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恩·休伊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时事新闻”栏目创始人，那时是执行制作人）于2003年1月到查巴克看望比尔·克林顿。休伊特有个主意——对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和夏娜·亚历山大主持的“针锋相对”——70年代早期的一个流行节目——进行升级。他希望比尔·克林顿成为新的自由声音，休伊特认为由他亲自向克林顿建议最好。

克林顿对这个公司感觉很好，休伊特回忆说，他们两个交谈了4个小时。前总统给这名资深制片人看了他“所有访问和旅行的精美纪念品：‘我让你看看这个，这个是来自印度一个上帝才知道在哪儿的部落。’”休伊特“对这个人很敬畏”。克林顿对休伊特的想法很感兴趣，将视休伊特选择谁来发出保守声音而定。

休伊特这位电视先驱于1948年创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随后策划了爱德华·默洛和沃尔特·克朗凯特的节目，举办了1960年尼克松与肯尼迪的辩论，并在1968年创设“60分时事新闻”栏目。此时已80岁的休伊特非常清楚谁应该作为与克林顿针锋相对的搭档，即福克斯新闻频道“奥雷利因素”栏目的主持人比尔·奥雷利。这一搭配将产生极高的收视率，因为奥雷利说话强硬，观点鲜明，毫不退缩。休伊特认为那将让人“目瞪口呆”，但是出现了问题：“克林顿的顾问说那会让他失去尊严，要知道你总是要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前总统作对，还有礼仪也是个问题。这种愚蠢的事情……克林顿是不会做的。”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休伊特继续推动这个组合：“想一想在最著名的‘斯科普斯审判案’（Scopes trial）中，如果克拉伦斯·达罗说‘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特一起做事有辱我的尊严’，世界会是什么样？……有时你将不得不与那些家伙为伍。”

拉里·金说，休伊特可以省点儿口水，不必阐述他的高见。“一百万年后克林顿也不会与比尔·奥雷利坐在一起，奥雷利是个恶作剧者和叫卖贩子，无法获得克林顿的尊重。”

考虑到另外一个因素，休伊特也明白奥雷利这条路行不通——不能预测它对希拉里在将来竞选总统时有何影响。“当你和比尔·克林顿一起主持节目时，他的心里可能在想：‘这对希拉里的竞选是好还是坏？’”

因此，休伊特进退两难。他特别希望克林顿能够接受这份工作，成为克林顿在1996年总统大选中的竞争对手鲍勃·多尔希望的辩论对手。克林顿的人对选择多尔更感兴趣，因为他们希望有个非常有才干的人来作为前总统的对手，而多尔是一位战争英雄和前参议院主要领导，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不是个总是大喊大叫的人，而是个非常理性的人。

这一组合的撮合者是民主党权力经纪人劳埃德·卡特勒，他在华盛顿资格比较老，曾在卡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任职。代理人罗伯特·巴内特，他是华盛顿一名律师，也是文学作品代理人，已经为克林顿夫妇和多尔（以及两个政党的其他几十号大人物）代理过。巴内特就10周试用期的一大笔费用进行谈判——每周进行45秒评论和15秒反驳，支付给每人10万美元，总共100万美元。《新闻周刊》曾就此计算过，每人一秒钟的报酬为1667美元。

休伊特不是很乐观，他知道需要给克林顿找到一个与他意见完全相左的搭档，那绝对不是多尔。克林顿喜欢并尊重多尔，而多尔对克林顿也如此，他们在1996年竞选后走得更近。“我认为总统总是觉得如果他与鲍勃·多尔谈话，鲍勃·多尔通常会被他的话迷住，”里昂·帕内塔说，“那在政治上很重要。”夏娜·亚历山大和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会针锋相对地进行争论，休伊特说，“因为他们不会接受对方的观点”。

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碰撞的火花，就像拉里·金所分析的那样：“一位前总统和一位主要的参议员领导将倾向于一直尊重对方，他们不会说：‘你这个白痴。’但如果你们要针锋相对，你不得不说‘你这个白痴’。”

托尼·科尔贺是克林顿和多尔的老朋友——他和多尔一起起草《美国残疾人法》，这个法案与他们利益相关：科尔贺患有癫痫，而多尔由于在战争中受伤瘸了一条腿。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很真挚，这种友情也让他们感到很温暖。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多尔为庆祝他第一次国会演讲的25周年，当时特意作了场关于残疾人的演讲，科尔贺建议克林顿在午餐时间到多尔的办公室进行突然拜访。“多尔很是吃惊，并哭了起来。”科尔贺回忆说。克林顿已经在路上看过了25年前多尔在参议院的演讲词，“他实际上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全部演讲”。当总统在讲的时候，泪水从多尔的脸颊上滚下来，多尔经常对科尔贺说，这是“一个他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

在1996年大选中，他们彼此比较疏远，大选后，他们的关系迅速升温。斯科特·里德是多尔的竞选运动负责人，他回忆说，克林顿再次当选后，在白宫东厅举行的一次聚会上授予了多尔总统自由勋章，“多尔擦干泪，然后——根据《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描述——说：‘我，罗伯特·多尔——庄重承诺——抱歉，说错了。我做过一个梦，梦到这周会成为历史性的时刻，我在这儿要收到总统的一些东西——当时我认为可能是一把前门的钥匙。’”

“9·11”恐怖袭击后，克林顿和多尔一起募集了1.05亿美元，用于支付“9·11”事件中的儿童受害者将来上大学的费用，并以之资助受害者的配偶和未出生的婴儿。

如休伊特所预测的，多尔几乎没有幽默感，这对电视观众来说太枯燥了。经常有人说闪光灯更喜欢比尔·克林顿，而不喜欢鲍勃·多尔。“我认为这不是参议员多尔的极佳论坛，”斯科特·里德说，“克林顿是一个每天都能将鸟吸引出大树的人，这些鸟飞到他的肩膀上……他确实知道怎么引诱闪光灯，那些记者也就真的来到他身边，这一点十之八九的政界人士都难以做到。”

糟糕的后勤工作加速了本已迫在眉睫的失败。休伊特回忆说，为了获得大量资金，克林顿“在世界各地不停地作演讲”。“他一次又一次坐上飞机，飞往目的地，其中一些地方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由于克林顿的日程安排很紧，这两个人只有一次在同一时间来到同一个工作室。当夏娜·亚历山大和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坐在一张桌子四目相对时，两个人并没有产生化学反应。

两星期后，不仅休伊特失去了兴趣，观众们也一样。“他们之间没有碰撞。”托尼·科尔贺说。

亚历山大和基尔帕特里克之间针锋相对的争论让人觉得“星期六晚间直播”是在拙劣模仿演员简·库丁和丹·阿克罗伊德。“简，你这个愚蠢的荡妇。”这句经典台词，由此被人们所熟知。“《综艺》让我将这个节目撤掉，说‘星期六晚间直播’是在模仿它，”休伊特回忆说，“我就说：‘你这个狗杂种，这就是我要把它搬上节目的原因。这对我恰恰是鼓励，我很高兴。’”

回顾这件事，休伊特后悔没有让众议院前发言人纽特·金里奇作为克林顿的对手搭档。“我觉得他可能会和纽特·金里奇配合很好，他尊重金里奇。”

休伊特迫于无奈只能打电话给鲍勃·巴内特，将这个节目枪毙掉。“我认为这对他们都没有好处，”休伊特告诉他，“而且对我也不会有好处。”没有人反对——包括克林顿在内，休伊特说，因为“它是一个赝品……没有多少人关注；不会激起浪花，我认为他也失去兴趣了，就像我们一样”。

2003年6月，就在电视节目被取消之后，比尔·克林顿在晚间又出去了——像往常一样，没有希拉里——到了曼哈顿蒂娜·布朗阳光上东公寓内的一个书友派对，这次的书友派对是为克林顿的高级助手、曾经做过记者的西德尼·布卢门塔尔举行的。他的书《克林顿战争》刚刚出版，但书中为克林顿夫妇进行了过分的狡辩。

布朗曾经做过《名利场》和《纽约客》的编辑，《纽约时报》的新闻记者大卫·卡尔是她的客人。布朗问卡尔是否想见一下总统。“当然，很乐意与总统握手。”卡尔回答说。

“克林顿听到我的单位是《纽约时报》，就开始说些我认为是……长篇累牍的激烈批评或对《纽约时报》的猛烈抨击。”他指责这份报纸——或者卡尔，很明显卡尔被作为《纽约时报》的化身——“故意无视布什政府的失败……‘这些人懂得权力的作用，他们将你们’——指的是《纽约时报》——‘完全吓怕了’。”卡尔发现克林顿这阵爆发充满了咒骂，有点吓人，又“引人发笑”，卡尔觉得他在该报社不是知情人，他报道新闻、文化和商业，而非政治，“我只不过是《纽约时报》与此毫无关联的一个人”。

克林顿仍然说个不停，“然后他开始回忆他与这份报纸的恩怨，首先从‘白水门事件’，然后是无数次的纠缠，巧妙的辩驳，复杂的记忆……当他做了许多工作后人们才渐渐站到他身边”。他不由自主地又说到了莱温斯基。“在他说话时，”卡尔回忆说，“我有点儿焦虑不安，一个大人物在冲着你大喊大叫。他又说到我们（报社）与现政府关系很好，甚至不给民主党人解释那些流言的机会……当我最后终于有机会说话时，我说：‘我很尊敬您，总统先生……我必须告诉您，今晚在阳光上东鸡尾酒会上这5分钟内我听到的您的浮夸言论比我听到的您的政党在过去两年的都要多，我觉得部分原因是您离开了总统职位。’他顿时停住，意识到失态后赶忙说：‘你说得对，嗯，你说得对。’”

在那一刻，卡尔说，克林顿“在这件事上对我非常友好”，他回忆说：“在他脸上大多数时候都带着微笑……他的大手有力地握着我。”

卡尔说，克林顿的发泄是“无意识的”，比较奇怪，“也让人感兴趣……他在就国家主要媒体和现政府的关系作大师级即席剖析……我可能会喜欢它，如果我不是站在他面前的那个人的话”。

