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及《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等一批经典照片，究竟是谁拍摄的？这个长期困惑着成千上万读者及至新闻摄影史研究者的历史之谜，现在终于获释了：他便是沙飞。那么，沙飞是如何结识鲁迅并为其生前逝后拍摄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文献价值的珍贵照片的呢？
据笔者推想，沙飞于1936年毅然决然辞去月薪优厚（130元大洋）的汕头电台报务员的职位而赴申前，请求老朋友李桦为他写“介绍信”时，大抵是讲明了自己这个拜谒鲁迅先生的强烈愿望的。此时的李桦，已是最受鲁迅赏识和推崇的青年木刻家了。然而，这时的沙飞也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前进的摄影记者”——因为他已参加了以现实主义摄影原则为宗旨的摄影团体“黑白影社”，并有几幅作品入选“黑白影社”举办的影展；1936年夏天，拍摄了《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组照等一批被冠以“国防”作为文艺界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摄影”，而备受瞩目了。
据《鲁迅日记》载，李桦与鲁迅的交往始于1934年12月18日，是日鲁迅收到李桦来信并木刻三本。嗣后现代版画会成员赖少其、张影、刘仑等同人的木刻作品，亦均由李桦推介给鲁迅先生并得到鲁迅先生的亲切指教。当鲁迅收到《现代版画》第四集时，十分兴奋地提笔濡墨回信道：“《现代木刻》第四集，内容以至装订，无不优美，欣赏之后，真是感谢得很。”并建议李桦将《现代版画》寄给日本和苏联的木刻家和批评家。
李桦的木刻，十分受鲁迅先生的赞美和推举：“擅长木刻的，广东较多，我以为最好的是李桦和罗清帧。”鲁迅先生对于李桦的木刻作品，有着十分具体细微的指导，且别具慧眼，而赞赏褒扬之意，溢于言表：是用德国风的试验，也有佳作，如《蝗灾》《失业者》。
李桦可谓是沙飞极为亲密的挚友和兄长，他们之间的联系也是十分密切的。沙飞与王辉结婚“蜜月旅行”至广州，于短暂逗留的三天内，便造访李桦多次。倘若双方关系不是极为亲密深挚，对于每日一往而再往如此不胜其烦的造访，何以能堪？有鉴于此，推想，李桦从事新兴的木刻版画创作及其受到鲁迅亲切教导且格外推崇的种种具体情形，沙飞当是知晓的。这一方面激起了沙飞对于好友李桦所取得的木刻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得到鲁迅先生的推崇奖掖，歆羡不已；另一方面更增加了对精神导师鲁迅崇高峻洁的人格的无比崇敬，由此便萌生出到上海去面谒鲁迅先生，并得到先生亲切教诲的热切愿望。
沙飞到上海之后的食宿生活琐事，均需朋友关照，故李桦给同是青年木刻家的黄新波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引荐信。沙飞按信上的地址找到了黄新波。
黄新波刚从日本回来不久，西服革履，颇有青年艺术家的派头。但对沙飞的到来十分热情，嘘寒问暖。因此时他正与广州李桦领导的“现代版画会”诸同人和上海的野夫等人发起并筹备着“第二界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展览的作品前几天刚由杭州差专人送到上海来的。此届展会首先在广州中山图书馆举行，时间是7月5日至10日，8月移展于杭州。上海拟于10月初举行。现在黄新波等人正在积极筹备之中。故桌上、床上、墙上、地下，到处都流溢着宣纸和油墨独有的清香……
此时的黄新波，已是一位颇有资望和成绩斐然的青年木刻家了。他原名黄裕祥，笔名一工，是广东台山县人。1916年出生在一个华侨工人的家里。说着具有粤地腔调的国语，谈到某一木刻术语时，间或一用日语，给沙飞留下了既深刻又新奇的印象。
黄新波告诉沙飞：“我从1933年至1934年一年间，给鲁迅先生寄奉350幅木刻作品呈教，并一直被先生珍藏着。大概是1934年，青年作家叶紫介绍了我的木刻。《丰收》的木刻插图刻竣后，先生见了，高兴地说：‘这些不但可以作插图，如果单独发表，也可以独立存在……’”
黄新波的奋发踔厉、虚怀若谷的精神使沙飞颇为感动，而鲁迅先生诲人不倦的风范更叫沙飞敬仰不已。
“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先生啊？”沙飞自言自语地动情问道。
“快了，我们的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在即，先生一定会来观摩的，你不就见到先生了吗？到时候我们还要请你来为先生和我们拍照哩！”新波诚恳地劝慰沙飞：“一个多月，一晃就到了。”
“一个多月，太漫长了！新波君，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使我能及早见到先生？”
黄新波沉吟了片刻，说：“那你找曹白君试试吧。最近他与先生的接触最频繁——可听说先生一直病着，不大会客。”
曹白在和鲁迅交往的木刻青年中，是与先生接触最晚而关系却特别亲密的一位。他是在1936年3月才开始同鲁迅取得联系的，在半年多的时间内，鲁迅先生对于曹白奖掖、教诲和培养，可谓感人至深。鲁迅最后的一封信即临终前三天（1936年10月16日）发的那封信，便是寄给曹白的。鲁迅先生对于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和青年木刻家的培育、引导和关爱，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沙飞按黄新波提供的地址找到了曹白。
曹白是一位十分热情的青年木刻家，快人快语，了无遮拦。当他听说沙飞想拜谒鲁迅先生，便说：“那好办。我们常去逛内山书店就是了。鲁迅先生是常去内山书店的。”
沙飞鼓足勇气，恳切地问道：
“你能帮我向先生引荐一下吗？”
“平日可以，现在不行。”
“为什么？”沙飞急切地问。
“鲁迅先生病着。连给我的回信都是师母代笔的——你想想我们怎么好去打搅？”
沙飞沉默了。
此后，沙飞除了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课，便是邀曹白一同去内山书店。
沙飞和曹白一同去了内山书店多次，都未能见到鲁迅先生。有一次曾见到木刻理论翻译家白危。
“那翻译《新俄美术大观》，还是1931年8月的事吧？”曹白问白危。
白危点了点头，常有忧戚地说：“最近给先生的信，却无回音，我是担心先生的病……”
是啊。先生的病体康复了吗？他老人家能来观摩“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并给予指导吗？能来该有多好。
白危、曹白和沙飞心里都在这样默默祷祝着。
过了数日，王笑利又接到了中共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于1986年6月11日发布的恢复沙飞同志党籍的决定。
党没有忘记他，人民没有忘记他。1987年10月2日，在河北省阜平县烈士陵园隆重集会，为永久纪念沙飞在开创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上的功绩及缅怀在抗日战争中《晋察冀画报》社牺牲的九位烈士而建立的“英魂碑”落成，并举行揭幕仪式。人民将永远记住这位中国新闻摄影主义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中国摄影报》、《中国摄影》、香港《新晚报》、天津《采风报》等报刊刊登、转载了沙飞案彻底纠正的有关消息。
1986年6月，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沙飞摄影集》。全书共辑摄影作品133幅，文稿5篇。舒同将军为影集书名题字。罗光达以《中国革命摄影的开拓者——沙飞》为题作序。
1986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给沙飞夫人王辉一份“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写明：“沙飞同志（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主任、正师级）于1950年2月24日在河北省石家庄病故”。这其实是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部军法处判决沙飞死刑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