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克林顿对吉米·卡特忍无可忍。

“有几个人曾经冒犯他……他从来没有向他们妥协，也从来不曾原谅过他们。”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多恩·福勒说。福勒于1992年到1996年期间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他是比尔·克林顿和吉米·卡特共同的朋友。

而现在克林顿可以看到卡特在卸任后已经取得了多么丰硕的成果。林恩·卡特勒与两位总统的关系都很近，当有人问她克林顿离开白宫后以谁为榜样时，她毫不思索地说：“噢，只有一个人，他什么都做——卡特。”

卡特在离开白宫时的境况与克林顿一样严峻。卡特在输给B级电影演员后，人们指责他能力低下、缺乏远见、事无巨细、荒唐可笑，甚至在平原镇的农场钓鱼都会受到一只“杀手兔”威胁。当卡特将白宫交给罗纳德·里根时，他几乎成为卡通人物——一个看起来可以使他所接触的所有事情走向失败的人——令人感到耻辱的444天人质危机、天然气管线、“微恙”、21%利率、关于降低恒温器温度和记住穿老旧过时的羊毛衫之类的讲座，等等。

“卡特真是倒霉至极，喝水都塞牙缝，每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都发生在他身上。”鲍勃·克里说。在1980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会台上，卡特追着特德·肯尼迪要与他握手，许多人都能理解肯尼迪逃避在任总统的行为（肯尼迪避开卡特是为了便于竞争总统提名）。毫无悬念的是，卡特将迎来安静的退休生活，而美国人终于不用再听他讲课，也不用再面对他那极为夸张的虔诚。

但卡特着实让一些人失望，虽然存在像比尔·克林顿这样不喜欢他的人，但有更多人聚集在一起，聆听他的讲座，抢购他的书。戈尔的忠实支持者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讲师伊莱恩·卡玛克说，卡特是“卸任总统的黄金标准”。

当克林顿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对这个世界进行拨乱反正的时候，他明白了这一切。“克林顿对卡特在卸任后依然在公共政策上持续发挥作用充满敬意，并意识到他就是榜样，”杰克·西沃特说，“如果你看他的行动，就会发现许多都是对卡特的直接模仿。”西沃特指出，在纷繁的事务中，卡特很善于“捡起问题”。

马克·阿普德格罗夫曾经写过一本书，谈论美国总统卸任后的生活，并称卸任前后是“耐人寻味的”。他说，克林顿决定将他那性丑闻污点从他的遗产上清除，所以为“卡特卸任后的赎回做法”所吸引。

但他们之间存在很多差异，致使他们之间的合作很难生根。克林顿行动动力一是需要得到人们的喜爱，二是希望对世界继续发挥影响。而对于卡特来说，他不需要再赢得选票，并不关心人们是否喜欢他，他只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以他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工作。卡特任职总统时的新闻秘书兼朋友乔迪·鲍威尔说，克林顿希望得到认同的想法也成为一部分问题，“他属于那样一种人：总试图给人们留下好印象，尽量说人们想听的话。而卡特总统却完全相反，非常直接，我知道在几个场合他让人们非常难堪。卡特总统认为他理解为何克林顿总统说了一件事，而后却被发现那并不是事实。”

在克林顿看来，卡特是一位非常失败的总统，但又是一位让人惊讶、极为成功的前总统。他觉得自己是比较成功的总统，如果右翼不弹劾他，他可能做得更好。卡特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冷淡顽固的道德观念让克林顿望而却步。克林顿明白，他自己需要这个大舞台，需要震耳欲聋的掌声，需要摇滚明星般的入场场面。

克林顿也明白卡特孜孜不倦地对第三世界潜在疾病的抗争给他带来了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他也想获此殊荣。他不会刻意追随吉米·卡特，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还是会受吉米·卡特的影响。

总统之间的历史实际上很丑陋。

1980年，当卡特结束他唯一一届总统任期时，克林顿正在州长第一任期内。当时，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的马列尔港口发生大规模偷渡，有十数万人到达美国并滞留在佛罗里达州到阿肯色州查菲堡的海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曾经有过犯罪前科或者患有精神病，卡特下令遣返了其中8000名古巴难民。当时州长的任期只有两年，克林顿在阿肯色州正面临重选。克林顿的对手称他是卡特的密友，这样的描述在数百名难民冲出查菲堡并出现骚乱时的背景下对克林顿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卡特承诺不再让阿肯色州接收难民，但是他随后又食言，将更多难民送到查菲堡。两个人在1980年都迷失了，克林顿永远都不会原谅卡特这带有侮辱性的失败，无形中许多工作机会消失了。其他一些人说，不管怎样，克林顿幼稚地决定提高汽车保险费的做法都将让他在竞选中付出代价。曾经报道克林顿新闻的记者比尔·西蒙斯说，选民对克林顿缓慢行事的做法和盛气凌人的态度反应消极。“他本想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这些事情，但他这么激进以致激怒了阿肯色州许多重要的政治势团。”

这个失败使克林顿的状况变糟，卡特的助手汉密尔顿·乔丹这样描述：“个人生活腐化。阿肯色的熟人对我说，他很难接受这次失败，不停地谈论它，难以自拔。克林顿发现自己突然失去了工作，没有任何事情可做，然后就不计后果地追逐女人。”据西蒙斯说，克林顿最终从垃圾堆里钻了出来，然后“通过上电视……使他的政治生命复活”，他在电视上进行“令人怜悯的道歉……人们没有做好准备”。克林顿自己支付了这些广告的费用。

当克林顿成为总统后，他和卡特的关系变得越发糟糕。乔迪·鲍威尔回忆说，克林顿的年轻幕僚“希望他们绝对不要被人比作卡特政府”。汉密尔顿·乔丹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自己曾被邀请到小石城与克林顿的助手乔治·斯提凡诺普洛斯进行秘密会晤（不告诉媒体），但斯提凡诺普洛斯对他的所有建议都不感兴趣。乔丹最后提醒斯提凡诺普洛斯说：“……你们不做其他任何事情也可以，但要废除独立顾问法律。这不是个好法律！……它会让你们这届政府如坐针毡，就像我们这届政府、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一样。”

在克林顿宣誓就职前一周，卡特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亚利桑德拉·斯坦利的采访时称，他对克林顿决定将切尔西送到西德威尔友谊中学（一所私立学校）感到“非常失望”。（卡特夫妇曾将女儿埃米送到华盛顿的公立中学读书，而克林顿没有遵循他们的做法。）“埃米真心希望进入由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组成的学校，这些学生的父母是驻外大使的服务人员。”卡特说。