《纽约时报》的一名实习生说，克林顿的怒火很可能主要针对当时的执行总编辑，他在该报纸担任社论版编辑的期限几乎与克林顿的任期相重合。他认为，社论不得不经常批评克林顿，这是不公平的。比如，在莱温斯基事件后，《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作者就对总统那“留之在册的人格问题”扼腕不已。克林顿说过很多次他和雷恩斯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南方问题”——雷恩斯在亚拉巴马州长大，并在那里接受教育。“你不得不阅读福克纳所有的小说，看看那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在同一个月，即2003年6月，希拉里由人代笔的回忆录《亲历历史》出版了。希拉里在最后期限前完成了，但是比尔却没有在2003年年初的最后期限前完成，认识他的人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

克林顿一些更亲密的朋友们说，克林顿孤独地坐在自己家里写作，他的男仆奥斯卡·弗洛雷斯端给他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在静静地写作过程中他的灵魂得到洗涤。“你可以看到在他的心目中这本书分量很重，”伊琳娜·梅德沃伊说，“他天生生存能力很强，并且我觉得这本书对他来说就是精神寄托。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这本书救了他的命。它让他打起精神，给他指明方向。我们非常清楚的是，他对过去的记忆非常清晰，他会一丝不苟地把它写下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希望将自己投入这本书中。”他的精神顾问和朋友托尼·坎波罗写道：“他卸任后的那段日子用于写这本书，并在写作中审视他的生活。”

听起来不错，但不是真的。克林顿发现他很难静下心来写作，直到截止日期即将到来。最后的准备工作和实际出版的希拉里的回忆录已经刺激前总统想要采取行动或做点儿什么。他在2003年和2004年的春天做了很多工作。克诺普夫出版集团希望在6月出版这本回忆录。围绕着他的演讲日程安排，他通常花费一两天用于写作，一般都在查巴克的家中。

里昂·帕内塔形容他的前老板就像“我们在学校中认识的一名学生，他平时不努力学习，而到了考试前的那个晚上突击一下，最后竟然得个‘A’”。换句话说，克林顿总是拖延时间。据传闻，他经常打电话给朋友们来读他们的逸事和文章，有时候整个章节他都特别喜欢。

朋友们说他在写作上确实寻求了一些帮助。他雇用了特德·韦德默，是一名历史学家（写了关于美国两任总统的书——马丁·范·布伦的传记和杰克逊式民主）和演讲撰稿人，在克林顿还在白宫的时候曾为他服务，虽然韦德默过去被称为一个研究者或一个采访者，不过目前是布朗大学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的主任。通过采访克林顿，韦德默帮助前总统打开思路，重拾他在做总统前的那些年中的事情。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韦德默没有在第二部分工作。（按照合同，进行一个采访时，韦德默说他的谈话只有征得克林顿的同意，但这并不能很好地做到。）

在那时的报道中，克林顿周围的人们看那些由他亲笔写的文章——他声称已经填满了20个笔记本——他之后便把这些交给了一名工作人员，由其负责将文稿输到电脑上。

克林顿无法集中精神来进行写作，他经常被丰富多彩、熠光闪闪的生活所吸引，醉心于一场又一场演讲。

“克林顿夫妇有很贫穷的朋友吗？”《新共和》编辑马丁·佩雷兹问道。克林顿夫妇的许多老朋友也都问过这个问题，只是没有公开。

克林顿的一些朋友抱怨说，他们觉得他现在越来越难以接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可以给道格·班德打电话联系到总统，”卢·韦斯巴赫说，“而现在，我听到每个人都在说，他变得不好接近了。”

即使在好莱坞，克林顿的一些老粉丝这些天也不再怎么谈论他。“我与总统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过话了。”曾和其他人一起将比尔·克林顿介绍给好莱坞巨富们的巴德·约金说。（约金夫妇在1992年为克林顿安排了一次晚宴，约金回忆说：“所有的脱口秀节目都支持鲍勃·克里。”没有人想见阿肯色州州长，约金邀请大卫·盖菲和西德尼·波拉克过去，最后竟有八九十个人出席，约金说，大多数人印象深刻。约金夫妇随后为克林顿夫妇募集了25万美元合法辩护资金。）

有人听到斯坦利·赛因鲍姆也在抱怨，赛因鲍姆是好莱坞一名激进分子，也是克林顿的朋友。赛因鲍姆说，他与另外几个人一起说服比尔·克林顿参加1992年的竞选，还募集了六位数的资金来帮助他。

1981年，在克林顿重新竞选州长失败后，他和希拉里与赛因鲍姆住在布兰特伍德的同一间房子里。赛因鲍姆现躺在布兰特伍德一家医院的康复病床上。按传统标准来说，他很富裕——与电影大亨哈里·华纳的女儿贝蒂·华纳结了婚，收藏有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还拥有一批优秀的工作人员——在七八十年代，甚至90年代，他一直都是好莱坞左翼（Hollywood Left）的核心。2003年，《热线》称赛因鲍姆为“民主党总统制造者”，《洛杉矶时报》在2001年则形容他为“一个有20多年历史、由有权势和著名自由人士组成的传奇沙龙”的主持人。

斯坦利和贝蒂·赛因鲍姆夫妇在克林顿执政时曾是林肯卧室的住客。在总统遭到弹劾时，他们支持他。赛因鲍姆抱怨说，克林顿现在只有时间与“更重要的人——罗恩·伯克尔”待在一起。

“克林顿与不同的朋友们在一起，他的生活就不一样。”贝蒂·赛因鲍姆说。

和克林顿在洛杉矶的新朋友相比，赛因鲍姆就像一个叫花子，他现在又老又有病，耳朵不好使，记忆也变模糊了。

当问到前总统时，他说：“谁是比尔·克林顿？”语气中带着嘲讽，这与任何潜在的记忆衰退没有关系。他抱怨说，自从克林顿离开白宫后，克林顿看望他时就没有“超过两分钟”，他们的联系已经被“切断”了。在克林顿离开白宫后不久，赛因鲍姆就给克林顿写了信，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克林顿的回信。

克林顿的新粉丝们的确有一些斯坦利·赛因鲍姆所没有的特点——他们是亿万富翁，比比尔年轻，大多数独身或离了婚，喜欢约会，拥有权力但华而不实，他们至少拥有一架飞机，他们很高兴将它借给比尔·克林顿使用——有些时候是做好事，有些时候是去玩儿，还有些时候是到欧洲或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去作一场收入颇丰的演讲。

他们也知道前总统能派上什么用场，不过天知道他们会利用这点来干什么。就像一位非常了解克林顿的女士所说的那样：“他与女人有那种事情，这令人震惊……做了这样的事情，还试图加以掩盖，就会欠下一些人的人情，而他原不想对这些人欠下人情的。”

一位朋友称克林顿是他见过的最聪明、最有趣的人——“他简直就不是人类，而是一个不同的物种”——他也称克林顿是“我见过的最自恋的一个人”。这个人抱怨说克林顿“对他周围的人分辨不清……总统被一群阿谀奉承之辈和所谓的支持者环绕……有时候你就想：‘他与这些家伙在一起干什么？’”

为了形容克林顿现在的交际圈，多恩·休伊特简单地说：“他只看到有钱的人。”在迪克·莫里斯看来，克林顿当前的交际圈“意味着在一个曾经只装着权力和被认同观念的男人心中，物质主义取得了胜利”。（莫里斯在1996年芝加哥民主党全国大会上被迫辞去克林顿的顾问职位，当时新闻报道了他与一名妓女在一起厮混，乐此不疲地让那名妓女吸吮他的脚指头。）

“他乘坐罗恩·伯克尔的私人飞机有什么错吗？”汉克·申科普夫问道，“他是一名普通公民……由于克林顿出色的工作，许多人赚了很多钱，在克林顿执政时很快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他在收获自己曾经播下的种子所结的果实。”

像克林顿这种身份的人中有谁会拒绝别人主动提出借给他飞机用呢？朋友们说那些人一个又一个主动让克林顿借用他们的飞机。这么说吧，随便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或在汉普顿一次宴会上谈论到某件事，某个大人物想到他要走那么远的路，可能会说：“我将我的飞机借给克林顿，是因为他不得不到约翰内斯堡去庆贺纳尔逊·曼德拉的生日。”

对于比尔·克林顿，有时候私人飞机不单单是一架飞机。一名知情人士解释说，这是一个后勤保障问题。要在全世界穿行，“没有比拥有一架私人飞机的朋友更好的了”。但是很快就又出现了新谣言——“听说在飞机上有一些女人”。

克林顿乘坐一位亿万富翁朋友的私人飞机到某个大城市作演讲。一名行政长官邀请前总统与他和其他企业领导到一家四星级饭店进餐，克林顿婉言谢绝了。这名行政长官认为克林顿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这个人说，这种情况是“危险的，我觉得不止一个女人”。

克林顿最好的朋友是——朋友们都说甚至比特里·麦克奥利弗还要好——罗纳德·韦恩·伯克尔。伯克尔54岁，离了婚，他通过购买、兼并和出售连锁超市（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他购买了拉尔夫超市和弗雷德·迈耶超市，然后以80亿美元的价格将它们卖给克罗格超市）成为亿万富翁——福布斯估计他的财富大约有25亿美元。他是尤开帕集团的董事长，尤开帕集团是一家私人股票公司，拥有尤根森、费利和阿尔法——贝塔等百货连锁店。他于1986年设立这家公司，以加利福尼亚州当时他所生活的一个小镇名字命的名。伯克尔炫耀说他每年有500个小时都和克林顿待在一起。他在克林顿哈莱姆的总部也有一间办公室。

克林顿和伯克尔在1992年相识，也是在这一年伯克尔和他的妻子离了婚。

关于比尔和罗恩（译者注：罗恩是罗纳德的英文简写名）是怎样相识的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这完全是预先准备好的。《纽约时报》报道说，在1992年洛杉矶发生“罗德尼·金骚乱”（Rodney King riots）后，克林顿作为总统候选人正在贫困地区进行巡回演讲，看到他周围所有的商店都遭到了破坏，而唯独一些百货店相对地得以幸免。当克林顿问为什么会这样时，有人告诉他这些是伯克尔的商店，《纽约时报》说他“对待顾客和员工很公正”（并不是所有伯克尔的商店都没遭到破坏，《纽约时报》纠正说）。克林顿提出要见他。伯克尔注册的是共和党人，他对克林顿印象极其深刻，以致在那个秋天他第一次将选票投给了民主党人。

