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共两党停战令的签定，政治协商会议总算如期开幕了。
大约是劳累了一天，蒋介石觉得有点累了，尽管现在不过是下午4点钟，他还是不愿意出去散散步。林园的风景是美丽的，他只是站在窗前，撩开帘子，望了望窗外深色的充满生机的世界，又坐回到了沙发上。他仰躺着，闭上眼睛，脑子里却想着上午政协会议开幕的情形：
记得自己是从礼堂侧门进入会场的，身披着黑色拿破仑披风，威风凛凛地登上了讲台。一上台并没有急于致开幕词，而是说：“本人很愉快地向诸位宣布，停止冲突的办法已经商妥，停止冲突的命令即可发布。”
台下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们把自己看成了和平的缔造者。
接着，自己以愉快的心情，在默念了一遍国父的遗嘱后，便致开幕词了。
自己好像着重讲了三点意见：一、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的楷模；二、要大公无私，顾全国家的利益；三、要高瞻远瞩，正视国家的前途。
代表们对自己的这个讲话还是很满意的，因为赢得了不少的掌声，听得出，这不是礼貌性的廉价掌声，而是发自内心的。
记得自己还特意瞥了一眼端坐在前排的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董必武、邓颖超等人的面孔，想看看他们是什么表情。他们似乎也很动情，也在拼命地鼓掌。
自己致词完后，紧接着走上讲台的是中共代表周恩来。这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人，早在黄埔共事时就领教了，可惜没有留住，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唉，得周恩来者，得天下。
自己好像特别注意他讲些什么。
他说了，要坚决避免内战，在蒋主席领导下建设和平民主的中国。
他的致词也赢得了不少掌声。
可是决不能信他的，共产党什么时候服从过自己的领导，不过是装装门面罢了。
蒋介石这样想着，从沙发上起身，走到宽大的写字台边，首先跃入他眼帘的是一叠文件，最上面的就是张群、周恩来、马歇尔三人合签的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协定。于是心里涌起一阵不快，整天叫喊着停止冲突，地盘都让共产党抢去了，他们当然巴不得从此各持一方了。可是国民党的军队呢？大部分还在南方。美国人也真不够朋友，眼看着共产党把华北、东北给夺去了，还硬逼着停战。
他索然无味地看着文件上规定的各种条款，让别人逼着做自己所不愿意的事，的确是难受的。这种感觉已经有了两次了，一次是西安事变，那一次弄得他实在是难堪之极。另一次就是不久前毛泽东来重庆的谈判，硬逼着他在《会谈纪要》上签了字。
想起这两次强人所难的事情，蒋介石耿耿于怀。
现在，第三次了，又逼着自己签字。想当年，风华正茂之时，出任北伐总司令，一呼百应，所向披靡，所到之处，百姓无不高呼“万岁”。俱往矣，十几年的剿共反倒把共产党越剿越多，越剿越强大，今天竟然要平分江山了。他恼怒极了，将拿起的笔又放下。突然，他听到了轻盈熟悉的脚步声。抬起头，见宋美龄走到了写字台前。
“达令，有事吗？”蒋介石问。
“是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的事。”宋美龄说。
“你说吧。”蒋介石看看夫人，不知道她要说什么。
“是这样，”宋美龄尽量把语气放缓一些，“对你在政协会上的开幕词，有的人只注意最后一段话，并借此大作文章。”
“最后一段话？”蒋介石已经不记得了，因为稿子是陈布雷写的，念完就忘了，“最后一段话怎么啦？”
宋美龄递过一张刚刚出版的当天报纸，指着上面用红笔划出的地方。蒋介石这才知道最后一段话的内容。这段话说：
“现在，我还要乘此机会向各位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事项：
一、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
二、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
三、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
四、释放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蒋介石看完后说：“这有什么，不都是一些场面上应酬的话吗？”
“可是中共和那些跟着中共跑的人却会以此步步紧逼，让你弄假成真。”宋美龄担心地说。
“我又不是傻瓜，许诺归许诺，什么时候实行，还得视具体的国情而定。我又没说明天早上就统统兑现。”蒋介石满不在乎。
看到蒋介石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宋美龄也就不再多说了，她转而问道：“停战令今天发布吗？”
“是的。”蒋介石无可奈何地说：“昨天晚上马歇尔已经来跟我说了，现在我是弦上的箭，不能不发了。”
经过蒋介石的这一提醒，宋美龄想起来了，昨晚9点多钟的时候，马歇尔来了，还冲着她笑了笑说：“很抱歉，我这么晚了还来打扰委员长阁下和夫人。”
丈夫在一旁说了一句很得体的话：“对美国朋友，特别是将军您，我的门随时都是敞开的。”接着，丈夫又说：“如果我没有猜错，您是为停战之事来的吧？”
