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后期的创作
1913年底。高尔基回国后，在彼得堡距离不远的一个芬兰村庄——穆斯塔米亚住下来了。这样，他与年轻作家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高尔基在《论自学的作家》一文中曾经说过，还在喀普里的时期，从1906~1910年，他就阅读过“民间作家”寄给他的400多部手稿。1914年，他主编第一部《无产阶级作家文集》。
高尔基对青年作家是十分爱护和关怀的。十月革命前夕步入文坛的谢苗诺夫斯基、弗谢渥洛德·伊凡诺夫、马雅可夫斯基等都受到高尔基亲切的教诲。
一位青年作家弗谢渥洛德·伊凡诺夫原是西伯利亚某个城市的排字工人，爱好文学，尤其热爱高尔基。1916年，他贸然将自己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寄给高尔基，高尔基很快给他写了回信，赞扬小说是“很好的作品”，答应将它收入《无产阶级作家作品集刊》，并热情地鼓励伊凡诺夫：
“您无疑是一位有才华的人，您的文学才能是不容争辩的。但是，如果您不想埋没自己，不愿把精力无益地浪费在琐事上，您就应该认真努力自修。您的文字不大通顺，您写了许多错别字。您的语言虽然鲜明，但词汇贫乏……我劝您要专心地学习！要读书，要研究别具风格的作家契诃夫、屠格涅夫、列斯科夫的艺术手法。列斯科夫的词汇尤为丰富……总之，您应该认真提高自己……不要写得太多。宁可少写，但要写好。”
对于少年儿童的成长，高尔基也一直是非常关心的。1916年前后，他打算请国内外著名作家为13~18岁的青少年写一套名人传记，由他主持的《帆》出版社出版。他想请挪威航海家南森写《哥伦布传》，英国的作家威尔斯写《爱迪生传》，罗曼·罗兰写《贝多芬传》，生物学家季米里亚采夫写《达尔文传》，他自己写《加里巴的传》。
在这个时期，高尔基继续写他的自传体小说3部曲。1914年完成了3部曲的第3部即《在人间》，全文发表在《纪事》杂志上。
1912~1917年间，高尔基创作了《俄罗斯浪游散记》。书中包括29个短篇，都是根据高尔基年轻时的经历和见闻写的。
《一个人的诞生》是这部作品的第一篇文章，因此带有纲领性。故事发生在1892年这个饥饿年。
讲故事者和一群“饥民”曾在苏呼姆修筑公路，完工以后准备转到另一个地方去做工。旅途中，“饥民”中一位孕妇掉了队，马上要生孩子。讲故事者听到树林中有人哭泣，于是他对这位产妇产生了怜惜之情，便代替助产士帮她接生。婴儿平安出生，母亲感到十分的幸福、高兴。
小说的结尾，讲故事者抱着新生的婴儿，搀着这位母亲，继续向前走去。
作品似乎告诉读者，尽管目前人们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今日诞生的人应该过上另一种幸福美好的生活。
在这部作品中，第27个短篇《大灾星》也是颇为著名的作品。
《大灾星》讲述的是在一个闷热的夏夜，讲故事者在市郊荒凉偏僻的胡同里看到了一幅奇怪的情景：一个女人在雨水中一边哼着歌曲，一边跺着脚。讲故事者把这个喝醉了的女人送回了家。原来她是一个极其贫穷的女工，她的家在地窖里，家中还有一个患病的小儿子。这个女工虽然面容已经被毁坏，但她却是一个善良、朴实、乐观的人，也是一位热爱儿子的伟大母亲。孩子虽然有疾病，但却是一个天真、可爱、热爱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孩子。
同高尔基的早期短篇相比，这些作品的技巧更为成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书中的人物也有着独特的、鲜明的性格。
但是，高尔基也有其思想的局限性。
高尔基的局限在于是他认为在文化和科学都很落后的俄国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并且反对采取暴力革命手段。因此他对列宁提出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表示怀疑，否定十月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在起义取得胜利以后，他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对态度。
高尔基对俄国各阶级的错误分析，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革命主要任务的错误认识是高尔基激烈地反对十月革命的主要原因。
高尔基否认农民的革命性，认为工人阶级只有撇开农民单独同知识分子结成联盟，才能掌握政权。然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却认为，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争取政权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唯一出路，也是进一步发展文化的首要前提。
高尔基只能看见生活中的阴暗面，却看不见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最初日子里所做的大量工作。
列宁一面严厉批评高尔基的错误，一面却坚信高尔基必定会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许多工人和红军战士纷纷给高尔基写信，或去拜访他，希望他回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
然而，十月革命之后将近一年，高尔基才同列宁见面，这发生在列宁被刺之后。
高尔基后来在回忆录《列宁》中，描述了他同列宁的这次见面的情景：
“我们的会见是很友好的，但是毫无疑问，亲爱的伊里奇明察秋毫的锐利的眼睛，是带着明显的惋惜神情注视着我这个‘迷路的人’。”
就像1910年在喀普里的时候一样，高尔基又回到了列宁的身旁。高尔基重返革命行列，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现实生活的教育和列宁的帮助使高尔基逐步认识自己的错误，他积极参加了国内的政治生活和文化建设。
高尔基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以后，致力于拯救文化的工作。他重视保护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艺术和历史文物保管委员会。
高尔基不仅重视保护历史遗产，而且努力保护活着的科学家、作家、诗人等对文化有贡献的人，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促使他们为苏维埃政权服务。
高尔基作为一位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他的言论在国外有相当的影响，使各国无产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了解苏维埃俄国的真实情况。
在文学创作方面，高尔基于1918年发表了回忆柯罗连科的片断和短篇小说《我怎样读书》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1919年发表的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
这篇作品的重点是展示托尔斯泰充满矛盾的精神世界。它是由1900年以后与托尔斯泰接触时所写的日记，以及1910年托尔斯泰逝世后所写的信札等组成的。
高尔基一方面对托尔斯泰的禁欲主义、精神上的恭顺和宗教信仰都感到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对托尔斯泰热爱生活的态度和惊人的文学才能表示高度的崇敬。
这篇作品是高尔基深刻而且大胆地刻画这位伟大作家的矛盾形象的艺术杰作。
这是高尔基迷途知返的一段旅程，作为一位革命文学家，失误是难免的，但他一直是一位人民群众的坚定的革命战士。
繁忙的工作和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使高尔基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乐观。1921年夏天，高尔基的肺病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列宁写信坚决地劝他出国去治疗。在列宁的劝告下，高尔基去德国养病。
高尔基在德国和捷克的两年半期间，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不好，但他的创作热情却在急剧增长。这期间他完成了中篇小说《我的大学》，还部分完成了《回忆录》、《日记片断》和《一九二二—二四年短篇小说集》。
《我的大学》标志着作家创作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高尔基在发表《我的大学》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组带自传体性的短篇小说和回忆录。
《守夜人》反映了高尔基第一次漫游俄罗斯途中在多布林卡和博里索格列勃斯克两个火车站当守夜人的生活。
《柯罗连科时代》写了第一次漫游后返回故乡的生活以及他与柯罗连科最初的几次会面。
《论哲学之危害》描述了1890年高尔基跟随一位学化学的大学生学习哲学的情景。
《柯罗连科》主要是写第二次漫游后作家与柯罗连科的交往，柯罗连科对他在创作上的指导和帮助。
总之，在这组作品中，高尔基离开喀山后7年的生活得到了片断的反映。它们在时间上是《我的大学》的续篇，在主题上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表现了青年主人公进一步的思想探索。作者原来想将这组作品作为自传体小说的第4部，总标题叫《在知识分子中》，但他的这一构思没有能实现。