达瑞斯·安德森是美国加州首府萨克拉曼多市的一名说客，他曾经担任伯克尔的政府公关主任，他说，实际上让这两个人见面的是鲍勃·波克特。波克特是一名政治顾问，在1992年初选中他曾为鲍勃·克里募集过资金。比尔和伯克尔的见面与他怎样对待员工毫无关系，而与伯克尔最近买的比佛利山庄的绿野居（Green Acres）有关系——它有44个房间、26个浴室，是洛杉矶最大最奢华的私人住宅。最初这所房子属于无声电影时代的电影明星哈若德·洛伊德，后来归于电影制片人特德·菲尔德名下，他是芝加哥百货商店和报纸财富的继承人。菲尔德在政治上很活跃，他专门对这套住宅进行了整修，以便进行资金募集活动。

伯克尔立即开始将最大的资金募集项目投向城里。“洛杉矶可以举行募集资金活动的住宅非常少，”安德森解释说，“因此当罗恩买下它后，它就像被放到了地图上，很多人都开始打电话来。”安德森说，绿野居是“这些住宅中的一个……就像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西海岸的延伸。如果不在喜来登酒店举行这些活动，那就在罗恩·伯克尔的府上”。

克林顿和伯克尔见面的那天晚上，伯克尔已经主动提出将他的绿野居借给一个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资金募集人，他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比尔·克林顿募集资金。安德森说，伯克尔“以前从来没有在总统竞选这个层面上玩过……这是他第一次走近国家级场合”。那个场面很壮观，“芭芭拉·史翠珊介绍好莱坞影视圈和工商界的人物，总共大概有3000人”。

克林顿刚刚来到，伯克尔——达瑞斯·安德森形容他“极为害羞”——将克林顿领到他的图书馆，他们两个在那儿交谈。“那时克林顿州长最大的本领是他的沟通能力，他会让你觉得你很重要。罗恩对他印象极为深刻……他们多年来关系一直这么好的原因是他们的人生有相似的经历——他们都来自艰苦的家庭，靠自己摸爬滚打成就一番事业。”（安德森说，伯克尔的父亲是“一名超市工人”，后来成为一个大连锁店的区域经理，并最终成为那个公司的总裁。但是伯克尔在童年时还很穷苦，在很小的时候，他和父亲一起没日没夜地摆放货架。他首先做搬箱子的货童，努力考上大学——他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牙医——但是后来他退学了，从来也没有获得过大学学位。）

对于伯克尔来说，克林顿是最合适的合作伙伴。伯克尔讨厌成为关注的焦点，就像克林顿喜欢成为焦点那样。

在90年代晚期，伯克尔买了一架波音757，装设豪华而且完善，一名前雇员描述它“有两个大睡房……漂亮的起居室，物品齐备的厨房和乘务人员的休息室”（这架飞机外面写着“770BBL”几个大字，代表着“Box Boy Local 770”，是伯克尔作为一个搬箱子的货童开始在杂货生意圈闯荡时的工会名称）。克林顿戏称它为“空军二号”或“罗恩飞机”。

安德森解释说，拥有一架商用飞机可以飞到世界各地是极其不寻常的，“私人很少拥有，如果你有那个实力，你就会购买湾流私人飞机或商用波音喷气式飞机，那是世界上像斯皮尔伯格和盖菲那样的人才能做到的”。大多数时间，这个巨无霸载着伯克尔和几个朋友或者还有一两个随从。“他从不让30个人跟着他。”安德森说。波音757太大因而不能在某些机场降落，而这些地方伯克尔很想去，所以他就又买了一架小一点儿的飞机，可以飞到那些波音757不能去的地方游玩。

克林顿卸任后，2002年4月，伯克尔聘请克林顿为尤开帕集团下属的两个公司投资基金的“资深顾问”。

对于我们想直接采访伯克尔、他公司的职员、公司的公关人员和门岗的请求，伯克尔没有作出回应。但他的确告诉《福布斯》的马修·米勒，当他试图与麦当劳做生意时，他让克林顿给那个公司的董事长打电话，后者很乐意与克林顿处好关系，还给了伯克尔他家的门牌号和电话号码。伯克尔使那些不会接他电话的首席执行官们高兴地跳起来接克林顿的电话。对于一名前总统来说，有些事情看起来并不合适。当伯克尔通过克林顿来拉拢卡车司机联合会和该会主席小詹姆斯·霍法时，克林顿的名字很快就导致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包括卡车司机们因为感到他们的最低工资标准很低而提起的诉讼和指控。

比尔·克林顿和杰西·杰克逊牧师都是伯克尔董事会的成员。尤开帕在一段时间每月给杰克逊的前女友凯伦·斯坦福德——当然也是他孩子的妈妈——1万美元的预聘费。伯克尔和克林顿关系的更大一个受益人是杰克逊的儿子，37岁的约瑟夫。

1998年，当时还是一名律师的约瑟夫买到一个大分销权，覆盖芝加哥北部和西北部，让他赚了很多钱。（早在80年代初，因为缺少较小的分销商，他的父亲曾经号召抵制过啤酒公司。）1996年在伯克尔底邸的一次聚会上，约瑟夫·杰克逊见到伯克尔的一个好朋友，即奥古斯特·布希四世，他是安海斯——布希公司董事长奥古斯塔三世的儿子。他们两个人都有非常有名望的父亲，这一相同的背景让他们坐在一起，讨论他们人生的起起落落。在伯克尔为约瑟夫担保后，他们的合作就开始了。依靠伯克尔的资金支持，约瑟夫随后将投资重点锁定在杂志领域，其中就有以时尚和娱乐为特色的《雷达》杂志。

当克林顿来到洛杉矶的时候，他总是住在绿野居侧翼的客人套房内。伊琳娜·梅德沃伊称，它是克林顿的“避难营……因为在绿野居他可以得到保护……没有人进出”。她说比尔和罗恩“谈天论地，一直到后半夜三四点”。

当克林顿遭受莱温斯基性丑闻的羞辱时，他觉得绿野居是一个“安全的港湾”，梅德沃伊说，她还记得在那些黑暗的日子，有次总统和她在伯克尔家里“一个非常小的晚宴”上共同进餐。在那儿的还有杰西·杰克逊，他刚从贝尔格莱德回来，在那儿他协助与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就释放3名美国战俘进行谈判。

梅德沃伊说，在伯克尔家里的晚餐让克林顿放松，得到安慰，而且这儿的人们也不会对他进行审判。“他可以做回他自己，”她说，“并且，在这儿没有人背叛他。”在那个晚宴上，梅德沃伊回忆说，他们谈论如何成功地解救了人质，还有世界各地的其他“热点问题”，以及如波斯尼亚种族清洗之类的问题如何被推到一边，全世界却都在关注让人对他进行“口交”的比尔·克林顿。

在比佛利山庄，绿野居与克林顿从前的另一个亿万富翁支持者大卫·盖菲的庄园有一个共同的界限。盖菲在1992将录音公司出售给美国音乐公司，成为一名亿万富翁，随后，他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杰弗瑞·卡森伯格一起成立了梦工厂。在《纽约时报》莫琳·多德的采访中，当时的盖菲称克林顿夫妇是说谎者，是“不计后果的家伙”，“给了他的敌人大批弹药来攻击他，并让国家分裂”，盖菲还声称他不会在200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支持希拉里，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于盖菲嫉妒克林顿喜欢伯克尔的庄园而不是他的。

根据《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当克林顿还是总统的时候，“盖菲坚持说克林顿在晚上待在他的家里，即使盖菲晚上并不在家。克林顿出席在伯克尔的住宅举行的活动时，晚上大多数时间都在那里，不过随后他会忠实地绕着邻居盖菲的庄园走上一圈”。

随后出现了一些庸俗无聊的争论，争论他们两个谁的庄园更大一些，谁的庄园克林顿更喜欢。盖菲的庄园占地9.4公顷，到处都是珍贵的当代艺术品，这里曾经属于电影大亨杰克·华纳；伯克尔的庄园相对小一些，据报道有5——8公顷，不过，不管到底有多大，他的庄园在洛杉矶也是数一数二的。

伯克尔给人的感觉很神秘，是一个将巨大财富、古怪性情和努力拼搏进行了盖茨比式融合的人，也是那些花边新闻不断追逐的对象——有人形容绿野居是“南加利福尼亚州最有名的家庭聚会地之一”——甚至《纽约时报》都不止一次地将伯克尔放到头版进行特别报道。像他这样一个总是被人描述为害羞的人，看起来也喜欢宣传自己。绿野居资金募集现场通常包括大批耀眼的明星和社会名流，与芝加哥酒店大舞厅的政治资金募集现场非常不同，出席那里的资金募集活动的名人可能是政界人士或诉讼律师。

伯克尔喜欢穿一套李维斯（LEVIS）牌制服，黑色的马球衬衫和蓝色匡威（CONVERSE）休闲运动鞋。他与弄潮儿“吹牛老爹”肖恩·康姆斯是朋友，据报道，伯克尔向“肖恩·约翰”系列产品投资了1万亿美元。他与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同住一个纽约临时住房。

今天，伯克尔已涉足了许多领域。“骑士”报业公司将要破产的时候，他试图购买该公司旗下的12种报纸。他也想购买美国论坛公司和当时的《洛杉矶时报》，并提出了一个购买《华尔街日报》的计划。他和约瑟夫·杰克逊还曾一起试图购买《芝加哥太阳时报》。

伯克尔自从1999年成为匹兹堡企鹅队的部分所有人，就产生了将这个队搬到拉斯维加斯的想法。他试图将一个国家橄榄球联盟队带到洛杉矶。2006年，他与约瑟夫和其他人一起出资4.5亿美元竞买华盛顿国民队，但最后没有成功。

伯克尔也是雅虎董事会的成员！他还和副总统阿尔·戈尔一起做生意——他在戈尔的有线电视频道拥有股份。这位大学里的辍学者也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尔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和克莱蒙研究大学商学院的资金支持者。