在克林顿就职典礼上，新总统和第一夫人公开疏远卡特夫妇，乔丹写道：“疏远到在就职典礼上赞扬里根夫妇，却对卡特夫妇视而不见，而卡特过去曾满怀热情地支持克林顿竞选总统。”克林顿赞扬来自不同政党的那些前任们，但对卡特却只字不提。“（克林顿这样的行为）粗鲁得让人无法想象，”罗莎琳对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说，“就是里根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就职典礼之后，在外交上鲁莽行事的卡特和克林顿的关系进一步疏远。一位曾经报道卡特新闻的记者称，卡特进行的是“不计后果的自由主义外交”。如果他认为他是对的，他就去做，从不考虑一些政治上的细节问题。一位有身份的民主党人士认为，卡特的行为是因为不满克林顿在任职期间对他的忽视，克林顿很少征求他的意见，事实上连向他作简短的通报都没有几次。而为了尽快熟悉总统工作，由前总统提供建议本来是一个传统。“卡特总统原本希望可以多做些，多帮助一下这位同样来自民主党的总统。”乔迪·鲍威尔解释说。

卡特引起克林顿的注意是在他将自己卷入——克林顿可能认为是“捣乱”——朝鲜问题的时候。卡特试图与金日成进行无核化谈判，而且在海地，卡特也极力尝试通过谈判来推翻军事独裁者，使其回到民主模式上来。拉里·金说，海地所发生的事情是由于“卡特死板的坚持”造成的。金将从当时在场的科林·鲍威尔那儿听到的故事又叙述了一遍：“那个午夜很迷人。在晚上11点50分时，克林顿打电话给卡特，说：‘我正在派遣军队，你最好不要掺和进来。’卡特却说：‘你派你的军队，但我不会离开。’我觉得这让克林顿感到难堪。换句话说，他并不听命于克林顿……这在他们之间留下了一些芥蒂。”

卡特总是我行我素地进行自由外交，他从不打电话告诉克林顿、国务卿或国家安全顾问，只是在CNN上宣布一下他的任务。“有时候，我们认为卡特是在挑衅，他这样做并不会产生任何价值。”杰克·西沃特说。

然后就是性丑闻。

拉里·萨巴托说，吉米·卡特始终认为克林顿是丑闻制造者。他还说，“即使在克林顿未做总统前，卡特就非常清楚克林顿的问题”。卡特“并不怎么尊重克林顿，他的性丑闻不断升级……这完全不关卡特什么事。他可能在内心也有欲望（就像他在那次有名的《花花公子》的采访中所说的），但是他从来没有依照欲望来行事”。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曾为卡特作传，他说，“卡特让我看他的日记、私人信函和文件”，这些足以说明“卡特为什么不喜欢克林顿”。布林克利描写了一件事情，在莱温斯基丑闻爆发几天后，卡特到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与克林顿会晤。那90分钟，布林克利写道，克林顿告诉卡特关于右翼阴谋的一些事情。 “当卡特准备离开椭圆形办公室时，克林顿请卡特……在那最黑暗的时候为他祈祷。这是两位总统间最亲密的时刻。”

卡特没有将自己对莱温斯基事件的看法藏在心里，他说他一直对“所发生的事情深感羞耻和尴尬”。8个月后，卡特说克林顿“在保罗·琼丝案中和在大陪审团质询时做伪证，已经变得不可信”。

吉米·卡特与阿尔·戈尔的关系很密切，他认为戈尔是一个非常有道德感的人。他羡慕戈尔夫妇忠贞牢固的婚姻，赞赏阿尔为对抗全球变暖所做出的努力以及这位“给小费者”向滚石专辑上的警告标签进行的讨伐。实际上戈尔夫妇和卡特夫妇的关系非常好。

克林顿的朋友称卡特“自以为是”，“道貌岸然”，“指手画脚，妄下断言”，他们对卡特关于心中欲望的言论大笑不已。

在克林顿处于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卡特继续对克林顿在道德上进行卑鄙的打击：据《阿肯色民主党人公报》报道，卡特称赦免马克·里奇“很无耻”，并且以他招牌式的诚实口吻说：“我认为毫无疑问的是，里奇送的大礼物在赦免里奇这件事上一定起了作用。”

卡特也认为克林顿从演讲中赚那么多钱不合适，他自己作演讲很少收钱，即便收钱，他也会将钱捐给慈善机构或用来修建卡特中心。他目前居住在平原镇老家，靠写书所得的报酬为生，不担任任何董事会的成员，也不收取咨询费。

看到克林顿频繁使用别人的私人飞机，卡特很不舒服。据乔迪·鲍威尔说，有些时候，一些支持者或公司为了支持卡特，向他“提供有航线的私人飞机”，但他却总是拉着一个有轮行李包进入机场，乘坐商业飞机，并且他对此感到很自豪。鲍威尔和妻子住在马里兰州西海岸，在那儿可以捕鱼和打猎，吉米和罗莎琳最近来拜访了他们，“他们从亚特兰大乘商业飞机过来，在柏油碎石路上坐了3个小时，等候去巴尔的摩，当时天气很糟糕”。

卡特没有像其他总统那样建设自我标榜的永久总统博物馆，而是下决心建造了进步的卡特中心，这与其他对人类有益的工作一起，促进全世界人权事业的进步，消除麦地那龙线虫（译者注：亚洲热带和非洲的一种长的线状丝虫，为人或其他哺乳动物所生的皮下寄生虫，可引起腿和脚部皮肤的溃烂性损伤）和其他疾病。

《时代》杂志前专栏作者克里斯多夫·奥格登称卡特让“许多届政府感到屁股上疼痛”。例如，前总统曾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写信，督促他们投票反对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使用武力，以此来挫败布什联盟正要摧毁萨达姆·侯赛因的企图。老布什勃然大怒：“这些事情与这个家伙有什么相干？”据一位新闻杂志的高层人士说，老布什认为卡特的行为“简直就是叛国”。

2001年夏天，比尔·克林顿和他的代理人罗伯特·巴内特认为负面新闻已基本消失，可以签署写作备忘录的合同了。巴内特也是希拉里的代理人，希拉里传记的出版权实行公开招标，最终由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竞得，但这次，他将克林顿的回忆录独家卖给了克诺普夫出版集团。

比尔·克林顿一直在思考，他希望写一本能够与凯瑟琳·格雷厄姆的《个人历史》（这本书在1997年由克诺普夫出版集团推出）相媲美的回忆录。那本书由罗伯特·戈特利布编辑，戈特利布是在出版行业有几十年经验的老手，在《纽约客》做过编辑之后，他回到了他原来的家——克诺普夫出版集团。

希拉里·克林顿也受到格雷厄姆（格雷厄姆在那年早夏去世了）的影响，她的回忆录就是以《个人历史》为范本。希拉里对克林顿母亲的回忆录《随心所欲》的评价并不高，这本书中描述了弗吉尼亚·凯利第一次见到希拉里时的印象，她说希拉里“没有化妆，戴着茶色眼镜，棕色的头发，发型很随意”，描述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希拉里没有品位。但是克林顿却高度评价他母亲的回忆录，对朋友们说他希望效仿《随心所欲》的真实。

