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苏联现代作家
绥拉菲莫维奇
绥拉菲莫维奇，1863年1月7日生于顿河州下库尔莫雅尔斯克镇一个哥萨克军人家庭。他早在彼得堡大学数理系学习时，就曾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887年因起草反对沙皇的宣言被开除学籍，并遭逮捕和流放。1890年刑满获释，在顿河地区从事新闻工作。1902年迁居莫斯科，同年与高尔基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绥拉菲莫维奇在流放期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01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出版。早期作品如短篇小说《在冰块上》、《扳道工》和《冰雪荒漠》等，用简朴生动的语言，反映北方劳苦大众的生活，因期题材新颖，引起文坛注意。
1902年，在莫斯科参加“星期三”文学社，不久成了高尔基主持的“知识”丛刊的经常撰稿人。1905年，写了《送葬曲》、《街上的尸体》、《炸弹》等许多特写和短篇小说，及时生动地反映了革命工人的英勇斗争和普通劳动者的觉醒，控诉沙皇政府对人民群众的血腥镇压。
在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里，他创作了长篇小说《草原上的城市》（1912）和中篇小说《耗子王国》（1912）等。前者描写偏僻荒原上一个城市的诞生和发展，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的过程，揭示资产阶级的贪婪、残暴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批判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背叛和堕落，同时表现了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和壮大。后者以20世纪初俄国外省城市生活为背景，描绘了被压迫者的凄惨境遇、小市民的狭隘自私和沙皇警察统治的凶恶，同时指出“生活的火光”就在前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任《俄国公使报》记者，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沙文主义狂热以及它们对人民的大屠杀进行猛烈抨击。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绥拉菲莫维奇坚定地站到无产阶级一边。
1918年加入共产党。国内战争期间，一直担任《真理报》和《消息报》记者，通过实地采访，写了大量的通讯、特写和短篇小说，歌颂工农红军的英雄主义，揭露反革命白军的凶恶残暴。
20和30年代，绥拉菲莫维奇曾先后主持莫斯科市苏维埃的宣传鼓动部和苏联人民教育部的文学处，领导《创作》和《十月》等大型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在创作方面，先后发表长篇小说《铁流》（1924）、《集体农庄的土地》（1933~1938）以及短篇小说《加尔卡》（1928）等。其中《铁流》描写国内战争时期一支散乱的旧哥萨克部队突破敌人重围，历尽艰险，终于找到红军主力的感人故事。这部长篇以浪漫主义笔触和诗一般的语言，表现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一个铁一般坚强的革命集体的形成过程，被公认为早期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1943年他获得斯大林奖金。
绥拉菲莫维奇于1949年1月19日在莫斯科逝世。他是中国读者最喜爱的苏联作家之一。他的名著《铁流》早在1931年就由曹靖华译成中文出版，鲁迅在译本的序言中曾称赞它是“鲜艳的铁一般的鲜花”。
高尔基
高尔基早期的创作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马克西姆·高尔基是他的笔名。1868年3月28日，他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罗德城。
高尔基一生写了几百篇短篇小说，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浪漫主义作品，另一类是现实主义作品。
他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以及《少女与死神》、《小仙女与青年牧人》是最早的几部浪漫主义作品。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自由和爱情的主题来反映社会中的问题。
在《马卡尔·楚德拉》中，高尔基通过老茨冈马卡尔讲故事的方法，以浓郁、豪放的浪漫主义手法，刻画了两个坚强不屈的性格。青年左巴尔和少女拉达彼此相爱，对于他们来说世间最宝贵的东西是自由。在爱情、生命、自由三者中选择，他们选择了自由，抛弃了爱情甚至生命。
1892年，高尔基写了另一篇美丽的爱情诗《少女与死神》。他以轻快、鲜明、优美的文笔刻画了3个形象：沙皇代表社会的黑暗势力，死神代表自然界的恶势力，而少女则是爱情的象征，是人的力量的象征。沙皇败了回来，路过一个村庄，听见一个正在恋爱的少女欢乐的笑声，他非常气愤，命令士兵把少女交给死神。但这个少女既不害怕沙皇，也不理睬死神，在爱情的力量下，死神终于让了步，允许少女继续留在人间。《少女与死神》歌颂了爱情战胜死亡，善良战胜邪恶。这首诗实际上歌颂了人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捍卫了人间的不可剥夺的幸福权利。
《小仙女与青年牧人》写的是林中小仙女被放牧人的歌声所吸引，不顾母亲和姐姐的劝说，终于来到草原的故事。最初，由于草原生活的新奇和与牧人的爱情，小仙女感到很开心，也很满足，后来暴风雨突然来临，草原上雷鸣闪电，大雨倾盆，小仙女的幸福感顿时一扫而光。她虽然仍然爱着青年牧人，但更向往在母亲身边的生活，于是她来到森林，却发现母亲已经不幸死去，自己遭到姐姐们的责备与冷遇。后来，在青年牧人的歌声的召唤下，小仙女又回到了草原。欢乐的春天和夏天很快过去，阴晦可怖的秋天即将来临，她感到在草原上孤独、恐惧，牧人也为失去自由而闷闷不乐。最后，小仙女终于在忧虑和惊惶中死去。作品赞美了对理想的不倦追求和对战斗生活的向往，谴责了对舒适、恬静、消极的生活的眷恋。
90年代中期，随着俄国工人运动的开展和现实生活对作家的启发，高尔基浪漫主义作品中的社会主题和正面形象越来越具体化。1895年发表的《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标志着高尔基的革命浪漫主义作品进一步发展。在这两篇中，作者转向对生活意义的具体探讨。这两篇作品可称为高尔基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
《伊则吉尔老婆子》是由两个民间传说和一个生活故事共同组成的。第1个是关于腊拉的神话传说。腊拉是雄鹰和少女生的儿子，长期离群索居，形成孤傲、自私的性格，他杀死了一个拒绝他爱情的女子，人们惩罚他永远过孤独的生活，最后他变成了一个空虚、黑暗的影子。高尔基通过这个神话传说谴责了极端个人主义。
第2个故事描写的是伊则吉尔的一生。她年轻时美丽健壮，向往自由。本来可有所发展的，但她没有正确的生活目的，只追求个人享乐，虚度青春年华，老来成了“一副赤裸裸的骷髅”，也几乎是个影子。作者通过她的一生指出了个人主义的害处。
