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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身
1967年春天的一个周末，父母要离开家外出度假。于是他们把我和四个姐妹留在家，让一位被称为拜德太太的人来照看我们。她年纪很大了，是个黑人，在我们一个邻居家里当仆人。周五下午她就来到了我们家。她把行李箱放在我父母的卧室后，我开始带她在家里进行参观，就好像她刚到达了一家宾馆一样。我一边带她参观一边介绍说：“这是你的电视……这是你自己的阳台……这里呢，是你的浴室——你的专用浴室！其他人没有经过你的允许都不能用！”
拜德太太高兴地用双手捂住脸颊说：“噢，上帝！快捏我一下，我不是在做梦吧？”
当我带她走到梳妆台前时，她又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啧啧的惊叹声。然后我告诉她，她可以将大衣之类的衣物放在衣柜里，“靠墙那边有两个衣柜，右边那个是你的。”
我觉得，这一切对于她来说一定是梦想般的生活——拥有自己的电话，自己的大床，带玻璃门的专用浴室……而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都整理得干干净净就可以了。
过了几个月，父母又要离开家出去度假了。这次照看我们的是罗宾斯太太。同样，她也是个黑人。和拜德太太一样，她也任由我扮演着奇迹缔造者的角色，帮助她实现梦想。每当夜幕降临时，我就能想象出她跪在地毯上祷告的情景。她的额头轻轻触碰着父母床上的金色床罩，说：“我的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能让我遇到这些善良的人，能让我拥有如此美好的周末。”
如果照看我们的临时保姆是个小姑娘，我们一定会在家里闹个天翻地覆，会在她去卫生间的路上跳出来吓唬她……胆大包天，为所欲为。但是如果照看我们的人是罗宾斯太太和拜德太太这样的人，我们就会很尊敬她们，表现得和乖孩子别无二致，丝毫不暴露出自己邪恶的本质。因此，其实父母离开家去度假时，不光是他们得到了解脱，我们也从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解脱。因为我们得到了一次扮演别人的机会，这和度假又有什么区别呢？
同一年的九月初，父母和迪克叔叔、乔伊斯婶婶一起去维尔京群岛度假，要在那里待一个星期。而罗宾斯太太和拜德太太都不能来照看我们，所以妈妈又找到了另外一个临时保姆，叫皮考克太太。而正是从那次起，我们开始怀疑妈妈是不是故意要给我们的童年留下一些难忘的深刻回忆。
妹妹艾米说：“妈妈该不会是去了关押女囚犯的监狱把她找来的吧？”
“是关押男囚犯的监狱吧？”格雷琴说，因为她始终不能相信皮考克太太是位正宗的女性，而“太太”这个称呼也不过是用来欺骗别人的谎言。
“她口口声声说她结婚了，其实是用来欺骗别人的。她以为这样大家就会相信她了！”在皮考克太太和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一周里，我们在一个小笔记本上专门记录了我们的许多新发现，这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记了好多页，上面的字都写得歪歪扭扭，乱七八糟，到处都画着感叹号和下划线，颇为壮观。那些字就好像是当你乘坐的轮船就要沉没，你写给爱人的遗言一样。只有写成我们那样的字体，当你爱的人成功获救后再看到时才会惊心动魄。他们一定会一边看一边痛苦地感叹：“如果我们早知道该有多好啊！上帝啊！要是早知道该有多好啊！”
但是说到皮考克太太，我们事先又能知道些什么呢？如果晚上来照看你的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你肯定会缠着父母问东问西，打探关于她的一切。可如果是个老年妇女的话，就没有什么值得参考的信息了，更何况她还是个白人。
妈妈已经忘记了她是怎样找到皮考克太太的了。她说：“可能是看到报纸上登的广告吧……我忘记了。或者她就坐在俱乐部里面等着别人来雇用她，这也有可能。”
但是去俱乐部的那些人谁会雇用像她这样的人呢？如果想成为某高级俱乐部的成员的话，首先你应该满足一定的条件，而条件之一就是不应该认识像皮考克太太这样的人，不会和她在同样的地方用餐，不会和她在同一个教堂做礼拜，当然更不会雇用她去照看自己的家。