希拉里回忆录的预付稿酬是800万美元，克林顿的是1200万美元，这被认为是非虚构图书所获得的最高预付稿酬。克林顿在2001年8月签署了合同，2003年初到期。

克林顿那时被看做是一个遭受羞辱的总统，但这明显没有使他的预付稿酬减少。他那被玷污的形象或许正好推高了稿酬，读者们可能希望他会在书中透露一些他在白宫和一名实习生发生性关系时的想法。莫琳·多德写道，克林顿和巴内特承诺“这本书将彻底而真诚地讲述克林顿的人生”。对于多德，这意味着“（克林顿）和那位众人皆知的极为配合的实习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热烈性爱场景”。

在宣布这项交易时，克诺普夫出版集团总裁和总编索尼·梅塔说，显然，克林顿能够真实地描述他的生活和做总统时的方方面面。“你和他谈过话吗？”梅塔问《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这是能够说服你的一个因素。”

克林顿向克诺普夫出版集团承诺他不会向别人透露回忆录的事情，然而后来他却对乔纳森·阿尔特说了，阿尔特就在《新闻周刊》上写了一篇关于这本书的文章。在那次谈话中，克林顿说这本书“可能不会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它不应该是报复，而应是如实地记录”。他说他将“忘掉很多事情”。他告诉阿尔特，他不希望这本书“显得浮夸或枯燥，或过度地进行自我辩解。我希望告诉人们在我任职时我是谁，我都做了些什么——好的事情，错的事情。并且，我希望它能栩栩如生”。

克林顿说他的偶像是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格兰特在将要死于喉癌时写作了自己的回忆录——在去世前几天完成——人们知道他是为了挣些钱才来写这本书的。《格兰特总统回忆录》的内容与内战有关（格兰特来不及写他总统任职期间的事情就逝世了），这本书于1885年由马克·吐温出版，售出35万册，为格兰特的家庭挣得45万美元版税，仍不断再版。这本书被认为是19世纪最伟大的非虚构类图书之一。

“克林顿的书将会很奇怪，让人失望也令人愉快，”阿尔特预测道，“就像他这个人一样。”

前总统对他的出版商和编辑说，他想自己写作这本书。和他那忙于参议院事务的妻子不同，他不想找一个代笔人。虽然克林顿喜欢将自己视为一名了不起的作家——当朋友们到查巴克拜访他时，他领他们看他准备用来写回忆录的桌子——但他更像一名杰出的谈论者。克林顿遐想着这本回忆录一定会很出名，他趴在上面奋笔疾书的桌子也将成为一件历史珍品，就像林肯的床一样。

下笔写作是困难的，而他并不真的适合写作，一位与他关系密切的智囊人士说，时间飞逝，而他却迟迟不动笔，他给出的理由是，他的日程被演讲排得满满的，没有时间，而且把这些演讲的钱汇集到一起，也要比1200万美元的稿酬更有吸引力，再说演讲本身也很有趣。

比尔·克林顿和阿尔·戈尔最后一次交谈是在乔治·沃克·布什宣誓就职的那天，“给小费者”阿尔不在到查巴克去并共进晚餐的那群人中。他们两人互相指责，谁也不想首先来修补彼此之间破损的关系。

2001年9月8日，比尔·克林顿又一次到外国进行多场演讲（在澳大利亚的巡回演讲），这天，他在悉尼对人们进行了演讲。9日仍在悉尼。9月10日星期一，他到了墨尔本。当他听说“9·11”恐怖袭击时，他仍在墨尔本，因为时差的问题，那里已经是晚上11点了。

他立即打电话给美联社的记者罗恩·福尼尔。在克林顿当州长时，福尼尔在《阿肯色民主党人公报》上报道他，后来，在克林顿当总统期间，福尼尔转到美联社，成为白宫新闻联络员。在克林顿卸任后，他又报道布什的新闻，9月11日他还在同一岗位上。克林顿告诉福尼尔说他希望发表声明，支持总统和国家。福尼尔很快写好了一篇报道：“前总统克林顿曾带领国家经历1995年俄克拉荷马市炸弹袭击，在星期二恐怖袭击后，他希望美国人民坚决支持布什总统。‘我们不应冷眼旁观，我们应该站出来支持他。’”福尼尔描述道，克林顿“正在澳大利亚旅行”。

克林顿也很担忧，担忧他将如履薄冰，担忧他和他原来的顾问们将被责备，责备他们没有尽力挫败“基地”组织，没有杀死或抓获奥萨马·本·拉登。

因为美国关闭了机场，乔治·沃克·布什派了一架空军飞机去接回克林顿。克林顿于9月13日星期四回到纽约。

阿尔·戈尔听到袭击的消息时，他正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也在进行一场演讲。他乘商务飞机先飞到多伦多，和一名助手在那儿租了一辆汽车，赶到美国的布法罗。大约在星期四晚上8点，戈尔刚离开布法罗，克林顿打电话给他，邀请他到查巴克过夜。戈尔在星期五凌晨3:30到达，这两个人一直谈到天明。据克林顿的朋友们说，他们的关系有所改善。

“他们当然知道这是‘基地’组织所为，”伊莱恩·卡玛克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当时一直在监视‘基地’组织，但是布什政府并没有这么做。”

克林顿和戈尔休息了一个小时后，他们（还有切尔西）乘坐一架由布什安排的空军飞机飞往华盛顿，随后在国家大教堂参加了一个纪念活动。离开华盛顿后，他们一起到了阿尔·戈尔在弗吉尼亚州阿林顿的家，克林顿和戈尔交谈了几乎一个下午。《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他们基本达成和解，并且在最后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的话说，如果阿尔·戈尔想再次竞选总统，他就不得不修复与克林顿的关系。

“我认为他们没有成为真正的知心朋友。”乔纳森·阿尔特谈到那些谈话所产生的影响时说。汤姆·道尼说，克林顿和戈尔的“和解过程很长”，然后又接着说，他和朋友戈尔每月至少谈一次话，在谈话时，“我们不谈论克林顿。我们大部分时间谈论的是布什……他们之间可能存在距离，但在那天结束时，他们一起分享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伊莱恩·卡玛克说，他们决定让“过去的就过去吧。我觉得自那以后他们的关系就好多了”。但是，卡玛克接着说：“他们的关系已不如在克林顿第一任期时那样密切。”而另一些人则称他们之间的坚冰并没有多少融化的迹象。

4年后的一件事情非常能说明这一点，霍夫斯特拉大学会议要对比尔·克林顿任职总统时的表现进行评议，邀请戈尔参加，但他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不止一次地邀请过他，”会议协调人纳塔利·达特罗夫说，“或许戈尔觉得对他本可以成为总统这件事无法释怀。”

朋友们说，在“9·11”恐怖袭击后，比尔·克林顿经常很难过地想这些飞机撞上双子塔和五角大楼时为什么不是在他的任期内。

比尔·克林顿是“一个贪婪的传记读者”，他的朋友史蒂夫·格罗斯曼（克林顿第二任期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说。“美国每位重要政治人物的传记克林顿至少读了一种以上。我觉得这些年他在心里已经将危机时期那些领导者的风格作了对比和比较。”

