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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与永恒(序一)

蔡子谔先生将《沙飞传》校样交到我手时,我已经有了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感觉。

一气读完长达535页的书稿(《沙飞传》2002年版为535页,本书为节选本),抬腕一看手表,已是仲春4月18日的子夜。我一时理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觉得双耳如塞满了棉花——轰鸣而胀痛;我感到很冷,手脚冰凉;心一直在抖,抖得收不住,不得不咬紧牙骨……

我想镇静自己,便从书桌前站了起来,在书房与客厅间来回地走,来回地走……但依然很冷,依然无法改变颤抖;我想我是饿了。对,是饿了。从午时12时到午夜12时,12个小时没进食了。我立即弄了点吃的。然而,吃完,心还是发紧,手脚还是冰冷。于是,我走进卫生间,放了一池热水,把手放进热水里,用热毛巾久久地敷在面部,久久地,久久地……

我的窗外,是一片旷野。漆黑的旷野,寂静而阴森,夜风从窗外吹了进来,绣花的白窗帘轻轻飘动,有灵魂飘拂的感觉。我从书中知道,沙飞的亡灵,就栖息在窗外东南方向不足500米的野地里。

我想找人说话,但家人都在外地。我凝视窗外,忧伤而恐惧。

静寂的子夜,我仿佛又听到了52年前的那声枪响,沙飞——一个不满38岁的、杰出的反法西斯新闻摄影战士倒下了!倒在了神秘、诡谲、荒诞的历史尘埃里,倒在了共和国的枪声下……

是的,我很难挣脱《沙飞传》带给我内心的巨大的震撼和沉重的伤感。南方司徒氏家族的一个热血青年,一个卑微的自称为“一粒小小的沙子”但却始终鼓胀着美好理想、渴望生命“自由自在地飞翔”的沙飞,最终被他挚爱的军队、挚爱的首长下令枪决了——尽管他们在向他开枪时举起了右臂,向他行了庄严的军礼。但,沙飞,最终化为一粒毫无声息的尘沙,殒落在我们城市郊野的荒草泉壤里,带着生命永远的惶恐、纷乱、苦闷和忧郁……

很长的年代里,我们都在许多书刊、画册,抑或博物馆、展览馆里,看到一幅鲁迅先生绝妙的头像摄影:浓密倔强的头发,高隆的颧骨、眉宇,深邃、悠远的目光,微微、淡淡的笑意……这幅被称为最具鲁迅神貌风采的照片,日后成为众多画家、木刻家、雕塑家创造鲁迅作品的蓝本,也成为周海婴及其亲人们永远的缅怀——他们把其制成了巨幅照片,永远地挂在了家里。然而,除周海婴及其亲人外,又有几人知道那是沙飞在鲁迅逝世前十多天拍下的《鲁迅最后的留影》?鲁迅逝世后,上海各界三万余人聚会、哀悼、送葬,出殡的队伍数里长街,《运灵车驶出殡仪馆》《送殡行列之前导》《音乐队》《鲁迅先生精神不死——章乃器先生在鲁迅墓地发表演说》《伟大的民众葬礼——青年作家们扶棺入墓穴》《鲜花撒满墓茔》……是沙飞为我们这个世界留下了这个历史的系列和不朽的瞬间:无可置疑的英勇、忠实、热忱;伟大的追随、沉哀、缅怀……

然而,谁能想到,历史最终却开了一个沉重凄婉的玩笑:剥光了一切的沙飞,唯有装在贴身内衣口袋里的这组鲁迅照片的底片和他一起被冷土掩埋。天堂地狱的长路上,唯有这组底片伴随他永远的孤独和沉寂。

也许在同样的场合,我们还看到了许许多多关于那个刚刚从西班牙战场归来,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忘我工作的场景:《戴着八路军臂章的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和八路军哨兵在一起》《白求恩和自卫队员合影》,等等,这些珍贵的照片都是沙飞拍摄的已经无疑。但由于意识形态长期的阻障,白求恩在中国人心中普遍的存在印象是:“对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伸出援助的手,直到无私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是《沙飞传》告诉我们,如果仅此看待白求恩,那实在是挤窄和偏视了一个伟大的生命。是沙飞,最早发现了白求恩生命里除却“医学博士”“国际友人”的光环外,他还同时具有画家、诗人的伟大的艺术心灵。沙飞在第一次窥见白求恩绘制的、怀抱婴儿的健美的裸体妇人的画面时,他便惊愕地感受到一个西方友人、一个反法西斯战士对生命的珍视,以及一个艺术心灵的强大和力量。