有些人说伯克尔和克林顿在拈花惹草方面也是搭档。据说，伯克尔喜欢非常年轻的女人，特别是模特。《纽约时报》在描述他们之间的友谊时使用了让人产生联想的语句，“拉链”一词被着重提了出来：“克林顿先生在公共场合很少有人陪伴，但是他的伴侣很少包括他的妻子。晚上在外边发现他和他的单身兄弟罗纳德·韦恩·伯克尔在洛杉矶到处拉拉链。”

一个比较了解伯克尔的好莱坞女人吹捧他说，他很害羞，却非常聪明，他的忠诚现在已很少有，是一位非常讲诚信的商人，“平时他几乎什么话也不说，因此当他说话时，通常很有价值……如果你和罗恩·伯克尔交上朋友，你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但是这个女人看起来也暗示伯克尔和克林顿在一起做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希拉里并不想公之于众。

“那与好莱坞有关，”一位大明星说，“而且与女人有关，比如他与弗农·乔丹之间的友谊，猜想都是关于女人的。”达瑞斯·安德森说，他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他们和女人厮混的场景，但他又说，他是在1998年离开伯克尔的，也就在那个时候伯克尔购买了私人飞机，“因此，当他们乘飞机在全世界飞的时候，我并不在那儿，也不知道上面发生的一切……我也听说了一些同样的事情，有些人可能喜欢散播谣言，但我确信有一些是真的，无风不起浪嘛。”一名专门报道克林顿夫妇的华盛顿记者说，在私人场合，伯克尔称他的飞机是“做爱飞机”。

克林顿的一些观察者说，最讽刺的是，如果希拉里看到她的丈夫和伯克尔在追逐女人时，希拉里就会将目光转到其他方向，希拉里知道，对于她的政治前途，伯克尔是个重要支持者。

一位著名的记者说，伯克尔“让我毛骨悚然”，他提到伯克尔想尽办法来揭露杰瑞德·保罗·斯特恩（一个为《纽约邮报》“第六版”提供花边新闻的自由记者）的虚伪。伯克尔非常讨厌《纽约邮报》，他指责说，这份报纸对他的私生活总是进行臆想式的错误报道。这名记者强调他并不支持斯特恩，他称，伯克尔“满脑子想的都是和女人做爱”，让他想起了前米拉麦克斯电影公司总裁哈维·韦恩斯坦，而且“也是比尔·克林顿的熟人，他嗜好操纵媒体，将记者们哄得团团转”。（克林顿与韦恩斯坦关系密切，在2000年大选的晚上他们还待在一起。）

杰瑞德·保罗·斯特恩的“第六版”与罗恩·伯克尔之间的战争打响了，在2002年5月“第六版”一篇未署名的文章说，伯克尔买下了一个模特经纪公司，即精锐模特管理公司，这样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就可以分一杯羹了。这让伯克尔怒不可遏。这篇文章也形容伯克尔将模特们带上他的私人飞机一起去游玩。在2006年3月22日，斯特恩和伯克尔相见了。据说斯特恩和伯克尔这次见面的目的是，斯特恩向伯克尔提出条件，从而保证不会再有模特经纪公司这样的故事出现在《纽约邮报》上。伯克尔将这次与斯特恩的会面偷偷录了像。《纽约每日新闻》获得一份翻版，录像中杰瑞德·保罗·斯特恩说：“如果我觉得在你需要的时候我帮不上你的忙，我就不会收你这些钱。”（据报道，斯特恩收的这笔钱要预先支付10万美元，然后每月定期支付1万美元。）

看起来斯特恩试图敲诈伯克尔一笔钱，随后联邦调查局进行了调查。斯特恩丢掉了他自由职业的工作，称他只是试图说服伯克尔向斯特恩的骷髅服装公司进行投资。几个月后，美国司法部办公室的一个人告诉斯特恩的律师：“他们并不准备起诉斯特恩先生。”

失掉自由职业后很郁闷的斯特恩准备起诉伯克尔、《纽约每日新闻》、伯克尔的公关人员、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宣誓书称伯克尔是一名亿万富翁，他“用时尚模特进行性公关，其中有些模特在法定年龄之下”。2007年11月，斯特恩预测说：“为避免让克林顿宣誓作证，伯克尔将做任何事情。”

另一位重要的比尔（和希拉里）的资金支持者——在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最大的资金支持者之一——是海姆·萨班。有人问麦克·梅德沃伊，比尔·克林顿是否游说过他来支持希拉里作为2008年总统候选人，他说没有，但是“海姆询问过我”。

萨班没有对采访要求作出回应。他是一个极端忠诚的人，即使在莱温斯基性丑闻案最糟糕的日子也没有动摇过对克林顿的支持。1998年9月，在他的住处为民主党人举行的募捐活动上，大概有200人出席，包括伯克尔、麦当娜、罗勃·雷纳和萨班等人，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他们向饱受折磨的总统作出了保证：“我们为您祈祷，我们对您的支持毫不动摇。”那晚在北比佛利公园这个封闭式社区中他的最新法式宅邸里募集到的资金是150万美元。

63岁的萨班是出生于埃及的以色列人，他在1975年离开以色列到了法国，然后于1983年搬到洛杉矶，通过制作儿童卡通片《金刚战士》和《忍者神龟》积聚了他的财富。在2001年，他是福克斯家庭娱乐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当他卖掉他的股份后赚了15亿美元。在接近2002年中期选举时，他捐赠了700万美元帮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来建设一个当前最高水平的华盛顿总部。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国家财务主席艾伦·索罗门特称萨班是“一名典型的以色列人。外表有点儿粗鲁，是很难相处的一个人”。萨班在布鲁金斯研究会成立了萨班中东政策研究中心，并给了特拉维夫大学“一大笔钱”来设立萨班美国政治制度研究学会。在2002年1月他授意该大学向比尔·克林顿颁发一个名誉博士学位。

克林顿没有和萨班一起乘他的G——7飞机到以色列去，而是和伯克尔一起乘坐了波音757。“飞机就像他们身上（会生长）的一个器官，就像在比较谁的那个家伙更大些一样。在当时的特别场合伯克尔的要更大一些。”

考奇·海尔是一名音乐家，也是好莱坞一名激进主义者，说萨班是继乔治·索罗斯之后第二个对民主党最慷慨捐助的人。她称萨班“与克林顿的关系非常好，或许仅次于伯克尔，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非常非常有钱……”她没有说完，但是意思却很清楚。萨班入选《美国名人录》的理由是他被授予“2006年度最富美国人‘福布斯第一名’”。

另一名在比尔·克林顿卸任后与他的关系迅速升温的是纽约人杰弗瑞·爱普斯坦，53岁，一位亿万富翁经理人，曼哈顿杰弗瑞·爱普斯坦公司的总裁。爱普斯坦将他的客户限定在10亿美元以上的那些人，其最开始生活在科尼岛，是一个百货商店员工的儿子。70年代他在曼哈顿的道尔顿学院教授微积分和物理学，当时一名学生的父亲安排他与艾伦·格林伯格在贝尔斯登公司见面。爱普斯坦在到其他地方开始职业生涯前在这家公司升迁很快。

爱普斯坦没有对采访要求作出回应。他住在东第71号大街一个4.5万平方英尺的阳光上东房子，据报道说，他自己称这所房子是“这座城市里最大的私人住宅”。他在圣达菲还拥有一个5万平方英尺的城堡，据报道是美国新墨西哥州最大的住宅。此外，他在棕榈滩还有一栋别墅，在圣托马斯外美属维尔京群岛中有一个100公顷的私人岛屿。

爱普斯坦的飞行舰队包括一架波音727、一架湾流、一架塞斯纳421和一架直升机，载着他从他的加勒比海岛到圣托马斯。

在2002年，克林顿和爱普斯坦一起乘坐波音727到非洲去——同行的还有爱普斯坦（和克林顿）的朋友凯文·斯佩西和克里斯·塔克。这次旅行被称为“‘三个朋友’最出色的非洲探险”，将爱普斯坦放到了聚光灯下。《纽约》杂志很快安排了一名作者小兰顿·托马斯来描述他。在采写这次非洲之行时，托马斯一口气描述了爱普斯坦对克林顿形成的深刻印象。“与非洲各国财长一起讨论经济发展的理论问题让爱普斯坦感到很愉快，不过，他真正的收获是从职业角度对克林顿进行观察：和非洲领导人谈论HIV/AIDS政策，从南非第二大城市开普敦到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一路都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托马斯将爱普斯坦描写成好色之徒，实际上不止如此。“就像有人收集蝴蝶，而他采集主意。‘我向人投资——政界人士或科学界人士，这就是我所做的。’他曾经对朋友们这么说。他最近的捕获物就是前总统，在他眼里，像克林顿这样的人是政治领域进化最高级的物种。犹如在探险过程中发现了珍稀动物，他想近距离地接触他，就像在非洲之行中那样。”

托马斯也引用唐纳德·特朗普的话：“我和杰弗瑞相识已有15年了，他这个人很不错，和他在一起非常有趣。竟然有人说他像我一样好色，而且也喜欢比较年轻的女人。”不像前文中其他人所作的评论，包括称赞爱普斯坦的比尔·克林顿，特朗普的评价十分中肯。

2006年，据《棕榈滩邮报》报道，爱普斯坦在他的棕榈滩别墅的时候，因为他的行为涉及裸体的未成年女孩（据报道，一名14岁），赤身裸体的爱普斯坦要求她们给他进行按摩，据说他还要求“快活”，因此其在缴纳保释金前被关押了两个小时（官方指控他招妓）。

在那年，《纽约》杂志换了另一种眼光来看爱普斯坦，凡内莎·格利高里亚迪斯说，这次不是那么理想化：“爱普斯坦是一个出了名的好色之徒。他通常有3个女人随行，她们‘绝对不是我们这种类型的人’，一位朋友说。她们在他的私人727飞机上为他的客人们服务，也是在那儿被他们抚弄。但是看起来他对年轻的女人也很感兴趣：在过去的几年中，当时年龄为17岁的一名女侍者奥利夫·加登领着至少5名年龄在14——16岁的高中女生进了爱普斯坦棕榈滩的家去给他‘按摩’，这意味着她们在观看爱普斯坦手淫，甚至有报道说他们在做爱。”（这个案子可能要开庭审理；爱普斯坦声称他不知道那些女孩是未成年人，他坚称自己当时认为她们18岁了，在对爱普斯坦就这一问题进行说谎测试时，他通过了测试。）

