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诗歌历史
先秦诗
与词、曲相比，中国的诗歌历史最悠久，成就最辉煌。它兴起得早，且经久不衰，青春长在。
诗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语言产生后不久。《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可见在原始劳动中的劳动号子就是最原始的诗歌，鲁迅将其戏称为“杭育杭育派”《门外文谈）。《吕氏春秋·古乐》又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可见原始的诗与歌密不可分，都与音乐舞蹈密切相关。但由于缺乏文字记载，这些原始诗歌大多已湮灭不传。一些古籍记载的所谓神农、黄帝、尧、舜时代的歌谣，多数经后人润色，甚至是伪托之作，但也有个别作品保留了远古时期的原始味道，如《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弓》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夫（古“肉”字）。”以简单的节奏表现了从砍伐竹子、制造弹弓，到射出弹丸、击中猎物的狩猎过程。
两汉魏晋南北朝诗
这一时期被鲁迅称为文学的“自觉时期”。其在诗歌方面的主要成就是五言诗由成型到繁荣，七言诗由滥觞到初步发展，杂言的歌行体及五七言四句的小诗也趋于成熟。新兴的声律学逐渐应用到诗歌创作中，为唐以后的近体律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包括诗歌批评在内的文学批评也空前发达繁荣，除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已接触到诗歌批评外，刘勰的《文心雕龙》有许多章节都是专门论诗的，钟嵘的《诗品》更是系统的论诗专著。
两汉时，诗歌的成就不高，文人诗的成就更差。相对而言民间的“乐府诗”水平较高。
“乐府”本是汉代所设的音乐机关名，它是汉初统治者为润色鸿业、制礼作乐的需要而设置的，它的任务除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演奏外，还要采集各地的民歌。“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到了魏晋六朝，人们习惯于把这些汉代乐府机关所采集的原称为“歌诗”的诗歌称为“乐府诗”，于是“乐府”由音乐机构名一变而为诗体名。
据《汉书·艺文志》载，仅西汉乐府民歌就有138首之多，可惜流传甚少。现存乐府民歌大多是东汉作品，共有三四十首，其中富于文学价值的是那些采自民间的作品。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原则实际上和《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原则一脉相承，因而必然继承《诗经》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具有很高的思想意义。
有些诗揭露了当时严重对立的阶级状况，揭露了战争和劳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有的甚至直接写出了贫苦百姓被逼无奈而不得不铤而走险、犯上作乱的情景：“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白发时下难久居！”（《东门行》）
有些诗写传统的爱情婚姻。如《上邪》一连气用五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来发誓，说只有到那时“乃敢与君绝！”热烈地歌颂了对爱情的忠贞。《孔雀东南飞》深刻地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对倾心相爱的青年男女的无情迫害。这篇1700多字的乐府诗是古代汉民族最长、最优秀的叙事诗。它述说了“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的悲剧故事。与此相反，《陌上桑》却充满喜剧色彩，写美丽机智的罗敷如何拒绝了“使君”的无耻追求。
乐府诗中最具有特色的是那些表现家庭、社会问题的作品。如《妇病行》写母亲临死前千叮咛万嘱咐地将“两三孤子”托付给丈夫，但这个丈夫——或许是后父，最终竟抛弃了孩子，又如《孤儿行》写兄嫂独霸家财，把幼弟视为奴隶，任意折磨役使，也深刻地揭示了家庭的悲剧。
汉乐府多“采摭闾阎，非由润色”，所以“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胡应麟《诗薮》卷一），成为它天然的本色。汉乐府或为杂言，或为五言，标志着诗歌形式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为后代杂言歌行及五言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汉乐府最显著、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它刻画出许多性格鲜明、情节完整的形象和事件，标志着叙事诗进入了更成熟的阶段。如《孔雀东南飞》用多种多样的手法生动地塑造了刘兰芝、焦仲卿、焦母、刘母、刘兄等一系列生动形象，描叙了休妻、离别、拒婚、再嫁、殉情等一系列生动情节，不愧为现实主义的叙事杰作。如果考虑到汉（族）文学叙事诗的不足，汉（代）以后叙事诗停滞不前的实际情况，那么汉乐府的这一艺术成就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汉代的文人诗成就不高。尤其是西汉时期只有项羽、刘邦等人几篇急就短章《垓下歌》、《大风歌》等较为生动感人。到了东汉，文人受西汉以来五言民歌影响，逐渐重视对五言诗的写作。班固的一首咏缇萦救父的五言诗《咏史》，虽然“质木无文”，却是有史可查的第一首文人五言诗。以后张衡、辛延年等人相继而起，或自作，或拟乐府之作，五言诗逐渐发展起来。它比起“文繁而意少”的四言诗，多出一个单独的音节和词汇，因而能“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钟嵘《诗品》）。
到东汉末年，出现了一批作者姓名已不可考的五言诗，后人便把它们泛称为“古诗”。历史上曾有人把这些作品系于西汉时期枚乘、李陵和苏武等人的名下，这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在这批古诗中有19首以《古诗十九首》的名义被选人《文选》，它们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魏晋时期最值得称道者一是建安诗人，一是正始诗人，一是太康诗人，一是大诗人陶渊明。
汉魏易代之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于是在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产生了一批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核心，“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斡、阮沫、应场）为羽翼的“建安诗人”，他们关切现实，慷慨有志，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写下了一大批具有高度现实性和饱满感情的作品，其风格被后人誉为“建安风骨”。建安风骨的特点及产生背景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如曹操（155~220）的《蒿里行》写讨伐袁绍之战，《苦寒行》写东征高干，都写出了事件的经过，战争的残酷，人民的苦难，被后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而曹操的《短歌行》、《龟虽寿》，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杂诗》等，又都抒发了作者真切复杂的思想感情，不愧为优秀的言志抒情之作。特别是曹植（192~232）的《赠白马王彪》，剖析了在皇室内部残酷斗争中的悲愤心情，更是一篇写实与抒情相结合的佳作。曹植特别擅长五言，他在曹操“清峻”、“通悦”的基础上更注重“骋词”和“华靡”，因而使五言诗更趋于繁荣。而曹丕（187~226）的《燕歌行》则是有史可查的第一首完整的文人七言诗。
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与曹氏之间展开了殊死的血腥倾轧，特别是司马氏借“名教”杀人，剪除异己，政治异常黑暗。应运而生的是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后人称他们为“正始（魏齐王年号，241~249）诗人”，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思想反对现实政治。他们也关心现实，但黑暗的政治迫使他们由奋发进取转而变为或愤世嫉俗，或消极避世；他们也饱含感情，但朝不保夕的处境迫使他们由慷慨激昂转而变为或隐晦曲折，或任达旷放。阮籍（210~263）的82首《咏怀》诗可视为正始诗人的代表作，这些诗“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王夫之《古诗选评》卷四），都写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而且这种组诗的形式又开创了五古抒情组诗的体例。
西晋“太康（晋武帝年号，280~289）诗人”以“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一说无张华，而有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最为著称。他们的共同倾向是更注重文章的华美和写作的技巧，而在思想内容方面有所减弱。正像《文心雕龙·明诗》所说：“晋世群才，稍人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但出身清寒的左思有一些抨击当时门阀制度的作品，写得十分深刻生动。
