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山东是筹备东征的基地，兵役、力役最为严重。大业七年，这一地区遭到特大水灾，次年又发生旱灾，人民走投无路，起义的战鼓首先就在这里敲响。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大业七年邹平县民王薄于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南）起义，自称“知世郎”，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号召反抗。这一年还有刘霸道起义于平原东豆子航（今山东商河、惠民间），孙安祖、窦建德起义于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鄃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蓓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各在境内起义。后来发展壮大的翟让领导的瓦岗（在今河南滑县南）军和以后南渡长江由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起义军，也都在这一二年间组织起来。从此直到隋亡，见于史籍的武装反隋力量北至今山西、河北北部，南达岭南，东至山东、江浙、福建沿海，西达河西走廊，大大小小数以百计，其中在今河北、山东、河南的约占半数，起义时间也较早。这些起义队伍经过激烈的搏斗，分并离合，最后大致形成三大起义力量：一是威震全国、据有河南的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二是雄踞河北的窦建德领导的夏军三是自淮南转移到江南由杜伏威领导的吴军。
关陇贵族统治集团的分裂农民起义军的发展，促使统治阶级内部分化。有的反隋武装力量，本来就是乘乱起兵的地方豪强，如据有朔方的本郡豪族梁师都，据有江南吴兴等郡的江东豪族沈法兴，据有江陵的萧梁后裔萧铣等也有拥有兵力的军府将领，如据有陇右的金城府校尉薛举、马邑（今山西朔县）的鹰扬府校尉刘武周、涿郡的虎贲郎将罗艺等。他们大都志在乘乱割据。更有不少地主豪强参加了起义军，比如瓦岗军中的徐世勋、王伯当等。此时，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也发生了分化。尤其是大业九年杨玄感的起兵，对隋朝的崩溃有很大影响。
杨玄感是大贵族、权臣杨素的儿子。第二次东征时，他以礼部尚书在黎阳督运粮食，六月，聚众起兵，攻围东都。炀帝派来救援东都的辽东还军将到，玄感撤围西入关中，八月为追兵所及，败死。杨玄感声称“为天下（百姓）解倒悬之急”，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一呼而集就有十万人。他的好友和参谋李密，家世也是西魏以来的关陇世袭大贵族。和玄感通谋的斛斯政、投奔玄感的李子雄及隋宗室观王杨雄的儿子恭道、大将韩擒虎的儿子世谔，也都是关陇世袭贵族。杨玄感虽然很快失败，但却促使了作为隋朝统治核心的关陇集团的迅速分裂，进一步孤立了隋炀帝。
大业十一年八月，炀帝第三次巡视北境。突厥始毕可汗（启民子）眼见隋朝大势已去，就发兵围炀帝于雁门，也企图乘机称霸。炀帝下诏各地募兵救援，九月解围，炀帝还东都。从此，突厥经常攻扰并州，威胁太原。
并州地区的起义力量在大业十一至十二年间日益壮大，汾水两岸义旗竞举。在此背景下，隋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而起。李渊（即唐高祖李渊）是西魏六柱国之一李虎之孙，既是关陇世袭贵族，又是炀帝的姨表兄，一向为炀帝所信任。大业十一年他以山西河东慰抚大使领兵解雁门之围有功，被留在并州防御突厥和镇压农民军。大致在大业十二、十三年之间，炀帝命李渊为太原留守。当时，隋朝的危亡形势已很明显。李渊既害怕无功被罪，又怀有政治野心，加之次子李世民等的劝说，经过密谋部署，于大业十三年五月起事，七月进军关中，十一月攻占长安。李渊立炀帝孙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尊炀帝为太上皇，自为大丞相，掌握大权。次年五月，李渊代隋称帝，国号唐，改元武德。
大业十三年，瓦岗军推李密为魏公，先后攻占洛口、回洛、黎阳诸仓，散粮聚众数十万，进逼东都。河北起义军领袖窦建德也在这年称长乐王于乐寿（今河北献县）。
隋炀帝的穷途末路自大业七年农民起义爆发时起，隋炀帝就力图用严刑酷法镇压人民的反抗怒火。文帝时就经常超越法律、任意加刑，这时更甚。大业七年，炀帝命令窃盗以上，不分轻重，随获随杀。九年又下诏凡为盗者抄没全家。杨玄感被镇压后，朝廷追究党羽胁从，死者达三万多人，凡取过黎阳仓粟者，不管多少，一律处死。秉承炀帝意旨，统兵镇压起义军的将领任意屠杀人民。如樊子盖镇压汾、晋间起义军时，大肆烧杀王世充镇压刘元进领导的起义军时，一次坑杀三万人。但是屠杀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起义队伍愈加壮大。大业九年以后，隋军只能据守一些城镇，已不能控制广大农村。炀帝命令百姓尽数迁入城堡内，就近给田，就反映了这一事实。大业十二年炀帝第三次到江都。面对着土崩瓦解的形势，他已经感到处境的危险。但为了逃避现实，他整天饮酒作乐，不准人说“盗贼”众多，如有人这样报告，轻则免官，重则处死。那时炀帝所能控制的地域已非常狭小，粮仓被占，租调不入，江都粮食供应越发感到困难。一些江南出身的官僚建议炀帝南渡。炀帝便在十三年下令修筑丹阳宫，准备渡江。
大业九年第二次征辽时，炀帝为了扩充军队，除征发府兵外，又曾募人从军，称为骁果。这次到江都，天下大乱，府兵上番宿卫制度难以维持，只能以骁果代替。骁果中多数是关中人，一向不愿久留南方，往往逃亡。为了安定骁果，炀帝竟然搜括江都寡妇和未嫁女子强配给他们。此举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当骁果们知道炀帝方谋南渡，就决定劫掠马匹财物，集体西返。十四年三月，在炀帝宠臣宇文述之子宇文智及的鼓动下，骁果发动兵变，杀死炀帝，立炀帝侄孙秦王浩为帝，推宇文智及兄化及为大丞相掌握大权，率众自运河西返，他们来到徐州时，路已不通，就又掠夺百姓的车牛，改从陆道进向东都。
炀帝死讯到达东都，群臣立炀帝的又一个孙儿越王侗为帝，改元皇泰，史称皇泰主。这年六月宇文化及兵到黎阳，黎阳早由瓦岗军占领。那时，李密已接受东都官爵，便与化及在黎阳的仓城相拒。化及粮尽北走魏县（今河北大名西），九月杀秦王浩，称帝，国号许。唐武德二年（619）宇文化及于聊城为窦建德所擒杀。李密击走宇文化及后，想应命到东都占“辅政”。当时，东都发生内讧，反对召李密的王世充专政，发兵攻李密。武德元年九月，李密于偃师战败，降唐。王世充击败李密后，声势很大，遂于次年四月，废皇泰主，称帝，国号郑，改元开明。到此，三个象征性的隋政权残余全部灭亡。
唐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之一。在经济、政治、文化和中外交流等方面，中国在唐代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李唐王朝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宜宗、懿宗、僖宗、昭宗及哀帝共二十帝，中间在中宗、睿宗之际曾出现过短暂的武周政权。据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统计，全国共有三百二十八个郡、府，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唐朝的疆域东至安东，西迄安西，北起单于府，南止日南都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以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为东都，通称“二京”。
唐朝的建立
李渊是唐朝的开国皇帝。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各地，隋炀帝杨广于大业十一年（615）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不久又拜太原留守，以北备突厥，并镇压今山西省境内的农民起义。当时，隋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统治阶级一再发生大分裂，地主武装和义军星罗棋布于各地。李渊素有大志，移官太原后，看到隋朝即将败亡，萌动了取而代之的念头。他左右的裴寂、刘文静及次子李世民亦纷纷建议起兵以举大事。到大业十二年，农民起义在全国已居优势，隋朝再也无法集中兵力有效地打击各个武装集团，李渊觉得时机成熟，遂于次年五月在太原杀死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正式宣布起事。
七月，李渊与长子建成、次子世民挥师南下，先后破霍邑（今山西霍县），渡黄河，向西南挺进。当时，隋炀帝远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关内隋军力量薄弱中原瓦岗军与王世充激战方酣，均无暇西顾。因此李氏父子进军神速，十一月间攻入长安。李渊进入长安不久，就宣布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拥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隋恭帝。李渊任大丞相，进封唐王。大业十四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李渊逼恭帝禅让，自己称帝，国号唐，是为唐高祖。改元武德，仍都长安。
