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有刚从厕所出来，手机就响了。

来电话的是和平。和平是他的侄子，和平的父亲和天有是兄弟。天有的辈份高，年龄却比和平小三岁。两人是同一年来的北京，天有会混，跟了个大老板跑了几年，现在也成了个小老板，在北京到处找一些小小的建修活，领着几个工人干，小日子过地还行。和平却没那本事，他胆子小，怕担事，考了个开塔吊的本儿，成天价在工地上那个高高在上、不停旋转的钢铁巨兽里，绷着眼竖着耳，观六路听八方地运送着钢筋水泥，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除去生活费，也剩不下几个钱，他的日子过得很细，纸烟是数着根儿抽的。

天有把手机摁掉，扔在沙发上，自己倒了一杯白水，喝了几口。那手机却又一次响起来。

“嗯，啥事？”天有接起。

“达呀，你今年是回家过年呢还是在这儿过年？”那边和平低声下气地问。

“嗯，这我还没和你婶儿商量呢，你呢？”天有一听是这话，来劲了，抬抬屁股，坐到了书桌角上。

“嗯，我打算回家去过年.”和平在那边嗫嚅着，“你回的话咱几个就一块走，路上也好有个伴。”

“还有谁呀，北京不就咱俩吗？”天有问。

正在这时，天有老婆从卧室里出来，问他在和谁打电话。

“和平，和平。”天有摆摆手。

“他又有啥事？”天有老婆没好声气地问。

“他问回不回家。”天有压住话筒，压低声音说。

天有老婆听是这，翻翻白眼，进厕所舒服去了。

“喂，喂，”和平在电话那头听不见了声音，以为断了线。

“听着呢，你说还有谁来着？”天有接上话。

“我天生达从吉林回来了，在我这儿呢，他让我问问你看你回不回去。”和平说。

“哦？你天生达也回去呀？”天有将手机从左耳换到右耳，“是这，等我跟你婶商量一下再给你俩见话，你俩先等一下子。”他说着就把电话挂了，跑到厕所，推开门问：“咱们今年回不回去？天生也回去呢！”

“你就不能等我拉完？”天有老婆正表情抽搐地运气功，见他跑进来，生气了。

“好好好，”天有急忙蹑手蹑脚地退出来。

天有的老娘在老家。天有好几次打算将她接出来，老婆都嫌房子太小给拒绝了，实际上她不想和婆婆过。天有拗不过老婆，想想也是，北京的房子贵，外地人能买起的都不是像他这样的小人物，他现在的房子是租的，一厅一卧一厨一厕，一家四口人活动起来都很费力，更别说让老娘来了，再说，老娘是农村人，习惯了大院子，来到这儿憋在一间小屋中，可能也受不了。天有真的拗不过老婆，只能用这些话来骗自己。当然，他也是当儿子的，每到过年，看到各大车站人都疯了似的往家跑，他的心里也不好受，也想回家去，出来也十多年了，总共在老家过了三个年，而且每次都是在老婆扯破嗓子地大骂和老娘的啜泣声中仓促离开的。他想到这儿心里总不是个滋味，有几次也暗暗发恨，想离了算了，但一见老婆那张瓠子脸，就哆嗦地连话也说不全了，还离个屁呀。日子就这样地过着，只是到了年头节下，他的心就不由地往老家那边飘，他也知道和老婆商量不通，就在大年夜里悄悄地站在厕所的窗前（他家的厕所窗子朝西），偷偷地流上两股热泪，算是过了年了。

而今年，却正好有个机会。那就是天生要回家过年。

天生是天有的堂哥，他俩和和平的老爸，还有另外十个叫做天什么的，都是一个爷的后人。天生在吉林作吊篮租赁，他的老爸已过世，老妈和他哥天家过，家中留守着老婆孩子，每到过年，他是一定得回家里去的。给往年，他这会儿早已在家了，只是今年帐收不上来，有两个工地答应到年根给他结，他才一直等到现在，谁知最后还是没要着钱，反而误了回家的行程，闹得正好赶上春运。

天生让和平给天有打电话是有原因的，天生知道天有老婆是只母虎，但当哥的，路过北京，过年总得叫上当弟弟的吧！他也没想着天有答应，也就这么一说，落个人情而已。另外，他还有他的想法，那就是如果天有回家，顺便还可以坐坐天有的顺车，这是最重要的，他得试一下。

但天有却把这当成了一次机会。

天有想，要是把天生哥拉出来这么一说，说不定老婆就会答应让他回家，毕竟人都是要脸的嘛。如果真能这样，那么，既使全家不回去，至少他一个人可以回到老家，和老娘欢欢乐乐地过个年。他心里越想越美，激动地在房中走来走去，就像等候银行信贷主任招见般地等着他老婆从厕所出来。

