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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通往“9·11”之路

在2002年秋天,“9·11”委员会(正式名称为“美国恐怖袭击应急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一经委任后,比尔·克林顿就迫切地想在他们面前证明自己。然而在它开始工作之前,克林顿就曾打电话给他刚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的朋友汤姆·基恩,并邀请他在哈莱姆的一家意大利餐厅一起吃饭。

基恩回忆说,克林顿由当时新泽西州的参议员、现在的州长乔恩·科辛作陪,他“对于我们怎么调查这件事非常感兴趣……我觉得这有点想保护他的遗产的意味,他想确定我们不会偏离主题……以免牵扯到他残留的一些问题上”。

桑迪·伯格说,克林顿总是觉得需要“发泄发泄”,特别是在阐述他的外交政策时。伯格说,克林顿每隔几星期就会给他打电话。“谈话内容各种各样,从‘你想打高尔夫吗?’……到一些他读到的报纸,说报纸上有关他执政时期的报道让他很生气。他想要人们记住事实,澄清是非。”

伯格说,让克林顿烦恼不已的事情中,围绕“9·11”的众多问题就是其中一项,特别是“‘9·11’发生之后白宫方面试图将责任推卸给克林顿政府,而事实上,我们(克林顿政府)在离开白宫前一直做着大量的工作……他们(布什政府)根本就是失职。”一个让他的前老板痛苦而人们偏又经常问及的一个问题是:1996年克林顿有机会杀死或捕获本·拉登吗?“回答是否定的,”伯格语气坚决地说,“我们根本没有机会逮到本·拉登……1998年我们打击阿富汗,目标对准的就是本·拉登。因此,如果我们真有机会的话,为什么会不把他带回来呢?”

伯格反驳说那个关于1998年8月的报道是“本末倒置”“荒诞可笑”的,当时克林顿正在马萨葡萄园岛休假,是他抽出时间对爆炸事件做的申明。“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国会所发生的事情完全是两码事。”有人指责伯格、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和国防部长威廉·科恩都是“在为克林顿铤而走险,编造借口从而发动战争”。伯格对此感到非常生气,并且,伯格说,在弹劾案的泥潭中,他从未觉得克林顿分过心,“我每天都和他待在一起”。

撇开伯格对克林顿的支持不说,克林顿自己也一定认识到,任何一个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他不可能不分心。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多恩·福勒称,克林顿每天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于处理这件事。拉里·金与克林顿在节目中和私底下曾就此广泛交谈过。他说莱温斯基这件事不可能不分散克林顿的精力,且程度不亚于越南之于林登·约翰逊和伊拉克之于乔治·沃克·布什。“要是他没有分心,那才不正常。”

“那段时间我发现总统很生气,”米奇·伊巴拉回忆说,“有几次真的让我很担心。”伊巴拉担心的倒不是克林顿可能会患上心脏病,而是“这么多愤怒和伤痛会分散他很多精力”。当被问到总统怎样发泄那些情绪时,伊巴拉说:“几乎就是咆哮。当我看到他生气时,现场只有我和他,一般是在椭圆形办公室或豪华轿车中,有一次是在卫生间里。”克林顿破口大骂,说肯·斯塔尔和他的工作人员“试图违背美国人民的意志,他们妄图逼我下野”。让他恨得咬牙切齿的就是肯·斯特尔,伊巴拉说:“噢,我的天!他真的恨死那个家伙了。”

在遭到弹劾后最痛苦的日子里,克林顿经常在半夜给新泽西州的前参议员罗伯特·托里切利打电话,尽管托里切利当时正在苏格兰度假。克林顿的电话经常将托里切利吵醒。“他内心无比痛苦,我觉得他是在极力挽救他所犯下的错误……当克林顿试图调和所发生的事情,并调整他的生活时,他就想打电话来和朋友们聊聊。”克林顿还给参议员克里斯·多德和汤姆·达施勒以及他的资金募集人特里·麦克奥利弗打电话。麦克奥利弗在回忆录中写道:“一晚又一晚,总统在半夜时分打电话来长谈。”