唐朝建立后，唐高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以关中为根据地统一全国。为此，他派李世民攻打据有金城（今甘肃兰州）等地的薛举。经过反复较量，唐军于武德元年（618）十一月俘杀薛举子薛仁杲，平定了西北广大地区。同年冬，幽州罗艺降唐。武德二年，唐朝出使凉州（今甘肃武威）胡商安兴贵、安修仁兄弟计擒李轨，平定了河西走廊。同年，刘武周、宋金刚勾结突厥大举南攻，占领了今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唐高祖派李世民率军征讨，于武德三年收复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刘武周北走突厥，不久被突厥所杀。这时，黄河流域形成窦建德的夏政权、王世充的郑政权与唐政权鼎足而立的形势。李渊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郑、夏结成联盟抗唐。次年，窦建德被李世民所俘，王世充被迫出降。窦氏余部受唐迫害，因而在刘黑闼的领导下两次起事，并联合突厥兵南攻。李渊先后派秦王李世民及太子建成率军东讨。建成于武德六年俘斩刘黑闼，平定了河北地区。在江淮方面，李世民东征时，占有丹阳的杜伏威受唐朝册封为吴王，不久，又亲赴长安朝见唐高祖。武德六年，杜氏的江淮余部在辅公祏策动下再度起事反唐，据丹阳，称宋帝。七年公祏被执杀，江南平。武德四年唐大将李靖围江陵，南朝梁代后裔萧铣降，其于隋末所建的萧政权被消灭。五年，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冯盎降，唐以其地置八州。同年，据有虔州（今江西赣州）的林士弘死，其地为唐所有。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秦王李世民伏兵玄武门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其兄太子建成及四弟齐王元吉，逼高祖立自己为太子。不久，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次年改元贞观。
唐太宗即位不久，于贞观二年（628）发大军征讨据有夏州（今陕西白城子）的梁师都，师都为其下所杀，夏州归唐所有，至此全国统一。
武周代唐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逝世，第九子李治即位，是为高宗。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皇后武则天逐步登上政治舞台，并且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她是武士彠之女，十四岁入宫做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她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即位后，召她入宫，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高宗在李勋、许敬宗等人的支持下宣布废黜王皇后，改立她为皇后。以后她排除异己，对反对立她为后的顾命大臣加以打击，如先后流放褚遂良，逼长孙无忌自杀。从显庆（656~661）开始，唐高宗因体弱多病，政柄渐操武后之手，天下称皇帝和武后为“二圣”。弘道元年（683）高宗死后，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帝，是为中宗。不久，又废中宗，改立另一个儿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终于废睿宗称帝，改国号周。在称帝前后，她大力打击皇亲国戚，诛杀海内名士。武周政权持续了15年之久（690~705）。
神龙元年（705），宰相张柬之、崔玄玮及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人策动左右羽林军李谌、李多祚等人发动政变，杀死武则天的亲信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拥立中宗李显复位，重建了李氏王朝。中宗复位以后仍然是一个傀儡皇帝，大权旁落在皇后韦氏、女儿安乐公主及武后余党武三思等人手中。这些新贵浊乱朝政，滥增官员，广占田园，财货山积，肆意侵剥劳动人民。在一片混乱声中，中宗于景龙四年（710）去世，韦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帝，并欲加害相王李旦。李旦子隆基遂发动政变，诛杀韦后、安乐公主及武氏残余势力，拥立李旦即位，是为睿宗。此后睿宗妹太平公主因拥立之功而大权在握，与李隆基发生了权力之争。睿宗于延和元年（712）让位于太子隆基，是为唐玄宗。次年，太平公主被赐死，党羽或杀或逐，混乱政局至此结束。同年唐玄宗改元开元。
唐初，各种服色役的人已有纳钱代役的情况，称作纳课或纳资。但此项特殊的钱币收入在国家财政总岁入中所占比重甚小，一般服役者仍以履行现役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民人身地位的变化，纳钱代役的情况逐渐发展和普遍。由于服色役者可以免除其他课役，而色役本身又可以钱代役，所以部分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民也挂名色役，以逃正役，遂形成了“色役伪滥”的情况。到开元初年，终于正式出现了纳钱代役的课税，称作“资课”，并且成为一项与正税并列的税收。天宝时期，农民服正役二十日的现役亦不复存在，几乎全部为“输庸代役”所取代。自开元以后，诏令中经常提到以和雇代差科的事，说明征调番户、杂户的情况日见减少，和雇匠在官府作坊中逐渐增加。大致统治者就是以资课酬雇值的。番役制度的改变和国家税收中钱币比重的上升，都反映商品货币关系有了显著的发展，国家对劳动者的人身控制进一步趋向缓和了。
关中是京畿所在的地区，集中了大量的皇族、官僚和军队，而这一带土地兼并又特别严重，唐王朝在这里的需求日益增加，同租庸调的破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尤其是粮食供应紧张更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缓和这种状况，唐朝在开元年间先后改革漕运，实行“变造”“和籴”及“迥造纳布”等一系列新的措施。中宗神龙以后开始兴变造法，即取江南义仓米北运关中。开元四年（716）一度禁断变造，但不久，玄宗就在二十二年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在运河沿线普遍设仓，分段节级转运江淮的大量义仓、正仓米达于关中。改革漕运后三年中，共运变造米六七百万斛，暂时缓和了关中的粮食紧张状况。但大量漕运引起了江淮变造之劳，沿途亦增加了转输之弊，运费数倍于米价，而关中地主的私廪中却大量积谷。为了克服舍近求远的弊病，唐玄宗又于开元二十五年在长安附近大兴和籴。从此，不但减少了南粮北调，而且皇帝本人也不再频频去东都就粮。由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唐王朝向各地征收贡品也发生了困难，所以唐初已经存在的和市到开元年间进一步发展了，中央政府大规模和籴、和市，需要掌握足够的支付手段。为此，唐朝在同年下令江南诸州的租并“迥造纳布”，即以绢代租北运长安。类似的办法也实行于河南、河北二道不通水运之处，称作“折租造绢”。
随着土地高度集中，地主阶级日益富裕，贞观、永徽时期统治集团的俭朴自持之风逐渐为声色狗马的奢靡风尚所代替。唐玄宗即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到天宝年间，在一派歌舞升平声中，逐步转化成了一个贪图逸乐的皇帝，挥霍浪费，用不知节。皇族、贵戚生活上的腐化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浊乱。开元二十二年（734）“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拜相后，居相位长达十九年之久，他善于谄媚逢迎皇帝，玄宗受其蒙蔽，杜绝了逆耳的忠言。李林甫为人阴险狠毒，排摈贤良，在他执政时期，以谄佞进身的人与日俱增。继起的权臣杨国忠，是杨贵妃之堂兄，也是一个恣弄威权的奸佞，身兼四十余使，玄宗对他盲目信任，莫见其非，群臣因之杜口。皇帝的腐化是宦官易于得势的重要条件之一。从玄宗朝开始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宦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长安一带的甲第、名园、上田大量为宦官所有。高力士特蒙恩宠，四方进奏的文表，往往须先呈给他，然后才得以进御小事则由他自行断决，权势炙手可热。总之，到唐玄宗统治的末年，唐朝鼎盛局面的背后已经显露出严重的危机。
后期的政治
安史之乱府兵制的崩溃意味着中央集权军事纽带的松弛。长征健儿的出现虽能加强边防，但同时使节度使得以同士兵建立稳固的统属关系，容易形成割据势力。节度使不仅兼任采访使，而且多兼屯田使、支度使等职，他们终于成为既掌握军事权又掌握行政权和财政权的自雄于一方的力量。当时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余，而镇兵竟达四十九万，中央与军镇的力量对比失去平衡，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中央上层统治集团的腐化大大削弱了控制地方的能力，政治上也出现了不平衡的局势，这就很容易使拥兵自重的将帅萌动问鼎犯上的野心，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就是两个这样的人物。
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东北一带的杂胡。唐朝前期，大臣往往在朝为相，外出为将。李林甫为杜绝“出将入相”的情况，以巩固自己独专朝柄的地位，建议玄宗任命寒人蕃将镇守边境，安禄山遂得一身兼任平卢（今辽宁朝阳）、范阳（今北京）、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三镇节度使，还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专事对付奚、契丹等族。史思明亦官至平卢兵马使。安禄山经过累年的策划和准备，终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在范阳发动叛乱。