《纽约》杂志一位著名的记者提到爱普斯坦时说：“他是一名非常聪明的自学成才者，但是在个人感觉方面有点儿欠缺，难道想不出是谁做了这件事？”

45岁的菲利普·莱文是迈阿密一名商人——他在巡游客船生意衰退期创造了自己的财富——也是一名单身汉，只不过是一名亿万富翁，就与克林顿以通常的方式交上了朋友；他捐给民主党很多钱。莱文和另一个人共同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持了两个群星荟萃的资金募集会，一个在比佛利山庄，另一个在迈阿密滩，克林顿当时都在场。据说莱文“捐赠10多万美元给民主党和它的候选人”。

莱文没有对采访要求作出回应。他称克林顿总统是埃尔维斯和肯尼迪的整合，说他们好得就像“一个人”，彼此欣赏对方。莱文曾在白宫留宿，与克林顿在他的房中娱乐，也在克林顿卸任后与他一起出去游玩。《名利场》的罗伯特·萨姆·安森援引希拉里的话说：“我也需要开始参与到这些旅行中。”莱文在曼哈顿也有一套公寓。

克林顿的一位老朋友（不太友好）说莱文“是一个喜欢派对的单身家伙”。他不知道为什么克林顿想和莱文待在一起消磨时光，将他不适宜地比作克林顿的亲密顾问爱拉·迈格辛纳、桑迪·伯格和已故的伊莱·西格尔：“比尔·克林顿周围人的素质参差不齐……他确实非常喜欢让那些人围着，拜倒在他的脚下，对他顶礼膜拜，听他差遣，替他埋单。”

然后是电影（《极地特快》《贝奥武夫》）制片人斯蒂芬·宾，他继承了他祖父将近10亿美元的房地产财富，拥有一架波音飞机，经常出现在花边新闻上，更为出名的是在2001年伊丽莎白·赫莉称宾是她儿子的父亲之后。进行的DNA测试支持了赫莉的说法。父子关系测试也证明，他也是柯克·科尔克里安前妻丽莎女儿的父亲。

《华尔街日报》最近一篇文章称宾正在和伯克尔以及萨班竞争，来看看谁对希拉里更有吸引力。在此之前，宾对比尔及其所在的政党并不是一名慷慨可靠的支持者。他签了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来资助2000年民主党全国大会。

据一位曾经报道克林顿的记者说：“斯蒂芬·宾是那群人的缩影。克林顿仍然喜欢解女孩的裙子，这些家伙在好莱坞十分活跃，也很有影响力。斯蒂芬·宾虽然没有权力，但很富裕，也很年轻……他在每个国家都住过……这确实对克林顿很有吸引力……他做过一些众所周知的不恰当的事情，即使在莫妮卡·莱温斯基性丑闻后，即使是在他试图将自己塑造为美国政坛被伤害的圣人时，他仍然这么做。他是本质上有问题。这些家伙……他喜欢围着他们转……他喜欢漂亮的女人……他喜欢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他喜欢他们会给他签具的大额支票……主动将他们的飞机和他们拥有的其他东西借给他使用，这有助于他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

伊琳娜·梅德沃伊曾经与宾有个很短的约会，她称这两个人之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比尔·克林顿也是一个喜欢大笑，比较有趣的人……他是一位年轻的总统……我觉得年轻人和他在一起会让他开心……我觉得斯蒂芬对他来说是……一个可以释放情愫的出口”。还有其他一些人，钱包里的钱要少得多，在地位上也无足轻重，出于某种原因，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比尔迷。据说令克林顿的一些工作人员感到吃惊的是，前总统竟然喜欢与比他年轻12岁的杰森·宾待在一起，杰森·宾是Niche传媒公司的总裁，该公司出版高端精装杂志，受众多为纽约、洛杉矶、华盛顿、波士顿、汉普顿和阿斯彭等地的超级富翁。

“让遗产保护者吃惊的是，”罗伯特·萨姆·安森写道，“宾也对克林顿服服帖帖，而克林顿看起来也很高兴让他跟在自己身边。这不是为了闲谈……一件大事就是宾毫无疑问可以共享那些模特们。”

宾没有接受采访。

一位克林顿的朋友和支持者认为，特里·麦克奥利弗“可能是比尔·克林顿最好的朋友”。而且，这个人非常纳闷，为什么克林顿喜欢花那么多时间与一个精明但看起来却没有什么文化的人待在一起，况且这个人对比尔·克林顿表示崇拜是居心叵测的。麦克奥利弗看起来将他的生命都投入为克林顿夫妇募集资金和为他们解围上了。“特里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这个人说，“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精神意志甚至超凡魅力上有点儿相似，但是比尔·克林顿是一个‘做爱天才’，老实说，特里作为他的最好朋友有点儿怪怪的。”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多恩·福勒与麦克奥利弗有过节，谈到麦克奥利弗与克林顿的关系时，福勒说：“他就靠那生活。”

在克林顿将要离开白宫时，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希拉里当选参议员后，奥斯卡·德拉伦塔开始邀请他们到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家中一起度过复活节周。

在德拉伦塔家中度假一结束，康拉德·布莱克说，加拿大媒体大亨最近指控希拉里犯有邮件诈骗和妨碍司法罪，这些都是商业上的事情——设“计”不让她成为总统。德拉伦塔特意设计了另外一套就职礼服，并且希拉里穿着这个裙子登上了1998年12月那期《时尚》杂志的封面，使她看起来，就像《华盛顿邮报》时尚评论家罗宾·基翰所写的那样：“魅力四射，雍容华贵，姿态撩人。”

布莱克继续说道，身为多米尼加人的这位著名设计师虽然继续邀请他们，德拉伦塔真正的密友、康涅狄格州的邻居亨利·基辛格却表示反对。“基辛格认为克林顿是一个非常龌龊的家伙，是个非常二流的总统。”

很多传言说克林顿只和拥有私人飞机的人交朋友，他毫不知耻地将座位（和床）挪来挪去，乞讨生活。大卫·舒尔特说：“一旦你乘坐了8年空军一号，再在美国上空飞行时，如果你喜欢商业航空一定是大脑死亡了。”不过他又说，克林顿嗜好乘坐亿万富翁的飞机去旅行，是“愚蠢的，就像马克·里奇赦免事件一样”。

一位纽约记者说他知道为什么克林顿会被那些豪商巨富们吸引，他借用了《纽约客》杂志上的卡通来说明：“我很富，我超富，超富更棒！”他说，对于克林顿这些天结交的那些“超级富豪”，“他们可以在克林顿喜欢做的事情上帮助他。不单单只是私人飞机……而当他试图将手伸进他们腰包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说为了事业”。

此外，另一位曾经报道克林顿的记者谈到克林顿在小石城做地方官员的那些日子时说：“他走了很长的路，一旦他从中下层的生活走出来，他就不再回首。”

离开白宫后，比尔·克林顿穿得像一个富人。

1996年，美联社记者罗恩·福尼尔称原来的比尔·克林顿已经消失了。以前，“总统会小心翼翼地把礼物的包装打开，这样外面的包装纸还可以再次使用。他曾在阿肯色州自选店买打折扣的鞋子——一双黑色，一双棕色。他会说：‘每个人都需要这样。’”

当州长时，他很自豪地戴着一块天美时手表（Timex）——“铁人三项”液晶显示（Ironman LCD），对任何一位阿肯色政界人士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该公司在那儿有制造工厂，是该州最大的公司之一，此表也是向工薪阶层提供的最好手表。

今天比尔·克林顿收集高端机械表，并戴着一块劳力士表（Rolex），或一块百达翡丽表（Patek Philoppe），或一块卡地亚表（Cartier），或一块爱彼表（Audemars Piguet），或一块由年轻的德国手表制造商迈克尔·科波德制造的手表。这些手表动辄几千美元，有些价格为六位数。克林顿大概收集了50块表。

2004年，出生于德国、年仅27岁的迈克尔·科波德在一个私人聚会上第一次遇见克林顿，他看到当时前总统戴着一块爱彼透明表，价值十多万美元。科波德设计的手表——广告上称是“极地探险者、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试飞员、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的钟爱——价格从2500美元到25000美元不等。科波德将自己的科波德手表摘下，想给前总统戴上。克林顿取下爱彼表，科波德捋了捋总统的袖口，将克林顿的表放到他（科波德）西服上衣的口袋里了。“我们一直在交谈，我告诉他那实际上是吉姆·岗道弗尼（aka Tony Soprano’s）个人原型表，吉姆和我为那块特殊的表一起工作过。因此他说，‘好的，我喜欢吉姆，我喜欢这块表。’”

科波德将那只手表留给了克林顿，当他发现总统的爱彼表还在他的口袋里时，他和克林顿分开已经有一段距离了，他很快跑过去将表还给了克林顿。

科波德称克林顿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他还常告诉手表制造商们为什么克林顿会喜欢他的那些手表。科波德也经常收到“比尔”的来信，他在信中明确要求科波德称呼他的名字（大多数人叫他“总统先生”）。

科波德最后“借”给克林顿3块手表，詹姆斯·岗道弗尼还送给他一块表作为礼物。科波德很高兴看到克林顿在一些“高级场合”戴着他的表。在一次“拉里·金现场”节目中他戴着一块科波德，而且在一期《女士之家》杂志封面上他也戴着一块科波德，“他给了我的手表许多炫耀的机会”。

科波德说，前总统的手“非常有力，虽然不是很柔滑，但也不像农民的手那样粗糙，看起来很不错”。他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衣服的“做工好得让人难以置信”。科波德也为特工定做手表，他结识了克林顿身边的一些人，“他们说在钟爱衣服方面，他就像个晾衣架；追求完美，总是穿着讲究”。

克林顿也曾告诉过科波德“他非常喜欢可以显示另一个时区时间的手表”，“所以我现在实际上一直都在设计这款手表，因此我告诉他……‘我将给你发过去一张这种表的图片，你看是否喜欢’。”科波德说，如果他喜欢，他就将送一块给他戴。

还有一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也戴了一块科波德手表，布什的一名助手订的这块表，总统付的钱，嗯，就是这样。