《我的大学》和上述的短篇发表后，评论界肯定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指出这些作品对研究高尔基创作的重要作用。
回忆录在高尔基20年代的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高尔基一生中，共写过30多篇回忆录，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20年代写的。
1924年1月，列宁逝世。他的逝世对于高尔基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高尔基心中想的只有列宁和俄国，他立即开始写有关列宁的回忆，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列宁的逝世使我悲痛万分。我正在写关于他的回忆。我热爱他，对我来说，他没有死。这是一位真正伟大的人……他热爱并坚信自己的思想。他的死是非常巨大的损失。”
列宁的去世使高尔基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回忆与列宁相处的点点滴滴，他悔恨自己没有很好地接受列宁的帮助，于是发誓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坚决走列宁所指的道路，此后果然从未发生动摇。
1924年春天，高尔基完成了一篇回忆列宁的文章，但他本人对它却很不满意。这就是著名的回忆录《列宁》。
这部回忆录共有2部分。第1部分写革命前高尔基与列宁在伦敦、巴黎、喀普里的会见，第2部分写十月革命后2个人之间的接触。
第1部分高尔基是从伦敦代表大会写起的，对这次大会的气氛及列宁在与孟什维克的斗争中表现的坚毅和刚强进行了精彩的描写。
接着，高尔基又写了同列宁在巴黎、特别是在喀普里的见面。作者从两方面来写列宁。一方面描写了政治家的列宁，列宁到达喀普里后一下船就向高尔基坚决表示：“您始终希望我和马赫主义者和解”，但“这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列宁又是一个乐观、愉快的好同志。在第一部分的结尾，高尔基写道：
“在我看来，列宁之所以特别伟大，正是在于他对人类不幸的这种不可调和、永无休止的敌视……我想把他的性格的这个基本特点称作唯物主义者的战斗的乐观主义。正是这个特点使这个人——以大写字母开头的人对我的心又发生了特殊的吸引力。”
在第二部分，高尔基写的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形象。
高尔基把十月革命后初期的俄国比做“巨大而沉重的海船”，列宁则是它英明的舵手。高尔基结合自己所犯的错误，热情地歌颂了列宁高度的革命坚定性和预见性。这一部分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材料丰富。高尔基在回忆列宁的时候，许多亲身经历的事情就一幕幕地在脑海中浮现，从而使这一部分包括了极其丰富的历史事实；二是感情充沛。高尔基在追忆往事的时候，充满了对列宁的怀念之情，常常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中断了叙述。
高尔基曾写过6篇关于革命家的回忆录，其中有《米嘉·巴甫洛夫》（索尔莫沃的工人革命家）、《列昂尼德·克拉辛》（早期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米哈依尔·维洛诺夫》（喀普里时期结识的工人革命家），但是最为人传诵的是关于列宁的这部回忆录。
高尔基还写了更多的关于文学家的回忆录。除前面提到的关于托尔斯泰和柯罗连科的回忆录以外，他还写了关于布洛克、托尔斯泰夫人、普利什文、加陵·米哈依洛夫斯基等人的回忆录。
这些回忆录中不仅记载了这些人物的人与事，而且因为他们都与高尔基有过交往，所以难免有许多地方也写到作家高尔基本人。通过这些回忆录，我们也可以看到高尔基这位追求真理，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人民的伟大作家的光辉形象。
20世纪20年代，高尔基第二次来到意大利。此时的意大利，已经是一个政权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高尔基亲眼目睹法西斯分子是如何迫害民主力量的。
高尔基这次来意大利并没有打算久留。他以为这里的气候会使他很快地恢复健康，他就可以回国去，但事实并不如此，他的身体状况使他无法实现最初的想法，他需要较长期地留在索仑托。
来到意大利的第一年，高尔基深居简出，同外界接触较少。这是因为与政治形势有一定关系，同时也因为这时的高尔基想集中精力来从事写作。
高尔基每天写作达10多个小时，到索仑托后仅仅4个月就完成了《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的初稿。在此后的半年时间，他对这部小说又做了2次修改。1925年3月，他开始写作《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部书直到1927年，他才写完了第2部。
1925年，苏联驻英国大使，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克拉辛来索仑托访问高尔基。此后便形成一个传统，无论苏联的哪一位来意大利，都必然来拜访高尔基。
高尔基非常热诚地欢迎来自祖国的每一位客人，其中有学员、工程师、演员、工人、海员等许多种职业的人。当然，来他这里更多的是作家。
高尔基关心祖国发生的一切重大政治事件，对年轻的苏联文学的发展特别关注。他阅读了大量的新书、报刊上的广告和大量的手稿。
高尔基与祖国的几十位青年作家都经常通信。给他写信的人有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不仅仅是一大批已经久负盛名的作家，或者是那些初露头角的作家。而且还有大批的工人通讯员、农民通讯员，甚至是普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这些人每天从全国各地给高尔基寄来大量的书信、手稿、文学试作，提出各种要求，像对待自己的老师或朋友一样谈论自己的工作。高尔基每天收到的书信达40~50件之多。
远在1917~1918年间，当高尔基在对待十月革命的问题上同列宁发生分歧的时候，马克西姆就站到了列宁的一边。1917年4月，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同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当时他不断地把父亲的情况告诉列宁。
例如：1918年上半年，马克西姆写信给列宁，他说：“爸爸开始改正错误——‘变得左一些了’。”1919年，马克西姆曾想参军上前线，但是列宁反对他这样做，列宁对他说：“您的前线——就在您父亲的身旁。”
马克西姆深刻地领会了列宁说的话，并将这番话告诉了他的母亲和妻子。他懂得，帮助像高尔基这样的父亲，不仅是儿子的职责，而且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1921年，他作为外交信使出使德国，高尔基去德国养病后，马克西姆就一直生活在父亲的身边。他掌握四门外语，也经常为父亲做翻译、打印手稿，还经常为父亲开车或者去完成父亲的委托。
20年代中期，苏联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面貌日新月异地变化着，这一切使高尔基非常激动。他特别盼望能返回祖国，可是他又希望写完长篇史诗后再回国。
在1926年的一封信中，高尔基说：“在俄罗斯有许多有趣的事物，我真想亲手去摸一摸。但我陷在一部长篇小说里边了，不写完它，我是看不见俄罗斯的。”
但是，在1928年春天，当高尔基刚写完史诗第二部的时候，他的归乡之心实在难以忍受下去。他终于中断了写作，5月28日，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高尔基到达了莫斯科。
在通往白俄罗斯车站的大街小巷，都挤满了或者高举旗帜、或者拿着各色彩色的气球、或者捧着鲜艳花朵的欢迎人群。欢迎人群中既有红军战士、少先队员、工人，又有作家和学者。当高尔基走出车厢的时候，千百只手向他伸过来，把他举了起来。高尔基感到无比幸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高尔基回国后立即去列宁墓地，在这位朋友墓前，他默默地站了半个小时。
从回到祖国的那一天起，高尔基就开始积极投身到苏维埃文化建设的工作中去了。
在高尔基回国的第3天，他提出一项建议。创办专门登载特写的大型杂志《我们的成就》。高尔基认为，苏联劳动人民应该树立一面镜子，他们在这面镜子中不仅能见到自己某一方面的成就，而且应当看到科学、文化、生产各个方面的成就。
与青少年的会见，使高尔基感到特别振奋。在一次中学的集会上，一个14岁的男孩和一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女孩相继讲话。男孩讲的题目是《论目前形势和教育的任务》，女孩讲的是《论科学的意义》。高尔基写道：“那个男孩，也许是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吧，说出了我闻所未闻、使我大为惊奇的话。”
高尔基还亲自到街头去观察生活。为了使自己不被群众包围，他有时还会进行化装改扮，会穿上旧大衣，贴上大胡子，戴上假发，打扮成一个工人模样，走在大街小巷，到市场上，同工人们谈话，谁也没有把他认出来，他却观察到许多有趣的事情。
高尔基有一个旅行全国的庞大计划。所以他在莫斯科没有住多久。
1928年7月，他开始在苏联旅行。这一年，他游历了伏尔加河、高加索、克里米亚、乌克兰等地，最后他到了下诺夫戈罗德和列宁格勒。
1929年夏天，他又作了第2次旅行，先到北方的列宁格勒、索洛夫卡、穆尔曼斯克，然后沿伏尔加河南下，到了斯大林格勒、阿斯特拉罕，随后还到了罗斯托夫、第比利斯等一些地方。
