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

1953年1月16日

蒋公约我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

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

“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 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

他说，这一届国大可以两次选“总统”吗？我说，当然可以。此届国大 ，召集是民卅七年三月廿九日。“总统”任期到明年（民四三年）五月廿日为满任，二月廿日必须选出“总统”与“副总统”，故正在此第一届国大任期之中。

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

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

1953年1月17日

昨夜料理行装，今早继续理完。

午后一点到飞机场，送行者有百人左右。王亮畴、陈辞修、张道藩、王雪艇、蒋经国……都来送。

杨秘书日旭竟至大哭。我也很有惜别之感。

我十一月十九到台北，共住了六十日。

两点起飞。

晚上到东京。董显光大使 来接。接的朋友很多，有张伯谨公使 等。

在台北送胡适

夏简

有一个播种的，出去播种，播的时候，种子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路加福音：第八章）

一

一月十七日，台北微雨，松山机场上从早到午，陆续挤满了一群人，他们是不期而遇地来，送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书生。这个书生，便是为民主自由奋斗了四十年，到处散播着“自由”种子的胡适之先生。

送行的场面，没有乐队、没有敬礼、没有铺张的场面，有的仅有亲切的握手，轻松的笑声，真诚的眼泪和无限依依之情。这种情形，不是一架摄影机和一支秃笔所能描绘它，须要一只名画家的笔来描摹当时的神情；或是借一支诗人的笔，来吐出送行者与被送者间的纯挚感情，因为这场面太生动，太耐人寻味。

机场上树起了两面大红条幅，“欢送适之先生赴美”的白字，激荡着每一个送行者的心，因为再过五十分、四十分、三十分、十分、五分，这一代学人，飞向遥遥的远方。

二

这位两鬓斑白的老人，在七八百人包围的人丛中挤来挤去，碰到一个不识姓名的大学生，亲密地握手；和教授们做同样的招呼，遇到钱校长公馆守门的工友，也同样地招呼；那种恢弘的风度和平易近人的举止，适足以表现他的光明磊落。

他在机场的人丛中，大约往复地挤了十多次，当他看到挂有大红条幅的欢迎他的文句时，连连地喊道：“真是多余！真是多余！”傅斯年的太太俞大彩，在机场的一角上偷偷地掏出手绢擦眼泪。陪伴他整整两个月的秘书杨日旭，在他踏上机梯时，竟泣不成声。

“啊，两个月来您跟我太辛苦了，是的，您快结婚了，我告诉他们替我送一份礼物给您。”胡适告诉杨日旭。

“先生……”杨日旭只答出了两个字，接下去便没有声音，而是泪像泉水般的涌出来。（注：杨日旭系省教育厅督学，陈雪屏厅长特派赴钱公馆，任胡之临时秘书）

三

十多名新闻记者，挤在老人的身边，请他发表返国后的感想。他拱拱手后开始发言了：“我因为行色匆匆，未能向每一个人辞行，感到十分抱歉。”

……

“好了，让我借大家的笔，向祖国的友人告别。”

四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蒋经国先生从人丛中挤了出来，和适之先生亲切地握手。“我代表父亲给你送行。”蒋说。“我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胡答。

经国先生垂手立在胡先生身边，以父执辈礼敬胡。

“昨晚上在官邸谈得很痛快，我看到了你的孩子蛮聪明的。”

一群摄影记者围了上来，将这一段情趣摄入镜头。陈诚院长和张道藩院长，重又挤入人丛中，和胡握手。胡连连地喊道：“两位院长，不敢当，不敢当。”白了头的王世杰博士和王宠惠博士，还有民社党的主席徐传霖，这三位老人也在人群里打转转。……

