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暴动
周公像指周代厉王之后、宣王之前十四年间（前841~前828）的政权。有两说，一为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称共和；一为共伯和执政。周厉王胡暴虐侈傲，宠信虢公长父、荣夷公等佞臣。大夫芮良夫曾加劝谏，指出荣夷公好“专利”（霸占土地山川的产物），会酿成大难，厉王不听，终以荣夷公为卿士，执政用事。芮良夫又告诫执政诸臣，不可“专利作威”，否则国人将“为王之患”，也未得结果。国人对厉王不满，“谤王”，厉王大怒，命卫国之巫监视国人，有“谤”者杀，致使诸侯怨恨不朝，国人不敢谈论政事。大臣召穆公虎进谏，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水”，厉王仍不听。经过三年，国人愤而起义，攻袭厉王，厉王逃奔到彘（今山西霍县）。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被国人包围，召公以自己之子代替，太子才得免难。
厉王出奔后，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同行政，号为共和。共和元年（前841），为中国古史有确切纪年之始。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周、召二公共立太子静，是为周宣王，共和乃告结束。
一说厉王出奔后，诸侯推共伯和代行天于事，故称共和。厉王死，共伯和使诸侯奉太子静为王，自己回到卫国。此说与《史记·卫世家》记载不合。
吴楚七国之乱
发生在汉景帝三年（前154）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吴王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继统等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则是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削夺王国土地。
王国势力强大的局面，是汉高祖刘邦时形成的。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王。汉五年（前202）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七人（见异姓诸侯王）。他陆续消灭了除去长沙王吴芮以外的六人。他认为秦祚短促是由于秦不分封子弟的缘故，所以在异姓王的故土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九人为王，即同姓九王。高祖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汉初的同姓诸王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干弱枝强的问题这时并不突出。
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为王的高祖诸子，控制很严，有些国王甚至被摧残致死。齐王肥是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虽有猜疑，但却难于处置。齐王肥献城阳郡地与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才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以刘姓诸王与拥刘大臣团结反吕的形式表现出来。吕后死，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当时齐卫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暗约其兄齐王将闾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将闾继承帝位。刘将闾应约起兵，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灌婴屯兵荥阳，与刘将闾相约连和，待机共伐诸吕。这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认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较可靠，估计不致出现类似诸吕弄权的严重问题。于是协议，舍齐王将闾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是使列侯一概就国，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是封诸皇子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揖死后徙封梁王。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国析为几个小国，例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肥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此外，爰盎、晁错针对淮南王长骄横不法，都提出过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原来，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乘文帝亲自击匈奴的机会，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徙蜀，死于道中。这些事件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所以贾谊在上汉文帝的《治安策》中慨叹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按指淮南王长谋反），亲兄之子西乡（向）而击（按指济北王兴居拟袭荥阳），今吴又见告矣。”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卬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卬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胶西王卬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谋杀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吴国是五十余城的大国。吴国的鄣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铸钱、煮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弈争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疑，吴王濞自此二十多年托病不朝。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吴王濞骄横不法，以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