“夏日的唐河是美丽的……”,作者开始了以唐河般美丽平静的叙述,告诉我们沙飞最终如何走进了“白求恩氤氲诗意的心灵世界”,最终在“天籁”“地籁”“人籁”的和谐共鸣中,在白求恩快乐的挚意中,完成了白求恩的“裸体日光浴”以及他“裸泳击水”的生命惬意和对大自然的热切拥抱。也许,沙飞永远不会忘记作为艺术家的白求恩对艺术家生命的诠释:“艺术家的责任就是打破平静。他的责任就是唤醒沉睡者,动摇世界安于现状的支柱。他使世界回忆起它黑暗的过去,他向世界指明现状,并指点出它新生的道路。”又说:“他使那个一成不变、固定的和平静的世界心神不定。在这害怕变动的世界中,他鼓吹彻底变革这一生活的准则。他是鼓动家,他破坏宁静。他敏感、急切、自信、焦虑、忧郁。他是在人类的灵魂中活动着的创造精神。”

然而,长眠九泉的白求恩不会想到,和他艺术心灵如此默契、勇敢的中国革命摄影艺术家沙飞,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只是带着他临终前赠送给他的“莱丁那”相机,“敏感、急切、焦虑、忧郁”地离开了他为之浴血奋斗的世界……

我们还依稀记得,20世纪80年代伊始,中国各类媒体曾沸沸扬扬报道着一件事情:“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接着发排的一系列照片《将军与孤女》《坐在挑筐里被中国老乡送往日军的两个日本小女孩》《聂荣臻喂日本小女孩吃饭的情景》,等等,动情的文字报道和极其写真的图片展示,在中日两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和轰动。一时间,两国同时开始了寻找1940年百团大战时被八路军从炮火中救出的两个日本小女孩的故事。这故事后来被演绎成极富传奇性的、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团结的佳话。可又有谁知道创造这佳话之一的、1940年一气拍摄了一二十张有关“将军与孤女”照片的人是已含冤九泉30年的沙飞呢?更无人知晓恰恰是创造了佳话,而又被佳话深深刺痛了向真、向善、向美的心灵,从而加剧了一个艺术生命悲剧性的结局……

沙飞,一个用相机留下了成千上万张历史瞬间的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一个为中国革命培养了成百上千摄影人的“中国革命摄影的先驱”,一个完全可以与聂耳、冼星海齐名的革命艺术家,所有的艰难与困苦、向往与破碎、热血与奋斗、辉煌与寂灭、瞬间与永恒,都组成了他生命史诗般的传奇,更成为他多舛命运里最残虐的悖论。

读完《沙飞传》,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是残酷的战争、人性的毁灭使艺术家的沙飞患上了“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而不能自控,最终枪杀了一位为其治病的日籍医生而被军法处处以死刑。法律告诉我们,出现这种事件,精神病人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但在日本军国主义彻底败北、共和国解放的隆隆炮声刚刚响过的1950年,沙飞却被当作“健全人”,出于“要维护中日关系”而倒在历史的怪异和科学的蒙昧里了。

作为学者型作家的蔡子谔先生,以其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坚守、冷静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考和生动翔实的文学场景的提供,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沙飞的生命是毁于日本军国主义强盗对其心灵和肉体深深的残害,毁于民族理性精神的匮乏和人性的丧失。