“9·11委员会”成员鲍勃·克里说,克林顿在桑迪·伯格的陪同下做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作证,他提出“一个非常具有洞察力的见解”,说美国人“只顾忙着庆祝冷战的结束,却没有对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进行盘点……我们疏忽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具备用相对较小的行动来给我们造成重创的能力”。

克里并不买克林顿的账,他不相信克林顿就关键问题所进行的发言,克里说:“克林顿说弹劾没有对他造成影响——他不可能没有受到影响,我觉得对他造成的影响非常大……我没有被弹劾,都会被这件事分散注意力……而他则正在接受众议院的调查。特别检察官两度让希拉里出面回答大陪审团的问题……我觉得弹劾案对他有效执行外交政策的能力造成了影响,而他对此却另有解释。”

克里了解到的一些事情让他认为克林顿政府有失职之过,他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袭击案为例。“我们知道是本·拉登组织了那些袭击……造成了令人震惊的损失……随后我们却没有对本·拉登阵营进行反击,尽管我们知道他在哪儿……并且锁定了他在地面上的位置,却没有扣动扳机……‘9·11’确实是他们在美国境内的第一次成功袭击,但这却是针对美国的第11次或第12次成功袭击”,以前曾先后发生过索马里袭击案、柏克级驱逐舰柯尔号(USS Cole)袭击案、沙特霍巴塔袭击案和大使馆袭击案,等等。

汤姆·基恩认为克林顿的证词“非常好”,“每个问题他都作了回答……只要是我们问及的事件,他都描述得十分详细……我觉得他是在最大限度地为他政府的作为进行宣传,但是我并不认为他特意在作辩解”。

不过,基恩同意他的民主党同事鲍勃·克里的看法,“他的精力一定分散了。即便是别人被弹劾了……你也不可能不分散注意力”。但是,比起鲍勃·克里,基恩更为相信克林顿,因为克林顿有超人的精力。“现在的问题是,他是否曾将精力从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比如奥萨马·本·拉登这样的问题上——移开了,我认为没有,他是我一生中见过的能将事情严格区分开来的少数人之一。”

另外一名委员、共和党人斯莱德·戈顿称,克林顿是“一名很好的人证……他很健谈,性格开朗”。他说,委员会并没有问克林顿非常多的问题,但克林顿却在那儿待了很久,有4个多小时。“你若问他一个一句话的问题,他会给你一个15分钟的答案。”

鲍勃·克里说,克林顿的证词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这些听证人员只是随机被法庭召来,没有任何随行人员,对文件的了解情况有多有少……这不容易事先进行准备”。

为了帮助比尔·克林顿准备证词,桑迪·伯格最后是名誉尽毁,同时也让他的这位前老板陷入了尴尬境地。伯格带着比尔·克林顿的授权到国家档案馆检查文件。在检查文件时,伯格窃取了一些文件,他将一部分藏到他的裤子和袜子里,然后将另外一些文件藏到一台建筑拖车里,以便回头来取。他将文件带回家,销毁了一些——之后,他对这一切矢口否认。(在一项协议中,他供认了未经授权拿走并保存绝密文件的不当行为。他被保释的条件是缴纳5万美元罚金,无偿在社区进行服务——在弗吉尼亚公园捡垃圾——并取消3年的机密许可权利。)

有些人甚至认为伯格偷走并销毁了一些原始的、无法复制且未分类的高级机密恐怖袭击文件,其中还包括一些手写的笔记和整理的文件。他们指控说,伯格的动机是让委员会专员接触不到这些文件,而这些文件能证明克林顿在反恐工作中存在漏洞。

史蒂夫·爱默生是一位著名的恐怖主义研究专家,他认为伯格“试图清理……改变历史……很明显他在试图销毁那些对他们不利的材料”。《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资深编辑迈克尔·巴龙进一步说:“我认识伯格已有30年了,我觉得他不可能是为了自己来做这件事的。是比尔·克林顿让他去销毁那些会让他在历史上看起来丑陋的文件的吗?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感觉心里很难受。但是这或许是最可能的,也是唯一最合理的解释。”

