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诺
大约是二十年前，好莱坞曾流行过一波灾难片，那场面比泰坦尼克号或火山爆发要猛烈多了。那波灾难，大如巨型邮轮倾覆、摩天大楼倒塌，小如波音747坠毁甚至只坐了三四十人的快乐大巴士都会出事。一时之间该撞冰山的一定撞冰山，该失火的一定失火，该爆炸的也必然准时轰隆一声爆炸，好莱坞灾难片中的生命充满着意外和脆弱，人人自危却又无能为力。然而，这类影片中通常有个永恒不变的伟大主题，那就是：人在被推到生死边缘时，会被迫重新思考生命的无常和种种执念的无谓，在生死面前没有什么是丢不开的。通过大难临头时的勇于牺牲自我、相互扶持和谅解，人的情感也得到新生。灾难过后，原本彼此不对眼的父母儿女冰释了，热情早已冷却的夫妻眼中重新有了对方，而一直就如胶似漆的俊男美女情侣（男、女主角）经此洗礼，更是谱写出了永生不离的世纪爱情。伴随着片尾甜美且带着哲学意味的主题曲，新的一天安然到来，人们开始重新瞻望生命的地平线——
We may never love like this again.
我们此生此世再不可能如这一刻这么相爱了。
如此甜蜜，也如此夸张。
我不敢想象如果让达许•汉密特这样对人性充满着残酷看法的人写一部类似的灾难小说或电影剧本将会是什么样。
◆追入上流社会
《颠覆》这部小说是汉密特一生五大长篇的最后一部，时为一九三四年，此时，他已算功成名就，居住于纽约，还雇用了两名经纪人——一位专门负责电影方面的事务，另一位则料理书的出版。很显然，这位从下层社会中走出来的冷硬派始祖已昂首进入了繁华的上流社会。
这时，他身旁的女性也换人了，原来那个在贫穷岁月和他相守、不甚聪明也始终进不了他写作世界的小护士约瑟芬•朵兰，早在一九二九年他还不算发达时就和他分手了（显然窘困日子的相互扶持并没让他们最终走向幸福快乐的生活），他生命中新的女人是莉莉安•赫尔曼，和朵兰不同，莉莉安是个有大学学位、离过婚的成熟聪慧女性，能分享他的所思所想，参与他的写作，汉密特死后才结集成册的短篇小说集——《螺丝起子》（ The Big Knockover ）便由她编辑而成。
这是《颠覆》一书的写作背景，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位主张写小说便是“把生活切割出来，直接移到白纸之上”的坚定写实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经历了什么事情。
汉密特现实生活的大转变——由最初的为了生活苦苦挣扎到如今灯红酒绿笙歌不绝。这种转变直接被汉密特切割下来搬到了白纸上，使得《颠覆》一书成为最不像“汉密特小说”的小说，那些迷恋汉密特冷硬写作风格的评论家和读者更是感慨万千，他怎么会在晚年（其实此时他才四十一岁）创作出这么柔和浪漫的作品来？
◆不想妥协的冷硬之人
读者常在阅读想象中把自己投射于小说中某个自己喜爱的角色之上，有关这点，之前汉密特的小说一直有个共同的特质：他书中的任何角色，不管是男是女、是正是邪，没有一个是读者乐于扮演的。然而，《颠覆》中优雅幽默的侦探尼克•查尔斯和他那位有钱、善良、热情洋溢且喜欢在言辞中修理丈夫的老婆诺拉，皆是容易被认同的角色；而两夫妻没完没了的轻松拌嘴更是讲惯生冷血腥笑话的汉密特从未有过的。
然而，如果我们将小说读仔细一些，不被这种上流社会的优雅糖衣所蒙蔽，一定不难发现，汉密特仍是那个昔日冷硬派的写实主义者，小说表现形式的变动反倒更忠实地反映出他坚定的写实主张。小说中，汉密特化身的尼克•查尔斯（同样四十一岁）是一名娶到有钱老婆后就无心重操贱业的退休侦探，他从被扯入这宗罪案到最终破案，从头到尾一丝热情和侠义之心都没有（换成是钱德勒的马罗就绝对不会如此）。尽管先是失踪，后被视为谋杀他女秘书兼情妇的嫌犯是尼克的昔日老友“瘦子”维南特，尽管老友的年轻女儿桃乐希百般央求而且对他充满倾慕之情，尽管老友的离婚改嫁老婆咪咪想尽办法诱他就范，但从亲情、友情、爱情到欲望，他都几近是绝缘体。
现实世界在尼克•查尔斯（或说汉密特）眼中，绝不会因为自己境况的好转而改变本质，变得较有秩序、较合逻辑。小说中，尼克在回答老婆诺拉的质疑时说，“可能吧。”而且声称这个词正是他在查案过程之中最常用到的。世界充斥着不确定和不完美，正如李维史陀说的，“无序，统治着整个世界”。
而我个人觉得最有趣的是整部小说的最后结语，这是尼克、诺拉这对宝贝夫妻的对话：
“……你想××、×××还有×××现在怎么样了？”
“老样子，继续当××、×××和×××，就像我们两个也继续当自己，××××还是××××。谋杀不能改变任何人的生活，除非是被害人，或是凶手。”
“可能是吧，”诺拉说，“可是一切实在太不圆满了。”
你看，汉密特仍一丝妥协的意思也没有。
◆存留记忆，好好活着
附带说明一下，我们把上述对话中的人名隐去，为的是避免造成破案的暗示，请千万别自找麻烦从人名的字数去聪明地推断。不听劝阻者，请自行负责所有丧失阅读乐趣的不可挽回的后果。
一宗罪案，三具尸体，对一个家庭及其亲友、雇员而言，灾难不可言不大，但汉密特仍若无其事地告诉我们，什么都不会改变，每个人仍是老样子。
是的，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人们却什么也学不到，我们很能体会诺拉的感慨——人，真是太不圆满了，这个世界也真太不圆满了。
类似的话，我们也曾在美国小说名家寇特•冯内果的书中读过，他曾引述他的一名汉密特型友人的话，“你曾看到谁真的改变过吗？”这种和好莱坞灾难片伟大主题完全背离的阴暗结论，也一直是冯内果小说的最重要命题：人几乎是不会改变的，历史的教训几乎是没意义的；所有的愚行和灾难，虽然有着新的工具、新的外貌、新的强度和广度，但究其本质一点都不新鲜，它只是“又来了”！
毒品、麻醉剂和酒精，长期以来一直被民智稍开的人类视为罪恶的大敌，但从某种程度来看，人类这种伟大的生物不必寻求这类有极强烈副作用的安慰，人类本身就能一直生产：在时间的流逝中，人们无师自通地生产出一种名为“遗忘”的药剂，它有效地保证着我们不被巨大的创伤所击倒，也有效地保证我们安然地准备再犯下一次同样的错误，就像有人开玩笑星期天到教堂必须忏悔认罪一样，为的是洗清过去一周的罪孽，然后开开心心再犯接下来六天的错。
这样的指责，对古往今来所有活着的人而言，可能不尽公平，但不容否认它却是有效的。
这里，不服气的人可能会指出，既然人性虚无阴暗到如此地步，汉密特（或冯内果）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小说传递同样的信息呢？我想，除了写书养家糊口这个更虚无的理由外，也微弱地包含着一点期盼和信息：也许，我们可以不那么健忘！
我曾在帮某位朋友写序时，用到“存留记忆，并好好活着”这个题目。我当然知道，在记忆和遗忘这同具张力的两者之中，上述的两种期盼简直就是鱼和熊掌，但正因为它们如此不易得到，我们才更要去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