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离圣诞节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寒风夹着鹅毛大雪，肆意地洒落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卢布尔雅那上空，大街上冷冷清清。由于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人们的心绪也像这阴郁的天空一样压抑，因此虽然节日将临，却没有什么喜庆的气氛。
下午6点多钟，北约南欧盟军地面部队司令部副总参谋长，美国陆军准将多拉尔准时回到了寓所。连日来他一直忙于总结一年的工作，并准备在圣诞节前夕飞回美国与家人团聚。将军的夫人朱迪丝正站在窗前向外张望，每天她总要注视着丈夫下汽车，走进公寓，然后再为他开门，互致问候。繁忙的公务、大量的应酬着实使他有些疲倦，而且又远离故国，只有妻子的关心才能使他放松一下紧张情绪，并得到适当休息。
朱迪丝像平时一样，看到丈夫下了车，转身对警卫低声嘱咐了几句，警卫照例也下班走了。这时在距离多拉尔的轿车不远处又开来一辆轿车，当多拉尔走进公寓大楼后，那辆车拐了个弯，消失了。她对此并没留意。
多拉尔进屋后不久，又一辆蓝色的带篷车停在公寓楼门口，他们自称是来为住所修理管道的，守门的警卫还没有来得及弄清真相，便被一个蒙面人从后面扑上来割断了喉管。他们迅速拖走了尸体，然后占领有利地形。这时4名化了妆的水暖工上了电梯，直奔6楼多拉尔将军的寓所，他们来到多拉尔房间的门口，按响了门铃。
多拉尔夫人打开门，见两位陌生人站在门口。其中一个“工人”说：“我们是大楼的水暖工，来修水管子。”
多拉尔夫人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她从没有打电话给大楼管理部要求维修水管，再说，这两个水暖工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于是她说道：“你们怕是弄错了，我们的水管子很好，不需要维修。”
“很抱歉，是下面房间的水管漏水，我们想检查一下，看看是否您家的下水管道出了问题。”另一位青年慌忙解释道，同时用手碰了一下同伴。
多拉尔夫人将信将疑地把他们让进屋里，正要关门，“水暖工”一把将她脖子掐住，用一块布塞住了她的嘴，门口躲着的两个人也冲了进来。他们直接走进多拉尔将军的书房，用枪口对准多拉尔将军，用威胁的口吻命令道：“不许动！老老实实地跟我们走，否则要你的命。”凭着军人的敏捷，多拉尔将军迅速拉开抽屉，但他的手刚一碰到手枪，头部便受到重击，昏倒在地。接着，他们用毛巾塞住他的嘴，并用绳子五花大绑，然后装进早已准备好的大箱子，抬下楼装上车，急驰而去。留在屋里的两个“水暖工”翻箱倒柜，到处寻找北约组织的秘密文件，但一无所获，因为多拉尔从来不把文件带回家里。朱迪丝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呆了，恐怖分子把她也反剪双手捆起来，绑在椅子上，然后关上门迅速撤离现场。
“多拉尔将军被绑架”，这一则新闻差不多占据北约所有国家报纸的头版，这则消息不仅像威苏维火山爆发一样震动了意大利，也使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吃惊不小。这显然是一起政治绑架，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北约的机密。多拉尔负责北约组织南欧地面部队的后勤和行政事务，对北约军队拥有的坦克、装甲车和大炮的数量及火力分布了如指掌，对美国驻南欧部队的兵力和火力情况，甚至生产武器零配件的兵工厂都十分熟悉，一旦这些机密泄露出去，将使美国，乃至整个北约驻南欧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谁也不敢等闲视之。
