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
《吴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吴起撰。吴起，战国时卫国（今山东曹县北）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81年。吴起重名轻利，敢于改革，善于用兵，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兵法家。他初拜曾参为师，勤于学业，后因母死不归，被曾参所逐，遂弃儒学武，研读兵法，被任为鲁将，大破齐国。继任魏将，“击秦，拔五城”（《史记·孙吴列传》），屡立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以拒秦、韩。文侯死，遭陷害，逃奔楚国，初为宛（今河南南阳）守，不久被任为令尹（楚国最高的官职，掌军政大权），辅佐楚悼王进行变法。“明法审令”、“要在强兵”，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曾“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孙吴列传》）楚悼王死，吴起遂被旧贵族杀害。
《吴子》成书于战国时期，宋以前没有人提出疑问，明清以后，学者以书中所载“四兽”和“笳笛”非战国时所有为由而断为西汉或六朝时人伪托之作。据考，战国时期已有“四兽”之说，军中已出现“笳笛”；战国末期《吴子》就已广为流传，“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篇》）。书中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军事特点。所以，《吴子》不是伪书，当是经后人整理的吴起军事思想的纪录，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
《吴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作《吴起兵法》一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三卷，并称唐陆希声类次为之，凡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六篇。《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均作三卷。今存本有的并为一卷、二卷，也有的分为三卷、六卷，但除“变化”作“应变”外，篇目与《读书志》著录的完全相同。可见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各书著录的一卷本和三卷本《吴子》即今存《吴子》。然只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四十八篇的一部分。
今本《吴子》约五千字，共六篇：《图国》主要围绕“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主张，论述经国治军“必须先教百姓、亲万民”，修德行仁，明耻教战，任贤使能，“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并对战争的起因和种类进行了初步探讨；《料敌》主要从战略的高度分析敌方的优劣短长，论述了侦察敌情的要领及对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敌手的作战方法；《治兵》主要论述训练、行军、宿营及保养军马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等著名观点；《论将》主要论述将帅在治国统军中的重要性和应具备的条件，以及观察分析敌情优劣的要领。《应变》主要讲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论述了遭遇强敌、敌众我寡、敌拒险坚守等情况下的应急方法和谷战、水战、车战、攻城战等作战要领；《励士》主要论述奖有功激无功，鼓舞部队士气。
《吴子》是“武经七书”之一，向与《孙子》（孙武兵法）并称，军事思想颇为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他强调首先搞好国内政治，“教百姓，亲万民”，修德行仁，达到国家和军队内部的协调统一，才可对外用兵；同时又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要“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先戒为宝”。（2）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吴子》十分重视战争中各种事物的差别和变化，强调要侦察了解敌方军队素质、将帅特点、所占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掌握战场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并总结出了在何种情况下“击之勿疑”、“急击勿疑”，在何种情况下“避之勿疑”等带有规律性的战术原则。（3）“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他认为军队能否打胜仗，不完全取决于数量上的优势，重要的是依靠军队的质量。兵“不在乎众”，“以治为胜”。要求把军队训练成“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的军队，要发挥士卒各自的特点，使其“乐战”、“善战”、“乐死”。要求将帅要有优良品德和深邃的谋略，具备“理、备、果、戒、约”五个条件，懂得用兵“四机”。强调“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以励士兵。（4）朴素的军事哲学思想。吴子对战争的实质有了朴素的认识，他把战争发生的原因归纳为五条：“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并认为战争具有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他朴素地认识到战争事物具有两重性，他在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民情和军队分析时，既看到了他们的长处、强处，又看到了他们的短处、弱处。他认识到了战争事物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认识到事物会向其反面转化，认为打胜仗越多就会孕育着未来的灾祸，“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吴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法》，总结了战国初期的实战经验，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战争规律和特点，具有重要的军事史料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
