问结合的方法，他主张充分发挥独立思考的作用，善于提出问题，敢于订真伪、辨虚实，坚持不同意见。认为问事越多见识愈广博。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百家之言，乃至孔孟的言论，都有自己的评论，有否定，也有肯定，有批判，亦有继承。他这种学中有问、问中有学、学问结合、不迷信书本、不怕权威、敢于阐明自己观点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对于教师，他是非常尊敬的，但他反对盲目地迷信教师，唯师是听。他主张在教学中，学生应向老师提问，甚至反驳老师，他称之为“距（拒）师”。他认为大凡做学问的道路，不怕无才，关键在于敢不敢“拒师”以问，即向老师提问，或提出不同意见，师生共同研究道义的本质，证定是非曲直，以获得正确深刻系统的知识。他还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向孔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认为倘若是有不理解的问题，从而追问到孔子，对于道义又有何妨害呢？真有传授圣人事业的智能，驳难孔子的说法，在道理上又有何违背呢？这就是说，为了学好圣人之道，为了继承、发展和宣传圣人之道，“拒师”于圣人，理所当然。重道正是尊师。
王充认为，教师在讲课中往往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仓猝吐言”，所讲内容不能“皆是”，造成知识性的错误；二是前后自相矛盾，“上下多相违”，“前后多相伐”，使学生不知何者为是；三是教师对教材理解得不深不透，讲课时“隐晦难现”，学生听不明白。在这三种情况下，学生都应“拒师”而问之。通过学生的“问难”，教师的“解难”，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而且也可以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质量，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生“问难”后教师再回答，可将阐发不够的问题，加以补充，使知识系统化、条理化；或将问题阐发得深一步，使学生理解更深刻。与此相反，如果学生在教师面前，不敢“拒师”以“问难”，只是唯唯诺诺，不管学生的资质如何，这种学生是不会有培养前途的。
总之，王充提倡学生“拒师”以问，主张积极培养学生好学善问的习惯，强调把教学过程变为学生学、问的过程，这些见解是十分深刻的，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通人”与“鸿儒”
王充从他的“疾虚妄”“重实论”的唯物主义思想出发，在培养目标方面提出了他的创见，主张培养“通人”和“鸿儒”。
什么是“通人”？王充认为能讲说一经的，就是“儒生”；而能博览古今的就是“通人”。“通人”不同于一般“儒生”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博览古今”而不固守一经。王充说，“通人”好比富人，不通的人，和穷人一样。就形体而言，都是七尺之躯，可是“通人”的心中，包藏着百家的学问；不通的人，腹中空空连一页书也没有读过，就像穷人的内室一样，仅仅四堵壁立在那里。人们估量到贫人的财产比不上富人，那么也就应该知道通人和不通的人是不能相等的。但有人只羡慕富裕却不以通达为光荣，只以贫穷为可羞，却并不鄙视不贤。这是由于他们不懂得用类推的方法来进行比较对照。富人受羡慕乃是因为财货多，应有尽有，所以人们羡慕他。富人不及儒生，儒生不及通人。通人积累文章书册多箱，圣人贤者的言论，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理国家、富裕家室的方法，讽刺社会、讥诮习俗的言论够完备了。这些能使人通达事理，多见多闻，可以算做光荣了。那么他值得尊崇的就不仅仅像拥有很多物质财富那样了。萧何破秦，进入咸阳，收取秦宫文书图册，刘邦其所以能控制九州，乃是得力于这些文书啊。用文书知识统治天下，天下的财富比起一家人的物质财富来哪个多呢？
王充还说，人的眼睛看不见青色黄色，叫做瞎子；耳朵听不见声调，叫做聋子；鼻子不辨香臭，叫做痈病。患有鼻痈、耳聋和目盲症的，就绝不是一个健全的人。人们不广泛地学习，不了解古今，不能识到世间万事万物，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等于目瞎、耳聋、鼻痈一样。儒生如果不去广泛地阅览，就免不了闭塞和晦暗，何况庸人没有读过书，不知道是非，算是十分闭塞和晦暗的了。这简直是木偶泥人，耳朵眼睛都具备，就是不闻不见啊！
什么是“鸿儒”？王充说：能精心思考，写出文字，汇集成篇成章的，就是“鸿儒”。“鸿儒”不同于“通人”。“通人”只务博览，而“鸿儒”则能够“精思著文”。王充说能好学勤力、博闻强识，这样的人还是较多见的，而能够著书撰文，评古论今，却是较少见的了，一万人中间也难找到一个。他说，能著书撰文，知识渊博而又会加以运用的人，就是“鸿儒”。因此，他非常看重“鸿儒”，他说：“儒生胜过俗人，通人胜过儒生，文人超过通人，鸿儒超过文人，所以鸿儒就是所谓超而又超的人啊！”
为什么说“鸿儒”是超而又超的人呢？因为“鸿儒”不只是能熟读书籍、积聚知识，并且能够运用知识，提出自己的见解，发表自己的看法，写成为人所用的东西。譬如工匠进入山林，看见木材或高或低没有不知道的，又譬如医者来到野外，看见药草，或大或细，也没有不认识的。可是如果他们不能够斫伐树木，作成房屋，采摘药草，配成方剂，这是能懂得草木而不能使用它们啊！王充非常重视学以致用，认为“鸿儒”之可贵，就贵在于能运用所学。他说，如果仅仅能够诵读——诵诗读书，纵然千篇以上，不过是鹦鹉学舌一类的事罢了。要能敷衍书传的意义，写出精美的文章，没有超越凡人的才华，是办不到的。这样的人是大才大智的人，是国家和社会所必需的人才，好比珍珠美玉，不可多得，因为他们是很宝贵的！王充认为“鸿儒”是“超而又超”的最高级、最理想的知识分子，是“世之金玉”。这种“鸿儒”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思想家、哲学家、理论家。任何时代，“鸿儒”都是“稀有”的。在王充看来，孔子、董仲舒就属于”鸿儒”，其特点就是能够“立义创意”，“眇思自出于胸中”，即在理论上有所创见。王充为了反对当时僵化的教育状况，提出要培养有独立见解的“鸿儒”，这是王充教育观、人才观的卓越表现。王充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疾虚妄”，他有不同流俗的眼光和批判流俗的勇气，他能够运用刀笔为武器向社会不真实不合理的现象作理论斗争。王充理想中的卓越人物是必须有大才大智、能精思又能写出犀利的批判文章者，这种人物是时代的俊杰，思想界拨乱反正、移风易俗的先锋。王充推崇这样的理想人才，对于当时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