这2次旅行中，高尔基几乎游遍了他的祖国。他到了遥远的边区，参观了工厂、农庄、工学团，广泛接触了工人、农民、青少年和儿童。他看到了新人的成长，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
高尔基把这些印象都写进了反映俄罗斯新面貌的特写中去。还在国外时，高尔基就向往着“写一本关于新俄罗斯的巨著”。这个计划没有完成，但高尔基回国后写的《苏联游记》、《英雄们的故事》和许多政论文，可以说是他“关于新俄罗斯的巨著”的一些片断。
《苏联游记》共包括5篇特写。这本书在结构上的特点是把新的苏维埃国家和过去的沙皇俄国进行对比。
第1篇特写开头就是对旧俄时代巴库的描写。第2篇特写集中描写儿童的成长。第3篇特写描绘了第聂伯河水电站。
与高尔基的特写和短篇小说紧密相连的，还有他的政论文。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虽写过不少这类文章，但他最后的10年是写政论文最盛的时期。
1932年，高尔基在一篇带纲领性的论文《论剧本》中写道：“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具有空前深刻而全面的戏剧性的时代里，一个充满着破坏和建设过程的紧张的戏剧性的时代里。”
高尔基在30年代写了好几个剧本来表现这个“紧张的戏剧性的时代。”这个时期写的剧本有《索莫夫和别的人》、《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陀斯契加耶夫和别的人》。同时，他写了以改造流浪儿为主题的电影剧本《罪犯》，又把中篇小说《在人间》改编成剧本。在生活的最后一年，高尔基还改写了剧本《瓦萨·日列兹诺娃》。
30年代初，高尔基打算写戏剧3部曲，内容是反映十月革命前夕到30年代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没落，但非常遗憾的是他只完成了头两部：《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和《陀斯契加耶夫和别的人》。
《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是以1917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俄国社会为背景，成功地刻画了一批俄国社会的代表人物。
在这些人物当中，最突出的是“聪明放肆、胆大妄为”的巨商布雷乔夫的形象。他原来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木排工人的儿子，年轻时是东家的小伙计，后来娶了东家的女儿，开始发迹，又靠着自己进一步的剥削和掠夺，变成了一个企业主。后来他患了肝癌，疾病迫使他重新评价自己的一生，他觉得自己被生活欺骗了。同时，当他看到比他还无赖百倍的人反而生活得很舒服，于是他认为自己的死是最大的不公平，对命运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并进一步揭露资产阶级的罪行。布雷乔夫看透了虚伪、腐朽、丑恶的资产阶级生活，意识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像他本人一样，已经无药可医。
这个人物是高尔基笔下一系列背叛自己阶级的商人形象中最完美的一个。
在布雷乔夫的周围，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千方百计维护统治地位、对抗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包括反动教士、地主、资本家、律师。
更值得注意的另一个人是无孔不入的商人、政治野心家陀斯契加耶夫。他眼见沙皇政权快要垮台，想像美国那样由“老板们自己掌握政权”，他看到布雷乔夫的病况严重，便溜掉了。他听到革命队伍涌上街头，便连忙混入游行行列，以便日后从革命队伍内部来破坏革命。这是一个阴险、狡猾的人。
布雷乔夫周围的另一种人，却是革命无产者和进步群众。他们同垂死的资产阶级进行坚决斗争。
布雷乔夫的教子拉普捷夫是一个坚定的地下革命工作者。他在剧本中虽然出场的次数不多，但这个布尔什维克的光辉形象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布雷乔夫的雇工多纳特，知识分子嘉钦都是拉普捷夫的忠实助手。布雷乔夫的私生女舒拉和女仆格拉菲拉等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革命。这些开始觉醒的人已经不甘心为资产阶级的“主子们”做奴隶了。
剧本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雄壮的革命歌声在街头巷尾回荡，传到布雷乔夫家中。害怕革命的人狼狈不堪地抱头鼠窜，垂死的布雷乔夫望着窗外，女儿舒拉跑向窗前，注视着游行队伍，向往着窗外新的生活。这一结尾似乎宣告了新生活即将来临。
《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对苏联30年代戏剧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剧本“决不矫揉造作”，不采用说教的方式，不从形式上进行模仿，不单纯追求戏剧效果，而是“简洁、朴实”地刻画了一个十分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
第2个剧本《陀斯契加耶夫和别的人》同第一个剧本有着共同的主题和登场人物，不过描写的是1917年7月10月这个历史时期的事件。
剧本的主人公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陀斯契加耶夫。他跟布雷乔夫一样，比周围的资本家聪明。但他是一个“两面派”，他的口号是“适应”。他大言不惭地用达尔文的话来教训人：“必须适应环境！万物之所以能够生存，就是因为能适应环境。”
陀斯契加耶夫的“适应”是资产阶级对抗无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他的社会理想是大资产阶级当权的美国，他不择手段地保全自己的财产，以便有朝一日恢复过去的地位。他是社会主义最狡猾、最危险的敌人。在苏维埃年代，他将成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在剧本中，同陀斯契加耶夫相对立的，是一些新生活的创造者：拉普捷夫、多纳特、李雅比宁、大胡子兵等。
多纳特是一位守林老人，他的形象比在前一个剧本中的人物有所发展。他被现实生活教育，而且阅历丰富，这是一个在革命中找到真理的人物形象。
李雅比宁是这些人物中最突出的形象。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普通士兵，他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胆略，革命信心和那种对胜利的坚定信念。
剧本的结尾，出现了一个大胡子兵，他是到陀斯契加耶夫家来搜寻革命的敌人的。他虽然是一个群众角色，但他什么世面都见过，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人物。”
在1910年，高尔基写过一个剧本，名叫《瓦萨·日列兹诺娃》，是一部揭露资产阶级的剧本。到1935年底他又改写了这个剧本。改写后的剧本同1910年的版本相比，改写本中的瓦萨的形象写得更加鲜明、深刻，更有说服力。而且还增加了女革命家腊塞尔的形象。这样一来，剧本的中心就不是通过一个富商家庭来揭露资产阶级生活的腐化和道德的沦丧，而是强调指出：资产阶级不可能有继承人，未来世界的主人一定是无产阶级。
1932年，联共中央颁布了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取消了当时存在的所有无产阶级作家团体，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和渴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
高尔基被选为作协组织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成为苏联作家协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在许多发言和文章中总结了自己的创作实践和苏联文学的经验。高尔基的这些活动，对苏联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在30年代，苏联文学界对创作方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1906年，高尔基在《母亲》中首次运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革命现实。
在20年代，革拉特珂夫的《水泥》、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等在这一方面又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
到了30年代，如何从理论上对新的创作方法进行阐述并给它一个合适的名称，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高尔基积极参加了关于创作方法的讨论。20年代末30年代初，高尔基在与作家谈话时和文学论文中多次谈到：“应该探索、发掘和表现新人的优点……我认为必须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
1932年10月，在高尔基的寓所里举行了一次文学家的座谈会。1934年召开的第1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
20、30年代是大批民间出身的作家进入文学界的时期，因此高尔基非常注意提高无产阶级文学的技巧。他认为技巧是用最完美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本领。