唐朝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安禄山很快就攻下洛阳，自行称帝，国号燕，并分兵西攻关中。唐玄宗于潼关失守后仓皇逃往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他一面以朔方军将领郭子仪和李光弼分任朔方节度使和河东节度使，统兵进讨一面命敦煌王李承束借回纥兵，以增强军事力量。在战争期间，安史集团内部一再发生内讧，先是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后来安庆绪又为史思明所杀，最后思明亦为其子朝义所杀。内部斗争大大削弱了安史军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发动战争不得民心，到处遭到群众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唐军逐步转败为胜。宝应元年（762）肃宗去世，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他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道军与回纥军展开反攻，最后在次年正月战败叛军，史朝义自缢。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安史之乱是唐朝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这次事件对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唐王朝由统一集权走向分裂割据的转折点，是阶级矛盾由缓和走向激化的转折点，是唐王朝对周边各族由主动进攻走向被动挨打的转折点。以此为标志，唐朝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
藩镇割据和中央对藩镇的战争安史之乱虽然平定，藩镇割据的形势却从此形成。唐代宗在战争结束之初就继续任命安史降将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赐姓名李宝臣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安史之乱过程中及平定战乱后，唐朝军将亦几乎都授以节度使之名，内地也先后建立军区，藩镇制度因此进一步推广，遍于各地。在节度使中，虽然有服从君命，臣事中央的人但不少藩镇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割据性，其中最严重的是成德、卢龙、魏博三镇，统称“河朔三镇”。淄青镇与上述三镇情况完全相同。这些节度使父死子继，自署将吏，缮邑治兵，目无朝廷，他们“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酿成了战火连年、国无宁日的局面。有的藩镇干脆不供王赋，有的则大量占有送使、留州部分，上供中央的赋税亦很有限。
唐朝后期，中央同藩镇间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唐德宗力图平藩，引起了“二帝四王”之乱第二次唐宪宗大举用兵，平定了不少藩镇，第三次，唐武宗平泽潞。
德宗即位之初，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子李惟岳向朝廷请求袭其父位，魏博节度使田悦亦代为之请。唐德宗坚决拒绝这种无理要求，李、田遂连结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起兵反唐。七月李正己死，八月子李纳亦请袭父位，德宗不允，李纳遂反。战事日益扩大，卷进来的藩镇越来越多，其中有四人称王，两人称帝，即朱滔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朱泚称秦帝，李希烈称楚帝。德宗一度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后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这次战争持续了五年之久，朱泚和李希烈等虽先后败死，唐朝却与其余藩镇妥协，条件是藩帅取消王号，朝廷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权。德宗对藩镇的态度由坚决讨伐转变为姑息妥协。从此，有些节度使父死子继、兄终弟立成为惯例，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刻化了。
唐宪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即位之始就大力对强藩巨镇进行斗争，企图恢复中央集权。从元和元年（806）到元和七年，朝廷先后讨平西川节度使刘辟、夏绥节度留后杨惠琳、镇海节度使李锜迫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命，在成德镇自立的王承宗也输贡赋、请官吏。宪宗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随即发动叛乱。宪宗发宣武等十六道兵讨伐，经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李恕于元和十二年攻破蔡州城（今河南汝南），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在这次胜利的影响下，很多藩镇相继归命，后又平定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宪宗虽然能够平定部分藩镇的叛乱，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割据的根源，因而取得的成就并不巩固。元和十五年宪宗去世后，短短的两年中，卢龙、成德、魏博、淄青、泽潞、徐泗、汴宋、浙西等镇又纷纷发生变乱或不禀朝命。
泽潞节度使刘从谏与朝廷素相猜恨。会昌三年（843）从谏卒，侄刘稹请为留后，武宗采纳宰相李德裕建议，发兵进讨。战事进行了一年多，刘稹为部将郭谊所杀，朝廷平定了泽潞。武宗以后，中央再也无力与藩镇进行较量，藩镇内部骄兵逐帅日见频繁，抵消了不少力量，双方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未再发生重大的战争。
唐朝后期，藩镇战争连年不断，朝廷每次镇压藩镇的战争都意味着一批新的割据势力又在酝酿之中，藩帅割据不能消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得到本镇骄兵的支持。这种兵士全家老小随身，兵饷衣粮只供本人消费，家属妻子多赖赏赉为生。节度使对他们厚赏丰赐，他们就拥护爱戴，成为其进行割据叛乱的工具节度使对他们刻薄衣粮，骄兵就起而逐帅杀将，因而形成了“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现象。
连绵不断的、此起彼伏的藩镇战争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次大的战乱之后，黄河流域往往出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惨状。唐代后期朝廷与藩镇各自扩大自己的兵力。唐宪宗元和中，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区平均以两户资一兵，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节度使在本镇勾结豪强地主对人民进行横暴的统治，战争和重敛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宦官专权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宦官猖獗，专擅朝柄。从唐玄宗晚年重用高力士开始，宦官逐渐参政。但宦官的进一步猖獗和擅弄威权，还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代宗即位于非常时期。宦官李辅国有拥立之功，因此深受重用，御前符印军号都委交他处理。后来，辅国甚至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时程元振、鱼朝恩先后专制禁军，权势很大。四王二帝之乱的过程中，德宗由长安外逃，禁军都召集不起来，仅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亲王左右从驾逃难。因此，德宗还京师后把神策军交给宦官统领。贞元十二年（796），窦、霍二人分任左右神策护军中尉。至此，宦官掌握禁军成为定制。当时的北衙六军已经名存实亡，神策军是中央惟一的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所以宦官掌握这支军队后实际上掌握了京师的全部军力，如虎添翼，不可一世。代宗时，始用宦官于内廷知枢密，参与机要。宪宗时正式设枢密使，由宦官担任，中书、门下的权力亦受侵夺。皇帝深感握重兵的军将及藩帅难于控制，往往以宦官为监军使，分赴各地进行监督。凡此种种，皆使宦官集团在全国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干预国家的军政大事。尤其是中央的宦官更是大权在握，发展到最厉害的时候，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唐代自宪宗起，有八个皇帝是由宦官拥立的。宪宗与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宦官进退朝臣、任命节帅就更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宦官得势不仅浊乱朝政，而且对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长安一带的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宦官占有的，近半京畿，因而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宦官专权是皇帝腐化的产物，但它又反转来进一步加重这种腐化。唐文宗时的宦官仇士良就公然对其同伙说，天子如果“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事”，“吾属”就不免恩薄权轻了。最好是以声色狗马蛊惑皇帝之心，使他不了解朝政，这样就可以“万机在我”，稳享“恩泽权力”了。宫中由宦官主管的五坊是专门为皇帝饲养雕、鹘、鹞、鹰、狗等，以供皇帝玩乐的。为捕获这些珍禽异兽，“五坊小儿”四出骚扰百姓，甚至借机敲榨。宦官至长安两市替宫中购买用物称作“宫市”，实际是购买其名，豪夺其实，往往只用值百钱的代价就强买人家值数千钱的东西，而且还要另索“脚价（钱）”。这些恶棍被称作“白望”。这些情况虽仅见于顺宗时的记载，但实际上普遍存在于唐代后期。
