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殒香未消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缁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诗经-郑风-缁衣》）雨湿轻尘隔院香，玉人初著白衣裳。半含惆怅闲看绣，一朵梨花压象床。藕丝衫子柳花裙，空著沈香慢火熏。闲倚屏风笑周昉，枉抛心力画朝云。（唐元稹《白衣裳二首》）卜算子（驿外断桥边）陆游玉殒香未消。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一生酷爱梅花，写有大量歌咏梅花的诗，歌颂梅花傲霜雪，凌寒风，不畏强暴，不羡富贵的高贵品格。陆游诗中所塑造的梅花形象，有诗人自身的影子，正如他的《梅花绝句》里写的：“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这首《卜算子》，也是明写梅花，暗写怀抱。其特点是着重写梅花的精神，而不是单纯从外表形态上去描写。这首《卜算子》以“咏梅”为题，这正和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周敦颐以莲花自喻一样，词人亦是以梅花自喻。陆游曾经称赞梅花“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落梅》）。梅花如此清幽绝俗，出于众花之上，可是如今竟开在郊野的驿站外，破败不堪的“断桥”边，自然是人迹罕至、寂寥荒寒、梅花倍受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这一句可以知道它既不是官府中的梅，也不是名园中的梅，而是一株生长在荒僻郊外的“野梅”。它既得不到应有的护理，更谈不上会有人来欣赏。随着四季的代谢，它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落。它孑然一身，四顾茫然--有谁会在意它呢。“寂寞开无主”这一句，词人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在客观的景物之中，首句是景语，这句已是情语了。
黄昏日落，暮色苍茫，这独立郊外、无人问津的梅花，何以能够承受这凄凉呢？它只有“愁”--而且是“独自愁”，这与上句的“寂寞”相呼应。驿外断桥、暮色、黄昏，本已寂寞愁苦不堪，却又更添凄风冷雨，孤苦之情也就更深一层。“更著”这两个字力重千钧，前三句似是将梅花困苦的处境描写已尽，但第二句“更著风和雨”犹如一记重锤将前面的“极限”打得粉碎。这种愁苦仿佛无人能够承受，至此感情的渲染已达到高潮，然而尽管环境是如此的冷峻，它还是“开”了！它，“万树寒无色，南枝独有花”（道源）；它，“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杨维桢）。上阕四句，都是在描写梅花处境的恶劣、但是只一个“开”字，梅花的倔强、顽强就已不言自明。
春天，百花怒放，争奇斗艳，而梅花却不去“苦争春”，凌寒先发，只有迎春报春的赤诚。梅花并非有意相争，即使“群芳”有嫉妒的心思，那也是它们自己的事情，就让它们去嫉妒吧。在这里，写物与写人，完全交织在了一起。草木无情，花开花落，是自然现象。其中却暗含着词人的不幸遭遇，同时也对那些苟且偷安者的无耻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说“争春”，是暗喻人事，因为“妒”是草木所不能有的。这两句表现出陆游性格的孤高，决不与争宠邀媚、阿谀逢迎之徒为伍的品格和不畏谗毁、坚贞自守的崚嶒傲骨。
最后几句，把梅花的“独标高格”，又推进了一层：“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前句承上阕的寂寞无主、黄昏日落、风雨交侵等凄惨的境遇。这句七个字却有四次顿挫，梅花不堪雨骤风狂的摧残，纷纷凋落了。落花委地，与泥水混杂，难以分辨何者是花，何者是泥。从“碾”字，显示出摧残者的无情，被摧残者的凄惨境遇，这是第三层。结果呢，梅花被摧残、被践踏而化作了灰尘。梅花的命运是如此悲惨，简直不堪入目令人不敢去想像。读者已经融入了词作所透露出的情感之中。但是词人的目的决不是仅仅为了写梅花的悲惨遭遇，引起人们的同情，这些仍然只是铺垫，是蓄势，是为了把下句的词意推上最高峰。虽说梅花凋落了，被践踏成泥土了，被碾成尘灰了，但它依然香如故，仍然不屈服于寂寞无主、风雨交侵的处境，只是尽自己所能，一丝一毫也不会改变。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
驿：驿站。
更著：又加上。
一任：任凭，不在乎。
群芳：普通的花卉，此处喻指政界中的群小。
碾：轧碎。
驿站外的断桥边，一株梅花寂寞地开放。已是黄昏时刻，她独自愁思，还有风雨摧残。她的花开在百花竞放之前，并非是有意苦苦地争夺报告春光到来的消息，听凭着群芳心生嫉妒。即使零落成泥，清香却依然如故。