东晋时，随玄学而兴起的玄言诗逐渐盛行。这种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毫无可取之处。因而陶渊明在此时的出现更显得光彩异常。陶渊明（365~427）为人以讲究气节，不为五斗米而向乡里小儿折腰著称，深受后人的爱戴。他的诗以描写田园著称。这些诗充满了对污浊社会的憎恶和对纯洁田园生活的热爱，如在《归田园居》中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但他并非是浑身的静穆，他也有些“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说明他并未完全忘怀世事。陶渊明的诗在艺术风格上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平淡自然。他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真率自然地描写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好像一切都是“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朱熹语）一样。但他的诗虽平淡，却不浅薄，相反非常醇厚有味，能在平淡中见真淳，在自然中求深刻，在古朴中出意境，因而能产生像苏轼所评价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奇趣”。如其名作《饮酒》之五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意在言外，深得含蓄隽永之美。
南北朝诗最可称道者是山水诗的兴起。在此之前，诗中对山水的描写只处于起陪衬作用的宾位，而此时有些诗人却把山水作为审美的对象纳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正像《文心雕龙·明诗》所指出的那样：“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最著名的诗人有谢灵运（385~433）及谢眺（464~499），世称“大小谢”。大谢善于移步换形，经营画境，偶尔也能写出“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这样得之自然的神来之笔。谢眺的山水诗“清机自引，天怀独流，壮景为幽，吐情能尽”（《采菽堂诗选》），较大谢又进一步。如其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晚登三山》）；“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不管是在捕捉山水情趣方面，还是在情景相生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南朝诗的另一特点是更注重形式与技巧。注重“隶事”、“藻绘”，以用典繁富、词藻华丽为美，随着声韵学的逐渐兴起，更讲究诗歌的音韵之美，于是到齐梁的沈约时终于提出“四声八病”（八病指：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之说，要求“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时称“永明（齐武帝年号）体”。再加之这时统治阶级异常腐化，他们专用这种华美的形式写其纵情声色的生活，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宫体诗”。梁简文帝、陈后主、徐搞、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都是这一诗派的代表人物。
但南朝诗人终有能发扬“左思风力”者，这就是鲍照（？~466）。他继左思之后，对士族制度再度抨击，其《拟行路难》十八首中的某些作品抒发了他所说的“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的感慨，悲愤地呼号道：“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能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他还写了许多边塞诗，对诗歌题材的开拓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诗体方面，他又是七言歌行的创造者。他善于学习汉魏乐府，能于杂言中条理出以七言为主的规律，又变曹丕《燕歌行》的句句押韵为隔句押韵，或有规律的换韵，使七言体走向成熟。
南北朝的民歌也很发达，南朝民歌可分为“吴歌”与“西曲”两类。前者出自以建业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后者出自长江中游一带。南朝民歌几乎以歌咏爱情为惟一题材，风格婉丽柔靡，多用复沓、叠字、谐音双关等修辞手法。如其代表作《西洲曲》云：“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不但句句不离“莲”字，而且巧妙地以“莲”谐“怜”，表达相思之情。北朝民歌与南朝民歌迥然不同。社会的动乱、战争的残酷，家庭的离析都在民歌中有充分的反映，而风格的豪迈奔放又充分体现了北方民族孔武强悍的精神。其代表作如《木兰诗》、《敕勒歌》，已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世名作。与北方民歌相比，北方的文人诗成就较差。只是到庾信等人由南入北后才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作品。
唐诗
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繁荣最辉煌的时期。据《全唐诗》及其有关补遗所载，现存诗有52000余首，作家2300多人。数量之多，作者之众，内容之广，风格流派之繁，体裁样式之全，均堪称空前。
从题材内容看，唐诗几乎深入到唐人生活的每个领域，大至国家兴衰，政治得失，社会动乱，战争胜负，民生疾苦，诸如盛唐时的对外用兵，盛唐至中唐转折时的安史之乱，以及人民在其间受到的征戍与诛求之苦，中晚唐的三大痼疾——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党争倾轧，无不写入诗中，号称“史诗”的作品，不计其数。小至琴技棋艺，书理画趣，虫鱼鸟兽，亦莫不入诗。至于那些描写自然田园，歌咏日常生活，抒发离情别绪，赞美建功立业，向往渔樵山林等传统题材，更多如雨后春笋。而且形式各异，有纪游体、寓言体、赋体、传记体、传奇体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诗在反映现实的广阔性和深刻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前代。它们从许多方面接触到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如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腐败无能、拒谏饰非、斥贤用奸，都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谴责，有的甚至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以至后人无不感慨道唯唐人方敢如此。同时他们对农夫织妇所受到的种种压迫与剥削充满了深切的同情，描写下层人民的生活已成为诗歌创作的一大内容。它们还提出了妇女问题、商人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凡此种种都是前代诗人没有或很少写到的。
从风格流派看，更是百花齐放。仅就盛唐而言，“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也”（高棅《唐诗品汇总序》）。其中，孟襄阳（浩然）、王右丞（维）等人，高适、岑参等人还被后人奉为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的代表作家。在盛唐之前，还出现过以华丽壮美著称的“初唐四杰”体和以精工纤巧著称的沈宋体；在盛唐之后，还出现过以清丽精雅著称的十才子体，以平易通俗著称的元白诗派（亦称长庆体），以奇警峭劲著称的韩孟诗派，以精深婉丽著称的温李诗派等。
具体而论，唐诗派别虽多；但总体而论，唐诗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能把充实的内容与饱满的感情，高度的写作技巧与纯熟的表现方式完美地结合起来。而这几个因素本是诗歌的基本因素，唐诗不但能兼而有之，且能将其炉火纯青地融为一体，故而能登上诗歌的顶峰。唐之前的诗并非没有充实的内容和饱满的感情，但苦于表现方法、艺术技巧尚不能像唐人那样随心所欲，作起诗来难免有些板滞拙涩，缺乏活泼流动的韵味与风情；唐之后的诗并非没有高度的写作技巧与纯熟的表现方式，但很多内容和感情早已被唐人表现得淋漓尽致，很难再有所创新，故而作起诗来难免或多从形式及人工安排上用力，或摆脱不掉因袭的成分，使诗歌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应有的情韵。但唐诗则不同，历史的机遇使它处于一种最佳的处境。它一方面能保有充实内容和饱满感情，一方面又能在写作技巧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因而唐人几乎开口便能写出好诗，如“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回乡偶书》），“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寻隐者不遇》），感情真切，情趣盎然，仿佛一切皆从胸中流出，并非在有意为诗，但写出来的却是一派有如天籁的真情神韵，这正是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不可及处。