反宦官的斗争宦官集团的猖獗和专擅，引起了皇帝和朝臣的不满。所以唐中叶以后，不仅宦官和朝臣间的南衙北司之争经常发生，有的皇帝还和朝臣一起企图翦除这一恶势力，因而唐代后期爆发过几次反宦官的大斗争。
第一次重大事件是王叔文集团的革新。唐顺宗李诵为太子时，早已有意改变宦官专擅的政局，并且十分信任翰林待诏王叔文、王任两人。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顺宗即位，遂任用王叔文、王任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着手进行革新，斗争矛盾首先直指宦官集团。朝廷宣布罢官市和五坊小儿，停十九名宦官的俸钱，尤其是任朝臣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企图以此削弱宦官的兵权。此外，顺宗和革新派还罢免贪官京兆尹李实，蠲免苛杂，停止财政上的“进奉”。这些改革都具有进步性，但引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及与之相勾结的藩帅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和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的强烈反对。最后，俱文珍发动政变。幽禁顺宗，拥立太子李纯，大肆打击和贬降革新派人物。王叔文被贬后赐死，王伍外贬后不久也病死，其余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八人均被贬为外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改革历时一百余日，以失败而结束。
第二次反宦官的重大斗争是甘露之变。唐文宗即位后，深以宦官专权为患感到谋杀宪宗、敬宗的宦官犹有在左右者，决心加以翦除。当时神策中尉王守澄尤其专横，招权纳贿，皇帝对他无可奈何。文宗曾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不料事泄失败。此后，宦官更加骄横，文宗感到忍无可忍，于是提拔李训、郑注为翰林侍讲学士，常与两人密谋清除宦官势力。大和九年（835）李训以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企图内外配合，发动事变。不久，李训拜相。这年初冬，文宗诛杀王守澄，消灭了弑宪宗的最后一个逆党。在李训的策划下，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在紫宸殿朝会，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伪奏左金吾仗院内的石榴树夜有甘露，百官称贺，文宗遣宦官仇士良、鱼志弘（一作鱼弘志）等前往验看。李训预先已伏兵该处，谋乘机诛杀宦官，不料为仇、鱼等发觉，宦官因强拥皇帝退往后宫，并与朝官展开搏斗。大臣李训、郑注、王涯、贾餗、舒元舆等均全家被杀，其余死者不可胜计。斗争结果，朝官惨败，宦官全胜。这次事件在历史上称作“甘露之变”。
牛李党争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牛李党争。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孺和李宗闵，李党的首领是李德裕。牛李党争从宪宗朝开始，至宣宗朝结束，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
元和三年（808）制科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举人牛僧孺、皇甫湜及李宗闵等指陈时政之失，被考策官吏部侍郎杨於陵和员外郎韦贯之署为上第。宰相李吉甫厌恶牛僧孺等人，因此贬杨、韦两人，牛僧孺等只得长期充当藩镇的幕僚，不能即时升迁。这次事件揭开了牛李两个朋党斗争的序幕。李党的首领李德裕是李吉甫之子，主要成员有李绅、郑覃、陈夷行与李让夷等人。牛党除牛僧孺、李宗闵外，主要成员还有令狐绹、李珏和杨虞卿等人。
牛李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李党力主摧抑藩镇割据势力，恢复中央集权牛党反对用兵藩镇，主张姑息妥协。牛党利用科举中投卷、关节之风、相互援引，竭力拥护进士科取士李党对科举制有所不满，企图改革选举制度。李党主张精简国家机构，裁汰冗官，牛党持相反态度。李德裕支持唐武宗废佛之举，宣宗即位后牛党执政，恢复了会昌废佛时被废毁的寺院。
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吐善的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副使悉怛谋曾于大和五年（831）率众来降，德裕遂收复了该城。当时，牛僧孺居相位，因疾李党之功，表示反对，德裕被迫按照朝廷命令放弃维州，悉怛谋等送还吐蕃后全部被杀。
牛李两党交替执政，执政时各自贬谪对方。会昌六年（846）唐武宗去世，皇太叔李忱即位，是为宣宗。李党从此失势，德裕被贬死于崖州（今广东琼山东南）。以后，朝廷上形成了牛党当权的形势，党争至此结束。
唐末农民起义和唐朝的灭亡
阶级矛盾的激化唐朝后期正值土地制度发生剧变的阶段，土地兼并空前严重，大土地所有制恶性发展，贫富不均成为阶级矛盾趋向极度尖锐化的总根源。
强藩巨镇遍布各地，藩镇战争连年不绝，不但在战火中生灵涂炭，庐舍为墟，即使在和平的年代，也由于大量养兵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节度使对本辖区的人民则施以“繁刑暴赋”，肆意压榨。
土地和财富的集中使地主阶级趋向奢靡腐化，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的荒淫纵侈更属惊人。唐懿宗不但亲迎佛骨，大造浮图、宝帐和幡盖，而且为其女同昌公主的婚事大肆铺张。宰相路岩的亲吏边咸，其家财据说可供全国两年的军费开支。
唐王朝为增加财政收入，垄断食盐贸易，严禁私人贩运，违者治罪，对武装反抗的私盐贩处以死刑。但由于盐价过高，私运有利，实际上武装贩盐的商人大有人在，他们具有同官军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唐朝后期盐价逐渐提高达几十倍，广大群众困于高估，有的只好“淡食”。
农民在土地兼并、赋税繁重的情况下无以为生，纷纷背井离乡，转化成逃户。统治者把逃户的课役分摊给邻伍负担，这种办法叫做“摊逃”。进行“摊逃”的结果大大加重了未逃户的负担，迫使他们也先后成为逃户。这种情况虽然在唐朝前期就已经存在，但到中叶以后日益严重。逃户的增加为农民的武装斗争准备了群众基础，所以，唐朝末年出现了“所在群盗，半是逃户”的状况。
唐文宗时应贤良方正科的刘篛，在对策中指出了“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的严重局面。唐僖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进一步罗列了农民的“八苦”，描绘了他们“冻无衣，饥无食”的悲惨遭遇，说明广大劳动人民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
裘甫起义和庞勋起义东南一带素来阶级矛盾就比较尖锐，早在安史之乱行将结束之际，就爆发过浙东袁晁起义和宣歙方清、陈庄起义。唐朝后期，中央的财政主要依靠搜刮东南各道，当地农民遭受的苦难特别深重。于是，在唐宜宗大中十三年（859）终于爆发了裘甫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
裘甫发动起义后连续攻克象山、剡县（今浙江嵊县）等地，农民纷纷参加起义，义军很快就扩充到三万人。裘甫遂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建元“罗平”，铸印曰“天平”。义军向各地积极进军，先后克唐兴（今浙江天台）、焚上虞、入余姚，然后东下慈溪，南克奉化，攻占宁海，并重新分兵围攻象山。
唐朝的浙东观察使郑祗德连吃败仗，朝廷知道他本性“懦怯”，乃改派王式前往镇压起义。消息传来，义军内部就如何应敌的问题发生了争议，裘甫犹豫不决，未能制定任何作战方略，因而错过了时机。王式率唐军赶到后，义军立即陷于被动，连遭创败。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夏，裘甫被围困于剡县城内，与唐军展开了最后的决战。义军主动出击，三日内凡八十三战，妇女亦组成女军登城参战。裘甫知寡不敌众，不宜久守孤城，遂乘夜出城突围，不幸中伏牺牲，起义失败。
