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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你了
有一次，我的朋友派蒂西跟我讲起一个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她说：“那次我去电影院看电影。坐下以后，我就把大衣铺展开，罩住了座位的靠背。然后，那个人就出现了……”她说到这儿时，我打断了她。因为我很好奇她为什么总是用衣服罩住座位靠背。每次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时，我要么会把大衣叠好放在腿上，要么搭在椅子扶手上。但派蒂西总是把她的衣服完全铺展开来，将座位的靠背包得严严实实，就好像那个靠背冻得瑟瑟发抖，而且如果靠背身体欠佳，她也不能安下心来欣赏电影一样。
于是我问她：“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她看着我，认真地说：“傻瓜，靠背上得有多少细菌啊！你想想，有那么多人看电影时都把头靠在上面。一想到这些，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原来如此，我承认我的确没有考虑过这一点。
然后她接着问我：“你住宾馆的时候，从来不会直接躺在床罩上吧？”但是，为什么不能呢？我又没有把床罩塞进嘴巴里，只不过躺在上面打几个电话罢了。我经常这么做。
“但是你打电话前会先把电话洗干净，对吧？”
“呃……也没有。”
“天啊，那这就……很危险了。”她说。
不过，类似的情形我以前也遇到过。有一次，我和姐姐丽莎去逛超市，我发现她用自己的胳膊而不是双手去推购物车。
我好奇地问她：“这辆购物车有什么问题吗？”
她说：“哦，你肯定不能用双手直接接触超市购物车的推手，上面可沾满了细菌呀！”
于是我开始纳闷，世界上只有美国人才那么想，还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呢？这次经历让我回忆起有一次在巴黎，我去住处附近的社区超市买东西，看到有人带着一只硕大的澳大利亚鹦鹉一起购物。那只鹦鹉的体形大概相当于一只幼年鹰，它就在购物车的推手上直直地挺立着。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丽莎，她马上说：“你看吧！天知道那只鸟的脚上带着什么病菌呢！”她说的的确有道理。但实际上，并非每个人都会带着一只鹦鹉去购物啊！从小到大，我也是头一次看到一只怪异的鸟在参观超市肉食柜台。
为了预防细菌入侵，我曾经采取过的唯一措施就是把从街头小店淘来的二手衣服洗一洗再穿。因为我曾经买过一条旧裤子，穿上后身上就生了虱子。那时我才二十多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我被虱子折磨得不堪忍受，要不是朋友带我去了药店，买回来一瓶叫做“镇静剂”的东西，我肯定恨不得把全身都挠个遍，一直挠到骨头里去。抹了药膏之后，我又用一把专门刮虱子的梳子仔细梳遍了所有的头发，结果让我大开眼界。那把梳子上沾满了虱子，而且那些家伙已经靠进食我的血肉，在我头发上逍遥好几个星期了。我想这大概就是派蒂西看到电影院的坐椅时，马上就能想起的景象；而丽莎看到超市购物车的推手时，脑海中浮现的可能也会是它们吧！
不过，如果拿这些事情与休的经历相比，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一年，休只有八岁，在刚果生活。有一天他发现大腿上长了一个红包，不算大，看起来像是蚊子叮的一样。于是休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第二天，他感觉大腿上的包越来越疼。到了第三天，他低头一看，一条虫子从包里面钻了出来。
几个星期过去了，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了莫·汉姆里克身上。莫就是休的妈妈，我叫她琼安。从她大腿里爬出的那条虫子要比她儿子的那条短一些，但这和虫子的大小没有关系。如果我还是个小孩子，看到有这么一个怪物从我妈妈大腿上的洞里爬出来，我马上会连滚带爬地逃到最近的孤儿院里去，恳求他们收留我。然后我会烧掉她所有的照片，销毁她送给我的所有东西，开始新的生活，因为那一幕实在是让人触目惊心。一个爸爸可以浑身上下都爬满寄生虫，那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妈妈就绝对不可以，或者说任何一个女人身上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情，都会让人难以接受。
“你这样想的话，不会觉得自己很偏执、很极端吗？”莫·汉姆里克问我。她这次是来巴黎和我们一起过圣诞节的，丽莎和她丈夫鲍勃也是。所有的圣诞礼物都已经打开了，她把礼物的包装纸都搜集在一起，用双手把它们一张张捋平。“那只是一条麦地那龙线虫