就体裁形式看，中国古典诗歌的各种体裁，包括“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诗薮》外编卷三）唐人发展了汉魏以来的五七言古体诗，既保有其古朴淳美的固有本色，又增加其生动流走的新貌，特别是能吸收唐以来近体诗的优点，使其声情更加婉转优美，摇曳多姿。七言歌行体在六朝时尚属初起阶段，至唐亦蔚为大国。即使是从南北朝起即已失去其音乐性的乐府诗，在唐代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李白尚喜借旧题写时事；至杜甫则发展为“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专写新题乐府，从本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实传统；至白居易，更团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使乐府诗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唐人在诗歌体裁上的最大创新还在于律诗。这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诗体。所谓律诗即要求按一定的格律程式来写诗。唐人吸取了六朝永明体诗四声八病说和骈文骈赋崇尚骈偶对仗的合理内核，将其进一步规则化，产生了新体的律诗。这些规律主要包括：音调要合乎平仄声的规律。即在一句之中，要以两字为节平仄声相间，尤其要使偶数字平仄相间；在一联两句之内，要平仄相对，如五言的出句为“平平平仄仄”的话（七言只需在前边加上与五言一二两字相异的仄仄即可），那么对句即需作“仄仄仄平平”（七言则作平平仄仄仄平平）；而在两联之间，即下一联的出句与上一联的对句之间要平仄相粘，如五言的上一联对句为仄仄仄平平的话，那么下一联的出句则要作仄仄平平仄，其余以此类推，反复终篇。字词句法要合乎对仗要求。律诗多以八句四联为篇，四联又可分别称首联、颔联、颈联、尾联，其中第二、三两联应是严格的对仗句式，一四两联则可对可不对。与此相关，由六朝四句小诗发展而来的五七言绝句体也逐渐律化，称为律绝，而其声律及对仗的规律可符合律诗中的前两联、后两联、中两联，或首尾两联中的任何一种。由于律诗和律绝有鲜明和谐的节奏及抑扬有序的声调，所以读起来愈发朗朗上口，充满音乐美。
唐诗的特点又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发展变化，人们已公认明人高棅对唐诗“初、盛、中、晚”的四期划分说。
初唐是唐诗的因袭变革期。一方面出于润色鸿业的需要，在皇帝的提倡和参与下，一些宫廷诗人，如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武后时的沈俭期、宋之问，都创作了大量的宫体诗，继承并延续了齐梁以来的华靡浮艳诗风。他们对五七言律诗的定型作出过历史的贡献。另一方面，一些中下层文人纷纷崛起，向宫廷文人的一统天下发起冲击，其代表人物是唐初“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及陈子昂。他们自觉地批判六朝文风，有意识地拓展诗歌内容，开创新的风格。四杰批判“上官体”为“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并倡导“革其弊”（杨炯《王勃集序》）。陈子昂批评当时的文风为“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并倡导“汉魏风骨”（《修竹篇序》）。陈子昂（661~702）的《感遇诗》三十八首、《蓟丘览古》七首、《登幽州台歌》等，反映现实、抨击时弊，风格雄浑高古，寄托遥深，确有汉魏风骨，对廓清六朝余风起到巨大的冲击作用，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盛唐是唐诗的繁荣昌盛期。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准备，盛唐诗坛出现了百花齐放，美不胜收的繁盛局面。从内容上讲，此时的诗歌已得到了最充分的解放，唐诗所表现的种种内容，都在此时得到最集中的反映。从体裁上讲，这时的律诗已走向成熟，蔚为大国，七言歌行和绝句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达到了诗歌史上的最高水平。从风格上讲，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流派在此时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而其代表人物杜甫、李白可谓登上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座高峰。其他如壮浪奔放的边塞诗派、优美清新的田园诗派亦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中唐是唐诗的繁衍期。此时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盛唐诗风；韩愈、孟郊有意发展杜诗雄奇的一面，形成了以横放杰出、排汋瘦硬为特点的韩孟诗派；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和李白的浪漫色彩，独树诡丽瑰奇之一帜；刘禹锡、柳宗元或发思古之幽情，或借山水以抒幽愤，亦有独到的浑成清峻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之中有些人在语言上刻意推敲，如韩愈、孟郊，有些人在意境上着意刻画，如李贺、柳宗元，有些人尤喜以议论或散文入诗，如韩愈，这都不但进一步丰富了“唐音”，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宋调”。
中唐诗歌影响最大的流派，要推以白居易为首的，有李绅、元稹、张籍、王建等人广泛参加的新乐府运动。
晚唐是唐诗逐渐衰落期。最初尚有李商隐、杜牧两位著名诗人，时称“小李杜”。他们的长篇五古《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感怀诗》，题材重大，颇能继承老杜的同类作品。李商隐的七律和杜牧的七绝成就更高。李商隐在七律已被前人多方开掘，几乎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他对语言、对仗、声律和典故，无不精心的锤炼安排，形成了一种富艳精工和深于情韵的风格，成为唐诗灿烂的晚霞。尤其是几首表现爱情的《无题诗》，如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感情极为缠绵，意象极为朦胧，给人一种别开生面的美感。杜牧的七绝以清新俊逸，流走明快，语浅意深见长，在王昌龄、李白等绝句大师之后犹能自成一家。
李商隐、杜牧之后，不曾再出现有重大影响的诗人。这时作家虽多，但多是中唐以来各大家的学步者，例如方干、李频之于贾岛、姚合，吴融、韩僵之于李商隐、温庭筠，只有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诸人稍有特色。他们的某些作品能继承新乐府运动“惟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平易流畅的风格，如杜荀鹤的《再经胡城县》曰：“去年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但气魄才力以至影响都远不及前人了。
宋诗
在繁荣的以至难乎为继的唐诗之后，宋诗的成就确实稍逊于唐诗。但文学史上有人将宋诗一笔抹杀，说它不但不如唐诗，而且不如元诗，甚至“一代无诗”（王夫之《薹斋诗话》），则又贬斥过分了。应该说，宋诗还是有很高成就的，而且有它独自的面貌，后人习惯上称之为“宋调”。
从思想内容上看，宋诗比历代诗歌都要广阔。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直接以诗议政的作品更多了。宋代诗歌创作的高潮往往是随政治斗争高潮的出现而出现。如北宋时围绕新旧党争，南宋时围绕和战之争都出现了很多政治诗、时事诗。二是描写民生更广泛深入了。宋诗不但写一般的农夫织妇，还扩展到纤夫、渔民、城市平民、手工业者、小商贩、艺人等，而且对统治阶级的种种压迫剥削手段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表现得更深入了。三是爱国诗出现空前的繁荣。鉴于宋代不断受到外侮，这类作品自然日益增多，至南宋已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调。四是更广泛地描绘出经济生产，民风民俗等社会生活画面，许多新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诸如盐酒专卖、漕运、矿业、新式农具、医疗技术、年节风俗、占卜、说书等，都被诗人们摄入笔端。五是品评艺术的作品大量产生。宋人的文化修养要远高于前人，因而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评论诗、书、画、乐的诗歌，诗歌成了文艺评论的重要工具。
宋诗在思想内容上也有不少缺欠，如缺少热情洋溢的爱情诗、抒情诗、边塞诗等。
宋诗在艺术风格及表现手法方面也有某些新倾向。
首先是议论化。唐之杜甫、韩愈已有此苗头，至宋，随着诗歌功能、表现力的不断扩大，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再加之宋代诗人多与政治家和官僚兼为一体，故尔“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以诗为武器，议论时弊，干预政治，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而宋代盛行的禅宗和理学更进一步加重了这一风气。自北宋中叶王安石、苏轼后，大部分诗人都喜谈禅，因而以禅论诗，以禅入诗，在诗中发挥禅理成为当时的普遍习尚。宋代的理学扼杀文学的美学价值，扼杀人的正常情感，对于诗歌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摧残作用，至于将理学的陈词滥调搬入诗歌创作之中，更产生了很多充满头巾气的陈腐议论，正像刘克庄在《竹溪诗序》中所评，这类诗“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但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一些有理趣而无理障的好诗，如朱熹《观书有感》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就是一首“寓物说理而不腐之作”（陈衍《宋诗精华录》）。所以对宋人喜以议论人诗应该全面、辩证地加以分析。
其次是才学化。这主要表现在喜于诗中广征博引、多用故实上。这种倾向从唐之韩愈已见端倪，至宋更为普遍。从北宋初的西昆派到北宋中的苏轼，再到两宋之交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都有很明显的表现。其中运用适当者能加深诗歌的表现力，运用过滥者则似“獭祭鱼”，被后人讥为“除却书本子，则便无诗”（王夫之《薹斋诗话》）。
再次是散文化。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曾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其时，从梅尧臣、欧阳修等人始，已有此倾向。总的说来它破坏了诗歌的固有特征，不足称道。