第3个是关于丹柯的传说。古时候有一族人住在茂密的树林里。后来，一些异族人侵占了他们的土地，并且想把他们赶走。丹柯是一个勇敢的青年，他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地领着大家走出森林。当大雨来临时，林子一片漆黑，恐怖异常。在这最危急的时刻，丹柯忽然抓开自己的胸膛，掏出了他的心，把它高高地举过头顶。他的心燃烧得比太阳还要亮，整个森林被照亮了。人们走出了森林，而丹柯却死了，丹柯是高尔基理想的英雄，是他早期浪漫主义作品中最光辉的形象。作者通过丹柯歌颂了为集体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
《鹰之歌》是老牧人拉吉姆在海边讲的一个故事。高尔基在作品中描写了美丽的，似乎正在深思的自然景色，造成了神话般的意境。第1章写了鹰和蛇的对话，第2章写出了蛇的独白，最后以波涛合唱热情赞许了鹰的奋不顾身的精神。
《鹰之歌》中有两个不同的形象，即在奔腾的山泉上飞翔着的鹰，在潮湿的峡谷里俯卧着的蛇。鹰受了重伤，但仍爱辽阔的天空，认为生活的意义就是战斗、拼搏，它是追求光明，视死如一的革命战士的象征性的形象。
而蛇与鹰截然不同，它对峡谷里那种“又暖和、又潮湿”的生活感到十分满足。它认为，“无论飞也好，爬也好，结局只有一个：大家都要躺在地里，变成泥土。”这象征着安于现状，害怕斗争，缺乏理想的小市民形象。
热情的歌颂和无情的讽刺结合是这篇作品的又一独特风格。高尔基谴责了安于现状的蛇，热情地赞扬了英勇顽强的鹰。
高尔基虽写了一些浪漫主义的作品，但现实主义的作品所占的比重还是最大的。他的现实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失业工人、流浪汉、苦力、乞丐、小偷、妓女等。他怀着同情描写他们的不幸生活，有时还表达他们的反抗精神。同时，他又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残酷、罪恶。
高尔基也关注和同情妇女的命运。他把自己对妇女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妇女问题的思索写进了许多短篇小说。《有一次，在秋天》写的是作者在一个寒冷的秋夜同一个妓女的不期而遇。女主人公虽然饥寒交迫，无处栖身，却有着一颗淳朴善良的心。《醒悟》、《游街》、《鲍列司》描写了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因为烦闷无聊》的女主人公是车站的厨娘——阿琳娜，她快40岁了，从未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她对扳道员戈莫佐夫产生了感情。可是站长等人由于无聊，寻找开心，残忍地嘲弄了她的爱情。阿琳娜感到悲愤交加、无地自容，最后上吊自杀。高尔基对她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对站长等人的市侩习气进行了深刻的批评。
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作品风格是多种多样的。《童话》是以童话的形式描写了一位少女的身世。魔法师为报答少女的好意，同意她提出任何要求，于是她预见到了自己未来的一生。她婚后勤劳肯干，为丈夫和孩子献出了青春、美貌，所有的一切，最后孑然一身，死后很快被孩子们所遗忘。高尔基在这个短篇中第一次提出了“母爱”的主题，后来成为他创作中的重要一部分。
高尔基的许多现实主义作品中，还怀着强烈的愤慨和同情，塑造了贫苦儿童的形象。不仅真实地反映帝俄时代儿童备受欺凌的苦难生活，并揭示了他们的优秀品质和精神。
《没有冻死的男孩和女孩》是一篇十分具有儿童特色的文学作品。作品描述了圣诞夜两个乞讨的孩子冒着严寒沿街乞讨的情形。他打破了当时流行的“圣诞节故事”的传统格式，不限于只写孩子们忍饥挨冻，却看重描写他们积极同贫困作斗争的勇敢精神。男主人公米沙丝毫不屈服于困难的环境，反而鼓励他的小女伴同严寒以及欺压他们的人作斗争。高尔基热情歌颂贫苦儿童那种英雄顽强、不屈不挠的精神。
《科柳沙》和《孤儿》两篇作品可以说是高尔基早期以儿童为主题的、最具悲剧性的作品。《科柳沙》的主人公是12岁的男孩科柳沙，他因家境贫困，故意撞马车，他以为这样可以得到过路人的同情和施舍，帮助家里渡过难关，没想到却白白地送了自己的命。作品很短，但科柳沙母子的形象却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孤儿》描写的是阴雨天在墓地的情景。一群神父在安葬了一位太太之后，为了几个戈比同马车夫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把死者临终前托付给他们的孩子忘在脑后。此时，哭肿了眼的孤儿独自站在墓地的十字架下，默默地望着这新坟，不时地叹着气。这篇作品写得较为深沉含蓄。
90年代后期，高尔基的创作中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更加深刻了。这由于他参观了1896年在下诺夫戈德罗举行的全俄工业展览会，有了更多的机会观察商人的生活。他写了《钟》、《闲逸的生活》、《苦恼》等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和资本家精神空虚的作品。《钟》的主人公是个暴发户，是垄断全城政治经济命脉的头，他用剥削来的钱向教堂捐献了一口大钟。5年来，钟声震响四方，显示着“主人”的威严。但在复活节那天，钟不知为什么破裂了。商人深受震动，以为这是上帝对他的惩罚。高尔基是为了表明资本家事业的不巩固。
《闲逸的生活》虽然只写一对开杂货铺的老夫妻日常生活中的一幕——晚上商店关门后他们算账时的情景，却给我们展现了两个贪婪、刻薄的资本家的丑恶面目。
《苦恼》描写了一个终日感到痛苦无聊的磨坊主的生活。他从一个普通的劳动工人爬上了“主人”的地位后，对生活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对幸福的生活感到失望，他为了摆脱这种情形，整天酗酒放荡，寻欢作乐，逃避现实，结果使他更加苦恼，这是高尔基笔下的第一个对资产阶级事业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和怀疑的人物形象。这是他最早描写资本家内心空虚的作品之一。
流浪汉题材的短篇，在高尔基早期现实主义作品中最为常见。《叶美良·皮里雅依》是高尔基最早描写流浪汉的作品之一。流浪汉叶美良已经40多岁了，不仅没有一个窝，连面包也没有一块。他长期没有工作，也没有人愿意雇佣他，他只能饿着肚子，到处流浪。
叶美良由于环境所迫，也因为对富人的仇恨，曾经企图杀死一个商人，而当他手持铁棒在桥头等候的时候，来了一个悲痛至极，想投河自尽的少女。叶美良忘了自己原来的打算，怀着同情劝说这位失恋的少女，使她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在那黑暗、丑恶的社会背景下，这个不幸的流浪汉的心灵被刻画得纯洁而高尚。
《我的旅伴》和《草原上》是两篇受到契诃夫和托尔斯泰赞誉的小说。《我的旅伴》中的夏洛克公爵是一个地主的独生子，他偶然参加到流浪汉的行列中，作者通过旅途中许多故事的描写和夏洛克对待这些事件的态度，提示了他这个地主少爷贪生怕死、庸俗下流、懒惰无能等剥削阶级的本质。
《草原上》，作者以辛辣的笔调鞭挞了一个自称为“大学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同几个伙伴在草原上过夜，趁别人睡熟之时勒死了生病的细木匠，抢走了他的钱财，逃跑的时候却把细木匠的手枪塞到一个同伴的怀里企图嫁祸于人。在这两篇作品中，高尔基描写了两种人，一种是寻求自由生活的流浪汉，他们心胸开阔，犷悍不羁，品质善良；另一种却是自私自利的人。