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亨利在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就开始对2004年早期克林顿的一些行动感到奇怪。他们并不是全心全意地支持在阿肯色州长大的韦斯利·克拉克将军——退休的北约盟军司令，很晚才参与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中来。有一些更离奇的想法认为，克林顿夫妇是在利用这位政治上比较幼稚的将军作为挡箭牌。他不可能获胜，这将有利于希拉里在2008年参加竞选。如果克里在2004年获胜，他就很可能会在2008年再次参与竞选。

马克·布依尔回忆起在希拉里家里的一次晚宴时笑了起来，他当时坐在希拉里旁边。“她知道我们早前声明过我们支持克里，她对我说：‘你们认为克拉克将军可以吗？’”“克林顿夫妇当然支持克拉克。”布依尔说。克里的财务主席卢·苏斯曼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们确信克林顿阵营已经将韦斯利·克拉克推到竞选跑道上了。”苏斯曼继续说，“克林顿阵营”包括特里·麦克奥利弗在内。对于麦克奥利弗，就像《波士顿环球报》和其他报纸所报道的那样，克林顿将他安排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是为了保护他和希拉里的利益。苏斯曼解释说，麦克奥利弗如果没有克林顿夫妇的许可，是不会同意让克拉克参与竞选的。克林顿夫妇的密友、已故的伊莱·西格尔搬到小石城，在这儿他成为克拉克竞选运动的负责人。

克林顿经常与同样是罗兹奖学金获得者的克拉克和西格尔通电话，更重要的是，与一些潜在的资助者通电话。但是克拉克显得很愚蠢。他很高兴地承认说他在1980年投了里根的票，在1988年选了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克拉克告诉记者，克里将很快“失败”并出现“内部问题”。克里的女儿瓦内莎说，当她看到这则谣言时她笑得要死，这则谣言很快就消失了，就如同克拉克的阵营一样。

智囊人士汉克·申科普夫听说克林顿夫妇暗中进行的操作后笑个不停。“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大多数事情与在传媒界发生的一样，这称之为‘笨蛋联盟’，有很多都是偶然发生的。”申科普夫推测说，克林顿可能非常感激克拉克，克拉克“为他服务很到位……总统将会带着自豪来回顾波斯尼亚冲突的处理”。

失去政治舞台的比尔·克林顿与很多候选人谈话，这是他喜欢做的事情。“我记得（2004年）有次与约翰·爱德沃兹在一起，”卢·韦斯巴赫说，“爱德沃兹说道：‘真是让人惊奇，比尔·克林顿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有什么计划，并给我提建议。’随后他就告诉另外一名候选人，然后听相同的事情。”

在卸任前的那个月，比尔·克林顿与肖像画家西米·诺克斯见了面，他可能会成为第一位来为总统绘制其白宫官方肖像画的非裔美国人。诺克斯是一名小佃农的儿子，在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大农场长大，在隔离学校接受教育。他曾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画过像，因画得比较好，又为大法官鲁斯·贝德·金斯伯格画了像。因此，金斯伯格将诺克斯推荐给了克林顿。

希拉里·克林顿对诺克斯书房中展示的五种不同姿势的总统画像印象深刻，因此，希拉里在她华盛顿的家中坐下来也让诺克斯为她画了像。希拉里曾看着她丈夫的肖像对诺克斯说，将他的胡须那块儿画得稍微粉一些，“加一点儿颜色就可以”，这样就与他的脸颊相称了。“我同意她的看法，她是对的。”诺克斯说。

诺克斯建议克林顿戴个蓝色的围巾，这样可以让前总统的眼神显得忧郁一些。虽然众所周知的是克林顿逃避了征兵，但比尔·克林顿希望在他的肖像画中挂上军事勋章，前第一夫人希望肖像画中出现她的《举全村之力：孩子们教给我们的其他课程》这本书。“我问他们是否还有其他东西可以让他们的特征更明显一些，以便让他们显得更为逼真。”

2004年6月，在布什白宫的东厅，诺克斯为比尔和希拉里的肖像画揭幕。布什总统愉快地迎接克林顿夫妇：“欢迎回家。”他对聚集的人们说他和他的父亲称彼此为“41”和“43”。他转过身，然后说：“42，你今天回来我们很高兴。”这是一个解冻的开始，很快“41”和“42”就建立了真正的友谊，在“42”和“43”之间也有了些微互信。

“显然在那8年中，比尔·克林顿喜欢总统工作。”老布什用正确得让人吃惊的语言说。当提到克林顿已故的母亲时，老布什让他的这位继任者哭了。“我确信弗吉尼亚·凯利今天早上一定充满了无比的自豪。”老布什说，“克林顿周围的人总是期望他成功，不仅如此，他们也总渴望他成功。”这引起了人们的笑声，让人领略了他那源自得州文化的幽默。“要实现那些期望需要具备很强的魅力和很高的智慧，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需要有进取心和决心，需要积极乐观。总之，我认为在得克萨斯州为麦戈文竞选拉票的6个月，你要乐观。”

拉里·金在这次老布什宴请他的继任者的招待会上做记录。“布什赞扬他时很高兴，我是说真的非常高兴。因此我又一次见到老布什时，我说：‘为什么你这么……”他看着我，说：‘你在开玩笑吗？……你怎么会不喜欢比尔·克林顿？’”

同样还是在2004年的6月，比尔·克林顿的回忆录——《我的生活》——出版了。

民主党领导人不是很高兴，他们希望这本书早点儿出版或晚点儿出版，但是不要在大选日的时候出版。他们担心比尔·克林顿不仅会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走，而且还会提醒摇摆选民为什么不选约翰·克里为总统。

在众多总统回忆录中，克林顿的回忆录水平并不高。人们可能认为它是克林顿总统自己写的，但是它太枯燥了，特别是第二部分，就像是罗列事件、人名和立法条目的单子，而不是对他两届任期内风起云涌的事件的深刻洞察和回忆。

他写到自己的事情时依然含糊其辞。第一部分比较好的地方是得益于特德·韦德默的手笔。“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在那么早就让韦德默离开，但是他就是这么做的，”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说，“他曾经采访过克林顿总统……而且他们将抄写它们。它们就像从久远流传下来的口述历史……克林顿总统将自己抄录……或许特德将克林顿所说的稍微进行润色……我觉得那样韦德默和克林顿两人之间的合作将会结出甜美的果实，因为回忆录最扣人心弦的部分大家都清楚。”

对于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克林顿严重抄搬由来自阿肯色的朋友贾尼斯·科尔尼所作的白宫日记。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雇用一名日记员，她解释说：“这样我们就能记录我们在前进时是什么样。”科尔尼记录克林顿的日常活动，将相关的文件资料整理到一起。她称自己是克林顿的“影子”，在保证总统隐私的情况下，尽量记录总统一天发生的每件事。作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每当我感觉需要这么做的时候，我都可以在那儿。”她说，在克林顿的白宫中没有任何录音系统，“我们知道以前将那些东西已全都撤除了。”

对于克林顿而言，科尔尼就像是一只“墙上苍蝇”，而这也意味着科尔尼不得不出现在莱温斯基大陪审团前。她卷入那个噩梦般的事情，是因为她记录了都有谁进出总统办公室。

克林顿的编辑罗伯特·戈特利布被认为是一流的——在那些作家中，包括托妮·莫里森、罗伯特·卡罗、约瑟夫·海勒、杰西卡·米特福德和约翰·勒卡雷——但是他的技能在这儿却没有凸显出来。“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我不知道克林顿为什么让像他那样有能力的编辑离开，”《时代》周刊前专栏作家和传记作者克里斯多夫·奥格登说，“不过我觉得这可能是由于财务方面的原因而作出的决定。”

急匆匆地赶着出版，硬皮包装的957页《我的生活》写得乱七八糟。在作者的书中，封皮上下套反了，而且后面放到了前边，索引也是不可靠的。在本书的最后两行，也就是在“后记”中，他向一长串名字致谢，然后用了一句表示其诚挚和高尚的话结尾：“他们谁都不用为我的失败负责，但是若出现好的事情，他们值得感谢。”不过，如果图书编辑或校对员在匆忙之中出现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乔纳森·阿尔特说，克林顿一定会“很生气”。

在承认韦德默相当程度上参与写作的同时，阿尔特说，这本书的言论有太多克林顿的印迹，不能不认为克林顿本人亲自操刀写了其中大半内容。阿尔特认为，这本书有克林顿那种“东拉西扯的风格，以及熬夜熬到凌晨4点所留下的痕迹”。他继续说道：“如果这本书写得比较好，我将非常怀疑这是不是他写的。”至于洗衣清单似的那部分内容，阿尔特解释说，“那就是他坐在那儿看着他的法律便笺本写的”。

唐娜·夏拉拉是他的朋友们的代表，她说她“喜欢”第一部分，谈到余下部分她就沉默不语了。很多人都没有读这本书，他们看到评论后，就没有热情了。里昂·帕内塔说，他只能算“扫”过了那本书，读了许多“来感受感受它”。第一部分或许值得打一个“A”，而余下部分，帕内塔说，就是一个不及格。当他成为总统，最后期限的束缚就变紧了，他“只有点像是跑完了他的行程”。一位朋友则称这本书是“大脑垃圾”。

在2003年，帕内塔曾建议克林顿写两本书：一本让读者了解他担任州长时的事情，另一本关于他担任总统时的事情。还有一些朋友希望他有勇气承认这本写他总统生涯的书缺乏深刻的洞察力，构思也不够巧妙——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说这本书“样板化且没有想象力”——他需要再写一本书。表达这种希望的其中一个人就是杰克·西沃特，他称《我的生活》有点“粗制滥造”，并且说“他可能不得不回头再写那一部分，但是我觉得他在今后几个选期内不会来完成这件事情”（要到希拉里结束她的第二任期之后）。“我觉得他必须再写一本书”，瓦坦·格里格瑞恩说，他发现第二部分纯粹是“时间决定内容”。在《我的生活》出版后，格里格瑞恩给克林顿写了信，但他说：“我与总统说话不得不礼貌，他不是我的笔友。”