兰尼·布鲁尔曾是克林顿被弹劾时的法律顾问,现在也是桑迪·伯格的代理人,他称该项指控“滑稽可笑……总统绝对与此毫无瓜葛。桑迪·伯格犯了一个错误,他曾公开说……我将把这件事交给其他人来判断,看看是否他在某些忙碌的时候会比大多数逻辑思维强、说话有条理的人差一些或健忘一些”。

斯莱德·戈顿形容伯格的行为“奇怪反常”,他说无法回答伯格是否是受克林顿的指使去行动的。他继续指出,委员会的成员和工作人员已经认定说,伯格破坏资料的行为“对我们毫无影响,我们已经得到并且看到了每样东西”。汤姆·基恩称伯格的行为“令人疑惑不解”,因为“像他那样声名显赫、免受国家安全机密审查的人,在这种程度上违反法律,相当不合情理”。和戈顿一样,他也认为委员们“看到了所有资料,其中包括被伯格偷出去的那些,因为它们有复印件”。有人声称这些文件在再生过程中可能进行了编辑,而委员们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些资料。当别人问到基恩对此的看法时,他说:“那也可能。”但是他补充说,他不认为伯格受到了克林顿的指使。“我不相信比尔·克林顿会那样做。”

伯格被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辞退了,不再担任他的顾问。他现在安静地为希拉里·克林顿提供咨询,虽然他被取消了在2008年9月之前的机密许可权利。也有人注意到了这点,作家安德鲁·苏利文在Atlantic.com上的博客里写道:“克林顿雇用了一名小偷和说谎者。但是对于克林顿来说,伯格的偷窃劣迹比起他的忠心显得并不重要。毕竟,他偷窃是为了不让克林顿总统在‘基地’组织上的失败公之于世。”

2006年9月10日和11日,电视上免费播出的5小时ABC迷你短剧,让克林顿十分生气。剧情始于2001年9月11日,穆罕默德·阿塔和其他恐怖分子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分别登上不同的飞机,准备撞上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剧情一转,又返回了1993年,那一年也是恐怖分子想袭击世贸大楼,但遭到阻击而未能得逞。该剧的主角是由哈维·凯特尔扮演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约翰·奥尼尔,他是一名研究“基地”组织和奥萨马·本·拉登方面的专家。

塞勒斯·诺拉斯特赫是这部电视剧的编剧,也是其中一名制片人。他认为克林顿和其阵营对该片愤怒的原因是克林顿想“控制历史,保护他的遗产不受影响”。

这部电视剧直到2006年8月23日被ABC安排在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里上映才开始受到关注。俱乐部预计有75个人,结果到场了300人。诺拉斯特赫称,“观众来自各个政治派别”。数百张DVD光盘被分发到了评论员、记者、广播和电视脱口秀主持人手里。

汤姆·基恩是“9·11委员会”的主席,为此他被聘为该片的高级顾问。ABC的主管人员还让他为邀请名单推荐了几个人。基恩推荐了“9·11委员会”成员理查德·本·维尼斯特,他是一名与民主党人有数十年交情的律师。(他对采访要求没有作出回应。)

ABC主管人员不能一次放映完5个小时的剧集,因此他们决定另找个晚上放映其中一集,这一集关注的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现在诺拉斯特赫称,那是一个错误。

迈克尔·巴龙当时也在那儿,他记得,灯光亮起来时,本·维尼斯特和他同桌的人看上去非常生气。

期望得到好评的诺拉斯特赫走到麦克风前,准备接受赞誉并回答问题。本·维尼斯特和沃伦·巴斯(前“9·11”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现为《华盛顿邮报》之“图书世界”版的编辑)几乎是从他们的座位上跳了起来。本·维尼斯特控诉道,这部电影根本就是虚构,影片拍摄的有关桑迪·伯格和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场景影响消极,且从来没有发生过。

诺拉斯特赫被吓了一跳,汤姆·基恩则试图用幽默来消减本·维尼斯特的怒气,这让诺拉斯特赫很是感激。但是,本·维尼斯特的怒气却丝毫未减。诺拉斯特赫回忆说,沃伦·巴斯也很“激愤”,“他几乎冲着我的脸大喊大叫”。