《吴子》和《孙子》一样受到历代中外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唐初魏徵曾将其内容收入《群书治要》，供治国安邦参考。与《孙子》一起在唐代被吉备真备带到日本，自此，《吴子》在日本传播开来，据笔者所知，日本研究《吴子》的有66家之多。1772年又被法国一位神父P·阿米奥翻译成法文，传到欧洲。现在有日、英、法、俄等多种译本流传。被西方人士称为“箴言”和“无价的真理”，如美国海军上校柏特逊说：“在遥远的中国，有两位将军，他们所有关于战争的议论，都可以凝集在一本小册子里，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写了九大巨册，自足地写下了数量有限的箴言。每则箴言都具体表现了他们关于战争行为的信条和重要教义。这两位军事主宰者——孙子和吴子，他们无价的真理，已经长存了两千年。”（《中国古代兵书杂谈》150页）
《吴子》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后世众多版本大都源于此本，并多以丛书本行世，除了宋刻、影宋刻、影宋抄、明刻、清刻《武经七书》本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明吴勉学刊《二十子》本、明翁氏刊《武学经传三种》本、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重要的注释本有宋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本、明刘寅《武经直解》本、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本等。建国后研究《吴子》的不多，比较重要的有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注释本、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吴子浅说》本和《武经七书注释》本等。
《司马法》
《司马法》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旧题司马穰苴撰。司马穰苴，其先人陈公子完奔齐，改姓田氏，因其任大司马之职故称司马穰苴。生卒年不详。《史记》称其为齐景公时人，《竹书纪年》载为齐威王时人，而《战国策》又说是齐滑王时人。本文以《史记》为据。穰苴为春秋末期齐国人，精通兵法，齐相国晏婴以他“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推荐他于齐景公，“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他严于治军，执法不避权贵。率兵攻打晋燕，将出征违纪的景公宠臣监军庄贾斩首示众，全军震恐，争相赴战，晋、燕军闻讯而逃，收复了失地，其名声大震。后受谗被景公解职，发病而死。然其用兵之法为田氏后世所承继，“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司马法》自《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司马穰苴撰。然而，根据《史记》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可知《司马法》应包括三部古代兵书《司马法》分内容，一是齐国大夫们追论的古者《司马兵法》，二是穰苴的兵法，三是汇集者的观点。
关于《司马法》的真伪。宋代之前对于其为先秦古籍没有疑问。到了辨伪蔚然成风的清代，姚际恒、龚自珍等以今本《司马法》所存篇卷无多，辞义浅近等为由，断定司马迁所言《司马兵法》已佚，今本《司马法》“为后人伪造无疑”（《古今伪书考》）。但据考证，今本《司马法》保存许多古兵法，如“古者……成列而鼓”（《仁本》），“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仁本》），“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天子之义》）等，符合司马迁所讲“追论古者《司马兵法》”。另外，《史记》、《左传·贾逵注》、《吕氏春秋·高诱注》、《汉书》、《周礼·郑玄注》等两汉著作引用的《司马法》文句，多见于今本《司马法》。至于一些古籍引用的《司马法》文句不见于今本者，属于《司马法》的佚文，这是古籍流传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不独《司马法》如此。所以，我们说今本《司马法》不是伪书，而是一部先秦古籍。
肯定了《司马法》是一部先秦古籍，并未解决它的具体成书年代。若据《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司马穰苴撰而断为春秋末期成书，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史记》中说得很清楚，“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代《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因此说，它当成书于齐威王时期。周显王十一年（齐桓公十七年，前358年）齐桓公卒，齐威王立。周显王十三年（前356）改元齐威王因齐元年。《史记·六国年表》将因齐元年误记为周安王二十四年（前378），有人据此断定《司马法》约成书于公元前370年，显然也是错误的。《史记》载，威王初即位以来，九年不亲政，致使国人不治。九年之后开始亲政，“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这说明威王大举兴兵之前命大臣们汇集研究过穰苴兵法，否则便不可能于“用兵行威”之际，“大放穰苴之法”。齐败魏是在齐威王十六年（前341）。由此推断，《司马法》当成书于威王亲政的公元前348年至公元前341年之间。