意大利政府急于探明内情，以便向盟国做出交代，而美国人也如热锅上的蚂蚁，实在按捺不住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派人飞往意大利，协助意大利方面进行营救工作。意方反恐怖机构——紧急行动中心的反恐怖专家都认为，如不立即救出多拉尔，他的性命难保。第二天，又一则爆炸新闻出现报端，意大利最大的新闻通讯社卢布尔雅那分社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声称代表红色军团正式宣布，多拉尔已关押在“人民监狱”里，“人民法庭”将对多拉尔一系列屠杀行为和罪恶进行彻底审判。老练的记者都知道这个电话的价值，在接过电话后2分钟，快讯就写出来发向世界各地，成为抢手的独家新闻。
这一则消息对于焦头烂额、毫无头绪的美、意两国来说是发现了一线生机和希望，但他们对此也将信将疑。从一开始，他们的注意力就放在俄罗斯情报部门，以为是俄国人干的，现在说是红色军团干的，实在令他们头痛。因为这群亡命之徒组成的恐怖组织实在难以对付，他们不讲任何原则，也不会像绑匪那样索要高额赎金就可以了事，他们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决定行动的方式，令人难以琢磨。
红色军团始建于1969年。当时，意大利出现了经济振兴，但失业仍是威胁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意大利的大学生好不容易熬过了几年艰苦的读书生活，踌躇满志地走进社会，寻求自立，谋求工作。但他们惊异地发现，国家已没有他们工作的机会，他们是社会的“弃儿”。大学生由呻吟转而怒吼，由沮丧转而反抗，校园沸腾了，学生们冲出校门，走上大街，要求工作、住房和生存的权利，但意大利政府却视而不见，他们的宗旨是：用警察来镇压学生的示威。
于是，学生示威、在街头与警察的暴力冲突，成为意大利城市中每日必演的街头闹剧。
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有一个叫库尔乔的学生逐渐成为公认的学生领袖，他具有天才的组织领导能力，他的演说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样煽情。他信奉暴力，鼓吹通过暴力，进行“城市游击战”，以达到推翻政府的目的。
库尔乔很快就组织了一个暴力组织，命名为城市游击队。这一组织机构严密，共分三个层次，最基层的为行动小组，每六个行动小组为一中心，由库尔乔等组成的总部直接领导各地的中心。具体执行任务的单位是行动小组，各小组、中心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这样，任何一个小组的成员甚至中心的首领被捕，都不可能对整个队伍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红色军团宣称的宗旨是“推翻政府，建立一个人人都得以生存的新意大利。”库尔乔首先设计了“使政府瘫痪”的行动，他们用枪打断了很多政府官员的膝盖，使他们永远不能站立，这就象征着政府的瘫痪。从此，红色军团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以红五角星和一挺机枪为标志，为红色军团徽章。这一切使政府要员寝食不安，然而他们却得到了一大批市民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在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中，有着较多的同盟者。20世纪80年代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红色军团有500多名直接成员，1000余名定期协助行动成员，以及数千名提供经费、交通运输和隐避场所的支持者。虽然人数不多，但红色军团的每一名成员都像一颗重型炸弹，随时可以引爆造成灾难。
红色军团的影响甚至还超越了国界，法国的“直接行动”组织，联邦德国的“红色军”等极左政治恐怖组织，从行政纲领、组织建制、活动方式，直至徽章、名称都受到红色军团的影响。
红色军团以暗杀和绑架闻名于世，其计划之周密，手段之残忍也着实令人胆战心惊。在威尼斯机场，一位意大利外交官在厕所中被两名红色军团成员捉住，用无声手枪将他的双腿打断。在罗马国会大厦前，一位议员刚把腿从轿车中迈出，迎面一排子弹打来，将他的膝盖打得粉碎……这一系列活动使红色军团后来居上，成为与黑手党并驾齐驱的恐怖组织。这次他们绑架多拉尔一是为了提高它们的“知名度”，同时也是为了挽回绑架并杀害莫罗以后，组织的分裂和衰落，他们希望借此机会再一次制造一个令世界震惊的大案，重新鼓起士气，增加更多的支持者。