“委员长猜对了，”马歇尔当时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有关国共双方停战的文件，已到了应该签字的时候了。”
想到这里，宋美龄看看蒋介石，只见他已经抓起笔，在文件的后面写上了“蒋中正”三个字，然后使劲地将笔扔在桌子上。
宋美龄看着蒋介石的神情和动作，脸上浮起了一丝苦涩的笑容。
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的办事处——红岩村却热闹非凡，三十多名中外记者兴奋地等候在那里，他们是应周恩来的邀请，来参加记者招待会的。
红岩村13号位于化龙桥嘉陵江西岸，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八路军就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以周恩来为首，成立了由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邓颖超、吴玉章、王若飞等组成的南方局，长驻在重庆工作。中共代表团经常在此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应该说，红岩村对于新闻记者们是一点也不陌生的。
然而，每次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都有众多的记者蜂涌而来，把个小小的客厅挤得满满的，窗外还有把耳朵紧贴在窗子上聆听的记者。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就是这样。趁着会议还没开始，等待在外的记者们三三两两地议论开了。
“看啦，中共中央发布的停止内战冲突的通告。动作真快呀。”
一记者拿着一份刚刚油印出来的材料招呼他的同行。
“哎，还有毛泽东的亲笔签名哩！”一位女记者接过油印的材料说道。
“中共的动作好快呀！”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记者赞道，“停战协定签定才几个小时，他们的停火通告就出来了。政府方面反倒没有什么消息。”
“据说已经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从13日起实行全面停火。”有人在这样说。
“这下好了，有了军调部，军事冲突该停下来了。”有人兴奋地说。“这不见得，军调部有什么权威和实力，还不是各方人员受各方的支配，说不定会演出一场好戏哩！”有人不同意“该停火了”的见解。
突然，门口和院子里静了下来，正在争论的几个记者抬头望去，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子走了进来。
他逐一地和记者握手问好。这一天他够忙的了，早上起来就与马歇尔、张群谈判，接着前去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在会上致词，下午又和马歇尔、张群举行停战协定文件的签字仪式，够疲劳的，可人们却很难看见他脸上的倦容，似乎他的精力永远是这样的充沛。
大家随着周恩来进了接待室。
“各位记者先生们，欢迎你们前来参加这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热情地招呼着前来采访的三十多名中外记者。
记者们默不作声，手中的笔在飞快地移动着，摄影师们则在不断地闪耀着镁光灯。
周恩来接着说：“今天国共双方共同公报的发表，是大家所欢迎的，公报的主要内容大家已看到了，无须多说。虽然这仅仅只是停战命令的公告，是停止内战的开始，但这是极不容易的事情。中国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断续达18年之久，像这次公开发表双方停战命令，还是历史上未有的事情。我想这一个成功，主要应归功于全中国人民的要求与督促，同样的应归功于同盟国人民的要求与希望。在合乎国内外人民要求之下，我们中共代表团提出了无条件停战的要求，杜鲁门总统发表了声明，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发表了协议。在这些基础上，我们看到了马歇尔将军的赞助，我们看到了政府代表的努力，最后也显出了蒋主席的决心，最终完成了这个停战命令的颁布。”
周恩来略略停顿了一下，目光向全场扫了一圈，继续说：“现在这个停战命令，一方面已在外国报纸公布和中国新闻机构传播，另一方面政府已在正式下命令给各地军队。我们的通告，大家都看到了。毛泽东主席在上面亲笔签字，已经发到了我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所以在今天，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日，也是联合国大会开幕之日，能做到这件事，是很值得庆贺的。诸位这几个月来对这件事的关怀，以及对无条件停战呼声的赞助，我同样也很感谢诸位。因为诸位不仅报导消息，也把人民的呼声告诉了我们。我说这些就够了，留出时间待诸位提出问题。”
记者们顿时活跃起来。
有记者问：“执行部成立，中共打算派谁去？美国和政府方面派谁去？执行部的组织和人数如何分配？”
周恩来答：“中共代表是叶剑英将军，美方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据说是美代办罗伯逊先生和郑介民厅长。执行部将设执行组、秘书处及联络人员。参加人数，每方都有同等数目。”