《切尔卡什》应该是高尔基写流浪汉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开篇序曲中，作者以死气沉沉的大海、沉重的船只和刺耳的嘈杂声为背景，在以这海港为背景下，作者描写了两个流浪汉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切尔卡什是一个饱经沧桑、独立不羁的流浪汉，他雇用破产的农民加弗里拉深夜泛舟，盗卖码头上的货物。在紧张的走私活动中，切尔卡什表现出沉着大胆机智的样子，而加弗里拉却显得胆小迷信。但第二天分钱时，加弗里拉却起了贪心，想杀死切尔卡什，独吞巨款，切尔卡什轻蔑地把钱全部抛给了加弗里拉，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觉得自己“尽管是一个贼，一个和一切亲属断绝了关系的流浪汉，却永远不会这样贪婪、这样下贱、这样忘乎所以。永远不会这样！”
最接近《切尔卡什》的《马尔华》也是描写流浪汉的名篇。女主人马尔华在律师家当过厨娘，为了反抗妇女在家庭里的奴隶地位，她来到海边当了渔工。她和切尔卡什一样，向往自由生活。她既放荡，却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她虽然贫穷，却鄙视自私自利。她憎恶现实，对任何灾难都无所畏惧。作者歌颂了她那落拓不羁的性格，批判了狭隘自私的华西里父子。但马尔华的人物性格也有局限性，她并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也不知道怎样为自由斗争，只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安慰自己，她的反抗是无助无用的。
高尔基笔下的流浪汉，有一些人物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
1896年的《柯诺瓦洛夫》中的主人公，柯诺瓦洛夫是一个烤面包的能手，他正直热情，当他听到有人朗读描写斯坚卡·拉辛的作品时，他那淡蓝色的眼睛像焰火般发着光，为拉辛受的苦难而放声痛哭，他对面包房里令人窒息的生活十分不满，最终走向了无边无际的草原和辽阔的大海，尝受了流浪汉的自由生活。但柯诺瓦洛夫的命运很悲惨，后来他开始酗酒、自暴自弃、忧郁的生活，最后竟然自杀！他的结局给人以十分沉重的打击，在他的内心里已有了反抗和觉醒的萌芽。
高尔基为什么对流浪汉这么感兴趣呢？一方面是由于19世纪末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大批城市手工业者和农村的农民破产，沦落为流浪汉，当时描写流浪汉的非人生活，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抗议。另一方面，高尔基曾经在流浪汉的队伍中生活过，他很熟悉这种生活。他在下层人民中寻找正面人物时，发现大多数的流浪汉都爱好自由、敢于反抗、放纵不羁、重义轻财，他们在精神上不仅高于因循守旧的小市民，而且也远远高于资产阶级。
高尔基在运用语言方面是一位要求极为严格的作家。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已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点。他力求形象生动、色彩鲜明、语言精炼，而且富于音乐的旋律。他广泛地运用了隐喻、象征、对比、讽刺、夸张和拟人化等艺术手法，善于用简练的文字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内容。
1897年，高尔基开始写长篇小说，1899年，他的长篇小说《福马·高捷耶夫》问世。1901年初，他又完成了中篇小说《三人》。
《福马·高捷耶夫》的主人公福马出身于暴发商人的家庭，他继承了父亲的全部家产和事业，但他不愿和商人们同流合污。由于福马在同商人社会发生冲突之时，总是孤立无助，结果遭到了失败，被认为是危险人物。后来被送进了医院。
高尔基在小说中出色地刻画了3个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福马的父亲是俄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是从船老大变成一个大富翁的。他以超人的精力，在争夺金钱的斗争中，成为巨富。福马的教父是另一种类型的资本家。他的人生格言是：“不做吃人者，就要被人吃。”他比福马的父亲阴险得多，不但能够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而且会想方设法地去巩固这个阶级的地位，希望他所在的阶级在政治上也成为统治者。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是福马少年时代的同学斯莫林，他继承了老一辈的做法，又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学了一套新的剥削劳动者、吞并弱小同行的本领。
小说的主人公福马无疑是俄国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个特殊人物。福马的父亲因为是晚年得子，所以对他特别宠爱。福马从小傲慢而胆大，他父亲非常喜欢他的这个样子。父亲和教父在福马小的时候就教给他资产阶级的人生道理，希望把他培养成一个出色的资本家。但福马对这些却毫无兴趣，当他渐渐长大时，他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罪恶，所以他不满现实，在他的行动中，他的这种态度也流露了出来。
福马的父亲死后，他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他成了百万家财的继承人，但是严酷的现实迫使他不断地进行思索。他最苦恼的问题是：一个人是否只为金钱而活着。他痛苦地探讨生活的意义，却找不到答案。他有强健的身体，旺盛的精力，但是却无处发泄。
福马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折磨着他，于是他的不满终于成为反抗。一天，在庆祝一条新轮船下水的宴会上，当他的教父同许多资本家举杯喝酒的时候，福马站出来痛骂全城的资本家：“你们这些恶棍！你们建立的不是生活，而是监狱！你们创造的是束缚人的锁链！你们是杀人犯！……”正当福马痛快淋漓地揭发资产阶级罪行的时候，周围的资本家把他绑了起来。马耶金眼看吞并福马财产的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宣布福马神经错乱，于是福马就被送进了疯人院。
中篇小说《三人》通过贫民窟3个青年走的3条道路，描写了小城市居民的生活。
其中的一个青年雅可夫是酒店老板的儿子，他性情懦弱，逃避斗争，想通过信教来打发日子，结果也就走上了绝境。
另一个青年是铁匠的儿子工人巴维尔，由于接近了进步知识分子索菲亚，他走了光明之路。索菲亚是邮递员的女儿，革命小组的成员。她是《母亲》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先驱，是她把巴维尔指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小说中的主人公伊里亚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家庭。他没有什么奢望，只是想做一个小买卖人，住上一间屋子，娶上一个老婆。后来他爱上了一个妓女，却被妓女的抚养人，一个老财迷挖苦。第二天，他偶然走进了老财迷的店铺，一时冲动竟然把那个老财迷勒死了，顺手还拿走了几千卢布。从这以后，伊里亚的生活好像有了保障但是心里却充满了矛盾，他不满现存的社会，最后自杀，他的生活道路是不幸的。
《三人》在当时赢得了读者，并获得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表扬。
在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作家中，没有任何人像高尔基那样具有丰富而复杂的下层社会的生活经验，像他那样深刻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像他那样身受老板们压迫和剥削。高尔基的作品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