对克林顿来说，问题是“危机”发生在他卸任以后。他曾对格罗斯曼和其他人说，他将采用与布什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从他对这种行为的谴责到美国人民应该采取的行动上都不同。格罗斯曼说，他会视“9·11”为类似珍珠港一样的事件，“在他得到每一位美国人的支持时，号召人民为了国家的利益，作出严肃而切实的牺牲，不管政治派别或意识形态”。模仿1961年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和他所做的谴责，克林顿将会说：“让我们在我们国家制定一个严肃的能源政策。我将号召美国人民采取行动……我们需要真正付出行动，而不只是空谈。”格罗斯曼说他并不是说克林顿是“唯一一个可能这样做的人”，“我觉得罗纳德·里根也会”。

克林顿想的并不仅仅是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人民讲话，而是希望名垂青史，他渴望进入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列——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他们都是在战争、衰退或两者皆有的情况下建立了功业。只要比尔·克林顿能够碰到这次恐怖袭击，抓住这个机会，完美地进行处理，只要他在9月11日仍然是总统，所有那些关于莫妮卡和弹劾的闲言碎语就都将一扫而空。

在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炸弹袭击后，他与全国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但克林顿明白，比起奥萨马·本·拉登——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在美国历史上绝对是个人物——蒂莫西·麦克维只是小儿科。（克林顿的副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称俄克拉荷马城“不是一级事件，而‘9·11’是一级事件”。）

克林顿的沟通能力非常强，甚至在演讲中面对千百万听众的时候，他都能使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好像是在直接对着他或她说，克林顿知道，他的这些能力可能会造就一场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讲。但是，他的权力在哪儿？他的讲台又在哪儿？他在澳大利亚从向J.T.坎贝尔这样的银行家的公司所作的演讲中赚钱又为了什么？

克林顿知道，已为他挣来六位数收入的老版本演讲稿将不得不重写，这是一个新的世界，他知道他将不得不写些相关的东西。

而且，现在，他不能逃避的一个事实是，在“9·11”恐怖袭击后，他将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来打高尔夫球了。

2001年9月底，在芝加哥海港国际高尔夫中心，比尔·克林顿第一次一杆入洞。他告诉马克·布依尔，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或许在9月11日之后这件事不值一提，不算什么大新闻，不过花边新闻栏目“华盛顿细语”形容这件事是“臭名昭著的高尔夫骗子”在“没有作弊”的情况下赢得了“吹嘘的资本”。

库克县鉴定员吉姆·霍利罕当时就在那次高尔夫聚会上，他说：“克林顿非常兴奋。”霍利罕描述前总统在完成这一壮举后，“高兴得合不拢嘴”。霍利罕说当时没有记者在那里观看。如果发生在他还是总统的时候，这可能就是世界性的新闻；你完全可以想象它出现在各个新闻报道中的情形。

虽然克林顿并不希望公众看到他在卸任后总是打高尔夫球，但是他确实非常喜欢这项运动，他发现自己很难拒绝别人让他打高尔夫球的邀请。

雷伊·莱斯尼亚克是新泽西州的参议员，也是克林顿的热心支持者，曾在1996年克林顿——戈尔阵营出任新泽西州联合主席。他听说房地产开发商查尔斯·库什纳已经邀请前总统于2001年10月17日在他新泽西州利文斯顿的银行作演讲，于是就开始筹划举行一个高尔夫聚会。克林顿接受了这个邀请，莱斯尼亚克立即把目光投向历史上富裕的巴尔特索尔，那里曾举办过职业高尔夫球手协会的比赛和美国公开巡回赛。它位于新泽西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是全国前十名的高尔夫球场。莱斯尼亚克不是一名成员，因此在克林顿星期三演讲的前两天，也就是星期一，他给一位朋友打电话，这位朋友是那里的会员。“我问他是否想与克林顿总统和我打高尔夫球。”这位朋友同意在巴尔特索尔安排此次活动，但他很快打回电话说：“我们打不了，今天只有成员才可以打。”莱斯尼亚克很震惊，但并未感到奇怪。“他们不让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去打……这群人真是蠢货……他们就不会为克林顿总统网开一面？”莱斯尼亚克猜测，如果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想打球的话，他们的反应肯定不一样。“因此，我带他到我的一个俱乐部——新泽西州联合城的郊区高尔夫俱乐部……巴尔特索尔拒绝了他，我现在感到很高兴，因为他在我这个俱乐部受到热烈欢迎。”

莱斯尼亚克提醒说，克林顿那天刚从欧洲回来，他很累，计划只打四五个洞。但最后，“他打完了全部18个洞”，莱斯尼亚克说，在回俱乐部会所的路上，“在丁字路口有些人聚集到他周围，问他一些关于北爱尔兰的问题……我试图示意人们离开，不过克林顿却伸出手与他们握手，花了10分钟来描述那里的情况”。他也不是太累，莱斯尼亚克说，他“与球童拍照，和服务员拍照，和绿化工人拍照……每个人都洋溢着喜悦，而如果是在巴尔特索尔，那儿的人可能将非常傲慢和冷漠”。

唐娜·夏拉拉称，克林顿是“一个有竞争力的高尔夫球手”。夏拉拉是与克林顿打过高尔夫球——在陆海军俱乐部，当时克林顿还是总统——的为数不多的女士中的一位。她说：“他花费很多时间讲解，俨然一名比赛分析员。”克林顿前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说，即使别人没有要求，克林顿也会主动向别人提供如何改进的建议。“他非常喜欢研究高尔夫，”伯格说，“并且他知道其中的原理。‘注意，站直一些，把手放这儿。’”伯格接着说，克林顿在教伯格的时候“很热心”，但是“一点儿也不觉得他自以为是”。

克林顿的一些高尔夫伙伴称，考虑到克林顿的身份，他们总是让他赢。阿肯色州前国会议员贝丽尔·安东尼说，比起总统一职来，克林顿更像一名优秀的高尔夫球手。她笑着说：“你总得要让总统赢吧！”约翰·爱默生说，其他人坚持说他们绝不会那样做，因为“任何真正的高尔夫球手都不会让其他人赢”。不过，他承认说：“他们在面对其他人时可能不会将球轻轻打进洞里，但面对他时可能会。”但事情并不总是这样。马克·布依尔记得有次和克林顿打高尔夫球，克林顿“很是生我的气，因为我留给他一个短球，他轻轻一击，球却没有进……‘你并不是存心给我留一个短球，是吗？’我回答道：‘当然了，总统先生，我们打过赌，赌球会来到这儿。’”

吉姆·霍利罕曾经和克林顿总统在爱尔兰凯里县古老的巴利巴宁高尔夫俱乐部打过球，他对让克林顿赢的观念嗤之以鼻。“我甚至不会让我的孩子在体育运动中打败我。我不是一个为拉关系而与客户打高尔夫球的人。我是说他可能打一个更远一些的球，但是我会很高兴与他一较高低，我押自己会赢。”他说，几年前他和克林顿都拥有13杆左右的差点。不过，现在大家有目共睹的是霍利罕的差点更少些。