另外，宋诗在语言风格上多保有平淡自然的风格。虽然有些人只出于为政治服务的功利观点而强调平淡自然，如北宋初中期的王禹梡、欧阳修等人，他们为强调“传道而明心”，特别提倡诗应“易道易晓”；有些人能上升到审美的高度，而强调平淡自然。如王安石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苏轼说：“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至也”（《与侄儿书》）；陆游说：“工夫深处却平夷”（《追忆曾文清公》）。这样尽管他们之间的艺术风格各不相同，但在语言风格上都崇尚自然平淡，这和唐代很多诗人，特别是唐中后期的诗人过于追求华丽秾艳，或奇奥深涩有所不同。
宋诗还特别注意诗之“小结裹”，即具体的写作手法和表现技巧。唐诗在大领域内都已捷足先登，臻于完备，宋诗就只好在唐诗已开拓的道路上或向深处，或向远处，或向侧处作进一步的细致开发。前人评“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宋诗人……能不袭用唐人旧调……大抵残意深一层说，直意曲一层说，正意反一层说、侧一层说。”都道出了宋诗的这一特点。
宋诗的繁荣和宋代诗歌理论的发展分不开，这一发展主要体现在大量“诗话”的产生。诗话或记录轶闻，或品评得失，或考证史实，或阐述理论，三言两语，各成片段，是一种非常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批评形式。它固然有某些过于拘泥“诗法”的倾向，但如果因此而说：“唐人精于诗，而诗话则少；宋人离于唐，而诗话乃多”（《围炉诗话》），却未免诬之过甚。应该说诗歌理论的繁荣对探讨诗歌的美学特征还是益大于弊的。
宋诗在不同阶段还有其不同的特点。
北宋初期主要有“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三派，其共同特点是沿袭唐风，尚未形成宋诗的独特面貌，因此可称为沿袭期。“白体”主要效法白居易的浅切诗风，但结果往往“流易有余而深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骑省集》）。成就较高的诗人是王禹梡（954~1001）他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赋村居杂兴诗二首》），因而其诗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色彩。“晚唐体”以“九僧”为代表，宗法晚唐的贾岛、姚合，以意境清幽为尚，但往往流于破碎小巧。“西昆体”效法李商隐，讲究辞采、崇尚故实，其代表作家是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派遭到范仲淹、石介等人的强烈反对，范、石等人虽不以诗名，但也写了一些风格与西昆迥异的作品，为宋调的滥觞作出了一些贡献。
南宋后期，随着爱国意志的消沉，诗歌创作进入衰落期，著称于诗坛的是一批“江湖诗人”及其作品。他们之中除刘克庄、刘辰翁、戴复古或作品较多，或气魄较大外，多数都破碎不足以名家，作品数量既少，气象也很局促，像“四灵”这样的作家又重新拈起了晚唐的旗号，以贾岛、姚合为宗，取法不高，成就更低。所幸的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南宋亡国之变又造就了文天祥、汪元量等一批爱国诗人。他们的作品既有强烈的抒情性，又有高度的纪实性，在继承杜甫的“诗史”传统和南宋中期爱国传统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为宋诗作了一个光辉的总结。像文天祥的千古名篇《正气歌》，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早已化为民族之魂，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了。
元诗
宋以后诗歌呈衰落趋势，主要问题是缺乏创新意识，不论在内容题材上、艺术风格上还是体裁形式上都未能脱出前人的窠臼，有很多作家索性就以仿古为宗旨，连宋人那点标新立异的精神都失去了。但这几代的作品数量相当惊人，仅《明诗纪事》著录的诗人就有4000余人，几乎是《全唐诗》的一倍，因而优秀的作家作品仍不断涌现。
金代国祚不长，战乱频仍，文化本不很发达，诗歌成就亦不高。只是末期的元好问尚有一些能反映时代的好作品，风格也较为悲壮。
元初诗人多为宋金遗民，大多亲历过改朝换代的社会变革，因而某些作家如刘因、赵孟帄等的一些诗作能较深刻地反映社会矛盾和民族意识，中期以后，社会趋于相对稳定，科举取士的恢复又使知识分子有了进身的机会，特别是宋代的道学在此时发挥了“替金元治心”（鲁迅语）的作用，许多诗人都兼理学家，他们继承了宋儒重道轻文、扶世教化、止乎礼义的诗旨，诗风逐渐转向雅正。虞集、杨载、范椁、揭侯斯于此时号称“元诗四大家”。后期的重要诗人有王冕、杨维桢等，他们的作品对元末尖锐的社会矛盾又有较多的接触，风格亦较为多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元代诗人中有很多少数民族的诗人，诸如耶律楚材、揭侯斯、萨都刺、贯云石、马祖常、贤、余阙等，他们的成就足与汉族诗人相颉颃。元人戴良在《丁鹤年诗集序》中曾评道：“论者以马公之诗似商隐，贯公、萨公之诗似长吉（李贺），而余公之诗则与阴铿、何逊（南朝末年诗人）齐驱而并驾。他如高公彦敬、齑公子山、达公兼善、雅公正卿、聂公古柏，斡公克庄、鲁公至道、三公延圭辈，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之言。”如萨都剌《上京即事》曰：“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与著名的北朝民歌《敕勒川》一样，都非汉人所能描募。他们和汉族诗人一起为共同繁荣中华文化而作出了巨大贡献。
元代诗歌在不同时期虽有不同特点，但在艺术风格上却有一个共同倾向，这就是宗唐尚古而鄙薄宋诗的议论直露。
明诗
明代诗歌的成就亦不高，但其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却相当激烈。
明初诗文的代表作家是宋濂、刘基、高启，他们都经历过元末的社会动乱，写出了一些较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但不久，由于理学、八股科举以及空前残酷的文字狱严重桎梏了文人的思想，诗歌创作陷入了毫无生气的局面，出现了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派，专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能事，统治诗坛达一百年之久。
大规模自觉地与台阁体相对抗的是“前后七子”发起的复古运动。“前七子”以李梦阳（1472~1527）、何景明（1483~1521）为代表。他们的代表口号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对扫除“哗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台阁诗风起到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但他们提倡的复古和陈子昂、韩愈、欧阳修等人提倡的以复古为革新的主张不同，是纯粹的为复古而复古，因而他们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割断历史，走上了盲目的厚古薄今道路。其作品一味以抄袭模拟为能事，正像后来反对他们的归有光所形容的那样：“颇好剪纸染采之花，遂不知复有树上天生花也。”李梦阳本人在晚年也忏悔道：“余之诗非真也，王子所谓文人学子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诗集自序》）。“后七子”以李攀龙（1514~1570）、王世贞（1528~1590）为代表，他们再次发起复古运动，重蹈前七子的覆辙。如李攀龙不但要“诗必盛唐”，而且说“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他的诗亦以模拟剽窃为能事，如《古乐府》，篇篇模拟，句句模拟，恰如写字的“临摹帖”。王世贞不但要“诗必盛唐”，而且说“大历以后书勿读”，是典型的一代不如一代论者。他的诗，自《诗经》以下至李杜，无不模拟，令人生厌。此时，倒是那些不依附于前后七子的诗人，如唐寅、文徵明、王守仁、杨慎等，反能卓然自立。如唐寅《焚香默坐歌》纯用白话体“说尽假道学”（袁宏道语）：“请坐且听吾语汝：‘凡人有生必有死，死见先生面不惭，才是堂堂好男子！’”毫不袭古而英光自射。
大规模自觉地起来反对复古运动的是“唐宋派”、“公安派”与“竟陵派”。唐宋派的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他们的主要精力虽在散文，但“自为其言”、“直写胸臆”等主张亦适用于诗。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袁氏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和稍前于此的李贽、汤显祖等在清算复古主义文学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李贽提倡“童心说”，汤显祖提倡“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袁宏道更提出“性灵说”。这些主张势必促使他们打破拟古主义的陈腐格局而提倡抒发真情实感，也促使他们的创作“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小修诗叙》）“竟陵派”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他们也提倡性灵，但更注重“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又把诗歌创作带回幽深孤峭的狭路。总的说来，这几派的创作成就虽不甚高，但是冲破了复古主义笼罩当时诗坛的陈腐空气。
在明末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特别尖锐的时代，一些无意为诗者留下了一批优秀作品。其中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等人的爱国诗作，有如南宋末年文天祥等人的作品，再次奏响爱国的激昂之声。如年仅17岁就壮烈牺牲的少年抗清英雄夏完淳（1631~1647）的《别云间》曰：“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其气魄远非一般明人所能比拟。
清诗