欧洲爆发工业危机的19世纪末，俄国也同样受到了影响。
1900~1903年的危机年代里，俄国有3000多家企业倒闭，10万多工人被解雇。工人失业，农村破产，工人运动大规模地开展，工人们游行示威，喊出了“打倒沙皇专制”的口号。
高尔基成为反对沙皇统治的文化主将之一。他开展广泛的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积极投入到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中。列宁《火星报》创刊以后，他从这个报刊中找到了革命的方向和斗争的力量。因为高尔基本人参加了革命实践，又接受了列宁的革命思想，他的文学创作逐渐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海燕》的出现，标志着高尔基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海燕》这部作品中，高尔基把自然现象都赋予了某种社会意义。如狂风、雷、闪电、乌云等象征着黑暗的反动势力；海鸥、企鹅、海鸭等象征着害怕革命的资产阶级社会阶层。而太阳则是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海燕则是象征着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海燕是作品歌颂的中心形象。
这首诗描写了暴风雨来临之前、暴风雨逼近和即将来临时的情景，在3幅自然画面的背景上，步步深入地刻画了英勇搏击，不畏艰险的海燕的形象。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到了欢乐。”
作者描写了暴风雨来临之前群鸟的丑态，采用了讽刺的手法，衬托出海燕勇敢的战斗英姿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暴风雨来临了，在斗争最关键的时刻，群鸟早已飞得杳无踪迹。只有海燕“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它由“飞翔”而“飞舞”，由“欢乐”而“大笑”，它“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最后，暴风雨迅猛来临：“狂风吼叫……雷声轰响……”当暴风雨一触即发之际，海燕作为“胜利的预言家”发出洋溢着战斗豪情的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海燕》是一首表现时代精神、歌颂革命理想、洋溢着革命激情的战斗诗篇。这首诗发表以后，立即成为革命人民跟沙皇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沙皇当局十分害怕这首诗的影响，连忙封闭了《生活》杂志。1901年4月，又把已经患了重病的高尔基逮捕，并关进了监狱。
高尔基被关进监狱这一事件，激起了人民群众的义愤。抗议之声遍及整个俄国。沙皇政府不得不对公众抗议之声让步，在5月的时候将高尔基释放，改为囚禁在家中。
尽管这样，沙皇政府仍然害怕高尔基与地下党、工人以及革命学生发生联系。9月的时候，沙皇政府把高尔基放逐到一个毫无生气的小城市。但是当时高尔基的病情十分严重，医生认为必须去南方治疗，因而沙皇对他的迫害当时并没有得到机会实现。高尔基的朋友们对当局施加的强大压力终于产生了效果，10月份，他去南方休养治病。
在高尔基临行前，当地的革命青年巧妙地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来为高尔基送行。高尔基来到车站的时候，站台上已经聚集了许多学生和工人，群众高唱着革命歌曲，在与他们敬爱的作家告别。警察命令车子提前开走。火车在口号声中离开了车站：“高尔基万岁！”“言论自由万岁！”“打倒专制主义！”
1902年5月~9月，高尔基被流放到阿尔扎马斯。这里的居民，除了已经退休的公务员和教士，其余的都是商人。专制政府把高尔基流放到这里的原因是为了使他不再宣传革命。
从1902年9月开始，高尔基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活动联系得更为紧密，经常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有来往，他还及时地阅读列宁的《火星报》。他丝毫不畏惧警察的严密监视和迫害，对《火星报》给予大力的帮助，还为《火星报》筹集资金。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高尔基坚定地站在了布尔什维克一边，“我真诚地、永远地忠实于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对工人阶级能最终地战胜‘旧世界’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无论是在俄国的文学史上，还是在高尔基自己的活动中，高尔基几年来在《知识》出版社和《星期三》文学联合会的活动都有很大的意义。他在1900年参加了彼得堡《知识》出版社的工作。他们在政治上采取反对政府的立场，在文学创作上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这是当时进步文学的核心。
《星期三》文学联合会由一批与《知识》出版社有联系的莫斯科作家组成。高尔基是这些团体的思想上的领袖，在他们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当时最优秀的作家。丛刊第一集中发表了高尔基的长诗《人》，这首长诗是《知识》丛刊带纲领性的作品，诗中进一步发展了高尔基在《底层》中提出的革命人道主义思想：必须反抗压迫，维护人的尊严，相信人民的创造力量。从此以后，高尔基还在丛刊中发表了剧本《消夏客》、《太阳的孩子们》、《野蛮人》，小说《母亲》、《夏天》等重要作品。
进入20世纪后，高尔基想利用舞台来宣传革命，因此他开始写剧本。高尔基最开始写的剧本是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活动分不开的，它们之间有着紧密联系。
1898年，在俄国革命运动开始高涨的情况下，富有革命精神的革命戏剧家斯坦尼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柯创办了这个剧院。这个剧院坚持上演有高度思想性的现实主义剧目，是帝俄时代戏剧革命的先驱。
1901年，高尔基为这个剧院写了第一个剧本《小市民》。《小市民》描写的是帝俄时代小市民别斯谢苗诺夫一家过着空虚的生活。
老别斯谢苗诺夫是一个专横顽固、愚昧无知、害怕新生事物的保守人物。他是一个宗法式的、保守的小市民典型。他的儿子和女儿则是“文明的”市民。他的儿子虽然表面上不满意他的家庭，还有社会，而且因为参加学潮被学校给开除了，但是他很快就感到后悔了。他的女儿则苦闷无聊，想自杀又没有成功，也渐渐地和她的父亲妥协。
别斯谢苗诺夫父子之间的冲突是表面的、不真实的。剧本的真正冲突是这一家人和养子工人尼尔之间的冲突。火车司机尼尔是剧中的主要人物。他乐观热情，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深深相信工人阶级一定会成为生活的主人。因此他说：“谁劳动，谁就是主人。”他富有改造生活的激情，宣称“没有不变的火车时刻表。”他也知道，要通过斗争才能够改变现存的制度。他是俄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中第一次出现的革命无产者形象。
高尔基剧本的影响使沙皇政府十分恐惧。《小市民》这个戏剧，直到1920年10月，莫斯科艺术剧院才获准演出。观众把《小市民》当成了政治宣传书，对它表示了热烈的欢迎。2个月以后，莫斯科艺术剧院又演出了高尔基的第2个剧本《底层》，观众对它的反应比第一个更为热烈。