他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谈技艺》、《论文学技巧》、《论散文》、《论剧本》等文章中谈到艺术技巧的许多具体问题：典型和性格、情节和结构等。他也特别重视文艺作品的语言。
这些年间，高尔基在培养青年作家方面，更是有着巨大的贡献。高尔基热爱成长起来的文学新苗，对他们加以百般呵护，耐心培养。
高尔基要求青年作家细心地观察现实，具有严肃的创作态度，要求作品在意境、内容和语言各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高尔基对苏联文学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赞扬。1932年，苏联隆重庆祝高尔基文学创作活动40周年，授予他列宁勋章，并建立了以高尔基命名的世界文学研究所。莫斯科艺术剧院、列宁格勒大剧院也都以高尔基命名。他的故乡下诺夫戈罗德改名为高尔基市，下诺夫戈罗德州改名为高尔基州。
高尔基的晚年，有2件大事发生。
第1件是他的爱子马克西姆·彼什科夫突然病逝，第二件是他与老朋友罗曼·罗兰首次相见。
1934年的5月，高尔基遭到巨大不幸，他的儿子突然病逝了，这使他异常悲痛。可以想象得出，一位老人在生命的暮年失去儿子的痛苦之情。
在那些沉痛的日子里，苏联人民的慰问和同情使高尔基深深感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联名写信给高尔基：“我们同您一起哀悼，共同感受突然袭击我们的悲痛。我们深信，您那无坚不摧的高尔基精神和伟大的意志一定可以战胜这一次沉痛的考验。”
事实证明，高尔基精神的确是无坚不摧的，他仍然回到他繁重的工作中去。1934年8月，在高尔基的主持下，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开幕。50多个民族的近60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是对建国近20年来苏联文学的一次大检阅，显示了各民族文学的繁荣，也标志着苏联文学发展的新阶段。高尔基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总结报告。在闭幕词中，他号召“文学工作者和文学战士们亲密而牢固地团结起来”，热烈欢迎新的读者朋友。高尔基被选为全苏作家协会主席，他在文学界的领导任务也就更加繁重了。
1935年6月，高尔基同罗曼·罗兰在莫斯科相见。
两位作家之间的往来达20年之久，但直到这一年罗兰来到莫斯科，两位作家才实现第一次相见。两人友谊从1931年起直到高尔基逝世为止的五、六年是这段友谊的高潮。
这种真挚、高尚的情谊在世界文坛上一直传为佳话。
由于繁重的工作，高尔基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尽如人意。
1936年5月，克里米亚的气候干旱而又炎热。高尔基乘火车来到莫斯科，莫斯科也是闷热异常。6月1日，高尔基在哥尔克村患重感冒，这使他的肺病和心脏病变得更加严重起来。
全国人民十分关心高尔基的身体健康情况，慰问电、慰问信像雪片似的向哥尔克飞来，大家都希望敬爱的作家早日恢复健康。
气喘使高尔基不能躺下来，他终日坐在圈椅里，顽强地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每当他感到轻松一点的时候，他就会同周围的人谈天。
1936年6月18日上午11时10分，世界文坛一颗巨星陨落了，高尔基在哥尔克逝世。
6月20日，莫斯科的红场被上了黑纱，高尔基追悼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会后将高尔基的骨灰葬在克里姆林宫墙内。
高尔基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逝世不仅是苏联人民的巨大损失，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
是的，在他伟大的著作中，我们仿佛见到了大师的音容笑貌。大师没有离我们而去，他活在永远思念他的读者心中。
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歌手。斯大林称他为“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在艺术表现上，他属于未来主义派。
1890年，马雅可夫斯基生于格鲁吉亚的库塔伊西省巴格达季村，他的父亲是林务官。1908年他16岁时便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曾3次被捕入狱。后来，他把“搞社会主义艺术”和党的工作对立起来，离开了党，走上个人奋斗的道路。1911年他进入绘画学校，与未来派诗人布尔柳克等出版了诗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加入未来主义派。诗人在自传中写道：“大伟（布尔柳克）具有超过同代人的匠师的愤怒，而我具有知道旧世界必然崩溃的社会主义激情。于是，俄国未来派就诞生了”。马雅可夫斯基以满腔革命热情否定资本主义，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抽象的，带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色彩。
十月革命前，马雅可夫斯基最重要的作品是长诗《穿裤子的云》（1915）。这首长诗从主人公“我”与玛丽雅的爱情悲剧写起，引申为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诗人称它是早期创作中纲领性的作品。在1918年长诗第二版序言中诗人谈到诗的思想意义时说：“打倒你们的爱情，打倒你们的艺术，打倒你们的制度，打倒你们的宗教，——这就是4个章节中的4个口号。”但诗中的“我”是作为孤独的反抗者出现的。
诗人坚定地迎接十月革命。他称十月革命是“我的革命”。在革命后他写了《我们的进行曲》（1917）、《向左进行曲》（1918）、《给艺术大军的第二道命令》（1921）等大量抒情诗。
为了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诗人写成剧本《宗教滑稽剧》（1918），这是第1部反映十月革命的剧本。在长诗《150，000，000》（1920）中，作者通过1.5亿苏联人民的代表、俄罗斯勇士伊凡和代表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两个对立的形象，歌颂了苏联劳动人民的英雄气概。这些作品都采用了未来主义手法。
从1919年10月到1922年2月，诗人在“罗斯塔（俄罗斯电讯社）之窗”工作。马雅可夫斯基密切配合国内大事，进行宣传鼓动，他写了许多短诗、歌曲、寓言、诗体杂文，板话等。所有他作的但未署名的作品，有数千件之多。1929年，诗人把它们汇编成小册子《森严的笑》。
20年代初，马雅可夫斯基发表了《开会迷》（1922），无情地嘲笑了整天忙于开会的官僚主义者。诗人以夸张的手法，写到他看见在一个房子里：“坐着的都是半截的人，噢，活见鬼！那半截在那儿呢！砍死人了！杀死人了！我满屋乱转，大声叫喊。这可怕的景象使我的理智失去了常轨”。这时，秘书用异常平静的声音回答说：“他们一下子要出席两个会，一天要赶20个会。不得已，才把身子劈开！”诗人最后写道：
假使
能再召开一次会，
来讨论根绝一切会议，那该多好。
1922年3月6日，列宁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团会议上说：“昨天我偶然在《消息报》上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政治题材的诗……从政治和行政的观点来看，我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愉快了。他在这首诗里尖刻地嘲笑了会议，讥讽了老是开会和不断开会的共产党员。诗写得怎样，我不知道，然而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列宁的评价鼓舞了诗人。
1924年，马雅可夫斯基写成了著名的长诗《列宁》。1927年，写了著名的叙事长诗《好！》。20年代后半期，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了许多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抒情诗，如《给聂德同志——船和人》（1928）、《苏联护照》（1929）、《突击队进行曲》（1929）、《关于库兹涅茨克的建设，关于库茨涅茨克的人们的故事》（1929）。此外，马雅可夫斯基还写作（并参加演出）了两个剧本《臭虫》（1928）和《澡堂》（1929），作者用怪诞的情节和喜剧手法讽刺了蜕化变质分子、官僚主义者和小市民的庸俗习气。
马雅可夫斯基深切同情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写了不少关于中国和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诗，如《滚出中国》（1924）、《莫斯科的中国人》（1926）、《忧郁的幽默》（1927）、《歌就是闪电》（1929）等。1927年，当中国工人和广州军队占领上海，诗人写了《最好的诗》。这是马雅可夫斯基献给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一首最有名的诗，表现了对中国革命的无限同情和关心。在大革命失败后，诗人仍然对中国人民寄予很大的希望，在逝世前不久写的《致中国的照会》（1929）中，他支持中国人民，反对中国军阀。
马雅可夫斯基对诗的创作极其严肃，为了用确切的字眼表达思想，他把一行诗写成十几种不同的表达法。他把做诗比作镭的开采，“想把一个字安排得停当，那么，就需要几千吨语言的矿藏”，“而这些恰当的字句，在几千年间都能使亿万人的心灵激荡。”