莫罗是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主席，前任总理，他是意大利政坛的明星，在30年政治生涯中，他用行动为自己建筑了一座丰碑，为了克服政府危机，从而使国家避免陷入无政府状态，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声望和妥协调和的艺术多方周旋，四处游说，多次化解政党之间的歧见，维持了意大利的稳定。可是，正当他处于政治生涯的顶峰，并很快即将当选意大利总统之时，他突然成了红色军团猎捕的对象。当他乘车前往国会大厦，来到斯特里大街时，一辆白色的菲亚特旅行车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的司机想超车，以争取时间准时出席会议。然而，就在这时，几个蒙面人从前面的车上跳下来，对着汽车的前排座一阵疯狂的扫射，司机和保镖身上被打成了蜂窝。恐怖分子将莫罗抓走，将他塞进早已停在道旁的一辆汽车里，呼啸而去。
红色军团成员绑架莫罗是为了以他为人质，交换被意大利警方逮捕的红色军团领袖库尔乔。三年前，警方无意中抓住库尔乔，并对他进行无数次审判。在法庭上，库尔乔总是历数意大利政府的罪恶，滔滔不绝，仿佛他不是被告，而是原告。
库尔乔被捕后，红色军团组织大受损害，他们积极筹划营救工作，均没有成功。红色军团成员都意识到他们不能失去这位“领袖”，要不惜任何代价救出库尔乔，他们先是考虑劫狱，但库尔乔的关押地点极为机密，难以探听到；他们又计划在法庭审判时营救库尔乔，但每次审判都是军警密布，装甲兵护卫，根本无法接近。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狠毒的计划：劫持政府要员，用以换回库尔乔。他们把目标选为莫罗。因为莫罗是目前意大利最重要的政治家，政府不能没有他；同时，这位总理深受人民爱戴，他的车疏于防范，没有任何防弹设施，而且一贯轻装简从，警卫松弛，最容易下手。
为此，红色军团的成员半年来一直密切注意着莫罗的行踪，摸准了他的习惯。他们勘察地形，计算时间，选择路线，并进行一次次实战演习。经过周密的准备，一举擒获成功。
他们将莫罗关押在“人民监狱”之中，千方百计地折磨他，要他给政府写信，释放红色军团的领袖库尔乔。作为政治家，莫罗直到现在才真正理解了自由的含义。他承受不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更主要的是一种求生的欲望驱动着他给政府写信，一封比一封哀婉凄切，一封比一封痛苦绝望。但他为之奋斗的政府并没有给他生存的希望，理由都是国家利益、国家尊严和反恐怖的原则。一位政府发言人说：“我们理解莫罗的处境，但国家的立场不能改变，我们绝不同恐怖分子对话。这样，即使莫罗遇害，也等于意大利精神上的胜利。”他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严格遵照着莫罗先生所制定的原则和终身奉行的信条。”也许被他不幸言中，在莫罗写了第八十封给政府的信之后，被红色军团杀害了。
莫罗的死充分暴露出红色军团的凶残和恐怖，也使它失去了大批的支持者。近几年来，由于红色军团不断从事杀人越货的恐怖活动，使它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如江河日落，它那层迷人的意识形态的伪装也被自己的行动冲刷得一干二净。在红色军团内部，也分裂成了“顽固派”和“宣传派”。前者主张用恐怖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一切敌人，后者则认为只有在能真正打击国家政权的情况下，才能实施恐怖手段。两派各执己见，互相攻击，甚至反目成仇，兵刃相见。这些都使红色军团的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再加上警方不断发动攻势，红色军团在很长时间内不敢明目张胆地活动了。