诗人笔下的梅花古往今来咏花的诗词歌赋，以梅为题材的最多，或者是赞叹梅花风韵独胜，或者是赞叹梅花神形俱清，或者是赞叹梅花标格秀雅，或者是赞叹梅花节操凝重。南朝宋人陆凯在《赠范晔》诗中，以梅花作为传达友情的信物，别具一格：“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唐人的咏梅诗，除了写闺怨、传友情、寄托身世之外，出现了虽以模拟物象为主，但却含有美好意蕴的佳作。咏梅的作品到了宋代以后，借梅传友情抒闺怨的逐渐减少，而写梅花意象之美，赞梅花标格之贞的则日渐增多。
宋人喜欢梅花蔚然成风，并且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植梅、赏梅、画梅、写梅的趣闻佳话。众所周知的有那位卜居西湖的林和靖处士，他的一联“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有如石破天惊，为两宋以来的诗坛所倾倒，成了遗响千古的梅花绝唱，以致于“疏影”、“暗香”二词还成了后人填写梅词的调名。南宋诗人王十朋甚至断言：“暗香和月入佳句，压尽千古无侍才。”何以反响如此之大呢？盖因以“疏影”、“暗香”写梅，形神兼备，曲尽梅之风姿；又以水、月陪衬，更能凸显梅花耐孤寂寒冷，不趋时附势的高贵品格。“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陆游的这句名诗，可视为宋人爱梅心态的生动写照。在这股强大的热潮推动下，宋代的诗人词客大多有多首梅花诗词存世。如陈亮有梅词9首，苏轼有梅诗50余首，更有那位堪称“咏梅专业户”的张道洽，一生写梅诗300多首，且“篇有意，句有韵”（元代诗人方回赞语），被传为咏梅史上的佳话。据载，南宋初有个叫黄大舆的，搜集诸咏家梅词400多阙，辑为《梅苑》词集，可见当时文人咏梅风气之盛。而建炎以后，词家填写的梅词就更多了。
咏家蜂起，名流加盟，诗词并茂，量多质好，可以视为两宋咏梅热中的一大亮点。从更深的层次看，一种时代风尚的形成，总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唐代人喜欢牡丹，而宋代人则偏爱梅花，看似只是时尚的差异，其实所折射出来的是唐代的辉煌与宋代的贫弱。盛唐时期的中国，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富民安，因此象征着华美富贵的牡丹便走进了人们的审美视野，从而催生出“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诗句）的时尚盛况来。与唐代相比，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开国伊始就处在外强的凌辱之下，南迁以后，更是江河日下，风雨飘摇。于是，长期生活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内心敏感脆弱的文化人，便对坚贞不屈、孤傲自洁的梅花产生了日趋浓烈的钦佩感，把她视为抒怀咏志的最佳对象。如果说生活在南宋中前期的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人，他们以梅花的标格来比拟自己，意在表现抗金图存的爱国之志的话；那么到了南宋末年在宋亡已成定局的情势下，很多正直文人的咏梅之作，则是在表达他们学习梅花洁身自好，宁可当亡宋遗民也不愿意委身事元的悲苦无奈的心态。正因为有这样动荡变化的社会背景，宋代文人才生发出了化不开的梅花情结。
别时容易见时难
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元王冕《墨梅》）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宋王安石《梅花》）薄幸（淡妆多态）贺铸别时容易见时难。
“薄幸”作为词调名，始见于贺铸的这首词，此后历代词评家都很重视这首词，把它看作此词调的正格；作为一个词语，“薄幸”本有“薄情”、“负心”的意思，多用来指一些见异思迁、薄情寡义的负心男子。然而这却是一首怀念昔日情人的词。词的上片写男主人公与情人相识，相爱和相恋的经过，下片写离别后男主公的相思之苦。全篇既热烈奔放，又缠绵悱恻，前欢与今愁，铺叙详尽，情致婉曲，且融景入情，秾丽之极，读来令人叹惋。
上片写与女子一见钟情并终偕鸾凤的经过，在叙事中抒情。起首二句写伊人虽淡妆亦多姿，初次见面，她用那双明亮的双眸频频回首相见，可见这两点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郎有情，妾有意，于是“便认得琴心先许，欲绾合欢双带。”这两句暗用司马相如，卓文君之典，说明二人己目成心许。“记画堂”句，正面描写了欢会时伊人轻颦浅笑的娇媚之态。接着“向睡鸭炉边”以下三句写欢会的地点，在睡鸭形的熏炉边，在绘有翔鸾花纹的屏风内，他们双双好合了。此处写热恋用笔浓丽而直接，用“逢迎”“浅笑”“娇无奈”，以及“向睡鸭炉边，翔鸳屏里”等语词，生动细致地勾勒出了热恋中青年男女的行为、动作和神态。笔势也一气而下，忧伤失望之情也达到高潮。