1953年1月18日

与张伯谨、王信忠去走书店，仅走了“汤岛圣堂”（孔庙）的一处，买了一些书。

董大使中午约吃中国饭。

晚上大使为我约了一大桌客，有日本人。其中有最高法院长田中耕太郎、前田、松方、盐谷温诸人。

1953年1月19日

与王信忠走书店，仅到山东一家，买了一些书。

下午东方文化学会等三个团体欢迎的茶会。前田主席，仓石说话，我也说了半点钟的话，松方翻译。

1953年1月20日

上午见客。

中午到乡间赴马延喜先生的午餐。

席上有大陆问题研究所所长土居明夫（东京都新宿区，若松町102番）谈话很有见解。他这研究所里有许多旧军人，多系对中俄问题有研究的。

饭后，马家小姐与少奶奶，同一位客人蒋（？）小姐奏乐唱歌。唱的是赵元任谱的我的《上山》与《也是微明》。

下午去看国会图书馆，馆长金森先生带我去参观。馆中有五十万册书。

又去看东洋文库，即是以莫里森图书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东亚书库。没有受损失。

又去玉川，看静嘉堂文库，即是以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作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国珍本书的书库。也没有受损失。馆长诸桥辙次，已老了，双目近于失明，还殷勤招待。

晚上赴改造社晚餐谈话，社长名原，发问者为上原博士，谈的是世界文化问题。

1953年1月21日

上午与董大使去拜客，拜了副相绪方竹虎与外相冈崎胜男。

中午在日本放送会社广播。题为《我们共同的敌人》，为时十分钟，昨夜费了我四点钟写成。

“中央”社 李嘉先生约我午饭，吃日本的“锄烧”，很好。

下午参观东京大学，见校长□□□先生。看了他们的图书馆。大学没有损失。校长说，学校南边的一条街，街以南被轰炸了，而街以北的学校毫无损坏。

我对他说，这都是丁斯摩尔历史文物保护委员会的工作的效果。

到文学部，见部长辻□□先生、仓石武四郎、驹井和爱（考古学研究室）、长井真琴（佛教理事会会长）。吃了茶才告辞。晚上外相冈崎胜男家宴，有女客。日本女权最近颇发达。外相夫人此次为其夫竞选甚努力。

见着旧友谷正之。

1953年1月22日

上午见客。

中午董大使约了一些新闻记者午餐。

下午写了几张字，收拾行李。

晚上张子良与司徒德约了美国心理作战处处长C.汉森与处中主要人员，凡廿六人，及其眷属，在张家吃饭。他们要我说话，我说了半点钟的话，又答复问话，约半点钟。

上飞机，十点半起飞，有董大使夫妇及友人多人来送别。

1953年1月24日

在西雅图。上午见杨□□君、李方桂夫妇、胡敦复先生夫妇。

华盛顿的中华俱乐部午餐。到的有五六十人，我有演说。与乔治.泰勒，F.麦可诸人，稍谈救济香港的流亡知识分子事。

下午到方桂家中，吃茶。

晚上华侨领袖在香港酒家晚餐，我有演说。

晚十点到飞机场，始知飞机改晚二小时。一点多才起飞。

1953年1月25日

下午三点到纽约埃德怀特机场降落，冬秀与刘锴大使、游建文夫妇、缪云台夫妇、刘驭万、严文郁、童世纲、汪振寰一家……都在场接我。

此行共七十日（Nov.16，1952—Jan.25，1953），走了17486英里。其路程如下：

1953年3月23日

瑞士学者王克私来谈。他在燕京大学多年，与在君和我都很熟。

他最近想写一部书，专论基督教在中国，写三百多年的历史。

他的本来语言是法文，又通德文与意文，又通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拉丁语，故他曾研究这三百多年的各国教会保存的中国传教文件。他的书若写成，一定大有可观。