这次绑架多拉尔的行动可以说是处心积虑，要挽救红色军团树倒猢狲散的状况。可是对美国和意大利警方来说，他们真是如履薄冰。美国在派出反恐怖专家协助意大利警方破案后，又派遣“五角大楼”的成员来到意大利，向意大利警方提供技术援助。意大利政府在多拉尔被绑架的8小时内即成立了“紧急行动中心”，负责指挥营救工作。意大利特种部队遵照紧急行动中心的指令，迅速封锁了卢布尔雅那市所有通往外界的道路。他们吸取在莫罗事件中的教训，进行地毯式搜查，挨家挨户，连最小的疑点也不放过，但这一切并未奏效，连多拉尔的影子也没有发现。
第二天下午，红色军团散布各种消息，以引起人们对此案的关注，安莎社驻黎巴嫩贝鲁特分社的办公室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操着阿拉伯语的男子说红色军团承认它已对美国的詹姆斯·多拉尔将军判处死刑，并且已经执行了枪决。这位将军是由“人民法庭”审判定罪的，他的尸体可能在晚8点以后在一个村庄里被发现。
意大利警察进行了广泛的搜索，仍没有发现多拉尔的尸体。当地的《维琴察报》也接到一匿名电话说，这位美国将军的尸体已被塞到埃德来军营附近的一辆红色菲亚特汽车里。警察立刻赶到那里，结果迎接他们的却是摇控炸弹爆炸。
这两则不能证实的新闻使美意警方压力骤增，也令意大利警方损伤惨重，更使多拉尔的家属和朋友十分担心。虽然莫罗之死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但岁月仍然无法冲淡人们对血腥的记忆。为了救出多拉尔，使他免遭莫罗的厄运，几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宣布：要是红色军团释放多拉尔将军，愿出赏金10亿里拉（约900万美元）。可是没有人有任何表示，甚至连敢于来行骗的人都没有。焦急的朋友又贴出赎人告示：如果释放多拉尔将军，不仅不追究责任，还奖赏20亿里拉（约1800万美元）。可仍然是泥牛入海，无声无息。
1月6日晚9点，在卢布尔雅那的帕多瓦地区发现了红色军团关于多拉尔将军的第三号公报，说正在对多拉尔进行审讯。与此同时，另外几家报纸都分别自称接到红色军团分子的电话，说已经将多拉尔处死，并且指出了可以找到尸体的几个地点，警察马上组织搜查，要么落空要么发生爆炸，幸运的是这次没有人员伤亡。
穷途末路的意大利警方也是病急乱投医，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意大利黑手党来帮助寻找多拉尔的下落，以达到以毒攻毒的效果。在这种特殊环境下，一对敌人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同盟。
意大利黑手党和红色军团是黑道上的两支劲旅，过去曾一度合作，共同对付政府，后因利益冲突、政见不合而分道扬镳。他们之间积怨很深，相互仇杀。可是意大利警方又担心此事公之于众，将令他们非常难堪，于是他们决定通过逃到美国的黑手党分子和他们在意大利的同党进行联络。为此，意大利驻联合国武官马瑟罗·坎皮安开始在纽约的黑手党人中着手调查，并结识一位名叫多米尼克·隆庇诺的律师。他曾是意大利北部黑手党头目弗朗契诺·雷斯特的律师，并受过短期监禁。坎皮安告诉他，假如他愿意提供帮助，将得到一大笔钱。隆庇诺答应了下来。
几天后，他打电话给意大利情报机关，告诉他们已查明多拉尔被关押在卢布尔雅那、帕多瓦和波罗尼亚三城市所形成的三角区内。第二天，他和意大利的同党多次通话之后，肯定多拉尔被关在帕多瓦，但他还不知道确切的地址。他说他的委托人雷斯特有可能提供确切的地址。而雷斯特正在米兰维多尔监狱里服刑。坎皮安很快同意了隆庇诺的建议。圣诞节期间他拟出了一个计划，决定偷偷把隆庇诺弄到意大利和雷斯特见面。由于隆庇诺仍然是个没有护照的逃犯，意大利官员不得不为他伪造一份护照，其身份是某校汽车司机教练，化名为安格鲁·狄蒙索。
12月27日，戴着墨镜穿着牛仔裤的隆庇诺直奔设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的美国签证处。虽然事先一再被告知保证他平安无事，他还是约坎皮安提前一小时到了现场。他们紧张地把周围巡视了几遍，很快发现有许多身着军用雨衣假装看报的人。隆庇诺意识到这其中必然有诈，他立刻从电梯里溜了出来，跑到大街上，还没等抓到他的时候，就跳上一辆路过的街车逃走了。坎皮安茫然不知所借，也只得混在人群当中溜走。