《司马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古司马兵法》等。刘向《七略》将《司马法》人于兵书类，班固编《汉书·艺文志》时将其出“兵书类”而人“礼类”，并称《军礼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称《司马法》三卷，不分篇；《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书目均同《隋书·经籍志》。而宋邢昌《论语疏》则称《司马法》一百五十篇，疑为一百五十五篇之误。《直斋书录解题》又著录为一卷。今传世本有的作三卷，如《宋刊武经七书》本、《四部丛刊》本等；有的作一卷，如《四库全书》本、《百子全书》本等；还有的作五卷，如《施氏七书讲义》本。但不管分为几卷，其内容都是五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世所行本，以篇页无多，并为一卷，今亦从之。”说明一卷是由三卷合并而成的。汉代本共一百五十五篇，今本仅有五篇，说明大部分都已散佚。清代人辑有《司马法逸文》一卷，其中有些内容不见于今本。
《司马法》的篇目和主要内容：《仁本第一》，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目的、起因和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发动战争的时机，追述了古代的一些战法；《天子之义第二》，阐述君臣之礼，治国、教民和治军的不同方法，记述了古代的一些作战形式、兵器配置、战车编组、旗语徽章、赏罚制度等；《定爵第三》，主要讲战争的准备、战场指挥、布阵原则、侦察敌情、战时法规等问题；《严位第四》，主要阐述战略战术和将帅指挥，以及胜利后注意事项等；《用众第五》仍是讲战略战术及战场指挥等。
《司马法》包含有春秋以前的已经落后的军事原则，如“成列而鼓”等。但是它更为丰富的是根据春秋末期和战国初的战争实践经验而提出的进步军事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相为轻重”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就像《孙子》将许多军事问题概括为“奇正”一样，《司马法》将战争中的诸多因素抽象为“轻、重”这样两个对立统一的因素。它认为，“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严位第四》）这就是说他主张“以重行轻”，轻、重相辅而成。它把统帅的战术指挥称为轻，战略指挥称为重，认为“上烦轻，上暇重”，主张轻重相节，不可偏废。它认为轻、重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指出“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严位第四》）。它的“轻、重”说运用广泛，有时运用于指挥号令，如“奏鼓轻，舒鼓重”（《严位第四》）；有时运用于装备兵器，如“甲以重固，兵以轻胜”（《严位第四》）等。“轻、重”说的另一层含意即是“杂”，通过“杂”来扬长避短，取长补短，谋取优势。它指出：“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定爵第三》）“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天子之义第二》）
2.“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司马法》的作者通过对春秋以来频繁战争的洞察，认识到要消除这种混战的状态，非用战争不可。所以他极力支持正义战争。他所谓的正义就是指的“安人”、“爱民”，如指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仁本第一》）“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他所说的“爱民”虽有一定的虚伪性，但这在当时却是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另外，他还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重要思想。
3.以仁义为本的治军思想。《司马法》的“仁义”思想贯彻全书的始终。对民施仁，就是吊民伐罪，不误农时；对部下施仁，则是关心爱护，“见危难勿忘其众”（《定爵第三》），“胜则与众分善”，“若使不胜，取过在己”（《严位第四》），对于攻取之国，规定“无暴神，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仁本第一》）《司马法》把“仁”作为战争的最高目标，指出“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天子之义第二》）
上述三条不能全面概括《司马法》的军事思想，除此之外，还有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军事思想，如“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难进易退”（《天子之义第二》），“三军一人胜”（《严位第四》），“赏不逾时”，“罚不迁列”（《天子之义第二》），“教惟豫，战惟节”（《定爵》）等等，此不一一详细介绍。
《司马法》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汉代司马迁称其“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如其文也。”（《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汉武帝“置尚武之官，以《司马法》选位，秩比博士”（荀悦《申鉴·时事篇》）。唐李靖说：“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李卫公问对》卷上）宋代元丰年间被官定为“武经”，成为培养和选拔军事人才的军事教科书。明清以来出现了众多的注释本。《司马法》在国外流传也较广泛。早在1600年日本就出现了研究《司马法》的专著《校定训点司马法》和《司马法评判》，之后相继有三十余部专著问世。1772年它又被译成法文，被收入《中国军事艺术》，在巴黎出版发行。
《司马法》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关于三代的军赋、军法等军制资料被许多史家和兵家所征引；它的许多关于战争的锦言妙语广为传播而成为军事名言。但需要指出的是，《司马法》由于包含着追论的古代兵法，许多原则早在春秋战国时已经成为陈旧过时的东西，在当时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今天我们阅读《司马法》时更需要鉴别批判。
《司马法》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武经七书》系统版本最多，流传最广。除了《武经七书》系统诸多版本以外，还有《武学经传三种》本、《平津馆丛书》本、《四库全书》本、《述记》本、《四部备要》本等丛书本。另外，清代钱熙祚、张澍辑有《司马法佚文》一卷，分别收录在《指海》、《二酉堂丛书》中。另外，清黄以周辑有《军礼司马法考证》二卷附《司马法逸文》，清王仁俊也辑有《司马法逸文》一卷，收录在稿本《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和《经籍佚文》中。