他的瑞士地址如下：

王克私，瑞士，洛桑，乾民楼28号。

1953年4月15日

这几天为缩照在台湾各地的善本的事，写了一个较详细的说帖。

这说帖是预备先送给国会图书馆的A.W.休默先生看过，再寄给福特基金会的雷蒙德.T.莫耶先生。

1953年4月17日

乘火车到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晚六点半到。约翰.A.莫温克先生来接，住他家。

1953年4月21日

早九点半从夏洛茨维尔起程。午后到华盛顿。宗武夫妇、萧信如夫妇都来接，同去吃饭。

饭后我去看休默博士，他对于我的说帖，没有改动。我就寄出给雷蒙德.T.莫耶先生了。与吴光清兄谈。

下午七点，我搭火车回来。七点是慢车，共停十三处！

1953年4月25日

李抱忱先生来接我同冬秀到纽黑文去玩。

1953年5月3日

我同此君 在迪金森学院同受博士学位（1941？），他的夫人开车，我们同回到纽约。以后我们偶通信，他们常送新种的荔枝给我。此君由会计师转成为税法专家，又曾为国家效力，晚年成为植物学者，可谓兴趣广博！

1953年5月6日

今天费了六七个钟头，把国会图书馆寄来的一大卷复印照片“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胶片目（书名）”剪开来，每三目为一页，依笔画分装十五册。居然可用了！

1953年5月10日

方以智《通雅》（三二，7）：

……王古心笔录：有老僧永光言，藏经接缝用楮汁，飞面白及糊，则坚如胶漆。造澄心纸，亦用及糊。

《辞源》：

白及，多年生草，多植于园圃，高一二尺，叶长，阔寸许，有平行脉。夏月开花，色红紫或白。根入药，并可为糊。

《字典》：楮，丑吕切，音褚。《说文》，穀也。陆玑《诗疏》：

幽州人谓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杨交广谓之穀，中州人谓之楮。江南人绩其皮以为布，又梼以为纸。

我看见的敦煌古卷子，纸接缝处，两纸相粘不过一二分，而千余年不脱落。其所用糨糊必有特效药力，大概即是白及糊。

粘叶谓之蝴蝶装。王原叔云，书册粘叶为上，缝绩岁久断绝。张子贤言宋宣献，令家录作粘法。予旧见三馆书，黄本白本皆粘叶，上下栏界，出于纸叶。孙莘老钱穆父，亦如此。孟奇言秘阁宋版书，如试录谓之蝴蝶装。王古心笔录，有老僧永光，言藏经接缝用楮汁飞面白及糊，则坚如胶漆，造澄心纸亦用及糊。

录自方以智《通雅》（康熙二年本）卷三十二，页7

1953年5月19日

谢谢您指示《朱文公集》中的史料，“度牒”本想在讲交引铺时顺便提一下，后来不知怎么给忘了。

《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七卷一、二两期有袁震《两宋度牒考》一文，很详细（从唐讲起），主要根据《宋会要》，《朱文公集》他虽亦提到，未多引。（日本人亦有关于度牒文字。）《文集》十九按唐仲友第六状雕造会子一节，极重要，看来会子实与交子相似。（参考曹学佺《蜀中广记》）

我引的日本人推测恐不可靠，若宋无用铜板印纸币之事，则可能始于金了 。敬请

双安

学生联陞敬上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八日

1953年5月28日

请罗伯特.L.利维医生检查身体。血压134/80，体重141磅，他说我的健康很好。

1953年5月30日

德马丁先生邀铃木大拙先生与我同午饭。铃木先生自碾绿茶，煮了请我喝。这是中国喝茶古法。秦少游诗：

月团新碾瀹花瓷，饮罢呼儿课《楚词》。

即是一例。

德马丁新得今关天彭译我的《支那禅学之变迁》，其中收我的《禅学史纲领》、《禅学古史考》、《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菩提达摩考》、《楞伽宗考》、《神会和尚传》诸篇。昭和十一年九月一日发行（1936？）。末页有我给今关的一封信，许他翻译。