1930年2月，马雅可夫斯基加入了“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1930年2月，他举办创作20年展览，还写了总结自己一生的长诗《放开喉咙歌唱》。在展览会上他初次朗读了这首长诗的序曲，受到热烈欢迎。
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自杀而死，他在《致大家》的信中说，这是由于“个人原因”。
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在诗歌艺术上勇于探索和创新的诗人。他的诗句结构特殊，把一句诗分成若干行排列——即“楼梯式”，使诗的节奏更加鲜明。
叙事长诗《列宁》（1924）是关于列宁和革命的史诗，诗人第一次在诗歌中成功地塑造了列宁的光辉形象，歌颂了列宁及其伟大事业。长诗在列宁逝世后的当年完成。全诗由序诗和3章正诗组成。第1章叙述列宁出生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说明俄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需要自己的领袖。长诗第2章，是占中心地位的一章，叙述俄国解放运动第三阶段的历史，主要叙述俄国的革命运动和列宁的活动。列宁的生平活动与祖国的历史发展紧密联系着。长诗第3章，叙述列宁的逝世和苏联人民的悲痛情景及他们继承列宁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在创造列宁的形象时，马雅可夫斯基坚决反对把无产阶级领袖看作“上帝的赐予”、“帝王的风采”、“天才”、“超人”等。诗人说，他“生怕那甜言蜜语的美侮辱了列宁”。那么，诗人表示，他将冒着“被踩成肉酱”的危险，也“要把渎神的话炸弹似的掷上云霄，向克里姆林宫怒吼：打倒！”诗人说：“这些崇拜的仪式，这些纪念的制度，会用甜腻腻的圣油掩盖住列宁的淳朴。”
马雅可夫斯基强调列宁是群众的一员，和人民有血肉的联系：“他也和我们一样，有着自己的兴趣，他也和我们一样，克制自己的病痛”，“他属于人世”，是“在人世间生活过的所有人中最深入人世的一个人”。与此同时，列宁决不是眼睛盯着食槽的庸夫俗子。
列宁是人民的领袖，同时又从人民中吸取力量。马雅可夫斯基着力刻画了列宁淳朴平凡的性格。
列宁在平凡中见伟大，淳朴中显崇高。诗人说：“他和你，和我，完全没有区别，要说有，那就是他的眼角被深沉的思想多打下了几个皱褶，而嘴唇也比我们善于讽刺，比我们坚决”，不过，“这不是飞扬跋扈、扬鞭驱车从你身上碾过去的那种暴君的‘坚决’”。“他对同志满怀着深厚的爱，他对敌人坚决得赛过钢铁”，列宁是“最人道的人”。
马雅可夫斯基把列宁身上普通人的和领袖的特质高度地统一起来了。列宁的形象对苏联人民异常亲切，但列宁是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诗人非常注意列宁和党的关系，把对列宁的歌颂和对无产阶级政党和党的事业的歌颂紧密结合起来。因此，列宁形象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也体现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本质力量。
长诗中交替着叙事和抒情的笔调。长诗的语言富于表现力。诗人时而用谈话和叙事的语气讲述历史事件，时而用热情亲切的语调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时而用愤怒的音调斥责敌人，时而用嘲笑的语气同那些坚持陈腐的美学观点的诗人和批评家争论。《列宁》是苏联社会主义诗歌的丰碑，它对于文艺塑造领袖形象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长诗《好！》（1927）最初叫《十月》，后改为《1917年10月25日》，最后将要出版时才定名为《好！》，并附有一个副标题：《十月的诗》。
《好！》是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赞歌。它以艺术的形象再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以及当时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长诗共19章，可以分为4大部分。
第1部分（1~6章），叙述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重要历史事件：革命前夕的国内形势，十月武装起义的准备和实行，党和列宁组织人民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冲击。最后一章是十月革命的伟大场面：工人赤卫队和水兵们袭击冬宫，临时政府的30几位部长被革命工人和士兵逮捕了。
长诗第2部分（7~9章）：关于党、人民和国家。诗人反映了“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星期六”，强调党的组织和领导作用。
长诗第3部分（10~16章）：描写国内战争时期的艰难和人民的奋斗。诗人叙述千百万人民同党和政府分担艰苦，经受着严重的考验。冬天，“牙齿冻得格格地响”，“肚子想要吃东西，把腰带——勒得更紧，拿起了枪——走上前线”，诗人忆起自己在那些艰苦岁月，曾因御寒取暖被木柴的煤气熏昏，他曾吃过马肉充饥，和自己家里的人共食比指头多一点点的一撮盐。诗人写道：在这艰苦的年代，社会主义的祖国比任何时候更为可爱。“我选过许多温暖的国家，但是只有这个冬天才使我真正体会到爱情、友谊和家庭的温暖。只有睡在这样的大冷天，大伙儿紧紧抱着，牙齿格格发颤，才能够真正明白对人们不能吝惜棉被和关怀。”
长诗第4部分（17~19章）：讲到建设和在红场上对烈士的怀念。最后一章诗人用最高亢的音调歌唱祖国的未来：“我赞美祖国的今天，但我要三倍地赞美祖国的明天！”
长诗《好！》语言丰富生动，诗人把宣传鼓动语言与抒情语言结合起来，往往一章中语言的多样形式相交织。长诗是诗人作品中韵律最丰富之作。长诗每一章都有自己独特的韵律。
诗人曾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朗诵过30多次《好！》，受到听众热烈欢迎。在一次朗诵《好！》的晚会上，当诗人朗诵到第19章中的诗句“列宁在我们的脑中，枪在我们手中”时，一位青年红军战士站起来说：“还有你的诗在我们心中，马雅可夫斯基同志！”
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在莫斯科逝世。
爱伦堡
爱伦堡，1891年1月27日生于基辅一个工程师的家庭。1907就读于莫斯科第一中学，因参加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被开除学籍。1908年被捕，遂即脱离组织关系。不久获释，于同年12月流亡巴黎，1910年开始发表诗作，都是模仿象征派诗歌的习作性质的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5~1917年间，爱伦堡担任莫斯科《俄国晨报》和彼得格勒《市场报》军事记者，到法德前线采访。战争使他产生了怀疑、悲观情绪。这在诗集《前夜之歌》中有所反映。这个时期他还写有军事通讯，后来编辑成集，以《战争的外貌》（1920）为名出版。1917年7月回国。十月革命后，曾参加苏维埃政府部门工作。1918~1923年间还出版了诗集《火》（1919）、《前夜》（1921）、《随想》（1921）、《国外随想》、《毁灭性的爱》（1922）、《兽性的温暖》（1923）等，表示欢迎“另一个伟大的世纪”的诞生，同时对此感到“既狂喜又恐惧”。
1921年春开始，爱伦堡以苏联报纸记者身份长期驻在国外。20年代初，发表一些评论俄罗斯当代艺术和诗歌的论文，宣传结构主义的艺术思想。1922年发表哲理性讽刺长篇小说《胡里奥·胡伦尼多及其门徒奇遇记》，受到列宁的注意。小说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时期欧洲和俄国的生活，对资本主义世界作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矛盾复杂的思想。这个时期发表的其他小说，如《尼古拉·库尔波夫的一生和毁灭》（1923）、《让娜·涅依的爱情》（1924）等，则以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为主题。在有些小说中，如《十三个烟袋》（1923）和《德·叶·托拉斯》（1923），加强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以及对资产阶级文化内在矛盾的分析。
1931年他周游欧洲各国，目睹了法西斯主义的猖狂活动；回国后参观访问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的工地，受到了鼓舞，增强了对苏维埃国家前途的信心。这个时期写出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新人成长的长篇小说《第二天》（1933）。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作为《消息报》记者几次去西班牙，写出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集《停战以外》、长篇小说《人需要什么》（1937），表现他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在法国，他目击法国的沦陷，以此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1941），获1942年度斯大林奖金。卫国战争时期，在《消息报》、《红星报》及前线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政论，揭露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和道德，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奋起斗争，并鼓舞他们必胜的信心。这些政论使他赢得了世界的声誉，后来收集出版了3卷政论集《战争》（1942~1944）。