记者问：“执行部何时开始工作？”
周恩来答：“很快，希望能在三天至五天以内。”
记者问：“停战命令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周恩来答：“命令今天下了，今天就应该执行。双方已约定至迟在三天之内，一律停战。也许有些村落因命令还未送到，致尚有零星战斗。除非有些地方因没有电台，而又处在被封锁状况之中，那就要延长时日，如我们在海南岛的部队，便没有任何通讯联络。”
记者问：“执行部设立后，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是否仍要召开？”
周恩来答：“现在是停战问题，由三人会议解决，但并不包括整军。整军问题要在政治协商会议中讨论，三人军事小组会议也将商讨。”
记者问：“东北继续运兵，是否将不受此命令限制？”
周恩来答：“是的，中国政府是从苏军手中接收中国主权，而不是为了内战，故这种运兵将不受限制。”
记者问：“监督停战的军事考察团的组织和职权是怎样的？”
周恩来答：“除国共双方当事人外，由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参政会，各派公正人士八人，共十六人，组成军事考察团，分赴各地考察军事冲突情形。我想军事冲突停止了，考察团也可作建设性的建议。我们希望中外记者能参加考察团同去各地考察。”
记者问：“他们将向谁作建议？考察团何时可组成出发？”
周恩来答：“他们可向政治协商会议，向国民参政会，向国共双方，向三人会议作建议，总之他们有他们的独立权力。可能在现在或政治协商会议开过后组成。”
1936年5月5日，国民党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一项带封建色彩的、独裁的宪法草案，亦即是后来的“五·五宪法”。这次政协会议上，国民党代表企图由旧“国大”代表的班底，通过一部对“五·五宪法”略加修改的新宪法。
中共代表坚决表示反对。周恩来在讨论会上指出：“1936年的国大代表并不是民意的产物。那时国民党一统天下，中国共产党处在地下，许多党派也无选举权，选举方法是普遍与自由的民主选举。试问，这样的代表能被承认吗？”
邓颖超也指出：“现在人民觉悟提高，积极要求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力。抗战中各抗日党派卓有功绩，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实际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国大应由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共同筹备并主持进行。”
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会上反对中共代表的意见：“宪法是国大正式通过的，决不可全盘否定，有些方面是可以修改的。不过，‘五·五宪法’依旧是一部行之有效的大法。”
周恩来反驳说：“承认不承认国大旧代表是一回事，是否因此而闹到分裂，这又是一回事。国大旧代表选在十年以前，那时一党统治，中共处在地下，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他们为合法代表。但如果一切问题都已解决，只剩下这个问题未得解决，是否为了这一问题我们就要与政府党分裂呢？当然不能。又不承认旧代表，又不要分裂，那么这不是很困难吗？当然是困难，既是难题，就要找出路，就要在许多问题上找政治民主化的出路。如果关于政治民主化，在别的问题上都找不到出路，国大旧代表问题上，中共又作妥协，那么，我们将无以对人民。”
为了使政协会议能够胜利进行，中国共产党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同意旧代表有效，但必须增加足够数目的新代表，并规定宪法通过须经过出席代表四分之三的通过。国民党只得表示同意。这样，中国共产党既坚持了原则，又避免了会议的破裂，取得了第三方面的同情。
改组政府问题，亦即在国民大会召开前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的问题，国民党同共产党以及第三方面的意见又发生严重的分歧。
国民党代表孙科、吴铁城等人提出了一个“扩大政府组织方案”，要求“国民政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国民政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充任之。”“遇有紧急情形时，国民政府主席可为有权宜之处置，但应予处置后，报告国民政府委员会。”
中共代表董必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王雪艇先生说国民党要在政府中占多数，我们既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当然也同意可以多一些，至于多到什么程度，根据我们做地方政权工作的经验，最好是政府主要职员大党所占的地位不要超过三分之一。王先生又说，国府委员人选由主席提交国民党中执会或常会通过。如此则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形式，国民党中央直接干预国家最高决策机关的人选，不知由结束训政到实行宪政这一过渡时间与训政时国民党对国家的地位，究竟有何区别？国民党方面的提案中还说‘遇有紧急情形时，国民政府主席是权宜之计，我们觉得不甚妥当，老实说我们中国除叠床架屋的政权机构妨碍行政效率外，还有手令制，如果确定主席有紧急处置权，不但不能防止手令制，而且更促进手令制的发展，紧急处置权并非国家元首必不可少之权，我们认为主席的命令还是要经会议通过，而且要设有副职。”