我们来看这样的事实——

1943年冬季,日寇疯狂的扫荡使华北阜平百姓死伤无数,晋察冀画报社的战友有9名被日寇枪杀,沙飞自己也为保护成千上万张反战照片的底片,而险些丧命,最终跑掉了鞋的双脚在雪地里被冰凌、荆棘、乱石和寒冷毁成了黑色,最后溃烂、发臭,医生要为其截肢……最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强盗不仅当众奸淫了阜平的妇女和八路军女战士张立,还残忍地将她们怀中的婴儿夺下,扔进沸锅里活活煮死;畜生们还强迫“父奸女、侄奸婶、兄奸妹”以供他们取乐……回想自己的首长、战友对待日本小女孩的情景,沙飞艺术的善和美被击得粉碎。残酷的战争和劳苦的工作又彻底毁坏了他的健康,使他得了肺病。而住院期间,他每日面对的是一个日本医生,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一个被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兽性深深伤害了心灵和神经的艺术家的痛苦、恐惧乃至“迫害妄想”。作者以为,作为渗透着浓烈情感的、以直观性和形象性为艺术思维特性的沙飞,正是“通过兽性的冷酷场景”和“人性霓虹彩霞般的温煦”,“在脑海里的反复叠印,使得他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成为导致精神分裂的重要诱因之一”。

1946年,八路军驻晋察冀部队一举夺取了华北重镇张家口,沙飞随部队进城。不久,部队开始了“三查三整”和“土地改革”。暴风雨般的农民运动一方面摧毁了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剥削,另一方面对生命的冷酷杀戮和戕贼——车裂、剁脚、砸核桃(脑壳)、沉麻袋、铡三段等等——又使沙飞胆战心惊。此刻,我们不能不和作者一起感叹:“沙飞是人,是有血有肉有躯体有生命的人,他承受不了这样的生命之轻啊!”“人的善良本性、发自内心的良知和朴素的人权观念,等等,与逸出了党的土改方针政策正确轨道的悖离人道、泯灭人性的残暴行径纠缠在一起,混沌成一团,融会为一体;但又相互对抗着,争斗着,分裂着。使沙飞陷入深深的思维紊乱、思想困惑和精神痛苦的渊薮之中而不能自拔……”他的“中枢神经已经承受不了这样酷烈和惊骇的刺激,开始走向了深度的崩溃、分裂了”!

他开始不断地自言自语,他冲着墙壁一个人大声地说话、演讲;他突然地哈哈大笑、旋即又陷入深深的忧郁;他恐怖、妄想,觉着那位日本医生每天都想暗杀他。

于是,一个生命的悲怆就这样发生了……

应该说,《沙飞传》的魅力还不仅仅是沙飞短暂而悲壮的生命履历,它的动人之处还在于蔡先生在完成这部大作过程中的艺术匠心,也即他的“复线叙述”。他一方面向我们提供着恢宏而翔实的战争背景、背景里沙飞如歌如泣的生命;另一方面他又浓墨重彩地向我们叙说着沙飞的妻子、儿女们长达八年的为沙飞申诉平反的艰苦卓绝的路程。两条线始终有机地穿插行进,时而酣畅淋漓,时而戛然而止;悬念跌宕,险情丛生……我们在领略沙飞卓越的艺术创造和人生传奇的同时,也深切感受到了他爱情的徐徐悲风和亲情的回肠荡气。

细心的读者,似乎还会在阅读这部极具传奇色彩和魅力的《沙飞传》时,产生这样一种认同感,即是书中随处散发着深厚的学术修养和浓郁的文化气息,特别是与传主沙飞的新闻摄影记者这一身份密切相关的摄影美学学养和摄影审美文化的气息——这也是《沙飞传》别具魅力、饶富韵致的所在。

这样一来,便不能不使我们要约略地叙及也具一抹传奇色彩的作者蔡子谔先生。作为从事文艺理论和艺术美学研究的蔡子谔先生,这些年频频染指文学创作,他的报告文学《原动力的潜层开掘》曾获“1990—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他的中篇纪实文学《当代戎冠秀》在军队和地方均获得很大反响;他发表在《人民文学》的中篇报告文学《绿色的蕙风》,反映了联合国世界粮食总署对我国贫困山区的支援,对拓展报告文学的题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还以简洁雅隽的文字,写过长篇传奇历史小说,梓行5万册。此外,他的旧体诗词、书法、绘画也均有造诣。但蔡先生在说起这些时,总是谦抑地引用诗人艾青的话自嘲,说“这不过是母鸡下鸭蛋”罢了。那么,我们顺着这句话往下说,他的“母鸡下的鸡蛋”又是怎样的呢?