高尔基自己说过，《底层》是他20年来观察流浪汉生活的总结。
首先出现在观众观众面前的一幕是“一个像窑洞一样的地下室”，一幅阴森可怕的墓地图景。这里居住着一群生活在底层的流浪汉。他们在这里仍然摆脱不了被剥削的命运。夜店的老板是一个残暴的吸血鬼，他剥削、压榨着每一个房客，老板娘是比她的丈夫更贪婪、狠毒，想借刀杀害她丈夫的女人。
夜店的房客是同老板们相对立的。他们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小流浪汉。尽管这些人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但他们仍然保留着一些健康的东西。贝贝尔坚强、有毅力、心胸开阔，幻想过另一种生活。娜思佳向往着纯真的爱情。锁匠克列士勤劳正直，戏子则是一个感情丰富的浪漫主义者。
剧本告诉人们，像专制俄国这样摧残和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是不能存在下去的。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严厉的控诉。
鲁卡是一个外表善良、对人亲切的老人。他处处都安慰别人，向人们散布着幻想。可是在第3幕的结尾，在一场斗殴打架中，娜达莎被打得半死，贝贝尔一怒之下打死了老板，夜店一片混乱，这时鲁卡却不见了。
在第4幕中，剧情的发展出现了出人意料的结果。鲁卡劝说贝贝尔去西伯利亚寻找“黄金宝地”，但是贝贝尔却是作为一个犯人去西伯利亚服苦役。鲁卡对戏子说，某地有一所免费治疗酒精中毒的医院，但是戏子却上吊自杀了。鲁卡所宣扬的那条与现实妥协的道路证明是根本行不通的。
《底层》表现了高尔基戏剧创作的许多重要特点。这部作品虽然没有异乎寻常的情节和舞台效果，但却带有深刻的哲理性质。在《底层》中，作者没有着重描写流浪汉的个人生活，但却强调他们的个人特征。
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次演出《底层》时，高尔基亲自出场观看。整个演员队伍是人才济济。剧本新颖而深刻的内容和演员们的出色演艺使演出获得了辉煌的成功。据说当时观众都欣喜若狂，一再向作家欢呼，高尔基亲自出场答谢15次之多，当最后一次高尔基独自出场的时候，全场掌声如雷鸣，加上一片暴风雨般的欢呼声。
《小市民》和《底层》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把高尔基称为“艺术剧院的社会和政治路线的创始者”，因为《底层》的上演使下层人民群众登上了戏剧舞台。
高尔基中期的创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争夺太平洋上的统治权和瓜分中国的斗争。但是沙皇政府在远东进行侵略的时候，却遇到了另一个强盗——日本。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在战争中遭到惨败，进一步暴露了专制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同时也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1905年1月9日，彼得堡的工人们怀着向沙皇寻求保护的想法去冬宫游行。他们抬着沙皇的相片，举着教堂的旗帜，唱着祷告的歌曲，带着致沙皇的请愿书向冬宫走去。
然而，沙皇尼古拉二世竟然下令枪杀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这天有1000多工人被沙皇军队击毙，2000多工人受伤，彼得堡的街道染遍了工人的鲜血。
这就是俄国历史上有名的“流血星期日”。这一事件标志着革命风暴的来临。在这支工人队伍中，高尔基也是其中的一员。他听到了开枪的信号，听到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愤怒斥责，亲眼目睹了这幕流血惨剧。高尔基非常愤怒，回到家里立即写了《致全国公民及欧洲各国舆论界的控诉书》。他痛斥彼得堡大街上发生的事件是一场有预谋的凶杀，大胆揭露凶杀的主犯是沙皇。控诉书最后说：“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暴行。我们要唤起全国人民，以迅速的手段、坚毅的精神、团结奋斗，一致反对专制政治。”
控诉书的手稿，落到了沙皇警察的手中。他们认出这是高尔基的笔迹。“流血星期日”后的第2天，高尔基被捕，被押送到了彼得堡，关在了彼得堡罗要塞里。
面对高尔基被捕这一事实，整个欧洲似乎都要站出来为这位作家辩护了。
法国著名人士联名电慰高尔基，当时的俄国刚被日本打败，威望一落千丈，加上国内各种困难重重，所以不得不对各国的呼声加以考虑。沙皇政府无奈再一次让步，将高尔基释放了出来。
即使是在监狱里，高尔基还是写了剧本《太阳的孩子们》，这个剧本和《消夏客》、《野蛮人》都是写知识分子的剧本。高尔基在这些剧本中，一面揭露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称他们为“消夏客”、“野蛮人”，一面又刻画了接近人民的知识分子，肯定了他们的正确道路。
高尔基患有肺病，在被关押期间，他的肺病又严重起来，出狱之后，他不顾当局的限制，去克里米亚养病，但是他被那些宪兵们严加监视。
即使是这样，高尔基还是与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联系。
高尔基第一次见到列宁是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的前夕，他们是在彼得堡的一次讨论武装起义和《新生活报》的秘密会议上见面的。《新生活报》在战斗的环境中出了5个星期，警察经常从报贩身上，甚至从买报者身上查到报纸，也禁止报摊和商店出售它。12月初，这份报终于被查封了。但在高尔基的促进下，莫斯科又筹备了另一份布尔什维克报刊——《斗争报》。这份报纸在准备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高尔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那是1905年的下半年，在莫斯科武装起义的日子里，高尔基一直住在莫斯科，给起义者提供资金和武器，反动的黑色百人团企图加害于高尔基。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委专门派遣了一支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来保卫高尔基的住宅。
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了。1906年1月，高尔基写了《致全国工人的信》，这封信的打印稿，传遍了整个俄国。高尔基在信中写道：
“……无产阶级虽然受到损失，但并没有被敌人打败。革命已经被新的希望巩固起来，革命的力量大大得到扩克……俄国无产阶级正在向着决定性的胜利前进……”
1906年2月，高尔基秘密从芬兰出发经过瑞典、德国、瑞士和法国，最后前往美国。
高尔基在柏林的时候，为俄国革命作了许多宣传工作。他还会见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考茨基。德国人民把他看成俄国革命的象征来欢迎他，而不仅仅是一位作家。美国舆论界对于俄国同日本作战以及压迫本国人民的行为都非常反感。“流血星期日”惨案发生以后，高尔基的名字多次在美国报刊上出现，引起许多人的同情。高尔基一到美国，数千人去码头上欢迎他，各报都在头版用大字刊登高尔基到达美国的消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代表美国文学界参加了欢迎他的盛会。