当她的车停在我家门口时，我就知道麻烦来了。那辆车看起来破烂不堪，行驶起来震耳欲聋。开车的是个袒胸露背的家伙，他看起来已经比较成熟了，至少到了该刮胡子的年纪。随后，坐在他身边的庞然大物用力把车门推开，慢慢地挪出了汽车。这就是皮考克太太。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她的头发。她头发的颜色像蛋糕上的黄油，呈波浪形，弯曲至腰际。这样的头发你只能在美人鱼身上才会看到，而眼前这位太太不光体形巨大，而且身材肥胖，每走一步都好像生命走到了尽头，这样的发型显然并不适合她。
“妈妈快来啊！”我冲着里屋喊道。当妈妈从屋里走出来的时候，那个没穿上衣的家伙已经把车开离了车道，停在路边。
妈妈问：“那是您丈夫吗？”皮考克太太看了看他刚才停车的地方，说：“不，那是基斯。”
她介绍他时并没有说“是我的侄子基斯”，或者说“基斯正在一家加油站工作，被五个州都列为通缉犯……”没有任何解释，只是简单地说“是基斯”，就好像我们在见到她之前应该读过了她的传记，而且记住了里面所有人的名字一样。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她还做出了许多类似的举动，而我因此而痛恨她、讨厌她。不断有人打电话来我家找她，等挂掉电话后她会说：“我真是受不了尤金了”，或是“我已经告诉过维基不要再打电话找我了。”
而我们会接着问：“谁是尤金呀？”或是“维基到底做了什么错事，让你那么生气？”然后她会告诉我们不要多管闲事。
她的态度就是如此。虽然她并没有显露出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而是拥有和我们一样好的生活——但这显然不是事实！看看她的行李箱吧，竟然是用绳子捆扎起来的！听听她讲话吧，嘟嘟囔囔，含糊不清，没有一句能让人听清楚！一般稍微懂点礼貌的人在参观完主人家后都会适当地表达一下羡慕之情，但皮考克太太只是问了几个有关灶台的问题，然后就沉默不语了。我带她参观主卧室时，她也只不过耸了耸肩而已。听到“主卧室”一词中的“主”字，一般人定会有一种大权在握的感觉，或者会情不自禁地感叹生活的美好。而她的表情似乎在说：“我见过更好的。”但我一点儿也不相信。
前两次父母离开家去度假时，我和姐妹们都会为他们送行，一直送到门口，告诉他们说，我们一定会十分思念他们。这些都只不过是些形式而已，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看起来才会是一群感情丰富又很有教养的孩子。但这次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却极其认真。妈妈听到后对我们说：“哦，不要这样。你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只不过一周而已。”然后她望着皮考克太太，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似乎在说：“都是些小孩子，能有什么办法呢？”
其实皮考克太太也可以做出相应的表情，询问妈妈：“你说呢？”但她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她十分明白该怎样对付我们这些小孩，那就是——“奴役”我们。再也没有比“奴役”更合适的词语了。父母离开一小时以后，她就已经趴在他们的大床上了，全身上下只穿了一件连衣衬裙。那件衬裙和她皮肤的颜色一样，都酷似黄棕色的凡士林。因此，衬裙其实也就没有任何颜色，再搭配上她那枯黄的头发，简直不堪入目。她躺在床上，裸露着粗壮的大腿，大腿内侧有许多浅浅的小坑，而大腿表面则暴露着青筋，布满了一条条张牙舞爪的紫色血管。
我和姐妹们尝试着使用外交语言和她进行交涉：“也许有些工作需要您去做吧？”
“你，那个戴眼镜的。”皮考克太太指着我的姐姐格雷琴说，“你妈妈说厨房里有碳酸饮料，你为什么不去给我拿来呢？”
格雷琴问：“你指的是可乐吗？”
皮考克太太说：“可以。倒上一大杯，再放点冰在里头。”
当格雷琴拿着可乐回来的时候，我正在皮考克太太的指挥下拉窗帘。对于我来说，这个想法近乎疯狂，所以我试图努力说服她放弃这个想法。我对她说：“主卧外面的阳台可是这个房间最好的景致了。现在外面阳光明媚，你真的想把窗帘拉起来，遮住那些美景吗？”
是的，她的确是这样想的。然后她要我们把她的行李箱搬过来。我妹妹艾米
