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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历史的瞬间

早期著名记者

摄影术诞生后不久,摄影就成为了人们记录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手段。

早期的新闻摄影,由于受器材条件的制约,拍摄的范围有限,许多快速运动的物体以及弱光下的情景都无法拍摄下来。

20世纪20年代后,小型相机开始出现、感光材料的性能大大提高,使人们能够在不干扰对象的基础上,得心应手地抓拍现实生活中的瞬间。从此,新闻摄影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得以及时地报道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摄影记者。

一、“抓拍鼻祖”萨洛蒙

在摄影史上,德国摄影家埃里奇·萨洛蒙(Erich Salomon,1886~1944)的抓拍方式和纪实风格,深深地影响着新闻报道摄影。

萨洛蒙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青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曾获得慕尼黑大学法律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萨洛蒙应征入伍并开始自学摄影。1927年,他正式开始摄影生涯,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世界政坛风云变幻,在欧洲的日内瓦、海牙等地经常召开国际会议。萨洛蒙出没于各种重要的国际会议,拍摄出席会议的各国政坛要人。他精通七国语言,采访时风度幽雅、彬彬有礼,深得各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赞许。法国总理白理安甚至断言:

一个会议,如果没有萨洛蒙博士前去拍照,那就没人相信它是一个重要的会议。

萨洛蒙擅长用小型相机“儿玛诺”和徕卡,凭借现场光,抓拍或偷拍毫无心理准备的政治家和社会名流,以此获得真实生动的报道。为了不引起被摄对象的注意,萨洛蒙还发明了一套伪装术:把相机藏在帽子或手提包里,用暗藏的快门线开启快门等。通过这些方法,他拍摄到了一般新闻记者无法拍到的镜头,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的摄影记者。1931年,萨洛蒙把拍摄的170幅名人照片编辑出版,名为《名人在毫无防备时刻》。

萨洛蒙为现代摄影采访开创了成功的范例。他创立的“小相机+现场光+抓拍”的模式,直到今天还被世界各国的摄影记者所沿用,他也因此被公认为“抓拍鼻祖”。

1932年希特勒上台后,对犹太人进行残酷的迫害,萨洛蒙被迫迁居海外。1940年5月,他被德国法西斯政府拘捕,1944年7月死于波兰的奥森辛威集中营。

二、夜色中的“猎手”

20世纪30~50年代,美国新闻界活跃着一位著名的摄影记者,他就是维吉(Weegee,1899~1968)。维吉原名尤瑟尔·费利克(Usher Fellig),出生于奥地利。十岁时,他与母亲和三个兄弟一起来到纽约投奔父亲。

这家新来的移民,住在纽约下东区,过着非常艰难的日子。维吉小时候当过糖果小贩、在自助餐厅洗过盘子,还租过一匹小马,成为给孩子们拍照的街头流动摄影师。

1924年,维吉厌倦了贫穷颠簸的生活,在“顶好新闻图片社”(合众国际社前身)当上了一名周薪20美元的暗房技师。由于“顶好”要求它的摄影师出门时要穿白衬衣打领带,而维吉又很不耐烦这一套,所以他一直没有当上正式的摄影记者,而是成天闷在暗房里,只有在深夜有紧急任务时,才会被派出去拍摄火灾之类的事件。多年的暗房生涯,把维吉造就成了一个技巧高超的暗房能手,他曾在地铁火车的驾驶室里冲洗过照片,用救护车做暗房赶印过一个世界冠军在马球场被枪杀的照片。

1935年,维吉离开了图片社,成为一名自由投稿的摄影记者。他经常在清晨5点开着车在街上寻找拍摄题材。为此,他解释道:

清晨5点是一天之中最容易产生新闻的时刻,因为人们最喜欢在这个钟点杀死自己或杀掉别人。

维吉专门拍摄夜间发生的车祸、火灾和各种暴力犯罪,暗杀事件。他把照片投到小报,并在照片的背面署名为“著名的维吉”。由于与曼哈顿警局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维吉在警局设有办事处,并在自己的汽车中安装了一个警用无线电装置。这种非同寻常的便利,使他能和警察同时在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在与曼哈顿警局合作的10年间,维吉用坏了10台相机、5辆汽车,共发表了5000多篇图片报道,这使他成为纽约最著名的新闻摄影记者。

