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性善和性恶的争论，但无论哪一派都认为存在抽象的普遍的人性。“性相近，习相远”正说明了这个道理。那么，人性变不变呢？13世纪亚美尼亚作家奥洛比安的寓言《伶鼬和老鼠》说明了人性的不变性。
有一只伶鼬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它向爱神祈祷，把它变成一个美丽的少女。爱神满足了它的心愿，它幸福地与自己心仪的小伙子结婚了。在热闹非凡的婚礼上，突然一只老鼠从门口跑过去，这位新娘忘却了一切，狂奔过去追老鼠。作者的寓意是：本性难移，动物和人概莫如此。中国的“白蛇传”与这个寓言异曲同工。你看，白蛇都变为人了，但蛇的本性仍不变，饮了雄黄酒就要露出本性。中国有句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里的本性主要不是指个人的性格，而是人类共同的本性。现在我们都承认，人的本性是利己，即所从事一切活动的目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现代生物学证明了这是人和动物的本性。
经济学是建立在对这种人性承认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就是一切行为的目标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经济学正是在这一假设之下研究资源既定时的最大化问题。对社会是GDP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对个人是收入和效用最大化，对企业是利润最大化和企业资产价值最大化。正是在对这种最大化的研究中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离开了这个假设，经济学的全部内容都要被推翻。
一些经济学界内外的学者对这个假设提出过不少批评。一些人举出了许多事实说明人并不自私，比如舍己救人，愿意为保卫祖国而牺牲，或者富人在死后把财产捐给社会，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是不是与理性人假设矛盾呢？我们不否认利他主义行为的存在。而且也不否认，人性中除了利己之外，还有关爱同胞、关心社会等善良的一面存在。同时，我们也不否认提倡奉献精神的意义。但是承认人利己的本性与这一切并不矛盾。理性人的假设不仅正确，而且必要。说理性人的假设正确，并不是说它适用于每一个人（例如这个假设就不适用于雷锋这样的英雄）和每一个人的一切行为（一个为个人利益做事的人在祖国危难之际也会牺牲自己保家卫国），这是指它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这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从事活动的出发点都是个人利益。说理性人的假设必要是因为，经济学作为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假设前提。如果既假设人是利己的，又假设人是利他的，经济学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误解还来自另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把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经济学的最伟大发现正是把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了起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正在于此。理性人的假设是斯密提出来的，他并不是赞扬这种利己性，只是承认它是无法更改的人性—正如伶鼬变为美女仍忘不了抓老鼠一样。他认为，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可以实现社会利益。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把这种对个人利益追求引导向社会利益的是“看不见的手”，即价格机制。每个人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要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这时整个社会就实现了资源有效利用。承认人的利己，又把利己引导向利他，正是市场经济的伟大之处。
传统社会是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把人性看作万恶之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结果怎么样呢？整个社会处于上千年的停滞状态，人民生活极其贫穷。利己的人性消灭了吗？老百姓的人性被强制消灭了，但倡导灭人性者的人性都发展为兽性。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他们提倡的是自己根本不打算去实践的伪道德。一部《十日谈》正揭露了这些伪道学、假正人君子的丑恶嘴脸。
市场经济承认人性的合理性，承认人利己的行为是正当的。任何一次启蒙运动都是从对人性的承认开始的。市场经济制度把人的利己心和利己行为变成了增加社会财富、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市场经济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创造了辉煌的精神文明。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人性升华了，越来越多的人更关心他人和社会。亿万富翁不再做守财奴，而成为社会公益事业的赞助者。我们不否认市场经济下还有罪恶，但与传统社会比一比，哪一个更好？
与生俱来的人性是不能改变的—无论是用暴力还是道德说教，我们只能利用与引导人性。伶鼬改不了抓老鼠的本性也没什么，反正它的体形已是美女了。这个与它结婚的小伙子利用它的本性来消灭家里的老鼠，甚至可以让它为邻居抓老鼠赚钱，岂不既符合了它的本性，又增加了自己的收入，为社会也做了一件好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