过片承上写自从那次欢爱后再也无法见到佳人的苦闷与忧伤，同时又开启下文，说除了灯节之外，还有踏青节和挑菜节可以重温旧梦，但“过了”“不见”又点出：实际上，这两次都未见到伊人的踪影。“几回凭双燕”以下三句，用典，写男主人公几次设法与对方联系，但都障碍重重，音信难通。接下来迸出一句“约何时再，正春浓酒困，人闲昼永无聊赖。”“约何时再”，欲约佳期何时再逢呵！纯然是虚呼空望。“春浓酒困”、“人闲昼永”春日良辰美景无心赏，借酒浇愁，困乏闲散，昼无聊，所以无情无义地昏睡起来，待到他一觉醒来时，日影仍在花梢之上，结尾写他相思之情的焦灼、怨愤和无奈。全词以景收束，欲收含蓄之致，然难掩全篇的热烈、坦白。
这首词虽名为“薄幸”，而内容却是描写一个热情赤诚的青年男子和一位女子相识，相爱以及离别后不得见面的刻骨铭心的相思，读来既热烈奔放，又缠绵悱恻。此词写人、写事、写情、均层层深入，一泻无余，细腻婉转。全词熔情入景，故淡远；熔景入情，故秾丽。于言情中布景，景即是情，情则愈加浓烈，这种高超的艺术手法，对于词人抒写从恋爱的狂欢到离别相思的辛酸这一情感历程，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淡妆多态，更的的、频回眄睐。
便认得琴心先许，欲绾合欢双带。
记画堂、风月逢迎，轻颦浅笑娇无奈。
向睡鸭炉边，翔鸳屏里，羞把香罗暗解。
自过了烧灯后，都不见踏青挑菜。
几回凭双燕，丁宁深意，往来却恨重帘碍。
约何时再，正春浓酒困，人闲昼永无聊赖。
恹恹睡起，犹有花梢日在。
的的：形容眼波不时注视的样子。
睐：斜望。
琴心：以琴声达意。
绾：盘结。
合欢带：与“同心结”同意。
烧灯：指元宵节。
她素妆的容颜，却更显得风情无限。那双明如秋波般的眼神，又频频向我传情。从她的琴声中我听出了一片情意，知道她对我心动，想要和我共结连理。记得那次来到画堂，和风明月知我心意。她深情地微皱蛾眉，浅露笑靥，那娇柔可人的情态，真让人无法忘怀。我们双双来到睡鸭形的香炉旁，屏风上画着双宿双飞的鸳鸯。在这情意绵绵的帷帐里，她娇羞地偷偷解开罗裳。自从那次相聚之后，我再也没见到她的倩影。元宵灯节，踏青的女子中，我苦苦寻觅，却找不到她。我多少次要请双燕传信，嘱咐它们送去我的一片相思。然而反反得得杳无音讯，因有帘幕一层又一层，我的心潮无法平静。不知何时再次相约欢会，重圆一场春梦。但如今是虽是酒暖春浓，我却一个人孤单寂寞，只恨这春日太长。
文人与酒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文人与酒有着不解之缘。中国古典诗词中关于友情、送别与感怀这一类的作品最多，因此诗中经常流淌着两种液体，一种是眼泪，另一种就是酒。对于文人来说，酒和女人一样，都是好东西：失意的时候饮酒，是为了麻醉自己；高兴的时候饮酒，是为了更加兴奋；邀朋会友的时候饮酒，是为了畅叙友情；酝酿创作的时候饮酒，是为了汪洋恣肆，神采飞扬。酒和文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他们的饮酒佳话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别具特色的一页。可以说，中国源远流长、经久不衰的酒文化如果没有文人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文人与酒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的曹操。从“温酒斩华雄”到“青梅煮酒”，一代枭雄曹孟德都跟酒扯上了不小的干系。曹操是奢侈的，有事没事都喜欢大摆酒宴。身为丞相的他，一生中不知道喝光了多少粮食。他南征北战，戎马生涯，但自己也常常是“对酒当歌”。《短歌行》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名句似乎给酒的作用定了性，然而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则给了曹操一个否定。
西晋时被称为“中国头号大酒鬼”的刘伶。他自称“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可见酒量大得吓人。他在当建威参军这个不大也不小的官时，常常坐着马车，拎着一大壶酒，让人拿着铁锹跟在后面，说：“我如果喝死了，在哪喝死的就埋在哪。”不过刘伶并没有喝死，而且既没有喝成肝硬化，又没有酒精中毒，倒是喝出不少让人发笑的故事。据说，刘伶有一个毛病，就是喝醉后总要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当然是在自己屋里，但是这在当时也是有伤大雅的行为。刘伶身为“竹林七贤”之一，又写过一首《酒德颂》，可他不但不贤德，反而很疯颠，活像一个老顽童。
同属“竹林七贤”的阮籍也十分了得。阮籍生活在魏晋政权交替之际，一方面对曹魏集团的骄奢腐败深为失望，另一方面又不肯依附伪善阴险的司马集团，内心充满矛盾。他时常驾车出游，随意而行，走到路的尽头，就痛哭而返；在家则借酒避祸，远离是非。据说醉酒时间最长的一次竟达六十多天，让后人望尘莫及。其实他在半醉半醒之间，心情痛苦不堪。