1945年,维吉把历年来在纽约拍摄的各种罪案照片,编成一本画册出版,名为《赤裸的城市》。这部画册大受欢迎,数次再版,并被好莱坞搬上了银幕。

1948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为维吉举办了个人影展。1952年,维吉为自己的相机特制了“哈哈镜筒”,开始拍摄肯尼迪、赫鲁晓夫、戴高乐和演艺名人的“漫画照片”。1953年,他的另一本画册《赤裸的好莱坞》出版。

1968年12月26日,维吉在纽约去世。他给世界留下了5千张底片、1万5千张照片。美国著名摄影家保罗·斯特兰德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

在我们绝大多数人看不到,也想不到的悲剧事件里,维吉是-个非常杰出的摄影专家。

三、苏联的“卡帕”

1965年,在一个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而举办的名为《什么是人》的摄影展览上,一位意大利评论家看到一幅题为《悲伤》的照片,对其作者大加赞赏:“好一位苏联的‘卡帕’!”。

从此,这幅照片的作者德米特里·巴尔特曼茨(Dmitri Baltermants,1912~)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世界。

巴尔特曼茨生于华沙,两岁时随同家人移居莫斯科。1936年,他买了一台“费德”照相机开始自学摄影,他发表的第一幅作品《女飞行员肖像》,刊登在著名的《星火》杂志上。1939年,他到《消息报》开始了专职的摄影记者生涯。

1941年,前苏联卫国战争一开始,巴尔特曼茨就毅然走上了前线,直到1945年攻克柏林。他曾拍摄过莫斯科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采访过斯大林格勒战役,记录过前苏联南部领土的收复和波兰的解放……

巴尔特曼茨最著名的战地摄影作品是《进攻》和《悲伤》。

《进攻》摄于1941年,画面上,苏联红军战士正在跨越堑壕,向德国法西斯军队发起猛烈的攻击。巴尔特曼茨蹲在堑壕里进行拍摄,稍仰的角度和天空纯净的背景,突出了红军战士的形象。同时,慢速快门产生的动感效果,更强调了这种勇猛冲杀的气势。这幅著名的战地摄影作品发表后,由于前景中的士兵只拍了“半个人”而受到批评,认为它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悲伤》是一组系列照片。照片揭露了德军撤离卡契市时的罪行:在阴云笼罩下的泥泞地上,散布着苏联平民横七竖八的尸体,许多人在寻找辨认死难的亲人。巴尔特曼茨的镜头,一直追踪着一位头披白围巾的老妇,当她从尸横遍野的荒野中,终于发现不愿见到的残酷事实的一瞬间,他按下了快门。这幅照片,记录了这位老妇失望时的巨大悲痛,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巴尔特曼茨在提到这组照片时说:

悲哀是战争的全部含义。就像那场面中表现的一切--战争就是悲伤。

然而,他这组弥漫着悲壮情调的照片,并没有被当即传播开去。因为当时的苏联报刊,担心这些表现战争残酷场面的照片刊登出来后,会影响前线士兵和后方的信心。为此,这组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并强烈地表达出人类情感的照片,在巴尔特曼茨的资料袋里沉睡了整整23个年头,直到1965年才在《星火》杂志上首次发表。

罗伯特·卡帕的弟弟、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创办人科内尔·卡帕,曾经这样高度评价巴尔特曼茨:

德米特里·巴尔特曼茨-一位令人钦佩的同行,一位苏维埃军队的战士摄影家-是一个……勇敢的人,他最大的意愿,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能够被称为“苏维埃摄影的卡帕”。

1987年,在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庆祝WPP30周年之际,巴尔特曼茨被授予“终身成就奖”。

“生活开始了”

新闻摄影的真正兴起,不仅取决于摄影器材、印刷制版和传真技术的进步,还有赖于新闻事业的发展。

《生活》杂志的问世,标志着新闻摄影开始走向繁荣。

一、鲁斯创办《生活》杂志

照相机记录下生命中最充满活力的时刻,生活开始了。

这是《生活》杂志第一幅照片《生活伊始》的附言。

1936年11月23日,美国报业大王亨利·鲁斯(Henry Luce),在成功地创办了《时代》周刊和《幸福》月刊之后,又创办了著名的《生活》杂志。

《生活》的问世,源于鲁斯的一个发现。鲁斯发现人们普遍喜欢图片,但当时的刊物,都是“以文为主、以图为辅”的模式。因此,他决定创办一本“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刊物。

《生活》杂志刊登来自世界各地的图片,报道一周内的新闻大事,题材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生活、娱乐和科学各个领域。它的创刊词中这样写道:

