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FACE
黄仁宇先生可谓是近世纪以来史学界的一大异数，他的“大历史观”“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黄仁宇先生提出的“大历史观”，可以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角度，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黄仁宇的研究显系后者。
在黄仁宇“大历史”的范畴内，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主要的，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做次要。对此，他解释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事情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尤其对于学习历史的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历史应当或不应当如何展开，因为它一经展开就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逆转性，无须人们从主观上加以想象或构造，人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历史何以如是展开。以“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的客观态度，放宽历史的视界，探寻事件的前因后果，正是黄仁宇“大历史观”所提倡的学习方法。
那么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凡有一件重要事件的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印证，就取得它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存在就一定合理吗？这是否又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套路？对此，黄仁宇的解答是：“大历史着重大众的集体智慧、勇敢和道德……目的是勾画一个历史的大纲，着重东西的汇合。”其实“大历史观”强调用较长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一个新的视角，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如何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加以掌握和运用。就像在历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一样，它们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绝不能究其一点而不及其他。
“大历史观”笔下的通史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不同。在注重历史发展逻辑之余，各朝代已不再是可以拿来互相比较的单位，而是前后一贯，具有因果关系。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为其思想核心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走出殿堂，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书斋中的“玩物”。以现代史学大家钱穆先生“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的标准来看，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国民历史性格”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震撼史学界的《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该书最初是用英文写成，但最早出版的却是中文版。1980年其中文版由中华书局在北京出版，其老友廖沫沙特地题笺，印在封面。这部书的英文版是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时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特地在《纽约客》杂志撰写推荐文章。《万历十五年》一书先后两次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历史类好书提名。后来，中国台湾出版人陶希圣先生很欣赏这本书，就由其主持的食货出版社出版了台湾版，并亲自为这本书作书评附于书后。从此，黄仁宇在两岸三地成为知名度颇高的历史学者，文章时有见报，并集结成多本专著，其作品被各方追捧，真可谓是史学界之异数。探究其原因，这恐怕与黄仁宇先生的文风有很大的关系，他的作品，首先建立一个大的历史架构，然后以个人的人生经历（作为国民党下级军官在抗战中对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问题的体会，以及在美国生活多年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认知与反思）对照历史记载，从而发展出一套对中西方历史文化的独特解读。写作格式不拘成例，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历史呈现于读者眼前，因而吸引了广大读者。
尽管黄先生的书受到了读者的追捧，一时洛阳纸贵，然而在学术界黄先生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没能获得一致的肯定。正统的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先生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合于一瞬，总让他们觉得过于冒险，把历史解释得过于简单化了。在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也屡屡提及他撰写的书在美国是如何如何的难以出版，以及他与费正清、亚瑟·莱特等知名汉学家在对中国史解读和撰写方式方面意见是如何如何的相左。实际上，先生半路出家不假，但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明代史，确实是下过苦功的。他曾用两年半的时间，把卷帙浩繁的《明实录》阅读完，并做了详细的笔记，由此可知其用功之勤、功底之扎实。
中国台湾影响颇大的《中国时报》曾组织了一场《与大历史对话——黄仁宇研讨会》，并分别安排了专题演讲与综合座谈会，“业内人士”与“业外人士”各抒己见，互相争鸣，成为史学研讨会的一大奇观。有学者说，随着《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出版，不仅显示出黄氏以财政制度解析社会结构的史家慧识，更蕴涵着黄氏多年苦读全套《明实录》巨帙的心血结晶。那些总喜欢批评黄氏“空疏”的学者，若能早些看到这部明代财政专著，可能亦不会如此“勇敢”。当前的中国史学界，学者们研究的视野愈来愈狭小，出版的作品也愈来愈细屑，历史的价值已经被大量纷繁而琐碎的史料所淹没，史学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黄仁宇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的史学终极目标，高屋建瓴、宏观把握、娓娓道来、孜孜不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