东晋的陶渊明虽然官运不亨通，只作过80多天彭泽令，但当官时，衙门有公田，他下令悉种粳以为酒料，连吃饭的大事都忘记了，还是他夫人力争，才分出一半公田种稻。后来他“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弃官归田，飘然而去，便赋《归去来兮辞》。当他回到四壁萧然的老家，最初使他感到欣喜的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弃官就无禄，喝酒就成了大问题，怎么办？在《五柳先生传》中写到“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看来为了酒，也就顾不得面子。值得一提的是，他还饶有兴致地写下一组以“饮酒”命名的诗作，最有名要数第五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佳句。回归田园后的陶渊明自食其力，虽生活艰辛，却活得坦荡自在，这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酒可以刺激神经，产生灵感，唤起联想。二十多岁即位列“初唐四杰”之冠的王勃，据说在写《滕王阁》七言古诗和《滕王阁序》时，先磨墨数升，继而酣饮，然后拉起被子覆面而睡，醒来后抓起笔一挥而就，一字不易。翻开中国艺术史，可以看到，许多艺术家也把酒作为情感宣泄的媒介和艺术灵感的催化剂。唐代书法家张旭“每嗜酒大醉，呼叫奔走”，甚至“以头濡墨而书，既醒目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因此被称为“张癫”。他喝醉后留下的书法墨迹如《古诗四帖》，确实如疾风迅雷，满纸云烟，成为草书的艺术精品。
唐朝许多大文人都是嗜酒者，首推“诗酒两仙”的李白。李白一生热爱自然，向往自由，放浪形骸，桀骜不驯，成为盛唐气象的主要代表。关于他的酒量，李白自己有诗为证：“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也许有人说这是艺术的夸张，那么请看，他的好友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写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何等的豪气和洒脱！据说李白当年奉诏为玄宗写清平调时，就是在烂醉之下用水泼醒后完成的。李白有追求功名的理想，但他又不肯摧眉折腰，使他无法立足政坛，因此便浪迹四方，痛饮狂歌，在诗酒豪兴中抒发自己的理想、爱憎、愤懑和忧思。游洞庭时写下“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在金陵时写下“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酒肆留别》），而被流放到夜郎时写下“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共杯酒”（《流夜郎赠辛判官》）。可见对李白来说，最能激发生命豪情的就是酒，酒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最有名的两首古体诗《将进酒》和《月下独酌》几乎字字都含酒味，如“人生得意须纵酒，莫使金樽空对月”，“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人远大的抱负无法施展，只好借酒销愁，前一首豪情万丈，后一首则孤独难遣。郭沫若生前曾做过统计，李白流传下来的1500首诗作中，有170首写到饮酒，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把李白所有写酒的诗拿去压榨，也许可以榨出半壶高粱酒来。
“诗仙”李白是豪放之人，那么“诗圣”杜甫应是儒雅之士了，但他对酒的亲近也毫不逊色。“安史之乱”中，当听到朝廷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时，杜甫欣喜若狂地写下“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当住在成都草堂时，杜甫生活清贫而安定，有朋自远方来，光临寒舍，他坦诚相告地写下“盘飧市远无兼味，尊酒家贫只旧醅”（《客至》）；而当离开草堂，沿长江顺流而下，客居夔州，登高望远，杜甫忍不住老泪纵横地写下“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三次写酒，大喜大悲。还是郭沫若做过统计，杜甫传世的1400首诗中，有300首写到饮酒，竟然比李白还多一百多首。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杜甫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他喝下去一半是酒，另一半是泪，人生感触尽在不言中。
唐代的著名诗人白居易同样也是一位大酒徒。他的一生不仅以狂饮著称，而且也以善酿出名。他为官时，分出相当一部分精力去研究酒的酿造。酒的好坏，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看水质如何，但配方不同，亦可使“浊水”产生优质酒。白居易就是这样。他上任一年自惭毫无政绩，却为能酿出美酒而沾沾自喜。在酿造的过程中，他不是发号施令，而是亲自参加实践。他有两首写饮酒的诗作广为人知，《琵琶行》中“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而同样是友情，《问刘十九》这样写：“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前者凄惨，后者温馨。