因为高尔基在美国的影响很大，所以沙皇俄国驻美大使馆费尽心机地破坏高尔基的威信。他们四处散布谣言，说高尔基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能准许上岸。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这时，俄国大使馆收买了黄色报纸大肆诽谤高尔基，说随高尔基来美国的那位夫人不是他合法的妻子。这样一来，他们居然达到了目的。高尔基在美国的声誉立即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纽约的旅馆拒绝租给高尔基和他的夫人房间居住。这件事情使美国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对于这种迫害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都写信来安慰高尔基，许多人还邀请他们去自己的家里去住。最后，高尔基和夫人接受了马丁夫妇的邀请，搬进了他们的别墅。
因为俄国大使馆的迫害，高尔基为革命筹集的资金没有能够达到预定的数目。但高尔基始终是斗志不减，丝毫没有被遇到的困难吓倒。
1906年春夏两季，高尔基在马丁夫妇的别墅的领地，写了政论集《我的会谈录》和《在美国》。前者包括6篇讽刺性的抨击文：《高举自己旗帜的国王》、《美国的法兰西》、《俄国沙皇》等，后者包括《黄色魔鬼的城市》、《无聊的王国》、《暴民》。也在这时，高尔基完成了剧本《敌人》和长篇小说《母亲》的第一部。
剧本《敌人》以1905年初莫洛佐夫工厂发生的事件为素材，这是一个描写工人“暴动”的剧本。
这个剧本讲述的是：某工厂有两个厂长。一个叫米哈伊尔，一个叫札哈尔。工人们要求开除一个作恶多端的工头。如果厂方不同意，他们就要罢工。刚刚休养回来的厂长米哈伊尔闻讯后大怒，责怪札哈尔做事不果断，把工人们都给惯坏了。他认为宁可关闭工厂，也绝不能让工人们得寸进尺。因为工人们已经散发了很多传单。可是札哈尔怕这样做会闹出乱子，所以很是犹豫。
工人代表请求厂长同他们商谈。米哈伊尔却对工人们大发雷霆，最后竟然还拔出手枪来威胁工人。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一个工人夺过手枪把厂长打死了。
米哈伊尔死后，他的妻子大吵大闹，认为是因为札哈尔的犹豫不决和软弱使她的丈夫被杀害。但是札哈尔害怕把事情闹大了，所以决定工厂继续开工。
这个剧本中，最反动的是米哈伊尔夫妇和他们的弟弟尼古拉，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死敌。另一类是札哈尔这样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他试图用欺骗手段调和阶级矛盾。他和米哈伊尔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真实的。第三类是和哈尔的弟弟那种不愿当资本家，也不愿接近工人，终日无所事事的人。
在工人方面，最突出的人物是工人代表辛佐夫，他是一个富有斗争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对无产阶级的事业他忠心耿耿。他明知道自己会被逮捕，但还是留下来与工人们共度难关。其他的工人也表现了高度的觉悟和团结互助的精神。青年工人阿基莫夫出于对厂长的仇恨而开枪打死了厂长，他的家庭负担很重，这时另外一个青年工人自愿充当他去入狱，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顾全大局、富于自我牺牲的崇高的品德。这个剧本在当时的俄国是不可能上演的，因为它是一部歌颂工人革命斗争的剧本。
《敌人》这部作品比《小市民》又大大迈进了一步。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高尔基在国内外进行的革命活动和创作活动使他不能回国。1906年10月，他从美国来到意大利，成为一个流亡国外的政治分子。
1907年春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第5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邀请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布尔什维克路线取得了胜利。
高尔基在后来的回忆录《列宁》中描写了列宁在会议期间给他的印象：
“一只手摸着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另一只手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闪动着那一双灵活得惊人的眼睛，立刻就谈到《母亲》这本书的缺点。”高尔基说出了他对列宁的主要印象：“这个人的一切都太朴素了，在他身上感觉不到有丝毫‘领袖’的气派。”
通过这次会议，高尔基对列宁有了一定的了解，高尔基更深刻地认识到列宁是唯一一位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大会以后，列宁和高尔基都旅居国外，接触的机会更多，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早在1905年，高尔基就开始准备写小说《母亲》。这部小说的第1部是在1906年9月在美国完成的，第2部则于1906年底在意大利完成。
《母亲》的人物和素材来自真人真事。1903年，一批革命工人举行了五一游行。游行的组织者工人扎洛莫夫被捕，他的母亲安娜继续儿子的事业。后来扎洛莫夫在法庭受审时发表了演说，他被判决终生流放。他在监狱里的时候，高尔基给了他极大的关怀，鼓励他和同志们不要害怕审讯。扎洛莫夫被流放后，高尔基又和他通信，每月寄钱给他。1905年，扎洛莫夫从流放地逃回来，专程去芬兰会见高尔基。高尔基询问了他的生活和革命活动情况。《母亲》就是以索尔莫沃的工人运动为背景，以扎洛莫夫母子的英雄事迹为素材写成的。但是作者并没有只限于写真人真事。他根据1905年革命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概括地反映了20世纪初俄国的革命运动，使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第一次进入了文学领域。
《母亲》这部小说的一开始就描绘了阴森森的工厂画面，在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下，工人们过着悲惨的生活。小说的主人公巴威尔·符拉索夫是高尔基精心刻画的革命英雄。巴威尔生活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跟地下党组织有了联系。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他迅速找到了献身于工人解放事业的光明大道。
巴威尔和工人们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勤奋地学习革命理论，懂得了资本家的剥削是工人痛苦的根源。随后他在工厂里散发传单，向工人做宣传工作。他意志坚强，头脑清醒。不但赢得了工人小组成员的爱戴，而且使工人群众对他充满了敬意。
巴威尔在革命斗争中，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和群众一起成长。在“沼地戈比”事件中，工人们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但是大多数工人只知道同厂主进行经济斗争，并不懂得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个时候，巴威尔代表先进工人，积极站出来领导这场斗争。但是，由于巴威尔还缺乏领导斗争的经验，加上当时的群众还没有觉醒，所以，最后斗争还是以失败告终，巴威尔也被捕入狱了。