清诗较明诗相对繁荣，作家作品的数量都要数倍于明，且到后期出现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发展变化。清诗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是明清易代之际。这时的诗人都经历过惨痛的社会巨变，因而其作品常能反映出剧烈的民族斗争，以及由此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又不尽相同，有些人以明末遗民自居，表现的是不忘故国的思想感情，其代表作家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及归庄、屈大均等。他们的诗或直咏其事、直抒其情，或借古咏今、托物寄志，表达了伤时之感、爱国之心、亡国之哀、复明之愿。如归庄的《悲昆山》以纪实手法写征服者之残暴：“城陴一旦驰铁骑，街衢十日流膏血。……一二遗黎命如丝，又为伪官迫慑头半秃”，堪称史诗。另一些人则当了贰臣，如钱谦益、吴伟业。钱谦益（1582~1664）在明末即主盟文坛，降清后常在诗中发一些幽隐的哀叹，说明内心亦是很矛盾的。吴伟业（1609~1671）的诗从客观上也多方面表现了明清之际的现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艺术水平也较高。著名的《圆圆曲》记录了吴三桂为了夺回爱妾不惜引清兵入关的传说：“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颇为世所传诵。
二是初、中叶时期。这时诗坛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它的繁荣，这就是派别竞起，诗论争立。
清初，王士稹（1634~1711）首倡“神韵说”，以反裱艳而倡澄淡为宗。但他在力图纠正专学盛唐的肤廓、晚唐的缛丽和宋人的议论、学问偏向的同时，又过分强调“色相俱空，无迹可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故而往往流为空虚疏淡，进而脱离现实。这也标志了清初诗风从重现实到重形式的转变。清中先有沈德潜（1633~1669）标榜“格调说”。他认为诗歌创作应当“一归于温柔敦厚”与“中正和平”，这实际上适应了统治阶级需要的“台阁体”的老调。稍后厉鹗（1692~1752）编著了《宋诗纪事》，标榜宋诗，把诗歌史上唐宋诗之争推向一个新高潮。之后又有袁枚（1716~1797）倡导“性灵说”，特别强调表现自我之“性情”。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作诗不可以无我”（《随园诗话》）。这固然在理学和八股桎梏人心的时代有其积极意义，但无形中又滑入了另一种倾向之中。再后有翁方纲（1733~1818）提出的“肌理说”，强调作诗要讲义理学问，代表了乾嘉以来考据学派的倾向。这期间不立宗派的诗人有郑燮（号板桥，1693~1765）和赵翼（1724~1814）。郑板桥写了很多同情人民疾苦、憎恨贪官污吏的作品，并对神韵派、格调派的某些空疏之论表示不满。赵翼特别强调发展的观点，他的《论诗》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闪耀着催人进取求新的思想光芒。
三是资产阶级改良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代进入晚期，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此时的诗歌创作主要体现出如何适应社会变革需要这一特点。
首开风气的人物是龚自珍。龚自珍（1792~1841）是近代最早呼唤改革的先进思想家。他的诗以其先进的思想，纵横议论，抒发感慨，有力地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上脱离现实的倾向，诗风也以瑰丽奇肆著称，足能矫拔颓风。如他热情呼唤新思潮的到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岏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这些“伤时之语，骂座之言”不能不动摇人们对旧制度的怀疑，震撼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心灵，为后来的思想界、文学界注入新生命。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发展，“诗界革命”亦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发起者是黄遵宪和梁启超等人。黄遵宪（1848~1905）是最早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的人。黄遵宪在理论上提倡“我手写我口”（《杂感》），“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诗集自序》）；同时又提倡利用古人优秀的传统，加以变化求新，从而创造一种“古人未辟”的新体诗。他的创作也确实达到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融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境界。如《今别离》将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等新鲜事物写入诗中；《冯将军歌》等写中法、中日战争；《哀旅顺》等写丧权辱国；《出军歌》等大力鼓舞抗敌救亡士气，不愧为一代“史诗”和“新派诗”。梁启超以其崇高的声望大力提倡“诗界革命”，其诗作敢于打破传统形式，自由抒写，对促成新体白话诗的产生有一定积极影响。之后，虽有“同光体”诗人陈三立、陈衍大力表张宋诗，王闽运大力表张汉魏六朝诗，力图在新诗派发展时，用旧形式作最后的一搏，但无奈大势已去，影响甚微了。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出现了杰出的女诗人秋瑾和以柳亚子等人为代表的“南社”。秋瑾早期所作的《杞人忧》就发出了“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这样压倒男儿的豪言；后来又写下《宝剑歌》、《宝刀歌》等一系列高呼革命的诗篇：“莫嫌尺铁非英物，救国奇功赖尔收”，直接以诗歌作为宣传革命的武器。“南社”成立于1909年，在第一次“雅集”的17人中，有14人是同盟会会员。所谓“南社”，取其“操南音不忘本”之典，亦即表示反清革命。南社作家虽多用传统的旧体，但表现的却是进步的革命思想，对推动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巨大的鼓动作用。
第二节历代名诗
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编成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共三百零五篇，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前11世纪）至春秋中期（约前7世纪）的作品。其书原称为《诗》或《诗三百》，西汉起称《诗经》，分风、雅、颂三大类。
本篇为十五国风之首。《关雎》是一首民间情歌，写一个男子在河边遇上一个采摘荇菜的姑娘，姑娘的美貌、娴静和勤劳引起了他强烈的爱慕之情以致日夜思念，梦中亦不可忘怀，甚至希望有朝一日能亲近她、娶到她。作品中作者将男子心态的变化与情绪的波动表现得淋漓尽致，情感真切而不猥亵，表现了人们对人类美好爱情的向往。
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本篇选自《诗经·秦风》。这是一首情歌，写对意中人的强烈追求。
秋水淼淼，芦苇苍苍，着意渲染一种渺远虚惘的意境。在这样的一个秋日里，诗人来到河边，追寻心中恩慕之人。伊人风致嫣然却是咫尺天涯，相思之苦、倾慕之情在碧波浩渺间弥漫开来，水色迷离，只滤下一声纤尘不染的轻声叹息。作者把情和景融合在一起，又通过反复寻觅而不可得的情节，把主人公的一腔深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本篇选自《诗经·周南》。
这是一首周南地方在女子出嫁时唱的祝歌。
诗中多祝福，尤其对婚后的生活进行了全面的祝福。全诗音律和谐，歌词相比下显得并不重要，符合姑娘新嫁时的吉庆场合。
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本诗选自《诗经·王风》，写的是一个周王室后裔面对旧都废墟的哀思。昔日气势恢宏的王宫，转眼之间已是苔痕遍地；曾经拥有的辉煌，犹如明日黄花；鼎盛的人群，而今已如鸟兽散去。我怅然徘徊在曾经万般辉煌的遗迹而前，仰声问苍天，为何造成今天这种局面？茫茫苍天，空无声息，我只有独自黯然伤神，任那亡国之痛一泄千里。
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
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园。
乐园乐园，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
三岁贯女，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
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本篇选自《诗经》。这是一首描写农民反抗统治者残酷剥削的诗。本诗描写的农民发出对统治阶级残酷剥削的愤怒和控拆，并以“硕鼠”比喻他们，十分形象而贴切地揭露了他们贪得无厌的丑恶本质，鲜明地展示了剥削者冷酷无情的丑恶面目。诗人反复咏叹的没有人为饥寒而悲号的乐土，虽然只是空想，却强烈地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国殇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作者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楚人，我国最早的大诗人。楚怀王时做过左徒、三闾大夫，主张明法度，任贤才，联齐抗秦。遭谗去职，被流放到汉水以北。顷襄王时曾被召回，旋又被放逐。当时楚国政治腐败，国力渐衰，前278年，首都郢又被秦攻破。屈原哀伤祖国危亡，又无力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约于该年夏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现存作品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均见于《楚辞》。
这首诗描写了一个血腥而残酷的战争场面，战马、长戟、战车和双眼血红的兵士，构成一幅肃杀的战争画面，而永垂千载的是战士高贵的灵魂。
