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歌者 （代序）

/季羡林

要想准确地理解和评价泰戈尔的诗歌，同理解和评价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必须从他的时代背景、他的生平和世界观出发。泰戈尔是世界上最多产的、面最广的作家之一。文学、音乐、绘画、作曲，他都精通，而且都有独创性，在印度国内外有广泛深入的影响。所有这些方面都同他的时代背景、他的生平和世界观有密切的联系。诗歌也不例外。

泰戈尔生于1861年，死于1941年。这漫长的八十年正是世界上多事之秋。前一半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过渡的时期。接着来的是帝国主义国家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爆发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尾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蔓延。从印度一国的历史上来看，这八十年也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时期，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以至形成的时期。泰戈尔生在19世纪中叶印度民族起义爆发后的第四年，而死在印度独立前的第六年。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与大英帝国的统治相始终。所有这一切都必然在他的思想和作品上打上烙印，产生影响。

泰戈尔出生于孟加拉的一个地主家庭，属于婆罗门种姓。他的家庭是当时孟加拉知识中心之一。他父亲是一位哲学家，深受19世纪印度启蒙运动思想家罗摩·摩罕·罗易的影响，热心于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他的兄弟姊妹和侄子都是一些爱好艺术的诗人或画家。他的一位哥哥曾经试办过一些民族企业，企图同外国资本对抗。所以，总起来我们可以说，泰戈尔家族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与印度当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泰戈尔生在当时英印帝国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加尔各答。家庭比较富有。1878年赴美留学，1880年回国。他厌恶学校教育，印英教育都受了一些，但都不充分，他主要是靠家庭传统和自学成家。1884年下乡管理过祖传的田产。他经常住在一只船上，到处漫游。他在这里同农民，主要是佃户，有些接触，对他们有一些同情。他因而想改造农村，幻想有一个“更合理地分配财富的社会”。1901年，他在圣谛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目的是实现他的改造农村的教育理想，1921年成为有名的国际大学。20世纪初，他参加了反英的人民运动，用诗笔做武器，同殖民主义者搏斗。他既反对极端派的暴力，也反对稳健派的妥协。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和深入，就逐渐与群众格格不入起来。他反对群众烧英国货、骂英国人的所谓“直接行动”。他认为这是破坏。他主张多做“建设性的”工作，比如消灭愚昧与贫困等。群众不同意他的看法，他就愤而退出运动，去过退避的生活。1913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1915年他认识了甘地，从那以后，印度现代史上的这两位巨人就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尽管两人的观点在许多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他们之间的友谊却始终如一。1919年发生了阿姆利则惨案，泰戈尔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从退避生活中挺身出来，公开宣告放弃英国政府赐给他的“爵士”称号。从那时一直到他逝世，始终全神贯注地关心世界和印度的大事。他曾访问过世界许多国家：中国、日本、美国、英国、苏联、德国、法国、瑞士、加拿大等。他同世界许多名人，如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等结成朋友。他曾热情洋溢地赞美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也曾横眉冷对西班牙的佛朗哥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的爱憎是非常分明的，尽管有时有一些保留，人类进步事业他是支持的，对各国人民他是同情的，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大节不亏的一生。