景帝三年（前154），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众二十余万，还兼领楚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殽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兵。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爰盎，建议景帝杀晁错，恢复王国故土，以换取七国罢兵。景帝在变起仓猝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暂时居于优势的吴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
在吴楚军西向攻取洛阳的道路中，景帝弟刘武的封国梁国横亘其间。吴楚军破梁军于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当时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不救梁国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截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吴军无法越过。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杀吴王濞。楚王戊也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王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齐王将阊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预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郦寄攻之不下。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也不肯入汉边助赵。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遂自杀。
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侯景之乱
南朝梁武帝萧衍统治末年东魏降将侯景发动的叛乱。萧衍自天监元年（502）称帝后，在长达四十多年的统治中，一贯执行宽纵皇族，优容士族的政策。为了避免前代皇族间骨肉相残局面的重演，他取消了宋、齐两代监视和限制皇族权力的典签制，给皇族以实权，出任方镇，对他们的横征暴敛甚至公开抢劫和叛国均予宽容。武帝晚年，出任方镇的诸王无不拥兵自重，以至窥测皇位。长期优容士族的结果，大大加速了士族的腐朽过程，使统治集团中贪残、侈糜、轻视武备之风日益严重，吏治极端黑暗，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形成了“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的严重局面。这就给侯景之乱的得逞以可乘之机。
骑马武士俑侯景（？~552），字万景，原为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东北）戍卒。六镇起义时，投降尔朱荣，为镇压葛荣的先锋。因功擢为定州刺史、大行台，威名遂著。后高欢诛灭尔朱氏，他又投靠高欢，官至司徒、河南道大行台，将兵十万，专制河南达十四年之久。太清元年（547）高欢死，侯景与高欢于高澄有隙，乃据河南叛，并派人向西魏和梁洽降。西魏对侯景十分警惕，以援助为名，派兵占领侯景据地之半，并逼其交出兵权，入朝长安。梁武帝虽也曾一度犹豫，但很快就不顾多数朝臣的反对，纳降侯景，封为河南王，都督河南南北诸军事，并派萧渊明领兵五万进攻东魏。十一月，梁军在彭城外十八里的寒山被东魏歼灭，渊明被俘；次年正月，侯景亦败于涡阳（今安徽蒙城），仅剩步骑八百狼狈南窜，中途夺取寿春。梁武帝听到寒山败讯，吓得几乎跌下床来，叹曰：“吾得无复为晋家乎？”但仍不对侯景采取果断措施，而是一面安抚，一面与东魏谈判，企图以侯景换回萧渊明。侯景看穿梁朝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梁武帝的“薄心肠”，将寿春居民充作军士，并勾结萧正德（萧衍侄）作内应，许以事成后立之为帝，于八月举兵反叛。
出乎梁武帝意料，侯景率骑数百、兵八千顺利渡过长江，攻入建康，直指台城（宫城，中央台省与宫殿所在地）。十月二十四日，台城被围时，城内有“男女十余万，贯甲者三万”，在良将羊侃指挥下层开了惨烈的台城保卫战。叛军百道攻城，先后作长围，起土山，用飞楼、撞车、登城车、鉤堞车、火车轮番攻城，均被击退。侯景又引玄武湖水灌城，“阙前御街并为洪波”，城被围既久，牺牲惨重，瘟病流行，横尸满路。生存者止二三千人，并悉羸弱，但仍坚持抗争，以待外援。此时集结在建康城外的各路援军多达二三十万，共推司州刺史柳仲礼为大都督：他与邵陵王萧纶有怨，诸军又互相猜阻，莫有战心。建康士民扶老携幼以候援军，但援军才过淮，即纵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侯景军中有谋应官军者，闻之亦止。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等更是坐观城破，以便争夺帝位。侯景久攻台城不下，乃纵兵大肆杀掠，驱赶百姓日夜筑土山，乱加殴捶。又募奴为兵，许以官爵。然叛军损失亦多，又严重缺粮，战斗力大为削弱，且闻荆州兵东下，十分恐慌，故曾一度乞和，准备撤退。后因见援军号令不一，终无勤王之志，于是加紧攻城，终于在三年三月十二日攻破台城。