诺拉斯特赫让他们观看第二夜的剧集,每个人都收到一张DVD光盘。“第二集显示的是其他方面的失败(比如,布什)……影片很公平地展示了各个方面……请看完整部片子后再进行攻击。”

诺拉斯特赫在鸡尾酒会上碰到了迈克尔·巴龙。巴龙邀请他共进晚餐,并提醒他说:“你激怒了某些非常有权势的人……我觉得他们会先发制人打击你的电影,你最好对此有所准备。”

诺拉斯特赫称,本·维尼斯特和其他人“离开了那里后与比尔·克林顿和克林顿阵营的人,即那些博客作者,聚在一起,开始抵制这部电影,说这是纯粹的政治活动,是十足的诽谤”。汤姆·基恩谈到他委员会的同事本·维尼斯特时说:“就是他不停地拨打电话。”

这些人中桑迪·伯格是个例外,他没有出现在放映会上。“我接到一些电话,打电话的人说‘这是诋毁’。”当他给克林顿打电话时,伯格发现总统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我们决定不再忍受,”伯格说,“我们准备回击……我们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手段来迫使ABC大幅度地剪辑或撤销这部电影……至少他们应该将那些完全虚构的镜头剪掉。”

毫不奇怪的是,比尔·克林顿直达ABC高层,打电话给ABC总公司迪士尼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艾格。克林顿对艾格说,该片与现实不符,歪曲了事实,他不会允许它再放映。克林顿基金会的主任布鲁斯·林赛也找艾格谈过话。紧接着,比尔·克林顿还给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歇尔打电话,他是华特·迪士尼公司的董事长。他在克林顿的催促下也给艾格打了电话。(早期曾有人为这本书采访过米歇尔,但他谢绝谈论这部电影。)

同样地,桑迪·伯格和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也给艾格打过电话,但是他没有回拨他们的电话。克林顿和桑迪·伯格的律师都给艾格送过信。后来,诺拉斯特赫抱怨说,参议员哈里·雷德和另外五名参议员也给艾格送来一封信,“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停止放映或重新剪辑该片的话,就撤销他们电视台的许可证”。

艾格处于困难境地,五脏六腑都被搅翻了。他对这部电视剧并不特别了解。这部电视剧的制作花费了4000多万美元,且没有吸引到一名赞助人。艾格和其他人不得不想到,《通往‘9·11’之路》是一部赔大钱的电视作品。它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本可能会给他们带来赞誉,而不是批评。麦克·梅德沃伊在和克林顿谈论了该电视短剧后,偶然遇见艾格。梅德沃伊形容艾格是“被困在了盒子里。我认为他什么都做不了”。当然也不会取消那个电视短剧。

“鲍勃·艾格不知道这部影片中的道道,”洛杉矶KFI脱口秀节目的保守派主持人约翰·齐格勒说,“他知道的事情仅限于克林顿给他打电话并且说‘噢,天哪……艾格是芭芭拉·史翠珊的朋友’。他和所有这些自由党人成为了朋友,他一定不想惹恼他们……因此,他最后……还是要给克林顿任何他想要的东西。”

这并不全对。艾格没有取消这部电视短剧,而是下令进行了部分但不是全部的剪切——大概有3分钟的长度——以与克林顿和伯格达成和解。

而对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艾格什么都没有做。她所在的镜头中显示的是,巴基斯坦人被警告说美国人将要针对本·拉登向阿富汗境内发射50枚巡航导弹。伯格称这个镜头是“不真实的,是诽谤”,但这却与他自己描述的事件相符。“我们派乔·罗尔斯顿将军……到巴基斯坦。巡航导弹基本进入巴基斯坦领空,距离打击目标还有几分钟时,乔正与……巴基斯坦军方领导人一起用餐。他对巴基斯坦军方领导说,我们在袭击一个阿富汗基地。”伯格说,必须发出一个警告,“因为导弹从巴基斯坦领空飞过,他们可能认为是印度进行袭击。如果我们不给他们一些通知的话,搞不好可能会引发核战争。”