当克林顿在海滨球场打球时，他看起来最高兴。里昂·帕内塔说，克林顿给人们讲精彩的故事，故意显示他热情友好的个性，并与其他高尔夫球手和旁观者聊天，他甚至也和那些只是想过来看他一眼的人聊天。通常情况下，那些人们不但能够如愿地看到他，而且还会得到更多——克林顿会与他们握手，会问一些关于他们家庭的事情，如果克林顿再一次见到他们，他仍然可能记得。当克林顿同意在帕内塔学院（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蒙特利湾分校）作演讲时，帕内塔告诉克林顿即使打折他也付不起演讲费。为了抵消这笔费用，帕内塔建议为克林顿安排一场高尔夫球赛，让他和曾任过卡梅尔市长现为演员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打高尔夫球，克林顿欣然接受了。

不信任克林顿的人们可能会说他在打高尔夫球时作弊，如果一个人在打高尔夫球时作弊，那么他也将在生活中作弊（并欺骗他的妻子）。其他人则说克林顿与大多数高尔夫球手没有什么不同。是的，夏拉拉说，他也需要让一击（mulligans）和自由推击（gimmes），“就像我知道的其他高尔夫球手一样”。里昂·帕内塔称他自己为“消遣型高尔夫球手”，当想到克林顿的策略时他笑了起来，他说克林顿的策略与自己的一样好。“克林顿在高尔夫球场上相当有实力，他总是想击球到位一些，如果没做到，他将使用另一个球。”帕内塔还说他与克林顿的风格一样好，看起来被克林顿需要给个低分逗笑了。“我觉得他喜欢随便一点的高尔夫比赛，在比赛结束时得到一个不错的分数，不管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

巴德·约金与克林顿打过许多次球，他坚持说克林顿的分数是没有水分的。约金说：“有几次击球，不是很漂亮，他掉了一球，击打了第二个。但是他从未有意来打第二个球。他这样做只是想看看为什么自己没有击中本来应该击中的第一个球。”马克·布依尔解释说，克林顿又打一次球是因为他总是正面拿着高尔夫球棍，“因此如果有哪点儿觉得不对劲，他就想弄清楚，这样他就会击打另外一个球，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不过实际上他总是在打第一个球时就能得到很好的分数”。布依尔责怪全体民主党人，特别是拉什·林堡（一名热心的高尔夫球手），对一些假传闻添枝加叶，向总统进行“卑鄙的攻击”。

就像克林顿生活中的大多数方面一样，在高尔夫球场上他也会使用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罗伯特·巴兹·帕特森是克林顿的一名军事助手，他经常坐着高尔夫球场的车跟在总统的后面（拿着核弹足球），他描述克林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放球并再击打一次”——甚至在“不重要的”比赛中也是这样，因为他想在媒体面前吹嘘他击出了好成绩。他声称克林顿在“几乎每个洞都耍手段……如果一击不中，他就会放下两三个球，将它们一一击出，然后记最好的一击……在每一个球洞上，他都要击7——9次，但只记作四五次”。

当克林顿与弗农·乔丹打高尔夫球时，帕特森说，他们两个就会讲一些下流的笑话，克林顿就指着漂亮女人，用污秽的语言描述她们。多恩·休伊特回忆说，在一个关于乔丹的访谈节目中，麦克·华莱士问乔丹：“你和克林顿在高尔夫球场上谈论些什么？”乔丹回答说：“Pussy。”后来人们问乔丹：“你怎么能在广播中说那样的话？”乔丹回应道：“如果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是这么说的，你们想让我说什么？”

克林顿在打球时经常抽雪茄，有时候甚至违法抽古巴雪茄，而在这些古巴雪茄中，有一部分是别人送给雷伊·莱斯尼亚克的。莱斯尼亚克说：“我没有告诉他那是古巴雪茄，但他吸第一口就能判断出来。”

比尔·克林顿本可以每天都打高尔夫球，但他觉得他必须抗拒高尔夫的诱惑，否则，在公众的眼里，他将成为一个南味油炸艾克或杰里·福特。

2002年1月，比尔、希拉里、切尔西和克林顿夫妇的捐助人——“美国资讯”公司的董事长维诺德·古普塔（在一个股东提出古塔普从公共贸易公司取出一大笔钱捐给了克林顿夫妇的质询后，他被弃之一旁）在阿卡普尔科度假。古普塔用他公司的飞机将他们载到那儿。在克林顿全家外出时，总统的那只咖啡色拉布拉多犬巴迪跟着一个承包商人从家里跑了出来，结果在查巴克双向高速公路上被一辆汽车撞死了。

自从克林顿进入白宫，巴迪就一直是他忠实的朋友——它的主人在1998年8月承认他和莫妮卡·莱温斯基存在性关系后唯一的慰藉和伙伴，一起睡觉，一起做其他事。其中一张最出名的照片是克林顿一家三口从马萨葡萄园岛度假回来穿过白宫草坪，步行来到“海军一号”，切尔西走在中间，她大胆地撮合她的父母，左边的手拉着她母亲，右边的手拉着她父亲，总统的右手则牵着仍然暴戾的巴迪，它的脚向前迈着，头却朝向总统。

希拉里认为克林顿可能会有他的资金负责人和高尔夫球伙伴特里·麦克奥利弗等人的陪伴，因此，在那次旅行上（发生在比尔承认与莱温斯基存在性关系后），她让麦克奥利弗不要与他们在一起。希拉里在那段时间里拒绝和克林顿谈话，这次可能是她要对丈夫进行惩罚。巴迪真的成了他唯一的慰藉。

2002年克林顿在查巴克的室友死亡后，他仍旧无所事事，仍然生活在他做总统时的那些荣光里，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他大部分时间都和老朋友们一起度过，比如马克·布依尔和苏茜·布依尔（他们一如既往地尊敬他，同时他们也是希拉里非常重要的支持者）。他们大多谈论过去的事情——一个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令人愉快的故事。

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布依尔夫妇到古巴去旅行，参观了切·格瓦拉的住处。摄影师阿尔伯托·科尔达在1960年为切·格瓦拉拍摄了经典照片——戴着一顶贝雷帽，露出长长的卷发。科尔达从床下拉出一些照片底版，包括一张1959年卡斯特罗站在林肯纪念堂前的照片，照片中的卡斯特罗摘下了帽子，看起来很疲惫，双目凝视着亚伯拉罕·林肯。布依尔让科尔达再翻照一张，这样他可以送给克林顿总统。科尔达对此“印象深刻”，布依尔说，他很高兴地在照片上写上话赠送给总统，说“备感荣幸”。

科尔达随后提到，他在前晚已经打电话给“菲德尔，并且我告诉他有一张他的照片将要到达比尔·克林顿的手中，菲德尔对我说让你（布依尔）转告比尔·克林顿，这个莫妮卡·莱温斯基是他敌人的作品”。