骑兵和步兵战斗图侯景矫诏解散援军，三十万大军，或走或降，一朝散尽。五月，被软禁的梁武帝病饿而死，侯景立太子萧纲为帝（简文帝），自居相国、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派兵攻占三吴等地。所到之处，专以焚掠为事。杀戮立威，但百姓宁死而终不附。大宝二年（551）侯景率大军西上，攻占郢州，进军江陵，六月被萧绎的荆州军击败，退回建康，从此一蹶不振。八月，侯景废简文帝，十一月自立为帝，国号汉。
台城陷落后，萧衍子孙间争夺帝位的斗争迅速激化。围城期间曾被侯景立为皇帝的萧正德被侯景处死。在长江中上游地区，萧绎占有荆州，力量最强；萧纪占有益州；萧誉据湘州；萧誉弟詧据雍州（今湖北襄阳）；萧纶自台城破后逃据郢州（今湖北武汉），准备称帝。他们不联合起来讨伐侯景，却在为争夺帝位混战。萧纶投靠北齐、萧詧归附西魏，萧绎既附北齐又附西魏。萧衍死后的次月，萧绎发兵进攻湘州；九月，萧詧自襄阳进攻江陵，后为萧绎击退；大宝元年四月，萧绎将领王僧辩攻破湘州，杀萧誉；八月又进攻郢州，萧纶败走汝南，次年二月被西魏攻灭。萧绎扫除了萧誉和萧纶后，才命王僧辩率军东下。承圣元年（552）二月，王僧辩与起自岭南的陈霸先会合，三月大捷于姑孰（今安徽当涂），进抵建康，侯景东逃，四月为其部下杀死，持续四年之久的叛乱终告平定，但战乱并未结束，萧绎、萧纪、萧詧为争夺帝位进行最后的战斗。四月，萧纪称帝，八月举兵东下。十一月萧绎亦称帝于江陵（梁元帝），一面请求西魏袭取益州，一面派大军堵截萧纪。二年七月，萧纪兵败身死，益州全境为西魏占领。次年，萧詧勾结西魏攻下江陵，杀萧绎但却失去了襄阳，在江陵沦为西魏附庸。
侯景之乱所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江南社会遭空前浩劫。拥有二十八万户的首都建康，存者百无一二，完全成为废墟。三吴原最富庶，经侯景烧杀抢掠，乃至残破。及西魏破江陵，尽俘王公以下及百姓男女数万家（又作十余万口）为奴婢，分赏三军，驱归长安，弱小者皆杀之，得免者仅三百余家。东晋以来经营数百年而形成的三大经济文化中心，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在这场战乱中，东魏取得了淮南和广陵，西魏取得了成都、汉中和襄阳，从而使南朝版图大为缩小，加剧了北强南弱的局面。士族门阀在此次战乱中不仅充分暴露了腐朽无能，而且受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从而大大加速了南朝士族的衰亡过程。
土木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刺军反被俘虏的事件，因为发生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而得名。此事变后，瓦刺势力大振，明北边长期处于被动挨打局面。
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四年（1439），也先称太师淮王，尽有各部。正统十四年七月也先率军大举南下，攻扰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等地。明英宗在司礼监太监王振挟持下，不顾朝臣反对，仓猝率军五十余万亲征，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风雨大至军粮不继，兵士死亡枕藉。八月初一到达大同，王振因前方败报踵至，惊慌失措，挥军急退。归途中，王振为了炫耀乡里，不听大同总兵郭登坚请英宗速入紫荆关的建议，反邀英宗至蔚州（今河北蔚县），以访其家。行四十里后，又恐大军过境损坏家中庄稼，复令军队转道宣府。十三日至土木堡，诸将计议入怀来城据守，但王振以辎重车千余辆未至，不肯听从，下令就地宿营，遂被瓦剌军包围。土木堡旁无水泉，明军掘井深二丈余仍无水，将士饥渴，疲惫不堪。十五日，也先遣使议和，英宗许之。瓦剌军诈退，王振立即传令移营就水，明军逾越壕堑而出，阵势混乱。南行未及三四里，瓦剌军发动四面围攻，劲骑呼啸而入。明军大溃，死者蔽野塞川。英宗突围未成，被掳北去。扈从大臣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五六十人被杀。王振也在乱军中为护卫将军樊忠以长锤击死。明军死亡过半，骡马二十余万匹与大量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
土木堡之役示意图夺门之变
景泰八年（1457）明将石亨、太监曹吉祥等拥明英宗朱祁镇复位的政变。又名南宫复辟。以石亨等攻破南宫门，奉英宗升奉天殿复辟，故名。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太师也先率军大举南下。八月，明英宗在司礼监太监王振挟持下亲征也先，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大败被俘。九月，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等拥立英宗弟郕王朱祁钰为帝（即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十月，也先军攻至北京城下，于谦等调集重兵，在北京城外奋战击退瓦剌军。次年，英宗被也先释归，为景帝幽禁于南宫。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不能临朝，令武清侯石亨摄行祀事，石亨见帝疾甚，即与都督张軏、左都御史杨善、太常卿许彬、太监曹吉祥和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密谋发动政变，拥英宗复辟，以邀功赏。是月十六日夜，徐有贞、石亨等引军千余潜入长安门，急奔南宫，毁墙破门而入，掖英宗登辇，自东华门入宫，升奉天殿，登黼座，鸣钟鼓，并开宫门告知百官太上皇已复位。南宫复辟成功，英宗复位后，下于谦、王文于狱。大赦天下。以是年为天顺元年。二十二日，以谋逆罪杀于谦、王文，弃市，籍其家。又迫害于谦所荐之文武官员，并榜示谦罪于天下。论复辟功，对石亨、张軏、徐有贞等人分别晋官加爵。二月，废景帝仍为郕王，迁于西内。郕王死后，谥曰戾，葬金山，毁其所建寿陵。