克林顿得到了一些他想要的,但不是全部。有一段总统说“我与那个女人——莱温斯基女士没有性关系”的档案视频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这激怒了前总统,因为他觉得该剧制片人的唯一目的就是描写他精力太分散了,没有全力“反恐”。)其他涉及莱温斯基的部分也被剪切掉了——比如,一段关于克林顿在出庭作证时对“is”这个单词进行定义的视频。

关于桑迪·伯格的一个场景也被剪切掉了。在这个场景中,一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想要实施一次捕捉本·拉登的军事行动,打电话征求伯格的批准,却被他挂断了。诺拉斯特赫承认,这个情节是临时添加的。在现实生活中,伯格从来没有粗鲁地挂断那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电话。“他们从来没有发现本·拉登,”伯格说,“他们报告的事情……经中央情报局确认是不可靠的,因此遭到了否决。”

在克林顿和他的支持者的要求下,ABC还做了其他一些更正:ABC不得不收回之前的声明,告知观众这部电视短剧不是基于“9·11”委员会的报告。同时,ABC还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观众说,他们看到的是文献电视片而不是文献纪录片。

比尔·克林顿和他的支持者对诺拉斯特赫进行了抨击,说他是一名美籍伊朗人,他的父母在伊朗国王下台后离开了伊朗。桑迪·伯格指责诺拉斯特赫是右翼力量的工具。“这部电影,是在一群加利福尼亚州的极端右翼保守分子的手里拼接而成的。大概一年以前,他们就打算制作一部电影来指责克林顿政府。该剧的编剧是拉什·林堡的朋友,与很多右翼团体关系密切。”

许多知名媒体也跟着添油加醋,《纽约客》的简·迈耶称诺拉斯特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者”,是“被伊朗国王免职的顾问”的儿子。莫琳·多德说,诺拉斯特赫是“共和党和林堡的伙伴”。

为了在广播上兜售这部电视短剧,广播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堡称诺拉斯特赫为“一个朋友”。诺拉斯特赫也称他与林堡见过两次。两次会面的时间都很短,且都是由他们共同的朋友乔·苏诺安排的。苏诺是反恐剧《24》的联合创作人兼当时的执行制片人。林堡很喜欢该节目,就在广播中大加谈论。林堡的听力丧失比较严重,苏诺为他特备了该片图文版的先进DVD光盘。诺拉斯特赫看着林堡收下了那张图文DVD,并交给他一张便条。便条中诺拉斯特赫描述了在国际新闻俱乐部里发生的事情。“任何一个进行自我推销或有自尊心的作家,”诺拉斯特赫说,“都试图让拉什·林堡喜欢他们的作品……他有2000万的听众……他对《24》的收视率有着巨大的影响。”

约翰·齐格勒说,林堡称诺拉特斯赫为朋友“决定了这部电视短剧的命运”。

“决定命运”还不是一个很有力的词。学乐集团(Scholastic)作为该剧在纽约的出版商,没过多久就取消了在教师用书中发行该DVD,也不再在课堂放映该片。该DVD在2007年年初就该发行了,现在可能永远也发行不了了。汤姆·基恩说,他猜测握有该DVD销售权的迪士尼公司最终还是会发行它,但“不在希拉里竞选时发行”。诺拉斯特赫抱怨说,ABC没有做任何事情来促使该电视短剧获得“艾米奖”(the Emmys),而且当他在7个小的技术领域获得提名后,他打电话问罗伯特·艾格DVD光盘什么时候能出版时,艾格没有接他的电话。诺拉斯特赫称,有位ABC副总裁告诉他,“如果希拉里不是在参加竞选,它的发行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电视短剧的论战牵涉到前总统,毫无疑问值得报道,但却是那些博客作者们让这场怒气蒸腾的论战愈演愈烈。其中一人说:“出版商只给右翼博客作者们分发DVD光盘而拒绝给其他任何人时,我们才了解了这件事的真相……情况是从我们不能得到光盘时开始演变的。”于是有人问他:“你的意思是你打电话给ABC的出版商,他们问‘你的政治倾向是什么?’”那个人说他不确定。博客作者简·哈姆舍做了相似的联想:“他们让拉什·林堡看了光盘,却不想让比尔·克林顿看,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挑衅。”她说,“他们向大约600名右翼博客作者分发了光盘,然而却不让桑迪·伯格和比尔·克林顿看到。”