《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是根据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整理出版的一部古代兵书。战国孙膑撰。
孙膑是战国中期杰出的军事家。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鄄（今山东鄄城北）一带人，孙武的后裔。生卒年月不详，约活动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大体在吴起之后，与商鞅孙膑画像、孟轲同期。他一生坎坷不平，连真实姓名也没能留下。
1.饱受磨难的早年
据《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膑在早年曾与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学成之后，先到魏国，被魏惠王任命为将军。庞涓自知才能不如孙膑，因而嫉妒他，便秘密派人召来孙膑，用刑法砍断他的双膝，并在他脸上刺字涂黑，企图让孙膑不能再出头露面。齐国的使者来到大梁，孙膑以刑徒的身份，想办法暗中会见使者，并用言词打动他。齐国使者感到孙膑是个奇才，便在回国时用车把孙膑带回齐国。齐国的将军田忌对孙膑很友好，并以客礼相待。田忌经常和齐国的公子们赛马，下重金赌胜。孙膑看到他们的马在奔驰能力上不相上下，并且都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孙膑对田忌说：“您只管再同他们比赛，我一定能使您获胜。”田忌很相信孙膑的话，便与齐王和诸公子用千金来赌胜。到了比赛的时候，孙膑说：“请用您的下等乘马对他们的上等乘马，用您的上等乘马对他们的中等乘马，用您的中等乘马对他们的下等乘马。”三等乘马全部比赛完毕后，结果田忌输了一局而连胜两局，终于得到了齐威王的千金。于是田忌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同他议论兵法，并委任他为军师。孙膑担任齐国的军师后，便在齐魏桂陵之战、齐魏马陵之战中，展现出杰出军事家的才华。
2.围魏救赵
此战又被史家称为“齐魏桂陵之战”。战国中期，齐国发兵进攻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迫使进攻赵都邯郸（今属河北）之魏军回救，并将魏军歼灭于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的一次著名截击战。周显王八年（前361），魏惠王迁都大梁。之后，不断向东扩张，威胁齐国。齐威王利用赵、魏两国与魏国的矛盾，拉拢赵、韩以抗魏，展开了齐、魏争雄中原的斗争。十五年，赵国出兵进攻依附于魏的卫国，迫使卫国屈服于赵。魏国为了保护卫国，便派将军庞涓率兵8万围困赵都邯郸。次年，赵向齐求救，齐威王准备任命孙膑担任主将，孙膑婉言辞谢说：“受过刑罚而身体伤残的人是不能受此重任的。”于是命令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统兵8万救赵。田忌主张赴赵进攻魏军以解赵国。孙膑说：要解开杂乱纠缠的绳索只能用手去仔细分解，不能用拳头去猛烈打击；要劝说正在争斗的双方，只能用好言去相劝，不能动手直接参加。避实击虚，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敌军就会自动撤军解围了。因此主张乘魏军主力在赵，国内空虚之机，直趋大梁，迫魏军回师自救，于归途中截击，以达到救赵击魏的双重目的。田忌采纳了孙膑“围魏救赵”、“攻其所必救”之谋，即率主力向魏国首都大梁进军，并抢先到达魏军回师必经之地桂陵。齐军之举，既坚定了赵军抗魏之志，又迫使庞涓率军撤离邯郸，兼程回师。当魏军到达桂陵时，突遭齐军截击，魏军仆皇应战，终致惨败。孙膑在此战中以避实击虚、攻其所必救之策，创造了“围魏救赵”的典型战例。后世兵家常沿用这一战法，来达到诱敌就范而取胜的目的。
3.擒庞涓
此战又被史家称为“齐魏马陵之战”。战国中期，齐军在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歼灭魏军的伏击战。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魏国派庞涓率军联合赵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纳孙膑的建议，决定发兵救援，以促进韩国竭力抵抗魏国。齐国虽允诺援韩攻魏，但在战事刚起，魏、韩双方实力未损时，过早出兵对齐不利。当韩军五战俱败，韩国危急，魏军已十分疲惫时，齐国才乘机出兵救援。二十七年，齐国又以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仍用“围魏救赵”之策，率军直趋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诱使魏军从韩国撤围，回师自救。魏军果然中计撤回，并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率军10万东出外黄（今河南兰考东南），迎击齐军。孙膑利用魏军轻视齐军、庞涓求胜心切的弱点，采取避战示弱、退兵减灶、以示齐军兵力日减的策略，引诱魏军追击。孙膑对田忌说：他们三晋的军队向来骠悍勇武而轻视齐国，齐国有怯弱之名，善于打仗的人就要因势利导。兵法上说，急行军100里去争利会损失上将；急行军50里去争利只有一半人能赶到。我军进入魏境后，第一天要造10万人吃饭用的灶，第二天减为5万，第三天减为3万。庞涓率领大军尾随齐军走了3天，看到齐军的灶每天减少，非常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齐军怯弱，进入我国境内3天。士兵就逃亡过半。于是他脱离大军主力，只率领轻装精锐的部队，昼夜兼程地追击齐军，孙膑估算魏军的行军速度，大概在天黑以后要走到马陵。马陵的道路狭窄，路旁多险阻，利于设伏。孙膑让士兵将路旁一棵大树的树皮剥去一段，在白木上写下“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然后命令齐军精选万名弓弩手，埋伏在道路两旁，并且约定说：晚上见到有人点火就一齐放箭！庞涓果然在夜晚来到剥去树皮的大树下，看到树上写着字，便叫人点火照看。还没有把字看完，齐国士兵万弩齐发，魏军大乱，彼此不能相互救援。庞涓自知大势已去，智穷兵败，只好拔剑自杀。临死前他愤恨地说：“居然让孙膑这小子成了名！”齐军乘胜发起攻击，全歼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回国。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由孙膑指挥的设伏歼敌的著名战例。作战中，孙膑利用庞涓的弱点，制造假象，以“能而示之不能”之策，诱敌入伏，达到全歼魏军的目的。此战之后魏国一蹶不振，齐国一跃而成为当时东方的强国。孙膑也因此而名扬天下。孙膑晚年不知所终。他一生不但善于用兵，而且在遭受迫害时，还忍辱不屈，发愤著书，后又不断增补，给后世留下了他所著的千古生辉的兵法。