庚戌之变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因“贡市”不遂而发动的战争。该年为干支纪年庚戌年，故名。当时，蒙古与明朝的“贡市”关系时断时续。明朝的农业与手工业产品，在数量与品种上都难以满足以畜牧为生的蒙古族的需要。俺答汗作为土默特部首领和右翼三万户盟主，为对付瓦剌，更好地统率各部，迫切要求与明贸易。他向明称臣纳贡，希望扩大和增加交易。但明廷害怕土木之变重演，加以拒绝，并杀来使。于是，俺答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企图通过战争达到上述目的。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率军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因贿赂严嵩子严世藩而任宣府、大同总兵的仇鸾惶惧无策，以重金贿赂俺答，使移寇他塞，勿犯大同。八月，俺答移兵东去，十四日，入古北口，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数，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入内地，营于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县东北）、汝口等处，京师震恐。时京师兵籍皆虚数，禁军只四五万，半为老弱，半为内外提督大臣之家役使。又缺少战具甲仗，战斗力很差。明世宗朱厚熜急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十八日，大同、保定、延绥、河间、宣府、山西、辽阳七镇兵先后至。明援军虽五万余人，但皆恇怯不敢战，又缺少粮秣。严嵩也要求诸将坚壁勿战，听凭俺答兵在城外掳掠。此时，俺答兵自白河渡潞水西北行。十九日至东直门。二十一日德胜、安定门北民居皆被毁。二十二日，由巩华城（在昌平县）攻诸帝陵寝，转掠西山、良乡以西，保定皆震。此前，俺答于十八日引兵夺白羊口（在今北京延庆西南），以西走塞外，而留余众于京域外，以为疑兵。但白羊守将扼险防御，俺答不得出，乃复东向南。至昌平北，败仇鸾之军，长驱至天寿山，循潮河川而上，仍由古北口出塞，京师解严。九月初一日，蒙古兵全部撤退。
事变以后，明世宗加强防御措施，改十二团营为三大营，总三营为戎政府；修建北京外城，置蓟辽总督大臣，辖蓟州、保定、辽东三镇，募山东、山西、河南诸道兵岁集京师防秋，秋后散去，以为定制；又选各边镇锐卒入卫京师，以京营将分练边兵。明代北部边防逐渐加强。
朱三太子案
清康熙时发生的反清事件。清初，流传明崇祯帝第三子尚在民间，一些人即以“朱三太子”为号召，举兵抗清，清廷大力搜捕，史称“朱三太子案”。康熙十二年冬（1674年1月），北京有杨起隆者，诈称朱三太子，组织旗下奴仆、佃户，密谋起事。因事机漏泄，为清廷镇压，起隆逃走。十九年，在陕西汉中捕获自称朱三太子慈璊的反清者，讯即起隆，然清廷指其假冒，在京磔死。三藩乱时，福建蔡寅亦诈称朱三太子，拥众数万，与台湾郑经勾通反清，被清军击败于天宝山。康熙四十年（1702）后，江苏太仓、浙江大岚山等处反清力量均称拥立朱三太子。四十七年（1709）正月，捕获在浙江大岚山起兵抗清的张念一（念一和尚），四月，清廷根据他的口供在山东汶上县捉获张姓父子，指为起义军所拥立之朱三，押解至浙审问。张供认本名朱慈焕，系崇祯帝四子，长期流落河南、浙江等地，先后改姓王、张，以课读糊口，时年已七十五岁，与江南、浙江等处反清力量并无关系。但清廷指其伪冒明裔，以“通贼”罪仍将朱氏父子解京处死。朱三太子一案从此遂寝。
辛酉政变
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后，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的一次宫廷政变。以时在夏历辛酉年得名。又因改变祺祥年号而称“祺祥政变”，亦称“北京政变”。
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京师，咸丰帝逃亡热河（今河北承德）。恭亲王奕訢奉命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与英、法等国议和，签订《北京条约》。其间，奕訢不但得到外国的支持，而且在朝廷中结成自己的势力集团，其重要成员包括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礼部侍郎宝韵、大学土周祖培，兵权在握的僧格林沁、胜保也与他合作。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病危，立六岁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任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户部尚书肃顺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为顾命大臣。次日，咸丰帝病死，肃顺等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总摄朝政。9月4日，定明年改元祺祥。八大臣不让奕訢分享权柄，仅命他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时载淳生母慈禧太后和东宫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权，心怀不满，召醇郡王奕譞（慈禧妹婿）密商罢斥肃顺等人，并与在京的奕訢联系。9月5日，奕訢奉太后召赶至热河，参与密谋。旋促御史董元醇出面奏请两太后“权听朝政”，在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之外，更派亲王一二人（意在奕訢、奕譞）参政。9月15日，朝廷会议董折，辩论激烈。八大臣称赞襄皇帝不可听命太后，决定对董折发诏驳斥。
1861年10月26日，慈禧、慈安两太后偕幼帝载淳与载垣、端华等离热河回京。肃顺、奕譞等护送咸丰帝灵柩后发。两太后抵京后，即召见先行返京的奕訢，部署对策。11月2日，奕訢示意大学士贾桢、周祖培等再次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胜保亦上奏附和，并请以近支亲王辅政。当日太后下诏，历数载垣、端华、肃顺等罪状，称上年海疆不靖为在事王大臣筹画乖方所致，而其与外不能尽心和议，使朝廷失信各国，皇帝避走热河。并令载垣、端华、肃顺解任听勘，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退出军机处。不出一日，又下诏将肃顺等三人革职拿问。11月3日，任命奕訢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桂良、沈兆霖、文祥、宝韵并为军机大臣。7日，下诏废祺祥年号，以明年为同治元年。次日，再下诏命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景寿、匡源、杜翰、焦佑瀛皆革职，穆荫革职后发往军台。随后，又清除了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党羽。11日，同治帝载淳正式即位。从此，慈禧、慈安两太后开始垂帘听政。但实际上，慈禧掌管清政府的最高权力，历时四十七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