杨联陞抄写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

《出卖僧道度牒》（学津讨原本，页9下至11下）

僧道度牒，每岁试补，刊印板，用纸摹印。新法既行，献议者立价出卖，每牒一纸，为价百三十千。然犹岁立为定额，不得过数。熙宁元年，始出卖于民间。初岁不过十人，至元丰六年，限以万数。而夔州转运司增价至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建中靖国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观四年，岁卖三万余纸。新旧积压，民间折价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滥，住卖三年，仍追在京民间者毁抹，诸路民间闻之，一时争折价急售，至二十千一纸，而富家停搨，渐增至百余贯。有司以闻，遂诏已降度牒，量增价直，别给公据，以俟书填。六年，又诏改用绫纸，依将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逾百万数，遂诏住给五年。继更兵火，废格不行。南渡以后，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为五百千，又增为七百千，然朝廷谨重爱惜，不轻出卖，往往持钱入行都，多方经营而后得之。后又著为停搨之令，许客人增百千兴贩，又增作八百千。近岁给降转多，州郡至减价以求售矣。

联陞按：此记大体正确，惟陕西卖僧牒，在治平四年（1067），此云熙宁元年（1068），当是推广之年。

又南渡初为价六十千，建炎三年（1129）已增为百二千（皆连绫纸价），绍兴三十一年二月增为五百贯（连绫纸钱五百一十贯），是年十一月减为三百贯，以后复有增减。八百千之价始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停搨盖屯积居奇之意。

1953年6月2日

度牒之成为政府筹款方法起于杨国忠，裴冕继续试行。详见我的《神会传》。

王栐此条记得很翔实，最可见两宋时度牒竟成了一种巨额的通货了。

《朱子文集》十六有《乞借拨官会，给降度牒……状》，十七有《乞给降官会等事……状》、《救荒画一事件状》、《救荒事宜画一状》、《明州乞降官会及本司乞再给官会度牒状》，十八有《再乞给降钱物状》，等等，均可见当时的度牒的作用与价格。

朱《状》说：

度牒换米，……米数太多，度牒一道计当钱千五百缗，以此至今未闻有有应募者。（16）

度牒乞裁减半价，只作百五十石。（16）

又说：

度牒米数，已蒙减五十石……恐所减太少，未足多致米解。盖度牒本价止四百贯，适今之宜，更合少损，以济饥民。（17）

又说：

其度牒，欲气……依近降指挥，每道且卖五百贯文省，或依元价作四百贯文省，容臣约度分俵诸州守臣，令其多方措置，变卖收籴。（17）

又说：

乞就拨绍兴府先蒙降到度牒一百道，所换米二万石……付本司均拨应副（17）

此皆可见度牒当时的市价。元价每道四百贯文省，近定为五百贯文省。（省是每百作七十。五百贯文省等于三百五十贯。）而救荒所降度牒，乃定为千五百缗。

1953年6月4日

是三倍于“近降指挥”所定价格了。朱子原请“裁减半价，只作百五十石”。可见千五百缗等于三百石米。然依朱子各《状》看来，当时米价等于四缗一石。（见十七《救荒事宜画一状》中说的“二百万贯可得米五十万石”，“三十万贯，则得米不过七万余石”。）大概每石四缗是足陌，而官定度牒每道作三百石米，是短陌，每百只七十，故实不过每石三缗半。

后来政府允减五十石，是每道作二百五十石米。

但绍兴府以一百道度牒换米二万石，则每道换米二百石，已是八百贯足陌钱了。这比“元价作四百贯文省”已大了不止一倍了。（绍兴府米价也许不到每石四缗？）

这个度牒每道换米二百石，约合八百贯之数，与王栐所记最高价相差不远。

1953年6月8日

今日《世界电讯报》有长文一篇——《哥伦比亚启动原子时代》，其中记一九三八年年底到一九三九年一月底，一个月之中，柏林的两个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1939年年初发表），丹麦哥本哈根的两个犹太物理学家莉萨.迈特纳同她的侄儿奥托.弗里希（约在正月二十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意大利物理学家E.费米与美国物理学家约翰.R.邓宁（一月廿五日），先后都做成了原子核裂变的大试验（用中子轰击铀）。