布依尔将关于莱温斯基的谈话告诉克林顿，却留着照片，直到克林顿卸任后，“因为对他来说接受任何从古巴来的东西都是违法的”。

2002年6月，布依尔夫妇回到古巴，这次和他们州的参议员芭芭拉·博克瑟一起。卡斯特罗邀请博克瑟一行到哈瓦那革命宫殿，在那儿举行了一个鸡尾酒招待会，他们见到了古巴的领导，布依尔说，他穿着他的“橄榄色绿军装，看起来有点儿像克林顿……他非常有魅力，使你觉得你是他唯一的说话对象”。布依尔告诉卡斯特罗，他和苏茜就是将科尔达拍的照片交给克林顿的人，听到这儿，卡斯特罗回应说：“我见过克林顿总统一次，当时他看起来并不想和我握手。我们在联合国的一次招待会上背对背坐着，我转过身去，伸出我的手，克林顿总统也伸出了手，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交谈，不过，我不方便告诉你们那次谈话的内容。”

这晚过得真慢，可能只有比尔·克林顿会珍惜它——会见4个小时直到午夜，然后是4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如果不是参议员博克瑟有点儿累了，时间可能会更长。他们离开时，卡斯特罗送给每位女士一束花，每位男士一盒雪茄。“如果您再给我一盒，”布依尔告诉卡斯特罗，“我将带给比尔·克林顿。”

“克斯特罗就点上烟，和他的翻译交谈了十多分钟，因为他想正确处理这件事情，他在这盒雪茄上附上一张便条，写上他们在联合国见面的日期和其他一些赞美之词，然后署上名字和日期。”

当他将这盒雪茄交给布依尔的时候，卡斯特罗说：“现在我将告诉你这次谈话世界上只有3个人知道，总统将知道这个盒子真的是我送的。你告诉他，我们（在联合国）讨论的那些试验都已经完成了。”

3个月后，即2002年9月，克林顿来到旧金山布依尔的家，为了给国会女议员南茜·佩罗西募集资金，她现在是众议院的议长。布依尔将雪茄交给克林顿。“他读了上面的信息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哦，他将日期弄错了两个星期。’只有克林顿会对你说这些。‘我们确实有段好时光，’他说，‘我将珍惜这个，因为在我当总统的时候，收到了世界各国领导人赠送的纪念品，却没有来自卡斯特罗的任何东西。’”然后布依尔告诉了克林顿那个秘密口信，克林顿听了“只是看着我，什么都没说”。（布依尔猜测克林顿和卡斯特罗谈论了古巴的艾滋病问题。卡斯特罗有点儿担心这种病的爆发会影响旅游业。）

一个月以后，媒体猜测比尔·克林顿可能会竞选新泽西州的参议员——克林顿夫妇将不得不购买第三套住房——在他的朋友罗伯特·托里切利宣布不会重新参选之后。托里切利疲于应对伦理调查，担心民主党将席位输给共和党，在离选举还有一个月多一点的时候，托里切利宣布放弃竞选。但克林顿并不感兴趣。

在下个月进行中期选举时，作为世界上最聪明的政治策略家的克林顿受到了严重打击。有些候选人赶忙与他撇开关系，那些接受他帮助的人经常感到很难过。他所接触的竞选几乎每一场他们都是失败方。罗伯特·萨姆·安森在《名利场》中写道，民主党人接受“他提供的帮助就像与伤寒玛丽睡了一觉”。

乔治·沃克·布什不但没有在象征性的中期选举中失利，还在国会中赢得更多席位。布什的胜利意味着民主党在国会上已无法控制他。一直抱怨布什在2000年选举中偷走了戈尔职位的那些人失去了声音。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讲师伊莱恩·卡玛克曾是阿尔·戈尔的资深顾问，她称克林顿现在是一个让人敏感、充满争议的人物：“他眼睁睁地看着2002年中期选举的每一场激烈竞争，却没有人邀请他参与他们的竞选活动。”她说，在那年相继进行的地方长官和参议员竞选中，他获得“0”业务。

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了8年司法部长的珍妮特·雷诺在佛罗里达州竞选民主党州长的提名，她希望克林顿离她远一点，据罗伯特·萨姆·安森说，她尽量不在网络自传上提到克林顿。今天，雷诺对克林顿赞不绝口——“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不忘添上句“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她并不试图疏远他。不过她也承认说，她从不让克林顿为她拉选票。

罗伯特·托里切利曾指责雷诺给克林顿带来痛苦（他说是雷诺在关键时刻让肯·斯塔尔继续调查的），他回忆说，在2002年佛罗里达地方官员初选中，他正在为民主党人——除了雷诺以外——募集资金。“我过去常来佛罗里达募集资金，”托里切利说，“并且我告诉人们不要为珍妮特·雷诺捐钱。”

雷诺在初选中败给了坦帕律师比尔·麦克布莱德。克林顿曾经帮助麦克布莱德在大选中对阵杰布·布什，杰布·布什曾宣称自己帮助了哥哥赢得佛罗里达，继而成为总统，因此，对于一些渴望复仇的民主党人来说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选举前的那个星期六，在劳德代尔堡的一次集会上，麦克布莱德为克林顿举行了一场气氛热烈的招待会，其中，《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一个女人举着一块标语：‘想想克林顿在什么时候聪明过？’”最后的结果是杰布·布什轻松获胜。

在北卡罗来纳州，克林顿的老朋友、前幕僚长厄斯金·鲍尔斯让前总统不要参与他竞选美国参议员的活动（不过，他最终还是败给了伊丽莎白·多尔）。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全国很多地方。一个亮点是拉姆·伊曼纽尔在芝加哥赢得了一个国会席位。

在那次选举后，比尔·克林顿向中立派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作了一场演讲，指责软弱的候选人让选民觉得他们在安全问题上不是很强硬。在嘲笑克林顿发表苍白无力的中期演说时，《纽约邮报》花边新闻专栏作者将克林顿形容为“前首席发情公狗”。报纸故意撇开托妮·莫里森称赞克林顿为“第一位黑人总统”的话，却引述阿尔·夏普顿牧师的话，称克林顿为“第一位原色总统”。

2001年12月，克林顿手握金锹，为他的图书馆挖土奠基，图书馆将在来年的前半年开始建设。

克林顿总统立即从一些朋友那里筹措资金，包括丹妮丝·里奇、维诺德·古普塔、大卫·盖菲、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约翰·卡西马蒂斯、罗恩·伯克尔、约翰·爱默生、芭芭拉·史翠珊、霍华德·塔尔曼，等等。早前，克林顿还向卡耐基公司总裁瓦坦·格里格瑞恩征求募集图书馆资金的意见。格里格瑞恩建议克林顿“与安那伯格的人取得联系。后来，安那伯格基金会向克林顿总统图书馆捐了100万美元”。格里格瑞恩也与苏格兰慈善家汤姆·亨特进行了联系，亨特随后与克林顿一起去了非洲，并为“克林顿全球倡议”（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捐了100万美元。根据《纽约时报》记者最近一项调查，另一名资助者是时任劳拉空间和通信公司总裁的伯纳德·施瓦茨，那时他正被怀疑向中国提供了卫星技术。《华盛顿邮报》后来报道说，克林顿图书馆的资金有10%来自外国，其中一大笔钱来自沙特阿拉伯。