，在我们那里，这种虫子很常见。”她边说边往厨房望去，休正在那里炖鹅。然后她对着他喊道：
“亲爱的，这些包装纸都放在哪儿呀？”
休说：“全都烧了！”
“啊？全烧了？可是这些纸都很漂亮啊！你确定不会再用到了吗？”
“全都烧了。”休又重复了一遍。
这时躺在沙发上的丽莎问了一句：“刚才你们在说什么？什么虫子呀？”她刚刚打了个盹，身上盖着一条毯子，依然昏昏欲睡。
“曾经有一条虫子在琼安的大腿里面生活过。”我回答说。当时莫·汉姆里克正往火堆里一张一张地扔包装纸。她听到后说：“我可不觉得它是在里面‘生活’。”
“什么？那条虫子真的钻到了你身体里面吗？”丽莎十分惊诧地问。这时我能看得出她的大脑正在飞速运转，同时积极地思考着无数个问题：我有没有和这个女人共用过厕所的马桶？我有没有碰过她喝咖啡的杯子，或者吃饭用的盘子？我最早什么时候能去医院做个体检？圣诞节的时候医院开门吗？我必须等到明天才能去吗？
“这件事情过去很久了。”琼安说。
“有多久呢？”丽莎问。
“我记不清了，大概是1968年吧！”
我姐姐点了点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她当时的表情和别人在大脑中算数学题时的表情如出一辙。“好吧。”她说。我很后悔向她提起了这件事。因为她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在注视莫·汉姆里克了，而是试图看透她。她的目光就像X射线一样，想要检查莫·汉姆里克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研究清楚她错综复杂的骨骼结构，然后还要再检查一遍骨骼内部，看看是不是还有成千上万条虫子在1968年的时候没有搬家。以前我刚听说时也会有这种反应。但十五年已经过去了，这个问题已经不会再困扰我。现在当我看到莫·汉姆里克时，我也只是在注视着她罢了。看莫·汉姆里克用手捋平包装纸，看莫·汉姆里克洗碗，看莫·汉姆里克倒垃圾……她一直都没有闲着，总是在找事情做，尽她所能做个既勤快又懂礼节的客人。
“我能不能……”她做任何事前总是会先这样问我。但还没等她说完，我就会告诉她：“当然可以。”
“是你让我妈妈跪在卧室地板上爬来爬去的吗？”休忽然问我。我说：“没有，我可没这么说过。她想打扫卧室的踢脚板，我只是告诉她那是最好的办法。”
每当莫·汉姆里克来到家里时，我就开始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一动也不用动。她会主动承包家里所有的家务活，而我只需要坐在摇椅里面，时不时把双脚抬起来一下，好为她擦地板提供便利，这就可以了。这样的生活舒服得让人难以想象。但这样一来，我就显得像个懒惰、残忍的奴隶主一样，尤其是当她去主动承担一些繁重的体力活时，例如把家具挪到地下室去。不过这完全是她自己的主意。我只是有一次无意间提到我们很少用那个衣柜，有时间得找人搬到地下室去。但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针对她。虽然她已经有76岁高龄了，但身体依然健康得很，比休称赞的还要健康。每天她不是在扫地，就是在切菜，一刻也没有停歇过。我觉得，她大概天性就是如此。
但如果家里来了客人，问题就来了。大家会看到这位纤弱瘦小、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不停地干活，豆大的汗珠从她额头上滚下。丽莎和鲍勃就遇到了这种情况。那段时间他们住在派蒂西空出来的公寓里，每天晚上会过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他们进屋的时候，莫·汉姆里克可能在叠纸巾或者布置餐桌。但她会马上停下手中的活，走过去帮他们把大衣挂起来。等他们坐定后，她会端上可口的饮料，随后一头钻进厨房去和休一起做饭。
“你可真是有福气啊！”丽莎一边看着我，一边忍不住感慨，因为她看到了琼安又从厨房里冲出来去倒我的烟灰缸。她婆婆最近住进了康复中心，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改名换姓，不叫“敬老院”了，因为他们声称那里居住的不是老年人，而是“正在老去的雄狮”。“我很喜欢鲍勃的妈妈，但是休的妈妈——天啊！看她现在这样，根本无法想象曾经会有虫子要把她吃掉！”
“嗯……严格地说，其实虫子也没有‘吃’她。”我说。
“那么那些虫子怎样生存呢？你别告诉我它们还带了食物进去。”
我觉得她说的很对，的确不能。那虫子会吃些什么呢？首先肯定不会是脂肪，否则它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瞧上琼安的。她顶多只有90磅重，现在穿上她高中毕业舞会上穿的裙子依然很合身。其次肯定不会是肌肉，否则她现在就干不了我家这些家务活了。难道它们吸血吗？在骨头上钻个洞然后吸食里面的骨髓？我正想问这个问题，但随着莫·汉姆里克走进卧室，我们的话题立刻又转移到了胆固醇上。丽莎对她说：“琼安，我不是想故意打听，就是想问问你的总胆固醇值是多少？”