诺拉斯特赫回应说,送出去的DVD光盘超过了900张——他说,它们是送给了不同层次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这些光盘送给了比尔·克林顿、桑迪·伯格和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了吗?没有。同样,也没有送给乔治·沃克·布什、迪克·切尼和康迪·赖斯。”

当迪士尼公司召开秘密会议确定是否对该片做任何剪切时,诺拉斯特赫称:“促销人员接到命令,‘不再向外分发光盘’。他们不希望在他们决定剪切什么的时候,未经剪切的版本继续流散出去。也就是在这时,桑迪·伯格、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和比尔·克林顿在媒体上强烈抨击这部他们没有看过的电视剧。他们想要光碟,而迪士尼不再向外发送给任何人。”

诺拉斯特赫打算在近期内控诉——他说他正在和律师商讨采取行动——克林顿的新闻秘书杰伊·卡森。他“打电话给我的雇主”,建议他们重新考虑是否还要雇用我。诺拉斯特赫说,卡森给以前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奥利弗·斯通和派拉蒙电影公司的总裁布拉德·威斯顿打了电话。(虽然现在这个项目看起来搁浅了,但是诺拉斯特赫与斯通曾经联袂合作为派拉蒙公司拍摄过一部名为《碎石机》的电影,该片讲述的是“9·11”恐怖袭击后进入阿富汗的第一批特工追捕本·拉登的故事。)

“克林顿夫妇觉得他们拥有这座城市。”诺拉斯特赫不满地说。他还猛烈抨击博客作者麦克斯·布卢门塔尔——克林顿的朋友兼助手西德尼·布卢门塔尔的儿子——“残酷、笨拙、像麦卡锡那样使用手段”。诺拉斯赫称从奥利弗·斯通那里得到消息说,布卢门塔尔正推行着一个方针,称“一个基督教右翼阴谋集团”已经雇用了诺拉斯特赫,而且“我们蒙骗了ABC,让他们制作了这部电影”。诺拉斯特赫称这些针对他的事情是“政治迫害”,是“限制言论自由”,是“好莱坞黑名单”的再次兴起。(布卢门塔尔坚决否认给斯通和其他任何人打过电话,他说,斯通一定是从他的博客上得到了他的这些讯息。卡森作为希拉里现任的随行新闻秘书,也没有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来回应这项指控。)

诺拉斯特赫声称自己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他在解释这部电视短剧的出处时说,这个想法来自“ABC内部……他们找上我的”。他提到说,他的工作得到过国际笔会的认可,他还编写并执导了在“做秀时刻”频道播放的《里根遇刺的那一天》(奥利弗·斯通担任该剧的执行制片人,理查德·德莱弗斯扮演亚历山大·海格)。他还为“做秀时刻”编写了影片《一万个名叫乔治的黑人》。该片讲述的是“一位非裔美国共产主义者”阿萨·菲利普·兰道夫的故事,他领导了20世纪30年代的普尔曼罢工运动(Pullman strike)。“如果我是右翼理论家,我又为什么要写一部那样的电影呢?”

汤姆·基恩说,他不觉得诺拉斯特赫属于某个特定的政治派别,但是诺拉斯特赫为博客作者们提供了他们可能期待的大批猛料。他的电视短剧在“利伯塔斯”(Libertas)上得到了非常积极的肯定。“利伯塔斯”是一个与保守派的“自由电影节”(Liberty Film Festival)有链接的“右倾”网站。一位“自由电影节”的人士让诺拉斯特赫去联系广播脱口秀主持人齐格勒。8月中上旬时,齐格勒也收到了一份该片的拷贝。“我喜欢它。我认为它太精彩了……那天我在广播上说……‘克林顿是不会允许它播出去的,绝对不会,不是因为它不准确,而是因为它的内容太真实了,克林顿只是不习惯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对待。’”