克林顿看到书评后很是失望。（凯·格雷厄姆的回忆录获得了普利策奖，克林顿却没有。）道格拉斯·布林克利在《金融时报》上写了一篇关于该书的书评，他惊讶地发现克林顿认为该评论“有点奚落人”，“在关于弹劾的问题上我很为难，我的分析让一些人不快，克林顿阵营的人反过来对我进行了抨击。”即使布林克利实际上写了一篇比较积极的书评，克林顿也会不高兴，因为布林克利“拒绝让他将弹劾形容为荣誉勋章……他们非常想把这一污点洗去，想将它变成一个不值一提的小事件，但是，它毕竟不是小事件。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必须认识到，他在处理弹劾事件时必定耗费了很多精力。”

克林顿的朋友们说，他对一些人的看法很在意，觉察出这些人贬低他的这本回忆录——不管读没读过这本书——克林顿特别生气。“有人告诉我，这让有些人想到1988年在亚特兰大市那次有名的演讲。”肯尼迪的演讲撰稿人西奥多·索伦森说。（有人说索伦森是肯尼迪获得普利策奖的《勇者侧影》的作者，但索伦森对此坚决否认。）拉里·萨巴托说：“我甚至看一眼就能确定它是最枯燥的总统回忆录之一。”克里斯多夫·奥格登喜欢前200页，“因为它很新鲜，而其余的部分就是将日记堆砌在一起，令人失望，他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版本”，不过，奥格登继续道，克林顿是“一个不循规蹈矩的人”，而他的这本书则是“一次随心所欲的尝试”。

在伊莱娜·卡玛克看来，这本回忆录“完全是一团糟……本身没有什么真正让人感兴趣的内容”。

“可能除了我睡觉时的伴佣外，”保罗·格林伯格说，“我永远都不会告诉别人我读过这本书。”当有人问格林伯格当时的副手凯恩·韦伯是否读过这本回忆录时，他回答说：“没，生命短暂。”

克诺普夫出版集团称这本书打破了非虚构类图书出版头天的销售纪录——卖出40多万册。出版商估计销售180万册硬装版本可以赚回支付给总统的稿酬。但这本书单独在美国最终就销售了220万册硬装版本和50万册平装版本。据说，克诺普夫将《我的生活》的版权卖给外国出版商至少赚了600万美元。

比尔最终卖出去的书确实比希拉里的多，希拉里的《亲历历史》卖了170万硬装版本。

持续性宣传对销售这本书有巨大影响——“60分时事新闻”“奥普拉访谈”“拉里·金现场”等栏目中的采访，《时代》周刊封面故事，每当克林顿亲自签名售书时，成千上万人排着队购买。他在发行日出现在纽约市一家博德斯书店，这家书店当天就售出两万多本回忆录。

麦克和伊琳娜·梅德沃伊站在世纪城中博伦塔诺书店外一眼望不到头的购书队伍中。“他看到我们时笑了起来，”伊琳娜回忆说。“怎么会是你们呢！”他惊讶地说，并示意他们来到桌边。梅德沃伊夫妇坐在那儿，与他一直交谈到书店关门。他那晚在罗恩·伯克尔在纽约的房子中过夜，第二天一大早，就又去签名售书了。

据报道，就在约翰·克里获得提名后，克林顿推荐克拉克将军或希拉里作为他的竞选搭档，但是没有得到采纳。克林顿继续给克里打电话，向他提供建议和忠告。曾经在克林顿竞选阵营工作过的乔·洛克哈特和麦克·麦卡利过去帮助克里。“有些人认为这些努力是有帮助的，还有些人则认为没有。”卢·苏斯曼说，看起来他是在暗示他的观点是后者。苏斯曼说，他不是故作狡猾地介意，而是得出结论克林顿的建议将导致“两个阵营……更忠于克林顿的人们多于忠于克里的，而克里的人马一开始就在那儿了”。

那年夏天，梅德沃伊夫妇在他们家举办了一场宴会，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尔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募集资金（麦克·梅德沃伊是该中心的联合主席）。参议员约翰·克里也是嘉宾之一，那时已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与一名哈佛大学的教授、一位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和两位电影明星——芭芭拉·史翠珊和安内特·本宁——还有一名好莱坞演员的观众在讨论对外政策。伊琳娜·梅德沃伊说，她丈夫希望，这群人可以支持克里，就像在1992年支持克林顿那样。就在前一天，克里打电话说让取消。梅德沃伊夫妇有点恐慌。“我们这里已经来了满屋子人，”伊琳娜回忆说，“麦克抓起电话打给克林顿，那边应道：‘我正在中国，但是我这就结束，立即回去。’”

那天晚上克里没有结交任何朋友，而克林顿却“令人着迷”。克林顿的确是“一块大磁铁”，伊琳娜·梅德沃伊说。

克林顿在全世界巡回售书，日程安排得很紧，不过，当他从中国返回的飞机上出来时，却依然充满活力。他在谈到外交事务时神采飞扬，那晚谈论的话题主要围绕伊拉克战争。他是在深夜两三点才离开了梅德沃伊家。

据说，麦克·梅德沃伊对那晚在场的一个人说：“克里将不会获胜，他没有抓住机会。”

当比尔·克林顿在3年前签下回忆录出版合同时，乔纳森·阿尔特就指出克林顿可能值得这一创纪录的报酬：“……与患病的罗纳德·里根或教皇不一样，他们收到很多钱，但不是大笔预付稿酬。从‘奥普拉访谈’到‘孟加拉，早上好’的节目中，都可以看到克林顿在兜售他新书的影子，他或许还会出现在堪萨斯州托皮卡早6点的新闻中。”

更不要说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了，克林顿为《我的生活》的宣传计划填满了2004年8月下旬，此时，他的病情变得越发严重，即使站着不动也会感到胸闷。

他随后告诉一名记者（这名记者在克林顿2005年到非洲访问时随行），他当时感觉到一些迹象，后来证明是严重的冠状动脉疾病，早在2001年就患上了。当《纽约》杂志的记者詹尼弗·西尼尔问他是什么症状时，他犹豫一下，然后说：“我觉得可以说的是，虽然在2001年我的体重减轻了许多，但我却不能一口气跑下1000米，而必须在中途停留歇息或步行一段，这让我感到奇怪。”他没有说是什么样的症状，他不方便说。

朋友们没有注意到在2004年的夏天比尔·克林顿看起来很疲惫，他们认为是他不停地巡回售书造成的。

8月的最后一周，他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伊森书店签售了1000本回忆录后，就径直去了皇家都柏林高尔夫俱乐部，然后与爱尔兰总理伯蒂·埃亨共进晚餐。据《爱尔兰独立报》报道，“当克林顿被问到辛苦工作一上午后是否疲惫时，他说，给每一名到场的读者签名确实不简单。‘我总是喜欢站着来签，但是签过许多后我就有点累了，然后就坐下签。’”

就在同一周，罗伯特·托里切利偶然遇到克林顿的前助手道格·索斯尼克，在白宫中的那几年，索斯尼克经常随克林顿出行。索斯尼克告诉托里切利，他在电视上看到过克林顿，很是担心他现在的状态。

在2004年9月2日星期四，克林顿已回到他在查巴克的家中，他感到心口阵阵强烈的抽痛，同时呼吸也比较困难。他身边的特工立即开车将他送到最近的北威彻斯特医院，这所医院位于纽约的克斯科山（Mount Kisco）。医生没有检查出异常，就让他回家了，但是，他们对作出这样的决定感到忐忑不安，所以第二天一早就又打电话给克林顿，建议他去纽约瓦尔哈拉的威彻斯特医疗中心做更多检查。随后，他到了这所医院，在进行血管造影检查时，发现已经有多支动脉梗塞“达90%以上”。

冠状动脉内支架已不能解决问题，他需要做一个大手术。一辆急救车将他送往纽约长老会医院的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海拔与华盛顿一样，但比哈莱姆要高，准备在下个星期一对他做手术。医生们担心，他可能“不久就会出现严重的心脏病”，因此他们不想冒险把他送回家，在做手术之前，他需要一直住在该医院接受监护。

当克林顿将要在2004年9月6日劳动节那天接受一个心脏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消息传开后，他的许多朋友都非常惊讶，说他们从没有发现任何症状。“我们所有人都很吃惊，”梅兰妮·维微尔说，“因为他总是充满活力，欢欣跳跃，从来都不是一个蜷缩在长沙发上的电视迷。”杰克·西沃特指出，他卸任后的生活要比在白宫时更健康——压力减小，饮食改善，锻炼增多。

此前一年，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健康饮食方式，即糖类和脂肪含量低的迈阿密饮食法（South Beach Plan），遵照该方法，他体重减轻了20磅。

特里·麦克奥利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克林顿去医院前的那天晚上，他们在电话中聊了将近一个小时，“他听起来状态很好，我们彼此还不断开玩笑。”

里昂·帕内塔听到这则消息时一点也不吃惊，因为克林顿清楚他的家族有心脏病史和患病的人出现早死，所以他努力改善自己的饮食习惯，按时锻炼身体——他在查巴克的家中设置了一间健身房，并聘请了一名私人教练——但是，他却总是“偏离”好习惯。帕内塔说，这与“他卸任后突然没有压力，无所适从”的情况结合在一起，可能触发了他患病或者导致他的病情恶化。帕内塔称前总统“试图减轻成为一名普通公民后的不适，到世界各地不停地作演讲……却没有怎么注意生活方式”。他喜欢与别人谈论他的健康饮食，还喜欢给别人在饮食方面提供建议，但是他自己却是好习惯坚持不了多久，很快又重返旧习，仍然胡乱吃些不健康食物。2000年，在任总统期间做最后的一次体检时，他的胆固醇含量增高，吃了一些抑制素来降低胆固醇水平。

当他的朋友汤姆·基恩患上心脏病的时候，克林顿到医院看望他，对基恩说他曾经看到他的继父在他面前心脏病发作，当时他就在手术室外面，然后他开始给基恩提很详细的饮食方面的建议，那时基恩头晕眼花，不停地流汗。后来，基恩到白宫拜访克林顿，是总统打电话预订的午餐。两个人决定吃对心脏无害的素食汉堡，这可是总统的第一次。基恩记得，一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我们可以要两个素食汉堡吗？”当这名工作人员就要走出门去的时候，克林顿又加上一句：“稍等，再多来些油炸土豆条。”