通过这场斗争，加上监狱生活对巴威尔的磨炼，巴威尔逐渐掌握了如何去斗争。出狱以后，巴威尔做了大量发动群众的工作，为举行五一游行做准备工作。反动派出动大批武装警察来镇压群众的这次游行。但坚定勇敢，毫不动摇的巴威尔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武装警察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巴威尔因为领导了五一游行而再次被捕入狱。在敌人对他进行审讯的时候，他丝毫不畏惧，并且在法庭上发表了义正辞严的演说。他大力宣扬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主张，即推翻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他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宣判了旧世界的死刑。这个时候的巴威尔已经成为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理论修养成熟的革命者。
世界文学中第一个高大的有血有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就是高尔基笔下的巴威尔。高尔基突出地描写了他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英雄气概。在任何严峻的考验面前，巴威尔总是一马当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无论是面对蛮横无理的厂主，还是沙皇的爪牙，或者是在法庭上，他都毫不畏缩，英勇无畏。高尔基通过巴威尔这个形象，成功地表现了20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成长过程和高尚的无产阶级品德。
《母亲》中的中心人物是巴威尔的母亲尼洛芙娜。高尔基生动地描写了这位灾难深重的普通工人的妻子和母亲觉醒的过程。母亲开始是一位普通劳动妇女，她受尽折磨，逆来顺受，胆小怕事。在经济上受到剥削，在政治上又毫无权利，还经常被丈夫打。
就是这样的一位母亲形象，在她的儿子和革命同志的影响下，她的精神面貌逐步发生了变化。在儿子第一次告诉母亲，他在读“禁书”的时候，母亲感到十分的害怕。但是工人小组在家里的革命活动使她慢慢地受到启发，觉悟有所提高。她逐渐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狱中与儿子见面的时候，她因为自己参加了这一工作而感到自豪。
五一游行的时候，母亲和儿子一齐走向了街头。她被儿子和同志们的行动所感动，她亲身体会到了革命的正义性，真理的无穷力量，因此使母亲更自觉地投入到革命的活动中来。
在巴威尔第2次被捕后，这时的母亲已经是一位有着高度觉悟的革命工作者。她扮成各种女人，如修道女、小市民或女商贩，带着传单和革命书刊奔走于市镇和乡村。巴威尔在法庭上的演说更加提高了母亲的觉悟。小说的结尾，母亲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散发印有儿子演说稿的传单，不幸在车站被暗探围住。这时，她勇敢地把传单散发给车站上的群众，不顾暗探的毒打，她大声地疾呼：“大家要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呵！”
母亲是20世纪初俄国正在觉醒的革命群众的艺术典型。作为先进工人代表的巴威尔和革命群众代表的母亲，这两个光辉的形象以不同的方面深刻地揭示了小说的主题。
在世界文学史历程上，《母亲》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之作。它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小说的情节是革命运动的产生、扩大和蓬勃发展。它具体地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
可以说，高尔基是在《母亲》这部作品中奠定的新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母亲》标志着高尔基在正面人物描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06年的某天，高尔基乘坐着纽约驶来的一艘远洋巨轮开进意大利西海岸的海湾，来到了风光明媚的南欧胜地——那不勒斯城。
高尔基作为俄国的著名作家，在20世纪以来，越来越受到意大利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在高尔基到达那不勒斯城的第一天晚上，来到剧场观看话剧的时候，大厅里的灯都亮了起来，演员们从幕后走了出来，观众也都纷纷起立，向高尔基欢呼：“高尔基万岁！”“俄国革命万岁！”“打倒沙皇！”乐队演奏马赛曲，整个剧院都在向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致以最热烈的欢迎。
这是一个热情的城市。在高尔基来到的第3天，这个城市的无产阶级组织举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欢迎大会。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周的时间匆匆而过。高尔基一心渴望参加工作，于是他离开了美丽的那不勒斯市，选择了幽静的喀普里岛，定居在那里，以便专心致志地进行写作。
高尔基就是在这个美丽的小岛上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母亲》第2部。他在这个小岛上生活了7年，一共写了6部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3本短篇小说集，5个剧本和若干短篇小说。他每天从清晨起床就开始写作，每天要坚持工作14个小时左右。他每天写到下午2点钟左右，会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晚上再坚持写作若干个小时。他严格要求自己，每天坚持快节奏，高效率的工作。他休息的时候会在岛上旅行，洗海水浴和捕鱼。晚上有时候会在家里或朋友家举行音乐晚会或文学作品朗诵会等活动。
高尔基一直非常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自己的独生子马克西姆的深切关怀中体现出来。高尔基尽自己的努力培养儿子热爱一切美好事物的感情，热爱人民，热爱大自然。在他的儿子马克西姆第一次离开喀普里后，高尔基给他写了一封信：
“你走了，而你栽的花，还留着，还在生长，我看见这些花，就愉快地想，我的好儿子走后在喀普里留下了一些好东西——花。
如果你随时随地，在你的一生中只给人们留下好东西——花、思想和关于你的美好回忆，那么你的生活就会轻松愉快。那时你会感到自己是别人所需要的，这种感觉会使你的心灵丰富起来。你要知道，给予永远比取得更为愉快。”
高尔基对待儿子，既是一位慈父，又是一位知心的朋友。高尔基给儿子的信总是写得真挚亲切，从不用教训的口吻，字里行间充满着幽默感和对儿子的爱。
高尔基在喀普里居住的时候，正是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斯托雷平反动统治时期。沙皇政府疯狂镇压革命，大批革命者惨遭屠杀、监禁和流放。大部分革命的“同路人”消沉、变节。在哲学方面，“批评”和“修正”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时髦。在文学方面，出现了大量赞美变节的反动作品。面对这种状况，在列宁思想的指导下，他对充斥于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反动逆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