民主同盟的代表罗隆基也就国民党代表的方案提出了质疑：“有几个问题，希望国民党代表能作答：国府委员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参加，但须经国民党机关通过，这些人是否要向国民党的机关负责？主席紧急处置权，‘紧急’两字如何解释，若无限制，则可能使将来的国府委员会等同于今天的国府委员会，英美的紧急权需提交议会通过，而这方案中所规定只说向国府委员会报告，应请解释。”
郭沫若的发言最具讽刺与幽默，他说：“主席权限太大。雪艇先生说主席并非独裁，但是也太辛劳，是否可设辅助办法，如副主席或常委会，以减轻主席之劳瘁与责任。”
国民党招架不住中国共产党与第三方面的攻击，退却了。不得不明确规定：国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对各部会长官及各部会政务委员有任免之权，对立法委员、监督委员有任用之权；在国府委员会的名额分配上，否定了国民党占“特定多数”的主张；在涉及施政纲领的变更规定上，规定须出席人员三分之二的赞成，方得决议；并在实质上，否定了主席的紧急处置权，使国民党将政府委员会变成橡皮图章的希望破灭。
军队问题也是政协会议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先要使政治民主化，然后才可能使军队国家化。国民党的意见则截然相反。
周恩来代表中共发言说：“现在要所有军队国家化，我们非常同意。但是如果以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则我有点不同意。如果是这样，那么，今天协商的问题，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平心静气来商讨，以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目的。”
蒋介石在致闭幕词中，说了许多“多年来蕴蓄在心而没有说”的话。他说：“中正个人从幼年起，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平生的抱负和事业，是只知献身于国民革命，以期救国救民。自辛亥革命以至于现在抗战胜利，这35年之中，所有革命战役，无役不从，艰难困苦，无所不经，自省革命志愿与应尽的革命义务，幸无陨越，对于国家和人民，亦已尽了我一份子的天职，略可自慰。”
在娓娓动听地述说了一番自己的光荣历史之后，蒋介石稍稍地停了一停，扫视了台下一眼，发现人们都在安心地听着，于是，他又从容地说道：“可是，我们国家当此元气凋伤之后，国家前途的危难和建国事业的艰巨，只有比战前乃至战时更加严重，实在不胜临渊履冰之惧。幸而此次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和平建国纲领，及各种有关问题的方案，建国初基已具，宪政实施有期，今后各党各派的中坚分子以及社会贤达，都将参加政府，共同负起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大责；今后建国的重任，既不是国民党一党的责任，更不是中正个人的责任，这一重大的责任，要交托给各位同仁和全国同胞来共同担负。”
蒋介石最后表示：“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坚决地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诚，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以期报答为抗战牺牲的先烈，完成国父缔造民国未竟的事业。”
中共代表周恩来的闭幕致词则显得很简洁，他在列举了这次政协会议的成果后说：“这是中国走上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开始，值得我们庆幸。我们也懂得建设的开始，必然会遭遇许多困难，使中国和平建设真正能够开始，而创造出中国新的一页历史。”
为了庆祝政协会议的胜利闭幕，中共代表团于2月1日下午2点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中共代表团出席的有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吴玉章、邓颖超。到会的中外记者有三十多人。
政协开会期间，国民党出席各小组的代表在会后都要向蒋介石报告，唯有孙科懒得上蒋介石那里去报告，只是把宪草小组会议记录送给蒋介石过目，而蒋却未看。等到政协会议快闭幕，蒋介石发现宪草对总统的权力严加限制时，想修改也来不及了。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当谷正纲等人大闹中央党部时，蒋介石也在场，他脸无表情，一语不发。会后，当谷正纲等人又找上门来向蒋介石表忠心时，蒋介石才说：“我对宪法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息通过，将来再说，好在是一个草案，这是党派会议，还待取决于全国人民，等开国民大会时再说吧。”这就是说，蒋介石在签字的这一天，就丝毫没有想到要去履行它。谷正纲等人心领神会，一场风暴才得以平息，但这预示了政协决议的命运。