唐朝与南诏虽有经济、文化交流，但有时亦难免发生战争。为了加强南方边备，统治者曾调徐州士卒三千人戍守岭南，分其中八百人驻守桂州（今广西桂林）。至咸通九年，戍卒因不满超期戍边，遂拥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擅自卷旗北归。他们回到徐州城下，因惧怕自投罗网，欲胁迫朝廷任命庞勋为节度使。唐朝徐泗观察使崔彦曾于是先发制人，主动派兵出战，正式开启战端。
庞勋避开敌人主力，南向攻克宿州不久又攻占彭城（徐州治所），俘虏了崔彦曾。在作战过程中，农民纷纷加入这支军队，使之很快就壮大到万人以上，兵变于是发展成为起义。此后义军攻泗州（今江苏泗洪东南）、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克滁州、和州，向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海州镇），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时，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滋长着骄傲情绪，而且始终念念不忘向朝廷邀求节钺，对统治者存有幻想，往往坐失良机。这些因素使义军逐渐由主动变为被动，连吃败仗。在形势日趋不利的时侯，又发生了宿州守将张玄稔叛变降敌的事件。不久，唐大将康承训占领了徐州，并分兵西追庞勋。咸通十年九月，庞勋在撤往蕲州途中被唐军追上，战牺牲，起义被扑灭。
黄巢、王仙芝领导的农民战争咸通十四年（873）懿宗去世，太子李即位，是为僖宗，改名儇。僖宗终日猎游嬉，朝政日非。黄河中游天灾严重广大农民卖妻鬻子，无以为生。农民抗遍于各地，大起义爆发的条件终于成熟。
王仙芝和黄巢是唐末农民战争的动者和领导者。两人原来都贩私盐，贯与官军为敌，具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唐僖宗乾符二年（875），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人王仙芝与尚让、尚君长等首先在长垣发动起义，发布檄文指责唐政权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义军先后攻克濮州、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黄巢亦于同年以数千人起义，响应王仙芝。两支义军会合在一起壮大了声势，困于重敛的农民争先恐后归附者凡数万人。
三年，义军攻克汝州（今河南临汝），俘刺史王镣，东都大震。以后进军郑州，因感敌人军力强大，乃改用避实就虚的战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南方进军，主要在长江中游以北及淮河上游以南战斗，攻克不少州县。由于在围攻蕲州的战役中，王仙芝曾发生动摇，有降唐意，黄巢遂与他分兵作战。大致此后仙芝仍转战于南方，黄巢则北上打回沂州等地。四年，王仙芝第二次发生动摇，虽降敌之举未成功，但士气大为削弱。五年，王仙芝在黄梅战死，尚让率余众北上与黄巢会合，众推黄巢为“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从此，黄巢就成为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同年，义军进攻受阻，遂再次挥军南下，渡过长江后向东挺进，由浙趋闽，最后于乾符六年攻占了广州。在岭南经过两个月的休整，黄巢于冬季开始率大军北伐，目标是攻取两京，推翻唐政权。黄巢自号“义军都统”，露表指斥唐廷“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并宣告“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所指皆当时极弊。义军北伐后，在荆门（今属湖北）为刘巨容所挫，乃转而东进，在信州（今江西上饶）之役击杀唐将领张磷，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不久，黄巢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长江东岸）渡长江北上，接着，攻克了洛阳。义军沿途不剽财货，纪律严明，入洛阳城后“闾里晏然”。不久，黄巢又乘胜西进，破潼关天险，攻占长安。唐僖宗狼狈逃往成都。黄巢入城的时候，尚让对群众宣布：“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广明元年十二月十三（881年1月16日），黄巢在含元殿即位，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农民政权在长安正式建立后，立即镇压隐藏在城内的公卿、贵族和百官没收富豪之家财产，号为“淘物”。唐官四品以下的酌情留用，三品以上者全部罢免。
当时，关中尚有残留的数万禁兵，观翔节度使郑畋把这些残军组织起来，并传檄诸道，号召藩镇出兵镇压起义。于是双方在关中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战争呈相持状态。后来，发生了对大齐不利的几件事：长安城中粮食严重不足；大齐的同州（今陕西大荔）守将朱温叛变，投降了敌将王重荣；唐朝乞援于沙陀族李克用，李亲率一万七千人自雁门（今山西代县）南下支援唐军。随着力量对比朝不利于大齐的方向发展，义军在中和三年（883）春大败于梁田陂（今陕西华县西南）。黄巢知久留关中已不可能，遂于四月放弃长安东撤。
义军撤出关中时犹有众十五万，途经蔡州（今河南汝南）时，迫使唐朝守将秦宗权战败投降。夏秋之交，黄巢围攻陈州（今河南淮阳）。这次战役持续达三百日之久，最后唐朝调朱温、李克用增援，义军连遭挫败，黄巢终于在中和四年夏退军北撤。围陈之役耗尽了义军的力量，黄巢犯了屯兵于坚城之下的错误。李克用与忠武军监军田从异在王满渡（今河南中牟北）发动进攻，义军损失万余人，尚让降敌。黄巢渡汴河北去，最后与亲故数十人退至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壮烈牺牲。历时九年余的农民战争至此结束。
唐末农民战争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导致悲剧性的结局。但这次大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唐政权，并且首次提出了“平均”财富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主经济，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唐朝的灭亡唐王朝在黄巢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分崩离析，名存实亡。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又新兴起一批节度使，于是新旧割据势力相互间展开了剧烈的兼并战争，其中黄河流域势力最大的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汴宋节度使朱全忠（朱温降唐后被赐名全忠）和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三人。僖宗还京后，唐王朝能够控制的不过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诸道数十州，其余各地的藩帅皆自擅兵赋，相互兼并。
文德元年（888）唐僖宗去世，宦官杨复恭拥立李晔即位，是为昭宗。在他统治时期，藩镇更加猖獗，无论是北司的宦官还是南衙的宰相，都必须依靠藩帅的支持才能维护自己的地位。朝官如崔昭纬、崔胤和柳璨等人，实际上都是节度使在中央政权的代表。其中尤其是崔胤，因交结朱全忠而擅权，气凌人主。宦官如骆全、刘景宣、韩全诲、张彦弘等，均先后党附于李茂贞。南衙、北司的斗争，崔胤与韩全诲的斗争，实质上是朱全忠与李茂贞的斗争在中央的反映。这种情况说明皇帝进一步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地位。
宦官和宰相尽管重藩帅而轻皇帝，但这两个集团毕竟还是寄生在皇权上的政治势力，皇权的沦落最终会动摇他们的生存基础。李茂贞与朱全忠各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后来双方发生战争，唐昭宗被宦官和李茂贞劫持至凤翔。朱全忠在军事上占优势，遂兵围凤翔。李茂贞不能支，终于让步讲和。天复三年（903）朱全忠拥昭宗还京，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尽诛内侍省宦官数百人，出使在外的宦官亦下令就地诛杀，持续一百多年的宦官势力至此被彻底翦除了。次年，朱全忠奉表逼唐昭宗迁都洛阳，强令朝廷百官随驾东行，动身后派人尽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后来，朱全忠使人杀昭宗，另立李祝为太子。李枧不久即位，是为哀帝。天佑二年（905）朱全忠大肆贬逐朝官，接着又把崔枢等被贬的朝官三十余人全部杀死于白马驿，投尸于河，这次事件史称“白马驿之祸”。政治上的阻力已全部扫除，朱全忠遂于天佑四年逼唐哀帝禅位于己，改国号梁（史称后梁），是为梁太祖（不久，改名晃），改元开平，都于开封。唐朝灭亡。
宋
10世纪60年代到13世纪70年代建立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960年在开封建国，1127年政权南迁后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1279年被元朝灭亡。习惯上称1127年前的宋朝为北宋，1127年后的宋朝为南宋。
北宋建国和消灭诸割据势力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后周世宗柴荣病死，他的幼子柴宗训即位。次年正月，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返回开封，夺取皇位，建立了宋朝，改年号为建隆，定都于开封。