泰戈尔的思想和世界观的来源是比较复杂的。印度传统的哲学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都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我觉得，其中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这种思想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这个一体就叫做“梵”。印度古代哲学史上有一句话：Tattvamasi，意思是“你就是它”，“它”指的就是“梵”，换句话说，也就是梵我一体。这里面包括着我与非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泰戈尔是把重点放在“人”的方面。他主张人需要神，神也需要人。两者互相依存，而人是主体。孟加拉女诗人黛维夫人说：泰戈尔对于人性有无限的信心，他有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他要求承认人是人。（《炉火边的泰戈尔》第123页。）泰戈尔还说过：“对人失掉信心是犯罪。”（同上书第23页。）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就很容易被他所接受。西方的自由、博爱、平等的思想也容易在他的思想中引起共鸣。既然梵我统一，人与自然统一，所以泰戈尔认为宇宙最根本的原则是和谐与协调。他之所以大力宣扬“爱”，宣扬“互信互助”，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黛维夫人说泰戈尔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诗歌后面的人》第14页。）在泰戈尔思想中也有一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他承认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时流转变化。这样，又要和谐，又要流转不息，那就只能产生一种情况，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韵律”。在泰戈尔的思想中，“韵律”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韵律”是打开宇宙万有奥秘的一把金钥匙。我觉得，他之所以竭力主张和谐和韵律，就因为他的生活中、思想中有时候缺少和谐和韵律，同许多人一样，他的理想与现实也时时产生矛盾。他的生活和思想中有许多矛盾，有时候如清风朗月，有时又如骇浪惊涛。他在一九二四年写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自己天性中也有一种经常发生的内战。”这种“内战”表现在许多方面：对工人、对农民、对妇女、对暴力、对社会主义、对群众运动，等等，都有种种矛盾的看法。我觉得这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就是在他热心提倡的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中，他也有矛盾。中国20年代的那一批“玄学鬼”曾处心积虑想利用泰戈尔这一方面为自己荒谬的主张张目。但这是徒然的。泰戈尔还有另一个方面，他喜欢科学。他曾对黛维夫人说过：“我非常喜欢科学，而你却喜欢罗曼司。这些喃喃细语的被阳光照射的树叶子，它们每一摇动都在吸收阳光，同时制造出许多化学成分。通过大自然的数不清的脉管，经常不断地有一个什么样的奇迹在进行着啊——人们简直要吃惊得目瞪口呆了。”（《炉火边的泰戈尔》第72页）

了解了泰戈尔的时代背景、他的生平和世界观，才能了解他的文学作品。泰戈尔从十四岁就开始写诗，长诗《野花》在杂志上发表。1881年第一部诗集《黄昏之歌》出版，文名大震。以后又写戏剧和小说，1900年写了《故事诗》。在19世纪结束以前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他写了近六十篇短篇小说，几部诗集，还有其他一些作品。这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代。到了20 世纪初叶退出反英运动以后，他仍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912年写了《吉檀迦利》，1913年写了《新月集》，1913 年写了《园丁集》，1916年写了《飞鸟集》。从1919年起，他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1921年到1941年又写了大量的诗歌。他一生写了近两千首诗歌，出版了五十部诗集，写了长篇和中篇小说十二部，短篇小说一百余篇，剧本二十余种，还有许多论文学、哲学和政治的文章，回忆录、游记、书简等。此外他还谱了无数的歌曲，画了将近二千幅画。

综观他一生诗歌的创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同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他的生活分不开的。第一个阶段自19世纪70年代起至20世纪初他退出群众反英运动止。第二个阶段基本上是他退出反英运动过着退避生活，一直到他再加入反英运动。当然并不是完全退避，他仍然参加社会活动，周游世界，只是不积极参加印度国内的政治活动而已。第三阶段从1919年后直至他逝世。

现在我们就把他的诗歌创作按照这三个阶段来谈一谈。

第一阶段可以他的《故事诗》为代表。在这里面，诗人从古代一些宗教比如佛教和印度教的传说中，从古代丰富的故事宝库中，选取了一些故事，写成了诗。对这些故事的理解当然是诗人自己的，与原来的含义可能完全不同。这一些诗的情节都是在某一方面动人心魄的，诗的技巧也是十分高超的。约略言之，诗人在这些诗里歌颂了民族英雄，特别是锡克族的英雄，宣扬了爱国主义，提倡了印度民族的大团结。比如《被俘的英雄》是歌颂反对莫卧儿的锡克族英雄农民般达的。《戈宾德·辛格》是歌颂锡克教祖师戈宾德·辛格的。泰戈尔也歌颂了人道主义，比如《轻微的损害》，这首诗讲到皇后把穷人的茅屋点着，国王惩罚了她，让她去做乞丐讨饭。《比丘尼》、《丈夫的重获》（杜尔西达斯救了一个想自焚殉夫的女子）等，也都充满了人道主义的色彩。同情别人好像成了泰戈尔的天性。黛维夫人（《炉火边的泰戈尔》第151页）说，只要泰戈尔听说别人有病，即便是不认识的人，他也坐立不安，拚命查医书，找药方，直到病人好了为止。他这种人道主义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最后的一课》虽然主题不是宣扬爱国主义，但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但是，祖国啊，