宋代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时代，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科学和文化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酒的滋味也被文人们“品”到了极致。
文章中写到酒，往往更加深沉。范仲淹在驻守边关的时候，曾有过“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渔家傲》）的惆怅，也曾有过“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苏幕遮》）的悲楚。而他虽屡遭贬谪，却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岳阳楼上把酒临风，唱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并因此而流芳千古！
欧阳修是妇孺皆知的醉翁。他那篇著名的《醉翁亭记》，从头到尾一直“也”下去，贯穿其中的就是一股酒气。无酒不成文，无酒不成了乐。天乐地乐，山乐水乐，皆因为有酒。他自称“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于文”，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使天下真嗜酒者为之倾倒苏东坡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酒徒。“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定风波》），“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临江仙夜归临皋》）等等，而更令人神往则是在《前赤壁赋》中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苏东坡和友人夜游赤壁，雅兴甚浓，对明月诵诗，邀清风下酒，我们从他嗜酒如命和风度潇洒的神态，可以寻到天才的浪漫诗人李白的影子。他的诗，他的词，他的散文都迷漫着浓浓的酒味。有人从《东坡乐府》查了一下，其中竟有一半作品和饮酒有关！这足以说明酒和诗人的关系是多么密切！正如李白的作品一样，假如抽去酒的成分，色香味都会为之锐减。
苏东坡、辛弃疾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东坡“把酒问青天”，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佳话。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抒发“沙场秋点兵”（都出自《破阵子》）的豪气；“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哪得工夫”（《西江月》），又透露出一种玩世的调侃。
男人如此，女人呢？请看女词人李清照的诗词。当她作为少妇独守空闺寂寞难耐时是“昨夜风疏雨骤，浓睡不消残酒”“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都出自《如梦令》），“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南渡以后，身世坎坷、国愁家恨集于一身的李清照更是经常“三杯两盏淡酒”（《声声慢》），在凄风苦雨中追忆温馨的往事。
人们在探讨文人与酒的关系时，总认为文人之所以嗜酒，不是这些文人们不得志，就是心中有什么难以排解的忧愁，而且还会举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曹操等一大堆例子。的确，历史上不乏借酒浇愁的文人，但不是所有喝酒的文人都有愁，也不是所有的有愁人都喝酒。酒与文人的关系远不是那么简单的。一部文学史，上下五千年，不会喝酒的文人实在少见，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能喝酒就不是文人。因为，酒的特殊功能的确有助于文人们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想象，激发他们的激情和灵感。
英名常在，物是人非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唐李商隐《无题》）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睡里消魂无说处，觉来惆怅消魂误。欲尽此情书尺素，浮雁沉鱼，终了无凭据。却倚缓弦歌别绪，断肠移破秦筝柱。（宋晏几道《蝶恋花》）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英名常在，物是人非。