宋朝建立时，北边有劲敌辽朝和在辽朝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政权。宋太祖赵匡胤在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后，依照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首先集中兵力进攻经济富庶的南方诸国，准备在此后北向收复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等州。
乾德元年（963），宋太祖出兵荆南，占领江陵府（今湖北江陵），荆南主高继冲投降，宋军继续向湖南进发，击败抵御的守军，擒湖南主周保权，平定了湖南。
乾德二年至三年，宋军自剑门、夔峡两路进攻后蜀，连败后蜀军的反抗，迫使后蜀主孟昶归降。
开宝三年（970）至四年，宋发兵岭南，负隅兴王府（今广东广州）的南汉主刘张投降。
开宝七年至八年，宋发兵进攻南唐，战舰沿江而下，歼灭南唐军主力，包围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南唐主李煜投降。
宋太宗赵炅即位后，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钱仿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相继纳土归附，两浙、福建亦纳入宋的版图。
宋太祖曾两次发兵进攻北汉，未获克捷。太平兴国四年（979）初，宋太宗亲率大军北征，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派潘美等率军四面合围太原，并击败辽朝援兵，北汉主刘继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乱以来的两百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基本结束。
北宋农民起义
川蜀农民起义宋初，川峡地区保留较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土地集中尤其严重，豪强地主役使着几十、几百乃至几千家“旁户”，世代相承，视同奴隶。旁户除向豪户纳租外，还负担官府的赋税和夫役。宋朝消灭后蜀，除向蜀地人民征收两税等“常赋”外，还在成都设置博买务，征调各州农民织作一些精美的丝织品，禁止商人贩卖和农民出售，并“掊取”茶利，使川峡人民的生路几致断绝。到淳化四年（993）二月，广大旁户在王小波领导下，在永康军青城县（今四川灌县南）发动了武装反抗斗争（见王小波、李顺起义）。
王小波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立即获得川蜀人民广泛的响应。起义军攻占青城，转战邛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庆）各县，进而攻打眉州彭山县。起义军把贪污害民的彭山县令齐元振处死，并把他搜括所得金帛散发给农民。起义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王小波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袖。李顺继续贯彻均贫富的主张，凡起义军所到之处，将“乡里富人大姓”家中的财物、粮食，除生活需用外，“一切调发”，分给贫苦农民。
淳化五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成都府，李顺建国号“大蜀”，年号“应运”，占领了剑关以南、巫峡以西的广大地区。宋太宗极为震惊，立即派遣两路大军，分别向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和峡路进军。李顺原想在宋大军入蜀前，先派兵占领剑门栈道，但未获成功。宋军占据栈道，得以长驱直入，李顺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起义军余部在张余、王鸬鹚等人领导下，在川南、川东一带坚持斗争，直到至道二年（996）最后失败。起义失败后，宋朝取消了成都的博买务，川峡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一些调整。
北宋中期的农民和士兵起义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戍卒在王均领导下举行起义，占领益州，建立大蜀国。王均起义失败后数年，以陈进为首的宜州（今广西宜山）士兵发动起义，拥立卢成均为南平王，前后坚持斗争三四个月。
宋仁宗、英宗时，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士兵斗争在各地陆续爆发。其中声势较盛的有王伦领导的起义，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起义，王则领导的起义。庆历三年（1043）五月，京东路沂州（今山东临沂）“捉贼虎翼卒”一百多人在王伦领导下起义，杀死巡检使朱进，起义士兵数量随时扩大，南下淮南路。宋廷极为震惊。七月，宋军围攻，起义军战败，王伦在采石矶被俘牺牲。同年，陕西大旱，商州（今陕西商州）农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邈山、党君子、李铁枪等人领导下起义，活跃于“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员纷纷逃窜。驻守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的宣毅军五百多人在邵兴率领下哗变，与起义军互相配合。邵兴进军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大败宋军。宋朝以重兵残酷镇压起义军，年底，张海、邵兴等相继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失败。庆历七年十一月，河北路贝州（今河北清河境）宣毅军小校王则也发动兵变，并且利用弥勒教，与京东路德州（今山东陵县）、齐州（今山东济南）士兵和农民秘密联络。王则占领贝州后，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改年号为德圣（一作得圣），设置官吏。宋朝调集数路兵力，并派遣参知政事文彦博主持镇压。经过六十多天的苦战，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士兵斗争与农民起义互相结合，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显著特点。
宋徽宗、蔡京集团的腐朽统治
蔡京专政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病死，无子。宋神宗皇后向氏提议立宋神宗第十一子赵佶。章惇以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曾布、蔡卞等人呵叱章惇，支持向太后。向太后决策，由赵佶即位（宋徽宗），自己“权同处分军国事”。向太后早就反对新法，当权后，起用韩琦之子、守旧派韩忠彦为左相，曾布也乘机排除异己，进为右相。变法派大臣章惇、蔡京、蔡卞等人被先后贬斥出朝。
元符三年七月，宋徽宗亲政后，听从曾布绍述之说，决定恢复新法，改年号为崇宁，表示崇法熙宁。崇宁元年（1102）五月，韩忠彦罢相。蔡京勾结宦官，重返朝廷，很快取代曾布任右相。从此，蔡京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杨戬、朱勔、李彦、高俅等人在宋徽宗统治的二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掌握全部军政大权，成为北宋王朝极度腐朽、黑暗的时期。
蔡京首先定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苏轼、苏辙、程颐等一百二十人为元祐奸党，又将元符末向太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恢复旧法的臣僚，分为正、邪两类。此后，重定元祐和元符末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刻石文德殿门，颁行全国，称“元祐党籍碑”。奸党名籍中，还包括章惇、张商英、李清臣、陆佃等十名与蔡京意见不合的变法派。章惇因反对立宋徽宗，被指责为“为臣不忠”。被列入党籍的官员，重者被编管、责降到远地，轻者则赋闲或谪降，非经特许，不得内徙。其子弟同样受到种种限制。
宋徽宗重用蔡京一伙，依仿制置三司条例司设置讲议司，商定关于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等政事。他们借推行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如免役法的恢复，巩州（今甘肃陇西）的役钱由元丰时每年的四百贯增加到二万九千余贯。方田的官员往往在原有税额外，增加税数，称为“蹙剩”，一县多达几万贯。在丈量过程中，贿赂公行，弊端百出。豪右形势之家多减免赋役，把负担都转嫁到下户头上。
蔡京借口“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极力搜括财富。崇宁元年，恢复榷茶法，在产茶州军设官场专卖，禁止商人、园户私相贸易。崇宁四年，罢官场，允许商贩向园户买茶贩卖，由官府“抽盘”后，批给茶引。政和元年（1111）后，朝廷一年的茶税收入达四百余万贯。每年以一百万贯供皇帝“私奉”。蔡京还大改钞盐法，废除东南六路官运官卖制，由商人任便向榷货务出钱买盐钞，凭盐钞去产地领盐，再到指定的州县贩卖。钞法屡次更易，商人出钱买钞，尚未领盐，钞法已变，又须贴钱领新钞，如无钱更换新钞，则“已输钱悉干没，数十万卷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甚至被迫自尽。朝廷还以卖盐多寡为州县官的考核标准，州县往往强迫百姓按户等买盐，有的上户一家全年买到上千贯，第三等末户买到三五十贯。宜和元年（1119）前后，榷货务岁人淮南和两浙盐利，分别为一千四百至一千五百万贯和七百至八百万贯，成为朝廷财政的一笔重要收入。宋徽宗见到盐钞、茶引成柜搬入朝廷，得意地说：“此太师（即蔡京）送到朕添支也。”