4.身残志坚著兵书
《孙膑兵法》又称《齐孙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期，史书对《孙膑兵法》早有记载。《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说：“世传其兵法”。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汉书·陈汤传》曾征引《孙膑兵法》的“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说明西汉时《孙膑兵法》尚在流行。其后失传，至《隋书·经籍志》已不见著录。于是疑问丛生，或说孙膑即孙武，或说《孙膑兵法》即《孙子兵法》。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墓（属西汉早期）发现了几百枚竹简，即《孙子兵法》竹简、《孙膑兵法》竹简和其他先秦兵书竹简。这一发现使千年疑窦顿开，不解之谜忽释。原来孙武是孙膑的祖先，《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两部自成系统的兵书。这一发现在国际上亦产生了轰动效应。
新发现的《孙膑兵法》竹简共364枚，11000余宇，分上、下两编，各15篇。上编记述孙膑的言论和有关的事迹。下编内容疑点颇多，各篇文体不同，不似孙膑一人一时所作，可能由其弟子增编而成。198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在重新编写《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膑兵法》时，为慎重起见，将下编全部移入第二辑《佚书丛残》，并且增补了“五教法”一篇。重定竹简《孙膑兵法》为16篇，222简，4891字。竹简虽然残缺，释义有待深入，但也基本上反映了孙膑论兵的要义。
竹简《孙膑兵法》在继承《孙子兵法》等前人兵法的基础上多有发展和创见，它的重新面世，受到中外学者的普遍关注，现已有十多种文字《孙膑兵法》的译本问世。日本及东南亚、欧美等地还有诸多关于《孙膑兵法》的介绍和评述文章，说明当今世界上对其内容的研究正在日益深入。
竹简《孙膑兵法》虽不如其他纸本兵法完整清晰，但也有许多精彩内容，现选读前十篇如下。
擒庞涓一
本篇以记事体裁记述了孙膑在桂陵之战中的用兵计谋，从篇末赞美孙膑之词可知此文非孙膑自述，可能是其弟子或他人的赞语。
本篇记载了桂陵之战的经过，披露了一些前所未见的珍贵史料。如：“使将军庞涓、带甲八万至于茬丘……使将军忌子（田忌）、带甲八万”。《史记》等史书未提及双方参战的兵力，也没有庞涓为魏将参战的记载。“禽庞涓”，禽通擒，有专家认为，此处“禽”作“制服”解。史书也没有庞涓在桂陵被俘之事。
见威王二
本篇原无标题，系后加。全文主要论述孙膑初见齐威王时陈述对战争的看法，集中反映了孙膑的战争观。是全书的重点。
孙膑见威王说：“战胜，则所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如同孙武一样，孙膑直言不讳地指出进行战争的两种不同后果：战胜了，就能保全处于危亡中的国家，使将要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战败了，就会丧失领土而使国家处于危困的境地，因此对战争问题不能不详加考察。但是“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孙膑认为，对战争进行研究就会发现，轻率好战的人会导致国家的灭亡，一味贪图胜利的人会受挫遭辱。所以战争是不可以轻率进行的，胜利是不可以盲目贪求的。要先做准备而后才能进行。
孙膑以史为例说，唐尧开始治理天下时，有七个部落不执行命令，后来都是用武力战胜他们，才能使他们顺服，实现国家的统一，这就是“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的道理，古时候“神戎（农）战（斧）燧，黄帝战蚩尤于蜀禄（逐鹿）”等，哪一个不是用战争征服的？但是有些“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的人，却说要用积仁义、崇礼乐，不用武力的办法来制止战争。这种办法不是尧舜不想做，而是根本做不到，“故举兵以绳之”，即用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
威王问三
本篇采用孙膑与齐威王、田忌之间的问答，全面论述了孙膑的战略战术思想，也涉及了治军、地形、阵法等问题。
孙膑认为：在两军相当，两军相望（相望即对峙），谁也不敢先采取行动时，应先派少量部队进行挑战，只许佯败不许胜利，将主力部队猛击敌人的两翼，就能获胜。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时，可故意使我军的阵势混乱无序，诱敌来攻，在指挥上这叫“赞师”。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时，可先将后面的主力和机动部队隐蔽好，使之能随时撤退和转移，并让使用长兵器的士兵列于战阵之前，让使用短兵器的士兵列于战阵后面，让弩兵作机动，后面的部队待敌人疲惫时再反击，在指挥上这叫“让威”。在追“击穷寇”时，不要过急逼迫，待其寻求生路时再消灭之。在敌我势均力敌时，应先迷惑敌人，使其兵力分散，尔后再集中兵力消灭之。在“以一击十”时，就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地形平敞”，阵势严整时而被打败的原因，是阵前没有实施冲锋的突击队，这就是“阵无锋也”。作战时，“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必攻不守”，即分析敌情，考察地形险易，了解道路远近，这是将帅的重大责任，而坚决打击敌人的空虚要害之处，这是统兵作战最紧急的要务。当敌军势众而猛，交战不可避免时，就要坚固壁垒，多用谋略，严明军令，团结士卒，避其锐气使其骄傲，引诱敌人使其疲惫，然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便可取胜。孙膑在对上述问题进行论述后，还慎重告诫国君，“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这是不能忘记的经验教训。
陈忌问垒四