二战结束后，他完成2部长篇小说：写战时生活的《暴风雨》（1948年度斯大林奖金）和写战后生活的《九级浪》（1951~1952）。50年代中期发表的中篇小说《解冻》（第1、2部；1954~1956）和各种形式的文艺论文，60年代发表的内容庞杂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6卷，1961~1965），在苏联文艺界都引起激烈的争论。
1967年，爱伦堡因病医治无效在莫斯科逝世。
凯尔巴巴耶夫
凯尔巴巴耶夫，1894年生于土库曼斯坦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0年前后曾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194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
1923年，凯尔巴耶夫开始写作，尝试过不同体裁，既写诗歌，也写小说和剧本。在诗歌《妇女界》（1927）、《一个被奴役的女人》（1928）、《走向新生活》（1928）、《干枯的嘴唇》（1929），短篇小说集《现实》（1931），中篇小说《拜兰节》（1934）、《勇士》（1935）等作品中，凯尔巴巴耶夫着力于描写土库曼妇女过去的痛苦生活，反对封建残余，宣传妇女解放，号召人民建立新的生活。
卫国战争期间，他写有中篇小说《库尔班·杜尔德》（1942），长诗《艾拉尔》（1943），诗剧《马赫图姆库里》（1943），剧本《爱祖国》（1941）、《兄弟们》（1943）等，歌颂前方战士的英勇无畏和后方农业生产者的忘我劳动。长篇小说《决定性的步骤》，是土库曼苏维埃文学第1部反映革命历史的著名作品。中篇小说《白金国的爱素丹》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奖金，塑造了土库曼集体农庄女庄员的动人形象。
凯尔巴巴耶夫的长篇小说《涅比特·达格》（1957）反映石油工人的真实生活和工作生活中新旧思想的斗争；《天生的奇迹》（1965）描写土库曼著名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阿塔巴耶夫的事迹。
凯尔巴巴耶夫1942~1950年任土库曼作家协会主席。曾为土库曼科学院院士，荣获过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被认为是土库曼苏维埃文学奠基人之一。
布尔加科夫
布尔加科夫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市一个教授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音乐、戏剧，深受果戈理、歌德等的影响。1916年基辅大学医疗系毕业后被派往农村医院，后弃医从文，开始写作生涯。
1920年，布尔加科夫开始在《汽笛报》工作，并发表了中篇小说《不祥的鸡蛋》、《魔障》和长篇小说《白卫军》等作品。他的作品以幽默辛辣的文笔著称，但因在“红”、“白”两个对立阵营中的“中立”立场引起争议。
布尔加科夫晚年坚持用业余时间写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又译《撒旦起舞》），小说有一实一虚两条线索，一是撒旦及其随从在人间的见闻，一是大师的小说，写耶稣之死。最后大师和玛格丽特在魔王的带领下离开了莫斯科，飞向永恒的栖身之地，意味着大师和爱情远离了莫斯科。
布尔加科夫的小说极富魔幻色彩，被评论界称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
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出生在一个商店职员的家庭，中学毕业后参加过征粮队等。1922年到莫斯科学习，同时开始创作。1924年成为职业作家。
他的早期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浅蓝的原野》等，以顿河地区为背景，揭示了国内战争时期哥萨克内部阶级冲突的尖锐性和悲剧性。
1926年，肖洛霍夫开始创作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期间还写了反映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卫国战争期间，他作为战地记者奔赴前线，写了很多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短篇小说。
195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以卫国战争为背景，通过一个普通苏联人的遭遇，控诉了法西斯的侵略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小说对战争和人的关系的深刻思考，对苏联当代文学尤其是战争文学影响很大。1965年，肖洛霍夫获诺贝尔文学奖。
列昂诺夫
列昂诺夫，1899年出生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诗人、新闻工作者。列昂诺夫中学时代开始写诗。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从事新闻工作。复员后去莫斯科当工人，陆续发表了《布雷加》、《叶果鲁什卡之死》等短篇小说。
他的成名作《獾》（1924）表现了十月革命初期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贼》（1927）通过原红军政委维克申堕落为盗贼的经过，表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城市资本主义势力对革命干部、群众的腐蚀，1959年作者在这部小说的新版本中增加了维克申醒悟回头的情节。
从30年代起，列昂诺夫着重描写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新生事物。《索契河》（1930）第一次刻画了艰苦创业的共产党员乌瓦杰夫的形象。《条条江河归大海》（1933~1935）歌颂了革命前遭到过流放、和平建设时期在平凡的岗位忘我劳动的老布尔什维克库里洛夫。《斯库塔列夫斯基》（1932）叙述了一位世界闻名的学者在党的教育下逐渐摆脱资产阶级思想成为建设新社会的栋梁的故事。
《俄罗斯森林》（1953）写热爱祖国和人民、献身林业科学的维赫罗夫教授同用革命词句伪装起来的格拉齐扬斯基教授之间的学术之争，表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俄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之间发生的复杂矛盾和深刻变化，通过新老两代人在和平建设和战争中的成长和进步，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鞭挞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俄罗斯森林》是首次获得列宁奖金的文学作品之一（1954）。
列昂诺夫还写过许多剧本。《侵略》（1942）描述一个失足青年在德寇入侵时奋起抵抗而英勇牺牲的故事，作者突出强调了个人主义同爱国主义水火不相容的思想。这部作品获1943年度斯大林奖金。
列昂诺夫的创作主要反映苏联20年代到50年代的社会生活，60年代以后发表的中篇小说《叶甫盖尼娅·伊凡诺夫娜》（1963）和《最后的一次散步》（1979，片断），则是反映苏联当前现实生活的作品。他的小说极富哲理性，常常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来揭示，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列昂诺夫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最高苏维埃代表。
马卡连柯
马卡连柯，1888年出生于俄罗斯一个工人家庭。十月革命后做过小学校长。1920年起先后主持高尔基儿童教养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从事流浪儿童和少年犯的教育改造工作。他的教育原则是既要严格要求，也要尊重人，并且通过结合生产劳动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1937年以后，马卡连柯迁居莫斯科，专事著述。第1部作品是特写集《1930年进行曲》（1932）。代表作《教育诗》（1936~1935）是根据高尔基的建议所写，叙述教养院的流浪儿童从不守纪律的乌合之众转变为团结战斗的集体。
他善于描写集体，也善于以幽默生动的语言刻画个性鲜明的学童形象。这部作品是作者教育经验的总结。他的许多作品通过艺术形象表现了他的教育思想，例如《父母必读》（1937）和《塔上旗》（1938）就是体现他的家庭教育和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作品。
他还写过政论与文学评论。他的教育工作和创作一直受到高尔基的影响和鼓励。
法捷耶夫
法捷耶夫，1901年12月24日生于加里宁州基姆雷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在远东南乌苏里边区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家境贫苦。1912~1919年在海参崴商业学校学习，1918年加入共产党。1919年受党委派去苏昌游击队工作，由普通战士提升到旅政委。复员后，1921~1924年在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1924~1926年在克拉斯诺达尔及顿河罗斯托夫做党的工作。1926年底去莫斯科，此后完全从事文学工作。1956年自杀。