克林顿在面对他人生中第一次严重的医疗手术时，显出令人惊讶的轻松。他与希拉里和切尔西玩起拼字游戏。托尼·坎波罗与他交谈时，感觉他“在手术前……就像一名牧羊人一样悠闲”。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拉里·金也曾做过心脏搭桥手术，他在总统手术前晚与克林顿进行了交谈。“他非常非常有勇气，”金回忆道，“在我做这项手术前的那个晚上，我怕得要死……如果他们不给我注射镇静剂……我可能会来回走动。因为你知道他们将要对你做什么。”

金强调说，克林顿与另外一名曾接受心脏搭桥手术的人，即副总统迪克·切尼完全不同，切尼于1988年8月接受了心内直视手术（Openheart Surgery）。金回忆称，在切尼接受手术前，他与切尼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坐在一起。“我们坐在新奥尔良席位区的后排。切尼想知道我在做手术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们对你的胸腔做了些什么？……当你醒来时感觉怎么样？’而克林顿却恰恰相反：‘我要勇敢面对它。我相信这些医生的能力。’”

他阿肯色州的朋友维克·弗莱明是切尔西在她家没有搬到白宫前时最好朋友的父亲。弗莱明希望克林顿将注意力从搭桥手术上移开，就为克林顿做了一个字谜游戏，本意是想让他在康复期来玩儿。弗莱明将这个字谜游戏寄给了切尔西，这样她就可以亲手将这个字谜转交给克林顿。弗莱明说，克林顿派人告诉他说已经收到那个字谜，正在猜，并说很喜欢它。字谜的主题是“克林顿一家”。他将线索做得“非常难”，经常向《纽约时报》撰写字谜游戏的弗莱明说，“认识到如果将字谜设得太简单，一猜就中，那他可能就不会很喜欢它”。

菲尔·罗斯是最疯狂的克林顿迷之一，喜欢记录克林顿的言行，她指责共和党人应为克林顿现在这种健康状况负责。“该死的共和党人对他穷追猛打了多少年？由于最无耻的一名员工，他不得不面对弹劾……获悉他的心脏几乎完全堵塞我并不惊讶。像那样的许多员工都将轮流，不是立即，但是如果你倾向于抑制它，对于这他总是有一个诀窍为……今天我真的觉得如果不是共和党人一直折磨他，并且如果他对自己的私人生活更注意一点的话，他就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问题。”

主刀医师是在这年大选中为布什重新竞选捐钱的克雷格·史密斯，手术小组包括他在内共有12个人，手术持续了4个小时，这一常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将克林顿胸腔或腿上动脉和静脉的一部分取下后将其搭建到梗塞区域。）在这项手术中，心脏在某个时刻必须停止，因此他被放到了一台心/肺机上。

对于接受搭桥手术的病人，特别是那些由一台机器维持生命的病人，有时候在做完手术后感觉会有点迟钝，这种状况，即平时所说的“泵压头”，有时候会持续一段不确定的时间。认识克林顿的人说，他仍将是这个房间最聪明的人。

在他进行手术后，《纽约时报》字谜游戏版块的编辑威尔·肖兹送给克林顿一个还未出版的字谜游戏，题目为“来自总统的记录手册”。这个字谜刊登在2005年12月5日的《纽约时报》杂志上。接下来的那周，读者们发现报纸并不是像往常那样以网格形式公布答案，而是一份用钢笔填完的字谜的复印件，上面有克林顿的签名，日期为2004年10月29日。在这个字谜的旁边有一条备注：“最近针对克林顿总统的另一个雨天活动：完成上星期的字谜。他说没用一小时就完成了这个字谜。”

一年以后，克林顿在接受CNN记者桑贾伊·古普塔的采访时说，他确实失去了一些记忆。“曾经有两三次，我怎么都记不起某个我曾经很熟悉的人的名字……不过最终我还是想起来了。到目前为止，我回忆起的事情没有不变的。”

他的康复很困难，朋友们看到他显得非常虚弱都很吃惊。“第一眼见到他时我心里特别难过，”苏茜·汤普金斯·布依尔说，“他看起来就像一具死尸。”阿肯色州前州长吉姆·盖伊·塔克说，克林顿“脸色很差，身体状况特别糟糕，病得可能要比人们想象的严重得多……看起来非常憔悴、非常虚弱”。

虽然他的发言人和医生都说他做得很好，但是习惯围在他周围的人却不这么看。“我觉得他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唐娜·夏拉拉说。乔纳森·阿尔特说，克林顿“称总是感到疲倦。我们互相交换意见”。（阿尔特当时正与淋巴瘤作抗争。）

乔治·麦戈文的已故妻子曾经做过搭桥手术。麦戈文说，当看到克林顿病得这么严重时，“我起初以为他的手术没有成功”。

2004年劳动节那个周末，克林顿在等待手术的时候，在医院病床上给约翰·克里打了个电话，向他提供建议——他们说了90分钟，大多数时间都是克林顿在说——并提醒他注意出现在他竞选运动中的问题。当克林顿仍然还在住院的时候，他接到乔治·沃克·布什打来的一个电话：“克里的竞选阵营是我在政治领域见过的最愚蠢的一个，”布什对他说，“不要让他们败坏了你的名声。”

事实上，克林顿总统没有必要担心，因为约翰·克里并不怎么为竞选的事情拜访比尔或希拉里。由于做了手术的缘故，克林顿被弃置一旁，但是苏茜·汤普金斯·布依尔不管是在手术前还是手术后坚持认为克林顿或希拉里应该被重用，但是克林顿夫妇都没有接到邀请让其帮助克里阵营，直到就要结束的时候，布依尔说，已经太迟了。

苏茜·布依尔回忆说，希拉里有次打电话向她抱怨：“我真的很担心……他们（克里和他的团队）没有邀请我们提供帮助。”

比尔·克林顿和约翰·克里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算密切。与克林顿夫妇关系甚好并声称克林顿“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的一位人士说，克里团队人员的能力甚至比阿尔·戈尔的都要弱。他回忆说，在一次宴会上，克里身边坐着一位非常有身份的女士。3个星期后他们又同时出席另一个宴会，但是“他竟然完全不知道她是谁”。考奇·海尔在2004年曾受邀到罗恩·伯克尔的住宅与约翰·克里认识。她的丈夫与她一起，她的丈夫就是麦克·斯托勒（斯托勒和其搭档杰里·雷伯一起为“猫王”埃尔维斯量身定做了《猎狗》《牢房摇滚》和其他一些歌曲，还创作了“航海者”演唱组的所有主打歌曲，同时他也曾为披头士和滚石写了一些作品）。斯托勒接近克里，并表明他和自己的搭档想为克里的阵营奉献一首歌：《支持我》。克里很高兴，他说：“主意相当棒，明天去找你。”他们没有再往下谈——克里并没有认识到送给他这样独特的礼物的重要性。

回头看那场竞选，在克林顿是应该被邀请加入克里的阵营还是像4年前戈尔一样将他远远推开时，智囊们意见不一。克里的首席顾问鲍勃·施鲁姆与克林顿关系较远。“约翰信赖施鲁姆超过任何其他人。”卢·苏斯曼说。据说克林顿非常不喜欢施鲁姆，惊讶地大声说怎么会有人雇用他——他在每一次总统竞选中都是失败者，包括他在2000年加入阿尔·戈尔的阵营。据说他在2000年向戈尔建议不要使用克林顿，在2004年向克里建议尽量不要使用克林顿。一位支持民主党的资金募集人在谈到施鲁姆时说：“他能够进行只有一辆汽车的游行；他特别高傲，不可接触。”（据《新共和》撰稿人诺姆·沙伊贝尔说，克林顿在手术前的星期六晚上在医院病床上和克里打电话交谈，这让约翰·克里的助手们“怒不可遏”，这就在接下来的星期一刊登在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上。那些助手们可能认为克林顿和他的亲信已经将谈话泄露给了报纸。在《纽约时报》的描述中，沙伊贝尔写道，克林顿脸上带着尤达（译者注：尤达是星球大战中的杰迪大师）似的笑容，最后克里却“一无所获”。）

10月25日在费城，比尔·克林顿在手术完成后第7周，站在约翰·克里的身边向午餐休息时间集会上的大约8000人发表讲话。人们高喊着：“我们爱你，比尔！”克林顿看起来格外单薄，他的结婚丝带从手指上滑落，回应道：“如果这对我的心脏没有好处的话，那我真不知道什么对我的心脏有好处了。”克里在宾夕法尼亚州勉强胜利，而其他州，如内华达、新墨西哥和阿肯色等，克林顿在大选日刚刚去动员过，但都选了布什。

在费城的露面，伊莱恩·卡玛克说，将阿肯色送给了布什阵营。直到克林顿出现，她说，阿肯色看起来才向蓝营倾斜。“人们告诉我，内部阵营测验在阿肯色州显示……克里与布什在阿肯色旗鼓相当，然后有人决定将克林顿派到费城去拉票——全国性新闻，你隐藏不了任何秘密——这样克里就输给了布什9个点。他们说，在克林顿登上费城的拉选讲台时，阿肯色形势就又变得不利了。”

托尼·科尔贺称，如果克林顿身体一直很健康，“政治团体”将要求比尔·克林顿参加，克里将没有其他选择。“我认为政治团体认识到戈尔在2000年没有重用克林顿，这犯了一个大错误，因此他们认为施鲁姆甚至克里的想法与戈尔无异……如果不是克里任用了克林顿，他可能实际上会在一片嘘声中被轰下台。他不得不用克林顿。”科尔贺认为，如果克林顿在9月和10月为克里在两三个重要的州拉票的话，就将会让克里获胜。

“不管怎样，克里都会失败，”斯坦·布兰德坚持说，“他的候选资格有瑕疵……我认为他非常难以在‘说出事实的快艇老兵’事件（Swift Boat）上进行回击，比尔·克林顿并不能将他拉上来。”

比尔·克林顿也不能改变克里的最大问题——他的精英主义，他的价格昂贵的自行车，他的氨纶（spandex）自行车运动设备，他的帆板运动齿轮，他的异国情调的妻子以及购置的多处房产。“在美国没有一个穷人认为约翰·克里知道他们的生活处境和困难状况。”一位有身份的民主党人士如是说。

在2004年大选后第二天，克里给一些人打电话说他决定向布什认输，比尔·克林顿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