本篇竹简主要论述了在野战情况下因地形而部署兵力、兵器的问题，对马陵之战中兵力、兵器的部署和技术、战术的运用，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孙膑认为，军队在野战中如何部署作战阵地的问题，常被人们所忽视。处置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迅速利用部队的武器装备，结合战场的地形作恰当的部署，并要鼓舞和激励部队的士气和斗志，这是用来应付突然处于困境、险阻、死地中的敌人所采取的办法。我在马陵之战中战胜庞涓，俘虏太子申时，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蒺藜可当作沟堑与护城河，战车可当作城墙与壁垒，地面上的天然障碍物可当作城上的矮墙，大盾牌可以当作城上有孔的矮墙，用戈、矛等长柄兵器救援危急之处，用短柄矛等兵器辅助长柄兵器进行作战，用短柄刀剑狙击疲惫之敌，把强弓劲弩配置在蒺藜的后面，灵活机动地射击敌人，阵地前沿的弩和戟要各占一半。由此可见，孙膑在马陵道之战中，是先将各种兵器配置在预设的战场上，综合地发挥各种兵器的杀伤作用，而夺取作战胜利的。
篡卒五
本篇主要论述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在战场上决胜的具体因素，以及为将之道等要求。
孙膑认为，军队的优胜在于对士卒的精选，“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势，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亟归，其强在于体民，其伤在于数战”。也就是说，军队的作战勇敢，在于组织指挥的严密，军队作战的机巧，在于造成有利的态势，军队战斗力的强大，在于赏罚有信；军队的政治素质良好，在于管理教育得当；军队的给养充裕，在于能速战急归，军队的战斗力强大，在于能及时休整，军民的战斗力削弱，在于作战频繁。
孙膑认为，军队作战经常取胜的因素有五：“得主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即统兵将领有独立指挥权者胜；懂得用兵法则者胜；得到士兵拥护者胜，互相间能同心协力者胜，善于分析判断敌情及熟悉地形险易者胜。统兵将领受到与这五种相反因素制约者败。”
孙膑认为，贤明的将领要做到“忠”、“信”、“敢”三条。所谓忠，就是忠于君主；所谓信，就是信赏明罚；所谓敢，就是敢于纠正各种错误行为。否则就不能成为统兵作战指挥的将领。
月战六
本篇主要是论述战争与天时的关系。
孙膑说，如果“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所以能够“抚（得）时而战”者，可以一战而胜，而不需要反复用兵了。
八阵七
本篇主要是论述选将的标准和八阵的运用原则。
孙膑说，“智不足，将兵，自恃也。勇不足，将兵，自广也。不知道，数战不足，将兵，幸也。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即智谋不足的人要统兵打仗是盲目自大，勇气不足的人要统兵打仗是异想天开，不懂得用兵规律而又没有作战经验的人要统兵打仗是心存侥幸。所以要保卫万乘之国的安全，扩大万乘之国的领域，保护万乘之国民众生命安全的将领，就必须懂得用兵的法则。所谓懂得用兵的法则，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内得民心，外知敌情，通布设八阵之要领，有取胜把握的就打，没有取胜把握的就不打。只有这样的将帅，才是王者之将。
孙膑指出，统兵打仗用“八阵”阵法时，要根据有利的地形和不同的兵种，做好兵力分配，选用适宜的阵形才能取胜。
地葆八
本篇篇名地葆即地宝。分别论述了各种地形的利弊，指出它们与部队的生存条件，与作战的关系。与其他兵书多有雷同。
势备九
本篇主要论述军队必须通过造“势”，才能发挥战斗力的问题。
孙膑认为：“黄帝作剑，以阵象之。羿作弓弩，以势象之。禹作舟车，以变象之。汤武作长兵，以权象之。”也就是说，黄帝作宝剑，可用它类比军阵。后羿作弓弩，可用它类比兵势。夏禹作舟车，可用它类比机变。汤武作长柄兵器，可用它类比作战指挥的主动权。可见阵、势、变、权这四个方面，都是军事上不可缺少的。军阵要像宝剑那样具有精锐的前锋，才能向敌人发动进攻，军队要像宝剑那样具有坚实的剑柄作后卫，才能拿它来刺击敌人。军阵既有前锋又有后卫，就能战胜敌人。军队的战斗态势要像弓、弩发射箭镞那样，产生出迅疾的强大威力。军队要像舟车那样可以往来机变。军队要像长柄兵器那样具有作战指挥的主动权。深人了解和掌握军阵、兵势、机变、主动权这四项制胜的原则，就能“破强敌，取猛将”了。
兵情十
本篇以矢、弩、发者类比士卒、将领和国君，认为这三者如能协调一致，就能克敌制胜。
孙膑说，如果“欲知兵之情”，就要借用“弩矢其法”了。“矢（是）卒也，弩（是）将也，发（射）者（是国君）主也。”如果要取得作战的胜利，必须要像用弩射箭一样，国君、将领、士卒都要合乎射弩的方法，同心协力。这就是治军用兵之道。
竹简《孙膑兵法》虽然有残缺之处，但是其大部分还能连贯成篇，形成书的体系，反映该书的理论精义。孙膑所处的时代，大致与齐威王所委派追论古者《司马兵法》的大夫们所处的时代相接近，所以《孙膑兵法》与《司马法》在军事理论上有相似之处。
1.“战胜而强立”的战争观
同《司马法》一样，竹简《孙膑兵法》对战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明确看法，即“战胜而强立”，“乐兵者亡”的战争观。它根据当时七雄纷争的形势，列举了“神戎（农）战（斧）燧，黄帝战蜀禄（涿鹿），尧伐共工”，舜“并三苗”，“汤放桀，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之战事，说明人类社会自传说时代以来就是采用战争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统治目的的，企图用“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等办法消除战争，保存自己，那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想在七雄纷争中使“天下服”，只有“举兵绳之”，达到“战胜而强立”，即天下归一的目的。否则就会“削地而危社稷”，民众遭难，国家不得安宁。这种战争观适应了当时全国渐趋统一的客观形势要求，比前人的论述更具有切合时代需要的积极意义。孙膑在提出“战胜而强立”主张的同时，又极力反对乐兵（好战）的黩武者，认为“乐兵者亡”，这同《司马法》“好战必亡”的观点是前后相承的。
2.以“强兵”为核心的治军思想