宋徽宗还用宦官直接掠夺民间田地。政和六年（1116），由宦官杨戬在京西路设公田所。杨戬死后，宦官李彦又设置西城括田所。李彦等人在京西、京东、京畿、河北等路，以把官地、荒地、逃田、退滩等收归官府为名，将大量民田指作“天荒”，掠为“公田”，课取“公田钱”，强占的田地共达三万四千多顷。大批百姓被夺去常产，“愁怨溢路”。
宋徽宗、蔡京将各地仓贮钱谷搜罗一空。各路每年向朝廷上供的数额，宋神宗时已增加一倍，宋徽宗时重定上供额，又增加到十几倍。蔡京的亲信胡师文为江、淮、荆、浙等路转运使，将每年籴买东南粮米的大部分本钱，移作上供，供徽宗挥霍，胡师文因而升户部侍郎。各路官员竞相仿效，仓贮钱物全被搜空。各地官府还千方百计敲诈百姓。西蜀原来税钱三百文折绢一匹，因辗转纽折，竟增至二十三贯。对一向不施行支移的地区，加征地里脚钱，一斗税粮的地里脚钱竟与元丰时正税相当。此外，还巧立名目，仅绢帛一项，有和买、预买、泛买、常平司和买、应副燕山和买等，米谷一项，有和籴、均籴、补发上供和籴等。名为预买，实不给钱，名为和籴，只给低价。赃吏猾胥，从中侵渔。大批百姓饥寒转徙，苦不堪言。
宋徽宗再次对西夏和吐蕃用兵。崇宁二年至三年，王厚统兵先后占领吐蕃湟、鄯、廓（今青海尖扎北）等州，瓦解了当地吐蕃政权。蔡京还强令王厚招诱西夏卓罗右厢监军仁多保忠，双方用兵三年，胜负相当。政和四年，西夏军攻环庆路，宋以宦官童贯为陕西经略使，战事再起。童贯袭用以往进筑城寨的战略开边，但开拓之地有限，城寨多建于不毛之地，难以防守。宋军与西夏军屡次举行大规模战斗，互有胜负。宣和元年，童贯令大将刘法率重兵袭取西夏朔方之地，两军会战于统安城，宋军大败，刘法被杀。西夏亦为战争所困，双方遂于当年讲和休兵。
宋徽宗、蔡京一伙大肆搜括民财，穷奢极侈，恣意挥霍。宋神宗元丰间左藏库月支约三十六万贯，这时增加到一百二十万贯。宋徽宗初年，杭州设造作局，由童贯主管，每天役使几千名工匠，为皇室制造奢侈品。所需物料，全向民间征敛。稍后，又在苏州设应奉局。宋徽宗酷爱奇花异石，蔡京最初命朱勔密取江浙花石进奉，后来所运花石规模不断扩大，动辄用船数十艘，每十艘编为一“纲”，号花石纲，朱勔仗势掠夺民间花木、奇石，运到汴京。一块石头的运费，民间至用三十万贯。各路监司、郡守仿效朱匡等人，凡“尺寸之地，入口之味，莫不贡献”，花石所过，沿途甚至毁桥梁，凿城郭，州县官府积存的钱谷，为之一空。大批农民长期被征发当民夫，搬运贡物，不能种田，直到力竭饿死，或者自缢于大车的辕轭下。大批花石树木运到京城，用来建造延福宫、景龙江和艮岳。艮岳用人工筑成，周围十多里，主峰高九十尺，使用山石以万计，都由各地限期运来。山上建造馆舍台阁，穷极华侈。徽宗整日在宫中纵情取乐，宫女多至以万计。
蔡京第宅宏敞，园内林木参天，与其子蔡攸等第宅相邻，“极天下土木之工”，金碧相照。蔡京家蓄养姬妾成群。蔡京生日，各地都要奉献大宗礼物，称“生辰纲”。宦官童贯掌握军权，每得军需，悉充私藏，家中金币宝玉堆积如山。朱勔在苏州占有甲第、名园，田产跨连郡邑，每年收租十多万石。童贯、王黼等人公然鬻卖官爵，贿赂公行，门庭若市。京师人说：“三百贯，直通判，五百索（即一贯），直秘阁。”王黼侍妾甚众，其中有官封者达十八人。其子十四岁便任待制，被称为“猢狲待制”。
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
北宋王朝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使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日益众多的农民破家荡产，“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方腊起义两浙路是北宋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封建国家的财赋，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里。宋徽宗时，应奉局、花石纲之类，又对该地区的广大农民、工匠大肆搜括和奴役，社会秩序动荡不定。宣和二年（1120），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农民在方腊领导下发动起义。
方腊（方十三）是青溪万年乡帮源峒地主、保正方有常家的佣工（一说方腊是漆园主）。十月九日，方腊假托“得天符牒”，率领农民，杀方有常一家，首揭义旗。远近农民闻风响应，很快发展到上万人。起义军尊称方腊为“圣公”，改元永乐，置将帅为六等。在起义的头三个月内，陆续攻占睦（今浙江建德东）、歙（今安徽歙县）、杭、婺（今浙江金华）、衙（今浙江衢县）、处（今浙江丽水西北）等六州五十多县。各地响应起义的，有苏州石生，湖州归安（今浙江吴兴）陆行儿，婺州兰溪灵山峒（今浙江兰溪西南）朱言、吴邦，水康方岩山（今浙江永康东）陈十匹等。台州仙居吕师囊、越州剡县（今汾江嵊县）裘日新（仇道人）等，也领导当地摩尼教秘密组织起兵响应。
宋徽宗于宣和三年正月，派童贯率领京畿禁军和陕西蕃、汉兵十五万人南下。宋军攻杭州，起义军战败，退回青溪。歙州、睦州、青溪相继落入宋军之手。方腊带领余部退守帮源峒。四月末，宋军重重包围帮源，发动总攻。起义军奋战，七万多人壮烈牺牲，方腊力竭被俘。八月，方腊英勇就义。起义军余部分散在浙东坚持战斗，直到宣和四年三月，最后失败。
宋江起义重和元年（1118），河北、京东遭水灾，贫苦农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稍前，宋江领导京东路的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军活跃在河北、京东、淮南一带。大约在方腊起义失败的前后，宋江等三十六名首领接受了宋朝的招安，起义就此失败。
张迪、高托山等起义方腊、宋江等起义失败后，宋徽宗、蔡京一伙以极大的代价从金朝手中赎回燕京（今北京）及其附近的六州，燕京驻军和官吏的给养，都摊派在河北、山东、河东百姓头上，还须运到燕京交纳。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盘费十几石到二十几石，造成这地区百姓的极大灾难。随后，王黼又在全国征收免夫钱，数达六千二百万贯。州县官吏对百姓竭泽而渔，急如星火，加上连年灾荒，饿殍遍野。宣和五年，河北、京东等路农民遂相继起义，少者几百人、几千人，多者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河北路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张迪“聚众数十万，陷州县”，曾围攻浚州（今河南浚县）五日。刘光世率宋军镇压，张迪牺牲。河北高托山在望仙山起义，号称三十万人，转战于河北和京东路青（今山东益都）、徐（今属江苏）、密（今山东诸城）、沂（今山东临沂）等州一带，宣和七年被宋朝杨惟忠、辛兴宗军战败，高托山降宋。京东路青州张仙（张先、张万仙）号“敢炽”，率领起义军号称十万人。同年，在沂州鼓山与宋军作战，失败，张仙接受宋朝“招安”。济南府孙列率领当地农民号称十万人，占领铧子山，靖康元年（1126）被宋梁方子军战败。沂州临沂的武胡、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的杨天王、郓州（今山东东平）的李太子、沂州和密州的徐进、水鼓山的刘大郎等率领的农民军也都号称万人以上。这些起义队伍所到之处，杀地主、官僚，攻打州县，或则保聚山谷之间，以崇山峻岭为据点，树起起义的旗帜，“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
女真兵马的南侵和北宋的灭亡
政和五年（1115），辽朝统治下的女真族贵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在混同江（今松花江及同江以东黑龙江）边建立起奴隶占有制的国家，国号金。随后向辽朝进攻，屡败辽兵。宋徽宗等以为辽朝有必亡之势，决定联金灭辽，乘机恢复燕云。宜和二年（1120），宋、金订立“海上盟约”：双方夹击辽朝，金军攻取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境），宋军攻取辽的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和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宋将原来送与辽的岁币转送给金朝。宣和四年，金军攻占辽中京、西京，由童贯、蔡攸统领的宋军，接连两次攻打辽南京，都被辽军打败。童贯要求金军攻辽南京。十二月，金军由居庸关进军，一举攻下辽南京。金朝提出燕京（辽南京）归宋，宋将燕京租税一百万贯给予金朝。宋徽宗、王黼全部应允照办。金军将燕京城内财物和男女掳掠一空而去，宋朝接收的只是一座残破不堪的空城，改燕京为燕山府。
宋代武士复原图在攻打燕京和宋、金交涉燕京归属的过程中，宋朝军事政治的腐朽情况在女真贵族面前已暴露无遗。金军于宣和七年二月俘获了辽天祚帝，乘胜于十一月侵宋：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从云中府（今山西大同）进取太原府东路由完颜宗望（斡离不）率领，由平州（今河北卢龙）进取燕山府。两路约定在攻下太原、燕山府后，会师于宋朝东京开封府。西路军在太原城遭到王禀领导下宋朝军民的顽强抵抗，长期未能攻下。东路军到达燕山府，宋守将郭药师投降，金即以降将为向导，长驱南下，渡过黄河，直达东京城下。
宋徽宗自从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即急忙传位给太子赵桓（宋钦宗），企图南逃避难。宋钦宗即位，改明年为靖康元年（1126）。这时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励等“六贼”的罪恶，要求把他们处死。宋钦宗被迫陆续将蔡京等人贬官流放或处斩。
