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党之对抗

自由改进两党疾藩阀专制而勃兴，均为明治政治史之骨子。若两党联合以当政府，则其势力初不可抗焉，政府最畏惧之。两党各采用英国政党之形式。其主义纲领虽无大差，然首领之性格及党员之风气则大异。板垣氏原为武人，执急进主义。其思想主纯理演绎。大隈氏抱文官派渐进主义，其头脑主实验归纳。自由党说天赋之自由平等，或倡一院立法论，间则欲用急激方法，以行政治之变革者。改进党则欲图多数人民之幸福，除少数专制之弊害，而渐伸张民众之选举权。二党所有之人物及期望趋向之不同既如此，政府又媢疾百方离间之。

考察宪法

政府尽力于开设国会之准备，十五年二月，派遣伊藤博文至欧洲考查宪法，六月，增补《集会条例》，严检束结社会合之自由，以阻遏政党之发达。是岁十一月，板垣、后藤二氏相携而行外洋，巡游欧洲。

二党争斗

此时，有流言曰：二氏旅行其资斧阴出自政府，改进党之一新闻纸载此风说。于是两党开争端。十六年，自由党之《机关新闻》指摘大隈氏在官时之行为。自由党员诸士诋诽改进党，且敌视三菱汽船公司而诟骂之。三菱公司本受政府保护独占沿海运输之业，西南之役大尽其力，嗣后益增大其势力而获利多。此经历在大隈氏为大藏卿之时。故自由党攻击改进党，以大隈氏结托三菱公司为口实。此时，政府听农商务大辅品川弥二郎（后内务大臣子爵）言新兴共同运输公司与三菱公司相颉顽。或谓政府与自由党同盟而敌视改进党也。

政党解散

二党相争，忘其公敌之为藩阀政府。政府乘此机，以强硬政略压迫政党。十六年三月，大阪之立宪政党不胜《集会条例》之烦苛而解其党形。十七年十月，板垣氏与自由党诸士相谋曰：“《集会条例》禁政治团体之置分社，令政党在各地，不能互通气脉，如此政党本部由何统督全国党员。不若解其团结使党员各自任秘密运动。”党员皆赞成是议，而自解党。先是，十六年九月，立宪帝政党（政府党）解党。迨十八年五月，则九州改进党亦解党。其间独继续政党组织者有改进党而已。然《集会条例》之下组成政党，不必备党员名簿有籍可稽，反有碍于政党之发达。故大隈总理、河野副总理等皆脱于党籍，相誓曰无形之间协同戮力，乃废其政党之形式。

检束与反动

政府厉行《集会条例》使政党难以树立。十六年四月，改正《新闻纸条例》（明治八年所立）检束言论之自由。自由党有不怿政府施为者颇激昂，往往出于秘密过激之运动。十五年以后，福岛县令（知县）三岛通庸氏与县会冲突。议长河野广中氏及自由党员五十余人，以国事犯（公罪）被告护送至东京。翌年九月处禁狱数年。越后高田之自由党员欲暗杀大臣，被捕缚者二十有余名。自由党员星亨氏（后众议院议长、递信大臣）当河野氏受审问之时，于法庭辩护之。

十七年九月，星氏到新潟临东北七州，会以言论获罪投狱中。是月，自由党员在茨城县加波山暴举，遂被镇压，就缚者数十人，处死刑者数人。如此自由党之一分为变革党，谓与政府抗争以言论无效矣。自由者不可无以血购之。于是各地有暴动。大井宪太郎等数人，欲助朝鲜独立党而企图密航有妇女加其盟约者。惟改进党终始以言论为武器，以温和方法挑政府，图诉于中流常识以成就改革。

新制五爵

明治十七年七月，政府宣布《华族令》，分公、侯、伯、子、男五爵。旧华族则视门阀高下，文武诸官则视勋劳大小，各授以爵。伊藤、山县、黑田、西乡、井上、松方诸氏叙伯爵。其余新列于华族者不少，是为组成上院之准备。盖政府苦虑于牵制下院之策耳。此时维新元勋负一世重望者，如胜（安房）、大隈、板垣、后藤等诸氏以其在民间之故未接宠命，经数年始授伯爵。维新以后政府中枢有太政官，以太政大臣及左右大臣为其首脑。三条实美公为太政大臣。岩仓具视公为右大臣。皆属旧公卿。

内阁新官制

十六年，岩仓公薨，时势一变。政府以议会开设期近，谋统一施政。十八年十二月，废太政官，改设内阁，置内阁总理大臣及各省大臣。伯爵伊藤博文氏始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伯与井上馨氏，文久三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三年）犯国禁，出游英国，既归，与大隈氏等共翼赞维新之改革，皆若同功一体之人。先辈如木户、大久保等，相继而逝。大隈氏亦已降在民间。故伊藤伯在政府内部，独解欧美文明之政理协于时势，其识见能力独冠于内阁诸公，此其所以首任总理大臣也。