湘君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
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
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
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
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
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恻。
桂櫂兮兰枻，斫冰兮积雪。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
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朝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
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捐余决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
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
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屈原诗作。
诗歌写的是湘夫人在等待湘君的故事。湘水男神为帝舜，湘水女神为娥皇、女英二妃，《湘夫人》和《湘君》两篇写的均是他们的爱情故事。神灵在屈原的手中人格化了，他们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悲欢，也有自己的爱情故事。湘夫人不顾巫人的劝阻，毅然在湘江之畔等待湘君的到来，然而结果却总是失望。诗人在这无尽的忧伤、无边的思慕、无望的爱情中找到了某种寄托，得到一种排遣。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
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
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
留灵修兮儋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
采三秀兮於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
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
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
猨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屈原诗作。
香草成了诗人示爱的信物，也是诗人自身高洁品质的象征。本诗描写了主人公的绯恻、悲伤的心理，同时也表达了主人公高洁品质不被别人认可的悲愤之情！
长歌行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乐府民歌。
本诗的主旨是警告我们每个人要珍惜时间。因为时间是永恒的，可对于每个人来说，时间却又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把握住了生命里的每一分每一秒，人生才是完整的、精彩的。
上邪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乐府民歌。
这是一首情歌。诗中描绘了女主人公为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用火一般的热情和实际行动，大胆地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新女性形象。表现了他对爱情的忠贞不谕。
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
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
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
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年几何？
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
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
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
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
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
腰中鹿卢剑，可直千万余。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
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
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生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乐府民歌。
本诗作者以第一人称描写了超凡脱俗之美的罗敷，以及她通过自己容颜及言行拒绝使君示爱的过程，表现了罗敷不畏强权，机智勇敢的性格特征！
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作者刘邦（前256~前195），字季，沛县（今属江苏）人。初为泗水亭长。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起义，刘邦举兵响应，称沛公，与项羽分兵破秦。公元前202年即皇帝位，建立西汉王朝，在位十二年。
这是一首描写成功者衣锦还乡的凯歌，全诗直抒胸臆，雄豪自放，充满着一种王霸之气。
垓下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作者项羽（前232~前202），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县西）人，秦末农民起义军首领之一。灭秦之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在与汉王刘邦长达五年的战争中，最后被围于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项羽自刎。
英雄无奈，慷慨而歌，纵使失利，亦是豪气冲天，此等气魄，何人能及！面对死亡，坦然而歌者，真正豪迈也。然透过豪迈，一股脉脉的温情也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表现了项羽这位有情有义的真英雄。
古诗十九首（其一）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古诗十九首》为五言组诗，最先被南梁萧统收集挑选编入《文选》。其诗不出于一时，也不出于一人之手。
本篇诗文表现了主人公相互离别时的悱恻缠绵，表达了有情人不得不天各一方，纵有万般情愫，也难相厮守。思妇空闺相守，却难得游子返家一顾，浓浓的思恋之情背后泛出一份怨怼之情！
佳人歌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作者李延年（？~前90），中山（今河北定县）人，出身倡家。每日为汉武帝作新歌，编曲。在汉武帝的东府中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其妹为汉武帝宠幸，即李夫人。后李夫人早卒，李延年失宠终被杀。
本文写女子之美。是李延年为其妹所作。为能使妹妹入宫而在汉武帝面前唱“北方有佳人……”以引起汉武帝的注意。
该作品中运用了概括而抽象的虚写。不写手、肤、领、齿美在何处，而是写其美的影响，美的程度：“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全国全城人尽为之动。究竟美貌如何，给读者一个自由的想像空间，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
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作者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县）人。汉末为丞相，封魏王。曹丕称帝，追尊为武帝。诗现存二十余首，均为以旧调旧题写新内容的乐府歌辞，或反映社会动乱，或抒写个人抱负，气魄雄伟，情感深沉，情调苍凉悲壮。
本诗抒发了光阴易逝而功业未成的苦闷，虽然诗的开头悲凉之情甚为浓厚，但就全诗来看，基调是健康的，情绪是激昂的。作者企望将自己余下的生命投入到自己的鸿图大志中去，以期用建功立业来慰藉自己的灵魂。
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诗作。
秋风肃杀，海浪翻腾，一个人立在竭石山上，东望大海的莫测变幻，让人油然而生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这也正是诗中所极力营造出来的气氛，波澜壮阔的大海，正是诗人开阔的胸襟和用之不尽的智慧。碣石、大海以及天地之间的一人，凛然有股凌人之气扑面而来。
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诗作。
寥寥数语，解开了自古以来盘踞在人们心灵中的不死情结。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生命体，每一个生命都会有自己的生存消亡过程，人，也难逃这一自然规律。既然生命如此短暂，那就应利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永恒便存在其中了。
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辜限河梁。
作者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220年，曹操死后嗣位为丞阳、魏王，不久即代汉称帝，国号魏，谥文帝。其诗形式多样，语言晓畅自然。后人辑有《魏文帝集》。