它现在风雨飘摇，软弱无力，

它任人宰割，破碎支离。

泰戈尔还同情锄着枯地的农民和凿着石头的筑路工人。他对穷人表现出一些同情心。在《无上布施》中他宣称穷人高于国王，宣扬穷人比富人要好。这种同情穷苦劳动人民的思想，在其他国家文学史上比较接近人民的诗人著作中也可以找到。比如中国的古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锄禾日当午”等都是。泰戈尔同中国这样的诗人一样，当然只是从远处观察，而不是亲身感受，只是同情也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是难道能说有点同情心比没有同情心更有毒害吗？有人在这方面提出一些过于苛刻的形而上学的要求，我是万万不能同意的。

第二阶段的诗歌创作，是同他的退避生活相适应的。像第一阶段中的那些政治性强的诗歌不见了。他在这期间写了一些带有神秘意味的诗歌。有时候内容模糊，令人难以猜度。从这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西方一些文学流派的影响，比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纯诗、为艺术而艺术等。在这些诗歌中最著名的当然是1912年出版的使他誉满欧洲从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吉檀迦利》。在这一部号称难懂的诗集里，他着重宣扬了爱，一种抽象的、没有阶级性的爱。他也颂扬了儿童的天真无邪。1913年出版的《新月集》着重歌颂了儿童。有这个主题思想的诗歌占这部集子的绝大部分。泰戈尔毕生热爱儿童， 替儿童们说话。他曾慨叹过：“他们（儿童们）什么都说不出，他们没有反抗的声音。”（《炉火边的泰戈尔》第68 页。）其中包含多少对儿童们的同情啊！1916年出版的《飞鸟集》，风格依旧，但是主题思想好像有了点改变。里面一些诗简直像是格言，比如第五十七首：“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

他退出政治运动，受到人们的误解与批评。他精神苦闷，对现实感到失望，甚至想在宗教中去寻求安慰。他考虑到人类的前途，想让世界成为一家。这些又都是难以实现的。在这十几年中，他的诗歌几乎都是歌颂爱情，歌颂儿童的。这些诗歌好像都是脱离了现实世界， 不食人间烟火。很多诗只给人一种朦朦胧胧的美，至于究竟是什么意思，恐怕连诗人自己也有点说不清楚。我们把这第二阶段的诗歌归纳起来看一看，如果想找出一个特点的话，我们可以借用一句现成的话：菩萨慈眉。

到了第三阶段，随着泰戈尔重新生气勃勃地参加政治活动，诗歌的创作，不管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有了一些改变。这个时期的诗歌，政治内容多了起来，他热情歌颂“刚强的女性”。他不同意爱所有的人（《问》），他热情歌颂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山达尔女人》），再一次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他歌唱了多少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非洲：

啊，你是隐藏在一块黑纱下面

使你的人类的庄严模糊成

耻辱的黧黑的幻象。

他对非洲怀着深切的同情心，他用愤怒的声音去痛斥那些侵入非洲的殖民主义者。1937年泰戈尔看到法西斯匪徒的罪恶活动，诗人发出了烈火般的咒骂。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中国，残杀无辜的人民，诗人忍不住怒火中烧，用辛辣的诗句来讽刺这一帮匪徒整队到佛陀座前去祈祷胜利（《敬礼佛陀的人们》）。对于帝国主义分赃的慕尼黑条约，诗人也加以申斥（《忏悔》）。1939年，将近八十高龄的诗人欢呼新时代觉醒的黎明。1941年逝世前，诗人做了自我批评，批评自己没有走进田间农民、纺织工人、撒网的渔夫等劳动者的院子：如果一位诗人不能进入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多么诚恳的自我反省啊！生活了八十年写作了六十多年的诗人，临终的诗给自己的一生竖了一块光辉的碑。诗人晚年的诗对人类前途充满了信心，对东方充满了信心，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对邪恶发出了诅咒。诗人整个第三阶段的诗歌，内容充满斗志，调子激昂慷慨，同以前的诗人判若两人。如果也用一句现成的话来标明它的特点的话，那就是：金刚怒目。