井上外相之改约

井上伯敏捷果敢，任外务大臣。改政约章之议久不得决，政府欲于开议会前改正之。十九年五月一日，外务省始开会议。是即日本外交官与诸外国公使之合同会议也。至翌年四月，开议凡三十六次。政府欲速改正约章，频鼓吹欧化主义。于是民人反动，有倡保存国粹之者。井上伯之改约稿有一项设外人会审之制，朝野非之。司法省法律顾问法国人波亚索那突氏上意见书内阁，痛论其予外人以裁判权之危险。是岁六月，农商务大臣子爵谷干城氏与内阁议不合，辞职。自是全国政客奋起集于东京，世论沸腾，遂阻止约章改正之议。九月井上伯罢外务大臣职。此时在野政客悟其倾轧之非，旧自由党与改进党之间稍有融和之情势。

大同团结

盖政府败于约章改正之议，损国家独立之威，乘机而风靡全国者，伯爵后藤象次郎氏之大同团结是也。后藤氏曩年劝告德川将军以大政奉还之议，明治之初，为参与，鞅掌国务；六年，辞职，与板垣氏等上书建言请立民选议院；十四年，尽力于自由党之创兴；二十年十月，不由板垣、大隈二氏之系统，而别有所图者也。

后藤氏之言曰：今之时不容兄弟反目，试观于大陆，俄国之西伯利铁路，不久将达满洲，蜿蜒万里，是实关于东洋之安危存亡，天下之志士，宜舍小异而取大同以作一大团结，用势力于将开之国会，使专制政府可一蹴倒之耳。当是时，自由党已解党，改进党缺首领，故士民多欢迎后藤氏之新图。改进党之一分，及旧自由党员等，皆相携而集于后藤伯麾下。保守派亦有加其团结者，于是势力甚大，包围政府，政府困矣。日本诸政党一时同其目的而联合运动者是其嚆矢。

三大事

于是，板垣氏及旧自由党员等以三大事为标榜。地方委员陆续上京建言于政府。三大事者，轻减地租以践政府之公约，改正约章以回复国权，及言论集会自由是也。土佐为自由党根据地，其委员上京者以片冈、林二氏为首。其余尚有数十人相踵而至东都。改约一败后，政客辐凑于东京，时作示威运动。

《保安条例》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政府宣布《保安条例》，即日施行。追逐论客壮士放之于都门三里之外。期三日，命退去者，凡五百七十人。星亨、林有造、中岛信行、尾崎行雄、中江笃介诸名士与焉。片冈建吉、西山志澄（后警视总监）等诸氏十余名抗辩被逮。星亨氏已退去，坐秘密出版系狱。此时旧自由党员由《保安条例》被罚最多矣。民党之包围攻击，为《保安条例》所摧折。

缓和策

然改约之议顿挫，而政府失威信于中外。外相之职无适任者，独改进党旧首领大隈氏胜之。大隈伯虽阳脱于改进党，而阴然尚为之首领。伯及改进党之态度处此变动之际，益严重整暇，无隙可乘。故改进党员被放逐者甚少（此时尾崎氏属大同团结）。盖改正约章之议为国家之问题，而非党派之问题。官民相争以此问题，非国家之利也。政府讲善后之策，二十一年二月，举大隈伯任外务大臣以缓舆论。新设枢密院，伊藤伯罢总理大臣任枢密院议长。农商务大臣伯爵黑田清隆氏升任总理大臣。

宪法发布

后藤伯倡大同团结，游说于东北各地，旧自由党员欢迎响应颇盛。六月，机关杂志发行，名曰“政论”，政府告发其违例，主干大石正已氏及记者数人处禁狱。此时，总理大臣黑田伯欲外改约章内开议会以成立宪政体，且网罗维新功臣。

二十二年纪元节，宣伊藤伯所编成之《帝国宪法》遂宣布。尽赦免公罪（国事犯）及言论罪诸囚。星、片冈、河野、大井等诸氏皆出狱。大隈伯已入阁，而板垣、后藤两伯亦窃忧官民之相轧将益甚于议会始开之前。是月二十二日，黑田伯举后藤伯入内阁任递信大臣。于是大同团结自分裂为大同俱乐部及大同协和会。而小党分立之势成，复如自由党解散（十七年）之后。

大隈外相之改约

外务大臣大隈伯，承井上伯失败之迹，知合同会议之不利，取国别商议之法，而逐次定改约诸要目，一面则厉行现约使外人识改正之要。惟诸党派谓改约成功适足增改进党之势力，乃日伺其间隙。四月，《伦敦泰晤士报》论大隈改约案较井上案尤进步，其中有一目约以法官任外人。新闻《日本》首论其非。保守派如谷子等，不怿外人之杂居内地。大同派旧自由党等和之。皆曰大隈案亦非令日本与外国能立对等地位者。世论沸腾而政府内部亦遂动摇。惟改进党及独立政治家赞成大隈案之断行者谓日本求改约，由内而数破毁之，恐失信于国交。然政治界多数之意思则以是论为不然。大隈伯排众难，力图成新约。而在野各派联合示威运动激昂至不可制。

十月十八日大隈伯由内阁会议退出，抵外务省门，福冈玄洋社员来岛恒喜投爆裂弹即自杀。大隈伯负重伤失其右足。于是黑田内阁副署于《宪法》宣布之诏敕者，虽图改约不能成其功，未至召集议会而瓦解焉。后继内阁一时未成。内大臣三条实美公奉命暂居总理职。十二月，内务大臣山县有朋伯升任总理大臣。其内阁始临于议会，人谓之第一山县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