本篇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最完整的七言诗，对七言诗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本诗写一妇女怀念在远方作客的丈夫。首六句以候鸟归飞故土反映旅人滞留异乡，欲归不得；次五句写相思忧伤，而寄情于琴弦仍难以排解；末四句写忧思难寐，以对牛郎、织女遭遇的愤慨不平寄寓不能与丈夫聚会的悲苦之情。本诗最突出的特点是抒情委婉细致，音节和谐流畅。
七步诗
煮豆燃豆萁，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作者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第三子，丕同母弟。封陈王，谥曰思，故世称陈思王。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受曹操宠爱，尝随征伐，诗文多写其安逸生活和建功立业的报负；后期备受曹丕父子迫害，郁郁而终，诗文多表现其愤抑不平之情及要求个人自由解脱的心境。
本诗作者把豆和豆萁拟化成人，通过精简、干练的寥寥数语，强烈地谴责了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手足相残的人们。
咏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作者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他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因不满司马氏提倡的虚伪的名教，常借谈玄纵酒进行消极反抗。他是魏末代表作家，诗文皆擅，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和《大人先生传》，有《阮步兵集》。
这首诗是作者全部的《咏怀诗》的序曲。从文字上看，明白晓畅，一目了然，但内容又显得隐晦曲折，深意难求。其主旨表现了魏晋易代之际社会动荡形势下的诗人孤独忧伤的心情！
咏史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借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作者左思（约250~305），字太冲，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人。西晋著名文学家。他的优秀作品有《咏史诗》、《招隐诗》、《三都赋》、《娇女诗》。有辑本《左太冲集》。
借物咏怀，借景言志。文人的进取血液始终在他们的血管中激荡着，然而世事并非像他们想像中的那样单纯与自然，薄分素餐者尽管为千夫所指，但仍时时存在，而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压抑氛围。希望的破灭和理想的失败，使其他进取文人们只能用手中的这杆笔来渲泄自己心中的不平，也只能如此而已。
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棲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徇禄及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睁。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操持岂独古，无闷徵在今。
谢灵运诗作。
残酷的政治斗争使本可平步青云的诗人倍受打击，在偏僻的海边小镇上为了俸禄忙忙碌碌，久病初愈之后，登楼远眺，顿时为大自然的清新美丽所折服。徐风微波，池塘春草，园柳鸣禽，一切都是那样地具有生命的气息。面对美景，作者又感怀自身，不由得发出人类脆弱善感、苍白无力的感叹。
杂诗（其一）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作者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早年曾仕为江州祭酒、彭泽令等，中年因厌恶官场的污浊，遂绝意出仕，退隐农村，卒后友人私谥“靖节”。其诗文都取得较高成就，开创了我国诗史上的田园诗派。有《陶渊明集》。
人生无常，生命的依托飘无定所，欢乐稍纵即逝……面对此情此景，作者及时地抓住身边的朋友，对酒当歌，选择了一种让自己更快乐更惬意的生活方式，以此来表现他看破红尘、超凡脱俗的精神！
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渊明诗作。
本诗大约作于作者辞去彭泽令的次年（406）。当时，社会政治已十分黑暗污浊，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此诗表达了陶渊明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决心和归田后的愉快的心情与乡居的乐趣。
饮酒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辩已忘言。
《饮酒》是陶渊明作品中极有代表性的名篇，其中“结庐在人境”又是最为传诵的佳句。此诗创造了一种悠然自得，回归自然，与自然融而为一，并“饮醉已忘言”的优美至远意境，使魏晋去学中关于“得意无言”和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意识得到完美的诗意体现。可以说，以此诗为首的陶诗对此后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木兰辞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
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
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不闻爷娘唤女声，
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不闻爷娘唤女声，
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
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
可汗问所欲，
木兰不用尚书郎，
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
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
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
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
脱我旧时袍，着我旧时裳，
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
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
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
双兔傍地走，
安能辨我是雄雌？
南北朝民歌。
这首诗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一位巾帼英雄的形象。虽然是一个娇弱的女子，却在国家有难时，披挂上阵，且不让须眉，建立了赫赫战功。这在当时的社会里，一女子能有这样的勇气和报负，实为后人啧啧称赞，她的事迹同这首诗歌一起为后人千古传颂。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作者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在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应举及第，授朝散郎，后任虢州参军。因罪而被革职，其父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贬交趾做县令。高宗上元三年（676）秋八月，王勃在探望父亲途中落入海中，受惊而死，死时仅二十八岁。
此首为赠别名作，是王勃与将要去蜀州赴任的杜少府分别时的作品，与其他此类诗作风格迥异。全诗格调高昂，笔力雄健，一洗悲酸之态，不愧为送别诗中的佳篇。其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也成为千古的绝句。明胡应麟评价此篇说：“终篇不著景物，而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启盛中妙境。”
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作者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附近人）。出身富家。年十八未知书，后悔悟，入乡学，刻苦读书，尤善诗文。他是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者，对唐诗发展颇有影响。
这是一首千古佳作。全诗既不押韵，诗句也不整齐，读来却是错落铿锵，韵味悠扬。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陈子昂曾随军讨伐契丹，并出谋划策，但都未被采纳，还被贬为军曹。悲愤之余的他登上幽州台，含泪写下七首诗。本诗便为其中一首。
作品深刻地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寂寞无聊的情绪。语言奔放苍劲，感染力极强。
本篇的艺术表现也很出色。上两句写时间之绵长；第三句登台眺望，写空间之辽阔；第四句是对寂寞悲哀情绪的描绘。读这首诗，会深刻地感受到一种悲壮苍凉的气氛，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幅远古时空混沌的图景，一位胸怀大志却因报国无门而感到悲伤孤独的诗人兀立在图景中间。
这首诗虽然很短小，但内涵丰富，语言凝练，感情浓烈，其势可与楚霸王的《垓下歌》相媲美。
咏史
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
直发上冲冠，壮气横三秋。
愿得斩马剑，先断佞臣头。
天子玉槛折，将军丹血流。
捐生不肯拜，视死其若休。
归来教乡里，童蒙远相求。
弟子数百人，散在十二州。
三公不敢吏，五鹿何能酬？
名与日月悬，义与天壤俦。
何必疲执戟，区区在封侯。
伟哉旷达士，知命固不忧。
作者卢照邻（637~690？），字升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北京大兴附近）人。十余岁即博学能文。有《幽忧子集》存诗近三百五十首。