靖康元年正月，宋钦宗起用了主战派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部署京城的防御。战守之具粗备，金完颜宗望部即已抵达城下。宋钦宗派使者去金营求和，完颜宗望提出：宋须交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骡各一万头匹、驼一千头、杂色缎一百万匹、绢帛一百万匹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三镇（称三镇，即包括其所属州县）尊金帝为伯父以宋亲王、宰相作人质，送金军北渡黄河，才许议和。金军攻城，李纲亲自督战，多次打退金军。
驻守陕西等路的宋军，听说开封被围，立即由种师道、姚平仲等率领前来“勤王”。各地乡兵和百姓也自动组织起来，迅速向开封集中。种师道等各地援军达二十多万，金军不到六万人。李纲、种师道主张坚守京城，在敌军粮尽力疲北撤时，中途邀击，可以取胜。二月，姚平仲领兵半夜出城劫营失败，宋钦宗和太宰李邦彦罢免李纲，向金军谢罪。这些荒谬举动，激怒了东京军民，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门上书，要求复用李纲，罢免李邦彦等人，几万人来到皇宫前，痛骂李邦彦，砸碎登闻鼓，打死宦官几十人。宋钦宗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京城四壁防御使。李纲复职，下令能杀敌者厚赏，军民无不奋跃。但宋钦宗却继续派使者去金营求和，竟然答应了金朝赔款和割让三镇的要求。
完颜宗望见宋朝备战，勤王军不断来援，又因已得三镇，便撤军北归。宋朝两次出兵救援太原，均被金军击破，宋军主力耗折殆尽。
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虽然把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土地和人民全部割归金朝，三镇的人民却起而抗拒，“怀土顾恋，以死坚守”。北归的金军并不能凭靠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无耻诺言而占有三镇。因此，究竟应否割让三镇的问题，在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中也成为重新争论的议题。于是在靖康元年八月，金军再次南侵。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仍分东、西两路进兵。这时，宋将王禀坚守太原已八个多月，因粮尽援绝，九月初被攻下。东路金军也于十月初攻入河北路的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宋钦宗惊慌失措，召集百官商议是否如约割让三镇事。这时，种师道已死，李纲贬官，主和派唐恪、耿南仲等控制朝政，坚主割地，遣返各地的勤王军，撤除京城的防御工事。金军渡过黄河，完颜宗翰向宋朝提出，要划黄河为界，河东、河北地归金。宋钦宗一一答应，并且亲自下诏给两路百姓，劝谕他们“归于大金”。
十一月，金军前锋到达东京城外。闰十一月初，金军攻城。城内兵力有限，士气不振，宋廷于危急之际竟派郭京带领“六甲神兵”出战，大败逃散，东京城破。宋钦宗派宰相何栗去金营求和，完颜宗翰、完颜宗望要宋钦宗前往商议割地。宋钦宗亲去金营求降，献上降表。从靖康元年十二月起，金军大肆搜括宋朝宫廷内外的府库以及官、民户的金银钱帛。靖康二年四月，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满载而去，北宋从此灭亡。
宋政权南迁与南宋初抗金斗争
金军从开封撤退之前，册立了原北宋宰相张邦昌为楚帝，企图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女真贵族的傀儡政权，统治黄河以南地区。金军撤退后，宋廷旧臣不再拥戴张邦昌，张邦昌只好避位。五月，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元年（1127），是为宋高宗。
宋高宗赵构即位之初，起用当时深孚众望的抗战派李纲为相。这时河北、河东地区都有忠义民兵抗击入侵的金军。李纲要把这些力量加以组织、领导和使用，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便推荐宗泽任东京留守，张所任河北西路招抚使，王躞为河东经制使，傅亮任经制副使，并提出改革军制，整顿军纪，募兵买马等一系列建策，部署收复河东和河北失地。但赵构、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却只想用割让土地和缴纳岁币的办法，以求金人不再进军，决不敢作以武力进行抵抗的打算，因而对李纲的谋划百般阻挠和破坏。李纲任相仅七十五天，即被罢免，张所等抗战派也相继被罢免。上书言事、力主抗金的太学生陈东和进士欧阳澈也被杀害。
南宋与金分界示意图女真贵族的烧杀掳掠，在北方强制推行奴隶制等行径，激起北方人民的武装反抗。河东地区的人民用红巾作标志，组织武装，到处袭击金军。泽州（今山西晋城）和潞州（今山西长治）一带的忠义民军，曾猛攻金军大寨，金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几乎被俘。女真贵族痛恨红巾军，逐捕最急，每每妄杀平民以泄愤，而红巾军却愈益壮大。河北庆源府（今河北赵县）五马山（在今河北赞皇）上，有官员赵邦杰和马扩领导一支抗金队伍，他们拥立自称信王赵榛的人作号召，人数达十万以上，各地的许多抗金武装闻风响应。河北西路招抚司都统制王彦，率军渡河，攻占了新乡县城，后被金军打败，王彦率部转移到共城（今河南辉县）西山。他的部属都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表示与金军斗争到底的决心，这支军队从此便以“八字军”著称。两河忠义民兵纷纷接受王彦的领导，队伍扩大到十万以上，屡次打败金军。此外，如幽燕地区的刘立芸、杨浩和智和禅师、刘里忙等人也分别组织抗金队伍。张荣领导的梁山泊水军，陕西邵兴（后改名邵隆）和邵翼组织的义兵，也都各自为战，奋勇抗金。
赵构和黄潜善、汪伯彦对北方人民的抗金斗争，实际上采取敌视态度。他们将“行在”迁往扬州，以求苟安享乐。只有留守开封的宗泽，把那些归附在他的旗帜下的各地农民起义军加以组合，并和黄河以北的忠义民兵取得密切联系，整顿防御，以加强作战实力，建炎元年冬和二年春，宗泽率军击退金军的大举进攻。但是，他收复失地的计划一直得不到赵构的批准，几次吁请赵构返回东京，也未被采纳，积愤成疾，与世长辞。接任东京留守的杜充，一反宗泽所为。北方人民抗金武装也遭受挫折，先后为金军击破。
建炎二年秋至三年春，金军又发动攻势，前锋直指扬州，赵构仓皇逃往江南。抵达杭州不久，苗傅和刘正彦发动政变，逼迫赵构退位。吕颐浩和张浚联络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起兵“勤王”，政变宣告失败。东京留守杜充放弃开封，率军退往江南的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当年冬，金将完颜宗弼率大军渡江，占领建康府，杜充投降，赵构又自杭州出奔，漂泊于海上。金军追至明州（今浙江宁波），沿途遭受南宋军民的不断袭击，遂于建炎四年春在大肆掳掠后北撤。韩世忠在黄天荡一带拦截金军，相持四十天之后，金军以火攻破韩世忠军，才得回到建康。岳飞率部克复了建康府，金军退至长江以北。绍兴元年（1131），张荣的梁山泊水军在泰州（今属江苏）缩头湖击败金将完颜昌，俘获完颜昌之婿蒲察鹘拔鲁。金军又被迫放弃淮东。
金朝在建炎四年九月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建立傀儡政权，与南宋对峙，并集结重兵，攻打川陕。同月，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命都统制刘锡率五路军马，与金完颜宗辅（讹里朵）、完颜宗弼、完颜娄室所部在富平（今属陕西）举行大规模会战，宋军溃败，陕西五路大部丧失。都统吴阶率军扼守大散关附近的和尚原（今陕西宝鸡附近），屏蔽西川。绍兴元年十月，完颜宗弼大军猛攻和尚原，吴玠率军顽强抵御，重创金军，完颜宗弼身中两箭，金军遭受自灭辽破宋以来的首次惨败。三年正月，金军攻下金州（今陕西安康）。吴玠领兵至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抵敌，战败。四年二月至三月，吴吴玠军又在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南），再次大破完颜宗弼的重兵。金军退守凤翔，暂时不敢窥伺四川。
绍兴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出师反击伪齐，连克郢州（今湖北钟祥）、随州（今湖北随县）和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并于襄阳府附近击败伪齐悍将李成的反扑。岳飞派遣部将王贵和张宪进兵邓州（今河南邓县），击败金、齐联军几万人，又攻占唐州（今河南唐河）和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屯兵鄂州（今湖北武昌）。岳飞按照预定计划胜利地收复襄阳六郡，这是南宋建立政权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绍兴四年九月，金、齐联军自泗州（今江苏盱眙）和楚州（今江苏淮安）两地渡淮，大举南侵。十月，金军一支前锋在扬州大仪镇（今江苏扬州西北）遭遇韩世忠军伏击。金与伪齐联军进攻庐州城（今安徽合肥），岳飞奉命领军救援，在庐州城下又破敌军。
经过抗金将士四五年的艰苦奋战，南宋的统治才得以稳定下来。绍兴六年，宰相兼都督张浚部署韩世忠进攻淮阳军（今江苏邳县西），不克。岳飞率军连破镇汝军、虢州（今河南卢氏）、商州（今陕西商州）和顺州（今河南嵩县西南），兵临蔡州（今河南汝南）。伪齐向金朝求援，遭到回绝，不惜孤注一掷，分兵进犯两淮。伪齐军在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等地分别遭到杨沂中等军拦击，大败而逃。岳飞军又在唐、邓等州击破金与伪齐联军的分路进攻，再次兵临蔡州，打退了敌人的追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