《孙膑兵法》治军思想的核心是“强兵”。而强兵的基础是“国富”。要在群雄纷争中“战胜而强立”，就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即国家要富裕，只有“国富”，才是“强兵之急者也”。而强兵须有经过选拔的良将和士卒组成的军队为前提。良将不但要具备德、忠、信、敬等品质，还要善于掌握“破强敌，取猛将”的用兵之道：“阵”、“势”、“变”、“权”，即善于部署战阵，造成有利态势，灵活变换战法，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士卒要经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要编制严密、赏罚分明，“素听”、“素信”，令行禁止。由这样的将帅和士卒组成的强兵，就可以所向无敌。
3.“因情用兵”的作战指导
《孙膑兵法》在战争指导问题上，强调要“知道（取胜之道）”，“唯知道”，才能“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他所说的“知道”，就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也就是要通晓天文、地理、人情、敌情和阵法等有关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在战法上，它要求战争指导者能创造有利的态势，充分发挥自身的长处，尽量避开自身的短处。诸如避开敌军的精锐，批亢捣虚，示弱以麻痹敌人，诱其出战，先“让威”（后退），而后制敌，用计谋分散敌人，而后集中兵力歼灭之；对于凭坚固守的敌人，要采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在运动中歼灭它；对于敌人防守薄弱之处，则全力攻取之，对于不同的地形和车、骑、步的特点，要有侧重地用兵，“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即在平旷之地可多用战车兵，在险要之地可多用骑兵，在山隘和谷地可多用强弓劲弩的步兵（如马陵之战）。可见《孙膑兵法》主张因情用兵，反对用一种固定的战法去对付各种不同的敌人。
四、深远影响
《孙膑兵法》原文虽早已失传，直到1972年竹简出土才重见天日，但由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其兵家地位早已确立。孙膑为田忌所出的赛马运筹之策、围魏救赵和马陵之战的战例也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为兵家所仿效。竹简本《孙膑兵法》问世后，在国际上产生了轰动效应，其影响更是与日俱增。
《尉缭子》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尉缭撰。尉缭其人史书记载非常简略，《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著录为“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称“缭为商君学”。《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梁惠王时人”，以后各家书目大多沿袭上述说法，但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未详何人书”，宋施子美《七书讲义》则说是“齐人”，明茅元仪《武备志》又说是“魏人”、“鬼谷高弟”，归有光在《诸子汇函》中还说“尉缭，司马错也”。施、茅、归距战国甚远，实属臆测。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有人“以为秦国尉”的尉缭。因此，《尉缭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见梁惠王的尉缭，还是做秦国尉的尉缭？引起后人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全书人称、语气和内容上考察，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并不断有“听臣言”、“听臣之术”、“臣闻”、“臣以为”等语，又称魏为“吾”、“我”，内容反映了梁惠王时的情况。魏国吴起被谗奔楚，魏军力削弱，兵败迁都大梁，欲于衰落中中兴，“以武事成功”，且多次提到吴起，予以赞美，两次提到“吴起与秦战”。据此，似定为梁惠王时尉缭较合情理。近有学者考证，提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正是由大梁入秦的那个尉缭。
《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有“《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有“《尉缭》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兵家不见著录。自北宋景年间编纂的《崇文总目》始，复见兵家《尉缭子》五卷，宋神宗时并与《孙子》等一起被颁定为“武经”，而杂家不再见著录。今传世本即“武经”本。对于杂家、兵家、今传世本《尉缭子》之间的关系后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杂家和兵家《尉缭》本是一部书；有的认为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有的认为今本《尉缭子》是原兵家书，杂家书亡；有的认为是原杂家书，兵家书亡；还有的认为是两部古代残书的合编本。从现有资料分析，《汉志》著录的杂家《尉缭》和兵家《尉缭》，由于《七略》中的两书提要被班固删掉而失传，究竟是内容基本相同或根本不同的两部书，还是同一书的重复著录，难以确断。但从以下情况看，《七略》的著录体例，多有同一个人的著作交叉著录现象，如被班固认为是重复著录而省掉的《伊尹》、《太公》等十家、二百七十一篇即是；唐魏徵撰《隋书》将《尉缭子》入杂家，兵家不入，而他同一时期撰《群书治要》时辑录的《尉缭子》，与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尉缭子》残简相应的文字大多类同，与武经本（即今传世本）的相应篇目也基本相同，这说明杂家和兵家《尉缭子》很可能是同一部书，只是因为兼有兵家和杂家的思想内容而归类不同罢了。
关于《尉缭子》的成书时间，自南宋陈振孙提出《尉缭子》疑非先秦兵书后，明清以后出现伪书说。1972年《尉缭子》残简在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内容与今传世本大致相同，不仅均不避汉初几个皇帝“邦”（高祖刘邦）、“盈”（惠帝刘盈）、“恒”（文帝刘恒）、“启”（景帝刘启）、“彻”（武帝刘彻）的名讳，而且书写字体隶书中带有明显的篆书风格，这说明抄写年代应在秦汉之际，成书年代当更早，似由战国时人整理写定，伪书之说不攻自破。