观察生活,了解世界,目睹重大事件,注视穷人的面孔和高傲者的姿态。

看奇事怪事-机器、军队、人群、丛林中或月球上的阴影;

看人们的成就一绘画、高塔、新发现;

看发生在数千里外的事,墙背后的事,房间里的事,危险的事;

看男人所爱的女人以及许多孩童。

图片使你得到乐趣,图片使你感到惊异,图片使你获得教益。

在《生活》第一期中,刊登了伯克一怀特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荒芜的西部》。这篇来自蒙塔纳州佩克堡的报道,采用照片和文字相结合的形式,反映了当地接受救济的工人家庭,以及建筑工人、码头工人、舞女、酒吧间招待员和流浪者的生活。其中,《佩克堡水坝》这幅照片,还被用作这期《生活》杂志的封面。

这篇报道,确立了《生活》杂志采用组照报道新闻的办刊特色,开创了专题摄影这一新的体裁。

《生活》杂志创刊后,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第一期印数达到42.5万份,三个月后突破100万份,发行量最大时达到了860万份。

二、爱冒险的女人

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 White,1904~1971),1929~1935年任《幸福》杂志编辑和记者。1936年《生活》杂志创刊时,成为该刊专职摄影记者,此后长时期为《生活》工作。

伯克-怀特最负盛名的作品是《战火中的克里姆林宫》。1941年7月23日夜间,德军首次轰炸莫斯科,作为在现场的唯一的西方摄影记者,她拍摄了这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当时,人们全都躲进地铁通道里以求安全,而她却冒着遭遇轰炸的危险,在饭店的阳台上,用长时间的“T门”曝光,拍下了这张照片。从画面上高射炮耀眼的火光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克里姆林宫尖塔的身影。

为了拍摄到精彩的镜头,伯克-怀特往往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莫斯科期间,德军几乎每天都要派飞机进行狂轰滥炸,但她仍坚持进行采访。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曾劝她停止采访,她很不客气地回答道:

我想谁都会明白,我会像扔手榴弹那样,把相机镜头扔向那些想把我从独家新闻现场上拉走的人!

作为《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伯克-怀特拍摄过许多震撼人心的照片:

1943年,作为第一个随机采访的女记者,伯克-怀特乘坐美国空军轰炸德军的战机,报道了突尼斯战役;

1945年,伯克-环特随同巴顿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三军团,来到刚被解放的布森瓦尔德集中营。她以成堆的尸骨为前景,拍下了那极为恐怖的一幕;

1946年,伯克一环特采访印度,记录了印度独立和建国,以及巴基斯坦从印度分离时期的暴乱;

1950年,伯克-怀特采访了南非的种族骚乱和劳工暴动。为了拍摄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南非黑人矿工,她深入距地面2英里的坑道内,一连工作了4个小时;

1952年,伯克-怀特开始拍摄《从直升机上看美国》专题。为了取景时更自由,年近半百的伯克-环特,竟把自己吊在直升飞机的下面;

也就在这一年,伯克-环特前往南朝鲜采访。当时,她的肢体和手指已经开始出现阵阵麻木,显示出帕金森病的初兆,但她还是坚持完成了拍摄工作。几年后,她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经历时说:

如果要我自己决定,是否要冒着雨迎着雾到朝鲜半岛的荒山野岭里去拍摄照片,我仍然肯定会选择这条道路--不管会不会因此得什么帕金森麻痹震颤病症。

1957年,病中的伯克-怀特,为《生活》杂志拍摄了最后一个摄影专题《特大的城市》。

1958年,帕金森病使伯克一环特全身瘫痪。5年后,她出版了以口述录音方式撰写的最后一本书《我的自画像》。

三、尤金·史密斯的专题摄影

在专题摄影的发展过程中,尤金·史密斯(Eugene Smith,1918~1978)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把采用图片进行纪实报道的摄影专题,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史密斯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维契塔,少年时期,他经常用母亲的照相机拍摄照片。1934年,史密斯在一家名为《维契塔飞鹰》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张照片,这成为他摄影事业的开始。

两年后,史密斯的父亲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自杀。当地的报纸为了吸引读者,对这一不幸事件大肆渲染。这种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使他决心捍卫摄影报道的真实性。