高尔基写了揭露专制警察政权的中篇小说《没用人的一生》、剧本《最后一代》，写了批评文学界悲观情绪的政论文《个人的毁灭》、《论犬懦主义》。
革命道路却是崎岖坎坷的，谁也无法摆脱曲折的道路。在这场斗争中，高尔基在思想上也犯过错误，为了争取和教育高尔基，列宁在这些年间两次来喀普里进行访问。第一次在1908年，第二次是在1910年。
1907年的伦敦党代会之后，高尔基和列宁之间虽然建立了友好的通讯联系，但1908年4月间的这次会见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都很不轻松。因为这时在喀普里同高尔基在一起的，还有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这是3个在政治上要求党放弃公开合法的斗争机会，召回参加国家杜马的工人代表，因而被称为“召回派”。在哲学上，他们攻击唯物主义，宣传“寻神论”和“造神论”，即寻找和创造一种新宗教，使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
高尔基受了他们的影响，也主张“造神论”，而且，在高尔基的心目中，这3个人是知识渊博、极有才干的“大人物”，布尔什维克党不能没有他们。
而此刻的列宁正在紧张地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各种各样气焰嚣张一时的修正主义思潮进行反击。但列宁懂得，这是高尔基思想探索中一个复杂的时期，而对于党和无产阶级来说，争取高尔基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列宁暂时中断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写作，来到了喀普里。
列宁一直把对高尔基的态度与其他意见有分歧的人区分开来，他对高尔基采取了特别耐心的态度。列宁在喀普里岛一共住了6天，每天都是在同波格丹诺夫等人进行激烈的论战。而列宁此刻也不能说服高尔基。
1910年6月，列宁第2次来到喀普里。这次会见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是由于高尔基这时的政治观点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看到了波格丹诺夫等人的哲学是修正主义的，认识了“造神论”的危害。其次，过去的多次会见周围总是有许多人，这次他俩有机会单独相处，时间还比较长。会见是愉快的，气氛十分融洽，对双方都有良好的作用。他们经常促膝畅谈，充分地交换了意见。
高尔基把自己的创作计划告诉了列宁。他接受了列宁的劝告，将《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的写作推迟到革命胜利以后。高尔基还向列宁讲了许多故事，谈到自己的故乡，谈到伏尔加河，谈到他的童年和外祖母，谈到他的少年时代和流浪生活。列宁专心致志地听他讲，那双眼睛充满了真诚与友爱。
这一次，列宁的喀普里岛之行是愉快的。高尔基陪同他游览了岛上的古迹：14世纪岛上一位封建主建筑的修道院；公元1世纪罗马皇帝提庇留宫殿的遗址。
高尔基陪列宁攀登维苏威大山，目睹冒着滚滚浓烟和汽团的火山口的奇景壮观，参观了庞贝城的遗址。用高尔基自己的话来说列宁是这样的，列宁是“一位极好的同志，一个愉快的人，对于世界上的一切怀着强烈的无穷无尽的兴趣，对于人们抱着异常温和的态度。”对于高尔基来说，列宁是最理想的人。
这次访问使列宁对高尔基更加了解了，因此也更加信任他。正因为这样，在1913年，当高尔基在《再论卡拉玛佐夫气质》一文中重复“造神论”的错误时，列宁立即坦率地给他写了两封信，严厉批评了高尔基的错误。列宁指出，任何“神的观念”都是统治阶级“麻痹人民和工人”的工具，“美化神的观念，也就是美化他们用来束缚落后工人和农民的锁链”；主张“造神论”就是“拿最甜蜜的、用糖衣和各种彩色纸巧妙地包着的毒药”去诱惑小市民的灵魂。高尔基接受了列宁的意见，在再版这篇文章时候将有关“造神论”的段落删除。
意大利的喀普里，是高尔基各方面都成熟的时期。
在这个期间，高尔基同国内的许多作家，艺术家建立了广泛的通信联系。同时还有一些革命者也络绎不绝地来喀普里访问他。
这一时期的高尔基，在创作上也是一个丰收期。这时写的重要作品有《夏天》、《奥古洛夫镇》、《玛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意大利童话》、《俄罗斯童话》、《童年》以及剧本《瓦萨·日列兹诺娃》、《怪人》、《崔可夫一家》等。
1909年，高尔基创作了中篇小说《夏天》，这部作品表现了俄国农村的觉醒。小说通过一位职业革命家到农村中进行革命宣传等活动，反映了在1905年革命的影响下农村进步力量的成长。作者塑造了一批先进的农民形象，也揭露了富农的反革命活动。小说以革命家的被捕而结束，虽然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但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进行总结经验教训的时期，这时期很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是描写偏僻城镇小市民的作品。高尔基构思的以奥古洛夫镇为中心的3部曲就是这样的作品。中篇小说《奥古洛夫镇》和长篇小说《玛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是3部曲的前两部。
《玛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描写了小市民玛特维和他父亲的一生，从19世纪60年代直到1905年革命。《奥古洛夫镇》展示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小市民世界。这些作品描绘了半个世纪以来小市民世界的停滞生活，1905年革命打破了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
高尔基认为，所谓“奥古洛夫精神”是沙皇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保守、自私、涣散的俄国的集中表现。这在当时是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但高尔基在这些作品中对小市民的反动性和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估计过高，而对无产阶级的力量却估计不足。这种看法与高尔基在当时的错误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1911年底，高尔基创作了《意大利童话》，这时的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革命运动重新在高涨。
《意大利童话》这个集子由27篇美丽的童话故事组成。它描写的是意大利的自然景色、人物和生活。从古代传说、乡土风情，一直到里巷琐事。作者虽然写的是意大利的生活和自然景色，但实际上反映的是俄国及欧洲新的革命高涨。
高尔基的肺病这时越来越严重了，这使他不得不推迟回国的日期。高尔基只好去意大利的北部去养病。非常幸运的是，为他治病的医生成功地运用了一种新疗法，病情很快地好转了。
1913年12月底，这时正是革命重新高涨的时刻。高尔基离开了喀普里向他的祖国归来，结束了一段异地漂泊之旅。刚刚归来的他尽管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但同时也立即受到沙皇宪警的监视。
高尔基，一位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又将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开始新的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