这也是独立的会聚的一个最新近的实例。

文溯阁藏书记

李符桐

文溯阁在沈阳清故宫内，其建筑形式，系模仿浙江范氏天一阁。阁为三层，外观若两层，盖其下层复分为二，所以名阁者此也。阁上下各六楹，阁梯两层，屋顶瓦作青绿色。阁后东西游廊二十五楹，再后为仰息斋七楹。阁东南碑亭一座，亭内刻乾隆御制文溯阁记，御制宋孝宗论，满汉文并列。阁前宫门三楹。再南为嘉荫堂共五楹，为乾隆皇帝东循驻跸读书处。附近建有配房尚多，不暇详记。文溯阁建筑年代已不可考，但其竣工确为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阁南檐悬有御书满汉文字“文溯阁”匾额一块。阁内向南悬御书“圣海浴泗”匾额一块（早不见）。有御笔对联一副，上联为“古今并入含茹，万象沧溟探大本”；下联为“礼乐仰承基绪，三江天汉导洪澜”。正北两楹亦悬御笔联曰：“由监古以垂模，敦化川流区脉络”；“本绍闻典为学，心传道法验权舆”。

文溯阁藏书之始，为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计藏《四库全书》：经部二十架，九百六十函；史部三十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子部二十二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集部二十八架，二千零十六函，总计三万六千册。经部总目五函，三十册；考证三函，十八册。史部总目五函，三十册；考证三函，十八册。子部总目五函，三十册；考证三函，十八册。集部总目五函，三十册；考证三函，十八册。另藏圣祖御定《古今图书集成》全部，计十二架，五百七十六函。

至于书籍之存储，大致如下：楼顶存贮子部集部，共三千六百函。中层存贮史部，共一千五百八十四函。底楼存贮经部及《古今图书集成》、《简明目录总目》、《考证》，共书一千五百六十六（八）函，外有《讲诗经解义》二空函。自《四库》书移贮以来，其检曝日期无明文规定，据大清会典载文渊阁书籍于乾隆四十一年，曾规定每年于三、六、九三月，由文渊阁直阁事，校理检阅等官，如期诣阁，会内务府司员，笔帖式等曝过期归架。至五十三年以来曝书手续甚繁，旋即废止。文溯阁曝书情形恐亦与此相同。至书籍保管均由内务府负责，每年四月由盛京工部领取樟脑六十六斤、野鸡尾掸八把、短把鸡毛掸八把，以备应用。每隔一年，由工部派员携带纸张，糊饰窗户一次。

民国三年 ，段芝贵督奉时，将本阁全书移往北平故宫 保和殿 保存。民十四年由奉天教育会长冯广民倡议运回，于同年八月始达到目的。是书还沈以后，地方人士甚为重视，于是设保管委员会以司保管之责。并于文溯阁院内，凿井消防，以防火患。至每年六七月间，逐本装入樟脑，时启门窗，以通空气，保护甚为周详。后以全书旧多遗失，时有缺册， 盛京典制备考 谓为俄寇偷去。民国三年迁往北京时更多遗失，乃于 民十五年夏 ，仿交澜阁抄补之例，请于北京博物院，依文渊阁本，佣二十人补抄， 计补抄十六种共七十二卷 ，而本阁藏书，始复成完璧。

先是民国十一年，逊清以经济困难，欲将本阁藏书，盗售于日人，价已议定为一百二十万元，幸已故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致书教部，竭力反对，其事遂寝。“九一八”事变后，伪满将此书收归伪“国立”图书馆保存。〔民国〕 二十一年九月间，彻底检查 ，费时六月，始克竣事。计上层子部二十架（现改为卅二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九千零七十一册，五十六万六千七百七十九页。集部二十八架（现改为四十二架），二千零十六函，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五册，六十七万零四百九十四页。中层（现改下层）史部三十三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九千四百零八册，七十万三千二百七十页。下层经部二十架，九百六十函（内有《简明目录》三函，以及《讲诗经解义》二空函），五千五百零九册，三十六万五千八百七十五页。殿本《图书集成》十二架，五百七十六函，五千零二十册。此外还有殿本《四库总目》二十函，一百二十七册。内府写本《四库全书考证》十二函，七十二册不归架。《四库》书封面子部用青绢，集部用灰绢，史部用红绢，经部用绿绢，《图书集成》、《总目》、《考证》等用黄绢。