这首词题为“京口北固亭怀古”，是《稼轩词》中著名的爱国篇章之一。词作先写词人抗敌救国的雄图大志。再写词人对恢复大业的深谋远虑和为国效劳的忠心。
词的上片追念在京口建立功业的孙权、刘裕。孙权以区区江东之地，抗衡曹魏，开疆拓土，造成了三国鼎峙的局面。尽管斗转星移，沧桑变幻，舞榭歌台，遗迹沦湮，然而他的英雄业绩则是和千古江山相辉映的。刘裕生在贫寒之家，后来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逐渐壮大起来。以京口为基地，削平了内乱，取代了东晋政权。他曾两度挥师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故土。这些振奋人心的历史事实，被形象地概括为“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英雄人物留给后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因而“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传说中刘裕的故居遗迹，还能引起人们的瞻慕追怀。在这里，词人抒发的是思古之幽情，写的是现实的感慨。无论是孙权或刘裕，都是从战争中开创了基业，建国东南的。这和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于江左，忍气吞声的懦怯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下片“元嘉草草，封狼居胥”几句也是用历史事实来借古喻今。“元嘉”是南朝宋文帝的年号。宋文帝刘义隆是刘裕的儿子。他非但未能继承父业，而且还好大喜功，听信王玄谟的北伐之策，打了一场无准备之仗，结果是一败涂地。封狼居胥是用汉朝霍去病战胜匈奴，在狼居胥山（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举行祭天大礼的故事。宋文帝听了王玄谟的话，对臣下说：“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辛弃疾用宋文帝“草草”（草率的意思）北伐终于惨败的历史事实，来作为对当时伐金须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草率从事的深切鉴戒。“仓皇北顾”，是看到北方追来的敌人张皇失色的意思，宋文帝战败时有“北顾涕交流”的诗句。韩侂胄于开禧二年北伐战败，次年被诛，正中了辛弃疾的“赢得仓皇北顾”的预言。
“四十三年”三句，由今忆昔，有屈赋的“美人迟暮”的感慨。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率众南归，至开禧元年在京口任上写下了这首《永遇乐》词，正好是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两句，是说在京口北固亭北望，记得四十三年前自己正在战火弥漫的扬州以北地区参加抗金斗争。（“路”是宋朝的行政区域名，扬州属淮南东路。）后来渡淮南归，原想凭借国力，恢复中原，然而南宋朝廷却昏聩无能，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如今过了四十三年，自己已成了老人，而壮志依然难酬。辛弃疾追思往事，不胜身世之感！
“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两句用意是什么呢？佛狸祠在长江北岸今江苏六合县东南的瓜步山上。永嘉二十七年，元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时，曾在瓜步山上建行宫，后来成为一座庙宇。拓跋焘小字佛狸，当时流传有“虏马饮江水，佛狸明年死”的童谣，所以民间把它叫做佛狸祠。这座庙宇，南宋时仍在。其实这里的“神鸦社鼓”，也就是东坡《浣溪沙》词里所描绘的“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的情景，是一幅迎神赛会的生活场景。辛弃疾在词里摄取佛狸祠这一特写镜头，则是有其深刻寓意；它和上文的“烽火扬州”有着内在的联系，都是从“可堪回首”这句话里生发出来的。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动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四十三年过去了，当年扬州一带烽火漫天，瓜步山也留下了南侵者的足迹，这一切记忆犹新，而今佛狸祠下却是神鸦社鼓，一片安宁祥和的景象，全无战斗气氛。辛弃疾感到不堪回首的是，隆兴和议以来，朝廷苟且偷安，放弃了多少北伐抗金的好时机，使得自己南归四十多年，而恢复中原的壮志无从实现。在这里，深沉的时代悲哀和个人身世的感慨交织在一起。
辛弃疾对韩侂胄的这次北伐是赞成的，但是他认为必须做好准备工作；而准备是否充分，关键在于举措是否得宜，在于任用什么样的人主持其事。他曾向朝廷建议，应当把用兵大计委托给元老重臣，暗示以此自任，准备以垂暮之年，挑起这副重担；然而事情并不像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于是他就发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慨叹，词意转入了最后一层。