1937年,史密斯成为纽约《新闻周刊》最年轻的摄影记者。1939年,他又加入了《生活》杂志的记者队伍。

(一)《乡村医生》

史密斯在《生活》杂志发表了许多组专题摄影作品,其中,《乡村医生》以其“经典性”和“转折性”,成为摄影专题的经典之作。同时,它也是最能代表史密斯风格的作品。

这组专题,发表在1948年9月20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由28幅照片组成。专题的主人公名叫欧耐斯特·西瑞阿尼(Ernest Ceriani),是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名叫克丽姆林(Kremmling)的小镇中唯一的医生。他为了救治病人,经常废寝忘食,表现出崇高的奉献精神。

在拍摄中,史密斯注重表现这位医生的内在性格,刻画他的精神世界。整组照片,包括6个小标题。它们分别是:

1.在工作中自有乐趣

2.他必须兼顾10多个科目

3.危急病人常占用他的休息时间

4.为病人截肢

5.一个老人在夜间死去

6.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病人

在这组摄影专题中,《暴风雨前的出诊》是一幅最精彩、最能揭示事件本质的“点题照片”。画面上,天空乌云密布,预示着暴风雨就要来临,但这位医生还是手提药箱,去给病人出诊。这幅照片,交代了人物的职业特征和他所处的艰苦环境。

为了避免整个专题的单调和沉闷,表现特定的气氛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史密斯在这组专题中,安排了两幅让人眼前一亮的“重点照片”-《手术之后》和《筋疲力尽》。这两幅照片,深入、细腻地刻画了医生全身心投入工作时的表情和神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筋疲力尽》,还被选为全组的“压轴照片”。

除了“点题”、“重点”、“压轴”照片之外,专题中还有一些“反衬照片”,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深化了主题。

史密斯的《乡村医生》,是专题摄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在摄影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乐园之路》

史密斯拍摄的《乐园之路》,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作品。

这幅作品拍摄于1946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年。照片中,两个孩子手拉着手,沿着阴暗的林荫小道向远处走去。远处模糊的光点,仿佛象征着人类从此离开黑暗,走向光明幸福的未来。

史密斯在解释这幅照片的名字时说:

大部分人都以为有宗教涵义在里面,其实是献给音乐的。歌剧《乡村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有首曲子就叫《乐园之路》……

它是我对音乐和人性的礼赞,因为我认为它显示了希望。

《乐园之路》成为史密斯发表得最多的一幅名作。在由爱德华·斯泰肯主持的《人类大家庭》大型影展中,这幅作品被制作成大幅画面,放在显著的位置。

(三)拍摄“水俣”

史密斯的摄影报道,始终洋溢着一种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1971年,日本九州熊本县一个名叫“水俣”的渔村,出现了一种怪病。患病者开始时四肢萎缩变形,接着全身痉挛,最后导致死亡。这种病在医学上找不到先例,于是称为“水俣病”。致病的原因,是由于当地一家化工厂,向海里排放了含有大量水银毒素的污水。村民们吃了受到污染的海鱼后,就染上了水俣病。

受害的村民联合起来,向化工厂提出抗议,但是没有得到结果。为了扩大影响,他们找到了史密斯,让他把这件事报道出去,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

于是,史密斯和他的助手来到这个渔村,与村民同吃同住,拍摄了大量揭露真相的照片。史密斯的拍摄活动,引起了化工厂老板的恐慌,他雇佣了几名打手,对史密斯围攻毒打,几乎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但史密斯并没有因此而中止拍摄,他一边治疗,一边坚持工作。

经过3年的努力,史密斯终于完成了拍摄工作。1975年,他从所拍的照片中选出175张,编成一本名为《水俣》的画册正式出版。这本画册,引起了人们对工业污染的重视,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此,日本政府专门制定了防治污染的法律条文,化工厂老板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四、现代报道摄影的先驱

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Alfred Eisenstaedt,1898~1995),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和纪录者,在他从事新闻摄影的近70年里,拍摄了100多万张底片,被人们尊为“新闻摄影的先驱”和“现代报道摄影之父”。

(一)《欢庆胜利之吻》

1992年,94岁的艾森斯塔特,在谈到47年前拍摄的《欢庆胜利之吻》时,感慨地说:

即使我到了天堂,人们都会记得我。也许他们会记不得我的名字,但他们都知道:有位摄影师拍过这么一张照片--在二战结束时,一位护士被一名水兵拥吻。每个人都会记得这件事。

那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正在《生活》杂志社的艾森斯塔特立即拿起相机,狂奔了几个街区,赶往纽约时代广场拍摄庆祝活动。在那里他发现,一名水兵抑制不住战争胜利的喜悦心情,正在一个接一个地亲吻他所看见的每个人。艾森斯塔特当即拍下了好几幅照片,《欢庆胜利之吻》就是其中的一幅。