这是一首咏史诗，诗人通过咏史抒发自己才志不得施展的郁闷愤恨。初唐还是贵族政治，出身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很难在仕途上脱颖而出，这就使得很多有才华、有抱负而又出身低微的文人有了受压抑的痛苦。诗人通过对古人的景仰、赞美，是在描写一种自己理想的从政人格，也是对自己仕途不得志的宽慰。
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作者张九龄（673~740），一名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唐中宗景龙初年（707）进士。他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相，以直言敢谏著称。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被李林甫排挤，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此后所写的《感遇》组诗十二首，延续了阮籍《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诗的特色，对进一步扭转初唐诗风起了重要作用。
有情人天涯相隔，两地却可以共赏一轮明月，因彻夜思念你而不能入睡，于是披衣来到庭院。月光是那么明亮，撩起我的思绪，我拿什么赠给你呢？只有满手的月光！还是睡罢，也许梦中能与你相聚。
在古诗中明月成为寄托诗人相思情怀的最好意象。起句“海上生明月”是千古佳句，它看起来平淡无奇，却自然具有一种高华浑融的气象。全诗寓情于景，道出悠悠的不尽情思，体现了诗人创作的浑成自然的风格。
感遇
江南有丹橘，
经冬犹绿林。
岂伊地气暖，
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
奈何阻重深。
运命唯所遇，
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
此木岂无阴？
张九龄诗作。
这是一首颂丹橘的咏物诗，直承屈原《橘颂》之意。丹橘生长于江南，诗人也是南方人，其中托物自喻之意十分明显。作者描绘了丹橘经得住严寒考验的最大特征，即在严酷的条件下生长，有果实可以荐客，有树阴可以休息。诗人借丹橘写自己的坚贞品格，以及遭谗言陷害被迫离开朝廷的现实处境。
题大庾岭北驿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
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
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
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
作者宋之问（650？~712）字延清，汾州（今山西汾阳）人，虢州（今河南灵宝）人。武后时官尚方监丞，后因谄赐死。与沈佺期并称“沈宋”，二人对唐诗的主要贡献在于将渐成定格的律诗形式肯定下来，使之趋成熟。原来集已佚，后人辑有《宋之问集》二卷。
宋之问流放途中经大庾岭，在驿馆题写这首五律。这无休止的行程，使诗人离家乡越来越远，离朝廷越来越远，诗人的心情也就越来越凄苦悲凉。而此时，诗人的眼前又出现了此情景：江潮初落，江面平静，黄昏树林，瘴气缭绕。江水不能载诗人回乡，瘴气提醒诗人的流落。诗人触景生情，寓于诗中，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佳作。
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回，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作者张若虚，生卒年不详，扬州人，曾官兖州兵曹。唐中宗神龙年间与贺知章、张旭等号称“吴中四士”。存诗二首。
春江、花、月夜，诗人将这些充满诗情画意的意象完美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幅无限优美的场景，语言清丽纯净，环境幽美恬静，虽然是宫体诗的题材，却没有丝毫的敷衍做作。所以，闻一多先生称这首诗是“宫体诗的自赎”，是“诗中之诗，顶峰上的顶峰”。诗人在春江花月夜的美好背景中，融入了人离别的思念，探索人生的哲理和宇宙的奥秘，表达了诗人对时间久远、空间无限、个体渺小的无奈。但作者并不颓废与绝望，其基调“哀而不伤”，整首诗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汇成了一种情、景、理水乳交融的优美意境！
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作者贺知章（659~744），字季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自号“四明狂客”。他为人风流倜傥、狂放不羁，与李白等七人合称“饮中八仙”。武则天证圣元年（695）进士。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为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又充太子宾客，后累官至秘书监。天宝三年（744），因不满李林甫专权，上疏请求度为道士，返回家乡。其诗清新通俗，现存绝句六首。《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这首诗通过写柳条翠绿多姿，描绘了初春时节万象更新的情景，其中，后二句以自问自答的设问方式，歌唱了二月春风。春风为大地披上了绿色的新装，生机盎然的美好景象。这首七绝细腻真切，形象鲜明。其中乌细长如眉的柳叶也是由春风裁剪而成，可见其比喻构思都极其新颖巧妙。
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贺知章诗作。
贺知章年轻时离开了家乡越州兴（今浙江萧山），八十六岁时回到了家乡，这首诗即是作者告老还乡后所作。耄耋之年的诗人此次回到家乡时，已离家五十多年。世事沧桑，人生易逝，诗人心中感慨万千。
诗人选取了两个十分平常又非常有典型意义的情形或场景来表达久别思乡的情绪。其一是容颜衰老而乡音依旧。其二，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儿童笑问的场景。全诗至此戛然而止，有问无答，这弦外之音却如空谷传响，久久不绝。
这首诗的感情真切、自然，语言朴实无华，毫不雕琢，不知不觉中便将读者引入了诗的意境。
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作者崔颢（704？~754），汴州（今河南开封市）人。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进士。天宝年间曾官尚书司勋员外郎。作品以描写妇女生活与边塞风光为主，《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黄鹤楼是江汉名胜古迹，得名于其所在地武昌黄鹤山。全诗从怀古转入写景，接着又引出乡愁，气象宏阔，情思绵绵，以自然奇妙，出神入化之笔将对仙境的追羡与对故乡的怀念熔于一炉，构成繁富瑰丽的意境。该诗在艺术上，就律诗的起、承、转、合来看，这种以断实续的连接，也最有特色。
芙蓉楼送辛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作者王昌龄（698~756），字少伯，京兆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一说太原人，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进士，授汜水尉，不久迁校书郎。后贬为江宁丞，晚年贬龙标尉，“安史之乱”起，为亳州刺史闾丘晓杀害。王昌龄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尤其擅长七言绝句，可与李白并驾。
这首诗是作者被贬为江宁（今南京）丞时所做，原题共两首。秋意在夜雨中更显萧瑟，离别的黯淡气氛更浓。这样，“平明送客楚山孤”的开阔意境就被浩大的气魄烘托了出来。
首句写景叙事，渲染气氛。迷蒙的烟雨笼罩着吴地江天，宛如织成了一张无边无际的愁网。“寒雨连江”，“楚山”孤单，渲染出一片凄苦悲凉的送别气氛。“一片冰心在玉壶”，是说自己的心地纯洁明净，一尘不染，决不会因为遭到贬斥而改变志节。诗人从清澈无瑕、澄空见底的玉壶中捧出一颗晶亮纯洁的冰心以告慰友人，这就比任何相思的言辞都更能表达他对洛阳亲友的深情。
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作者王之涣（688~742），字秀凌。原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后迁居绛郡（今山西省新绛县）。做过县主簿、县尉等小官。因遭人诬陷，曾一度弃官漫游，足迹遍及黄河南北。他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可惜其诗大多亡佚，《全唐诗》仅录存其诗六首。
诗的首句抓住了自下向上、由近及远眺望黄河的特殊感受，描绘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宏伟气象。第二句“孤城”意象先行引入，为下两句进一步刻画征夫的心理作好准备。第三句忽而一转，引入羌笛之声，勾起征夫的离愁。其中“何须怨”的宽解之语委婉道出，更加深沉蕴藉，耐人寻味。末句“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就水到渠成，写边地苦寒，含着无限乡思离愁。正因如此，《凉州词》虽情调悲凉却又不失其壮美。
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王之涣诗作。
诗的前两句以极其朴素浅显的语言，形象而又概括地把诗人所看到的万里河山，凝缩于短短十个字中，就把上下、远近、东西的景物，全都融进诗人的笔下，使画面显得特别壮阔、辽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样两句即景生情的话，把诗篇推向更高的境界。这两句诗既出人意料，又含意深远，耐人寻味，表现了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高瞻远瞩的胸襟，也道出了要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的哲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