只要读过《史记-廉颇列传》的人，都会很自然地把“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马”的老将廉颇，和“精神此老健如虎，红颊白须双眼青”（刘过《呈稼轩》诗中语）的辛弃疾联系起来，感到他借古人来作为自己的写照，形象是多么饱满、鲜明，比拟是多么贴切、逼真！不仅如此，稼轩用这一典故还有更深刻的用意，那这就是他把个人的政治遭遇放在当时宋金民族矛盾、以及南宋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的焦点上来抒写自己的感慨，赋予词中的形象以更丰富的内涵，从而深化了词的主题。这可以从下列两方面来体会。
首先，廉颇在赵国，不仅是一位“以勇气闻于诸侯”的猛将，而且在秦赵长期相持的斗争中，他是一位能攻能守，猛勇而不孟浪，持重而不畏缩，为秦国所惧服的老臣宿将。赵王之所以“思复得廉颇”，也是因为“数困于秦兵”，谋求抗击强秦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因而廉颇的用舍行藏，关系到赵秦抗争的局势、赵国国运的兴衰，而不仅仅是廉颇个人的沉浮得失问题。其次，廉颇此次之所以终于没有被赵王起用，则是由于他的仇人郭开搞阴谋诡计，蒙蔽了赵王。廉颇个人的遭遇，正反映了当时赵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从这一故事所揭示的历史意义，结合词人四十三年来的身世遭遇，特别是从不久后他又被韩侂胄一脚踢开，落职南归时所发出的“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瑞鹧鸪-乙丑奉祠舟次馀杭作》）的慨叹，再回过头来体会他作此词时的处境和心情，就会更深刻地理解他的忧愤之深了，也会惊叹于他用典的出神入化了。
辛弃疾词的创作方法，有一点和他以前的词人有明显的不同，那就是运用大量的历史典故。如这首词就用了这许多历史故事。有人因此说他的词缺点是喜欢“掉书袋”。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其所著的《桯史》中说“用事多”是这首词的毛病，这是不恰当的批评。我们应该作具体的分析：辛弃疾原来有许多词确实是过度运用典故，但是这首词却并非如此。它所用的故事，除了最后的廉颇一事以外，都是有关镇江的史实，眼前的风光，是“京口怀古”这个题目所应有的内容，和一般辞章家的用典故不同。况且他用的这些故事，都和这首词的思想感情紧密相联，就艺术手法来说，环绕作品的思想内容而使用许多史事，以加强作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这在宋词里是不多见的，这正是这首词的长处。杨慎《词品》说辛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永遇乐》为第一。这是一句颇有见地的评语。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永遇乐：此调又名《消息》。上下阕，一百四字，有平韵、仄韵两体。平韵体始见于柳永《乐章集》，仄韵体则是南宋陈允平所创制。
京口：今江苏镇江。晋蔡谟筑楼北固山上，称北固亭。
孙仲谋：孙权，字仲谋。建安十三年（208）孙权迁都京口。“舞榭歌台”指孙权的故宫。
寄奴：宋武帝刘裕小字寄奴，生于京口，家境贫穷，故云“寻常巷陌”。
想当年：指义熙十二年（416）刘裕督军北伐后秦，收复洛阳、长安。
元嘉草草：元嘉二十七年（450），宋文帝刘义隆命王玄谟北伐，为后魏击败。
封：筑台祭天。汉霍去病追击匈奴至内蒙西北之狼居胥山，封山而还。刘义隆尝听王玄谟谈论北伐，感到“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北顾涕交流”，则是他于兵败滑台后写的诗。
四十三年：开禧元年（1205）辛弃疾出守京口，上距绍兴三十二年率众南归，前后四十三年。佛狸祠在今江苏六合瓜步山上。佛狸为北魏太武帝跖跋焘小字。元嘉二十七年，他追击宋军至长江北岸的瓜步。
廉颇：廉颇是战国时赵国名将，被谗入魏。赵王有意起用，遣使问讯。廉颇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马，以示能战。使者回来谎报赵王说：“与臣坐，顷之三遗矢（多次拉屎）矣。”赵王以为老，遂罢。否：音读如“釜”。
大好江山永久地存在着，但是却无处去找孙权那样的英雄了。当年的歌舞楼台，繁华景象，英雄业迹都被历史的风雨吹打而随时光流逝了。如今，夕阳照着那草木杂乱、偏僻荒凉的普通街巷，人们说这就是当年寄奴曾经住过的地方。回想起当年，刘裕率兵北伐，兵多将广，武器精良，气势好象猛虎一样，把盘踞中原的敌人一下子都赶回北方去了。
南朝宋文帝（刘裕的儿子）在元嘉年间也曾经兴兵北伐，想要再建立封狼居胥山那样伟大的功业，但是由于草率从事，结果只落得自己兵败，北望追兵仓皇而逃。四十三年过去了，现在再向北遥望，还记得当年扬州一带遍地烽火。往事真是不堪回想，后魏皇帝佛狸的庙前，香烟缭绕，神鸦的叫声和社日的鼓声不绝于耳！谁还来问：廉颇老了，饭量还好吗？