虽然对总统竞选捐钱有限制，但对个人可以为总统图书馆捐多少钱却没有限制；但是，一些现行法律要求每季度公开一下超过200美元捐助的来源。这个法案的支持者包括民主党人巴拉克·奥巴马、拉姆·伊曼纽尔和亨利·韦克斯曼，它将有可能及时被制定成法律，以不利于乔治·沃克·布什为他的图书馆募集资金。

麦克奥利弗在回忆录中写道，克林顿为图书馆募集资金的努力就好像密切关系着共和党的未来。“我们知道这些一丘之貉的胆小鬼将一直攻击克林顿总统，在他离开白宫很久以后，他们还在试图毁坏他的名誉，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成立一个论坛，来准确讲述克林顿执政时的事实，让美国人和全世界人都看到、都明白那为什么是我们一生中最好的8年。比尔·克林顿总统图书馆将成为我们用来确立他的遗产的工具。”

朋友们希望克林顿在离开白宫后生活能够变得有规律些，但他们注意到他看起来像摆脱了约束——就像一名大学本科生第一次不用接受父母的监护。里昂·帕内塔说他前老板的生活“很随意”，他能判断出克林顿在哪段时间每天晚上只睡3个小时：“他熬夜的话，声音就会出现变化。”

他的崇拜者将他的习惯归因于他永不满足于他现有的智慧。“我觉得他对知识和信息很贪婪，”唐娜·夏拉拉说，“并且，他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位政界人士读书都要多。”

一位显要的政治智囊回忆他到白宫拜访克林顿时的情景：“我跟着他一起到了他的住处，他怀里抱着满满的书，正好读完一批，要拿一摞新书来读。”康拉德·布莱克写的一本1200多页的关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传记在2003年出版，他送给比尔·克林顿一本，克林顿回信谈“关于罗斯福的特殊问题。很明显，他没有读这本书”。约翰·爱默生找借口说，克林顿读书“比光的速度都快”。他回忆说，白宫每天的新闻“几乎1英寸厚”，但克林顿却能注意到一个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学家的负面评论，那是在《洛杉矶时报》商业故事80页简写本的一个跳页。

克林顿觉得自己不会长寿，朋友们说，这使他不愿意在睡觉上浪费时间。还有他那喜欢社交的奇特性格，不知是天生如此还是受到不幸孩提时代的影响，他无法忍受独自一人。

一个曾仔细观察过克林顿的人说，克林顿很可能与旅伴道格·班德打扑克到凌晨四五点，而不是读书。“他从不睡觉，是个失眠的人，精神和身体都不需要太多休息，他不需要睡觉。他的新陈代谢有些特别。”这个人也注意到，从他所消耗的健怡可乐考虑——“从早上开始，他喝的健怡可乐的量超过你的想象”——如果他睡着了你会更惊讶。

克林顿的朋友们坚持说他是图像式记忆，他们好像都记得一个故事，他在5年前只见过某个人的姑姑30秒，但他现在仍然记着她的名字。“你自己可以看看是否可以找到一个人的名字他给忘记了。”比尔和希拉里在耶鲁法学院的同事大卫·舒尔特挑战道。《芝加哥论坛报》的里奇·科根称克林顿的这种记忆是“某种阿斯伯格氏综合征（Asperger’ssyndrome），（他看起来像个）研究东西和人的白痴专家”。

“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会想一下再回答，字斟句酌，很有条理，引用大量事实和数据，”支持克林顿卸任后事业的已退休的摩根斯坦利执行官小安森·比尔德说，“他的大脑不可想象，这让我想起我的曾祖父，据说他读一本工程书籍，如果你问他第62页第3段讲了些什么，他就能够说出来。”

但是一位华盛顿政治顾问说，克林顿不仅仅只是进行图片记忆：“他是一个合成思维者，将许多分散的想法和孤立的材料汇集在一起，进行加工后得到新想法或不同的看法。”与克林顿一起工作过的人们经常提到，他吸收不同的信息，选择突出的东西，将它们组织成一条有内在联系的信息，这些拼接组装的过程都是在他的大脑里进行，而不是在计算机上剪切和粘贴。因此，他在进行演讲时内容就比较连贯，也很有说服力。

大脑如此发达，精力如此充沛，比尔·克林顿知道他不能再不务正业了。他怎么做才能够让人们承认他是一位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政治家呢？他怎么能够甩掉由《美国旁观者》总编罗伯特·埃米特·泰里尔送给他的“克林顿男孩”这个绰号呢？（泰里尔将克林顿描述为无纪律、不诚实和非常不成熟的人。）他要怎么做才能让人们看到他这个50多岁的人不再想起他们还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儿子？

他继续问自己一些问题，他的朋友马克·布依尔说：“大意是他怎样才能既可以追求真正使他感兴趣的东西，同时又不会对希拉里的事业造成负面影响；不再抢她的镜头，也不再因为一些政治问题产生争议，闹得夫妻不和，让人们看他们的笑话。”

总体来说，他在白宫外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这要归功于可怜的布什对伊拉克战争的误判，以及人们认识到布什笨拙的言辞比一个好好先生的废话都更能反映他平庸的智力。

朋友们经常说比尔·克林顿本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牧师。他看起来正在利用他的那种素质，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他的演讲计划，开始在聚集着那些意见制造者的精英会议上进行传教。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他越来越受欢迎。“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马克·布依尔说，“他到达沃斯那儿就像是一个摇滚明星，说话时每个人都愿意聆听。”

一个可以评价他卸任后工作的问题开始引起他的兴趣。

在2000年晚些时候，克林顿试图弄清他卸任后应该做些什么，托尼·科尔贺建议他将精力集中于“穷人和艾滋病”，赋予它“道义”。科尔贺提醒他说，他是“第一位黑人总统”。

克林顿第一次关注HIV/AIDS在非洲的流行情况是在2001年，但是他曾在任期最后的几个月开始了深度的关注，当他第二次去非洲访问时，他被疫情深深震撼了，并认识到他作为总统对此做得太少了。梅兰妮·维微尔当时随行，她称，那些指责他做得不够的人“无视事实”，克林顿努力在“他任职的最后几个月尽量弥补过去的损失”。

理查德·马灵克是一名内科医生、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伊丽莎白·格拉瑟儿童艾滋病基金会科学主任，他说，通过访问非洲、讨论非洲并认真对待非洲，克林顿开始试图控制疫情的恶化，但是在他这届政府中太迟了，对他来说时间已经基本上用完了。