有些对话我注定要被排除在外，这就是其中一个，因为我不光没有测过自己的胆固醇值，甚至不知道胆固醇到底是什么东西。每当我听到这个词，脑海中就浮现出凝结成一块一块的乳白色肉汁。
“你吃过鱼肝油没有？”丽莎问，“鲍勃吃了之后，他的胆固醇值就从38降到22了。在那之前，他一直都在吃降血脂的药。”我姐姐能够记得住人类有可能患上的所有疾病的名称和对应的治疗药物。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本事，而且她完全自学成才。她知道先天性鳞癣、骨化性肌炎、脊椎滑脱这三种疾病分别需要塞来昔布胶囊、盐酸环苯扎林和盐酸羟可待酮这三种药物来治疗。我开玩笑说，她长那么大从来没买过一本杂志，一定是在医院的候诊室里读了不少免费的医学杂志。然后她问我我的胆固醇值是多少，还告诉我说：“先生，你最好去看看医生！你已经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年轻了。只要到了医院，就连皮肤上的痣你都会想把它看好。”
但那不是我马上就想考虑的事情，尤其是在圣诞节这样一个温馨的时候。壁炉里的炉火燃烧正旺，整个房间都溢满了鹅肉的香味。于是我说：“我们还是聊点儿别的吧！有什么让人高兴的新鲜事儿吗？”“嗯……这不算是件新鲜事儿……”丽莎说，“但是你知道吗？每年大概会有5000名儿童因被惊吓致死。”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个很难理解的概念，所以她干脆把毯子扔到一边，边说边比画起来，“比如说，有一个小女孩正在大厅里玩耍，边跑边和父母捉迷藏。忽然她爸爸从她身后的一个角落跳出来，大声喊道：‘嗨！’或者：‘捉住你了！’之类的话，导致这个孩子惊吓过度，就有可能死亡。”
“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这个故事。”莫·汉姆里克说。
“哦，其实我也不喜欢。”丽莎说，“我只是在阐述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情况每年至少会发生五千次呢！”
“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莫·汉姆里克问。于是我姐姐就开始大声询问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姐夫：“鲍勃，每年是全美国还是全世界会有五千名儿童惊吓致死啊？”他没有回答，所以她决定答案是美国。她补充说：“而且这只是已经上报了的案例的数目。还有很多父母不想承认呢，把孩子的死亡归咎于其他原因。”
“哎，那些孩子真可怜啊！”莫·汉姆里克说。
“那些家长也很可怜！”丽莎补充道，“真是难以想象啊！”
这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都是个悲剧。但我更好奇那些侥幸活了下来的孩子，甚至还有那些家长后来领养的孩子，是如何在安静、沉闷、没有丝毫惊奇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好啦，别再想啦！虽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你，但如果下次你回家的时候，有很多人从柜子后面跳出来大喊‘生日快乐’，我可不想让你因此而大动肝火。”
那些孩子的家庭生活中也许没有惊喜，没有恶作剧，没有任何让人惊异的事情发生，但他们的父母没有能力去控制整个世界。家庭外面的世界依然危险，依然需要防范。在那个世界里，汽车发动机会不时回火，引起爆鸣。有时候人也如此。
也许有一天你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大腿，发现有一条虫子从它钻的洞里爬出来，仰着它悲伤的小脸看着你。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你都不会吓得心脏停止跳动，那我就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吓到你了。休和他的母亲还是存活了下来，而且活得越来越好，但汉姆里克家的人的确是用更坚实的材质铸造而成的，所以我让他们负责在厨房炖鹅，负责搬动家具，负责把那些可怕的生物从我淘来的二手衣服上除去。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惊吓过度，失去生命，那一定是我主动要帮忙做家务。所以现在我只需要和我姐姐一起坐在沙发上，然后举起空空的杯子，提醒他们该倒咖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