文人掉书袋考“掉书袋”一词，所来有自。虽为俗语，却含义精道，指事雅俊。专门指文人在说话撰文的时候，喜好征引和借助古书，以此显示自已知识渊博。“掉书袋”早期的实践者，一个是南唐仕人彭利用，一个是南宋词家辛弃疾。彭先人读的史书太多了，记忆也太好了，以至于居家过日子，和家人拉家常的时候也是子曰诗云，引经据典，微言大义均有出处。意犹不及的地方，自然免不了断章破句、截文取义，弄得一家老小非常不舒服。
彭先人掉书袋的功夫，在于“口掉”，口若悬河，间不容发！“笔掉”呢，当然要数大词人辛弃疾了。稼轩笔掉的功夫，入词融境，也就是能在韵辙整肃的诗词里将书袋灵活的契入，而且能够做到雁影无痕，功夫炉火纯青。《永遇乐》更是通篇用典了：“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一曲赏罢，专家们拊掌称赞：稼轩用典，自然天成！由此，我们可以将掉书袋归纳为以下几条：一是“掉书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古来就有，且“掉”风甚盛；二是“掉书袋”作为写文章的一种方法手段，有着高迈低微之分；三是“掉书袋”作为汉语词条，其属归应为中性，即掉得好，是博学多才；而掉不好，则成了显摆卖弄。“掉”字本身是无所谓好与不好的。
应当说，大凡读书人都明白“掉书袋”不过是“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顾亭林），可为什么老有人热衷于这等雕虫小技呢？墨西哥诗人雷耶斯回答得很精辟：“一些人主动接受权威，以求减轻自己的负担，接受权威最终成了主要解决方式。”当你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在思维和文字领域艰辛地开拓时，就只能靠批发他人的文字，经营文字“杂货店”。
虽说“掉书袋”一直为人所诟所讥，但它偏偏能扎根文坛。科举时代“我注六经”的八股文甚至成为一种官方行为。仅仅是蒙点虚名、冒点酸水倒也罢了，更可笑的是还有靠“掉书袋”谋官图权的。《资治通鉴》载：有一卖饼的无赖叫侯思止，因告密被擢为将军，但他还嫌官小，求武则天将自己升为御史。武则天说：“卿不识字，岂堪御史。”他立马“掉”一“书袋”：“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獬豸是传说中的一种异兽，在见人争执时总是用角顶坏人。女皇一高兴便封了他个御史。
通常说来，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化长河渊远流长，虽然经历了历代的文化浩劫，时间的消磨，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藏书仍然得以亿兆的“袋”计--书袋的多而大，幽而深，如古井，如湖海“中华汉字，本身就是一个特号大书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语）因此，凡是有点文化的人，一不留神，就会掉进去。掉书袋，从宏观上看，是一种自发性的文化传承现象，是文人无行而有术的一种势力表演，最精彩的部分都在幕后，最浅陋的部分显出深刻；掉书袋，表面上是关注历史，其实内里是注重未来，它将千古历史、悠悠文化很潇洒地移花接木到今天的现实之中。
现代的知识学问，大部分是通过书籍来传播的。如茨威格所说的：“所谓文化，没有书籍也就无从存在了。”较之远古的竹简龟板，我们真可算是在书海中遨游了。如果说从前“掉书袋”还要四下去找去抄的话，那么在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每个人则都是被“书袋”包围着。这让人想起了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发言：“叙述冒险的时代已经过去，冒险的叙述时代即将开始。”确实，当一种又一种的形式，一批又一批的典故，一个又一个的词汇都已被前人甚至今人使用过时，你每每提笔，不都是在“冒险的叙述”吗？冒着沾他人余沫之险，冒着陷入老路旧辙之险……当然，也在冒“掉书袋”之险。
不过凡事“在所自处耳”。对“要想而想不到，欲说而说不出的东西”，周作人往往是以读书笔记的形式，通篇摘抄引用古书，但加上自己的开头结尾，以及引文与引文之间的连缀点染，使之极萧寥闲远之致，可谓是一种创造。他说：“模仿是奴隶，影响却是可以的。”其实，许多大师都是“熔百家而了无痕”的用典借词高手。“子美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历”，留下令我们高山仰止的文学瑰宝。 “但肯寻诗就是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天下可写的东西实在很多，何必去“掉书袋”让人笑话呢？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刘禹锡《乌衣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宋苏轼《赤壁怀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