这伙追击者原来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们得知一名非法居住在纽约的黑手党分子正企图弄到一张假护照返回意大利，故而想探个究竟。几小时后，联邦调查局找到了隆庇诺和坎皮安，进行了严厉的盘问，要求弄清意大利当局为何帮助一个黑手党逃犯。坎皮安给正在罗马的上司斯伯特里挂了电话，问他是否应当向联邦调查局吐露真倩。斯伯特里当即打电话给中央情报局多拉尔案件驻罗马联络官，和盘托出了通过黑手党探寻多拉尔下落的计划。
中央情报局对此十分感兴趣。他们很快通知联邦调查局不要再插手，并且用电话直接和隆庇诺谈判。此时隆庇诺再也不敢轻信意大利情报机关了，他坚持要求美方提供保护，并要保证事后让他合法地回到美国，他才同意去意大利见雷斯特。美国司法部同意了他的要求。
1月23日，隆庇诺在纽约肯尼迪机场乘坐阿里塔尼亚航空公司的班机直飞罗马，坎皮安同行。飞机一阵落，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中央情报局及意大利有关人员立即把他带到一家旅馆，那里离美国大使馆仅一街之隔。
26日深夜，隆庇诺在4名意大利警察的保护之下，钻进了一辆白色的轿车直奔米兰。后面跟的第二辆车上坐着坎皮安及意大利情报官员。在司法大楼的警署里，隆庇诺见到了雷斯特，他是专门为了这次会晤被从监狱里提出来的。隆庇诺对这位黑手党领袖说：“对美国人来讲，找到多拉尔将军的下落至关重要，你能帮助我们吗？”雷斯特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隆庇诺一直通过别的途径同他保持联系，他早已派出手下的人寻找线索了。雷斯特的条件是：作为向意大利当局提供多拉尔被关押地点的交换，当局必须给他以更好的待遇。双方达成了协议。并商定了通知对方情报的方式。
那么多拉尔将军到底被劫往何处了呢？恐怖分子将他押送到离维也纳城以北48英里的帕多瓦市，由于警察加紧搜索，使他们无法将他继续转移，只能冒险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装着多拉尔的箱子，抬进了宾得蒙大街2号的楼里。
当多拉尔苏醒过来时，眼前一团漆黑，他意识到自己还被蒙着眼，想用手去摘掉，却又发觉双手也被铐住，幸好嘴里塞的东西拿掉了，于是他喊了几声。他听到脚步声走近，有人将他抬起，然后有人在解蒙眼的布条，突然他感到强光刺眼，一阵眩晕，他急忙闭上眼睛，又慢慢适应着睁开。
面前站着两个戴着面具的男青年。多拉尔发现自己正坐在一张钢丝床上，被铐住的手脚用一根铁链锁在床头。放在屋中央的这张床外罩着一顶尖尖的军用帐篷。透过卷起的篷门，他观察着，眼光定在墙上的徽章上：红五角星和机关枪。
红色军团对多拉尔进行了审判。他们要他交待北约的军事机密，将军缄口不言；他们让他坦白在越南服役期间所犯的罪行，将军于是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战争故事，听得这群人既感兴趣，又十分气恼。几名负责审判他的恐怖分子扬言如果不正面回答问题就枪毙他。
死的念头不时在多拉尔的脑海里闪过。他想连莫罗都难逃红色军团的毒手，何况他这个美国将军呢！但是他又深信自己的分量，知道活着的他对美国和意大利的重要性，似乎活着的多拉尔对红色军团也更有用处。
他默默地忍受着，一天天重复着这种无聊而又令人心碎的生活：接受审问，坐在床上面对墙壁。当恐怖分子商议要事时，就给他戴上耳机，放着最大音量的激烈的摇滚乐，这刺激的音乐简直要使他发疯。
一个多月过去了，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一无所知。但是他觉得恐怖分子的态度似乎没有刚来时那么粗暴了。他被审讯时，恐怖分子已不再蒙住他的眼睛，他们自己也不戴面罩了，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已可以互见真面，无所顾忌了。这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军人，他明白这预示着死期临近。
多拉尔的预感是正确的，恐怖分子见他身上没有什么有效成分，就决定不久干掉他，甩掉这个大包袱，也让美、意方面丢个大脸。而美国和意大利当局正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电话铃一响，红色军团宣布处决多拉尔。意大利警方在全国进行大搜捕，撒开大网，一举抓获了19名恐怖分子，其中包括红色军团的头目恩扎尼，从中也了解到多拉尔下落的一些线索，跟隆庇诺提供的情况相吻合，但并不具体。