同样地,诺拉斯特赫接受了《前哨杂志》的采访,霍洛维茨是该杂志的主编,罗伯特·帕特森现在效力的保守人士就是他。当争议到了最激烈状态,人们不清楚ABC是否将枪毙该电视短剧的时候,帕特森在诺拉斯特赫的要求下观看了该剧——在这之前他们并不认识——然后,帕特森给奎因·泰勒打了电话。泰勒是ABC的一名执行官,也就是他在2004年启动了该剧的制作工作并雇用了诺拉斯特赫。帕特森在电话中肯定了这部剧的价值和准确性。

诺拉斯特赫说,从布什政府那边,“我们没有听到一丝抱怨”。对于民主党人来说,这部电视短剧中倾向性的报道恰是他们需要的所有证据。

恐怖主义研究专家史蒂夫·爱默生称诺拉斯特赫的作品“总体上的描述……达到了一部文献电视片所能达到的准确程度”。但他也承认,“不是所有的场景都能与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对接上”。不过他补充说,该剧也确实抓住了克林顿政府“没有站在前沿上打击基地组织”的那部分内容。关于克林顿,他说“他只是没有采取主动”。但爱默生也没觉得乔治·沃克·布什能及格:“实际上,在开始的9个月里他什么也没做。”

这场争议的受害人,除了诺拉斯特赫和他的同事,还有汤姆·基恩。这大大败坏了他品格优秀的好名声。“基恩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桑迪·伯格说,“但是,我觉得他是彻底地被这部短片给愚弄了……哪怕他曾稍微严谨地考虑过他的责任,他就不会让这部电视短剧如此地歪曲‘9·11’委员会的报告了。我觉得他被利用了。”

基恩被描述成一个无党派的政客,他既不同意电影创作人歪曲事实,也不是只拿报酬不管事。根据《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说,布鲁斯·林赛给基恩写信说,他很“震惊”于该剧中新泽西州前州长的角色,说“该剧的内容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你对它的辩护破坏了‘9·11’委员会中两党间的关系,也玷污了你委员会同事们的辛苦工作”。

实际上,基恩说,“我读过剧本。我过去看了一场拍摄。我不时地与编辑谈话并提出一些建议,尽管不是所有的建议都被采纳,但那是一名顾问的常规工作。我没有做最后决定之类的权利”。诺拉斯特赫说有时候他会采纳基恩的建议,有时候“由于编剧或预算的原因”,他没有采纳。

基恩与比尔·克林顿长期的友谊彻底地结束了。基恩说,克林顿对电视短剧的愤怒“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还说他再也没有接到过克林顿的电话,而且“我对此有点惊讶的原因是我们是很久很久的朋友……我希望我们仍然是”。

这个争议有一个更为有趣的地方,那就是很多人看都没看该剧,却在那儿赞美它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或批评它是一项失败的艺术作品。很多人说,他们已经读过围绕着这部电视短剧展开的一些争议,但既然它听起来这么无聊,为什么还要看呢?基恩说,伯格、奥尔布赖特和克林顿都在那儿大声地抱怨,但是“他们谁也没有看过它……我过去常告诉人们:‘你知道,最好还是你看过了之后再和我谈论它。’”

实际上,伯格说他看了第一夜的剧集,没有看第二夜的。“我是从看过的人们那里得到了第二夜的全部报道。”在《洛杉矶时报》专栏版上猛烈抨击该短剧的芭芭拉·波定——2000年10月柏克级驱逐舰柯尔号遭到炸弹袭击时,她是驻也门大使。在该剧中,她被描绘成一个愤怒得歇斯底里并拒绝与美国官员合作的外行女人——她承认说她从没看过该剧。“我有点像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许多人都这样对我说。这样剧中的风格和信息就非常清楚了。”

“这部电视短剧的制作者留下大量误导观众的、不准确的信息,”桑迪·伯格说,“但是,我认为到这部影片放映的时候,我们会有办法让媒体关注该剧,证实该剧是不可信的。”但事实却是有2800万人看过它,第一个晚上它的收视率排在美国橄榄球联盟足球赛之后,但在第二个晚上达到了收视率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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