马歇尔沉醉在政协会议的胜利结束中没几天，就变得不那么乐观了。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歇尔将军的调处是持赞赏态度的。在他们看来，马歇尔是站在一个较为公正的立场上来调处国共两党的关系，而不是像赫尔利那样，单方面地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交出武装，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
在政协会议闭幕前夕，周恩来还特意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拜会了马歇尔，还带去了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问候信。
马歇尔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但很快地，他发现周恩来是一位精明能干的谈判家，他曾经对王世杰说：“如果成立了联合政府，我想外交部长可能是你，也可能是周恩来先生。”
王世杰当时回答说：“我没有办法与周恩来先生竞争。凡与他打交道的人，不管是他的对手还是朋友，无不对他产生好感。”
的确，周恩来的温文尔雅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没想到宣传中所说的“凶残的共产党”竟是这般的儒雅，风度翩翩，当见到周恩来登门拜访时，马歇尔友好地伸过手去：“你好，周恩来先生！”
“你好，马歇尔将军！”周恩来礼貌地回了一句。
“政协会议明天就结束了，听说会议开得很圆满，我表示祝贺。”马歇尔真诚地说。
“这跟将军您的努力调处是分不开的。您是一位热爱和平的将军。”周恩来也真诚地说。
马歇尔笑得很开心，就像战斗结束，看到阵地上插满了胜利的旗帜一样。
“我前天回延安，还带回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给您的信。”周恩来把信递给马歇尔。
“啊？”马歇尔感到有几分意外，但很快从周恩来手里接过信，拆开，看了起来，信中说：“非常赞赏马歇尔将军在谈判和贯彻停战协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公正、合理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继续委派周恩来为中共的代表，就各种问题与您进行讨论。”
看到这里，马歇尔向周恩来伸过热情友好的手，周恩来紧紧握着它，说：“我们将尽全力配合您调处成功。”
又过了一天，周恩来再次会见了马歇尔，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进行了展望，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注意到了将军您在处理停战问题上的公正和合理的态度，如果美国能在处理中国问题上持完全公正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准备在这种前提下与美国进行局部性和全国性的合作。中国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但目前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具备。因此，在目前阶段，中国在实行民主方面应向美国学习。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希望获得美国的科学，特别是给中国引进农业改造的技术、工业化、自由经营和个性发展等，以便建立起一个独立、自由和繁荣的国家。”
“周恩来先生，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就是说，假如成立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去搞社会主义，而愿意实行美国模式的民主。是这样吗？”马歇尔很有兴趣地问。
“是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都还达不到建立社会主义的标准。”周恩来毫不迟疑地说。
“听说毛先生想去莫斯科访问，是吗？”马歇尔似乎很随便地问。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如果说“是”，那就意味着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决不能坐视。因此，周恩来很自然地说：“毛泽东同志也曾听到过这一传闻，他说，‘即使我要去国外休假，我宁愿去美国，因为在那里我可以学到许多对中国有用的东西。’”
“是吗？”马歇尔感到惊讶，“看来我并没有真正认识中国共产党人。”
“慢慢地，您就会认识了，对国民党人也是这样。”周恩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