把箱子放在床上之后，我们便一起眼睁睁地看着皮考克太太解开绳子，从箱子里拿出一根一英尺长的棍子。棍子的顶端有一只塑料制成的小手，和一只猴爪差不多大，手指轻微向内弯曲，就好像在乞讨的时候手指被冻住了一样。这根棍子脏兮兮的，手指部分沾满了油渍。而在接下去的一周里，我们就要经常看到这个东西了，而且它给我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阴影。直至今天，我和姐妹们的男友中如果有人想要我们帮他挠背，我们都会一口回绝，并且告诉他：“你自己靠着墙蹭一蹭吧，或者干脆找个护士来！别看着我，我已经受够了，再也不给别人挠背了。”
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还没有人会提起“腕管综合征”这个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病当时就不存在，只是人们还没有对它进行正确的命名而已。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了，皮考克太太不停地命令我们拿着那只挠扒在她背上反反复复地挠来挠去。那只塑料小手的手指有时会在她背上留下白色的轨迹，有时候还会有抓痕。这时她就会大喊：“轻一点！”她那软塌塌的脸庞趴在金色的床罩上，衬裙的吊带已经滑落了下来。她冲着我们喊道：“你要知道，我可不是石头做成的！”
这自然再清楚不过了，石头不会出汗，石头不会发出恶臭的气味，也不会瞬间发火。当然，石头的肩胛骨之间也不会有黑色的体毛。我们试着拔了一下她的体毛，看她会有什么反应。这时她说：“每个人都会长这些该死的东西，只不过有些人的还没露出来罢了。”
我们把这句话逐字记录了下来。每天我和姐妹们都会在房子后面的树林里召开紧急危机处理会议。当天开会时，我们还大声地朗读了这句话：“每个人都会长这些该死的东西，只不过有些人的还没露出来罢了。”这句话从她的嘴里说出，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但如果不像她那样带着乡村口音嘟嘟囔囔，以正常的语音语调来重复一遍的话，听起来会更加可怕。
“她不会讲英语。”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样一句话。“不出两分钟，她就会说一句‘该死的’，而且不会做任何（该死的）饭菜。”
最后一句话并不属实，但把她的罪行写得夸张一些也未尝不可。我们每天除了墨西哥辣肉酱汉堡还是墨西哥辣肉酱汉堡。她把汉堡高高地举过我们的头顶，就好像举的是牛排一样。但这样的汉堡都来之不易，要想吃到的话得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行。这就意味着要经常给她倒饮料，为她梳头，拿着小猴爪子给她挠背，一直挠到她舒服了为止。一天三餐时有时无。她自己却不停地在吃薯条，喝可乐，所以完全想不起来我们还在饿肚子。直到有人鼓起勇气去提醒她，她才慢吞吞地说：“如果你们饿了，就要告诉我啊！你们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你们饿了呢？我又没有特异功能，不知道你们的小脑袋瓜里都想些什么。我也不是心理医生或是其他什么该死的人。”
然后她才会走进厨房，把里面弄得乒乓作响。她会先把锅扔到炉子上，扔的时候胳膊上的肉还会左右摇摆。再往锅里投一些牛肉末，加入番茄酱搅拌一下，就大功告成了。
我和姐妹们都坐在饭桌前吃饭，但皮考克太太是站着吃的。我们觉得她站着吃饭的样子“像一头奶牛”。具体说来，是“一头正在打电话的奶牛”。她会边吃饭边对着电话嚷嚷：“你告诉克缇斯，如果他不带着坦亚去接受审讯的话，那他就得来接受我和小基尼的审讯。我可说真的！”
她手中握着的电话提醒她，她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好像好多事情都到了紧要关头，需要她去处理，例如发生在瑞身上的戏剧性事件、吉姆和露西尔之间的矛盾，等等。但是她还在我家，哪儿都去不了，所以她觉得我们家位于一个比天涯海角还要遥远的地方。如果再过几年，我倒会很同意她的观点。但那时我只有十一岁，趴在家里贴着壁纸的墙壁上就可以闻到新鲜的松木香。对于我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更好的去处了。
我悄悄告诉姐姐丽莎说：“我倒想看看她的住处是什么样的。”
结果，我们果真有了这样的机会。真是上天对我们的惩罚。