《尉缭子》自汉殷，历代均有著录，然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如武经本将《兵令》和《兵教》分别分为上、下篇。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和主要内容是：《天官第一》，主要论述战争中“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道理，批驳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兵谈第二》，主要论述立邑、土地、人口、粮食与固国胜敌的相互关系，说明“战胜于外，备主于内”，“兵胜于朝廷”的道理，提出了治国治兵的一些方法和对将帅的要求等；《制谈第三》，主要论述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与战争胜负的关系，提出“凡兵，制必先定”，“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等治军、治国方法；《战威第四》着重论述高昂的士气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激励部队士气的方法；《攻权第五》，着重论述进攻的战略战术，强调战前要有充分的思想、组织准备，要善于选择敌人的弱点发起进攻；《守权第六》，主要论述防守中的守城法则；《十二陵第七》，总结了治军的正反十二条经验；《武议第八》，内容很丰富，论述了战争的性质、目的和物质基础，将领的作用、条件和权力，刑赏的原则等；《将理第九》，着重说明执法不明会影响国计民生，造成军需亏乏，使国家危险的道理；《原官第十》，主要叙述国家分官设职的重要性，以及君臣职能和施政办法；《治本第十一》，主要论述治国要以耕织为本，提出了“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进步观点；《战权第十二》，主要阐述懂得战争权谋的重要性；《重刑令第十三》，主要讲惩处战败投降、逃跑将吏的刑罚措施；《伍制令第十四》，主要讲军队的连保制度及严格军纪、防止奸细的重要意义；《分塞令第十五》，主要讲军队营区的划分、建设和管理条例；《束伍令第十六》，主要讲战场上的赏罚制度和各级军吏的惩处权限；《经卒令第十七》，主要讲战斗组织、编队、佩戴标识符号及对战斗胜利的意义；《勒卒令第十八》，主要讲金、鼓、铃、旗四种指挥工具的作用和使用方法，以及军事训练和正确指挥的重要性；《将令第十九》，主要讲将军受命的郑重和将令的威严；《踵军令第二十》，主要阐述部队的战斗编成、各自的任务和行动部署，提出“欲战先安内”的观点；《兵教上第二十一》，主要叙述部队训练的方法、步骤和训练中的奖惩制度等；《兵教下第二十二》，主要阐述国君必胜之道和有关行军作战训练的问题；《兵令上第二十三》，主要讨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及列阵交锋的内容和要求等，提出“以武为植，以文为种”的观点；《兵令下第二十四》，主要讲述战场纪律条令及严格执行条令与战争胜利的关系。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的军事思想，具有战国时代的特点。它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它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还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既要“慎战”，又不能“废兵”。在战略上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集中反映在它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方面。它把军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植”（枝干）、“种”（根基）和“表”、“里”，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与两千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经济是治国之本，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主张发展耕织，“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富。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出暴而威制天下。”
《尉缭子》注重战前思想、物质和组织的准备，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灵活运用，认为“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主张集中，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进攻时，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防守时，主张守军和援军要“中外相应”，守与攻相结合。
《尉缭子》的治军思想很丰富，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前，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赏’一人而万人喜者杀‘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的各种条令条例中都有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也应该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封建阶级的糟粕，如鼓吹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尉缭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书抄本，可惜是残简，不是完帙。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刊《武经七书》本。后世诸多丛书本大都源于此本。建国后研究《尉缭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州书画1982年版《尉缭子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竹简帛书论文集·尉缭子斟证》、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尉缭子浅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