好一会儿，才听见哗哗的冲水声，冲水声停了，天有老婆张彩娥慢慢地拉开门，扭了出来。天有急忙走过来，装作平静地问：“你看咱们回不回？天生哥还在那边等话呢。”

“哟，你急得很？不回家过年把你能憋死？”张彩娥没好声气，翻了他一眼，扭扭屁股进卧室去了。

天有的心突然沉沉的。

天有其实活地很累。他爹死的时候他十五岁，家里穷。那个时候还不兴到外面打工，农村人要想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惟一的出路就是考学。偏偏天有学习不好，初中的那点功课他死了活了搞不清楚。初三复读了两年，还是个不入流。没办法，只得辍学，跟着母亲在地里早起晚睡地侍弄庄稼，天有有四个姐姐，一个日子比一个日子过得恓惶，几个老达各有各的日月，过得都不容易，因此没人能帮得上他娘儿俩。天有侍弄庄稼也不行，念了十年的书，早被学校的老师们教得眼高手低，又懒又馋。因此，地里的活实际上是他娘一个人在做，当然日子也就好不起来。他又想着做生意，却没本钱，亲戚朋友借了个遍也没借来啥钱，到把亲戚朋友都给惊着了，再也不敢和他家来往了。后来到了九八年，有次他在街上碰见几个老同学，撺掇他到外面去创一创，他也心动，回来和家里一商量，他老娘死活不同意，几个老达也不同意，都说他娘守他这根独苗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他走了，家里谁来掌管？他又坚持要走，双方谁也不让步，没得法，几个老达一合计，给他成个家，再让他折腾去。于是他就稀里糊涂地成了家，娶了个一脸瓠子相、又肥又大的张彩娥。这张彩娥那可不是省油的灯，过门没几天，就嫌家里穷，*着天有到外面去给她赚钱。这和天有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兴高彩烈地来到北京，想在这遍地黄金的都市里给自己捡那么几块，也来个出人头地。但当他来到北京，一下车，瞪大眼去瞧，北京的地面上哪儿有黄金？原来撺掇他的同学说好来车站接他，这会儿却连个猴儿毛都不见，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路边的报刊亭里到是有电话，但他没用过，也不知道往哪里打。他一个人背着个破包蹲在车站外的花园边上，直等到警察将他带回派出所。从派出所出来，他走在满眼都是陌生人的大街上，不知该怎么办，恰在这时，一个胖胖的男人从后面拉住他，问他能不能喝酒。他当时一惊，怕遇上坏人，但当那男人说完情况后他决心去一试。他们走进酒店，走进豪华的包厢，他看见里面几个人正在大声地猜拳行令。那胖子拉着他问另一个更胖的人：“你能不能喝过他？能不能？你要是能喝过他，今儿这桌饭我请了。能不能？”那个更胖的人看了看他，轻蔑地笑了笑：“就他？我喝不过他？你这不是埋汰我吗？”说着就拎起一瓶，高声叫道：“服务员，服务员，来开酒。”服务员飞快地跑过来，“砰”地一声开了，那更胖的人把瓶子递给他说：“你喝了这瓶我们再说，行不行？”他没敢做声，拿眼瞧那胖子。那胖子还未开口，那更胖的人又说：“怎么？怂了吧！”说罢，环视了一圈其他几个人，哈哈地笑开了。这笑声如刀子一般，刺着天有的心，他最恨别人瞧不起他。当年上学时老师同学也笑过他，他不服，死劲地复读了两年，但终究没有能争回面子，但那是读书，不是喝酒，这酒再难喝，能有念书那么难？更何况他在农村里喝过，只不过那酒瓶不如这个好看罢了，他想，这酒瓶都这么好看，那酒还能差到哪儿去？想到这儿，一拧身，一把接过了瓶子，仰起头，咕嘟咕嘟一阵猛灌。那更胖的人看他这样，和其他几个人一齐呆在那里，声都不敢吭了。他喝完酒，倒拿着空瓶，在那几个人眼前晃了一圈，问：“怎么样？是不是干了？”那几个人面面相觑，一时愣住了。……从酒店出来，他兜里揣着一百元钱和那个胖子给他写的一张条。北京的晚风吹着他，他并不感到冷，只是觉得胃难受的厉害，他跑到路边想吐，又怕被人罚款，就那么一口一口地将肚中之物又硬咽了回去，他踉踉跄跄，好不容易挨到桥下，看见有人睡在那里，就什么也不想，也睡下来。但胃里的酒精烧得他翻来覆去，最后实在是憋不住了，嘴一张，吐得昏天黑地。他现在还老是想那时的事，他觉得一个人要有胆，如果当时他没有那个胆，他怎么会认识关总？要不是认识了关总，他怎么会有今天？

但是，有今天又会怎么样？他还不照样干不了自己想干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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