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后，法捷耶夫和富尔曼诺夫、肖洛霍夫、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年轻的一代进入文学界，成为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力军。1923年发表了第1篇短篇小说《逆流》（后改名为《阿姆贡团的诞生》），1924年发表中篇小说《泛滥》。当时有些作家把革命运动描写成盲目自发的群众起义，而他在早期作品中就把革命运动描写成千百万劳动者在党的领导下的有组织的运动。以远东一支游击队的战斗为题材的小说《毁灭》于1927年发表后，给作者带来广泛的声誉，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通过主人公游击队队长莱奋森的形象，小说强调了高度的共产主义意识和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对周围人们的影响。书中显示了劳动人民巴克拉诺夫、美杰里察和莫罗兹卡在革命斗争中怎样成长，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密契克怎样堕落成为叛徒。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计划写6部，完成4部，1929~1940），也是以国内战争为题材。书中勾画出当时滨海边区广阔的生活画面：当地专制政权的被推翻，远东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和它初期的情况，外国干涉军的侵入和资产阶级的阴谋叛乱，共产党领导下游击运动的兴起，少数民族乌兑格人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觉醒。
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法捷耶夫担任《真理报》记者，写了一系列讴歌苏联人民英勇战斗的文章及特写集《在封锁日子里的列宁格勒》（1944）。根据克拉斯诺顿共青团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与德国法西斯占领军进行斗争的事迹写成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获1946年度斯大林奖金），描述了青年一代和全体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机智的、奋不顾身的斗争。1947年12月3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作品中忽略了党组织对爱国青年的地下活动的领导。法捷耶夫研究了后来发现的材料，在增订版（1951）中增写了党组织对“青年近卫军”的领导，描写了共青团员们与老地下工作者的联系。“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奥列格、邬丽亚、谢辽萨、刘巴和万尼亚及其他成员的英雄形象，显示出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最后一部计划以现代苏联工人阶级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黑色冶金》，只写了几章。
法捷耶夫是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者，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作品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精神鼓舞下写成的，他笔下的主人公们是为建设新生活而斗争的英勇战士。他作品的特色是把严格的现实主义的描写、深刻细腻的心理分析、浪漫主义的激情和抒情笔调有机地统一起来。
法捷耶夫曾针对苏联多民族文学问题以及俄罗斯和其他民族的文学遗产问题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主要的论文收集在《三十年间》（1957）中，它反映了作者30年来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其他一系列文艺问题的观点的演变。继高尔基之后，法捷耶夫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虽然他早期的某些论文含有教条主义的错误观点。
法捷耶夫多年来领导苏联作家组织：1926~1932年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领导人之一；1934年担任苏联作协筹委会副主席，作协成立后任主席团委员，1939~1944年担任作协书记；1946~1954年担任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1954~1956年担任作协书记。
法捷耶夫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从苏共18大起连续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苏共20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他三次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两次获得列宁勋章。1950年起担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曾率领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前来我国进行访问。
法捷耶夫的《毁灭》最早由鲁迅译成中文（1931），对中国广大读者起了很大的影响。
奥斯特洛夫斯基
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苏联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生是共产主义战士的典范，他的不朽著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革命人生的赞歌，也是生动的共产主义教科书。
奥斯特洛夫斯基于1904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工人家庭，从小受尽贫穷生活的苦难。1914年，全家迁居秀彼多夫卡。他11岁就在车站食堂当“小伙计”。1918年，他只有14岁，就已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曾为解救一个共产党员被捕下狱。1919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参加了红军，1920年负重伤后复员，转到劳动战线，这时他才16岁。
此后，奥斯特洛夫斯基为恢复国民经济而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斗争、工作、重伤、疾病、寒冷和饥饿摧毁了他的健康。他藏起残废证，拒绝休养，更积极的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他像钢铁一样在“烈火中燃烧，高度冷却中炼成”。
1924年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26年，22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就瘫痪了。他决定拿起艺术武器。为了从一个粗通文字的工人成为作家，他有时一天读书20小时，他学习了俄国和世界文学的名著，自修完共产主义函授大学的全部课程。他咬紧牙关，开始写书。这时他又遭到新的不幸，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只有几个手指能动了。但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并没有向残酷的命运低头。1930年11月他开始写作，1933年6月，完成了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引起热烈反响，1934年他就收到了31700封信，许多工人、农民、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们，其中包括绥拉菲莫维奇和法捷耶夫，都纷纷访问他。
受着人民深切热爱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说道：“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生活会给我带来这样大的幸福，可怖的悲剧被销毁了，被消灭了，整个生活充满了创作的战胜一切的喜悦。”1935年10月1日，奥斯特洛夫斯基荣获列宁勋章。1934年底，他动手写作长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第一部，该书于他逝世前6天定稿，下葬前夜出版。小说描写国内战争年代乌克兰人民的斗争。
除了两部小说外，作家生前的演说词、论文和书信也是重要的文学遗产，生动地表现了这位革命战士高尚而丰富的精神世界。