民国二十四年 ，伪满以文溯阁书库建筑已百五十余年，不无腐朽倾欹之处，乃筹款五万元，重建二层楼房之新书库于院之西南，外观与旧阁形式相同，惟内部结构，皆依照现代之藏书库，不仅无渗漏之虞，而对防患设备尤为注意，书架皆为钢制，内部墙壁铺石棉一层，门窗悉包以铁叶以期万全。〔民国〕 二十六年夏 ，始将全书移入新库，仍依文溯阁旧制排列。

东北光复后，大难之余，阁内藏书幸完整无恙，可谓幸事。当我政府接收东北时，将伪满沈阳博物图书两馆，合并为国立沈阳博物院，记者幸获供职该院的机会，并负责管理文溯阁《四库全书》。每于晨风夕月中，展卷默读，其心中之快乐，当非笔墨所能形容。……

1953年6月16日

得朱文长信，附文一篇，题为《窄门》。

我劝他不要发表，有长信十二页给他。

大致说：孔子的存疑主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中国思想传统上一点最有价值的怀疑精神。

我是一个存疑论者，也确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总觉得这个社会能容忍我的无神论，我应以容忍态度报答社会。

我从来不“讥嘲”能有“直觉”可同上帝发生直接交涉的人，也不“讥嘲”对于宇宙谜“有答案的人”。

但你的长文使我颇担忧。你似乎不曾研究过《新约》成书的历史，也不曾研究过基督教学人近百年来已很有成绩的“三福音”的问题。你受过史学训练，如何可说“耶稣将这些话载入了记录”！这是全无根据的话。

你相信耶稣用唾沫和泥能使瞎者复明，这是你自己不能不信，但我忧虑的是你的史学训练太不严格，对于材料毫无鉴别的能力。

我更虑的是你心地太窄，不能明白世界上自有一种人确不能相信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更不能明白达尔文、赫胥黎一流人确是好人，确是圣贤。这是很不忠厚的心理。

1953年6月28日

晚十时，得吴国桢先生电话，知道他今天到了，住在大使旅馆，他们夫妇要来看我。我说，我的地方太小，太热，还是我来看你们。

我去同他们谈了三个钟头。

他们谈的话，使我十分诧怪。吴太太说：“我们都是基督徒，深信上帝保佑我们，胡先生是无神论者，他也许不相信。”

我所谓“使我十分诧怪”，当然是指他们的话的一部分。

1953年8月5日

今天读《纽约美国杂志》的富尔顿.小刘易斯专栏，有这一句：难以置信的是，今日美国军队分驻在四十九国。

1953年8月28日

《庄子》内篇《逍遥游》：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李云，合也）一乡，德合一君而征（司马云，信也。崔支云，成也）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是而已矣。

而宋荣子犹然笑之。

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竟，斯已矣。

“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两句，似始见于此。

我记得此二句，似常见于他书，当寻求之。

1953年8月29日

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荣辱之理。

虽有炎火洪水弥靡于天下，神无亏缺于胸臆之中矣。若然者，视天下（地？）之间犹飞羽浮芥也。

孰肯分分然以物为事也！（《俶真训》）

《要略篇》总括《原道训》的主旨：

欲一言而寤，则尊天而保真。

欲再言而通，则贱物而贵身。

欲参言而究，则外物而反情。

《俶真训》所说，即“贱物而贵身”也。

今天偶欲寻“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两句，乃得之于《俶真训》，故抄其上下文于此。