克林顿在对待艾滋病上的记录并不好，在1997年，他说预防艾滋病的疫苗将会在10年内研制出来。艾滋病实践人士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随后并没有投入任何资金。（早前也有预测，如在1984年，时任健康和人类服务中心主任的玛格丽特·海克勒预言说，将在两年内研制出疫苗。）克林顿自己的HIV/AIDS顾问委员会成员威胁说要一起辞职，并同意对政府消除HIV传播的能力投非信任票，因为克林顿政府不同意用联邦资金为瘾君子支付安全的针头。

凯文·德考克是世界卫生组织HIV/AIDS部的主任，他称：“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说，克林顿任职的这些年里，在AIDS的科学研究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克林顿总统和国会仅拨出1.5亿美元来应对非洲艾滋病危机。理查德·马灵克当时每年都要在非洲待半年时间，当他对卸任后的克林顿说他本可以做得更多时，克林顿并没有引咎自责，而是指责共和党国会：“我们试图增加资金，但不是被否决，就是要削减一些钱。”克林顿健康和人类服务中心主任唐娜·夏拉拉支持克林顿——这并不奇怪——她反对由他们这届政府来承担应对最早在1981年里根政府早期发现的疾病的责任。“他至少拯救了上千名美国人，”她说，“我们无法让国会来关注那些国际问题。”

其他一些为克林顿工作过的人也为他辩护。在他第一任期内的国家安全顾问托妮·雷克在声援他的前老板时说：“当克林顿总统第一次说HIV/AIDS将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时，就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雷克的继任者桑迪·伯格同意说，上面那样的联系说法是重要的，但是他承认说：“我觉得我们做得不够，因此我觉得这将给他动力。”

克林顿也被女儿对自己的批评所感动。埃里克·古斯比（泛大陆全球艾滋病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曾在克林顿政府以及健康和人类服务中心指导制定艾滋病政策）回忆说，他第一次听到总统表达“某种遗憾”是在切尔西正在牛津撰写关于HIV/AIDS的毕业论文时。克林顿让古斯比来帮助一下这位“第一女儿”，为她找一些可能为她提供她所需要的数据的网站。古斯比回忆道，她的论文“对他父亲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更多针对的是治疗，而不是预防。这在那时引起了克林顿的反省，好像就在走廊里，‘是的，你知道，她是对的。我真的应该做得更多一些。’”他在卸任后承认，这么长时间他一直保护那些大制药公司的专利，致使世界上贫穷的人们无法买到比较便宜的非专利药。

克林顿在卸任后设立了克林顿基金会，但还不知道怎样运作，他很快认识到美国对HIV/AIDS在非洲的传播所采取的政策是错误的，于是就思考着怎样改变它。他一直接受爱拉·迈格辛纳的帮助，克林顿授予迈格辛纳克林顿基金会HIV/AIDS倡议项目主席的职位。他和61岁的迈格辛纳有很深的交情，这可以追溯到在牛津上学的时候，他们都是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后来，还是一名管理顾问的迈格辛纳来到白宫为克林顿工作，进行希拉里的全民卫生医疗计划，但以失败而告终，此后，迈格辛纳还待在白宫，他在1996年接受另外一项职务，即作为克林顿的首席因特网顾问，确保因特网不像无线电频率一样被划分，保持全球自由联网。

迈格辛纳在2001年首先与埃里克·古斯比联系，他问古斯比，克林顿是不是应多关注治疗而不是预防。迈格辛纳得到的回答是“治疗”，对此他很满意，于是他立即招募成员。在2002年巴塞罗那国际艾滋病大会上，迈格辛纳让马灵克加入他们的志愿者队伍，并且询问他还有谁对非洲的HIV/AIDS的治疗比较感兴趣。

第二年，迈格辛纳与理查德·费舍姆取得联系。在费舍姆所谓的一个“头脑风暴晚餐”上，讨论的问题是克林顿基金会应扮演什么角色。费舍姆说，答案是将人们的焦点从预防（比如节欲或使用避孕套）转移到帮助那些已经是HIV阳性的感染者和那些在性交时可能将病毒传染给配偶、在生育或哺乳时传染给孩子的人。在美国，那些HIV阳性的人们实际服用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RVs）可以将“死刑”转化成“缓刑”——慢性可控疾病，但是，这种药物价格太高，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多数患者或感染者都负担不起，所以，需要做一些事情，让非洲人也能使用这种药物。因此，克林顿将注意力放在了向非洲那些感染的、患病的和垂死的人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以此来减少死亡数量上。

“我认为克林顿将这看成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无法逃避的道德问题，”理查德·马灵克说，“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非洲，疫情就会威胁到国家的生存，他看到……我们基本是拒绝，就像进行塔斯基吉梅毒实验（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时却拒绝为患者提供治疗一样……并且克林顿对此顿悟……当治疗切实可行时，我们不可以说为非洲人治疗是个‘无底洞’，‘我们准备将钱花到预防上’。”

比尔·毕克奈尔是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名教授，也是莱索托——波士顿卫生联盟的主任，他描述了治疗和不治疗HIV/AIDS的不同后果：“当一个人感染了HIV病毒，如果不进行任何治疗，可能在4——8年内他仍然很健康。因此在感染后，可以在5——7年内不进行治疗，但随后就要进行治疗，如果此时没有进行治疗……则将在两年内死亡；如果进行了治疗，就会活得长一些。没有人知道能再活多久，但是有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接受治疗了，到现在还很好。”毕克奈尔将它与糖尿病作对比，在人工可以合成胰岛素之前，“（糖尿病）可以在短短几年中致人死亡。现在呢？‘噢，我很早以前就是一名糖尿病患者了，但我依然活到了暮年。’”

克林顿开始用他的声音、他的影响力、他可以接触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到全世界去的能力，来宣传控制HIV/AIDS。理查德·费舍姆说，几乎从一开始就非同凡响，收效显著。但是，理查德·马灵克却担心，克林顿这么卖力地建立他的遗产，将抗击艾滋病作为政治运动，能量一下子爆发出来，可能随后就没有兴趣了。马灵克和前总统克林顿在2002年第一次会面时就出现了正面碰撞，马灵克向他列出了“服务条件”。克林顿还不习惯别人用那种口吻对他说话，而且别人对他所做的事表示怀疑也让他很不舒服。马灵克回忆道：“克林顿脸变红了，说：‘你认为我没有说实话？’他非常生气地说：‘我听说你担心。’然后不停地作出保证：‘你需要我，我将去那儿……如果你需要我给谁打电话……那是我的工作，爱拉·迈格辛纳会安排的。’”马灵克回忆称，总统很坚决地说：“不会只这一年，也不止到下一年，这件事从现在起我要一直坚持到它得以解决为止。”

此外，马灵克担心克林顿参与进来会引来很多人拍照。“当我们在哈莱姆的办公室见面时，我们达成一致，坚持作为一组志愿者，不发表公告，不举行新闻发布会……也不给予拍照机会，除非有某些特别重要的东西要宣布，或者除非它有助于当地政府推行他们的艾滋病计划。”马灵克始终无法消除他的担心，因为比尔·克林顿曾经是并将一直是一个爱炫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