这件事发生在皮考克太太来后的第五天。一切麻烦皆因艾米而起，至少皮考克太太是这样认为的。任何一个有理智、有孩子的成年人都会把这个错误归咎于自己。但皮考克太太不同，她大概是这样想的：嗯，反正这种事早晚都会发生。艾米，这个当时只有七岁的小女孩，由于为皮考克太太挠了数小时的背，胳膊已经变得像橡胶一样坚硬了。当她拿着那只猴爪走进主卧室的卫生间时，猴爪从她的手里滑落，掉在了地板砖上。顿时猴爪的几根手指就摔断了，一根都没有留下。因此那根棍子上只剩下一个有缺口的拳头。
皮考克太太看到后说：“看看你干的好事！”作为惩罚，那天晚上我们所有人都饿着肚子睡觉了，谁也没有吃到晚饭。第二天一早，那个基斯又开着车出现在了我们家门前的大街上，依然裸露着上身。他在大街上不停地按汽车喇叭，把皮考克太太惹急了。她透过依然紧锁的大门生气地对他大吼，让他管好自己那匹该死的马。
“我觉得他根本听不到你讲话。”格雷琴对她说。接着皮考克太太就告诉她，如果她不闭嘴，她就会把所有人的嘴巴都割下来，把我们每个人的嘴巴都割下来。我们听到这话，顿时安静了下来，乖乖地钻进了基斯的车。基斯开始眉飞色舞地讲述发生在他和一个叫舍伍德的人身上的故事。那个故事真是百转千回，因为等他讲完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出了罗利市
的地界，来到了另外一座城市的社区。那里的道路都是用碎石铺成的，犬吠声此起彼伏。街道两旁的房屋和儿童简笔画中的房子可以说是别无二致——一排歪歪扭扭的正方形，顶部有个三角形。再加上一扇门，两扇窗就可以了。你还可以考虑在前院画上一棵树，但最终放弃了，因为连它们都懒得理会那些破烂不堪的屋子。
皮考克太太住的房子分成了前后两部分。她住在后院，一个叫雷斯里的人住在前院。这个叫雷斯里的是个男人。当我们开车到达时，他正站在信箱旁边和一只杜宾犬摔跤，看起来神情十分疲倦。我猜想他看到皮考克太太时一定会和她怒目相向，但他却微笑着向她挥了挥手，皮考克太太也朝他挥了挥手。我们五个小孩都挤在车后座动弹不得，热切盼望救星的来临，然后告诉他我们被绑架了。但雷斯里和基斯一样，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当车停下的时候，皮考克太太从前座转过身来，对我们宣布，她有一些工作需要处理。
“快去吧！”我们对她说，“我们会在这里等你的。”
“你们好好玩吧！”她说。
我们从屋外开始玩起，到处捡那只杜宾犬拉在院子里的粪便。它的名字叫瑞斯克，前院里到处都是它布好的地雷，但皮考克太太住的后院却很干净，干净的让人难以想象。院里有一小块草坪，草坪外围种了一圈花朵，我猜大概是三色堇吧。而她门外的露台上还有更多的花，大部分都种在塑料花盆里。旁边还会放一些陶制的小动物装饰，例如一只断了尾巴的小松鼠，或者一只憨笑的癞蛤蟆。
根据我对皮考克太太的全方位了解，她这个人是绝对不可能和“可爱”这个词沾上边的。所以当我走进她的小屋时，惊得目瞪口呆——满屋都是洋娃娃。那里有上百只洋娃娃，全都挤在那间小房子里。有些洋娃娃坐在电视机上；有些直直地站立着，但脚却粘在了电扇上。屋里还有一个从地板到天花板那么高的架子，上面堆满了布娃娃。令我诧异的是，她并没有根据尺寸或质量对它们进行分类。比如说，桌上有个穿着时髦的模特娃娃，但她身边的娃娃就会让她相形见绌。有的看上去很廉价，一直张着嘴大哭；有的很明显是距离炉子太近了，头发全都被烤焦，脸也变了形，长满了皱纹。
“第一条规定，谁都不能碰这里的任何东西。”皮考克太太宣布，“谁也不能碰，而且没有任何理由。”
很明显，她一定觉得自己的小屋很特别，是个孩子的天堂，是个玩耍的圣地。但在我看来，唯一的感觉就是太挤了。
“而且很黑呢！”我的姐妹们补充说，“里面还很热，臭死了！”
皮考克太太的梳妆台上方有个一次性纸杯架，在墙壁上固定着。卫生间的门前放着她在卧室穿的拖鞋，而且每只拖鞋里面都放了一个巨魔娃娃，它们冲着天空四散开来的头发就像是被狂风席卷过一般。“快看”，她对我们说，“它们就好像正在划船一样！”
“是啊，”我们说，“还真是有意思。”
然后她指着一个低一点的架子让我们看上面的一个厨房模型。“里面的冰箱坏了，所以我用火柴盒又做了一个。走近一点看，你们就都能看见了。”
“这是你自己做的吗？”我们问道，虽然这很明显，因为里面的拳击垫露出了马脚。
皮考克太太很显然想尽力扮演好女主人的角色，但我倒希望她不要继续下去。因为我对于她的看法已经定型了，并且记录在了笔记本上。如果要把她的小恩小惠考虑进来，只能让我觉得对她的检验报告下结论很难。我和其他所有正常的五年级学生一样，心目中的恶魔都邪恶无比，而且会永远邪恶下去。他们应该像吸血鬼一样冷酷无情，而不是像电影《科学怪人》