更早于此，则〔为〕《庄子》外篇《天地》“子贡遇汉阴丈人”一章：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为。虽以天下誉之，得其所谓，謷然不顾。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谓，傥然不受。天下之非誉，无益损焉。是谓全德之人哉！

“得其所谓”，“得”字亦应作“失”。

1953年9月9日

一九一〇年我们七十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旧金山登岸，正是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美国）的五十年纪念，有连日的庆祝会。

今天偶见此日，回头已是四十三年了！

此举甚可注意 。我很盼大都会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能利用此款，多收各国的象棋与象棋史料。当做一书与两机关主持者。

1953年9月20日

前引富尔顿.小刘易斯的，美国军队分驻在四十九国，（Aug.5）。

今天《纽约时报》有一图表，分析如下：

美国兵力 3，500，000

驻国内 2，400，000

国外 1，100，000

其重要地域如下：

刘易斯所说四十九国当是包括一切的基地及军事代表团的国家。

1953年10月7日

陆贾《新语》有“贤者不虚生”一句话，我曾想集成一对，给我作为人写对联之用。但始终没有“对”成！

若用作挽联，则可用：

自古皆有死，（论语）贤者不虚生。

《晏子春秋》有：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

此语也很好。

我不能写字，但常常被人强迫写对子，故常想利用这机会介绍一些好的格言。我常用的有：

①慈故能勇，俭故能广。（老子）

钩之以爱，揣之以恭。（墨子）

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跟好学好，跟衰学衰。

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佐饔得尝，佐斗得伤。

④圆不中规，方不中矩。柔而能刚，弱而能强。

1953年10月8日

一个女人净收入2，104，000美元——创美国完税后工资之最

1953年10月29日

仔细想来，古代政治思想并不算发达。所谓百家之言，其实只有两个大趋势：

1“无为”的喊声，代表自由思想。

A“太上，下知有之，或下不知有之。”此是无为的最初义。

B“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此是无为之第二义，可以“居敬而行简”一句为总纲。“修己以安人”，也可作此义说。

C.孟子一面要“省刑罚，薄税敛”，一面又要“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已不完全是“无为”之治了。

D.四世纪以后，“无为”变成了“君道”、“主术”，目的在限制那世袭君主的“有为”。

“君道无知无为。”“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吕氏春秋》）

“君人之道……俨然玄默，而吉祥受福。……重为惠，若重为暴。”（《淮南.主术训》）此是一种“虚君”的理想，但此种人皆不说丞相以下也须无为。

1953年10月30日

其实孔子已有此意，如他说卫灵公无道而不失国，因为他有“仲叔圉治宾客，祝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

E“名正治备，则圣人无事”，也是“主术”。

2.集权的“有为”政治。政府本来总是专制的、干涉的，故自由思想家总不屑谈这种“教猱升木”的政论。但五世纪以后，有两派人作集权说：

A.墨家的《尚同》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一同天下之义”，都是集权论，但墨家还要“上同于天”，“以巨子为圣人”，是一种神权政治。

B.商君至韩非，一百年中，始有集权独裁的理论。

“故求有上也，将以为治也……治莫广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商君书》）

“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同）此种政制之下，有：

（一）尚战

（二）提倡生产（耕织）

（三）告奸之令

（四）严刑

皆似今日之集权主义国家。

1953年12月18日

与立武兄长谈。他明天回台北去了。

我的问题是：二月份是否回台北出席国民大会，是出席会使政府更尴尬还是缺席会使政府更尴尬？

1953年12月22日

德马丁借得哥伦比亚藏的黎锦熙印的《佛教十宗概要》，其中附录有胡适的《中国禅学的发展》（四讲）。

1953年12月30日

纪五给我看一封信，是一个朋友写的，其中说：

对他（纪五）来说，向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馆长请教一下是个好主意，然而，他一定被人提醒不要发表任何评论。这很重要的，正如您所知……

这两句话使我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