警方把搜索圈缩小到帕多瓦地区。
1月25日下午，帕多瓦警署的报警电话响了，值班警察拿起话筒：
“这里是帕多瓦警署，请先通报姓名和地址。”
“我愿说出姓名。不过我是个粗人，姓名开头字母是凡。”
警察一下明白了这是坎皮安等人与黑手党约定的暗语，他激动地说：“请讲。”
“现在我把红色军团关押多拉尔将军的地址告诉你们，多拉尔被关在宾得蒙大街2号超级市场的二楼，他的房间的窗户下写着一个大写的‘A’字。”
警察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话筒里的声音是那样的清晰。
为了慎重起见，警方进行了三天周密的侦察，核实了匿名电话所提供的情况。“紧急行动中心”命令特种部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他们侦察好行动路线，并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但在决定行动时间时，各执己见。夜间行动虽然隐蔽，但容易误伤多拉尔将军。拂晓出击呢，大街上没有行人，营救行动可能会被红色军团事先发觉。最后商定中午出击，利用中午最热闹的时候动手，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
计划已定，立即开始行动。1月28日上午，近百名特种部队的队员身着便衣悄悄地包围了宾得蒙大街2号的超级市场。谁也没有注意到市场不远处停着的一辆没有标志的轻型货车。其实车里正坐着10名全副武装的特种部队成员，他们每人配备一把M12冲锋枪和一支大口径手枪，腰间挂着红外线眼镜和红外线瞄准器，身上穿了轻型防弹衣，还准备了防毒面具。货车里的空气紧张得使人窒息。
11点30分，停在市场对街建筑工地上的一辆铲泥车突然起动，马达轰鸣。这是他们发动攻击的信号，同时也可掩护行动。
10名突击队员迅捷如电跳下货车，直扑超级市场，早已散布在市场内外的便衣，迅速疏散人群，街道两端被警车封住，一切车辆停驶。
市场里的人一阵慌乱，突击队员大声说：我们是警察，不要害怕，大家不要动。10个人冲向2搂。
此时“人民监狱”里仍然很平静。录音机里放着流行歌曲。这里共有5名看守，为首的老弗斯奥是绑架行动的匪首，他也曾参加过绑架莫罗的行动。这时他正坐在里屋，翘着双脚，悠闲地欣赏着裸体画报。房主阿尔曼尼和他男朋友依偎在屋角的床上，轻声交谈着。萧斯刚刚从超级市场买东西回来，正转身锁房门，另外一个在中间的屋子里看守多拉尔。
冲在最前面的突击队员一脚踹开门，萧斯被撞了一个趔趄，他抬头一看顿时脸色苍白，还没等他站稳反应过来，突击队员一拳打中他的下巴，将他打倒在地。
与此同时，另一个突击队员冲进关押多拉尔的房间，看守多拉尔的恐怖分子听到响动，连忙起身拔出装有消音器的手枪对准多拉尔，将军闭上了眼睛开始了虔诚的祈祷。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名突击队员一枪击中恐怖分子的脑袋。只听见一声闷哼，恐怖分子栽倒在地。与此同时其他突击队员旋风一般冲进了里屋，大声断喝：“举起手来！”
歹徒们像受到电击般地站了起来。这一切都发生在瞬息之间，来得太突然，老弗斯奥和阿尔曼尼等3人甚至来不及做任何反抗，就束手就擒了。几副锃亮的手铐铐住了他们的双手，老弗斯奥仍然光着脚，手里还抓着报纸呢！在突击队员的押送下，红色军团恐怖分子走出了超级市场，钻进了囚车，警笛声起，向远方开去。生擒4名恐怖分子，击毙一名恐怖分子，同时安全救出了多拉尔将军。
营救行动胜利结束，只用了短短90秒钟，突击队员用枪打开捆住多拉尔手脚的铁链，把他从钢丝床上搀扶下来，这位刚强的老兵甚至有点不会走路了，站立不稳又跌倒在床上，如此反复了几次。最后，他终于自己站起身来，用一种美国人惯有的幽默笑着说：“这可比007精彩多了。”
当人们把他从屋子里扶出来，受到了围观群众的热烈欢呼，人们庆祝对红色军团的这一致命性的打击。很快，多拉尔将军与家人团聚，不久后回国，在美国受到了精心照料，美国总统对意大利安全救出多拉尔将军致电表示感谢。
若干年后，多拉尔将军经过多方查询，将营救他的经历写起了一部畅销书，名叫《42天的营救》以感谢营救他的众多无名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