中的怪物那样，虽然凶狠残忍到可以毁掉世间的一切，但依然会亲手摘下一朵小花送给农家小姑娘。虽然他后来把女孩扔到河里淹溺了几分钟，但你再看到他时，眼光肯定会有所改变。我和姐妹们都不想去了解皮考克太太，我们只想恨她、讨厌她，所以当她翻箱倒柜地找出了另外一个挠扒时，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这很显然是个新的挠扒，而且并不比先前摔坏的那个大，但上面的塑料小手很明显纤细了不少，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女士的玉手，而不是猴子的爪子。从她找到挠扒的那一刻开始，她那好客的女主人形象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她脱下了身上的男式衬衫，换上了衬裙，躺在床上摆好了姿势，身边放置了无数个布娃娃，她把它们叫做自己的“娃娃宝宝”。格雷琴成了第一个试用新挠扒的人，而我们其他几个孩子则被她派遣到外面的炎炎烈日下去拔杂草。
“感谢上帝，”我对丽莎说，“刚才有一瞬间我差点觉得我们有点对不起她呢！”
我们这些孩子总是在怀疑皮考克太太是不是“疯”了。“疯”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是个万能的词语。因为对于那些不能欣赏我们魅力的人，我们都会说他们“疯”了。但长大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词的应用范围缩小一些，会去想想她是不是有一些抑郁症的临床表现。例如，她的情绪每天都会跌宕起伏，一天到晚都在睡觉，心情低落到不愿意洗澡、不愿意换衣服，所以在那一周的时间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的衬裙和头发也变得越来越油了，并在我父母的金色床罩上留下了再也无法清除的油迹。
“我怀疑她是不是受过别人的虐待啊？”丽莎说，“可能她童年的时候有过一些惨痛的经历，从而把这种情绪发泄在我们身上。哎，真是可怜！”
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乐意拥有这样的同情心，但我们已经列好了我们的黑名单，而且不可能因为见到了一只劣质火柴盒之类的东西就去做改动。后来，父母终于度假回来了。还没等他们走下车，我们就已经像一群暴徒一样扑了上去，争先恐后唧唧喳喳地开始说话。“她让我们去她的破房子里捡狗的粪便！”“有一天晚上她没让我们吃晚饭就让我们睡觉了！”“她说你们的主卧室很丑，你们还在那里安了空调，真是傻死了。”
“好啦好啦！”妈妈不耐烦地说，“天啊，你们让我安静会儿吧！”
“她还让我们给她挠背，我们的胳膊都快累断了呢！”“她每天晚上都打发我们吃肉酱汉堡，没有面包的时候，她就让我们把肉酱抹在饼干上吃！”
后来，皮考克太太吃完早餐从餐厅走出来，走到车库的时候，我们还在大声告状。这一次她终于穿上了衣服，甚至还穿了鞋。但她现在才开始装扮自己已经太晚啦！我们的妈妈就站在旁边，她肤色健康，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她的映衬下，皮考克太太看起来满脸病容，甚至还一脸凶相。她的嘴角挤出了一丝怪异的微笑。
“她这一周都在睡觉，昨天晚上才开始洗衣服。”
我觉得她一定会面临一场暴风雨了，但妈妈却让我失望透顶。她非但没有给皮考克太太一个巴掌，反而望着她的眼睛说：“噢，天啊，我可一点都不相信你们的话。”每当她很疲惫不想再分心的时候，她都会说这句话，但她其实是相信的。
“但是她还把我们绑架了呢！”
“噢，那可真是太好了！”我们的妈妈就这样把皮考克太太请回房子里，让我和姐妹们站在车库旁边。她边走边说：“这些孩子是不是很可怕？坦白说，我都不知道您是怎么忍受了他们整整一个星期的！”
“你不知道她是如何忍受我们的？”我们可忍受了她整整一个星期啊！
妈妈就这样当着我们的面，“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带着她的客人走进了餐厅，还为她沏了一杯茶。
从窗户外面朝里望去，她们就像是正在舞台上演出的两个演员。虽然看起来是完全相反的两个角色，但却有着许多共同点：在同样艰苦的生活环境中长大，都喜欢瓶装的加利福尼亚红葡萄酒，都丝毫不理会屋外吵翻了天的露天剧院的观众们。而那些观众为了引起她们的注意，正在厚重的窗帘外拼命地吹口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