这幅水兵拥吻素不相识的护士的照片,表达了人们渴盼战争结束的欢乐,并因此而享誉世界。

那么,艾森斯塔特拍的这名水兵和护士是谁呢?此后几十年中,竟然有40多名男子和至少6名以上的护士声称,自己就是当年的“剧中人”,有人甚至把他们的律师也带来了。艾森斯塔特本人也无法辨别真伪,因为当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四处抢拍镜头的他,根本无法把被摄者的名字一一记下。

1988年,艾森斯塔特终于找到了当年的两位主人公一水兵佐治和少女利维。他和年逾花甲的他们再次来到纽约时代广场,并别出心裁地让女主人公穿上和当年相似的白色连衣裙,摆出同样的姿势又拍下了一幅照片,为《欢庆胜利之吻》这幅作品,添上了一段佳话。

1995年,为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美国邮票公司推出了一套纪念邮票。其中一张,就是用《欢庆胜利之吻》印制而成的。

(二)见证历史的人

艾森斯塔特出生于德国,1913~1916年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课余自学摄影。20世纪20年代,他开始从事新闻报道摄影。

1936年,艾森斯塔特受聘于刚刚创刊的《生活》杂志,担任摄影记者。他拍摄的《美国西点军校学生》,被用作《生活》,第二期的封面。作为《生活》杂志的创始者之一,他伴随《生活》走过了近半个世纪,从《生活》的诞生直到1972年该杂志停办。

艾森斯塔特一生中完成过数千次拍摄任务,报道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的拍摄对象十分广泛,既有艺术家、军政要人、影视明星,也有普通百姓。他的照片,强调客观、真实,被称为“艾西的眼睛”,被许多摄影杂志和图片选集所采用,仅《生活》杂志就刊登了2500多幅照片,其中有86幅被用作封面。此外,他还先后出版了13本著作。

艾森斯塔特身高不过5英尺多一点,被人们称为“拿照相机的小巨人”。他身材矮小,又坚持使用小型照相机和现场光拍照,采访时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为他在公众场合抓取人物的表情和姿态,带来了很多便利。

晚年的艾森斯塔特仍坚持拍照,对摄影抱有巨大的热情。他曾这样说过:

我喜欢摄影,我活着就是为了要拍照。在摄影的事业上,我永远不想退休。如果有那么一天,我老得实在走不动了,我还可以坐在椅子上,扶着三脚架,装上长镜头,拍拍天上的飞鸟呢!

五、美国黑人摄影师的“教父”

被誉为美国黑人摄影师“教父”的戈登·帕克斯(Gordorn Parks),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一个黑人家庭。与所有的黑人一样,帕克斯从小就体验到了贫穷和种族歧视,但他从不因此而屈服。

15岁之后,帕克斯开始了流浪生活,他当过铁路餐车的服务员,还当过旅馆的看门人。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他才在华盛顿特区谋到一个新职业-美国农业安全局的摄影师,从此,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后来,帕克斯为《时尚》杂志拍摄时装,但他并没有忘记那些遭受歧视的贫民。他接近他们,拍摄他们,创作了极具震撼力的作品。

1948年,帕克斯成为《生活》杂志的第一名黑人摄影师。他的第一个拍摄任务,是报道纽约哈莱姆区的黑人帮派。在此之前,《生活》杂志曾让一名白人摄影师去做这项报道,但他无法进入黑帮的圈子里。作为一名黑人摄影师,帕克斯觉得自己有独特的优势,他决定去试一试。

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帕克斯找到了哈莱姆区臭名昭著的“中城派”头目雷德·杰克逊。杰克逊同意帕克斯拍摄他的帮派,条件是让他坐帕克斯的新别克跑车。按杰克逊提出的“随便走走”的建议,帕克斯带着袖珍照相机,跟着“中城派”的人四处兜风,从而有机会多侧面拍摄到这一帮派成员的真实生活。后来,帕克斯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每当有事发生时,例如街头打群架或斗殴之类,我就迅速拿起我的小相机,在一帮少年挥动刀子棍棒时,拍下这个场面。

帕克斯拍摄的这些照片,成为反映纽约黑帮生活的代表性报道摄影作品,给他带来了很高的荣誉。

接着,他又再接再厉,拍摄了美国南方严重的种族隔离、纽约贫民区黑人家庭的苦难、巴西首都的流浪儿……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88年,里根总统在白宫亲自向帕克斯颁发了国家艺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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