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3）的问世是不朽的功绩。在伟大历史变革的烈火和风暴中锻炼出来的新一代的经历，苏维埃新人性格的形成和培养过程——这就是小说的基本内容。
小说的第1部描写了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童年和他在内战时期的革命活动。保尔这个12岁的工人之子，因怀疑神父的话而被学校开除，后来又因救朱赫来而被捕入狱，第一次受到了革命的考验。接着他参加了红军，经过战争的锻炼，他成了模范共青团员和红军战士。
小说第2部描写保尔因受重伤复员后，和阶级敌人、坏分子，和生活中的落后现象，和自己的缺点、疾病以及各种困难的斗争，表现他的性格的进一步发展。
奥斯特洛夫斯基还通过保尔的爱情生活，描写了主人公的成长。作家以诗意的笔触描写了少年保尔和林务官的女儿冬妮亚的初恋。
除了保尔·柯察金，作者还描绘了其他许多革命者的形象，如保尔的战友，为革命英勇牺牲的薛尔基、娃莲以及丽达·乌斯金，老布尔什维克朱赫来、托卡列夫等。
长篇小说许多地方充满了抒情气氛。作者还常借内心独白来发掘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有时主人公的感触与作者的议论结合在一起。奥斯特洛夫斯基时刻都寻求准确的词句。书中有许多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的格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创造了完整的共产主义青年战士的光辉英雄形象。小说对全世界各国革命青年都有巨大影响。小说及其主人公对于我国读者是十分熟悉的。它鼓舞着我国无数青年战胜困难，走向革命。小说中，保尔在战友墓前的一段内心独白已成了革命人生的箴言：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特瓦尔多夫斯基
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年出生于斯摩棱斯克州的一个偏僻农村，童年生活贫苦。1939年他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毕业。1940年加入共产党。
长诗《春草国》（1936）的出版使特瓦多夫斯基一举成名，并于1941年获斯大林奖金。长诗通过对一个单干户中农尼基塔·莫尔古诺克从矛盾、彷徨到走上集体化道路的描写，展示了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卫国战争时期，他担任随军记者，创作了长诗《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1946年获斯大林奖金）。长诗塑造了一个勇敢刚毅、活泼乐观、善于克服困难的英雄战士的形象。它由30首各自独立成篇的诗章组成，并保持了俄罗斯古典诗歌的传统风格，语言流畅，幽默生动。
特瓦多夫斯基战后完成的长诗《路旁的人家》（1946，1947年获斯大林奖金）。描述了战士安德烈·席符采夫一家从战争开始到结束的4年间的悲惨遭遇。1950年，他着手创作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1953~1960，1961年获列宁奖金），这些诗篇以“旅途日记”的形式，写作者从莫斯科到远东旅行的见闻和感想，通过回忆和新旧对比反映工业建设的沸腾场面和山河巨变。
1962年，他发表长诗《焦尔金游地府》，主人公焦尔金在战场负伤后“无意中来到了阴间”，目睹各种反常的可怕现象，最后设法脱身回到人间。长诗以“死人的王国”影射30~40年代的苏联社会。诗集《近年抒情诗抄，1959~1967》（1967，1971年获苏联国家奖金）收有42首短诗，其中大多富有哲理性。
特瓦尔多夫斯基两度担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办的《新世界》杂志主编（1950~1954；1958~1970）。在他担任主编期间，《新世界》发表的引起激烈争论的作品有奥维奇金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1961~1965）、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和他本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等。
他主张“写真实”和“写普通人”，认为俄罗斯文学之所以赢得世界声誉，首先在于它“密切关注普通人”，亦即关注“通常所称的‘小人物’”，并在某些文艺问题上同柯切托夫主编的《十月》杂志进行争论。
特瓦尔多夫斯基曾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1952~1956）、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66）、苏联作协书记处书记，曾3次获列宁勋章。
恰科夫斯基
恰科夫斯基，1913年出生于彼得堡一个医生家庭，1939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1941年加入共产党。卫国战争期间曾任战地记者，1955~1963年任《外国文学》杂志主编，1962年起任《文学报》主编、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71年荣获“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3年为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1937年恰科夫斯基开始发表作品。第1部长篇小说3部曲《这事发生在列宁格勒》（1944）、《丽达》（1945）、《和平的日子》（1947），反映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被围时苏联军民抵抗德国法西斯入侵的斗争。
他随后发表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我们这里已是早晨》（1949，1950年获斯大林奖金）、《生活的年代》（1956）、《我们选择的道路》（1960），中篇小说《远方星辰的光辉》（1962）、《未婚妻》（1966）等。
长篇小说《围困》（共5卷，1968~1975，1978年获苏联国家奖金）描写卫国战争时期列宁格勒被围时苏联军民的斗争生活，但以写重大战役和苏德双方最高统帅部的活动为主，并涉及当时苏联的重大外交活动。
长篇小说《胜利》（1978~1981）围绕波茨坦会议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反映苏联的外交政策和活动。
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1918年出生于高加索基斯洛沃茨克市，童年全靠母亲微薄的薪水过活。1941年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毕业，同时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学文学。
卫国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参军，被编入后勤部队。1942年他入炮兵学校受训，结业后任大尉炮兵连长。1945年2月因“政治问题”在前线被捕，判刑8年。刑满后流放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次年恢复名誉，后定居梁赞市，任中学数学教员。
1962年11月，索尔仁尼琴经赫鲁晓夫批准发表以劳改营为题材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引起苏联国内外强烈反响。
1963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同年发表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玛特辽娜的家》和《为了事业的利益》。
1966年1月他发表短篇小说《带围腰的扎哈尔》。
1967年5月16日向苏联第4次作家代表大会代表散发“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
1968年，索尔仁尼琴谴责苏联劳改营的“残酷”和“不人道”的长篇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1969年11月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
1970年他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翌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
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全书共3卷，1976年出齐），这是一部特写性长篇小说，情节除主人公坐牢的经历外，引用了上百人的报告、回忆、书信和苏联官方与西方的资料，指责从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社会都是“非人的残暴统治”。
1974年2月12日索尔仁尼琴被拘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驱逐出境。离苏他后前往西德、瑞士。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后移居美国。
索尔仁尼琴主要著作还有《致苏联领袖们的信》、《和平与暴力》（1974）、《列宁在苏黎世》、《小牛撞橡树》（1975）、《缓和》（1976）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