我惊愕地发现,作为学者的蔡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短短的10年左右的时间,他对中国文化和学术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贡献:1990年,他撰写出版了阐释审美直觉心理学即“格式塔”心理学理论的《视觉视维的主体空间》,受到美学大家高尔泰先生的高度赞誉,并书斗方相赠,以示嘉勉。此书获河北省社科优秀成果(著作类)奖。1993年,他出版了20余万字的《毛泽东与美学》。著名学者陈辽先生以《毛泽东美学大厦的成功建构》为题的评论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该报编者于《今日导读》中以黑体字辑目,向读者重点推荐。1995年,他与沙飞的学生、著名摄影家、摄影史学家顾棣先生合著的140万字的《崇高美的历史再现——中国解放区新闻摄影美学风格论》(蔡先生单独担负了“正编”即摄影美学理论部分的90万字),出版后,众多著名专家、学者,如魏巍、吴印咸、苏静、伍蠡甫、高尔泰、庄锡华、三山陵(日)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研究》及日本《日中艺术研究》等国家级报刊发表文章予以高度评价,该著作获得了第十届中国图书奖和两项省政府奖。更令我惊愕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刚刚开始的第一年即2001年,蔡先生生命的奇迹出现了——近30万字的《磁州窑审美文化研究》、43万字的《晋察冀戏剧剧目提要》、180万字的《中国服饰美学史》均在这一年被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河北美术出版社相继出版了。望着这一部又一部长城秦砖般厚重且装帧极其精美的文化美学巨著,我惊叹不已!我不知蔡先生用怎样的生命能量完成了这样巨大的、卷帙浩繁的研究与写作,我只觉着我们生命的轻弱和担当不起!只觉着儒雅谦和的蔡先生生命的坚毅、刚健、不屈不挠和对中国审美文化或曰文化美学生生不息的挚恋及至英雄激情的洋溢!

180万字的《中国服饰美学史》前后耗去了蔡先生10年的心血和汗水,他曾用6年的时间从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等数以千卷的文化典籍中,逐字逐句地进行检索、摘录、制作卡片和整理分类——仅卡片就制作了上万张!十年寒暑更替、矻矻终日,筚路蓝缕,备尝艰辛。著名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研究员李希凡先生指出:“《中国服饰美学史》的贡献,又不仅仅限于服饰审美文化,而是包孕了我们的祖先在历史长河中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造相融合的结晶……很有学术价值,是研究中国服饰审美文化及其美学思想的新成果,必将在当代学术史上留下出色的一页。”(《人民日报》2001年4月9日12版)著名服饰、染织专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黄能馥先生说:“蔡子谔先生‘对中国服饰审美文化及其美学思想与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的内在联系的开掘,是极具广度和深度的……’”(《中国新闻出版报》2001年4月2日三版)。同样是在这个高等学府的李绵璐教授说:“这部著作填补了人类生活文化美学史的空白,它对文化史、艺术史、艺术设计史以及哲学史、社会学史均有促进和重要参考价值。它的出版是对人类社会的一大贡献。”(《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4月4日12版)

多学科的研究与贡献,使蔡先生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而接下去将要完成的数十万字的《中国书法美学思想史纲》,深信又将使其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我不知在中国除却蔡先生外,还有多少人如蔡先生这样博雅,成为中国这么多专业团体的卓有贡献的“专门家”之一?我能够知道的,则是这位曾因被错划“地主”家庭成分而没能获得大学学历的教授一生的谦卑自牧,以及毕生与命运抗争的诸多传奇……

面对蔡先生10年、500余万字的著作,也许我们还能说:这是一个学者生命本质的力量!是其智慧、才能、思想、意志、趣味、性格和学养等等的物化形态,是一种创造性精神劳动的独具个性的存在……

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笑望着憨厚的、学究味十足的、戴着瓶底眼镜的、拖曳着典型武汉乡音长腔的蔡先生调谑地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想先生大约有九个脑袋的智慧……”

唯其如此,便使得我们手中的这部《沙飞传》,与它的传主沙飞携手一道,通过“传奇”而走向“永恒”……

2002年4月23日梅洁于石家庄市

(梅洁 女,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散文家、诗人。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大奖获得者。有长篇报告文学《山苍苍、水茫茫》、散文集《爱的履历》、诗集《苍茫时节》等多部作品出版。此序发表于《大时代》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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