我上面已经讲到，泰戈尔的一些诗，特别是在第二阶段的诗，是非常难懂的。诗都写得朦朦胧胧、模模糊糊，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我们应该怎样看这个问题呢？诗比散文要难懂得多，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中国古人说：“诗无达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诗主要靠形象思维，逻辑性在这里不像在科学论文中那样重要。中国古代有一些诗只有名词，没有动词。名词之间的关系只有靠读者的想象去填充。因此就产生了难读的问题。此外，诗人对诗的看法，也是很不相同的。泰戈尔认为：“真理是，诗的作用就是让人高兴。”他又说：“了解诗的主要途径是去欣赏它。”（《炉火边的泰戈尔》第99页。）他的意思似乎是诗歌不一定有什么教育意义，写得朦朦胧胧，模模糊糊，只要能给人以美感享受，也是可以的，这样做诗的目的也算达到了。实际上，不管诗人承认不承认，诗总是要有所宣传的，表达诗人的思想和观点的，不承认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泰戈尔当然也不例外。他要宣传的东西，我上面已经做了些分析。足证诗不只是完全供人欣赏的，他也同别的诗人一样，执著于要宣传一些什么，反对一些什么。第一阶段的诗可以看到这个情况，第三阶段的诗更特别突出。那些像火焰一般炽燃。像利刃一般锋利的诗句难道仅仅是供欣赏的吗？难道仅仅是取悦于人的吗？

我上面也已经谈到，泰戈尔的文学创作，其中也包括诗歌，受到西方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纯诗等流派的影响。我在这里再谈一谈印度古代梵文诗歌和印度民歌对他的影响。泰戈尔精通梵文文学，谈话时常引用一些梵文的诗句。他对于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对于迦梨陀娑的作品都非常熟悉。因此，他受一些梵文文学的影响，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很自然的。但是泰戈尔决不是迷信古代。他对梵文文学的缺点明确地指了出来。他曾经说过：“整个梵文文学是装模作样的、文体复杂的、惨淡经营的诗——《沙恭达罗》是例外，在梵文文学中寻找真正好的作品是很难的。”（《炉火边的泰戈尔》第98页。）我认为，泰戈尔提出这样的看法不是没有见地的。但是这种说法比较笼统，不具体，没有说明哪一个时代的梵文文学是这样，也没有说明哪一个类型的梵文文学是这样。容易产生误会。至于民歌对泰戈尔的影响，那是很显著的。他作诗就喜欢用人民大众的语言。

总起来，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说：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泰戈尔都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东西两方面的影响，他都受到了，但是归根结蒂，他还是独立的。思想和形式的基调都是印度的。在形式方面，他有意运用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所以他的诗很为老百姓所喜爱。他自己又是音乐家，他的许多诗都铿锵可诵，富于音乐感。他的诗之所以流行于印度，特别是孟加拉，其原因就在这里。

最后我还想谈一谈泰戈尔的诗歌对中国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泰戈尔一生同情中国，热爱中国。他曾两次访问过中国。第一次访问时，虽然有一批中国“玄学鬼”和其他的人想利用他为自己的主张张目，但是他还是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他访问以后，他的作品大量译成了汉文。当时译的绝大多数都是诗歌，有少数剧本。因此泰戈尔对中国的影响首先是诗歌。从20年代中期起，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不少体裁像《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一类的小诗，可见泰戈尔诗歌对中国萌芽时期的新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此外，他在诗中表达的一些思想感情也影响了中国。最突出的，我认为就是对儿童的关心和爱护。在中国封建时代，孩子是没有地位的，除了《幼学琼林》、《神童诗》一类的书以外，几乎没有给儿童读的书。五四运动前后，进步的文学家，比如鲁迅等，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泰戈尔的诗介绍到中国以后，他那热爱儿童的感情对中国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有一些中国作家开始关心儿童文艺，写了一些给儿童看的文学作品。《寄小读者》一类的书也陆续出现了。这可以说是中国新时代儿童文艺的开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泰戈尔虽然久已作古，但是他的影响在印度人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促进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功绩是永不磨灭的。为了加强同外国人民、其中包括印度人民的友谊，为了提高我们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为了批判继承世界各国的文学遗产，在今天，当我们全国人民斗志昂扬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开始的时候，读一读泰戈尔的诗歌，也还是很有意义的。因此我就为泰戈尔诗歌汉译本做了如上的介绍和评价。

197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